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2015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双一流”建设正式启动。历经十载，作为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双一流”建设不仅推动我国高校在全球高等教育格局中“位势跃升”，更通过学科布局优化、科研创新突破与人才培养升级，逐步重塑国际高等教育治理的话语体系。据2025年最新发布的数据，同时进入QS、THE、软科(ARWU)和U.S. News四大全球大学排名前100的高校共计55所，其中中国高校6所，占比超十分之一。在2025年《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简称THE)亚洲大学排名和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清华大学均蝉联亚洲榜首。这一系列变化标志着我国高校从全球高等教育体系“跟跑者”向“并跑者”乃至“领跑者”身份的战略转型，其形成的“重点突破、分类发展”模式，也为部分非西方国家探索高等教育现代化路径提供了重要的“中国范式”。

“双一流”建设十年，国际社会对其关注与讨论也经历了从忽视到重视、从表层到深入的演变。这一过程不仅是“双一流”影响力的外溢，更是一场深刻的跨国知识与观念互动。值得注意的是，海外观察者所构建的“双一流”形象，不是对中国政策文本的简单镜像，而是旁观者的“他者镜像”。国际学界、媒体与政策界的认知，不可避免地渗透着其自身的价值预设、学术传统、利益关切乃至对华整体战略判断。因此，国际认知既是政策扩散效果的晴雨表，也是折射观察者自身立场与态度的多棱镜，呈现出显著的正向肯定与反向思考兼具的辩证图景。

我国正处于“双一流”建设十年收官与新一轮建设谋划的关键窗口期，面对全球高等教育格局多极化重构、大国竞争深度博弈的外部环境，系统审视十年间国际社会对“双一流”建设的认知变迁，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本研究聚焦国际社会对“双一流”建设的多维认知，系统梳理2015年至2025年国际媒体报道、学术论文、智库报告等多源文献资料，基于政策扩散与“他者镜像”理论框架，致力于回答三个核心问题：国际社会如何认知中国“双一流”建设、有何特征、有何镜鉴。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 研究方法

国际社会对中国“双一流”建设的态度与解读，正是全球高等教育场域中多元主体共同建构的外部认知图景。国际社会对一国高等教育政策的认知，并非对现实状况的简单复刻，而是外部主体基于自身价值立场、发展诉求与治理经验形成的主观建构，其认知结果也折射出观察主体自身的价值偏好与战略判断。对这一外部认知展开系统分析与批判性反思，既可以清晰把握“双一流”建设所获得的国际认同程度，也有助于揭示全球高等教育格局变迁的内在逻辑，为我国高校提升国际影响力与学术话语权提供现实参照。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系统梳理国际学界与舆论界关于“双一流”建设的多源文献资料，归纳提炼其认知演进的阶段特征与多维面向，客观呈现国际社会的整体认知图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优化路径与政策建议。

(二)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本文以国际社会对中国“双一流”建设的关注与评价为核心研究对象，以201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为完整观察区间，严格设定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明确纳入文献的发布主体为境外(含中国港澳台地区)的高等院校、学术研究机构、国际组织、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主流官方媒体及正规学术出版机构。选取三个渠道系统采集研究数据：一是Web of Science、EBSCO等国际学术数据库，检索主题为“Double First-Class”“Double World-Class”“China & World-Class University Construction”及相关表述的SSCI、AHCI、SCI、EI等期刊论文；二是University World News等国际新闻网站，检索关于“双一流”建设的评论与深度报道；三是各国教育主管部门、国际组织、全球顶尖高校与智库发布的官方文件、研究报告及高校合作协议。

通过无效样本剔除与规范性筛选，最终确定有效文献154份，覆盖2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学术论文39份、媒体评论55份、新闻报道49份、专题研究报告6份、政府文件4份、学术专著1份，各类文献的年度分布与分类数量统计详见表 1。

