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发挥着引领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1]。《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是我国首个以教育强国为主题、以全面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重要任务的国家行动计划。作为顶层设计，它对全面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作出战略部署，并锚定了研究生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新方位。2020年由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也明确提出“到2035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强国”^[2]目标。因此，不仅有必要回答好“教育强国，研究生教育何为”这个时代命题，更需要从学理化和战略性的高度廓清“研究生教育强国”的科学内涵与外延，明确研究生教育强国建设的现实基础，深刻认识研究生教育在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及科技强国中的纽带作用，更好地谋划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向，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强国之路。

“研究生教育强国”这一概念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色，是随着中国研究生教育不断发展壮大而形成的，已从一个单纯教育工作的价值理念演变成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概念^[3]。对于“什么是研究生教育强国”这一重要问题，学界展开过深入探讨，但并未形成共识。目前，关于“研究生教育强国”的界定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第一，从结构功能论看，有学者将研究生教育强国视为教育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教育强国与研究生教育强国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他们认为研究生教育处于国民教育的顶端，是畅通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发展的关键结合部，并提出诸如“研究生教育强国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制高点”^[4]，“研究生教育强国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发挥高端引领性作用”^[5]等相关论述。

第二，从主体价值论看，价值立场对确立研究生教育强国内涵有着直接影响，因为研究生教育强国并非一个单纯的学术性概念，而是一个带有强烈价值预设和指向的理论命题，即一个有关教育与国家功能性关系的概念。研究生教育是人才强国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的核心驱动要素，研究生教育强国具有强大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能力，能满足国家现代化建设和人类社会进步的需求^[6]，主要表现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及相当强的国际影响力等方面^[7]。

第三，从高等教育理论看，不少学者认为研究生教育遵循高等教育内外部规律，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为目标。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普及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并非一味追求规模化的扩张，更重要的是实现其内涵、理念、模式等质量方面的优化。就此而言，研究生教育强国秉承动态“质量观”发展理念，即不仅要在研究生教育规模上合理扩大，更要在教育观念、教育功能、入学和选拔制度、研究生培养体系等方面实现质的转变。

综上，本研究认为，“研究生教育强国”是一个兼具政治性、战略性、实践性的综合性概念和话语体系，其内涵具有动态性、阶段性。可将其内涵界定为“研究生教育综合实力强，拥有先进的研究生教育理念，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体系，自主卓越的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支撑国家战略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具有相当强的国际影响力，能够为世界科技变革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方案”。

“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是龙头，研究生教育是龙头的犄角”^[3]。从历史发展来看，研究生教育强国之路始终与国家强大、民族振兴同频共振、一脉相承。纵观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先后经历从“教育弱国”迈向“教育大国”，再到“建设教育强国”的发展阶段；同时，教育理念也发生了从“教育救国”到“教育建国”，再到“科教兴国”和“教育强国”的深刻转变。这些历史变迁彰显了近代以来中国教育始终肩负着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的使命。《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8]。可见，研究生教育强国与教育强国建设具有内在发展的一致性，两者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和相互支撑的关系。

首先，研究生教育强国是教育强国的核心组成部分。教育强国建设是一个有机整体(包括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研究生教育处于国民教育体系的顶端，对整个教育体系的质量和水平具有引领性作用。可以说，研究生教育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推动力，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关键环节，能够为国家的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高质量的创新人才。

其次，教育强国为研究生教育强国提供坚实基础与可靠保障。从本质上看，“教育强国是指一个国家具有强大的教育能力，并表现为强大的教育综合实力”^[9]。这意味着，建设教育强国需要从整体上提升教育体系的质量和水平，其可通过加强教育投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完善教育治理体系，为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资源保障和社会支持。

最后，研究生教育强国与教育强国具有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关系。从协同理论来看，研究生教育强国能够推动教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进程，要关注研究生教育与其他教育阶段的衔接与协同发展。只有各阶段教育足够强大，才能够为研究生教育输送高质量的人才资源，而强大的研究生教育也将为基础教育、本科教育等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人才与技术支撑。因此，研究生教育强国有助于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进而实现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引领，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研究生教育体系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初步形成“一国特色、两种类型、三级学位”协调发展的体系，为加快建成研究生教育强国提供制度保障。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旨在通过优化学科布局，强化分类培养机制满足国家重大战略布局、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需要。2023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提出，“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融通创新，着力提升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质量”^[10]，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体系，标志着我国研究生教育迈入新的发展阶段。202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强调，“要优化资源配置，加大博士研究生教育投入力度，建立健全稳定支持机制”^[11]。这意味着，我国正在逐步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提高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集中各方优势资源建成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体系，以研究生教育之“强”支撑国家之“强”。

