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烟、饮酒、膳食、体力活动等生活方式因素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s，NCDs）关系密切。研究显示，个体长期遵循健康生活方式时，其发生或死于慢性病的风险更低^[1-5]。疾病家族史是诸多慢性病的独立危险因素^[6-8]，反映了慢性病的遗传易感性、家庭环境以及生活习惯的综合影响。研究显示，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一定程度地抵消遗传带来的疾病风险。同是遗传风险较高的个体，相比于生活方式不健康者，健康的生活方式能使冠心病的发病风险降低46%^[9]。同样地，在高遗传风险人群中，保持健康体重能使糖尿病的发病风险显著降低^[10]。

然而，疾病家族史能否有效地促使个体采纳更健康的生活方式的相关研究较少且无明确结论。部分观察性研究发现，具有某些疾病家族史的个体，吸烟率更高^[11-12]；而家族史与个体饮酒、膳食、体力活动等其他生活方式的关联尚无一致结果。本研究旨在利用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China Kadoorie Biobank，CKB）项目的基线调查数据，分析急性心梗、脑卒中、恶性肿瘤和糖尿病4种主要慢性病的家族史与个体生活方式间可能存在的关联；进一步利用第2次重复调查数据，观察这种关联在相隔约10年的时间里是否发生变化。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CKB项目于2004-2008年在全国10个项目地区开展基线调查，包括5个城市地区和5个农村地区。CKB项目为前瞻性队列研究，在项目点的选择上综合考虑了人群相对稳定性、疾病和危险因素流行情况、监测系统运行质量、项目点持续参与项目的意愿和能力等，项目点和人群的选择并未采用概率抽样方法。基线调查完成后，每隔4~5年随机抽取约5%的队列成员进行重复调查。2013-2014年开展了第2次重复调查。详细介绍见参考文献[13-15]。

共512 891名30~79岁的研究对象拥有完整基线调查数据，其中25 045名研究对象参加了第2次重复调查。为了减少个体同期疾病状态对生活方式的影响，剔除基线自报患有冠心病（n=15 472）、脑卒中（n=8 884）、恶性肿瘤（n=2 577）、自报或现场血糖筛查发现的糖尿病（n=30 300）以及BMI缺失（n=2）的研究对象；同时剔除第2次重复调查时自报患有上述任一种重大疾病（n=4 462）的研究对象，最终分别纳入461 213人和20 583人进行分析。

2.研究内容：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研究对象的一般人口社会学信息（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婚姻状况、职业、项目地区）、生活方式特征（吸烟、饮酒、膳食、体力活动）、个人疾病史和家族史。身高、体重、腰围、臀围、血压和随机血糖等指标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采用统一工具测量。计算BMI为体重（kg）/身高（m）²，腰臀比（waist-to-hip ratio，WHR）为腰围（cm）/臀围（cm）。

家族史相关变量根据研究对象自报的一级亲属（生父、生母、亲兄弟姐妹）患有急性心梗、脑卒中、恶性肿瘤和糖尿病4种主要慢性病的情况进行定义。报告一级亲属中≥1人患有任意一种疾病即为有主要慢性病家族史，所有一级亲属均未报告患有上述4种疾病则为无家族史。家族史变量包括家族史病种、病种数（1、2或≥3种）、涉及的家庭成员（父亲、母亲或兄弟姐妹）和患病人次数（1、2或≥3人次）。

参考CKB项目已有的研究结果^[16-17]，本研究分析的与慢性病风险相关的生活方式因素包括吸烟、饮酒、膳食和体力活动。此外，肥胖测量指标可反映个体的能量平衡状况，也纳入分析。健康的生活方式定义为：①当前不吸烟为从不吸烟和已戒烟（不包括因病戒烟）；②不过量饮酒为非每日饮酒或每日饮酒但饮酒量 < 30 g/d ^[18]；③每日摄入新鲜蔬菜和水果；④积极的体力活动为体力活动水平（代谢当量-h/d）位于同性别年龄组（< 50，50~，≥60岁）人群的前25%；⑤反映全身性肥胖状况的指标BMI=（18.5~23.9）kg/m^2[19]；⑥反映中心性肥胖状况的指标WHR正常（男性 < 0.90，女性 < 0.85）^[20]。所有生活方式变量均定义为二分类变量，符合健康生活方式定义赋值为1，不符合则赋值为0。

