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简称WHO)指出，抑郁症将在2020年成为全球最为流行的疾病之一，仅次于缺血性心脏病。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数据显示，到2012年，中国有病例记录的抑郁症患者已超过3 000万，实际患者更多，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¹但是，WHO曾委托哈佛大学医学院凯斯勒(Ronald Kessler)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进行了跨国的抑郁症调查，该调查覆盖18个国家，访谈了约9万民众，2011年公布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抑郁症终生患病率²仅为6.5%，该比例在所有被调查的国家中是最低的(Bromet et al.，2011)。³由此，本文要探究的问题是，虽然中国的抑郁症患者数量在上升，但在国际比较上，为何中国的抑郁症患者比例(终生患病率)如此之低？

1. 新华健康. 2012. 中国有病例记录抑郁症患者超过3 000万. http://health.sina.com.cn/news/2012-07-31/114742517.shtml。

2. 终生患病率(lifetime prevalence)是指在某评估时间内，在此之前曾患过或当时正罹患此病的个体数目与评估时的总人口之比。此外，尚有“现患率”(the morbidity rate)作评估指标，是指在特定时间段内(通常是某一年期间)正患此种病的个体数目与人口之比。以上两种皆属患病率。另外，发病率(incidence)也是一种指标，它表示在一定时间内，一定人群中某病新发生的病例出现的频率。患病率与发病率的区别在于患病率的分子为特定时间段内一定人群中某病新旧病例数，不管它是新发病还是旧病，只要是特定时间内疾病尚未痊愈，就记为病例数。发病率的分子为一定期间暴露人群中新病例人数，暴露人群中任何人新发生某疾病都称为“新病例”。在这些评估指标中，发病率比例是最小的，现患率居中，终生患病率比例最大。本文以“终生患病率”为主要指标，而不只局限于该时段抑郁症发生的状况，是因为终生患病率的数据较为全面。

3. 此研究收集了十大高收入国家(比利时、法国、德国、以色列、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西班牙、美国)和八个中低收入国家(巴西、哥伦比亚、印度、中国、黎巴嫩、墨西哥、南非、乌克兰)的数据，总样本数为89 037。该研究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复合性国际诊断访谈(Composite International Diagnostic Interview，简称CIDI)的面访资料进行的，该资料依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简称DSM)第四版中关于重性抑郁发作(major depressive episodes)的定义来设计。研究显示，高收入国家人民的抑郁症平均终生患病率为14.6%，其中最高为法国(21%)，中低收入国家人民的平均终生患病率为11.1%，其中中国最低，只有6.5%(Bromet et al.，2011)。然而，在这项跨国研究中，中国的样本主要集中在深圳，此调查是否能代表全中国的状况或许存疑。但不只这份研究显示中国抑郁症终生患病的比率较低，其他研究，如有学者在北京、上海进行的调查显示，这两个城市的抑郁症终生患病率只有3.6%(Lee et al.，2009)；一些学者调查的北京只有5.3%(Ma et al.，2009)；还有学者调查的昆明只有1.96%(Lu et al.，2008)。这些研究都是大型调查，同样采用WHO的CIDI进行访谈，但都一致地显示了中国城市人群抑郁症的低比例，甚至比深圳的6.5%还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抑郁症患病率偏低，这是许多研究已呈现的事实。

要回答此问题，首先需讨论“抑郁症产生”的社会机制问题，并从社会理论出发建构出相应的分析框架。目前，对于“抑郁症如何产生”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医学和心理学领域：在医学方面，学者们主要研究外在压力所引发的大脑病变、遗传基因及荷尔蒙的改变如何诱发抑郁(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1998)；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则主要以“性格—压力”视角探讨某些性格(如抗压性低、依赖心重等)遇到较恶劣的环境压力为何较易引发抑郁(Markowitz，1999)。这些研究视角强调基因、荷尔蒙或心理微观的内因解释，却忽略了对社会诸环境因素的细致解释，只是粗糙地将外因全部归于“压力”。华语学界研究抑郁症的文献大多出自心理学、社会工作及医学等领域，研究重点主要在如何改善患者的病情上(邢玉华、施忠英，2005；马静静，2008)，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抑郁症如何产生”的文献十分罕见(宁应斌、何春蕤，2012；陈剑梅，2011；吕小康、汪新建，2012)，且少有的著作也没有系统地提及全球化与抑郁症的关联。

有鉴于抑郁症在中国流行的现况和相关研究现状，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社会结构与医疗体系发生剧烈变化的社会背景，本文试图以“全球/国际”“国家/国内”两层次以及“社会结构”“社会建构”两方面为矩阵来建构“抑郁症产生”的社会学分析框架，并以此阐释中国抑郁症患病率偏低的原因。

当代世界受到新自由主义铺天盖地的影响，为此，在本文中，“全球化”就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本文对新自由主义的定义是“形式”(form)而非“实质”(content)，也就是全球都受到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形式”特性的共同影响，因此本文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非“新自由主义”来称呼它以避免误会。各国对这种全球化的应对呈现不同的“实质”，如艾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on，1990)提出的自由主义模式(英、美)、保守社团主义模式(德、法)、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北欧)等，也就是说，各国“实质”应对全球化的形态并不都是新自由主义式的形态。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形式”意指后福特主义的弹性积累(因资本可跨国流动、在不同地区进行分工而产生的及时生产、外包制、雇用弹性工时、临时工成为常态等)、竞争力论述(对国家、公司、个人皆强调“创新”“弹性”及“企业家精神”；自我负责)、公私伙伴关系(国家与私部门合作，共同发展服务或推动科技)、消费社会(在医药需求上，民众不断消费医疗商品与服务，直到身体达到健康为止)(Jessop，2002)，等等。20世纪80年代，里根与撒切尔将新自由主义在国际经济组织中逐步制度化，推进和巩固了这些发展。这些特性同时也影响着抑郁症的发生。本文探讨抑郁症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关联乃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造成社会结构与医药体系及话语的转变，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如何与抑郁症的产生发生关联，国内外皆缺乏一套分析框架。