三、“双一流”建设十年国际认知的变迁脉络

以“双一流”建设的官方周期为核心依据，将十年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2015—2020年为首轮建设周期，是政策落地实施与初步成效显现的阶段；2021—2025年为第二轮建设周期，是首轮建设成效全面释放与建设模式深化完善的阶段。本文以此为基础，系统分析国际认知的动态变迁脉络。分析发现，伴随建设进程的推进与成效的释放，国际社会的认知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演进特征，整体完成了从“初步认知与深入了解”到“普遍肯定与辩证反思”的根本性转变，形成了正向认可与反向审视兼具的复杂认知图景。

(一) 第一阶段(2015—2020年)：初步认知与深入了解

2015年10月，国务院颁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进入新阶段。至2020年首轮建设结束，成效已初步显现。该阶段“双一流”建设这一国家战略性政策的理念、目标与初步成果开始向国际高等教育场域传播与扩散。国际社会的认知演变，本质上反映了该政策在国际范围内被“知晓”“解读”并引发初步“讨论”的扩散过程。整体上，国际关注经历了从表层观察到深层机理剖析的演进，认知焦点从早期将其视为一种国家主导的资源竞逐策略，逐步转向审视其作为系统性制度创新的复杂性与战略意图。

其一，对定位的认知从“政策延续”转变为“制度创新”。在政策发布初期，国际观察者受历史制度主义的影响，倾向于将“双一流”置于中国既有的“重点建设政策谱系”(如“211工程”“985工程”)中，视其为一种路径依赖的惯性延续。然而，随着政策文本的细化与实践的展开，国际认知发生了关键转向。国际学界开始识别其内含的制度创新维度，意识到这并非简单的旧政策延续，而是一次具有新目标的政策创新。例如，日本广岛大学黄福涛教授指出，“双一流”建设的理念与策略显示出较强的创新性与战略视野^[1]。这标志着国际观察者开始从更宏大的国家创新系统视角审视“双一流”的战略意图。

其二，对角色的认知从“区域经验”转变为“格局重塑”。国际社会对“双一流”建设全球意义的阐释，经历了从“特殊案例”到“普遍参考”的演变。初期，其被视为一个可供新兴经济体借鉴的“区域经验”，正如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校长莫纳汉·本撒松(Menahem Ben-Sasson)坦言其本国类似计划成效不及中国，值得借鉴^[2]。这体现了政策扩散中典型的“学习效应”与“示范效应”。2020年，莎伦·里德尔(Sharon Rider)等将“双一流”界定为中国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竞争性教育战略进行讨论^[3]。评论人德根·伊尔(Degen Hill)提出，中国高校所授予的学历学位日益获得发达国家的广泛认可^[4]。这标志着国际认知的一个关键转向，中国正从全球学术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具备体系化战略思维的“格局塑造者”。同时也表明，“双一流”建设的政策扩散不仅能传递实践工具，还可能引发学界对既有权力结构的反思与论辩。

其三，量化指标跃升引发对内涵发展的辩证审视。中国高校在全球排名中的快速上升，为政策扩散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绩效信号”，极大地增强了政策的国际能见度与吸引力。《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首席全球事务官费尔·巴蒂(Phil Baty)认为，清华大学等中国高校在世界大学声誉排名中的跃升，“反映出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坚定承诺”，“中国在全球高等教育中日益提升的地位，将有助于吸引国际人才与资源”^[5]。同时，这种显性指标也引发了国际学界对高校内涵建设与办学质量的深层审视。以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承认，中国在物理科学、工程及数学等领域处于领先水平，同时指出我国在人文社科领域存在差距，以及面临将本土传统融入全球对话的挑战^[6]。可见，国际社会不仅关注可量化的“输出”结果，更关注政策所依托的学术治理模式与文化自主性等深层“过程”要素。

