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我国≥60岁老年人口数为2.64亿，占总人口数的18.70%，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相比增长5.44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1]。有研究预测，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98亿，并将以较快的增速向高龄化方向发展^[2]。“健康老龄化”则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方法^[3]。老年人定期进行身体活动可获得相当可观的健康效益，不仅可降低冠心病、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等疾病的患病率，还有助于维持骨骼健康、预防跌倒和跌倒相关的损伤^[4]。《WHO身体活动和久坐行为指南》和《中国人群身体活动指南（2021）》建议≥65岁老年人每周进行150~300 min中等强度或75~150 min高强度有氧活动，或等量的中高强度有氧活动组合^[4-5]。《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同样强调以健康优先为原则，大力推动全民健身生活化，鼓励老年群体积极参与全民健身，助力提高人民健康水平^[6]。本研究利用2018年中国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数据分析我国≥60岁居民参与锻炼的状况，并探讨气温、公园等建成环境对老年居民锻炼行为的潜在影响，以期为我国老年健康干预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及效果评估提供数据参考。

1. 研究对象：2018年中国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98个监测县（区）（监测点）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4个师（本研究不纳入兵团数据），以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监测点具有代表性的≥18岁常住居民，并排除未在监测点居住≥6个月的中国籍居民、孕妇、认知障碍、残障和患有严重疾病等可能影响调查准确性的居民。通过MODIS、OMI、AIRS等卫星遥感数据资料，反演获取2018年298个监测点的每日气温，使用高德POI数据库获取2017年的公园数量，以行政区划代码为单位，与监测数据相匹配。监测的总体设计、抽样方法与调查内容见文献[7]。本研究在298个监测点累计应调查194 779名，实际完成调查184 876名（应答率为94.9%），从中抽取≥60岁的居民共74 426名。经过数据清理，剔除基本信息、锻炼状况相关变量、气温和公园数量数据缺失的6 047名，最终纳入分析68 379名。数据结果具有全国和省级代表性。本研究通过了中国CDC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审批号：201819），调查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2. 调查内容：由经过统一培训且考核合格的调查员采用面对面询问的方式收集问卷信息，包括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吸烟、饮酒、蔬菜水果摄入量、身体活动和主要慢性病患病等相关信息，问卷包含全球身体活动问卷（涉及锻炼情况的6个问题）^[8]。调查员在现场对调查对象进行身体测量，包括身高、体重和腰围。

3. 指标定义：①锻炼时间：通常一周内在娱乐方面达到中等及以上活动强度的总时间（高强度活动时间=中等强度活动时间×2）。②经常锻炼率：通常一周内≥3 d参加业余锻炼，且每天持续≥10 min的锻炼者在总人群中所占的比例^[9]。③家庭人均年收入按照四分位数分为 < 5 000、5 000~、11 250~、≥24 000元，拒绝回答/不详者单独划分为一组。④按照地理位置和行政管理等特征将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分为七大地理区域（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和西北）。⑤体质指数（BMI，kg/m²）：< 18.5为低体重，18.5~为正常体重，24.0~为超重，≥28.0为肥胖^[10]。⑥男性腰围≥90 cm，女性腰围≥85 cm则为中心性肥胖^[10]。⑦睡眠时间按照四分位数分为 < 6.0、6.0~、7.0~、≥8.0 h。⑧根据调查对象自报健康状况划分为好/非常好、一般、差/非常差（“非常好”与“非常差”调查对象较少，将“非常好”和“好”、“非常差”和“差”分别合为一组）。⑨调查当月的月均气温按照四分位数分为 < 5.2、5.2~、11.2~、≥15.6 ℃。⑩公园数量按照四分位数分为0~、6~、11~、≥28个。

4. 统计学分析：由于样本来自复杂抽样设计，统计分析均经过复杂加权调整。权重由抽样权重、无应答权重和事后分层权重计算所得。采用基于复杂抽样的方差分析比较无序分组间（性别、城乡）差异，基于复杂抽样的线性回归进行有序分组间的趋势检验。采用基于抽样设计校正的Rao-Scott χ²检验分析无序分类分组间率的差异。采用基于设计的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经常锻炼率随文化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等变化的趋势。采用基于设计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不同亚组与经常锻炼率的关系。所有数据采用SAS 9.4软件进行清理和分析。双侧检验，检验水准α=0.05。