第二，本文的分析不是庸俗的经济决定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会影响人们身处的各种环境，如导致制度、家庭结构、文化形态、工作形式、迁移状态、消费状态、个体化追求、医药发展等因素的变动，这些变动又会影响人们的心理情境、人们对疾病的认知及对疾病的建构等。此外，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还可能产生新的变动，自发地形成新的舒缓抑郁的社会机制(如老人分担家务的家庭重组形式)。因此，新自由主义背景下，抑郁症的产生机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冲突与适应交织的复杂过程。

第三，中国的改革开放(1978年)与英美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时间相近，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一定意义上搭上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列车。尽管中国并没有采用新自由主义的运作方式，但不可避免地受到弹性积累、竞争力论述、公私伙伴关系、消费社会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形式”特性的冲击。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所经历的剧烈震荡，很可能对个体的精神健康产生冲击。

关于“精神疾病如何产生”，社会学形成了五种基本理论，本文总结如下：

第一种是社会结构论，探讨重要的社会学变量，如家庭、性别、阶级、种族等因素或这些因素的综合，如何影响抑郁症的产生(艾森克，2000；AI-Issa and Tousignant，1997；Portes and Rumbant，1996；Kitano，1969)。这类观点聚焦于容易引发抑郁症的重要变量，但忽略了产业、政府、学界、媒体等因素建构抑郁症的具体机制。

第二种是社会建构论，从权力视角来分析疾病的建构，如反对公权力独尊精神医学而边缘化其他医疗方式的“反精神医学观点”(Szasz，1974；Foucault，1987；Goffman，1961；Cooper，1967)。这种观点聚焦于医疗供给层面(即医师、医药体系等)的权力运作，其批判专注于医疗化⁴与专业宰制的结构性权力以及病患的结构性劣势处境。然而，这种观点过多地批判医药供方(包含医生、药商甚至政府)及医疗专业借由建构与定义疾病来达成社会控制的效果(Freidson，1970；Zola，1972；Illich，1975)，却鲜少正视患者的实质处境(林文源，2006)。

4. 医疗化(medicalization)是指以健康和疾病为理由规范人类行为，不符合社会规范的则被贴上“疾病”的标签，必须接受医疗的介入；或民众不管是出于被医师或医疗体制所迫或自愿，最终接受自己原先不是病人却成为病人或接受自己可能成为“潜在”病人的认知，甚至自愿接受医疗监控或进行医治行为。关于医疗化的详细定义及其与新自由主义的关联，详见萧易忻(2014)。

与社会建构论相反，以下三种观点则将注意力集中在医疗需求层面(即病患方)，补充了社会建构论的不足，因此可被视为是医疗需求方的社会建构。

第三种观点是医疗人类学的文化解释观。此种观点发现，非西方社会中很多奇怪的行为在西方常会被医师诊断为精神疾病，但在当地却有自己的一套解释和因应系统(Kleinman，1985：429)。此观点捕捉到了非西方文化的作用及其区别于西医的认知功能，有助于我们理解病患在不同医疗文化中游移/犹疑的心理，如抑郁症患者在西医与中医传统中摆荡的求医行为。然而，此种观点并未关注不受文化影响的病患行动层次。

第四种观点是现象学视角。该视角反对以生物医学观点将病患的身体视为功能失调的生物对象，也反对把身体化约为解剖学意义下的有机体与执行行动的工具(Toombs，1993：76-81)。他们将关注点放在病患的主观经验上，探索病患的行动、思考与真实的感受以及患病时身体的历程与意义等。然而，此方法预设“病患观点”与“外部社会”是二元对立的，忽视了病患“被体验的身体”必须与“医生界定的客观身体”不断互动才会产生行动的事实(林文源，2006)。

第五种观点是互动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并不致力于探讨“整体”社会结构，也不以病患为中心进行有意义的探索，而只关注行动，因而他们更多地看到病患的权宜之计(包含抵抗)，认为病患的认同不是既定的，而是会挪用工具、组织化的活动、伙伴成员与物资等，为调适自身而重塑自我或积极地提出另类的“疾病”形构(Conrad and Schneider，1985；Goffman，1961：173-320)。此类研究的优势在于关注被边缘化的行动者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行动，包括抑郁症病患在行动上与西医抑郁症治疗模式的博弈(尽管成效可能有限)。然而，我们在分析时也不宜过度关注病患行动，因其行动不可能完全摆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结构。

受惠于上述理论，本文在分析时将同时留意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建构”两方面的影响。以“社会结构”视角来分析的目的是捕捉经济体制如何影响人的精神健康；以“社会建构”视角来探讨的目的是厘清抑郁症这个西医病名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下进入各个国家，不仅要留意医疗供给层面(即医师、医药体系等)的社会建构，也应留意医疗需求层面的社会建构(即病患的观点)，从而将医疗人类学的文化观点、现象学视角的病患主观经验观点以及互动论的病患行动观点一并纳入考量，以勾勒较为完整的社会建构图像。

