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求“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是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强有力支撑^[1]。回顾近些年有关教育强国的研究，尽管当前学界尚未形成对于教育强国概念内涵的一致性认定，但对于其内在价值追求的表述取向却基本一致。首先是要基于教育自身，实现高质量发展，具体可分为教育水平、教育结构、教育保障以及教育治理等方面。其次是跳出教育自身，实现教育的服务贡献功能，服务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服务于国家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最后是用国际比较的眼光看教育强国，实现教育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要在世界坐标系中谋求教育强国的认可和评价^[2]。简言之，教育强国指教育综合实力、服务能力和世界影响力等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其基本特征是具有引领性、自主性和开放性^[3]。习近平总书记为建设教育强国指明了方向，强调“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教育强国”概念已经从一个教育工作的价值愿景转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国家战略。

强教必先强师，教师队伍是教育强国建设的第一资源，是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基础支撑，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力量。而教育博士作为建设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推进教育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应当深刻认识教育强国的主攻方向和战略布局，增强历史主动精神和战略思维，肩负起重大的时代使命。虽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明确了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定位，《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学位基本要求》对于教育博士培养的目标和重点作了阐述。但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需要重新认识教育博士的培养定位，要回答好教育强国赋予教育博士培养怎样的时代内涵？教育博士的培养价值、培养路径与培养环境面临着怎样的现实挑战？以上问题都直接影响着教育博士培养的高质量发展。因此，从教育强国建设视角出发，立足新时代教育博士培养方位的准确阐释，着眼于现阶段面临的现实挑战，系统探索其优化策略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

建设教育强国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各级各类教育的生命线^[4]。回答教育强国战略对教育博士高质量发展的新定位，应围绕着教育强国的引领性、自主性和开放性特征，对应教育强国的六大能力，作出符合教育强国建设需要的当代阐释。

如果说与教育硕士相比，教育博士凸显其高层次性；与教育学博士相比，教育博士凸显其实践性；那么与其他学科的专业学位博士相比，教育博士最独特的培养价值体现在为未来而成长，既是自己的成长，更是为所教者更好成长。教育博士从“教书匠”向“教育家”成长的过程，具有现实与未来的双重价值。培养教育博士，造就教育家型教师是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建成教育强国的重要保障。因为教育强国是具有可持续发展和引领示范意义的强国，凸显着思政引领力，这就需要教育博士对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以及教育强国建设都起到面向未来领军的示范引领作用。所以，培养教育博士就是以中国式教育家精神涵育教师队伍成长，以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引领教师高素质专业化发展，这既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共同理想，也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

具体而言，处于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顶端的教育博士，要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心系国家命运，密切关注社会发展，从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出发，将个人主体的“小我”积极融入家国命运的“大我”，把教育与社会、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树立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就是实现个人价值的思想观念。不仅如此，教育博士在常怀至诚报国之心的同时，还要树立胸怀天下之志。将对祖国、对人类的教育大爱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将人民期许、家国至上、兼善天下视为一切教育教学工作的精神支点，凸显教育工作大视野、大格局、大担当、大贡献的价值追求。要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和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大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担负起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使命，要通过“弘道化人”的方式在年轻一代的心中建构起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天下观念，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不断提高本土人才自主培养的能力和水平，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要义，否则将引发严重的教育领域“卡脖子”问题。而培养教育博士的本质，是对教师的培养，是教师从“以职业实践为中心”转向“以解决职业实践问题为中心”，完成从工作经验态到学术研究态的转变，其中蕴含着理论与实践的自主性，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内在表达^[5]。这说明培养教育博士要扎根中国大地，为教师提供充足的专业供给，从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实践经验中提炼新理论，展现中国思想与中国智慧，摆脱对西方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依赖。我国教育实践是孕育和形成教育理论的沃土，有着厚重的还未被完全提炼的经验脉络。通过培养教育博士，为在职教师不断充实自身的专业知识，推动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可为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打通本源之路，从而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强化人才竞争力，以一流的教师培养一流的人才，源源不断地培养造就堪当重任的优秀人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此外，培养教育博士应强调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要求教师并非简单地将学术理论知识应用于工作实践，而是在工作场所中用学术研究的方式，去解决实践问题与实际难题。既关注教师知识体系的建构水平，也要注重教师运用知识解决教育教学实际问题的能力。要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主动对接引领中小学科学教育等研究课题，强化科技支撑力。培养教育博士不能仅仅以教育实践问题解决的对策建议作为归宿，而要以应用实践的效果印证理论观点的有效性。要切实解决教育的实践难题，从而完善、变革中国教育实践，强化民生保障力，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因此，教育博士既能从职业实践中探索、建构出具有普适性的理论成果，也能够在具体应用实践中运用并检验理论，是一项扎根中国大地跨越理论和实践鸿沟的系统工程。总之，通过培养教育博士，为促进教师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二元并重提供专业性支撑，可提高教师自主培养的能力和水平，实现教师专业化发展^[6]。

