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干扰日益增加，野生动物野外生存环境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常被误捕误抓。种间或种内竞争也导致部分动物受伤、受困、迷途或被遗弃。此外，长期存在的野生动物非法贸易致部分野生动物被猎捕、走私、贩卖而被执法单位查获。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工作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手段和方法，是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2015)。

在日常工作中，发现部分被收容救护动物具有数量大、频次高(指连续多年或数年被收容救护)等特点。杨启鸿等(2018)的调查显示，90.5%的被收容救护野生动物是被执法部门查获后移交收容救护机构，多与非法贸易有关。据尹峰等(2015)调查，云南边境地区存在较多野生动物非法贸易。但非法贸易是否是形成此现象的主要原因，哪些物种是非法贸易主要对象，哪些原因造成物种收容救护数量大、频次高，仍需进一步调查。对2014—2017年云南省被收容救护野生动物物种数量、来源、频次进行调查，进一步调查分析被收容救护数量大、频次高的物种，找出非法贸易主要物种，以及形成收容救护数量大、频次高的其他未知因素，对野生动物保护执法有参考价值，有利于管理部门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1 方法 1.1 数据收集方法

收集、整理、查阅国内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与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相关的资料。设计制作《云南省2014—2017年度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基本情况表》，调查表由全省各州市林业主管部门安排相关单位如实、完整填写。收容救护工作完全委托给某救护机构的州市，由该救护机构填写；部分委托的由该州市林业主管部门和接受委托机构分别填写。没有收容救护机构的州市，由林业主管部门填写。

1.2 数据分析方法

所有调查表数据汇总，物种核对、鉴定的主要依据为兽类(谭邦杰，1992；潘清华等，2007)、鸟类(郑光美，2017)、两栖爬行类(赵尔宓，2005；杨大同，饶定齐，2008)。归纳物种类别、统计数量、来源，被收容救护时间、频次等内容；对物种来源进行分析，区分云南省本地收容救护野生动物、家养动物和非法野生动物贸易没收物种(境内和境外)；为达到简单、直观的表达目的，对数量和频次进行设置：被收容救护动物数量≥1 000为“太多”、100≤数量＜1 000为“很多”、10≤数量＜100为“较多”、＜10为“多”。物种被收容救护的次数——频次设置为4年中某物种有1年被收容救护过，为1次；2年救护过为2次，最高4次；救护频次为4次的物种，认定为被收容救护频次高。对数量为“太多”“很多”“较多”，救护频次为4次的物种及部分3次的物种，选择部分收容救护单位，采用制定实地调查提纲，调阅管理档案，座谈、问询，现场调查评估等方式调查，调查结果结合查找的资料进行分析讨论。

2 结果 2.1 收容救护物种概况

共回收云南省28个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单位及楚雄彝族自治州、曲靖市林业主管部门2014—2017年收容救护野生动物数据。全省4年合计收容救护动物超过269种(此表述是因为部分数据记录不清，如记录为“蜂猴”，不能确定到种，以下原因相同)，共21 784只(表 1，附表Ⅰ)。

2.2 动物来源状况

收容救护动物来源分为执法单位移交和公众送交，其中，执法单位移交共20 485只，占94%，公众送交1 299只，占6%(表 2)。

2.3 主要收容救护物种特点 2.3.1 兽类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兽类有25种(Ⅰ级15种、Ⅱ级10种)，其中，数量最大的是猕猴Macaca mulatta，调查访问了元江、普洱、景洪、大理、保山、芒市等地林业主管部门和当地收容救护机构，查看部分分布点，了解到当地多有野生猴群，与居民生产生活常有冲突，被民众捕捉，后被执法机关查获送交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也有部分民众主动送交收容救护机构。因此，猕猴基本都来自当地社区居民捕捉后被收容救护。峰猴属Nycticebus和穿山甲属Manis动物主要来源于边境非法贸易查没后收容救护。余梁哥等(2013)调查发现，野生蜂猴属动物常被捕捉贩卖。作为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蜂猴属动物人工繁育技术并不成熟，除观赏型人工繁育单位外，并无其他人工繁育的单位(肖军等，2018)。调查访问普洱、景洪、保山、芒市、红河州林业主管部门和收容救护机构，了解到蜂猴属动物由于行动缓慢易被捕捉，收容救护来源为境内、境外。被捕原因为民间传说其可入药治疗癫痫、风湿等等疾病。尹峰等(2016)研究发现，我国穿山甲野生资源几近绝灭，目前未能实现人工繁育。调查显示，云南省收容救护穿山甲均为执法机关查没，来源为境外。黑熊Ursus thibetanus救护数量大，查阅腾毅和杨海岭(2010)的研究发现，我国黑熊人工繁育产业种源已不再依赖野生黑熊，能自给自足。调查发现，多地黑熊成为易见物种，如元江县林业部门设置的红外相机多次拍到黑熊照片，腾冲县护林员多次遇到黑熊，且被黑熊所伤。云南省野生动物肇事保险赔偿也不乏黑熊引发的案例。分布地村民常把没有母熊保护的幼崽抱回家饲养，有的会主动上交收容救护机构或林业公安，有的因涉案被林业公安查没。所以，黑熊被收容救护原因主要是与当地居民的人兽冲突。