全球化使资本在WTO架构下可跨境流动进行全球布局，各国贸易往来频繁，人们的时空感受发生了巨大转变。

1. 空间剧变下的抑郁症

不确定感加剧

弹性积累使追求稳定职业生涯及长期支薪的劳工数量愈来愈少，短期劳工的短期合同带来不确定感，易面临失业，怕被革职，时常为下一阶段担忧，存在更多不安稳的状况(Jessop，2002)。澳大利亚研究人员调查了1 188名40岁出头的受试者的工作条件及其健康状况，研究发现，有近1/4的被调查者表示工作很紧张，近1/4的人表示缺乏对工作稳定性的预期，经理人和专业人员由于惧怕失业而产生抑郁症或引起健康问题的可能性是普通人的三倍(张振东，2003)。这些因素又可能引发人际关系与家庭生活的不和睦。如果压力过大或个人应对压力的能力较弱，情绪与行为容易失控，忿懑情绪常通过暴力发泄出来(Gelles，1999)。在此过程中，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与儿童，易成为受害者，进而影响其精神健康。

移民的情绪问题

由于弹性积累的兴起，迁移在全球化背景下成为常态，这也是一连串压力产生和传递的过程。移民过程所面临的社会心理压力，容易让人罹患精神疾病(AI-Issa and Tousignant，1997：4)。舒瓦尔(Shuval，1982)认为与迁移有关的三种转变包括：生理转变，如气候、饮食习惯等生活方式的转变；社会转变，包括社会身份、经济身份、地位、角色和社会关系的转变；文化转变，包括文化规范和文化价值的转变。有学者提出，移民所感受到的转变越多，就越难以适应新环境(Ascher，1985；Williams and Berry，1991)，从而可能导致精神健康问题(Hurh and Kim，1986；Zheng and Berry，1991)。还有文献提到，移民的精神健康常与生存议题(包括住房、工作)、失落、文化差异和期望等四种类型的压力源相关(Wong，1997)。由于进入新的环境需要适应和调整，家庭和婚姻关系可能出现更多冲突(Scott and Scott，1982)，而经历婚姻冲突和同事冲突的移民精神健康较差(Santos et al.，1998)。

流动带来的精神健康问题是一个普遍现象，国内的农民工群体也不例外，他们的平均工资和福利性收入低于城市工人，但平均工作时间却比城市人长，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讨价还价的资本和能力(李培林、李炜，2007)，等等。这些都可能导致情绪问题。来自家人、朋友和老乡等社会网络的支持固然有助于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但社会网络本身也可能成为个人的压力源(赵延东，2008)。当然，并非所有迁移都必然导致精神压力增加，若迁移者较易满足且没有较高期望，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何雪松等，2010)。

家庭结构的转变

流动频繁容易造成夫妇两地分居，家庭聚集形态改变，如在中国城市，有些夫妇把孩子放在祖父母家，周末接孩子回家；或是外公外婆与爷爷奶奶轮流到子女家照顾小孩；或妻子与父母和孩子同住，丈夫每周末回家探望一次等，这些都说明了家庭聚集形态的改变(沈奕斐，2013)。在农村，留守家庭、隔代教养现象非常普遍。由此可见，快速资本化正在改变甚至解散个人生活中最基本的支持系统——家庭。

流动频繁也是离婚率快速上升的原因之一。以中国为例，离婚率从2004年的1.28‰上升到2012年的2.29‰。⁵婚姻家庭变故是引发抑郁症的主要动因之一。⁶家庭的不稳定对孩子成长的负面影响也非常明显，可能造成青少年人格上的缺失，为日后产生心理问题埋下隐患。⁷

5. 人民网. 2013. 民政部：去年离婚310万对 离婚率逐年上升 增幅超结婚率.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619/c99014-21894900.html.

6. 古茜文. 2010. 抑郁症发病率有多少. 39健康网. http://js.39.net/101/3/1114262.html。

7. 前溪. 2014. 离婚率递增提醒婚姻更要“且行且珍惜”. 人民网 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4/0619/c1003-25172594.html.

工作与休闲的模糊化

弹性积累及网络科技突破了在固定空间进行工作的限制，但也带来公私不分的工作形态，如居家办公的网络工作者或电话接听者，网友可能是工作咨询伙伴，也可以产生私交。当代人同时在手机、平板与电脑的多窗口中处理公事与私事。社交、销售、信息流通等总是混在一起同时处理。过度使用电脑与手机使脑部放松与紧张的调整能力下降，容易造成睡眠障碍、工作效率不佳，加上压力随时可能迎面而来，容易引发抑郁。

2. 时间效率化下的抑郁症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强调的“竞争力”意味着时间效率化趋势的加剧。要做到在短时间内比别人更有产能，就需要具备各方面的能力，如管理知识、外语能力、专业技能等。这种竞争力论述形塑新性格的养成。雷恩(Lane，2007)提到，“害羞”“腼腆”等形容人格特质的词汇，渐渐地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被定名且需要治疗的疾病。扭捏、内向、古怪、不善交际等与害羞相关的气质，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简称DSM)里成为“社交恐惧症”“逃避型人格障碍”等病征。“害羞”的修辞内涵与其所指彻底地转化了，面对“社交焦虑”这种“疾病”的威胁，人们只能“不再腼腆”。如果你不能“开朗”“自在”地表现自己，害羞甚至可能成为个体在竞争社会中的极大困扰。

此外，由于竞争力强调时间的效率化，这将促使拖延或慢步调成为病态的或不道德的。“拖延”成为被谴责的行为，是个人缺乏自我管理能力的表现(Tuckman and Sexton，1989)。“高效率地运用时间来产生效能”才是“理性”和“正常”的，而拖延是“不理性”与“不正常”的，且不符合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个体为自己负责的观念。即使是在休假日，现代人也不会无所事事地度过，每分每秒依旧被“工作之外”的事(如有规划的休闲)填满。资本主义的无尽发展使得个人对成功的追求没有终点，人们要承受不断竞争带来的压力与焦虑。