学科是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12]。历经40多年发展，我国已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体系。根据《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我国目前共设一级学科117个，博士专业学位类别36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31个，覆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干领域。近年来，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发展需求，我国明确了以重点学科建设牵引学科布局调整的发展思路，这一举措促进了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提档升级。一是持续推进一流学科培优行动，增强战略引领力。“双一流”建设高校实现了阶段性目标，一批高校和学科逐步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承担着全国超过80%的博士研究生以及近60%的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13]，成为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生力军。二是深化基础学科建设，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国家层面重点支持了一批立足前沿、自由探索的基础学科建设，通过新建一批基础学科培养基地，培养高质量拔尖创新人才，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对主干基础学科建设的支持力度。三是建立交叉学科发展引导机制，强化攻关协同力。立足自身办学特色，聚焦芯片制造、人工智能、集成电路、能源科技等科技前沿和国家急需领域，积极布局交叉学科，以多学科交叉来破解“国家级”难题。

《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首次将“分类发展”列为核心议题，正式从国家制度层面确定了两类学位同等重要。至此，我国初步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制度，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规划纲要》提出，要“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稳步提高博士研究生占比，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8]。在2012至2022年的10年间，我国专业学位授权点数量在学位授权点总数中占比由37.6%提升至44.2%；专业学位授予人数在学位授予总人数中占比由32.29%增加到56.4%。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我国对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和多元，特别是对具有实践创新能力的应用性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尤为旺盛。深入推进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是加快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必由路径，有助于满足各行各业对多元化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需求。为此，在分类发展视角下，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展开了积极探索。例如，部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数理化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构筑基础学科人才自主培养“母机”；依托“科技小院”探索农业硕士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三位一体的育人模式；建设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及创新学院，推动工程师培养体系重构。

规模与结构是反映研究生教育发展水平的关键性指标。规模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基础，具体表征为一国人才储备的多少、创新创造潜力的大小，是衡量研究生教育水平的重要观测指标。适度的研究生教育规模和合理的结构是建设高质量研究生教育体系的关键。在研究生教育规模方面，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研究生教育大国，截至2023年，我国在学研究生人数达388.29万人^[14]，累计培养1100多万名研究生，总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但从国际比较的相对数值来看，我国研究生层次的人才资源存量低，特别是高水平拔尖创新人才匮乏。例如，发达国家的研究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比超过20%^[15]，而我国目前大约是9%，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显著；美国、德国、英国的千人注册研究生数分别是我国的4.46倍、7.33倍、4.57倍，他们的千人注册人数均超过10人，而我国2023年的千人注册研究生数仅为2.76人，即使按照目前我国在学研究生规模以年均8.1%的增速进行扩张，到2035年千人注册研究生数才达7人左右^[16]。相关报告显示，到2030年，我国将面临超过3000万高技能人才的缺口，其中数字经济相关领域人才缺口将占60%以上^[17]。由此可见，目前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

学科专业结构合理是建设高质量研究生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不合理以及设置同质化是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领域面临的困境之一，已严重影响了研究生教育质量、拔尖人才培养、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教育的整体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高校学术学位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同质化”培养。我国的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早于专业学位，其在课程体系、培养内容、导师队伍及保障机制等方面都更为完备。因此，在相当长时间里，很多高校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是“照搬”学术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导致两种类型的人才培养出现同质化现象，无法满足社会对高层次应用型、实践型人才的大量需求，同时也影响了研究生教育的整体质量。第二，高校间学科专业设置趋同。不少高校在研究生学科设置上存在高度相似，都集中于热门学科与传统学科办学，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特色学科缺失，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以及与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相关的学科建设也明显滞后，导致高层次人才培养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第三，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设置的区域分布不均衡。东部地区开展研究生教育的高校数量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且专业设置更为丰富、招生规模更大，而中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水平相对较低。这种区域布局不均衡导致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影响了中西部地区研究生人才培养，不利于区域经济长远发展。