教育博士专业学位设立的初衷在于创造性地解决实践中的难题，使实践行为成为一种理性的行为，成为一种理论化的实践。而实践中的现实难题往往具有高度的综合性与复杂性，需要多学科之间的有机融合与交叉整合。所以，面对教育实践领域中的难题，亟需能够跨越各个专业壁垒与界限的问题解决者。教育博士要在个人突破学科专业边界的基础上，进一步跨越学校壁垒，达成社会层面工学的复合共赢。通过积极的、进步的转化结束工学矛盾双方相对静止、稳定的依存局面，通过工学的复合共赢，工学矛盾发生质变与飞跃。根植于培养单位与工作单位共同需求与期望基础之上的复合培养环境，既是现实所需，也是大势所趋。

更为重要的是，虽然教育强国是一个本土化的概念，但它内在地具有国际比较的视野，标志着我国教育面向世界的自信态度与自强行动^[7]。教育强国的认定绝不是自吹自擂，而是在放眼全球的国际比较中，掌握教育治理的话语权地位。所以，教育博士的培养，不仅强化教育与社会资源的优势互补、共建共享，促进高校与中小学、地方政府之间的深度合作，而且推动教育博士在扎根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教育故事的同时，兼具世界眼光、国际视野与人类关怀。建设教育强国还应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在深化国际合作交流中提升其他国家对中国教育的认知度、认同度，提高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8]。换言之，要通过培养教育博士，协调各共生单元根据自身条件与发展水平的有效参与，既要应国家的教育所需，深化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同社会各领域各方面的协同配合，更要放眼世界，拓宽国际视野，为我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提供有力人才支撑，在构建全球教育治理新格局中发挥应有作用。这既是坚持开放中顺应全球化趋势的主动选择，也是教育强国战略在教育博士培养发展中持续探索的自然结果。教育博士要在深化国际合作交流中, 提升其他国家对中国教育的认知度、认同度，提升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自2010年开始教育博士招生并进行试点培养以来，一系列课程体系、指导体系、评价体系的建构，积极推动了我国教育博士培养的高质量发展。但面对教育强国战略提出的时代方位，培养新时代教育博士仍然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

教育家精神的提出标志着党中央对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意味着教育博士的培养价值追求，不只是个体通过在读博期间所掌握的扎实基础理论和系统专业知识，创造性地研究和解决教育实践中的复杂问题，更重要的是培养教育家型教师，造就新时代“大国良师”，以此带动教育博士所在工作单位以及所在地区教育教学和学校管理的提升精进，从而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许多一线教育工作者满怀着对教育博士的热忱和对未来教育贡献的憧憬，考取了教育博士。但随着读博进程的深入，发现教育博士学位攻读难度较大，毕业考核条件难以达成，学习进度滞后，延期毕业的风险较高^[9]。便渐渐懈怠了原有追求，降低甚至偏离了自身的发展目标，小部分教育博士出现了中途退学的打算和拖延交学费的行为。此时，缺少了理想主义的支持，会更多表征出现实主义的追求样态。不自觉地将博士学位的取得与一些切身实际问题相联系，例如职位升迁、职称晋级、荣誉获得等^[10]。似乎直奔主题，卷入了另一种意义下的“应试教育”。这既偏离了教育博士求学的初心，也违背了教育博士的培养定位和发展愿景。