另外，马丁(Martin，2007)认为经济与社会结构的转变会导致某种精神疾病的浮现比过往更甚。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激烈无情的竞争愈发剧烈，这便鼓动了可增加生产效能的“躁”。也就是说，竞争经济体系要求高昂的生产士气、较高的劳动强度与效率等，这都需要“躁”的强烈情绪，“躁”上扬波动后则无可避免地下沉趋“郁”，即情绪跌至谷底，缺乏工作的动力。这种分析或许稍显简略，但仍具启发性(宁应斌、何春蕤，2012：112)。在竞争与流动下耗尽精力的个体，若得了抑郁症，便成为“不想动的(失能)主体”，这类人不想消费、吃饭或出门，不但退缩，且恐惧有所作为。在新自由主义高度要求绩效的背景下，缺乏生产与积极进取的竞争力当然会被视为严重的偏差行为，这也使得抑郁症愈来愈引人注目(宁应斌、何春蕤，2012：111)。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仿效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路径进行赶超，加上本身是人口大国，竞争异常激烈，效率不断被强调。这无疑会增大人们的压力，产生情绪问题。

以上的分析绝非庸俗的经济决定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影响机制实际上是一幅复杂的图像，但它并非会使每个人都产生负面的精神状况。如前所述，中国特色的家庭重组方式也在努力缓解核心家庭解组后的危机，人际网络对移民的支持具有正向作用，但这些也不都是必然的。事实上，本文并未否定结构论的贡献，这些社会学变量的影响仍是处理细致问题的重要参考，但由于全球范围内抑郁症人数不断增加这个事实，以及后福特主义的弹性积累模式较先前的年代的确带来更多精神疾病，因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这个宏观的结构仍具解释力。

个体化的普遍现代心理与抑郁症也有关联。这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人们逐渐脱离传统社会有关。贝克(Beck，1999)指出了当代人面临的窘境：个体化的矛盾。也就是说，一方面，人逐渐从传统的信仰与规范中解放，但却面临着信仰与规范的丧失，陷入孤立，失去传统社群网络的支持；另一方面，当代人又面临着许多社会风险。在这种个体化的矛盾下，人际互动也从“对人的信任”转变为“对系统的信任”，但对系统的信任(如对各类专家、政府、金融、医疗系统等不得不托付的信任)却使社会具备高风险且无法预料的特质，人们随时都有焦虑的可能。这样的焦虑被吉登斯(Giddens，1990：92)称为“存在性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即被本体的安全系统是否完好所高度影响的心理状态。吉登斯认为，本体安全感来源于对周遭社会环境及行动连续一贯的熟悉度与认同感，而生活中的习惯与惯例是个体生活安全感的重要来源。全球化背景下的快速变迁，高度不确定性，不可抗拒的环境变迁或行为变动，如移民、离婚等，都可能使个人产生存在性焦虑，甚至导致生活失序。

人们必须藉由不断的反省，视察自我的生命史，来确保自我生活的连贯性及秩序感，以维持本体安全感并避免焦虑(黄瑞祺，2000：91)。而这又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强调自我责任、自由及竞争有关，这使得现代社会中的主体具有高度“反思性”的特色。以吉登斯(Giddens，1991：70)的话来说，“该做什么？如何行动？成为谁？是当代每个人的核心问题，无论是透过话语或日常的社会行为，在不同层次上，我们都在回答这些问题”。持续不断的反思与检视形成了“自我的轨迹”(the trajectory of the self)，其建构过程也就是“自我反思性计划”(the reflexive project of the self)的实践，这在当代人的自我认同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Giddens，1991)。另外，由于交通运输的革新与信息科技的进步，时空压缩的感受比以往更为强烈，因而资本可以快速地周转。而生产时间的加速也需要快速的交换与消费来配合，消费社会随之到来，民众的消费欲望大大增加(Harvey，1990)。在快速消费时代，消费品的淘汰更换更加频繁，人们常会不满足于现有的产品，而且总是有更好的产品很快就出现，喜新厌旧成为常态，人愈来愈无法安于现状。

在这种状况下，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呈现为多重矛盾。去传统化带给人们不受传统局限的开放机会，但同时也失去了依循传统的安全感；人们会计划未来，但也担忧未来。个人将具体危险加以计算以求控制，通过对专家、各类系统等所提供的信息来进行反思筹划(打造自我认同、生涯规划等)，但也因而使风险捉摸不定(Giddens，1991：169)。个体被自我认同的不确定性及多重焦虑所困扰，必须通过反思性的重复诘问与自我轨迹的维持来确认未来的方向，并从生命历史的一贯性当中获得短暂的安全感，而后继续进行质疑与确认的循环。因此，反思性使我们能够形塑自我认同，但也使我们难受。而消费主义兴盛，人们被训练在众多的商品选择中定义出“我是谁／我是什么样子”。这种个人主义化的反思强调了个人责任，个人在选择生涯规划时，若失败也无法推卸责任，因为是自己选择的。因此，自我筹划时遭遇失败的可能性愈高，情绪问题愈多。

个体化的状况在中国已逐步发展成趋势。就某种意义而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确使个体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如郭俊霞(2013)以落后农村(鄂南崖村)为例进行了调查，指出一些年轻女性对地方性的信仰、习俗及家庭生活的传统意义不以为然，且愈来愈个人主义，敢于追求个人幸福，不仅是婚姻的幸福，还有性方面的幸福。另外，阎云翔(2012)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放松了对人们日常私生活的控制，而市场经济和全球消费主义价值观成为小到家庭生活、大到社会变迁的支配力量，这使中国出现了与西方相似的情况，例如日常生活中消费主义的崛起使农村年轻人为了奢华彩礼而攀比。然而，过度功利的个体化使很多年轻人忽视了尊重他人同等权利的义务；私人生活的高度自由与公共生活的严格限制，最终导致“无公德个人”的出现。