其四，实践合作深化与认知不对称并存。“双一流”建设催生了大量国际合作，从“单向学习”转向“双向互动”。2018年5月，北京工业大学与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签署“双一流”学科合作备忘录^[7]，为深化双方在优势学科、一流学科群方面的多层次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可视作政策扩散从“观念讨论”迈向“实践吸纳”与“合作网络形成”的重要体现。然而，此类合作也凸显了深层的认知不对称。莱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指出，欧洲国家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学术环境及合作潜在风险仍普遍缺乏深入了解。这种认知不对称构成了实质性的合作壁垒，意味着政策扩散的深度不仅取决于输出方的推广力度，更受制于接收方既有的认知框架与信息解码能力，这为后续的认知调适与实践磨合留下了研究空间。

(二) 第二阶段(2021—2025年)：普遍肯定与辩证反思

2020年12月15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政府对“双一流”建设的总体目标实现情况、建设任务与改革任务执行情况、财政资金合规使用情况等进行监测与评价，各建设高校提交了期末总结报告和典型案例^[8-9]。随后，2022年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公布, 加之首轮建设成效的逐步显现，国际社会对该政策的关注，已超越简单的知晓层面，转而进入更为复杂的“评估与回应”阶段，体现出政策扩散中接收方对政策的学习、竞争与再诠释过程。不论国际社会表达的实际态度是赞同还是警惕，均验证了“双一流”政策的扩散效力，也为我国进一步优化政策设计提供了外部反馈。

一是国际舆论普遍肯定“双一流”建设实施成效，并促使其他国家重新评估本国高等教育政策。国际高等教育排名机构QS高级副总裁本·苏特尔(Ben Sowter)明确指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是过去十年全球进步最显著的高等教育体系。该国政府的有效投入与系统性战略已推动中国大学形成领先的研究生产力^[10]。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公开记者会上提及一份全球40国教育水平排名，指出中国位居前列，美国排名垫底且学生人均教育成本居全球榜首，以此警示美国需探索更高效的高等教育发展路径^[11]。同样，澳大利亚政府教育与培训部(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在其官网介绍“双一流”建设的阶段性目标与多元实施机制^[12]。上述现象表明，“双一流”政策扩散已进入各个国家的系统性政策跟踪与情报分析阶段。此外，中国作为领先者的建设成效成为其他国家政策制定的参照系与改革的催化剂。

二是国际舆论对“双一流”政策的审视趋于深化与辩证。境外媒体逐步超越对高校排名变动的表层报道，转向对“双一流”政策设计逻辑、实施路径及全球影响的深度剖析。美国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2021年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国在STEM领域博士增长速度上正迅速超过美国》(China is Fast Outpacing U.S.STEM PhD Growth)显示，中国近半数博士毕业生毕业于“双一流”建设高校^[13]。这引发了关于人才培养结构均衡性的国际讨论。研究者约贾娜·夏尔马(Yojana Sharma)从批判性视角提出警示，指出中国排名二十之后的高校，博士教育质量已出现明显下滑，而顶尖高校STEM领域博士培养规模仍存在供给缺口^[14]。可见，国际社会既关注“双一流”建设的成功经验，也敏锐分析其可能存在的结构性风险与挑战，同时结合全球人才竞争背景进行评估，为后续政策优化提供了“外部预警”视角。

四、国际认知态度：正向肯定与反向思考兼具

世界一流大学能够对世界高等教育的思想、理念、范式起到引领作用，推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不断变革^[15]。中国“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崛起，是一场基于长期主义和国家战略的深刻变革，它正以卓越的学术成就、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和开放的全球姿态，推动全球高等教育的权力结构、评价标准和未来图景的变化。

(一) 正向肯定：“双一流”建设的全球价值与中国贡献 1. 推动全球高等教育结构重塑

近五十年来，全球高等教育格局主要由西方传统名校主导。19世纪，以德国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倡导的“大学自治、教学与科研统一、学术自由”理念为核心的欧洲古典模式形成，奠定了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基本范式。二战后，全球高等教育中心逐渐向北美转移，美国大学融合市场机制、社会服务功能与学术创新，建立了极具活力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进入21世纪，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型高等教育模式正在崛起。中国通过“双一流”建设等国家战略，将高等教育深度嵌入国家战略发展，形成了资源集中、导向清晰、紧扣国家战略需求的“中国特色模式”，推动着全球高等教育进入多极化发展新阶段。

