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教育规模的扩张,我国居民受教育水平逐渐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尤其是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我国高等教育逐步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普通本专科毕业生人数从1999年的84.7万人1增加到了2013年的639万人2。随着高校毕业生数量的逐年攀升和经济发展对高端人才需求的增长,本科文凭在劳动力市场中日益贬值,研究生教育逐渐成为毕业生能否获得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等体面职业的重要前提(Lindley and Machin,2011),因此,越来越多的本科毕业生选择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以提高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优势。2013年,国内研究生报名人数达到了176万人,占当年应届毕业大学生人数的25%。3与此同时,近年来出国留学已经成为一个相对平民的话题,海外留学成为大学生继国内升学、就业之后的第三条出路。据统计,从2000年到2014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年增长率接近22%,其中,2014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达到了45.98万人(王辉耀、苗绿,2015)。
在接受了大学教育后,谁选择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谁选择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家庭背景和学业表现是如何影响其教育决策的?国内和海外研究生教育机构收到的“中国生源”是否存在差异?中国本科毕业生中的优秀人才是否流失海外?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策意涵。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研究生教育不仅关乎个体的生活机遇,更关乎一个国家的人才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一方面,教育在决定个人的生活机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谁能向上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谁能获得教育”(Treiman and Yip,1989)。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是衡量教育机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社会分层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全球化的发展,人才的培养和流动也变得越来越国际化,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和留住高级人才的竞争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分析和比较国内外“研究生来源”的差异对我国研究生人才的培养及相应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2012年我国研究生(包括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在校生人数已经达到172万人。42008年,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博士大国。虽然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但由于缺少相关调查数据,目前国内关于“谁在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实证研究还比较缺乏。本文试图通过对首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探索性地回答如下问题:第一,选择就业和选择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大学生存在哪些差异?家庭背景是如何影响其教育决策的?第二,家庭背景对其教育决策的影响是如何随着学业表现而变化的?第三,国内研究生教育机构和海外研究生教育机构收到的中国生源在家庭背景和学业表现上存在哪些差异?中国本科毕业生中的优秀人才是否外流?
二、文献综述目前,中国教育分层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制度变迁(市场转型和教育扩张)与教育平等化趋势这一主题展开的(吴愈晓,2013)。相关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背景在个人大学教育机会获得中的作用呈现上升趋势,而且其影响并没有随着高校的扩招而减弱(Deng and Treiman,1997;Zhou et al.,1998;李煜,2006;刘精明,2008;李春玲,2010;吴晓刚,2009;Wu and Zhang,2010;吴愈晓,2013)。那么,在获得了大学学历后,家庭背景对研究生教育机会的获得是否还存在显著影响?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既有文献存在着两种竞争性的观点:即“持续的不平等”(persist inequality)和“减弱的不平等”(declined inequality)。
持续的不平等预测主要来自于“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MMI)和“有效化维持不平等假设”(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EMI)。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认为,只有当上层阶级在某一级别的教育中达到饱和,这一级别的教育不平等才会下降,然后在下一阶段的教育中维持新的不平等(Raftery and Hout,1993)。当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可以接受本科教育时,较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就可能成为“教育优势”的一个重要区分,因此,来自优势阶层的成员更有可能选择接受研究生教育来保持其地位优势。而有效化维持不平等假设则进一步关注同等教育阶段的水平分化问题,卢卡斯(Lucas,2001)认为社会优势阶层在任何教育阶段中都会寻求质量更好的教育机会。由于教育机构在资源和设施方面都存在着显著差别,因此,社会优势阶层会选择接受声望更高、质量更好的研究生教育。