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V检测可以促进感染者早发现、早治疗，降低二代传播，对艾滋病疫情控制具有重要意义；且研究发现，无论检测结果是阳性还是阴性，均可有效促进危险行为的改变，减少新发感染^[1-2]。然而，我国青年学生性安全意识相对薄弱^[3]，总体HIV检测率不超过5%，即使是有性行为的学生也不超过12%^[4-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如美国青少年检测率为33%）^[6]。国内外研究显示，青年学生HIV检测服务利用相关影响因素复杂，其中HIV感知风险意识与检测率呈显著正相关，具有艾滋病风险意识的MSM大学生检测率是无风险意识的2~3倍^[7]。但总体而言，学生对HIV检测服务的利用率仍然较低，有必要深层次探究相关影响因素，全面、系统把握检测咨询服务在学生中推广应用时存在的问题。

Andersen卫生服务利用行为模型（Andersen模型）是国际上卫生服务研究领域公认的经典模型，可以为医疗服务利用行为研究提供系统的理论支撑^[8-9]，并可通过干预理论中易改变部分提高卫生服务的利用^[10]。模型认为，个人在决定是否接受卫生服务时，主要受到倾向特征因素（人群特征，包括人口学、社会结构、健康信念等）、能力因素（个人能获得医疗服务的能力及医疗服务的可及性）、需要因素（个人感受到的医疗服务需要，包括自身感知需要和医护人员的评估需求等）的影响。本研究基于Andersen模型，探讨相关因素对自评感染风险高的学生利用HIV检测服务的影响，为促进HIV检测服务利用提供参考依据。

1. 研究对象：2019年3-4月在线使用青年学生性健康和HIV感染风险评估干预工具（熊探）^[11]自评HIV感染风险高的学生。纳入标准：①年龄16~28岁；②在校学生；③知情同意并签署电子知情同意书。

2. 研究内容：根据Andersen模型及相关文献，研究内容包括倾向特征因素、能力因素、需要因素3个模块。倾向特征因素有5个变量（年龄、性别、性取向、文化程度、艾滋病知识知晓程度）^[12]；能力因素有6个变量（知道哪里提供免费检测服务、最近1年接受过艾滋病预防知识的宣传、最近1年接受过艾滋病疫情的宣传、最近1年接受过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服务的宣传、艾滋病相关政策方面的宣传、遇到问题会求助外界）；需要因素有3个变量（有危险性行为、有感染HIV的性伴、曾在医院确诊感染过STD）。

3. 指标及定义：

（1）知识得分：艾滋病知识知晓程度调查包含14道题目，每答对1道题记1分，根据总体得分的中位数将研究对象分为2组（得分≤12=较低、13~14=较高）。

（2）知道哪里提供免费咨询检测服务得分：设为多选题，有且只有3个正确答案，每选中1个正确答案记1分，按得分情况将研究对象分为2组（得分0或1=不熟悉、3或4=较熟悉）。

（3）自评HIV感染风险：性观念开放、发生过插入式性行为或爱抚、接吻等边缘性行为者为高风险。

4. 统计学分析：采用Excel 2010软件进行数据整理，计算研究对象的知识得分及知道哪里提供免费检测服务得分，在重新赋值和生成新的变量后应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对人口学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运用logistic回归对所有解释变量与接受检测服务的关系进行单因素分析，选择P < 0.15的变量，应用阶段模型^[13]将单因素筛选出的变量按照倾向特征因素、需要因素、能力因素的顺序，逐步法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中进行分析。能力因素模块在影响卫生服务利用和推进艾滋病检测工作中具有较高的实际意义，最后一步纳入到模型中。检验水准α=0.05。

1. 基本情况：共调查526名学生，年龄（19.30±1.19）岁，男性、女性分别占62.4%、37.6%；性取向为异性恋、其他分别占86.7%、13.3%；文化程度为中学、大专、本科及以上的分别占2.7%、61.6%、35.7%。见表 1。发生过插入式性行为比例为56.7%（298/526），做过HIV检测的比例为11.0%（58/526）。而发生过插入式性行为的学生中，做过HIV检测的比例为13.42%（40/298）；未发生插入式性行为的学生中，做过HIV检测者占7.89%（18/228）。

表 1 在校学生接受HIV检测情况的单因素分析

表选项

2. 艾滋病知识知晓程度：知晓率较低的知识题分别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应主动寻求HIV检测咨询”“如果感染了HIV，早检测和早治疗对控制病情有帮助”“发生高危行为后能通过药物阻断预防HIV感染”，知晓率分别为3.8%、5.1%和13.7%。见表 1。

3. 接受HIV检测情况单因素分析：性取向、文化程度、艾滋病知识知晓程度、有危险性行为、有感染HIV的性伴、曾在医院确诊感染过STD、知道哪里提供免费检测服务、最近1年接受过艾滋病预防知识的宣传、最近1年接受过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服务的宣传、遇到问题会求助外界等因素可能是青年学生接受过HIV检测的影响因素。见表 1。