非国家重点保护兽类有20种，不明物种4种，外来物种4种，其中数量最多的为人工养殖的貉Nyctereutes procyonoides、刺猬Erinaceus europaeus、竹鼠属Rhizomys和中国豪猪Hystrix brachyura。涂文姬等(2018)发现云南省这些物种的人工繁育单位较多。收容救护数量大与其人工繁育数量多有关联，但因非法或违规出售被查没后移交救护收容。

2.3.2 鸟类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鸟类超过55种(Ⅰ级5种、Ⅱ级超过50种)。共救护黑颈鹤Grus nigricollis 39只，数量较大。调查了大山包自然保护区，了解到收容救护数量大、死亡率高是因为保护区内分布有3个村庄，电线较多易造成黑颈鹤撞线伤亡。栖息环境不安全是收容救护数量大的主要原因。490只鸮形目Strigiformes、鹰形目Accipitriformes和267只隼形目Falconiformes被收容救护。由于收容救护机构对物种辨识困难，回收数据中显示为“猫头鹰”和“鹰”，这些物种被标记为“其他鸮类”和“鹰(种不明)”。收容救护记录中显示多为幼鸟，收容救护成功率低、死亡率高。草鸮Tyto longimembris、红隼Falco tinnunculus、领角鸮Otus lettia、灰林鸮Strix aluco、短耳鸮Asio flammeus在调查期间收容救护数量较大，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普通Buteo japonicus、苍鹰Accipiter gentilis、凤头鹰Accipiter trivirgatus、燕隼Falco subbuteo、金雕Aquila chrysaetos、高山兀鹫Gyps himalayensis等物种的收容救护数量较大。涂文姬等(2018)研究表明，鸮形目、隼形目物种人工繁育技术不成熟，无人工种群。此外，猛禽类由执法机关移交与公众送交的数量相差不大，约各占50%，这与其他鸟类来源有明显不同(大部分鸟类多为执法机关移交，占比90%以上)，分析是民众不熟悉其生活习性，误抓所致。

白腹锦鸡Chrysolophus amherstiae收容救护数量逐年增加且数量较大，涂文姬等(2018)研究表明，白腹锦鸡人工繁育技术不完全成熟，种源依靠野生资源，对种源的需求导致非法贸易，致收容救护数量大、频次高。亚历山大鹦鹉Psittacula eupatria、灰头鹦鹉Psittacula finschii来源为境外，由于国内存在交易市场和需求，致非法贸易被查没。

非国家重点保护鸟类超过80种，以画眉Garrulax canorus数量最大，高达7 714只，大大超过其他物种，来源均为执法机关移交。涂文姬等(2018)研究发现，画眉作为传统观赏鸟，人工繁育技术并不成熟，皆为野生资源。鹩哥Gracula religiosa、红嘴相思鸟Leiothrix lutea、八哥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白腰文鸟Lonchura striata、暗绿绣眼鸟Zosterops japonicus、黑喉噪鹛Garrulax chinensis、丝光椋鸟Spodiopsar sericeus等以观赏为目的的鸟类收容救护数量属“较多”，且均为野生资源。对收容救护画眉的来源和市场需求调查发现，被交易的画眉，除云南省外，还有来自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除传统的观赏用鸣禽外，更多被用于“斗鸟”赌博。此外，部分以食用为主要目的的人工繁育鸟类，如环颈雉Phasianus colchicus、石鸡Alectoris chukar、蓝孔雀Pavo cristatus等收容救护数量较大，主要是非法或违规出售被查没后移交收容救护。麻雀Passer montanus、山斑鸠Streptopelia orientalis、珠颈斑鸠Streptopelia chinensis的来源都是野生，违法贸易用于食用，被执法部门查处后移交收容救护。

2.3.3 爬行类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爬行类10种(Ⅰ级3种、Ⅱ级7种)。数量最多的是安布闭壳龟Cuora amboinensis，由境外走私而被查没。非国家重点保护爬行类物种中，黑眉锦蛇Elaphe taeniura收容救护数量为“很多”，调查该物种来源，排除人为放生的可能性，主要是其种群分布广、数量多、易与人类生产生活发生冲突。孟加拉眼镜蛇Naja kaouthia、眼镜王蛇Ophiophagus hannah数量为“很多”，调查红河、玉溪、普洱、西双版纳、大理、保山、德宏、楚雄等地林业主管部门及收容救护机构，孟加拉眼镜蛇经常出现在居民家附近，特别是鸡窝等地，是当地野生蛇类，与人工繁育或放生之间不存在关联。部分是森林公安查获主要为境外走私后移交收容救护。此外，数据显示，外来物种达20种，占物种总数的33%；龟鳖类物种占49%，而龟鳖类大部分用于观赏，部分用于食用，大多为境外走私进入，蜥蜴类物种以家养宠物为主，且有较多外来物种。

