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势学科作为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1],其建设成效直接关乎教育现代化与科技自立自强目标的实现。自2015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重点建设一批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优势学科和领域”[2],到2025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3],政策导向已从初期的“学科重点布局”转向“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系统要求。优势学科建设作为“一流大学建设的姊妹篇”[4],不仅是学术实力的象征,更是国家战略落地的学科载体,其战略地位不断凸显。然而,与政策高度关注形成反差的是,学界对优势学科概念尚未形成共识,“何为优势学科”这一关键问题仍悬而未决。这种概念上的模糊,易导致战略方向迷失,倘若对“优势”内涵理解不清,便无从形成对优势学科建设的准确认知,进而诱发资源配置的功利化倾向,加剧高校学科建设的同质化问题。鉴于此,明晰优势学科内涵,不仅是从根源上破解一系列难题的关键抓手,也是推动其建设实践走向深化的必要前提。本文旨在系统审思既有概念界定,基于学科本质属性构建“三维”概念框架,进而剖析优势学科的动态形态与演进规律。
二、理论审思:概念界定的既有局限与重构基点“优势学科”虽已成为政策话语中的高频表述,却未同步发展为严谨的学术概念。回溯我国学科建设脉络,其始于“重点学科”制度,“优势学科”在当时尚未形成独立概念。随着“重点扶持”向“一流引领”的学科建设战略转型,优势学科逐渐凸显为“重点学科”与“一流学科”的关键战略衔接,成为学界广泛探讨的焦点。通过系统梳理文献,本文将当前学界关于优势学科的概念界定归纳为以下四种观点(表 1)。
| 表 1 优势学科界定分类 |
本质属性观聚焦优势学科的内在构成与核心要素,旨在揭示其“优势”形成的静态基础。该观点的理论基础可追溯至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的经典论断——“学科是高等教育系统的第一原理”[5],该论断体现了学科作为知识体系与学术组织的双重属性[6]。国内学者进一步阐明了优势学科应具备的内在条件,认为其应具有高水平的学科队伍、完备的物质技术基础、良好的运行机制并做出重要的社会贡献[7]。该观点阐释了优势学科的内在构成,但其将“优势”视为由内在要素决定的静态属性,忽视了优势在本质上是一种需在具体参照系中通过动态比较方能确立的、具有相对性与情境依赖性的关系。
2. 比较优势观比较优势观认为,优势学科的“优势”是相较于同类学科,在特定时空范围内所呈现出的相对性领先地位。相较于“本质属性观”,它采用一种基于“关系定位”的界定方式,强调优势在持续比较中动态生成,并依靠外部标尺进行衡量。在时间维度上,优势学科是一个相对概念,指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通过培养、积累并持续保持一定领先水平的学科[8]。在空间维度上,可根据不同参照系将优势学科分为国际、国内及校内等不同级别[9]。该观点深化了对优势关系性、动态性的本质理解,但其仍将优势视作在特定时间通过横向比较的结果状态,未能进一步揭示该状态得以维系的机制及其内在能力结构。此外,参照系的选择易受外部评价需求的影响,致使同一学科在不同参照系下的优势价值难以等同衡量。
3. 量化指标观量化指标观采用国际排名或国家级学科评估结果作为优势学科判定的主要依据,其核心是将学科竞争力转化成可操作、可量化的显性指标。例如,将进入ESI排名前1%或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位列前10%(A-及以上)的学科界定为优势学科[10]。还有学者主张以科研成果的数量为判定标准,如一国某学科成果数在某一时期占该国科学成果总数20%以上,即可定为国家优势学科[11]。此外,学科贡献指数、潜力指数等引文测度指标也被引入[12],旨在从多维度对“优势”进行量化表征。上述观点为优势判定提供了标准化的测量工具,但过度依赖量化考核易诱发“五唯”倾向,高被引论文数的激增也可能因过度自引而失去真实意义,偏离其反映真实学术影响力的初衷。事实上,“我们真正需要关心的并非论文及其引用的数量,而是解答了多少科学问题和解决了多少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13]。