持续性不平等假设在西方社会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如汉森(Hansen,1997)关于欧洲的比较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和父亲的职业对研究生教育获得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一些学者关于美国的研究也证实了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研究生学位的获得有重要的影响(Mullen et al.,2003)。关于中国的几项研究也支持了“持续的不平等假设”。一项中国西安在校大学生读研期望的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和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在校大学生读研期望有显著的影响(Li et al.,2007)。杨东平(2006)的研究发现,20世纪90 年代来自干部、知识分子家庭的研究生比重明显较少,而来自农村的学生占很大的比重,但是对北京理工大学2002和2003 级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抽样调查显示,低阶层子女在研究生阶段的优势正在消失。鲍威和张倩(2009)通过分析2008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实施的“高校本专科生学业发展状况调查”发现,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较优越,父母拥有的文化资本更多的群体更倾向于选择研究生教育。
减弱的不平等预测主要来自“社会选择理论”和“绩效选择假设”(merit-based selection)。社会选择假设认为,每一阶段的教育筛选过程都会淘汰较多的来自弱势阶层的学生(Boudon,1974;Mare,1980),与来自上层家庭的学生相比,弱势阶层的学生更不太可能参加大学教育。经过前期的筛选过程,无论是来自上层还是下层的大学生在学习成绩、个人抱负和能力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因此在每一段的升学过程中,家庭背景的作用都在弱化。绩效选择假设认为,在现代社会,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主要是根据教育和资质等绩效原则,先赋性因素如性别、家庭背景等作用会逐渐消失(Bell,1972;Trieman and Yip,1989; Breen and Goldthorpe,1997,1999)。作为培养高级人才的研究生教育,其选拔的主要机标准是学业成就而非家庭背景,因此在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中,家庭背景的作用会降低甚至消失。关于美国社会的一些实证研究也支持了减弱的不平等假设,比如梅尔(Mare,1980)发现,在控制了学业成就后,父亲的教育程度及社会经济地位对研究生教育机会的获得没有显著的影响;斯托尔滕贝格(Stoltenberg,1994)的研究也发现父亲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对大学生是否参加北美研究生入学考试没有显著影响。
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和有效化维持不平等假设比较强调不同阶层的教育优势,社会选择假设和绩效选择假设比较强调家庭背景作用的社会条件(即教育筛选过程和标准)。实际上,持续性不平等预测和减弱的不平等预测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家庭背景是否会影响研究生教育机会的获得,而是在于家庭背景是如何影响个人教育机会的获得。即在控制了前期教育获得和学业成就下,家庭背景对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是如何变化的?布林和戈德索普的教育决策理性行动模型进一步考察了既定学业成就下家庭教育决策的阶层差异。
教育决策的理性模型认为,个体决定是否继续上学主要取决于其本人及其家庭对教育成本和收益的理性计算。一个人选择继续读书或中断学业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一是继续升学的成本,包括学费、书费和生活费等;二是成功升学的概率,主要取决于个体的学业表现和竞争程度;三是在现有教育程度下,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预期收益(Breen and Goldthorpe,1997; Goldthorpe,1998)。该理论认为不同社会阶层对这三个要素的权衡和应对策略是不同的,其中一个主要的机制是“相对风险规避机制”(Relative Risk Aversion,RRA)。相对风险规避机制假定所有社会阶层都会采取策略避免向下的社会流动,但是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所采取的具体策略是不同的。社会上层采取的策略是,即使子女的学业成绩不是很好,也会投入大量的资源来保证教育上的优势;而下层采取的策略是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可以获取短期向上流动的机会中,除非其子女的学业成绩非常优异才有可能把资源投入到子女教育之中(Goldthorpe,1998)。与大学教育被认为是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必要投资不同,研究生教育更像是为了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的额外投资,因此,关于读研的成本收益计算可能更多地受到家庭资源的影响。
三、研究假设上述几种理论视角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对本文的分析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即在分析家庭背景对研究生教育机会的影响时,要结合大学生的学业成就以及研究生教育成本和收益的变化来检验家庭背景作用的变化。布东(Boudon,1974)关于首属效应和次属效应的区分为我们整合上述不同的理论视角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框架。首属效应是指家庭的基因、文化、资源等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次属效应是指在控制了学业表现后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升学和教育决策的阶层差异,通常会受到家庭文化和成本收益理性计算的影响。社会选择假设和绩效选择假设所强调的前期学校筛选过程和学业成就选拔标准可以被视为家庭背景的首属效应;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有效化维持不平等假设以及教育决策的理性模型都十分关注升学过程中教育决策的阶层差异,可以看作家庭背景的次属效应。因此,家庭背景对个人教育获得的总影响可以分解为首属效应(通过前期教育获得和学业成就的间接影响)和次属效应(即控制了学业成就后家庭背景的直接影响)两部分。而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中,家庭背景的影响是如何随着大学生的学业表现和研究生教育成本—收益的变化而变化的。根据对既有文献的梳理,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父母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大学生选择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概率也越高。