3 讨论 3.1 存在动物贸易市场和渠道是主因

野生动物非法贸易严重威胁物种生存，破坏生态环境，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姜南，王邱文，2017)。云南省边境线长、口岸众多、野生动物资源丰富，成为国内外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动物来源地和过境地，边境一带长期存在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尹峰等，2015)。非法贸易物种用途一是食药用，二是作为宠物观赏。调查结果表明，在云南省收容救护的物种中，穿山甲、蜂猴、麻雀、山斑鸠、珠颈斑鸠、齿缘摄龟Cyclemys dentata、缅甸陆龟Indotestudo elongata、平胸龟Platysternon megacephalum、安布闭壳龟、缘板鳖Lissemys scutata、放射陆龟Geochelone radiata、山瑞鳖Palea steindachneri、花龟Ocadia sinensis、凹甲陆龟Manouria impressa、大壁虎Gekko gecko等是食药用主要物种，部分也用作宠物。鸟类中雀形目Passeriformes噪鹛科Leiothrichidae、梅花雀科Estrididae、椋鸟科Sturnidae和鹦鹉目Psittaciformes物种是观赏鸟非法贸易主要对象。白腹锦鸡存在引种需求而被大量捕捉。

胡诗佳等(2010)对中国两栖爬行类贸易的调查、郭立新(2012)对中国鸟类贸易的调查和尹峰等(2016)对穿山甲贸易的调查都证实，国内动物交易市场存在大量野生来源的动物和交易渠道，不仅有国内物种，还存在大量境外物种。梦梦等(2017)对国内20个宠物市场外来物种的调查表明，有大量来源不明的爬行类外来物种作为宠物在市场上出售，本次调查中收容救护数量“较多”的绿鬣蜥Iguana iguana、球蟒Python regius等也在其中。国内动物交易市场和渠道的存在，令不法分子铤而走险，猎捕、走私野生动物，部分物种被查处查没，是其收容救护数量大、频次高的主要原因。调查到执法单位移交的动物数量从90.5%增加到94%，提高了3.5%，走私穿山甲的移交数量大幅下降，且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表明穿山甲非法贸易得到初步控制，画眉等观赏鸟查获移交数量增加，表明野生动物执法单位加大了执法力度，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3.2 人兽冲突助长动物非法贸易致收容救护数量大

曹红蕾(2014)等调查报道，云南省部分地区人兽矛盾较大、冲突较多。冲突和矛盾使部分动物被捕捉，助长了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猕猴、黑熊、黑眉锦蛇、孟加拉眼镜蛇、眼镜王蛇现状调查证实其野生种群数量不断增加，由于食物不足进入民众生产生活区域。民众受好奇心或利益驱使，部分动物被捕捉，被查没移交。部分对日常生活造成干扰，被报警收容救护。熊猴Macaca assamensis、北豚尾猴Macaca leonina、短尾猴Macaca arctoides等被收容救护的机率偏高与产地部分民众在人兽冲突中喜欢将其捕捉为宠物有关。

3.3 违规交易致部分人工繁育物种被查没后移交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主张对野生动物的利用需是人工繁育物种。调查中发现大量人工繁育物种被收容救护，如貉、刺猬、竹鼠、豪猪、石鸡、雉鸡、蓝孔雀、鳄龟Macrochelys temminckii、巴西龟Rachemys scripta、虎纹蛙Rana rugulosa等。这些物种因为某种不符合市场准入制度而被查没移交(无证经营或弄虚作假欺骗消费者)。

3.4 缺乏对动物生活习性了解使部分物种收容救护数量较大

鸮形目部分物种在地面营巢，如草鸮等。鸮形目、隼形目物种收容救护幼鸟较多，调查发现，主要原因是部分种类在地面营巢易被捕捉及幼鸟练翅被误捉，是否还有其他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

3.5 不安全环境因素致动物被收容救护

黑颈鹤、亚洲象Elephas maximus等物种栖息环境存在自然或人为的不安全因素。如幼象滑入深沟无法出来而被遗弃，大山包黑颈鹤误撞村中供电线路伤亡等也是其被收容救护的原因之一。

4 建议

继续加大监管力度，加强执法，严厉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建立健全野生动物及制品市场准入机制；对部分野生种群数量大的物种，如猕猴、黑熊、黑眉锦蛇等，经评估论证后，可考虑利用；加强野生动物科普宣教工作，减少民众误抓误捉，随意放生外来物种等行为；改善动物栖息环境，减少环境、人为因素对野生动物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