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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信息
- 罗波, 胡海平, 严啸, 黄治, 魏明, 张贵权, 王承东
- LUO Bo, HU Haiping, YAN Xiao, HUANG Zhi, WEI Ming, ZHANG Guiquan, WANG Chengdong
- 圈舍环境对圈养大熊猫发情率的影响
- Effects of Captive Environment on Estrus Rate of Giant Pandas
- 四川动物, 2016, 35(5): 677-679
- Sichuan Journal of Zoology, 2016, 35(5): 677-679
- 10.11984/j.issn.1000-7083.2016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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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历史
- 收稿日期: 2016-04-27
- 接受日期: 2016-06-15
近些年尽管在圈养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繁殖方面有大量的研究和报道,但在如何提高圈养大熊猫发情率方面的研究报道却很少。随着饲养管理的进步,雌性大熊猫的发情率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仍未达到特别高的水平。在圈养条件下,由于活动环境小而单调并缺乏科学的饲料配方和饲养方法,很多雌、雄大熊猫难以正常发情(赵学敏,2007),可见大熊猫发情与圈舍环境有重要关系。目前圈养大熊猫的分布比较分散,各饲养单位的大熊猫数量有限,这给收集大量数据研究成年雌性大熊猫的发情率带来较大困难。
2006—2012年,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每年有19~29只成年雌性大熊猫参与繁殖,该雌性种群2006—2008年生活在卧龙基地,2008年5—7月因汶川地震全部转移到雅安碧峰峡基地。该种群转移后的发情率明显高于转移前的发情率,而在转移前、后的7年中,该种群在饲养管理模式、食物结构、饲养管理队伍方面都未变化,变化的是2个饲养场的圈舍地形和圈舍植被。本文主要从两地大熊猫圈舍环境差异分析和讨论该种群发情率升高的原因,为如何促进圈养大熊猫正常发情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有关发情大熊猫正常发情指成年雌性大熊猫发情能到达发情高峰期(张和民等,2001),一般会表现出食欲大减,外阴充血肿胀、开口达最大程度,呆立,举尾,烦躁不安走动,追随或守候成年雄性大熊猫,高频咩叫,雌激素达到较高水平。
发情率指成年雌性大熊猫的发情率,其值为每年正常发情的雌性大熊猫数量除以每年参与繁殖的雌性大熊猫数量。
1.2 数据收集统计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2006—2012年每年在本部参与繁殖的雌性大熊猫数量和正常发情的数量。测量所有参与繁殖的雌性大熊猫居住圈舍的室内面积、室外面积、坡度10°~30°的坡面积1、坡度≥30°的坡面积2、植被覆盖率和植物种类数,以此来反映两地圈舍的面积、基本地形和植被情况。
1.3 统计分析方法运用SPSS中Mann-Whitney非参数检验对两地圈舍环境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显著水平通过巴氏校正。
2 结果与分析 2.1 发情率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卧龙基地的雌性大熊猫种群2008年转移到雅安碧峰峡基地,转移前、后共7年,每年的发情情况见表 1。2009—2012年雌性大熊猫每年的发情率明显高于2006—2008年,转移到雅安碧峰峡基地后,该种群的发情率提高了10%左右。
年份 | 繁殖数 | 发情数 | 发情率/% |
2006 | 20 | 16 | 80.00 |
2007 | 22 | 18 | 81.82 |
2008 | 27 | 20 | 74.07 |
2009 | 28 | 26 | 92.86 |
2010 | 29 | 27 | 93.10 |
2011 | 23 | 21 | 91.30 |
2012 | 19 | 18 | 94.74 |
因地震破坏了卧龙基地部分圈舍,2012年只对其中22套完整的圈舍进行了统计,同时对雅安碧峰峡基地40套圈舍进行了统计,并对统计数据作简单的处理,结果见表 2。使用SPSS对两地圈舍环境原始测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表 3)。
室内平 均面积 /m2 |
室外平 均面积 /m2 |
坡面积1 /室内外 总面积/% |
坡面积2 /室内外 总面积/% |
植被 覆盖率 /% |
植物 种类 数 |
|
卧龙基地 (22套) |
14.6 | 550.0 | 2.03 | 2.69 | 91.33 | 9.6 |
雅安碧峰峡 基地(40套) |
17.8 | 947.4 | 43.95 | 32.96 | 94.16 | 16.7 |