根据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为了避免向下的社会流动,社会上层会采取各种策略保证其教育优势,当越来越多的成员可以接受本科教育时,较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就可能成为“教育优势”的一个重要区分,因此,来自优势阶层的成员更有可能选择接受研究生教育来保持其地位优势。假设1 可以被视为检验家庭背景对研究生教育获得的总影响。
假设2:在控制了学业表现后,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毕业生选择读研的直接影响会降低或消失。
根据绩效选择假设,现代学校选拔的主要标准是学生的学业表现,而非性别、家庭出身等先赋性因素,因此,学业表现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教育获得的重要中介变量。在控制了学业表现后,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对研究生教育机会的直接影响会显著降低甚至消失。
假设3: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毕业生选择读研的影响会随着学习成绩的提高而降低。
根据相对风险规避机制假设,虽然所有阶层都采取措施避免向下的社会流动,但是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所采取的具体策略是不同的。社会上层采取的策略是,即使子女的学业成绩不是很好,也会投入大量的资源来保证教育上的优势;而下层采取的策略是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可以获取短期向上流动的机会中,除非其子女的学业成绩非常优异才有可能把资源投入到教育中。因此,当学习成绩都比较差时,来自社会上层家庭的子女更有可能选择继续接受教育;而当学业成就提高时,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的教育决策会趋同,即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对研究生教育机会的影响会随着学业表现的提高而降低。
假设4:接受研究生教育的相对成本越高,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就越大。
根据教育决策的理性模型,个体决定是否继续上学主要取决于其本人及其家庭对教育成本和收益的理性计算,然而由于家庭资源的不同,不同阶层对教育成本收益的计算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如果教育成本增加,那么低阶层的人更可能选择离开学校,从而加大教育获得的阶层差异。然而由于数据限制,本文并不能通过教育成本收益的历时变化来检验这一假设,不过我们可以近似地通过海外读研和国内读研的成本差异来检验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是如何随着教育成本收益的变化而变化的。一般而言,海外留学的成本(包括学费、生活费用、交通费用以及时间成本等)要大于国内读研,5所以假设4可以转换为,在国内读研与海外留学的选择中,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具有显著的影响,父母社会经济地位越高,选择海外留学的可能性越大。
本文使用的数据源于香港科技大学吴晓刚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冯仕政教授于2009年共同开创的“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Beijing College Students Panel Survey,BCSPS)。两位教授共同制定了总体方案,设计了抽样方案和调查问卷并组织实施了第一期调查。从2010年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高等教育研究室加入BCSPS,并共同努力将其纳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National Survey Research Center,NSRC)的常规调查项目。NSRC接收BCSPS之后,负责后续执行工作,并以之为基础开展了“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CEPS)。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是一项基于学校过程的追踪调查,问卷涵盖了学生的家庭背景、高考分数、在校学业表现、大学生活经历以及毕业后的去向等主题,这为本研究全面分析家庭背景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数据基础。现有中国教育分层研究大部分使用的是基于家庭户的截面调查数据,通过比较家庭背景对不同年龄组的教育获得情况来分析制度变化对教育分层的影响。虽然这种分析方法为理解中国教育分层的变迁趋势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洞见和经验证据,但由于缺少个体在升学决策时家庭背景状况和学业表现等相关变量的测量,因而其对家庭背景影响的估计可能存在偏误。与跨年龄组比较分析不同,本文的分析对象是基于学校过程的同期群,他们面临着相同的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如就业形势、研究生教育机会竞争程度等),因而更有助于我们分析个人或家庭教育决策的微观过程。
“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抽样设计为分层、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例随机抽样,其抽样框为北京市教委提供的2006级和2008级在校生的学籍数据库。第一阶段的抽样单位为学校,根据学校排名和主管部门将其分为6层,然后从中抽取了15所高校,这些学校包括三所精英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由教育部和其他部委主管的7所“211”高校和1所非“211”高校,以及4所北京市属高校。第二阶段的抽样单位为专业,从第一阶段抽中的学校中分别随机抽取15个专业,其中三所精英大学随机抽取25个专业。第三阶段抽样单位为学生,从抽取的专业中,每个专业随机抽取20个学生。2009年的基线调查在2006年和2008年入读本科的学生名单中抽取了5 100名学生,成功访问了4 771位学生,成功率为93%。2010年的第二轮调查成功追踪了4 424名学生,追访率为93%;2011年的第三轮调查成功追踪了4 271名学生,追访率为90% ;2012年成功追踪到4 043名学生,追访率为84.7%(李丁,2014)。6截止到2012年第四轮追踪调查,2006级的学生已经毕业两年,而2008级的学生也即将毕业并且确定了是否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为了便于比较,本文统一对两个年级的学生毕业前夕的去向进行分析,即对2006级的学生采用2010年的调查结果,2008级的学生采用2012年的结果。删除有变量缺失的样本后,最终进入分析的样本量为4 177,是基线成功访问样本量的87.5%。