1. 基本情况：共纳入68 379名人口统计学信息和锻炼相关变量数据完整的调查对象。其中，城市居民28 806名（42.1%），农村居民39 573名（57.9%）；年龄为（69.6±6.9）岁，主要年龄分布为60~64岁（24 762，36.2%）；小学以下文化程度人数最多（30 672，44.9%）；华东地区人数最多，为18 685名（27.3%）。见表 1。

表 1 研究对象基本特征

表选项

2. 老年居民经常锻炼情况：2018年我国≥60岁居民经常锻炼率为13.1%（95%CI：12.1%~14.0%），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常锻炼率呈下降趋势（P < 0.001）；而随着文化程度和家庭人均年收入增加，经常锻炼率呈上升趋势（P < 0.001）。其中，男性[13.6%（95%CI：12.6%~14.7%）]略高于女性[12.5%（95%CI：11.5%~13.5%）]（P=0.007）；城市[17.5%（95%CI：15.9%~19.1%）]显著高于农村[9.6%（95%CI：8.8%~10.4%）]；华东地区[15.1%（95%CI：13.3%~16.9%）]高于其他地区；超重[15.0%（95%CI：13.8%~16.3%）]的居民经常锻炼率较高；居住县（区）公园数量≥28个[17.3%（95%CI：15.3%~19.2%）]居民经常锻炼率较高；已婚/同居、患中心性肥胖、睡眠时间7.0~7.9 h和自评健康状况好/非常好的老年居民，经常锻炼率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见表 2。

表 2 2018年中国≥60岁不同特征老年居民经常锻炼情况

表选项

3. 老年居民锻炼时间情况：2018年我国≥60岁居民每周锻炼时间为68.3（95%CI：63.5~73.2）min；随着年龄的增长，锻炼时间呈下降趋势（P < 0.001）；随着文化程度的上升，锻炼时间呈上升趋势（P < 0.001）。其中男性[74.3（95%CI：68.1~80.5）min]高于女性[62.5（95%CI：57.8~67.2）min]（P < 0.001）；城市[89.8（95%CI：82.0~97.7）min]高于农村[51.4（95%CI：46.8~56.1）min]；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见图 1。

注：锻炼时间为经过加权计算后的加权均值 图 1 2018年中国≥60岁不同特征老年居民锻炼时间

图选项

4. 我国≥60岁居民经常锻炼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控制其他因素后，男性中城市（OR=1.50，95%CI：1.26~1.78）、70~74岁年龄组（OR=1.28，95%CI：1.05~1.56）、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OR=2.23，95%CI：1.83~2.70）、家庭人均年收入≥24 000元（OR=1.40，95%CI：1.20~1.63）、华东地区（OR=1.44，95%CI：1.14~1.83）、超重（OR=1.17，95%CI：1.05~1.31）、中心性肥胖（OR=1.21，95%CI：1.05~1.40）、自评健康状况好/非常好（OR=1.91，95%CI：1.57~2.34）、6~10个公园（OR=1.86，95%CI：1.41~2.45）等因素与较高的经常锻炼率有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女性中城市（OR=1.32，95%CI：1.11~1.57）、60~64岁年龄组（OR=1.53，95%CI：1.04~2.24）、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OR=2.18，95%CI：1.75~2.70）、家庭人均年收入≥24 000元（OR=1.63，95%CI：1.32~2.00）、已婚/同居（OR=1.17，95%CI：1.01~1.34）、华南地区（OR=1.62，95%CI：1.05~2.49）、睡眠时间6.0~6.9 h（OR=1.14，95%CI：1.02~1.27）、自评健康状况好/非常好（OR=1.34，95%CI：1.12~1.61）、6~10个公园（OR=1.50，95%CI：1.13~2.00）等因素与较高的经常锻炼率有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

表 3 2018年中国≥60岁老年居民经常锻炼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表选项

本研究利用2018年中国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数据匹配监测点气温与公园数据，对我国≥60岁居民锻炼状况进行分析，并探讨其潜在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2018年我国≥60岁居民每周锻炼时间约为60 min，而经常锻炼者仅有约十分之一，即老年居民平均每天锻炼时间不足10 min，而每10名老年居民中，仅有1名经常参加锻炼，且不同区域间差异显著。城市、文化程度较高、家庭人均年收入较高、已婚/同居、公园数量多和自评健康状况较好的老年居民锻炼情况更佳，是政府推动老年居民体育锻炼事业发展的重要助力。