4. 功能输出观功能输出观从社会价值视角出发,认为优势学科需在服务国家战略或社会民生需求上做出实质性贡献,将“优势”定位为一种解决关键问题的能力,强调其超越学术范畴以外的社会服务能力。功能输出观虽不是界定优势学科的主导范式,却为理解其社会价值与外溢效应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补充。有学者强调,“高校优势学科建设是我国高校的战略性选择,是为了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满足国家对人才和科技的战略需求而进行的战略抉择”[14]。这一定位凸显了优势学科作为服务国家战略关键载体的根本属性。该观点虽强调优势学科的社会责任和外部价值,但外部价值本身难以精确计量,若对此过度强调,实践中易弱化学科对知识本身的探索、传承与创新等内在使命的追求。
(二) 理论重构的双重基点上述四种观点虽各有洞见,但均未能提供一个整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亦未完成将优势学科从一个“政策性概念”向“学术性概念”的系统转换。这一理论缺失,根植于我国“重点学科”制度与“项目制”管理的路径依赖。此背景下,对学科的界定长期倾向于追逐静态资源、量化绩效与政策回应,学科的内在整体性与学术自主逻辑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因此,唯有回归问题的原点——学科本身,并厘清“学科”与“优势”在概念类型上的根本差异,才能构建起整合性的概念框架。学科本质上是一个实体性概念,可通过描述其内在构成要素来界定;而优势则是一个典型的关系性属性概念,其内涵必须在特定的比较关系与竞争语境中才能生成和确立。为此,需锚定两个根本理论基点。其一是“学科”的本体论构成,即它究竟以何种方式存在?其二为“优势”这一概念,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得以成立?
1. 回归学科的三重本质学科作为优势学科的属概念,其知识分类逻辑与学术组织范式,构成了下位概念的内涵限定基础。从词源学角度来看,“学科”(discipline)源自拉丁语“disciplina”,原指教学(teaching)与对学生的规训(training),其词根“discipulus”意为学生[15],这反映了学科最初作为知识传授与行为规范的双重属性。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进一步揭示,学科的规训功能在历史演进中逐渐与权力技术结合,形成知识生产与社会控制的共生机制[16]。在现代形态下,学科呈现出“知识分类体系”与“知识劳动组织”的二元结构[17]。因此,在现代学术语境中,学科呈现出知识体系、制度规训与学术组织三重本质属性相互交织的复合存在样态。这三重属性构成学科不可化约的本体论内核,也因此为评估学科是否具备“优势”,提供了必须依循的基本分析框架。一个学科的“优势”,并非外在于其本质的附加属性,而是其知识生产能力、制度支撑效能与组织协同活力,在特定关系场域中的卓越综合体现。
2. 澄清优势的关系性内涵“优势”作为属性概念,其意义深植于特定的关系语境与比较框架之中。从语义上考察,汉语中的“优势”意指“能超过对方的有利形势”[18]。在英文中,“advantage”源自拉丁语词根“ante”,本义为“居于前方”,体现了在时空序列中的领先意味。这揭示出“优势”的本质,即主体在特定关系结构或竞争环境中所处的相对有利位势,其中蕴含着三层关键属性。一是比较性,优势必须在与他者的对照中显现,无法独立自存。二是动态性,优势并非静止状态,而是蕴含能量、指向未来的进取态势。三是可持续性,优势蕴含着通过动态调适以维持其有利位势的内在趋向。这种为争取和维持优势位势而展开的持续性与策略性努力,其本质即为竞争。因此,优势作为一个典型的关系性概念,其成立必然依赖于一个可比较的参照系。由此,界定“优势学科”的核心,不在于罗列其静态的“是什么”,而在于探究“在何种条件下”,一个学科可被认定为具备优势。这进一步引出三个建构性问题:辨识优势所依据的核心维度是什么?进行比较所设定的参照范围是什么?各维度间存在何种动态关系?回答这些问题,需构建起一个集评价维度、参照系与动态关系于一体的清晰辨识框架。