(二)变量1、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大学生毕业后的读研选择,分别用以下两个变量进行界定:第一,该生是否选择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选择读研赋值为1(包括国内读研与海外读研),选择就业与待业赋值为0;第二,根据研究问题的不同,可进一步细分为国内读研、海外读研、工作(含待业)这一三分类变量。
2、家庭背景
家庭背景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以往的研究大多采用阶层和职业类别来测量家庭背景,由于划分类别比较宽泛,这类测量无法解释职业内部的具体差异。为了改进对家庭背景的测量,本研究采用家庭收入和父母教育程度两个指标来测量家庭背景:第一,基线调查时(2009年)家庭年总收入的自然对数,该变量测量家庭的经济资源;第二,父母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大专及以上),设为二分虚拟变量,1表示父母至少有一方接受过高等教育。根据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高等教育是一种制度化的文化资本。
3、就读学校类型
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资源配置、本科生源质量、学生培养等方面存在较大的校际差异,特别是重点高校(如“985”“211”等)与非重点高校之间的差异。重点高校通常集中了优秀的师资和生源,对个人的见闻视野、专业知识和教育机会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此外,重点高校推免研究生的名额也远高于非重点高校。本文通过本科是否就读于“211”高校来分析中国高校分层体系对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7
4、学业表现
学业表现为本研究的重要中介变量,本文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指标来测量大学生本科阶段的学业表现:第一个指标为大学期间的平均成绩,通过班级排名来测量,本文将其处理为数值为0到1的连续变量,数值越高表示排名越靠前;第二个指标为学生的非认知能力或者说是组织能力,通过是否为党员以及是否曾经担任过学生干部两个虚拟变量来测量。
5、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为以下两类:第一类,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民族、读大学前的户口类型、生源地省份,除了年龄为连续变量,其余均为虚拟变量;第二类,专业和毕业年份的虚拟变量。
表 2列出了本研究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在2010年和2012年毕业的首都大学生中有约66%的毕业生选择毕业后直接工作,约25%的大学毕业生选择在国内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约10%的毕业生选择海外研究生教育,即在当前毕业的大学生中,约三分之一的学生选择了本科毕业后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表 3进一步比较了选择读研和工作的两组学生的特征。样本均值比较表明,与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毕业生相比,选择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学生的家庭收入和父母受教育程度都比较高,其在校表现和学业成就也更为优秀,而且更多地来自“211”高校。
(三)估计方法
根据因变量的类型,本研究分别采用logistic模型和多分类logit模型来估计家庭背景对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由于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是如何随着大学生学业表现和读研成本收益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涉及同一样本中不同logit模型中的系数比较。然而,在logit模型中,不同自变量组合所估计的因变量的残差是在不断变化的,因而不能像线性回归那样直接通过比较嵌套模型中某一个变量系数的变化来确定该变量作用的变化(Winship and Mare,1984;洪岩璧,2015)。为了便于Logit模型间系数的比较,本文通过KHB方法8将家庭背景对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分解为总效应、直接效应以及通过学业表现的间接效应。
五、分析结果 (一)家庭背景对读研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表 4报告了大学毕业生是否继续研究生教育的logistic模型估计结果。模型1只纳入了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控制变量,结果显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大学生读研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父母中至少有一方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学生选择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发生比是父母的受教育水平都在高中及以下的学生的1.86倍(e0.622)。模型2只包含了家庭收入对数和控制变量,结果表明,家庭收入对大学生读研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家庭收入越高,大学生选择读研的可能性也越高,家庭收入每增加1%,大学生选择读研的发生比增加0.67(e 0.515-1)。模型3同时纳入了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以及控制变量,此模型为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对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的总影响或称简化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两个测量指标对大学毕业生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父母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大学生选择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概率也越高,即研究假设1得到了数据支持。