4. 在校学生接受HIV检测情况的阶段模型分析：以是否曾接受过HIV检测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中筛选出的相关因素（P < 0.15）采用分变量组逐步纳入的方法构架模型（表 2）。模型1仅纳入了倾向特征因素，结果显示，个人倾向因素模块可以解释结局变量19.1%的差异，性取向为其他（与异性恋相比，OR=7.32，95%CI：3.94~13.60）、艾滋病知识得分较高（与得分较低的相比，OR=1.80，95%CI：0.99~3.27）的学生接受HIV检测可能性较高。

表 2 青年学生接受HIV检测情况的阶段模型分析

表选项

模型2加入了需要因素，结果显示，此时模型可以解释结局变量27.2%的差异。在控制了倾向特征因素后，需要因素中有危险性行为（与未发生过危险性行为的相比，OR=2.88，95%CI：1.55~5.37）、本人在医院确诊感染过STD（与无感染的相比，OR=7.26，95%CI：2.64~19.95）的学生接受HIV检测的可能性较高。

模型3加入了能力因素，此时模型的解释力度较模型2进一步上升，可以解释结局变量31.7%的差异。在控制了倾向特征因素及需要因素后，能力因素中最近1年接受过艾滋病预防知识宣传的学生检测艾滋病的可能性较低（与未接受的相比，OR=0.29，95%CI：0.11~0.76），而最近1年接受过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服务宣传的学生接受HIV检测的可能性较高（与未接受的相比，OR=3.67，95%CI：1.71~7.90）。

本研究发现，发生过和未发生插入式性行为的学生中，做过HIV检测的比例分别为13.42%和7.89%，且两者均明显高于2016年广州市3所大学和2所中等职业学校学生（3.1%）^[4]和2014年北京市6所高校学生（2.8%）^[5]，说明HIV感染风险意识较高、有HIV检测需求的学生的行动力更高^[7]。研究还发现，异性恋学生相比其他群体，HIV检测率较低。这与蔡畅等^[14]研究发现我国大多数MSM社会组织对动员MSM群体HIV检测有积极作用的结论相一致，而且，女性相对来说，缺乏HIV检测的行动力，可能是由于部分异性恋学生对HIV危害认识不足，认为艾滋病只对同性恋等性少数群体构成威胁。另外，20~28岁年龄组的HIV检测率（16.1%）是16~19岁年龄组（8.1%）的1.99倍。而且，艾滋病知识得分较高的HIV检测率是得分较低的2.05倍。因此，在个人倾向因素方面，需要加强艾滋病相关知识培训、向异性恋学生倡导HIV检测的宣传力度；在需要因素方面，强调危险性行为与HIV感染的关联，提高其HIV检测的内在需求。

Andersen模型认为，对卫生服务的利用情况可通过改变高可变性的影响因素进行调整，本研究还发现，虽然倾向特征因素及需要因素对结果的解释力强于能力因素，但当进一步寻求可以改变医疗服务利用情况的因素时，相比年龄、性别等特征或社会结构等难以改变的因素、理论上不可变的需要因素，最可能改变的是能力因素^[9]。因此，本研究将能力因素放在最后一步纳入。结果显示，倾向特征因素和需要因素对HIV检测服务的利用均有较大的影响，在控制了倾向特征因素及需要因素变量的影响后，最近1年接受过咨询检测服务宣传对HIV检测有额外的促进作用，这与其他研究发现的咨询检测服务的知识、态度、益处感知可促进HIV检测的结论相一致^[15-16]。今后需加强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服务的宣传力度，包括具体的相关信息及政策，以消除学生对HIV检测的顾虑和困难。

本研究还发现，大部分学生认同HIV检测的必要性及益处，学生对艾滋病相关治疗的知晓率较低，这与对学生艾滋病宣传教育侧重内容主要以危害性认知、传播方式、保护、男男性行为及新型毒品等为主有关，针对抗病毒治疗了解较少。对艾滋病相关知识了解不全面，尤其是对抗病毒治疗知之甚少，容易使学生对艾滋病产生误解和恐慌，甚至歧视。因此，在艾滋病宣传教育时，可适当增加抗病毒治疗知识内容。

影响学生参加HIV检测的主要因素可归纳为人口学因素、知识政策知晓情况、风险认知、心理、行为以及检测服务供给等，研究方法主要是单因素、多因素分析，关注的群体多是面向整个学生群体或是MSM学生^[17-22]。相比其他学生，本研究主要针对性观念较开放、性行为较活跃而自我评价HIV感染风险高的学生，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存在局限性。采用方便抽样的网络问卷调查方式，样本的代表性不足；另外，本研究应用安德森初始版本模型，关注“个体特征”层面的影响因素并确定了14个研究自变量，近年Andersen模型有新的改良和发展，如考虑环境因素、健康行为及健康结果模块，这些因素以及其他影响结局变量的因素，都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