3.统计学分析：比较有、无家族史者的基本特征分布，连续型变量采用协方差分析，分类变量采用二分类或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报告调整基线年龄和项目地区后的构成比。将6种生活方式因素分别作为因变量，使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有、无家族史者各类健康生活方式比例的差异，模型均调整性别、年龄、地区、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婚姻状况、职业和现患高血压。以家族史病种、病种数、涉及的家庭成员、患病人次数分别作为自变量，调整变量同上，分析慢性病家族史特征对个体健康生活方式的影响。采用似然比检验，比较有交互项模型和无交互项模型的差异，分析基线现患高血压（是、否）以及性别（男、女）、年龄（< 60、≥60岁）、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初中及以上）等社会人口学特征是否对家族史与生活方式间的关联存在效应修饰作用。数据分析使用Stata 14.0软件，所有检验均为双侧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基本情况：利用2004-2008年基线调查数据，共纳入461 213名研究对象，男性占41.0%。自报有急性心梗、脑卒中、恶性肿瘤和糖尿病家族史的比例分别为3.1%、17.5%、16.5%和6.2%。有家族史的比例为36.5%，与无家族史者相比，有家族史者的城市人口比例和高血压患病率更高（表 1）。

2.家族史与健康生活方式的关联：基线分析人群中当前不吸烟、不过量饮酒、每日摄入蔬菜水果、积极从事体力活动、BMI处于正常范围和WHR处于正常范围的比例分别为70.5%、93.0%、18.0%、25.0%、53.4%和43.5%。不同家族史状态者的各类健康生活方式比例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绝对差异均不超过3%（表 2）。与无家族史者相比，有家族史者在吸烟、饮酒、肥胖状况等方面保持健康的比例更低；但在蔬菜水果摄入、体力活动方面保持健康的比例更高。

不同病种家族史对各类健康生活方式比例的影响有所不同（表 3）。有、无家族史者之间各类健康生活方式比例的绝对差异不大。随着家族史病种数的增加，当前不吸烟、正常BMI和WHR等健康生活方式的人群比例逐渐降低，而每日摄入新鲜蔬菜水果、积极体力活动的比例逐渐升高（趋势性检验P < 0.001），不过量饮酒的比例无明显变化（图 1）。

不同家庭成员患病对各类健康生活方式比例的影响基本一致，表现为吸烟、饮酒、肥胖状况等方面健康的比例略低；而蔬菜水果摄入、体力活动方面健康的比例略高（表 4）。随着患病人次数的增加，各类健康生活方式比例的变化趋势同图 1结果类似（趋势性检验P < 0.001）。

本研究未发现基线现患高血压以及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社会人口学特征对家族史与健康生活方式间的关联存在明显的效应修饰作用。敏感性分析中，剔除基线患有高血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研究对象，分析结果无明显改变。

3.2013-2014年重复调查人群家族史与健康生活方式的关联：共纳入分析20 583名研究对象，男性占38.3%。自报有急性心梗、脑卒中、恶性肿瘤和糖尿病家族史的比例略增加，分别为5.0%、18.7%、19.1%和9.9%，有家族史的比例为41.7%。相比基线调查，第2次重复调查时队列成员的各类健康生活方式比例变化不一，不过量饮酒的比例（93.3%）基本无变化，当前不吸烟（76.3%）、每日摄入蔬菜水果（33.0%）的比例上升，而积极体力活动（16.0%）、正常BMI（47.9%）和WHR（31.6%）的比例下降。比较有、无家族史以及不同家族史状态人群的各类健康生活方式比例，绝对差异依然很小，相比基线调查时的结果，家族史与健康生活方式之间的关联没有明显改变（图 2）。