综上所述,重构“优势学科”概念,必须同时锚定“学科的三重本质”与“优势的关系内涵”这两个理论基点,为后文构建一个整合性的辨识框架奠定理论基础。
三、框架构建:优势学科的三维评价模型及其应用当前概念界定的模糊与分歧,根源在于未能基于“学科”的本质属性,建构一套可操作的辨识框架。为此,本研究将依据上述理论基点,构建一个以学科三重本质为内在维度、以多层级参照系为关系语境、以维度间动态耦合为演化机制的三维评价框架,为识别优势学科提供清晰的分析工具。
(一) 学科的三重属性与评价维度“优势学科”首先是“学科”,其优势的辨识须回归学科的根本属性。知识、制度与组织这三重本质属性,不仅构成学科的身份内核,也内在规定了其优势比较必须依循的三个基本维度——“知识前沿、制度资源与社会需求”。三者分别对应学科在知识层面、制度层面与组织层面的核心发展逻辑,并可延伸为“先进度”“支撑度”“匹配度”三大评价标尺。其对应关系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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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优势学科三维评价框架的理论建构逻辑关系 |
知识是学科的本质内核[19],学科的核心使命在于生产新知识。因此,评判学科优势的首要维度,必须聚焦学科在“知识前沿”的竞争力,即开拓认知疆域的能力。具体体现为三项核心能力,一是知识原创力,即知识从“无”到“有”的原创突破能力。体现为发表顶刊论文、获批核心专利或出版具有奠基意义的学术著作。二是学术领导力,即学科在界定前沿课题、设定研究议程、凝聚学术共同体等方面所拥有的话语权与号召力,表现为学科成员在重要学术组织中任职、主导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以及塑造领域内的主流议题。三是范式定义力,即重塑某一领域的研究范式、标准体系与技术路径的能力,这是学科在知识竞争中长期维持优势的关键。这三项能力共同表征着学科在知识层面的卓越性,可将其概括为“先进度”这一综合性标尺,用以衡量学科在知识创造上的领先程度及其可持续性。
2. 制度属性与“支撑度”维度学科作为嵌入在更大制度环境中的“资源—权力”装置,其核心使命在于通过规则与权力结构,获取能够保障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稀缺资源。因此,对关键性资源的获取、整合与转化能力,构成学科内部可持续发展的支撑系统。在这一关键维度中,学科的优势体现为三项能力,一是资源保障力,即获取与维持学科生存与发展所需物质基础的前提能力。二是制度调适力,即学科根据环境变化,灵活调整规则以保持生存空间的能力。三是团队稳定力,即具备吸引、培养、凝聚顶尖人才的能力。资源保障力奠定坚实的资源基础,制度调适力进一步优化资源效能,团队稳定力则确保系统得以持续运行,最终将资源与制度的优势转化为持续不竭的发展动力。这三项能力共同确保了学科发展的根基与动力,可将其凝结为“支撑度”这一标尺,用以衡量学科内部支撑系统的稳健性与有效性,其核心在于判断学科是否具备坚实根基与持续动力。
3. 组织属性与“匹配度”维度学科嵌入在广阔的社会生态系统中,其生存与发展均离不开社会的支持。在该属性下,学科作为一个需要与外部社会进行价值交换的开放组织,其发展须同外部多元诉求相契合,从而获取外部合法性与持续的发展动力。因此,评判学科优势的另一关键维度,需考察其响应与契合“社会需求”的有效性,具体能力有三项。一是战略响应力,即学科敏锐识别并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区域重大布局以及社会长期挑战,确保自身发展目标与社会需求同频共振的能力。二是产业协同力,即学科与产业界建立深度融合的共生关系,通过开展关键技术研发、培养卓越产业人才等方式,将知识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三是社会服务力,即学科通过科学普及提升公众素养、作为智库参与公共政策咨询等,直接服务社会的能力。该能力虽多表现为间接效益,却能为学科赢得广泛声誉与社会信任,奠定可持续发展的隐性基石。上述三种能力可凝练为“匹配度”这一标尺,用以衡量学科发展与社会多元诉求间的共振强度。
