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2003年起，先后启动实施了三轮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示范区）工作。为贯彻落实“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和“遏制艾滋病传播实施方案（2019-2022年）”，持续推广示范区工作经验，解决防治工作重点和难点问题，推动防治工作全面深入开展，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于2019年启动第四轮示范区工作（2019-2022年），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过各地推荐和专家评审，共确定120个示范区，包括56个城市级和64个县（区）级示范区^[1]。为及时了解示范区工作进展和评估工作成效，2020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印发“第四轮全国示范区评估方案”通知^[2]，启动自评估工作。本研究分析2020年120个示范区评估结果，了解示范区工作开展情况，发现目前工作的薄弱环节，为更好开展示范区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资料与方法

1. 资料来源：2020年第四轮示范区自评结果。示范区技术指导办公室和省级示范区管理办公室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系统和各示范区工作记录等相关信息，对自评结果现场评估和复核资料。

2. 研究对象：2020年120个第四轮示范区。一级指标包括7个：组织领导和管理、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艾滋病综合干预、艾滋病扩大检测和治疗、预防艾滋病社会综合治理、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和创新策略措施。

3. 调查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按照客观、真实、公平原则，各示范区工作办公室组织开展示范区内自评工作，填报2020年第四轮示范区工作评估表，填报依据包括：年度财务报表、入账凭证（指标1.4经费保障与使用），疫情分析报告、工作自查报告（指标1.3开展工作指导和疫情分析），哨点监测或专题调查（指标3艾滋病综合干预相关二级指标），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系统（指标4艾滋病扩大检测和治疗等）。

4. 相关指标：包括7个一级指标和23个二级指标，满分75分。原始指标得分由各示范区进行量化评估后得出。复核结果与原始指标得分的评分标准。

（1）指标3.2（MSM最近1次性行为安全套使用情况）：①比例 < 90%：0分；②比例90%~100%：1分。经复核哨点监测和专题调查数据，11个示范区由自评得分1分更正为0分。

（2）指标3.4（通过互联网平台开展以自我风险评估和自我检测为核心内容的“互联网+”干预工作）：①无平台：0分；②有平台但未开展工作：1分；③有1个平台开展工作：2分；④有2个平台开展工作：3分；⑤有≥3个平台开展工作：4分。经复核相关工作记录，6个示范区由自评得分4分更正为3分，3个示范区由自评得分4分更正为2分。

（3）指标4.2（至少本地1类重点人群每年检测人次数较上年增加）：① < 5%：0分；②5%~10%：1分；③ > 10%：2分。经复核相关工作记录，7个示范区由自评得分2分更正为0分，1个示范区由自评得分2分更正为1分。

（4）指标4.3（当年新报告符合抗病毒治疗条件的HIV感染者确证后30 d内接受抗病毒治疗情况）：①比例 < 50%：0分；②50%~59%：1分；③60%~64%：2分；④≥65%：3分。经复核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系统数据，6个示范区由自评得分3分更正为0分，6个示范区由自评得分3分更正为1分，4个示范区由自评得分3分更正为2分。

（5）指标5.1（对抓获的涉嫌卖淫嫖娼、聚众淫乱、吸毒贩毒人员进行HIV检测和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工作方案）：①检测比例 < 80%：0分；②检测比例为80%~89%：1分；③检测比例为90%~99%：2分；④检测比例为100%：3分；⑤无相关政策文件/工作方案：0分；⑥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工作方案：3分。经复核相关文件，4个示范区由自评得分6分更正为0分，63个示范区由自评得分6分更正为3分。

（6）指标6.3（普通高等学校、职业院校设立校内艾滋病相关自助售卖设施情况）：①比例 < 60%：0分；②比例为60%~79%，且有文件/证明材料支持：1分；③比例≥80%，且有文件/证明材料支持：2分。经复核相关工作记录，19个示范区由自评得分2分更正为0分。

5. 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 23.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考虑到不同类型示范区的差异，对城市和县（区）级示范区各指标得分进行比较分析。经正态性检验，一级和二级指标分布为偏态，采用M（Q₁，Q₃）描述各指标的得分情况。

（1）熵权法：是以信息熵作为权重确定标准的一种客观赋权方法。根据熵权法确定权重，能够避免人为因素干扰，比主观赋权法确定的权重更具可信度^[3-6]。如指标$ i $的综合得分$ {Z}_{i}=\sum _{}^{}{x}_{ij}{w}_{j}(j=\mathrm{1, 2}, \dots , 120) $，即：各示范区原始得分（$ {x}_{ij} $）×各示范区得分的权重系数（$ {w}_{j} $），之后加权求和，得到该指标的综合得分。同时，为比较不同指标间的得分情况，将各指标得分换算成百分制得分。某指标的百分制得分=某指标综合得分/某指标的满分值×100%^[7]。

（2）均值法：指标7仅有一级指标，不适合采用熵权法计算综合得分。该指标得分属于高度偏态分布（偏态系数=-5.2），采用中位数（均为满分10分）转换为百分制得分不能完全描述各示范区的该指标得分情况，也不利于比较不同类型示范区的得分。尽管该指标数据为偏态分布，仍采用均值表示该组得分值的集中趋势，代表绝大部分数据^[8]。