讨论

本研究利用CKB项目的调查数据分析急性心梗、脑卒中、恶性肿瘤和糖尿病4种主要慢性病的家族史与个体健康生活方式间的关联。在调整潜在混杂因素后，相比于无家族史者，有家族史者当前不吸烟、不过量饮酒、保持健康体重和体脂的比例更低；每日摄入蔬菜水果和积极体力活动的比例更高。但是总的来说，不同家族史病种类型和数量、涉及的家庭成员类别和患病人次数的健康生活方式比例差异甚微。在大约10年后的重复调查中，这种关联状态没有明显改变。

2009-2012年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NHANES）显示，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家族史的个体，当前吸烟行为比例更高，超重/肥胖的比例在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个体中更高；同时具有2种家族史时，效应值更高^[21]。200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健康调查（California Health Interview Survey，CHIS）发现，恶性肿瘤家族史与个体当前吸烟行为之间存在关联（OR=1.16，95%CI：1.01~1.35）^[12]。本人群中关于吸烟和超重/肥胖状态的观察结果与上述研究类似。

现有研究结果关于家族史与个体饮酒、膳食、体力活动等生活方式的关联不一致。部分研究未发现家族史与这些生活方式间存在关联^[22-23]。2005年的CHIS调查发现，有结肠癌家族史者每天进食≥5份蔬菜水果的比例更低，但恶性肿瘤家族史与蔬菜水果摄入间未发现关联^[24]，提示不同种类的恶性肿瘤家族史对个体生活方式的影响可能不完全相同。Cooper纵向研究（Cooper Center Longitudinal Study，CCLS）发现有慢性病家族史者达到指南推荐体力活动水平的比例更低^[25]。而本研究发现有家族史者在蔬菜水果摄入、体力活动方面保持健康的比例稍高，这可能是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定义不一致以及人群差异造成的。

尽管本研究中不同家族史状态人群的各类健康生活方式比例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绝对差异很小，提示在CKB项目调查人群中，个体已知的疾病家族史信息对其是否采纳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影响甚微。类似地，一项整合随机化或类随机化对照试验的Meta分析显示，将基因检测获得的遗传易感性信息告知研究对象后，其吸烟、饮酒、膳食、体力活动等生活方式几乎没有改变^[26]。家族史信息对个体的生活方式难以发挥积极的影响，一是因为不良生活方式的家庭聚集性以及固有的生活习惯难以改变，还可能因为人们对家族史所反映的信息认识不足，或对未来的健康不关心。研究发现，有家族史者采取预防性服用阿司匹林、血脂检测、肿瘤筛检等医学手段的比例明显更高^{[22, 24]}，反映了人们更倾向于采取“简单而有效”的解决方式。另外，有家族史者对疾病风险的感知虽有所提升，但大多数人不认为其未来发病的风险高于平均水平，因而保持其原有生活方式^[27]。

本研究的优势包括样本量大、覆盖地区广，可控制潜在混杂因素，能够分析多种家族史特征与生活方式的关联，并且利用约10年后的重复调查数据观察可能的长期变化。本研究存在局限性。首先，疾病家族史信息和生活方式均为研究对象自报，可能存在信息偏倚。其次，CKB项目成员的招募是基于自愿原则，而非概率抽样，因此本研究结果的外推性受到一定的限制。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自知有急性心梗、脑卒中、恶性肿瘤和糖尿病4种主要慢性病家族史的个体在健康相关的主要生活方式上并未表现得更健康，还需深入探讨如何促进人群关注疾病家族史信息对个人健康的意义，从而促使其生活方式发生积极的转变。

志谢 感谢所有参加CKB项目的队列成员和各项目地区的现场调查队调查员。感谢项目管理委员会、国家项目办公室、牛津协作中心和10个项目地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利益冲突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