《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在创新产出指标上已位居全球第五位。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研究生教育，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高水平科技创新的主渠道。与世界研究生教育强国相比，我国高校在科技创新参与度、顶尖人才培养、知识成果转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仍无法满足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NSB)《科学与工程指标2022》报告显示，美国80%以上的基础研究由研究生参与完成，其中博士生在顶级期刊论文中的作者比例超过60%。然而，我国高校的科技创新体系存在“孤岛现象”(如科技与经济隔离、科技供给与科技需求隔离等)^[18]，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国家科技创新效能的发挥。在研究生教育领域，“孤岛现象”尤为显著，具体表现在科学研究与社会市场需求不匹配、缺乏重大原创性成果、高水平科技人才供给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等。已有研究发现，我国每万名劳动力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平均数仅为11人^[19]。在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总量中，高校及科研机构的贡献合计占四分之一，但实际应用转化率却不高，大量科技成果无法有效转化为服务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动能。2023年，我国高校有效发明专利量达79.4万件，科技成果转化率却不足10%，真正实现产业化的还不到5%^[20]。我国高校科研成果侧重学术论文发表、奖项申报，缺乏与社会市场需求的对接，导致高校科技成果成为“高枝青果”，市场“接不住”、企业“难应用”。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生教育的战略性更加凸显。研究生教育以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宗旨，开展研究生教育强国建设^[2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建设教育强国的目的，就是培养一代又一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一代又一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确保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后继有人”^[22]。研究生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发展逻辑是围绕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构建系统性实践路径。随着全球科技竞争的加剧，聚焦前沿领域和高精尖科技领域的高端人才竞争以及科技创新竞争愈发激烈。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加快建成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基础在人才，支撑在研究生教育^[23]。因此，研究生教育强国建设应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创新靠科技进步，科技进步的关键在于人才的积累。作为世界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在知识经济发展背景下，高层次人才已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不仅关系到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也关系到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12]。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研究生教育肩负着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使命。一方面，高校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肩负着科技创新和自主人才培养的重任，为国家发展培养了大批基础学科人才和高水平复合型工科人才，无疑是拔尖创新人才的“蓄水池”。另一方面，研究生教育为国家各个领域培养急需的高层次人才。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已成为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和卓越工程师的主要来源。近十年来，新增院士和国家科技三大奖第一完成人中，我国自主培养的博士均占三分之二左右^[24]。因此，研究生教育强国建设要将“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全面提高，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作为重要阶段性目标，助力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科技创新已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战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是国之重器、国之利器，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必须依靠自力更生、自主创新”^[25]。研究生教育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始终将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自身的价值追求。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实现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军，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具有独特优势与突出作用。新时代以来，研究生教育对国家重大工程和科研项目作出突出贡献，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成员中，超过50%为在读研究生，超过30%为在读博士生^[26]。可以说，我国研究生教育有力支撑了科技进步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载体，汇聚了众多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其中在读研究生为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人才支撑。我国高校作为第一单位获得了50%以上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并取得众多具有标志性的重大科研成果。因此，研究生教育强国要自觉承担起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以攻克关键领域核心技术问题为己任，产出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原创性成果，为增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坚实的人力基础与智力支撑。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能够强化教育对科技的支撑作用。《规划纲要》指出，要“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8]。从整体来看，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人才培养呈现出“均值高”“方差小”的特点，即研究生在知识和技能掌握方面的平均水平较高，而拔尖创新人才数量相对偏低，尤其是在以创新驱动为主导的“高精尖缺”领域。因此，既要以大规模提升高层次人才数量为发展目标，又要满足国家急需领域对拔尖创新人才的需求。

一方面，超前布局研究生教育发展规模，扩大高层次人才培养“容量”。大力开展研究生学位授权点审核工作，国家层面，政府要出台相关政策，在研究生学位授权点审核与招生名额分配上适度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建设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强国，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适度超前布局，加快建构高质量教育体系^[8]。以博士生教育为重点，在稳步发展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的同时，扩大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规模，特别是基础学科和“高精尖缺”领域的博士生规模，实现规模与质量协调发展。另一方面，构建高质量的研究生培养体系，提升拔尖创新人才的质量。研究生教育要主动“向下”衔接，打通不同学段壁垒，使招生制度、课程体系、教学方式、评价机制等有效衔接；做好拔尖创新人才早期识别、选拔与培养的一体化制度设计，探索在国家重点急需领域选拔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的途径，不断完善直博士、硕博连读生管理办法；推行跨专业、跨学科、跨学校的人才联合培养模式，构建兼具教育、科技、人才培育功能的科教融合创新平台，助力优秀研究生在有组织的科研中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研究生教育是驱动国家原始创新的核心引擎。《规划纲要》强调：“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8]。在重大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前沿科技发展等领域做出原创性突破，培育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助力我国科技发展在更多领域实现领跑、占据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为国家发展赢得先机。