尽管中西方个体化发展的脉络不同，但整体而言，个体化已是全球趋势。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要求个体有“竞争力”“冒险进取”“弹性”“流动”，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影响下的弹性积累制使商品日益多样化且鼓励消费，加上新科技(如网络、手机)的出现使欲望生产大幅跃进，更强化了现代社会的个体化。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当代社会的图景：一方面，社会普遍个体化，自我变成一个反思的事业(人人被鼓励实现自我)；另一方面，个体又面临竞争压力，被迫进行大幅自我转变。因此，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运作与社会的自恋文化潜质相配合，一旦自我筹划太过用心，万一失败，个体即对过去所爱的自我极端否定，就像失去爱人一样，失去意义感，产生自我哀悼，患上抑郁症(宁应斌、何春蕤，2012)。因此，新自由主义导致外在环境与个体化的双重变化，个体心理层面的冲突愈发严重，这为抑郁症的产生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上文对抑郁症产生的社会结构的分析可以部分解释抑郁症产生的原因，但有两方面的局限：第一，社会结构只是精神疾病的促发因素，尚不足以回答为何当代普遍的精神疾病是抑郁症而非其他；第二，社会结构的转变固然可以被视为引发抑郁症的因素，然而，还需要观察患者与周遭网络、环境等多方的互动，其中包含许多复杂的机制及偶然性。社会结构只是引发抑郁症的潜在条件，并非一定促使某人得抑郁症。因此，社会结构的解释力显然有限。在此状况下，“社会建构”的因素显得更为重要。“社会建构”视角讨论抑郁症论述的形成及其背后的知识权力关系，以及病患如何参与建构，如何与精神医疗进行博弈。

“抑郁症”这个名称的出现是晚近医疗发展细致化的结果。在抑郁症这个病名出现前，神经衰弱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名称。“神经衰弱”是美国神经病学家乔治·伯纳德(George Beard)于1868年提出的概念。1968年DSM第二版将它描述为一种以慢性虚弱、易激怒和疲劳为特征的病理状态。而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的精神病学家就开始争论神经衰弱究竟是不是一个独立的病种。之后神经衰弱逐渐被界定为是由许多不存在内部联系的症状堆砌起来的一个病种(钟友彬，1983)。因此，神经衰弱在DSM第三版中被删除，以抑郁症、焦虑症等分辨性更佳的病名代替(陈剑梅，2011)。目前世界公认的抑郁症的诊断准则有两个：一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展的ICD(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二是美国精神医学会发展的DSM。它们在抑郁症的核心症状上是相通的。

然而，抑郁症被广泛认知，绝不只是公共卫生系统的社会建构，产官学媒的社会建构才是此病名广泛渗透到社会各层面的关键。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推行之前，药企研发新药并没有那样快速，且大多数临床试验局限在特定地点的学术性医学单位(Moynifan and Cassels，2006)。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使区域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研发新药具有巨大的商机。因此，跨国药企无不卯足全力搞研发，制药业俨然成为明星产业。跨国药企也因弹性积累更多地在海外设厂，以取得廉价劳力、人体试验或相关的制药天然资源，过去局限于某一地区制药的模式发生改变，制药成为一种以全球为范围、多中心协调的产业(Moynifan and Cassels，2006)。然而，制药业是高成本行业，因其必须承担人体试验可能失败的成本，若无雄厚资本，很难不断研发新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国际竞争压力下，为增强国内药企的竞争力，官方常给予支持，包括发展生物技术园区，给予厂商补贴、减税、土地租赁优惠，引入学界加大研发，赞助研发经费等。在国际层次，一些发达国家努力建构有利于本国药企的自由贸易法规，如WTO架构下的TRIPS协议(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要求会员国必须给予创新药品至少20年的专利权，无论其本国的惯例如何(张婷华、黄文鸿，2006)，从而使知名药企在国际上享有垄断优势。此外，学界也开始进行药物研发，药企也多倚赖学界的研发成果，这使得学界愈发强调对外筹募资金，从外界取得专利权、科技成果转化、研究园区、顾问服务等。这助长了大学的企业化，将大学教师转化为知识资本持有者。媒体进一步将产官学在精神医疗产业的成果(包括病名、治疗药物的介绍等)传播到社会大众中，以获得自身的商业利益。上述发展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前有所不同，强调竞争力的逻辑使产官学媒形成利益共生关系。由于利益共生，其复合体不乏有若干可议之处，如政府为缩短药物临床试验的时间而加速上市，要求药企支付新药的申请费，而将消费者排除在监管机制之外，这表明政府偏向药企的利益高过消费者的利益；药企常以“研究费”来游说医生，美其名曰为赞助医生研发药物，但实际上却是贿赂；精神医疗专家身兼数职，如医学院教授、界定疾病者、药物发明者、审查者、节目主持人或嘉宾等，这不免让人质疑他们在学术研究、疾病界定、药物制造审查以及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Moynifan and Cassels，2006)。

当“抑郁症”这个疾病名称出现后，药企制药与营销、政府的社会控制、媒体的传播教育(观念、药物、食品，运动)、学术界的研究便随之而来，这为抑郁症的“医疗化”⁸提供了社会条件，也逐渐规训了人们对(抗)抑郁症的观念。另外，社工、咨询师、宗教灵修等也成为政府进行社会控制的一个环节，这些群体因抑郁症这个新的疾病分类而获利，它们所塑造的氛围也使社会逐渐接受精神治疗。

8. 关于产官学媒的医疗化建构或医疗化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关系，详见萧易忻(2014)的文章；关于跨国药企的权力运作，详见萧易忻、徐永祥(2014)的文章，本文在此不再赘述。