结果

1. 示范区工作领域得分情况：一级指标层面，组织领导和管理（96.0分）、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94.0分）和创新策略措施（98.0分）3个指标的百分制得分相对较高，其次为艾滋病综合干预（80.0分）、艾滋病扩大检测和治疗（86.0分）和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88.0分），而预防艾滋病社会综合治理（72.0分）领域的得分相对较低。二级指标层面，得分最高和最低的指标分别是经费保障与使用（98.7分）和MSM最近1次性行为安全套使用情况（50.0分）。见表 1。

2. 不同类型城市示范区得分情况：一级指标层面，城市示范区的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艾滋病综合干预2个领域得分均明显高于县（区）示范区。在其他领域，城市和县（区）示范区得分差异不明显。

对于城市示范区，在一级指标层面，组织领导和管理（96.0分）、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98.0分）和创新策略措施（99.0分）3个领域的得分较高，其次为艾滋病综合干预（87.0分）、艾滋病扩大检测和治疗（88.0分）和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87.0分）；预防艾滋病社会综合治理（70.0分）领域得分相对较低。二级指标层面，得分最高和最低的指标分别为经费保障与使用（100.0分）和MSM最近1次性行为安全套使用情况（50.0分）。

对于县（区）示范区，组织领导和管理（95.3分）、创新策略措施（97.0分）2个领域的百分制得分相对较高；其次为艾滋病扩大检测和治疗（80.0分）；而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78.6分）、艾滋病综合干预（70.0分）、预防艾滋病社会综合治理（74.0分）3个领域得分相对较低。二级指标层面，得分最低的指标是MSM最近1次性行为安全套使用情况（50.0分）。

对于所有示范区，得分较低的二级指标还有暗娼人群最近1次性行为安全套使用情况（70.0分）、通过互联网平台开展以自我风险评估和自我检测为核心内容的“互联网+”干预工作（72.5分）、至少本地1类重点人群每年检测人次数较上年增加（70.0分）、对抓获的涉嫌卖淫嫖娼、聚众淫乱、吸毒贩毒人员进行HIV检测和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工作方案（55.0分）和普通高等学校、职业院校设立校内艾滋病相关自助售卖设施情况（65.0分）。见表 1。

3. 评估指标分析：基于各领域得分和熵权法计算得到的各指标权重系数，经加权求和后的120个示范区各领域总得分为81.9分。其中，56个城市示范区评估的总得分（84.7分）高于64个县（区）示范区（76.8分）。指标7创新策略措施的权重系数最低（2.9%），提示该指标对此次示范区评估结果提供的信息有限。同时，指标3艾滋病综合干预的权重系数达38.1%，提示该指标对此次评估提供了重要的差异化信息量，对评估贡献最大。见表 2。

讨论

2020年全国第四轮示范区评估结果总体良好，尤其是组织领导和管理、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艾滋病扩大检测和治疗、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2个领域的得分也较高。但示范区在各领域工作进展尚不够均衡，如艾滋病综合干预和预防艾滋病社会综合治理领域的得分相对较低，结合示范区专题调查结果^[9]，说明这2个领域可能是示范区工作的薄弱环节，应将其作为今后示范区工作的重点内容。

评估结果显示，城市示范区的总得分高于县（区）示范区，特别是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和艾滋病综合干预2个领域。2类示范区在其他领域的得分相近，提示经济水平可能不是影响防治效果的决定性因素。建议今后可考虑将资源配置向县（区）示范区适当倾斜，尤其是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和艾滋病综合干预2个领域，并考虑将城市示范区较好的工作经验和模式向县（区）示范区推广，保证艾滋病防治整体效果。

针对得分较低的二级指标，如通过互联网平台开展“互联网+”干预和普通高等学校、职业院校设立校内艾滋病自助售卖设施，建议进一步发挥互联网对艾滋病干预的独特优势，如保护隐私，即时便捷，提高干预工作效率等，积极开展线上宣传咨询、风险评估及检测促进；建议卫生和教育部门根据高校和学生需求，积极促进检测试剂和安全套进校园，促进早发现和早治疗。

艾滋病防治示范区的工作是一个多层次、多领域的评估对象，为更好反映其整体情况，应构建一套科学、全面、综合的评估指标体系。本研究利用熵权法确定评估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首先，指标7创新策略措施对此次评估提供的信息有限，该指标仅设置一级指标，且评价标准偏主观，未能充分区分不同示范区创新策略的差异，建议在该指标下设置更客观的效果指标。其次，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指标为过程指标，可能相对较易实现，而艾滋病综合干预涉及的高危人群安全套使用率为结果指标，实现难度相对较大。建议在终期评估时，分别针对重要的过程和结果指标进行历年纵向比较，全方位评估示范区工作。

本研究存在不足。仅针对2020年全国示范区不同领域指标进行分析，未比较不同年份指标、非示范区相关指标。但本研究提供关于评估指标相对重要程度的重要考量，也为示范区终期评估提供了重要参考。

综上所述，2020年全国示范区较好落实了示范区各项工作要求，但指标进展尚不均衡，应加强艾滋病综合干预和预防艾滋病社会综合治理，注重示范区整体防治效果。建议继续完善指标评价体系^[10]，可考虑增加相关成本效果指标或加强指标权重设计^[11]，使之更好地反映示范区工作效果。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单多：研究构思、数据整理和分析、论文撰写和修改；李慧、赵媛：研究实施、数据收集与整理、论文修改；刘玉芬、刘中夫：研究设计与实施、论文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