从规模上看，中国高校在全球知识体系中的参与度显著提升。以2025年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为例，中国内地有222所高校进入全球千强，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其中13所跻身百强。2025年共有154所中国内地高校作为通讯作者单位(含共同通讯作者单位)或第一作者单位(含共同第一作者单位)在Cell、Nature、Science三大顶刊发表 786篇原创论文^[16]，较2024年增长34.99%，体现了中国高校稳步提升的科研产出与基础研究创新能力。

从质量上看，中国高校在全球顶尖集群中有所突破。2025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亚洲大学排行榜中，前十名中中国高校占据七席，展现出在区域高等教育格局中的引领地位。费尔·巴蒂早在2017年便指出，全球前30的顶尖高校中已有两所中国高校，证明中国最拔尖的高校已经是世界精英集团的一员，并可能取代欧美的传统名校^[17]。同时，中国高校通过“一带一路”教育合作、国际大科学计划牵头、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等机制，在全球学术治理与人才流动网络中的主导角色日益凸显。

2. 高等教育“中国模式”获得国际认可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适应工业化建设需要，我国高等教育全面借鉴苏联模式，通过“院系调整”建立起以专门学院为主、强调专业对口的人才培养体系。该模式在输送大批专门人才的同时，也暴露出条块分割、专业过窄等局限。改革开放后，高教体系逐步突破苏联模式束缚，转向综合性、研究型发展，“211工程”“985工程”的推进，标志着国家以重点建设方式集中资源追赶世界一流，但也带来身份固化等问题。新时代的“双一流”建设，正是在系统反思前期经验基础上作出的战略升级，并非对西方顶尖大学发展模式的简单模仿，而是通过国家战略主导与高校自主发展相结合，以学科建设为核心、动态竞争机制为驱动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强调顶层设计与资源聚焦，注重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通过重点支持部分高校和学科率先突破，带动高等教育整体质量提升，实现效率与质量的协同发展。

一是国家主导与战略驱动的顶层设计。区别于欧美国家以高校自治和市场驱动为主的发展路径，我国统筹各类资源，将“双一流”纳入国家经济增长战略，同时兼顾区域平衡发展，在资源配置上向中西部高校倾斜^[17-19]。

二是国家监督与学术自主的平衡。在高等教育治理的“国家－大学”关系框架中，中国“双一流”建设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协同治理路径，有效平衡了国家监督与学术自主之间的关系。正如牛津大学西蒙·马金森教授所指出的，中国将大学竞争、绩效制度与公立大学体系深度结合，形成了政府与高校更为紧密的互动模式^[6]。在这一模式下，战略学科在国家的持续投入与监督下取得显著进步，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也蓬勃发展^[20]。

三是多元且稳定的资助机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经费的多少和使用效率是社会关注的问题^[21]。“双一流”建设经验表明，战略性、制度化的公共资金投入不仅是高校能力建设的物质基础，更是推动国家创新体系与学术生态优化的重要政策工具。前世界银行(World Bank)专家贾米尔·萨尔米(Jamil Salmi)认可中国在人才集聚、经费投入方面的优势^[22]。自2016年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已向参与机构拨款超过1667亿元人民币(约230亿美元)，帮助其扩建基础设施和购置尖端研究设备，这项战略性投资不仅直接推动了高校的学科建设与科研创新，同时也有力改善了国家整体科研环境^[20]。

四是动态监测的建设机制。“双一流”建设为新兴高校与传统名校竞争创造了机会。与以往“985工程”或“211工程”高校身份固化不同，“双一流”建设高校要填报年度建设监测表，每5年进行一次周期建设成效评价。国家建立“双一流”建设成效约谈制度，对被“亮黄牌”的学校及学科进行“质量约谈”。