一方面，创建良好的科研创新生态环境，深化科产教一体化协同育人。高校要突破“五唯”限制，建立科学、合理的科研评价机制，构建多元化、多维度的人才评价体系，推动研究生教育体系的高质量发展。构建科产教融合一体化平台，及时将教学成果、实习实践与科技成果转化融为一体，为研究生提供实习实践场所，为各领域输送高层次人才。密切对接市场需求，及时更新研究生培养方案，调整研究生课程内容，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创新科学研究组织模式，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革新科研组织模式，集合高校、国家实验室、领军企业等战略科技力量，在有组织的科研攻关中释放研究活力。探索建立“前沿探索—基础研究—集中攻关”的系统化科研攻关体系，重点破解“卡脖子”科技难题。采用经费包干制、“赛马”制、“揭榜挂帅”制等科研组织模式，充分激发高校的科技创新活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还要注重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通过打造校企地联合创新平台，主动对接政府、行业、企业及科研机构需求，研发出“接地气”的科技成果；加强中试平台建设，对科技成果开展概念验证和中试熟化，跨越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谷”。

研究生教育强国应从知识生产向服务社会转变，以国家战略需求牵引学科布局，紧扣急需学科专业领域，持续优化学科结构，构建高质量的学科体系。

一方面，优化研究生教育学科类型布局，为国家战略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一是夯实基础学科“底座”，提升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质量。研究生教育要深入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以基础学科博士生培养为重点，支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开展基础学科人才培养改革试点，推进基础学科“本科—硕士—博士”贯通式培养。二是打造交叉学科“高地”，加快交叉学科复合型拔尖人才自主培养。构建具有交叉特色的研究生培养体系，为开展前沿探索、重大创新成果攻关及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培养提供组织保障。三是拓展新兴学科“基地”，强化急需关键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供给。要聚焦芯片制造、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命健康等前沿领域，开辟新兴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特区”，整合人才资源重点攻克“卡脖子”难题。另一方面，优化学科区域结构布局，服务地方区域经济发展。我国“双一流”高校的学科建设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基于学科区域发展“东高—中平—西低”现状，国家层面要加强宏观统筹和战略布局，依据发展实际做好一流学科和高校布局，为西部和中部地区提供专项政策倾斜和更多人财物支持，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待遇等，吸引高层次人才“筑巢”。

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研究生教育强国建设的先手棋。《规划纲要》强调：“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自主知识体系”^[8]。世界教育强国都特别重视对本土化教育理论与实践经验进行提炼，建立自主知识体系，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抢占优势地位。因此，加快构建中国研究生教育自主知识体系，有助于提升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发力。

第一，增强研究生教育学原创性知识的“输出力”。研究生教育学科体系要立足中国国情，提炼出具有标识性的新概念、新范畴，并生成易于被国际社会所认同与接受的理论观点。同时，还要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的学术研究，力争在基础研究、前沿科学、技术创新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第二，掌握阐释中国研究生教育经验的“话语权”。知识体系只有做到“中国经验，国际表达”，才能让研究生教育“中国话语”成为“国际话语”。要聚焦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研究生教育热点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阐释好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理念及规律。此外，还要设置凝聚共识的议题，既包括中华民族对美好教育追求的共同期待，也包括国际社会对研究生教育秩序和理念的认同。第三，增强研究生国际教育的“吸引力”。制定政策将国际优秀学生“引进来”，将其教育理念与“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家对外战略部署融合，让国外学生感受到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独特性、优越性和先进性。推动我国研究生教育“走出去”，结合我国高校学科优势和办学特色，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生课程体系，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学术互动和科研合作，主动参与前沿科技工程项目，推动中国研究生教育理念和模式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