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活性物质又称成瘾物质/药物，指来源于体外、能够影响人类精神活动并能使用药者产生依赖的化学物质，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又称为药物滥用^[1]。近年来，一些精神活性物质如苯丙胺类兴奋剂（冰毒、小马、麻古、摇头丸）、亚硝酸酯类吸入剂（Rush）、零号胶囊、镇静剂或安眠药（安定、阿普唑仑、氟硝安定和咪达唑仑）、氯氨酮（K粉）等，被滥用于刺激性欲、延长性行为时间、增进性快感，用药者偶尔尝试后可能发展为习惯使用，最终陷入依赖成瘾^[2]。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加重了MSM中HIV/STD流行，严重损害该人群的健康^[3-5]。数据显示，我国历年报告HIV/AIDS中，男男性行为传播所占比例从2007年的不足4%攀升到2017年的25.5%^[6-7]。伴随互联网、物联网的迅猛发展，新的精神活性物质不断涌现并且快速扩散，有必要对MSM中这类物质的滥用情况开展持续监测，以进一步加深对于滥用状况及其背后原因的认识，结合实际情况推动形成精准的科学干预策略。本研究以6个省份中接受社会组织服务时自愿参与在线调查的MSM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与艾滋病传播相关的性行为及精神活性物质使用情况，为探索制定适宜我国MSM的精神活性物质干预策略，减少HIV/STD经男男性行为传播提供科学参考。

1. 研究对象：2019年7-12月，在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6个省份依托当地MSM社会组织，通过HIV检测咨询服务、干预外展活动招募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为≥18岁男性、发生过男男性行为或主要性取向为男性、知情同意。本研究通过了中国CDC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批（X180629516）。

2. 方法：设计基于互联网的精神活性物质滥用风险在线调查工具，部署在第三方服务器上，使用专属域名作为调查入口，生成链接二维码。由接受统一培训的MSM社会组织志愿者指引研究对象，通过微信扫描事先打印的二维码图片进入调查界面，在手机上匿名独立完成问卷。答题过程中遇到疑问和困难（如题目不理解、网络不通畅等），由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帮助解决。研究对象可以在填答网络问卷的任意时点上选择退出。

3. 内容：在线答题时自动生成调查编号，一个微信号对应唯一一个问卷编号，同一个人使用两个不同微信号参与答题的情况罕见。调查内容包括年龄、出生性别、主要性角色（男男性行为插入方/被插入方）、最近1次性行为对象（固定性伴/临时性伴）、最近1次性行为使用安全套、最近6个月使用烟草制品、使用精神活性物质（不包括传统毒品和其他药物）等情况。

4. 统计学分析：采用Excel 2010和SAS 9.4软件进行整理和分析。计数资料描述采用频数和百分比，采用χ²检验比较组间差异。由于年龄不服从正态分布，使用两组独立样本秩和检验。将调查省份作为控制变量，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低到高排序^[8]，将6个省份分成3组：第1组为河北省（43 108元/人）和山东省（66 472元/人）、第2组为广东省（88 781元/人）和福建省（98 542元/人）、第3组为浙江省（101 813元/人）和江苏省（115 930元/人）。按照精神活性物质使用情况将研究对象分为使用组（使用过至少1种）和未使用组（从未使用），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计算OR值（95%CI），探索精神活性物质使用的相关因素，再将相关因素纳入构建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双侧检验，检验水准α=0.05。

1. 基本情况：完成调查问卷2 899份，有效应答率为92.8%（2 690/2 899）。研究对象年龄（29.7±9.0）岁，年龄范围18~78岁，20~35岁占69.0%（1 855/2 690）；主要性角色为被插入方的占73.1%（1 967/2 690）；最近1次性行为对象为男性的占97.2%（2 616/2 690）、为固定性伴的占72.1%（1 887/2 616），未发生过男男性行为的占1.9%（52/2 690），拒绝回答或不详的占0.8%（22/2 690）；最近一次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22.8%（596/2 616）；最近6个月使用烟草制品的比例为26.2%（704/2 690）。

2. 精神活性物质使用情况：排除不合格问卷74份，纳入2 616名发生过男男性行为的研究对象，32.2%（841/2 616）报告曾经使用过至少1种精神活性物质。报告使用人数最多的是Rush，占全部使用人数的92.4%（777/841），其次是零号胶囊，占15.8%（133/841），氯氨酮（K粉）报告使用人数最少，占2.6%（22/841）。使用过≥2种精神活性物质的占研究对象的4.6%（121/2 616），占全部使用人数的14.4%（121/841），其中79.7%（98/121）报告曾使用过Rush和零号胶囊。25~34岁年龄组中使用Rush的比例最高（32.1%），其次是 < 25岁年龄组（31.4%），两者均明显高于≥35岁组（23.3%）。见表 1。