3. 全球吸引力与竞争力逐步增强

“全球吸引力、追求卓越、引领发展”是新时代世界一流大学的三个标志^[23]。依托“双一流”建设，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吸引力与全球竞争力逐步增强，正从全球高等教育领域的参与者转变为主导者之一。

一是科研实力从“参与”走向“引领”。在“双一流”建设的带动下，中国学者深度参与全球学术对话，逐步成为国际科研网络的关键力量。从《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杂志2020年至2022年的投稿和刊发数据可知，中国学者参与全球对话的数量惊人^[24]，展现了参与全球学术对话的广度与深度。同时，中国高校开始领导“深时数字地球”(DDE)、“海洋负碳排放”(ONCE)等国际大科学计划^[20]，展现出在全球科研议题设置上，由“跟跑”向“并跑”乃至“领跑”的转变态势。

二是学生流动从“单向输出为主”转为“双向流动”。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学生具有越来越强的吸引力，“双一流”大学已成为国际学生赴华深造的首选目标^[25]，形成吸引全球生源与学者的强大磁场，改变了国际学生的流动图景，使中国从人才流出国转变为更具吸引力的全球人才枢纽。2025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声誉排名显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科研和教学声誉评分分列全球第8、第11位，这不仅是对其硬件投入的肯定，更是对其人才培养质量的国际认可。

三是国际合作从“融入”逐步升级为“主导”。中国“双一流”建设高校积极开拓国际合作交流圈，主动构建全球高等教育协作网络，逐渐成为国际合作的“发起者”与“推动者”。例如，重庆大学牵头组建“一带一路”大学科技合作联盟，目前已覆盖三大洲、11个国家及15所高校，有效促进了跨区域科技交流与协同创新。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主动与我国开展学科共建与人才培养^[26]，体现出国际高校对中国高校学术水平与合作能力的高度认可，中国一流高校已逐渐成为世界顶级人才培养网络中的重要一环。

4. 为部分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中国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葫芦，简单以国外大学作为标准和模式，而是要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27]。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探索出的道路，为全球尤其是后发国家提供了新选择与“中国经验”。“双一流”建设及其前身“985工程”“211工程”，已从国家内部战略演变为一个被国际观测、讨论乃至借鉴的“政策参照”。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深入推进，更多国家主动借鉴这一经验，德国、法国、俄罗斯、韩国等相继启动或改革本国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以提升教育竞争力。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副校长奈杰尔·海明顿(Nigel Hemmington)明确表示，中国部分大学的学科建设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值得国际同行学习借鉴^[28]。这些实践表明，中国方案为部分国家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径。

一是提供了一种由国家主导的战略性建设模式。中国经验表明，强大的国家意志和顶层设计是后发国家实现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保障，这一发展思路被多国借鉴。印度推出由中央政府主导并监督实施的“卓越大学计划”(Institutions of Eminence Scheme)^[29]，德国将“卓越倡议”升级为“卓越战略”，重点布局基础前沿学科^[30]。拉美地区多国政要和学者也指出，中国通过制定科学长远的发展规划来更好地利用资源，这一做法为各国构建自己的发展模式提供了参考^[31]。

二是提供了一个以绩效为核心的动态资源配置机制。中国经验并非简单的“国家资助”，而是依托“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动态调整的高效机制，避免了资源平均化和僵化等问题。这一机制得到国际学界认可，被迈克尔·A·彼得斯(Michael A·Peters)等认为是一项以绩效为基础的改革尝试^[32]。印度一流大学建设计划强调以发展潜力为资助依据，并实施第三方专业遴选^[33]；法国每四年对“卓越大学计划”(IDEX)和“科学-创新-区域-经济计划”(Ⅰ-SITE)的重点资助高校进行一轮评估考核，评审结果分为“通过”和“撤销”^[34]，两国做法均借鉴了中国模式中竞争性资源配置的思路。