根据绩效选择假设,学校选拔的主要标准是学业成就,因此,在控制了学业表现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直接作用会显著地降低甚至消失。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纳入了本科就读学校类型,模型5则在模型4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本科阶段的学业表现、是否为党员和班干部等变量,以检验绩效选择假设。模型5为全模型,其系数代表控制了学校类型及学业表现后,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接受研究生教育的直接影响。统计结果显示,虽然本科阶段学业表现好以及就读于“211”高校的学生更有可能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但是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对研究生教育机会的获得依然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由于包含不同自变量设定的logit模型所估计的因变量残差是在不断变动的,我们并不能通过简单比较简化模型(模型3)和全模型(模型5)中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系数的变化来确定其影响的变化。
本文采用KHB的方法来分解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学业表现的间接影响。表 5汇报了通过KHB方法得到的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读研的总影响、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其中,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总影响通过模型3估计得到,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直接影响通过模型5得到,间接影响通过模型3和模型5计算可得。通过表 5可以看到,家庭收入对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的总影响几乎等于直接影响,这说明学校类型、学业表现等变量并没有显著降低家庭收入对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当控制了学业表现等变量后,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大学生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发生比从0.650降低到了0.463,父母受教育程度通过学业表现而间接影响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的比例占父母受教育程度总影响的28.77%。因此,研究假设2部分地得到了支持,即在控制了学业表现后,父母受教育程度对研究生教育机会的影响显著降低,但是家庭收入的影响并没有显著下降(其间接影响的系数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根据相对风险规避假设,当学生学习表现提高时,不同阶层家庭的教育决策会趋同,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教育决策的影响会降低。表 6通过纳入交互项进一步检验了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对研究生教育机会的影响是如何随着学业表现而变化的。模型1检验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大学生选择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影响是否因就读学校的层次不同而不同,统计结果显示,本科就读学校类型和父母受教育程度的交互项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即父母受教育程度对研究生教育机会的影响不会因其就读学校的类型而存在显著的差异。模型2检验父母受教育程度对研究生教育机会的影响是否随其学习成绩而发生变化,统计结果显示,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子女学习成绩的交互项也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说明父母受教育程度对研究生教育机会的影响并不会随着其学习成绩的提高而存在显著的变化。模型3检验了家庭收入对大学生选择读研的影响是否随着其本科就读学校的类型而发生变化,统计结果显示,家庭收入和学校类型的交互项统计不显著,即家庭收入对大学生读研的影响不会随着其就读学校的层次而存在显著的变化。模型4检验家庭收入对大学生选择读研的影响是否因其学业表现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统计结果显示,家庭收入和学习成绩的交互项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说明家庭收入对研究生教育机会的影响会随着大学生学业表现的提高而降低。
图 1进一步展示了家庭收入对读研概率的边际影响是如何随着学习成绩而变化的。随着学习成绩的提高,家庭收入对研究生教育机会的边际影响呈下降趋势。即研究假设3部分地得到了支持,家庭收入对研究生教育机会的影响会随着大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而降低。
近年来,出国留学已经成为一个相对平民的话题,海外留学成为大学生继升学、就业之后的第三条出路。在本研究的样本中,有9.6%的大学毕业生选择去海外接受研究生教育,而在所有去海外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学生当中,约有83%的学生选择去欧美等发达国家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
