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害与传染性疾病、非传染性疾病并列为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三大公共卫生问题。在我国，伤害是继恶性肿瘤、脑血管疾病、心脏病和呼吸系统疾病之后的第五位人群死亡原因，是我国45岁以下人群的第一位死亡原因，占人群总死亡的7.45%^[1]。在我国目前城镇化、机动化、老龄化快速发展的阶段，积极开展伤害预防与控制，减少伤害导致的死亡、伤残、就医等不同形式的伤害疾病负担，已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使命。伤害预防与控制，虽然与传染病、非传染性疾病有着共同的基本原理，但又因为伤害发生的特征性要素，有着自身独特的模式、方法、策略和措施。全面评价我国人群伤害疾病负担，完善伤害预防的证据体系，包括不同地区、人群和伤害类型的不同结局指标的现况和受社会、经济、价值体系等因素和突发事件影响下的变化趋势，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干预效果和成本效益评估结果，是正确选择和准确制定伤害预防控制政策、策略和措施的根本依据。

疾病负担评价从主要考虑疾病造成的死亡发展为综合考察患者本人的寿命损失和/或伤残程度。常用的指标包括发病率、患病率、死亡率、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DALY）、过早死亡损失寿命年（Years of Life Lost，YLL）和伤残损失寿命年（Years Lost due to Disability，YLD）等。《中国死因监测数据集2015》结果显示，2015年我国人群伤害死亡率为48.38/10万，男性高于女性，农村高于城市^[1]。《全国伤害医院监测数据集2015》结果显示，2015年全国126家伤害监测医院收集了708 566例门急诊伤害首诊病例，其中62.3%为男性病例，20~49岁病例占54%。门急诊伤害病例中伤害原因的前三位依次为跌倒/坠落（36.79%）、道路交通伤害（20.14%）和钝器伤（15.37%），按性别和城乡分组后，排位不变。15岁以下各年龄组门急诊伤害首诊病例伤害原因前三位依次为跌倒/坠落、钝器伤和道路交通伤害，15岁及以上各年龄组门急诊首诊伤害病例伤害原因前三位依次为跌倒/坠落、道路交通伤害和钝器伤。15岁以下和70岁及以上门急诊伤害病例中50%以上是跌倒/坠落病例；30岁以下病例中跌倒/坠落病例所占比例逐渐降低，30岁及以上病例中跌倒/坠落病例占比则随年龄增大逐渐升高^[2]。我国伤害预防研究起步较晚，全国性的人群伤害疾病负担研究比较缺乏，数据来源和方法也有差异^[3-4]。如何运用综合性的指标，全面评价伤害导致的早死和伤残所构成的疾病负担，已成为伤害预防研究，建立伤害预防证据体系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和探索方向。

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GBD）研究由世界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初牵头发起，在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发表了第一份研究报告。该报告覆盖了8个地区和5个年龄组，系统性地分析了包括107种疾病和483种后遗症在内的全球健康问题，对后续全球卫生政策制定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GBD研究首次引入了DALY指标，综合考虑了死亡和伤残对人口健康的影响，对不同疾病造成的健康影响进行了全面评估和比较，成为GBD研究的核心指标。目前，GBD研究由其发起者Christopher JL Murray教授领导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测量与评估中心进行，研究涉及的方法、内容和范畴与以往研究相比都有了很大提升。GBD研究因其重要的公共卫生价值，受到了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全额资助，并在柳叶刀杂志上陆续发表了多篇不同地域、人群和健康问题的疾病负担研究论著。

本期“伤害疾病负担评价”栏目中的系列论著，通过中国CDC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测量与评估中心合作开展的，GBD2013研究，综合利用全国死因监测系统、全国伤害监测系统、伤害专项调查等不同来源的数据全面系统地分析和描述了我国不同人群伤害的发生、伤残和死亡等现状及变化情况，通过发生率、死亡率、DALY率、YLL率和YLD率等指标详细展示了不同年龄、性别、地域和年份伤害导致的早死和伤残所产生的疾病负担及构成情况，同时强调了重点人群和伤害类型特有的疾病负担特征，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伤害预防证据体系，为不同地区和人群中开展伤害预防控制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关键线索^[5-10]。

GBD是伤害疾病负担评价的重要方法和指标，能够全面反映伤害导致的早死和伤残所产生的疾病负担，是一个难得的综合性指标。但是，GBD评价对计算所需的各项人群流行病学数据的质量要求比较高，并不是在所有的地区和条件下都能够实现对伤害疾病负担的估算。我国伤害疾病负担研究，需要更全面的高质量人群流行病学数据的建立和完善。包括：① 完善全国死因监测体系，进一步提高数据报告质量。伤害的死亡数据是计算因伤害造成早死所导致疾病负担的主要数据来源。近年来，全国死因监测系统实现了全面的发展与完善，国家死因监测点在2013年实现的原卫生部死亡登记系统和全国疾病监测系统的整合，整合后的系统有更好的国家代表性和良好的省级代表性。② 充分利用全国伤害监测系统非致死性伤害相关信息，开展人群伤害随访研究，准确评价伤害造成的伤残所导致的疾病负担。非致死性伤害信息和受伤患者短期与长期的伤残状况，对准确评价伤害造成的伤残所导致的寿命损失极为关键。目前全球范围内非致死性伤害信息，特别是伤害人群长期随访的研究甚为缺乏。我国全国伤害监测系统是GBD评价的重要数据来源，为我国乃至全球伤害伤残权重的估算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全国伤害监测系统于2005年建立，当时包括全国43个监测地区和126家医院。该系统于2014年得到完善和发展，目前已经覆盖全国84个监测地区，252家监测医院，成为估算我国伤害就诊发生状况的主要数据来源。但是我国伤害人群随访研究较少，2007年中国CDC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了珠海地区住院患者伤害结局及疾病负担随访研究，2015年与荷兰伊拉兹马斯医学中心合作开展了中西方文化差异对伤害疾病负担估算影响的探索性研究^[11]。除此之外我国伤害人群随访研究鲜有报告。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投入，收集伤害各类结局指标，为评价伤害造成的疾病负担提供准确可靠的数据支持。

此外，伤害预防的证据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需要全方位地推动伤害相关信息的采集、分析和利用，除了伤害相关死亡、伤残、住院和就医等伤害导致的直接后果，还包括伤害导致的家庭负担，伤害事件本身和后移影响所产生的社会负担等间接负担。疾病负担的全面评价是伤害预防优先领域的确定的重要依据。更为重要的是，伤害疾病负担指标是评价伤害预防控制策略、措施的重要依据。以加纳2003年开展的设立减速装置预防道路交通伤害研究为例，通过引入DALY指标，不仅可以准确测量在经常发生道路交通伤害事故的路口设置减速装置降低道路交通伤害造成的DALY数量，还可以得出每减少1个DALY所需要的成本投入。研究结论使得当地政府部门可以看到设立减速装置的好处和相应的成本效益，并在后续预防道路交通伤害的投入和资源配置上做出更优化的决策^[12]。评价结果为伤害干预工作中，从不同的角度筛选伤害预防的策略和措施提供证据支持。

目前，我国伤害预防控制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全国性、多层次、综合指标体系融入的伤害预防证据体系的建立需要伤害预防个相关部门的关注和投入，也需要更多伤害预防控制的专业人员队伍能力的不断提高，完善伤害相关信息的收集、分析、分享和利用。全面反映我国不同地区、人群和伤害类型的疾病负担综合评价，已经成为我国伤害预防证据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与完善，将对我国有的放矢的开展伤害预防控制工作尤其是针对高危人群和重点伤害类型的防控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