(二) 参照系的层级划分:从校内到国际的连续谱系“先进度”“支撑度”“匹配度”三维标尺进一步明确了优势比较的核心维度及其能力构成。然而,优势的确立无法脱离具体的比较语境,需进一步回答“与谁比较”的问题,即明确优势比较的参照系。依据优势发展的内生逻辑并结合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现实格局,参照系可划分为校内、省内、国内、国际四个层级。
在校内参照系下,优势学科通常是学校的支柱学科或重点发展方向,其判定旨在服务高校内部的资源优化与战略布局。此层级下的“优势”侧重于学科间的相对实力与对学校发展的不可替代性,实质上体现为学科在校内发展与资源配置的优先权。省内参照系是衔接校内与国内优势的关键枢纽。在此参照系下,优势学科常在省域范围内处于领先或特色地位,其“优势”代表着区域核心竞争力与地方贡献度。在国内参照系下,优势学科处于全国领先或特色地位,其“优势”体现在参与国家竞争、解决国家重大需求、引领国内学术潮流的能力上,彰显为一种国家层面的核心竞争力。在国际参照系下,全球范
围内的顶尖学科进行比较。其“优势”超越地域性与周期性的局限,体现在国际影响力、话语权以及对全球知识体系的原创性贡献上。校内、省内、国内、国际这四级参照系存在着动态递进与相互支撑的关系。校内优势是国内优势的基石,省内优势是特色发展的关键支撑,国内优势则是冲击国际优势的起点。同一学科在不同参照系下的优势位势可能截然不同。这种位势上的差异,可作为衡量学科发展阶段以及优势含金量的核心依据。因此,学科发展需依托四级参照系进行动态定位及战略规划。通常遵循从巩固校内基础、实现省内不可替代,到确立国内地位,最终瞄准国际前沿的渐进路径。
“三维标尺”与“参照系”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诊断系统,为精准定位优势学科以制定科学的战略规划提供了依据。如表 2所示,三维标尺在不同参照系下的观测重点有所差异。本框架尤其适用于知识—技术—产业链条清晰、社会应用导向明确的理工科及应用型社科。对于以文化传承、价值塑造为核心使命的人文学科及部分理学,应用本框架时需注意其学科特质,避免简单套用产业化工科的评价逻辑。在操作上,可对“匹配度”维度进行适应性调适,例如将其中的“产业协同力”拓展理解为“文化价值转化力”,其观测点可侧重于公众影响力、智库贡献、文化遗产的阐释与传播等方面。至此,研究对“优势学科”的概念进行重构:优势学科是指在特定参照系下,由“先进度”“支撑度”“匹配度”三大核心能力构成的动态系统,该系统能够通过整体协同与动态调适,形成并维持显著的竞争优势。
| 表 2 不同参照系下优势学科三维评价的核心观测点 |
三维评价框架为静态解构优势学科提供了标尺,但尚未揭示其作为一种“动态系统”的内在演进规律。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进一步探讨先进度、支撑度与匹配度三者间的互动机制与耦合路径,并据此辨析现实中优势学科的多元形态及其动态演进规律。
(一) 三维耦合的基本路径与现实张力先进度、支撑度与匹配度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互动中构成一个动态耦合的有机系统。三者通过协同作用,使学科克服单维度发展的局限,形成整体优势。现实中,这种耦合表现为三种典型的“价值循环路径”。