表 1 调查的男男性行为人群中精神活性物质使用率（%）

表选项

3. 精神活性物质使用的相关因素分析：61.1%（1 597/2 616）的研究对象来自山东省和河北省，20.1%（527/2 616）来自福建省和广东省。其中，841人报告曾经使用过精神活性物质，中位数年龄27岁，年龄范围18~59岁；1 775人报告从未使用，中位数年龄28岁，年龄范围18~78岁，两组年龄中位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1.67，P=0.095）。在控制调查省份的影响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 < 35岁、主要性角色为插入方、最近1次性行为对象为临时性伴、最近6个月使用烟草制品的MSM中曾经使用精神活性物质的比例更高。见表 2。

表 2 调查MSM中精神活性物质使用的相关因素分析

表选项

本研究发现，Rush、零号胶囊等精神活性物质在MSM中流行，青年人滥用比例更高。Rush是一种含有各种挥发性亚硝酸盐（酯）的气体，包括异丙基亚硝酸盐、异亚硝酸盐、亚硝酸戊酯、亚硝酸异戊酯等，一般装在褐色的安瓿（或胶囊）中，主要以鼻吸方式摄入，可延长阴茎勃起时间，放松肛门括约肌^[9]。零号胶囊的主要成分是色胺类物质，具有强烈致幻作用，以胶囊、片剂、粉末、液体等多种形式出售，用于催情^[10]。MSM有缓解肛交疼痛、延长性行为时间、提升性快感的需求，给这类物质的流行提供了机会^[11-12]。求购者通过网络、性伴、MSM朋友圈、成年人用品商店、海外代购等渠道获得购买途径、使用方法、用后体验等信息^[12]，但是信息渠道常与售卖渠道重合，宣传甚至夸大药物的助性效果而淡化副作用和成瘾性，有明显鼓动消费和诱导使用的倾向。对于精神活性物质的危害，MSM普遍认识不足，缺乏应对技能，加上好奇和侥幸心理，很难筑起拒绝使用的决心及行为防线^[12-13]。此外，精神活性物质还经常“改头换面、推陈出新”，一方面是为了不断刺激消费，更重要的是规避法律法规的管控。目前，我国并未将Rush纳入毒品范畴加以管制^[14]。上述情况不利于防控精神活性物质在该人群中流行。

本研究发现，32.2%的MSM使用过精神活性物质，低于2016年天津市面访调查结果（54.5%）^[15]，以及2017年中国16个城市的面访调查结果（39.8%）^[16]，与武汉市（32.4%）^[17]、长沙市（30%）等城市线下调查结果接近，高于四川省（27.7%）^[18]、深圳市（12.7%）^[19]等地自填问卷调查结果，处于中间水平。本研究发现，精神活性物质的使用与MSM的年龄、使用烟草制品习惯、性伴类型、主要性角色等多重因素有关。年龄 < 35岁者的使用比例高于≥35岁者，尤其Rush的使用比例较高，可能与年轻MSM性活跃程度更高有关。有使用烟草制品习惯者更倾向使用精神活性物质，与既往研究一致^[12]。相比未使用者，使用过精神活性物质的MSM最近1次性行为对象为临时性伴的比例更高，这与李镠等^[15]对天津市研究结果相似。主要性角色为插入方报告的使用比例高于被插入方，这与既往研究有所不同^{[18, 20]}。可能原因：一是在询问主要性角色时，选项设置为插入方/被插入方，未列出插入方与被插入方角色相当的情况，可能导致一部分人错分；二是本研究了解到性行为时插入方使用Rush的人数不少，主要目的是让身体在短时间内产生发热、兴奋的感觉，帮助阴茎勃起，延长性行为时间。受精神活性物质的影响，MSM发生多性伴、无保护肛交等高危性行为的可能性增高，从而增加了感染HIV等性传播疾病的风险^[19-21]。

本研究存在不足。一是研究对象需使用手机上网填答问卷，无手机上网条件者参与调查的可能性小，但我国智能手机和移动宽带的普及率高^[22]，调查受此局限较小；二是调查内容涉及药物滥用和性行为等敏感问题，不能排除研究对象的填报失误、瞒报和回忆偏倚；三是横断面调查，不能据此推测关联的方向和因果。

综上所述，以Rush为代表的精神活性物质在MSM中广泛流行，尤其 < 35岁使用比例较高。主要性角色为插入方报告使用Rush的比例较高，应当引起更多研究关注。需针对该特殊人群特别是其中性活跃的年轻人，评估成瘾风险等级，分级采取精准综合干预措施，减少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及相关危害。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志谢 感谢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提供技术支持，感谢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和广东省6个省份CDC与MSM社会组织为本研究现场招募、数据采集等工作做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