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是我国严重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之一。截至2021年底，全球有3 840万存活HIV感染者，其中66.7%分布在非洲地区^[1]。截至2022年底，我国报告现存活HIV感染者122.3万例^[2]，西南地区的一些省份仍存在较高的传播风险。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人口23.81%年龄≥60岁^[3]，老龄化问题突出，加之老年农民文化程度低，艾滋病自身防护意识不强^[4]，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等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尤其是老年农民，是当地艾滋病流行的主要人群^[5-6]。因此，广大农村地区的老年农民仍是我国当前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薄弱环节和工作重点，值得高度关注。本研究对我国2018-2022年报告的≥60岁农民HIV感染者流行特征进行分析，为我国老年农民艾滋病防控措施的制定提供依据。

资料与方法

1. 资料来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2018-2022年报告年龄≥60岁、职业为农民的HIV感染者，选取同期报告年龄≥60岁、职业为非农民的HIV感染者的基本情况进行比较。

2. 相关指标定义：

（1）HIV感染者现住地址：指HIV感染者检测发现或发病时的居住地。现住址国标码前2位为现住址省，前6位为现住址县。

（2）地区的划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3个区域^[7]：①东部地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②中部地区：吉林省、黑龙江省、山西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③西部地区：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3）异性性传播高危性行为史分为3类：①固定性伴性行为，指与确诊HIV阳性的固定性伴（含配偶）发生过性行为；②商业异性性行为：特指卖淫妇女与嫖客之间的以获得报酬（金钱）为目的的异性性行为；③其他异性性行为：未承认有商业性行为，并排除了配偶/固定性伴阳性的异性高危性行为。

3. 系统聚类分析指标：

（1）≥60岁农民HIV感染者占农村老年人口比例（/万）：在同年龄段乡村人口中，各省份2018-2022年报告≥60岁农民HIV感染者数所占比例，反映当地5年的老年农民HIV流行水平。分省份分年龄段乡村人口数据来自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3]。

（2）现存活HIV感染者占比（/万）：截至2022年，在各省份人口中现存活HIV感染者数所占比例，反映当地总体艾滋病流行情况。

（3）报告≥60岁农民HIV感染者县（区）数比例（%）：计算在各省份所有县（区）中，2018-2022年有≥60岁农民HIV感染者报告的县（区）数所占比例，反映各省份老年农民HIV感染者的地理分布范围。

（4）HIV检测量占人口比例（%）：计算2022年各省份HIV检测量占人口数比例，反映当地老年人检测水平。

（5）男性商业异性性行为比例（%）：计算老年农民男性HIV感染者中商业异性性行为的比例，反映不同地区老年农民感染方式情况。

（6）农民人均纯收入（万元/年）：反映当地农民经济状况，指农村居民家庭全年总收入中，扣除从事生产和非生产经营费用支出、缴纳税款和上交承包集体任务金额以后剩余的，可直接用于进行生产性、非生产性建设投资和生活消费和积蓄收入。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7）HIV亚流行区：根据聚类结果和各地艾滋病流行和防治工作实际情况，划分为HIV流行水平较高（A区）、中等（B区）和较低（C区）的3个区。

4. 统计学分析：采用Excel 2016和SPSS 24.0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统计学分析。采用χ²检验等进行农民和非农民两组间的比较。对31个省份数据进行系统聚类分析，为消除不同量纲的影响，计算前对变量采用Z得分标准化。采用样品系统聚类方法，首先将每个省份视为一类，采用欧式距离计算相似系数，采用Wald法计算类间相似系数及矩阵。根据类间的相似程度加以合并，将相似系统最大的两类合并成新的一类，重复以上过程，直至所有省份都聚成一类^[8]。

结果

1. 基本情况：2018-2022年共报告≥60岁农民HIV感染者113 311例，占全国该年龄段HIV感染者报告数的71.8%（113 311/157 792）。其中，男性86 517例（76.4%），60~69岁71 250例（62.9%），异性性传播109 562例（96.7%），检测来源主要来自医疗机构80 176例（70.8%），分布在西部地区80 667例（71.2%）。文化程度较低，以小学及以下为主（81.4%），高于同年龄段的非农民HIV感染者（49.8%）；农民HIV感染者的少数民族比例（11.6%）高于非农民感染者的比例（5.9%）。见表 1。

2. 异性性传播HIV感染者高危性行为情况：异性性传播占96.7%（109 562/113 311），其中商业异性性行为、固定性伴性行为和其他分别占50.4%（55 184/109 562）、9.1%（9 958/109 562）和40.5%（44 420/109 562）。男性占75.9%（83 179/109 562），其中商业异性性行为占63.9%（53 168/83 179）。女性占24.1%（26 383/109 562），以其他（63.6%，16 775/26 383）和固定性伴性行为（28.8%，7 592/26 383）为主。男性和女性均以60~69岁年龄组为主（58.5%和76.1%）。见表 2。