改革开放前中国对精神疾病的分类受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的影响，神经衰弱症、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三者并重，因此神经衰弱是经常被使用的医学病名。改革开放后，中国精神病学专家逐渐接受强调抑郁症的西方观点(陈剑梅，2011)，仿效西方对抑郁症进行制度化建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及诊断标准》(Chinese Classification and Diagnostic Criteria of Mental Disorders，简称CCMD)便主要仿效ICD并参考DSM对抑郁症进行了定义。CCMD第一版1981年发布，1989年的第二版指出神经衰弱在国际医学界存在争论。为统合于国际可接受的系统，2001年CCMD第三版降低了神经衰弱在其中的重要性(蔡友月，2012)。相较于农村，中国城市的精神科医师现已很少采用神经衰弱的诊断，国际精神医学的发展对城市医师的影响远超过农村医师，这也反映出中国在医疗方面的城乡差距。近年，精神科更多地采用ICD的国际公认标准(Lee and Kleinman，2009)。精神医学通过病名模仿西方使“抑郁症”的新秩序正式诞生，具有国情特色的CCMD也逐步转变成ICD，这为“抑郁症”的医疗化操演提供了制度基础。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抗抑郁药物的主要供应者皆为外企，如礼来、辉瑞等，而非中国本土药企。⁹米内网重点城市样本医院采购数据显示，抗抑郁药医院市场销售规模2003年以来一直快速增长，2006-2010年均有两位数的增幅，5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5.2%。¹⁰药物使用量的增长说明西方精神医疗在中国正逐步被建构出来。

9. 医药经济报. 2014. 抗抑郁药追外企.

10. 郑智敏. 2011. 国内抗抑郁药市场规模偏小，外企分食“蛋糕”. 医药经济报.

然而，中国精神疾病相关的医护人员数量偏少却影响着社会建构。虽然中国人现在对抑郁症的了解增多，正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顾秀玲医师提到的，“80年代末，我们医院一天接受7-8名(抑郁症)病患，但现在每天约100名”，¹¹然而，至2011年，全国注册精神科医师约只有2万人，每10万人仅有精神科医师1.46名，只有国际标准的1/4，精神疾病医疗服务能力严重不足。¹²2011年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毛羽提到，北京市精神疾病科医护人员和病床数在全国比例最高，而医生也只有不到1 000名，护士不到2 000名。究其原因，一方面，“精神科的医生生源有限，培养周期长，再加上人们容易对精神科医生产生偏见，比起其他专科医生，收入待遇低，从业热情不高”；¹³另一方面，精神科医生专业性强，具有不可代替性和不可通用性。从事精神病方面的护理人员也很少，因随时可能会被重度精神病患伤害。¹⁴大多数中国的抑郁症患者只有到大城市才能接触到专业的精神医师及专家。2001年至2005年，88%的精神障碍患者没有接受专业的治疗。2012年的报道指出，有3 000万甚至更多尚未就医的抑郁症患者，未就医率高达62.9%。¹⁵根据2009年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调查，曾被确认的抑郁症患者在调查前的六个月内只有不到一半曾接受专业人士的治疗。¹⁶

11. Shan，Juan. 16 July 2012. “Survey Reveals Overwhelming Susceptibility to Depression，Reluctance to Seek Help.” China Daily.

12. 王君平. 2011. 中国精神科医师不足2万人 仅为国际标准的1/4. 人民日报http://discovery.163.com/11/1011/10/7G31H78F000125LI.html.

13. 王君平. 2011. 中国精神科医师不足2万人 仅为国际标准的1/4. 人民日报http://discovery.163.com/11/1011/10/7G31H78F000125LI.html.

14. 陈丽平. 2011. 我国每10万人仅有精神科医师1.46名. 法制日报.

15. 新华健康. 2012. 中国有病例记录抑郁症患者超过3 000万. http://health.sina.com.cn/news/2012-07-31/114742517.shtml。

16. Kaiman，Jonathan. 20 November 2013. “China Starts to Turn to Drugs as Awareness of Depression Spreads.”The Guardian.

另外，顾秀玲医师提到，在临床中，首先接触抑郁症患者的可能不是专科医院的精神科，而是社区医院或综合医院的医生，但由于其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不高或鲜少接受精神医学训练，导致患者经常被漏诊或误诊。¹⁷而且，很多地方只有基层医师没有精神科，医生并不处理心理问题(Phillips et al.，2009)。此外，心理咨询师、社工对抑郁症症状的辨识能力仍处在尚需训练的阶段。许多人总觉得心理治疗非常昂贵，因而转向中医疗法，如针灸和草药，有些人则完全拒绝治疗。¹⁸以上这些状况都使抑郁症病患数量从“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多。

17. Shan，Juan. 16 July 2012. “Survey Reveals Overwhelming Susceptibility to Depression，Reluctance to Seek Help.” China Daily.

18. Kaiman，Jonathan. 20 November 2013. “China Starts to Turn to Drugs as Awareness of Depression Spreads.”The Guardian.

上文分析了产官学媒对抑郁症的建构，但民众除了逐渐接受此病症之外，还可能存在与这套西医病名冲突与妥协的复杂过程。详述如下。

1. 中西医文化的博弈： 医疗人类学视角

透过医学人类学视角，凯博文(Kleinman，1985)曾指出，在中国社会中很少有抑郁的陈诉与情绪的自我表示，病人反而多半向内科等科室主诉因抑郁而伴生的身心症状。凯博文的研究发现病人不愿意或不知觉自己有情绪疾患，而以身体疾患来理解自己的不适。他认为，中国社会传统上并不认为情绪问题是“疾病”，只有“身体”，作为一个具体的、可供展示的客体，才是疾病发生的场所(Klienman，1985)。抑郁症这个病名没有在中医文化的分类范畴中，因而以转化症的形式出现。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是，许多中国患者在前往精神科求助时，都以躯体症状而不是心理不适为主诉，中国人的躯体化报告率远高于西方人群，这在抑郁症患者的临床报告中尤为明显(Nikelly，1988；Yen et al.，2000)。中国精神科患者的躯体化报告率一直居高不下，以躯体化症状为主诉的患者高达70%以上(陈黎，2007；季建林等，2005)。关于抑郁症的躯体化病诉，有以下几点解释：