(二) 反向思考：结构性挑战与批判性审视

随着“双一流”建设持续推进，我国高校在硬件设施、科研产出与国际排名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国际社会也发现，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的矛盾与挑战逐渐显现，涉及评价机制、学科生态、人才培养、学术自主权以及国际竞争力等多个关键维度，制约着高校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创新。这些矛盾与挑战引发的反思、质疑与警示，构成国际认知的另一面，也为我国持续优化“双一流”政策提供了外部参照。

1. 量化导向评价体系制约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国际学界普遍担忧，“双一流”建设现行评估机制过度强调短期产出与数量指标，如论文发表数量、影响因子、科研项目经费、国际排名等，忽视了学科特色、长期积累与社会服务的实际贡献。这种量化导向会使部分高校资源过度向少数优势学科倾斜，导致学科结构失衡，抑制学术多样性的发展，弱化学科整体协同创新能力。此外，该导向还可能导致学术行为功利化，催生急功近利的科研策略，影响原始创新与跨学科探索。荷兰乌得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高等教育领域教授马里克·范德温德(Marijk van der Wende)曾质疑，“双一流”建设所覆盖的学科范围是否过于狭隘？工程学等多个应用学科占据主导地位，人文与社会科学却相对缺乏^[35]。同样地，西蒙·马金森教授也对此表示担忧^[6]。此外，部分高校为提升排名采取急功近利的策略，优先考虑具有快速影响力的项目而非注重基础研究或跨学科建设，催生出临时性国际合作甚至学术不端现象。同时，“短期化”成果面临应用转化难的问题，尽管研究成果数量增加，但成果的应用和商业化仍然有限，其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放缓^[20]。技术成果转化机制不畅、政策不实，导致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与成功率低^[36]，成为高校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堵点。

2. 全球人才引育留用体系仍存在明显短板

国际研究指出，与世界顶尖高校相比，我国“双一流”高校在全球人才吸引力与学术生态开放度上仍有差距。一方面，海外高层次人才、国际学生与国际师资占比偏低，难以形成高度国际化的学术环境。美国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and Emerging Technology)指出，中国在美攻读STEM领域的博士毕业生中，高达90%在完成学业后选择留在美国工作^[37]。从国际化结构来看，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Oxford China Centre)的相关研究表明，世界一流大学普遍具有高度开放的国际化学术生态。以牛津大学为例，其本科生中国际学生占比41%，研究生中国际学生占比68%，外籍教职员工占比48%。相比之下，中国“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国际学生和教师比例仍远低于这一水平^[38]。另一方面，在全球顶尖人才争夺中，我国高校对全球青年精英的吸引力仍显不足，人才结构与流动格局尚未完全实现从“人才输出国”向“人才集聚高地”的转变，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原始创新能力与全球学术话语权的提升。美国艾奥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owa)数学系教授叶扬波表示，清华大学做到了全国精英学生争相入学，但距离全球精英争相入学还有很大的差距^[39]。

3. 高等教育资源分配过于集中导致发展不均衡

国际舆论关注到，“双一流”建设资源呈现向东部地区、头部高校集聚的特征，中西部高校与非顶尖高校发展受限，区域高等教育协调发展面临挑战。有研究警示，资源过度集中可能导致尾部高校办学质量下滑、人才培养体系出现结构性分化。《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曾提到，“双一流”计划在客观上仍更加关注顶尖高校，建设名单中西部大学仅有四所，内地省份高校占比仅38%^[19]。约贾纳·夏尔马(Yojana Sharma)亦警示指出，排名靠后的中国高校博士教育质量明显下降^[14]。相比之下，部分国家在实施顶尖计划的同时配套普惠性、补偿性政策以兼顾整体公平，我国在打造“高峰”的同时，对“高原”建设的支撑机制仍有待完善，如何处理重点建设与整体提升、效率优先与区域公平的关系，成为重要议题。例如，德国联邦及各州政府为缓解“卓越计划”(Exzellenzinitiative)带来的政策不平衡，出台了多项面向其他高校的“补偿政策”，如“应用科学大学应用型研究与发展项目”(Anwendungsorientierte Forschung und Entwicklung an FH)、“创新高校计划”(Innovative Hochschule)等^[40]，以此兼顾顶尖建设与整体公平。