其一,以先进度为起点的创新驱动路径。该路径以知识原创与学术声誉为引擎。卓越的先进度会产生强大的“磁吸效应”,使学科在资源竞争中占据优势,从而巩固支撑度。同时,突破性成果可通过外溢效应破解产业瓶颈或催生新需求,反向提升匹配度。该路径在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中较为典型。其二,以支撑度为起点的制度保障路径。该路径以充裕的资源与良好的治理结构为基础。高支撑度既为原始创新提供稳定的资源支持与风险缓冲,也为开展深度产学研合作、攻克关键技术奠定基础,从而同步推动先进度与匹配度的提升。该路径多见于受国家长期战略性投入的学科。其三,以匹配度为起点的需求牵引路径。该路径始于学科对外部战略需求的敏锐识别与响应。高匹配度将社会需求转化为清晰的行动纲领,为支撑度明确资源配置方向,使资源向价值明确的领域倾斜;同时也为先进度的探索提供了社会应用锚点,将真实问题提炼为前沿课题,降低研究的盲目性。该路径常见于与国家战略和民生产业紧密相关的工科、应用理科及部分社会科学。对于人文学科,其“需求”更多指向重大文化工程、社会思潮引领、文化遗产传承等宏观战略需求,其牵引路径表现为“文化价值牵引”。
上述路径彰显出优势学科“优势”建构的多元逻辑,学科优势的形成往往是多条路径相互交织、螺旋上升的复杂过程。理想状态下,三大维度之间应建立畅通的价值转换通道。然而现实中,优势建构常面临资源稀缺与目标冲突的张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资源分配的张力,优势学科常面临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的战略选择。应用研究有助于学科提升社会声誉并获取持续的资源反馈,提升匹配度。基础研究则使学科能够保持原始创新力,进一步提升其先进度。因此,优势学科需依据发展阶段与使命定位,在二者间作出策略性倾斜。二是制度刚性的张力。既有制度规则在保障优势学科组织稳定运行的同时,容易固化为路径依赖,在学科转型或创新时成为一定阻碍。因此,持续的制度创新与优化是激发优势学科活力、贯通三维价值循环的关键。
(二) 优势学科的现实形态划分基于三维耦合逻辑,不同学科受资源条件与发展阶段影响,会在先进度、支撑度与匹配度的位势组合与协同效率上呈现差异,形成一个连续的优势形态谱系。为揭示这种差异,可构建一个以“三维能力均衡度”与“三维能力耦合强度”为基本维度的分类矩阵(图 2)。其中,“均衡度”指三者发展水平的相对一致性,“耦合强度”反映三者间价值循环的通畅性与互动效率,二者皆可分为高、低两种状态。两维度交叉形成四个理论象限,优势学科依其能力结构分布于不同象限,据此可识别出成熟态、发展态、潜力态等健康演进形态,以及需警惕转型的孤峰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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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优势学科分类矩阵与形态分布 |
此为优势学科的高级形态,呈现出综合实力强劲、发展态势稳健、抗风险能力强等核心特征,其优势地位得到内外部广泛认可。在特定参照系下,其先进度、支撑度和匹配度均达到高水平,同时形成了稳定且能自我强化的“多路径耦合系统”。通过需求牵引、创新驱动和制度保障三条路径的协同作用,该学科能从社会汲取动力、开辟新的发展方向并稳固运行根基。以清华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为例,其强大的支撑度,如国家级平台与人才队伍为深度参与国家战略与产学研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而有效提升了匹配度;匹配度引导资源精准投向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催生原创性突破,显著增强了先进度;而卓越的学术声誉又反过来吸引更多顶尖人才与资源,持续强化其支撑度。三者形成了持续强化、彼此增益的协同循环。