表 7汇报了首都大学毕业生选择工作、国内读研、海外留学的多分类logit估计结果。模型1为简化模型用来检验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总影响,模型2为全模型用来检验控制了学业成就后,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直接影响。统计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学校类型和学业表现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于选择国内读研还是直接工作而言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在国内研究生教育机会的获得中,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基本上是通过影响本科就读学校类型和学业表现来影响子女的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与国内读研和工作相比,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对国内读研和海外留学之间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即使控制了学业表现,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对子女选择海外留学依然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即父母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子女选择海外读研的概率越高,这说明接受研究生教育的相对成本越高,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就越大,即研究假设4得到了支持。
国内研究生教育机构和海外研究生教育机构收到的中国生源存在哪些差异?表 7的最后一列表明,虽然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对子女选择海外留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是就读于“211”高校和学习成绩对大学毕业生选择国内读研还是海外留学并没有显著的作用,这说明国内读研与海外读研的学生在本科就读学校类型和学业表现等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别。即海外研究生教育机构和国内研究生教育机构吸引到的中国生源在学业表现上并没有显著差别,只是海外研究生更多地来自于中国的优势阶层。
(四)推免研究生是否增加教育不平等?表 7的分析结果显示,在国内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中,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基本上是通过子女本科就读的学校类型和学习成绩来发挥作用。近年来,随着推荐免试研究生名额的增多,尤其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精英大学越来越多地通过推免来招录研究生。那么,推免研究生的招生方式是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研究生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呢?
表 8进一步汇报了推免对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以及推免研究生资格获得的影响因素(总样本为推免研究生和参加国内研究生统考的学生)。模型1的因变量为在申请国内研究生教育的基础上,是否成功获得研究生教育机会。研究发现,保送成功读研的发生比约是参加统招考生成功读研发生比的 54(e3.99)倍,此外,大学期间的学业表现和是否为党员依旧对是否成功读研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为了全面考察推免研究生的招生方式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研究生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模型2、模型3和模型4进一步分析了家庭背景、学校类型和大学表现对推免研究生资格获得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推免研究生资格的获得主要是受大学类型和学业表现的影响,这进一步说明,在国内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中,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基本上是通过本科就读学校类型和学习成绩来发挥作用的。
通过对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探索性地回答了家庭背景和学业表现是如何影响本科毕业生在就业、国内读研、海外留学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发现:第一,在当前本科毕业生中,约三分之一的学生选择了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而且选择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学生更多地来自于“211”高校,其家庭背景和学业表现都要显著地优于毕业后直接就业的学生。第二,本科就读学校类型和学业表现是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的重要中介变量,随着大学生学业表现的提高,家庭经济收入对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的边际影响在降低。第三,在国内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中,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基本上是通过本科就读学校类型和学习成绩来发挥作用的,而在海外留学与国内读研的选择中,本科阶段的学校类型和学业表现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主要是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在起作用。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教育不平等的研究延伸到大学教育之后,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持续的不平等假设,即当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可以接受本科教育时,较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就可能成为“教育优势”的一个重要区分,因此,来自优势阶层的成员更有可能通过选择接受研究生教育来保持其地位优势。这与欧美社会关于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的发现基本一致(Hansen,1997;Mullen et al.,2003)。