4. 发展模式与治理体系仍面临适配性争议

一些国际学者提出，“双一流”建设在动态调整、标准界定、治理权责等方面仍存在优化空间。例如，一些批评者认为，相关政策缺乏对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及未来发展目标的明确定义，易误导一些高校管理者只关注排名；政府主导与高校自主办学的边界仍需进一步厘清；传统重点建设形成的身份惯性仍在延续，新的评价文化与发展理念尚未完全建立。这些问题关系到“双一流”建设能否真正摆脱路径依赖，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具有中国特色的内涵式发展。

五、“双一流”建设的优化路径

历经十年发展，国际社会对中国“双一流”建设的认知，呈现从表层观察到深度解读的演进轨迹。在这一过程中，建设成效获得国际认可，其面临的挑战也引发国内外学界的共同审视。面向未来，“双一流”建设应进一步聚焦内涵发展与质量提升，通过系统性的制度优化与路径创新，构建高水平、可持续的学科生态。

第一，构建以实际贡献为导向的长周期、多维评价机制。自主科学确定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标准，是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关键^[41]。《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质量、特色、贡献导向的监测评价体系”“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这要求“双一流”建设更加关注高校研究成果服务国家与区域发展的实际应用价值，在助力政策制定、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更重要作用。可借鉴国际“负责任的研究评价”(DORA)、英国研究卓越框架(REF)等成熟经验，摈弃以“论文、帽子”为核心的量化排名，突出“关键技术联合攻关”“毕业生本地重点产业就业率”“技术转化实际效益”“校企共建研发平台质量”等反映区域服务与产业支撑能力的指标，并将评价结果与政府后续支持、资源分配直接挂钩，形成“以贡献换资源”的良性循环。

第二，构建开放创新的科技成果转化生态系统。区域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一流大学和社会发展的耦合共生^[42]。“双一流”建设高校应以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为突破点，依托国家科技园区打造技术转移示范区，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完整创新链条。同时，地方政府应主动搭建平台，推动高校与链主企业结成战略联盟，并牵头制定知识产权共享、收益分配、风险共担的标准契约，降低合作成本与不确定性。鼓励高校以问题为导向，设立跨学科研究所与“创新空间”，打破院系壁垒，与企业联合开展技术攻关和发表研究成果，对产生实际经济社会效益的研究成果，地方政府应予以财政支持或税收减免等奖励。

第三，实施打造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升级战略。当前，全球高等教育格局呈现多极化发展态势，为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双一流”建设高校应打造极具竞争力的国际优质学生招收与培养体系。设立专项全额奖学金，与海外顶尖高中及大学建立直接推荐渠道，设立本科暑期科研浸润项目，从源头吸引顶尖学生来华联合培养或留学。同时，主动加强与全球顶尖院校及科研机构的深度协作，设立国际优质师资聘用专项通道，主动参与全球学术治理，牵头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参与制定国际标准，持续提升我国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助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

第四，强化分类分层的高校特色发展支持体系。以国家“双优”建设顶层设计为契机，针对“双一流”建设中资源过度集中导致的区域与校际发展失衡问题，可借鉴德国、韩国一流大学建设兼顾地方高校发展的经验，实施“补偿性”政策。例如，对中西部地区、高教薄弱省份及行业特色应用型高校实施名额与资源的定向倾斜；打破单一“冲一流”逻辑，建立与“双一流”并行、独立评价的“特色学科建设”或“区域振兴”专项，设计差异化评价体系与建设路径，顶尖高校侧重原始创新与国际影响力，地方高校突出产业服务与地方贡献，实行动态管理，构建多元均衡的高等教育发展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