第一，汉语在情绪压力的表达中有许多躯体名称，如心慌、心烦和心痛等词语，以描述抑郁症患者身体的不适，但这里的“心”并非西医意义上的心脏，而与中医观点中“心的失衡”有关。吕小康、汪新建(2013:34)指出，中国人以“象思维”看待身体，“象思维”是指事物之间有普遍关联，如无充分证据，则不能判定两者间不存在相关。判定相关的方式“不是严格的西方式科学的控制实验(严守X导致Y的机械因果观)，也不是概率式的因果观(X可能会导致Y以一定频率出现，即使不是每次有因果关联，但数据愈多，愈趋近于某一固定值，从而产生规律性)，而是以主体的内在意向进行体验联想为依据”。中医认为疾病是整体失衡的表现，身与心相互为用，情绪疾病不能脱离整体观，因此与五脏六腑的失调有关。这种中医观视躯体化为理所当然。对中国病患而言，身体被认为与心理相互渗透，失调的情绪或思想与生理的功能有直接关联，反之亦然。中医认为精神问题是由于人体的脏腑和经络失衡或堵塞，因此抑郁症常被界定为肝气郁结、脾胃虚寒、肾精亏虚或心肺经络紊乱等。一旦脏腑不协调或经络不通，抑郁症状就会蔓延。这样说来，反而是“神经衰弱”这个神经系统紊乱的概念正好符合中医的传统认识论。然而，在西方文化中，身体和心灵却被视为二元对立的实体，DSM进一步体现了这种区分(Ying，2002)。

第二，中国人倾向于最小化正面的自我表达，在情感表达上较为压抑，但西方文化却较易将正面或负面的情绪都表达出来。许烺光(Hsu，1981)观察到，在西方，人是被定义为独特且区分于他人的；但在东方，人是被界定在与他人的关系上。因此，中国人的观念中，自我就是社会性的，如儒家会教育人们为了维护整体的和谐性，不应张扬自己的情绪。这便可解释中国人在表述抑郁症状时可能存在的偏差。

尽管中国文化中有一套认知与治疗抑郁症的方法，但如今西医精神科的影响已愈来愈广泛，愈来愈多人愿意到精神科就医已是个趋势。与凯博文1985年所发表的名著Social Origins of Distress and Disease：Neurasthenia，Depression and Pain in Modern China所呈现的社会环境相比，当今民众对抑郁症的认知已经有所不同。然而，许多中国人骨子里仍深信生理与心理之间相互影响，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病由心生”“气坏了身子”“怒伤肝”等日常用语或中医常识，即使西医诊断的结果未能证实其想法，人们还是会怀疑自己是否因心理问题导致了躯体问题(吕小康、汪新建，2013)。因此，病患在实际的治疗中常会在中西医之间游移/犹疑。常有病患根本不知道自己患了抑郁症，一直以中药治疗但无效后，才迫不得已到精神科看诊。在服用西药时，病患又会产生另一层忧虑，如药吃多了会不会肾虚、伤肝。民众“原则上”认同西医对抑郁症的论述，但实际上却常以中医观点来质疑西医治疗。

另外，中国社会存在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现象。世界精神病学协会(World Psychiatry Association)2012年在中国访谈了将近13 000人(年龄介于26—45岁间)，其调查结果显示超过45%的人选择不接受治疗，即便他们患了抑郁症；甚至在那些愿意接受治疗的人中，只有18%的人会选择专业的精神科。人们耻于被诊断为抑郁症，甚至希望医生不要诊断为抑郁症的状况仍旧普遍。¹⁹此因素也会造成对抑郁症人数的估算偏低。

19. Shan，Juan. 16 July 2012. “Survey Reveals Overwhelming Susceptibility to Depression，Reluctance to Seek Help.” China Daily.

2. 病患的主观感受与行动：现象学与互动论

在精神疾病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只注重精神医疗的客观论述如何被建构，还需要正视病患自己所体验的身体(现象学方法)及病患的行动(互动论)。

由于医药市场逐步开放，另类疗法(如按摩、芳香或音乐疗法)也逐渐被承认，这为民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而且，具有心灵医治功能的宗教或静坐，也成为人们医治抑郁症的选项。

根据访谈，笔者发现病患不仅在中西医之间摇摆，还会寻找其他方法来医治，甚至质疑中西医的方法。在笔者接触的个案中，有位患者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到很多中西医机构看病却不见好转，在她皈依基督教的初期，通过读经、祷告进行辅助医治，也没觉得有效。经过与牧师恳谈，牧师建议她不要窝在家里祷告，应该做点有意义的事以体现自己的价值，鼓励她去汶川地震灾区做义工。在实际做义工一个月的过程中，她竟然不服药也可以睡得安稳，抑郁症不药而愈。她表示，她在一边祷告一边做义工的过程中感受到自己的价值与服务他人的快乐。她从行动中重新审视她在基督教论述中的人生定位。她认知到人的意义感的获得不只在于单独与上帝互动，也必须不断与他人互动，互相帮助，才会有健康的身心。