经巴氏校正后的显著水平为0.05/6,室内面积:P=0.013 > 0.05/6,室外面积:P=0.012 > 0.05/6,坡面积1:P < 0.001,坡面积2:P < 0.001,植被覆盖率:P=0.377 > 0.05/6,植物种类数:P < 0.001。结果表明两地圈舍环境的室内面积、室外面积和植被覆盖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坡面积1、坡面积2和植物种类数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3 分析与卧龙基地圈舍相比,雅安碧峰峡基地圈舍的地形更复杂(圈舍内坡面积与总面积的比例更高),植被更丰富(圈舍内植物种类更多)。大熊猫种群从卧龙基地转移到雅安碧峰峡基地后,饲养管理模式、食物结构、饲养管理队伍等都未变化,两地圈舍在面积和植被覆盖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两地均位于四川盆地西缘的邛崃山系,同处于亚热带内陆气候区,直线距离约150 km,经纬度差异很小,在地理和气候方面的差异较小,并且两地都处于野生大熊猫主要分布区,所以发生变化的是该种群所处的圈舍地形和圈舍植被。另外,近几年生活在台北、香港、广州,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是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南澳州的大熊猫也能正常发情,与大熊猫来源地四川相比,这些地方在地理和气候方面有非常大的差异,可见大熊猫对地理和气候环境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由此可以推断雅安碧峰峡基地和卧龙基地在地理和气候方面的差异对该大熊猫种群发情率变化的影响较小。
据野外调查研究,大相岭山系有57.8%的大熊猫活动在坡度小于20°的地区,仅有5%的大熊猫活动在坡度大于40°的地区(张文广等,2007);马边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喜欢在坡度小于30°的缓坡活动(魏辅文等,1996);影响大熊猫夏季栖居地选择的主要因素有地理、植被层次结构(杨兴中等,1998);植被结构中乔木所占的比例、乔木的种类及郁闭度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大熊猫繁殖的成功率(赵德怀等,2005)。据圈养研究,大熊猫在自然环境较丰富的圈舍(地势起伏较大,郁闭度大于0.5)中的日活动量比自然环境较单调的圈舍(场地较平坦,郁闭度小于0.2)延长18.27 min(汤纯香等,2007)。由此可见,无论是在野外还是圈养环境中,良好的植被和适宜的坡度与大熊猫正常的生活密切相关。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推断出雅安碧峰峡基地圈舍内地形复杂度的增加和植物种类的增多对大熊猫种群发情率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
3 讨论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存,任何生物的正常生存和繁衍均取决于各种环境因素的综合作用(魏辅文等,1996)。圈养大熊猫面对的主要环境有地理环境、气候环境、圈舍环境、食物环境和管理环境。这些环境共同对圈养大熊猫的生存和繁衍起作用,在不同条件下,每种环境所起作用的大小也不同。本文只对被研究大熊猫种群所面对的圈舍环境、食物环境和管理环境做了对比研究,未对地理环境和气候环境做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且由于时间跨度长,构成该大熊猫种群的个体有少量的变化,因此无法判断是否只有圈舍地形复杂度和植物种类丰富度对提高发情率起作用,也无法判断这2种因素各自所起作用的大小。
统计显示两地圈舍在面积和植被覆盖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说明其对该种群发情率的提高无贡献,但并不表示其对大熊猫发情无影响。研究发现,不同大小活动空间大熊猫的发情行为存在显著差异。在较大互动空间里的个体的发情行为表现的频次及活动频率显著高于较小空间里的个体(杨春花,王小明,2006);来自野生个体的刻板行为较圈养个体少(雷鹏等,2002),半散放个体较传统圈养个体刻板行为少(刘娟等,2005),可见空间对大熊猫生活非常重要。圈养条件下,足够大的生活空间有利于大熊猫正常行为的表达,也有利于圈养大熊猫正常发情。结合生产实践经验,圈舍平均面积564.6 m2以上、90%以上的植被覆盖率,对大熊猫的发情有促进作用。
如果除去人类干扰,野外大熊猫完全能够正常繁衍和生息,而圈养大熊猫由于生活在极其有限的环境中,其生存状态比野外的差很多。如果给予越多的接近于野外的环境刺激,它们的生存状态就越接近于野外大熊猫。因此,为了保证圈养大熊猫正常发情,建议在圈舍设计或选择时,应尽量让圈舍环境更接近于野外环境:圈舍面积应达500 m2以上;具有较为复杂的地形,除有少量的平地以外,应有40%以上坡度在30°以下的缓坡;圈舍内植被应丰富多样,树木种类宜多,郁闭度达0.5~0.8,植被覆盖率应达90%以上。
正常发情只是一种现象,其本质是圈养大熊猫具有良好的生存状态。提供良好的圈舍环境是提高大熊猫发情率的需要,也是改善大熊猫生存状态的需要,更是让大熊猫享受高水平动物福利的需要。
致谢: 本研究得到北京师范大学刘定震老师及学生那尔虎兰·哈力木别克大力支持和指导,在此特别感谢!雷鹏, 李翊, 潘杨杨. 2002. 圈养大熊猫刻板行为研究[J].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 , 23(9) : 260–264. |
刘娟, 陈月, 郭丽然, 等. 2005. 圈养大熊猫刻板行为观察及其激素水平测定[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 41(1) : 75–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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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花, 王小明. 2006. 大熊猫的刻板行为及其矫正对策——丰富圈养环境举措[J]. 四川动物 , 25(3) : 529–531. |
杨兴中, 蒙世杰, 雍严格, 等. 1998. 佛坪大熊猫环境生态的研究Ⅱ[J]. 西北大学学报 , 28(4) : 348–3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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