我国首个全面规划老龄工作和老龄事业发展的指导文件《中国老龄工作七年发展纲要（1994-2000年）》明确提出，应组织广大老年人参与各种形式的体育锻炼和健身活动。锻炼不仅可以缓解焦虑、提高健康水平，还与良好的生活满意度和整体幸福感相关，对提高老年居民晚年的生活质量有重要意义^[11]。本研究报告的老年居民经常锻炼率略高于2010年（12.0%）^[12]，与2013年（13.7%）基本持平^[13]。老年居民经常锻炼状况并未得到显著提高，而经常锻炼的意识和需求同样没有明显改善。老年居民经常锻炼率随年龄增加呈下降趋势，每周锻炼时间仅为68.3 min，这可能是因为老年居民各项身体机能下降，为避免跌倒或者其他意外伤害，更倾向于低强度、短时间且符合自身健康状况的锻炼形式。虽然我国≥60岁的居民大多数已经退休或较少参与职业活动，但女性仍是家庭中家务工作的主要承担者，这可能是导致老年女性经常锻炼率和锻炼时间均低于男性的原因。此外，农村老年居民经常锻炼率相较2013年（7.0%）上升2.6个百分点，这可能是因为近年来国家大力扶持“新农村”，加强农村基础体育设施建设所导致。但农村老年居民每周锻炼时间仍低于城市居民，原因可能是农村锻炼场所和器材较为缺乏，而多数农村居民在身体无疾患的情况下仍以劳作为主。本研究发现，经常锻炼率随文化程度和家庭人均年收入升高呈上升趋势，与既往研究一致^[14-15]，可能是因为这部分老年居民的健康意识和健康素养较高，更易接受相关健康宣教或已形成了良好的锻炼习惯。有研究发现，公园数量与锻炼情况具有显著的独立关联性，且公园环境、公园总面积、步道长度、健身器材等均能对居民锻炼水平起到促进作用^[16-17]。本研究结果显示，居住县（区）公园数量≥28个的老年居民经常锻炼率较高，这可能因为更多的公园能为老年居民提供大量良好的无障碍空间进行锻炼。

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已婚/同居的女性经常锻炼率是丧偶/离异/分居/未婚女性的1.17倍，与Cavazzotto等^[18]研究结果一致，个人的身体活动水平一定程度上会随着配偶的身体活动水平改变^[19]。我国老年居民已有四分之三患≥1种慢性疾病，肥胖作为高血压、糖尿病和脑卒中等慢性疾病的危险因素，控制体重已成为当务之急^[20]。男性中超重居民的经常锻炼率是正常体重居民的1.17倍，患中心性肥胖居民的经常锻炼率是未患者的1.21倍，这提示肥胖的老年居民可能对自身体重有了更多关注。本研究亦发现，睡眠时间为6.0~6.9 h的女性经常锻炼率是≥8.0 h的1.14倍，提示睡眠时间过长未必可促使老年居民经常参与锻炼，甚至会使其降低^[21]。自评健康状况为好/非常好的男性与女性居民经常锻炼率分别是自评健康状况差/非常差的1.91倍和1.34倍。锻炼和自评健康具有双向关联，良好的健康状况有助于经常参与锻炼，同时锻炼也对自评健康有促进作用^[22-23]。

综上所述，我国老年居民经常锻炼率仍处于较低水平，锻炼时间有待提高，多数老年居民并未形成良好的锻炼习惯。老年居民应积极响应国家“全民健身”号召，加强体育锻炼，选择适合自身健康状况的运动方式。对于弱势老年群体，政府可针对性地为老年居民举办免费讲座，积极宣传锻炼对健康的重要性，使其形成体育锻炼的意识。为实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提出的提高老年居民文化体育服务质量的目标，依旧有赖于政府的资源投入，推动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降低锻炼成本，提高老年居民锻炼可及性；基层社区可为老年居民提供锻炼活动场所，组织开展相关活动，并为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运动方案和相关指导。

本研究具有局限性。首先，老年居民可能区分不清中等强度和高强度锻炼的区别，对于锻炼天数和锻炼时间也可能存在记忆偏差；其次，本研究并非调查锻炼情况的专项研究，且未采用专业仪器测量调查对象的锻炼情况；最后，本研究属于横断面研究，不能证明各影响因素与经常锻炼率的因果关系，需进一步地前瞻性研究加以证明。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高星星：分析数据、文章撰写；王丽敏、张梅：采集数据、指导；张笑、赵振平、李纯、黄正京：采集数据；刘晨一、于宁、张宇姝、邓晓庆：工作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