3.系统聚类分析：31个省份的HIV亚流行区分为A、B和C区（图 1，表 3）。

（1）A区：艾滋病流行较早的西部6省份（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贵州省、四川省、云南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现存活HIV感染者占比和≥60岁农民HIV感染者占农村人口比例均较高（M为30.2/万和22.8/万），报告≥60岁农民HIV感染者的县（区）数比例M为93.4%，HIV检测数量占人口比例M为44.2%，明显高于B和C区。A区农民人均年纯收入M低于B和C区，男性商业异性性行为比例（M为41.0%）略低于B区（M为46.1%）。

（2）B区：14个省份（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60岁农民HIV感染者占农村人口比例M为3.2/万，现存活HIV感染者占比M为5.1/万、报告≥60岁农民HIV感染者县（区）数比例（M为86.3%）和HIV检测量占人口比例（M为16.9%）介于A区和C区之间。B区男性商业异性性行为比例（M为46.1%）和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均高于A区和C区。

（3）C区：11个省份（河北省、辽宁省、山东省、山西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和青海省），≥60岁农民HIV感染者占农村人口比例（M为0.9/万）、现存活HIV感染者占比（M为3.8/万）、报告≥60岁农民HIV感染者县（区）数比例（M为54.7%）、HIV检测量占人口比例（M为12.3%）和男性商业异性性行为比例（M为15.2%）均低于A区和B区，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介于A区和B区之间。

讨论

本研究发现，2018-2022年我国报告≥60岁农民HIV感染者占全国该年龄段HIV感染者报告数的71.8%，异性性传播占96.7%，其中，商业异性性行为、固定性伴性行为和其他分别占50.4%、9.1%和40.5%，老年农民艾滋病防控问题需引起重视。重庆市的研究发现，老年嫖客中农民占93.0%，发生高危行为从未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64.7%^[9]。本研究发现，相比于非农民HIV感染者，农民HIV感染者文化程度较低。四川省的研究发现，农民等较低文化程度者获取艾滋病知识渠道有限，对艾滋病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偏低^[10]。国外研究也发现，较低文化程度者的预防意识较弱，缺乏HIV检测的自主意识^[11]。需加强农村老年农民的宣传教育和预防干预工作，加强农村卖淫妇女的干预工作，江西省的研究发现，部分农村地区卖淫妇女年龄较大和文化程度较低，安全套发放与使用、同伴教育等干预工作相对薄弱^[12]。本研究还发现，固定性伴性行为传播仍占一定比例（9.1%），其中女性占28.8%，值得高度关注，需加强对单阳配偶和固定性伴的预防干预工作。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研究发现，近几年夫妻间传播HIV仍占一定比例，存在家庭内传播HIV风险，需加强HIV阳性配偶的早期发现和预防干预工作^[13]。

本研究采用系统聚类分析方法，探索和分析31个省份≥60岁农民HIV流行水平，对于精准防治和分类指导各地艾滋病防治工作实践具有一定意义。A区主要分布在HIV流行水平较高的西部6个省份，≥60岁农民HIV感染者占农村人口比例相对较高，报告≥60岁农民HIV感染者县（区）数比例为93.4%，提示该区近5年老年农民HIV流行水平较高，分布地域较广。A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于B区和C区，但商业性行为的比例也较高，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广西壮族自治区某地区调查显示，中老年嫖客年龄范围50~93岁，年龄（66.37±6.79）岁，以农民为主，最近1年内发生商业性行为的比例超过90%^[14]。四川省某地区调查显示，农村老年群体中艾滋病传播来源多元化，艾滋病干预工作应重点定位于低文化程度的中老年农民^[15]。本研究发现，B区近5年≥60岁农民HIV流行为中等水平，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东、中部地区。虽然≥60岁农民HIV感染者占农村人口比例和≥60岁农民HIV感染者报告县（区）数比例低于A区，但值得关注的是B区的男性商业异性性行为比例高于A区，B区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较高，可能让部分老年农民发生商业性行为的机会增加。需关注和加强B区老年农民的艾滋病防控工作。C区分布在东部3个省份、中部3个省份和西部5个省份总体处于HIV较低流行水平，老年农民的HIV流行水平也低于A区和B区，但C区HIV检测量也较低，尤其是中、西部省份，随着当地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医务人员主动提供HIV检测服务，可能会发现更多的老年农民HIV感染者。另外，在本研究的≥60岁农民HIV感染者中，同性性传播占1.9%，低于非农民（8.5%），同性性传播情况尚待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存在不足。监测数据无法对≥60岁农民HIV感染者具体行为学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国内部分研究显示，自报异性性传播的男性HIV感染者，复核后有一定比例为同性性传播^[16]。系统聚类分析研究需要的一些因素未被收集。

综上所述，2018-2022年报告≥60岁HIV感染者占全国该年龄段HIV感染者报告数的70%以上。主要通过商业异性性行为等异性性传播感染，该人群文化程度低，艾滋病自身防护意识不强，为其提供预防干预和随访治疗服务存在一定的挑战。应重视老年农民艾滋病健康教育等干预措施，同时需加强对农村卖淫妇女及HIV阳性配偶的预防干预工作。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秦倩倩：研究构思、数据收集、统计分析、论文撰写/修改；金怡晨、蔡畅、陈方方：查阅文献、数据整理/分析；汤后林：研究指导、论文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