2. 低均衡—高耦合象限:发展态优势学科此为优势学科的常见形态,其策略是集中优势力量,在一到二个维度上打造“顶峰优势”,并以一条主导的高效核心耦合路径作为引擎,带动系统整体升级。其核心特点在于以非均衡路径形成独特、稳固且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具体可进一步细分为两种子类型。其一是学术引领型,该类学科在先进度上形成“顶峰优势”,遵循创新驱动的发展路径。北京大学的数学学科便构建起一种以“学术卓越驱动资源与声誉”的耦合模式。世界级的学术声誉不仅为其奠定了在基础科学领域的国际地位与话语权,还持续吸引全球顶尖人才与充足资金,强化自身支撑度。其二是精准高效型,该类学科常与国家战略或产业需求深度契合。对理工科而言,这通常表现为国家产业与科技战略;对人文学科而言,则更多体现为国家文化战略与重大精神文明建设需求。以西北工业大学航空航天学科为典型代表,其通过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获得专项经费与重大项目的资源倾斜,并集中资源重点攻关,实现尖端技术突破,形成一种以“任务牵引资源与攻关”的紧密耦合模式。
3. 低均衡—低耦合象限:孤峰态优势学科该形态在某一维度上拥有突出亮点(孤峰),但其亮点如同孤岛,呈现局部性、静态性及脆弱性的特征,未能与其他维度建立有效的功能连接与价值反馈。系统三维协同性差且耦合强度低,局部优势难以辐射并转化为整体竞争力。实践中常表现为三种亚类。一是资源孤峰,即经费与平台投入雄厚,却难以催生原创性知识成果。二是论文孤峰,虽学术发表成果卓越,但其研究方向与国家产业需求严重脱节。三是服务孤峰,学科与特定行业合作紧密,但缺乏知识创新而陷入低水平重复。例如,江苏科技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学科长期深耕船舶行业,具有较为鲜明的行业服务基础。从类型分析看,这一案例提示,行业特色学科仍需进一步打通知识原创、成果转化与组织协同之间的价值循环,以避免局部服务优势难以充分转化为整体竞争力。这是一类需高度警惕并亟待转型的学科形态,若长期无法建立有效的价值循环,孤峰优势可能因资源或环境变化而减弱。
4. 高均衡—低耦合象限:潜力态优势学科此形态处于优势形成的萌芽阶段,其三维能力发展水平大致均衡,无明显短板,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与潜力。但其核心困境在于“均势平庸”,系统缺乏能够引领整体发展的战略支点,难以形成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与同属低耦合类型的“孤峰态”不同,该形态的突破关键在于战略性聚焦,通过非均衡投入培育核心增长点,并以此为抓手牵引系统形成初步耦合。一些基础良好的地方高校学科较多呈现该类形态,以安徽大学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学科为例,该学科作为新兴交叉学科,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等方面具有一定发展基础。该案例提示,此类学科若缺乏能够牵引整体跃迁的核心战略支点,仍可能停留在“均衡有余、突破不足”的潜力态阶段。
(三) 优势学科的动态演进:非均衡发展中的跃迁与陷阱优势学科动态演进的核心在于推动系统实现能级跃迁,从萌芽阶段的潜力态到发展态,再到体系完备的成熟态,并在过程中注意避免其陷入孤峰态。
潜力态是学科动态演进的起点,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是推动其向发展态演进的关键,即以最具潜力的维度为战略支点,集中资源打造“顶峰优势”,继而以此优势为杠杆,同其他维度建立关键联系以激发系统整体活力。当学科从潜力态跃迁至发展态后,其建设的主要矛盾也随之发生转变。该阶段跃迁的关键在于巩固既有优势并补强相对薄弱维度,推动系统从单一主导路径转向多路径并行的协同模式。成熟态并非动态演进的终点,学科仍需持续创新制度并调适发展战略维系长久竞争力。此外,演进过程中还需注意孤峰态的转型,作为系统演进的“陷阱”形态,其转型的核心在于疏通耦合路径,推动孤立优势带动其他维度发展。在动态演进的全程中,需警惕两大困境。一是学科的资源扩张在缺乏战略指引与有效治理的情况下,容易引发内耗,造成投入规模与产出效益不相称的困境。二是学科依赖特定情境下的成功模式。当外部环境发生转变,学科可能因旧有模式的阻碍而致使原有优势减弱。
综上,对优势学科的辨识与建设,关键在于对其三维能力结构进行动态诊断,并据此制定非均衡、强耦合的推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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