本研究的结论对于国内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的招生和培养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意涵。第一,随着本科生就业压力的增大和经济发展对高端人才需求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选择通过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来提高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约三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选择了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这说明大学生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是比较大的。但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大学生读研主要是迫于就业压力,而非基于学术研究兴趣(鲍威、张倩,2009;李忠路,2014),这对我国以学术为导向和以应用型为导向的研究生教育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第二,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国内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中,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基本上是通过大学生本科就读高校的类型和学业表现来发挥作用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内研究生教育机会是相对公平的,即选拔的主要标准是学业成就。2014年,中国关于全面取消公费研究生的改革引起了公众、媒体和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尽管教育部表示,研究生所获资助总体上超过其应缴纳的学费,不会增加经济负担。然而,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推测,如果没有配套的奖助政策,研究生收费改革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寒门大学生读研的机会。第三,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2012年我国研究生在校生(包括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人数已经达到172万人,然而国内的科学研究成果仍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有研究表明,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用于学习和科研的时间要显著高于国内读研的学生,而且,对海外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评价也高于国内高校(李忠路,2014)。本文通过对国内及海外研究生教育机构中国生源差异的比较发现,虽然选择海外读研的学生更多地来自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但是选择国内读研和海外读研的学生在学业表现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别,国内外研究生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差异,或许主要受到师资队伍的质量、 研究生课程设置、 招生制度、 培养机制、 学术氛围等因素的影响(赵伟等,2007)。本文关于国内与海外研究生教育机构中国生源差异的比较分析,或许对我国研究生人才的招生和培养方式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也存在以下两点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第一,本文分析对象只是2010年和2012年毕业的本科大学生,无法从历时的角度来考察宏观社会因素(如就业形势、招生政策变化等)是如何影响学生及其家庭的教育决策。第二,研究样本是就读于北京高校的大学生,目前不能确定本文的发现是否可以推论到全国范围。为了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在今后进一步的研究中,还需要对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大学生群体进行比较分析。
注释:1. 参见教育部网站,普通高等学校学生数变动情况(1999年),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563/200505/7788.html,浏览于2015年2月23日。
2. 参见教育部网站,普通高等学校学生数变动情况(2013年),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8493/201412/182071.html,浏览于2015年2月23日。
3. 参见中国教育在线网站,历年考研报考人数与录取人数统计,http://kaoyan.eol.cn/kaoyan_news_3989/20090111/t20090111_354041.shtml,浏览于2015年2月23日。
4. 参见教育部网站,2012分部门、分计划研究生数(总计),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567/201309/156773.html,浏览于2015年2月23日。
5. 表 1报告了根据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计算出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研究生教育的学费分布状况(包括需要缴纳学费的学生比例,学费的均值等),可以看出,无论是需要缴纳学费的学生比例还是学费的均值,中国大陆的研究生教育费用都远低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海外留学的成本相对来说大于国内读研。当然,这还需要更为严谨的数据和分析支持,希望将来的研究能够进一步完善。
6. 关于该调查的详细情况,参见由李路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2014年及2015年出版的《中国大学生成长报告》。
7. 虽然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覆盖了精英大学(北大、清华、人大)、“985”高校、“211”高校、普通高校等各层次的大学,但是由于仅有15所高校,每个类型的高校都很难说有代表性,使区分精英大学、“985”大学对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受到了限制,如果区分的高校类型太多,就很难推论到底是该类型大学的作用,还是该大学的作用。因此,本文仅以是否为“211”高校来区分被访者就读大学的层级。
8. KHB是提出该方法的三位学者的名字Karlson、Holm、Breen首字母的缩写。关于KHB方法的详细讨论请参见相关文献(Karlson and Holm,2011;Karlson et al.,2012;洪岩璧,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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