另外，在笔者访谈的案例中，有3位病患并没有去看精神科，但他们从网络或书报中获取到抑郁症自我检测的信息，并在自我检测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患病。然而，他们并没有选择中西医治疗，因为担忧西药的副作用以及中药过多农药残留的问题。他们选择以纾压按摩、静坐、听舒缓的音乐、运动与心理咨询的方式来治疗，最终也获得痊愈。这些病患仍具有中国人的中医观，怕吃西药会伤肾、伤肝，但又对中药的安全不信任，而另类疗法为他们提供了更多选项。这些商品化的另类疗法是通过与抑郁症相关联的传播而使病患得知的。有些病患担忧药物的副作用，因此转向物理治疗及心理协谈，也产生了医治效果。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精神科并不普遍且民众就医率较低，但治疗抑郁症药物的销售额却逐年攀升。根据市场调查公司的研究及报告，中国的抗抑郁药市场正在蓬勃发展，相关药物在2012年销售额达32 600万英镑。虽然这只是中国医药市场整体的一部分，但相较于2011年却增加了22.6%。即使是在精神科相对缺乏的小城镇，使用抗忧郁药物的人也愈来愈多。根据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对卖家的访谈，这可能是因为互联网越来越流行，人们能获取更多信息；或者，原因可能很简单，“因为药品有效”，但这些药物服用者可能没有全部被计入抑郁症的统计人数中。²⁰

20. Kaiman，Jonathan. 20 November 2013. “China Starts to Turn to Drugs as Awareness of Depression Spreads.”The Guardian.

从医疗人类学的角度来说，有些病患并非被动地接受西医精神科的治疗，而是嵌入在中医文化中质疑西药的副作用(肾虚、伤肝等)，或以身心互通(经络平衡来改善情绪)的中医原理进行调理。就现象学意义而言，病患会以自己失常的状态来重新认识身体，质疑医学客观知识系统中的身体，或从宗教、另类疗法中找寻方法进行医治，这些认识是病患主观的感受，并非医学的客观知识所能化约。就互动论意义而言，病患会通过各类行动，动用各种资源(如宗教、心理咨询、另类疗法，甚至私下从药店购买抗抑郁药等)与西医精神医疗进行博弈或加以调适等。在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将“权力的压抑性”转向“权力的生产性”。一方面，健康与疾病的问题被“个人责任化”，即健康是个人的事，不是国家的事，个人应该以他的自由及能力，通过购买医疗服务或通过其他方式自行解决病痛；另一方面，消费社会的兴起激发了民众医疗消费的欲望，也提供给民众多元的医疗选择。病患的实际行动状态是在不同的医疗方法中游移，而消费社会的发展恰好为此提供了物质基础。在此状况下，医疗化就不只是医师权力或产官学媒的建构而已(权力的压抑性)，也是民众主动寻找各类医疗方式来获得健康(权力的生产性)。

回到本文最初的问题，近年来中国的抑郁症人数在上升，但在国际比较上，为什么中国的抑郁症患病比例(终生患病率)如此之低？为回答此问题，本文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抑郁症的产生进行了关联解释，并通过检视医疗社会学中各派方法的优劣，提出“全球/国际”“国家/国内”两层次以及“社会结构”“社会建构”两方面为矩阵所组成的思考框架。

回顾整个分析框架，在此要强调的是，鉴于社会结构解释力的局限(只能勾勒出模糊的宏观概况，但不同的微观机制如何促使当事人患病却有许多偶然性)，要观察一个国家抑郁症的产生，社会建构的过程往往比社会结构更关键。“社会建构”主要探讨抑郁症这个西医病名如何进行全球化，并使当地的社会及个人与它产生适应与博弈的过程。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运作下，医疗需求层面反映为民众与它的关联，我们发现，即便民众与西医医疗霸权之间存在博弈、冲突、妥协、部分采纳等复杂的过程，但“抑郁症”仍是被广泛使用的病名。这个病名也带来了新的医疗秩序，病患依此产生主动医疗的意愿及行动(如私下购买抗抑郁药品或接触宗教等)，这反过来更加巩固了“抑郁症”这个病名的运作。医疗供给层面则反映为当地的制度、文化对抑郁症的适应与博弈，换句话说，抑郁症已成为“世界认可”的疾病，认同此“世界认可”的行动者(跨国专家、国内专家、产官学媒)通过种种利益与权力的运作来推动这种“世界认可”的传播(如中国的精神科专家仿ICD、DSM制定出CCMD，西医霸权介入各国对抑郁症的鉴定等)，但每个嵌入“世界认可”的国家是被多重且通常十分广泛的机制同时影响的，某种认可形式愈被广泛制度化，此“认可”就愈多被“置入”更多的机制中，例如医疗手册、习俗、组织等。这种造成“认可”的机制可能在某一层面被同化(如自创CCMD或接受ICD的病名分类)，但在另一层面可能产生反抗(如污名化现象依然严重或病患的主观感受未必同意抑郁症的西医疗法，且在行动上不断寻找其他可能的医治方式)，或在其他层面出现青黄不接(如CCMD仍保留神经衰弱，没有完全去掉此病名)的现象，又或者在某些方面出现条件不足的状况(如精神科医护人员不足，心理咨询价格昂贵，一般医生缺乏精神病学训练等)。这也说明，在抑郁症这个西医病名全球化的过程中，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层面存在不均质的现象，这是国际与国内抑郁症比例产生差异的关键。

整体而言，在抑郁症产生的社会结构上，中国与西方其他国家面临相似的时空变化与个体化危机，甚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更大压力，实已具备生成抑郁症的基础。但在抑郁症的社会建构上，其生成的条件尚有不足或是被隐藏。一旦医疗供给层面与需求层面的“社会建构”符合条件，势必有大量的抑郁症患者产生。基于以上分析，中国抑郁症患病比例在国际上偏低的原因便呼之欲出了。

最后，需附带一提的是，本文所提的这个框架或许可用于思考其他国家与全球状况之间的对照(即将中国换成其他国家也可进行分析)，但要进一步细化此解释框架，或许还需要做更多的跨国比较，本文绝不敢宣称已详细地罗列了所有的比对要素。本文旨在抛砖引玉，类似的研究或许可以在本文所提的框架下进行批判、调整及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