不可否认的是，低发文量和低毕业率的整体环境、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面临再就业的担忧，使得教育博士群体普遍处于高焦虑心理状态，自我效能感并未得到提高。制度支持和评价机制等方面的赋能不足，阻碍了教育博士培养目标的有效实施。但外部权力赋予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内部心理的增能。是通过有效整合、利用资源，借此帮助自己和他人将生命的品质提高到最大限度的过程^[11]。所以，为教育博士赋权增能的最佳方式，就在于通过教育家精神的赋予，加大对教育博士的心理赋能。当教育博士的求学动机在于教育家型教师的转型塑造，把教育家精神作为精神坐标和行为高标时，自然而然地会对自己心理进行赋能，从而更悦纳地迎接教育博士攻读进程中和未来的诸多挑战，弥合理想与现实的追求偏差。那么教育博士的培养价值取向，不仅仅是一份专业学位的获得，更是以此为新征程的起点，立足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承担起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崇高使命，积极投身于富有引领性的教育强国的建设之中。

培养教育博士有利于教师专业化发展，包含着对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诉求。要推动教师完成从实践到理论的提炼，再从理论返回实践的应用与检验，最终形成理论与实践的动态发展运动过程，整体上遵循“实践—理论—实践”的规律。在这一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中，教育博士关注的不是理论的原创性，而是赋予教育实践行为一种理性，使之成为一种理论化的实践，使实践具有理论化的品格^[12]。而如何在理顺教育博士兼具的理论研究者与实践研究者双重角色的同时，赋予其至关重要的中国特色，显得尤为关键。

一方面，现有调查统计结果显示，与课程的基础性和前沿性相比较，教育博士课程体系的实用性不足，还难以满足教育博士的职业实践需求^[13]。这说明教育博士的课程体系理论性有余，而实践性不足。然而教育博士来自教育实践一线，与高校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相比，具有得天独厚的实践优势，因为理论研究人员往往不能清晰地认识实践。这就更需要从我国厚重的传统教育历史和教育实践中，对蕴含着中国智慧的教育方法与教育案例进行系统性的梳理提炼与创新性的转化发展，从而构建自主性更强的课程体系。

另一方面，教育博士学位论文较好地关注了教育实践领域的具体问题，选题多为教育博士教育管理或教育教学问题情境中的真实需求。但对于教育实际问题的解决，往往是直接迁移西方的教育理论，其实质是西方教育理论的本土化验证或改造，对于中国的教育思想与教育理论，关注度不高，缺失了中国特色。有学者以参与答辩的两校38篇教育博士学位论文为分析对象，发现教育博士学位论文的专业属性和问题导向较为明确，但仍存在理论素养欠缺等误区^[14]。

无论是对本土教育实践经验的忽视，还是对西方教育理论的片面追求，归根结底都是源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过于依赖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学术惯性^[15]。这就导致教育博士的时代发展，依然无法摆脱被其他国家教育理论和方法支配的现实。然而，今天的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不仅需要中国制造，更需要在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教育根本问题中所凝练的中国智慧。所以，教育博士不仅要凸显其实践性，更要在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动态交替中，彰显自身独特的中国特色，以民族性与本土性改变长期存在的跟随状态，从而为教育强国建设的自主性助力。

许多高校围绕学科交叉复杂性与多元协同系统性，建立健全教育博士培养环境的新样态。一是建立复合导师制，健全导师组联合指导制。将单一的教育学科转变为跨学科的多元性融入，充分发挥导师集体的智慧，共同指导教育博士的选题、研究与论文写作。二是加强产教融合，例如东北师范大学在全国建立56个教师教育创新试验基地或教育博士工作站，开展大学与行业融合的项目式实践，构建了一种大学主导、政府协调、中小学深度参与的多元开放的学习环境，构建了开放式的教育博士生培养体系^[16]。由此可见，教育博士的培养环境在个人和社会层面的复合性追求正处于良性发展之中，但对于国家间开放融合的探索，稍显滞后。教育博士尚未自觉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将中国教育故事传播到世界。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教育博士自身对外开放交流水平的不足。教育博士具有开放的国际意识与态度，但跨文化交际能力与合作能力等国际化技能，略显薄弱。教育博士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自身的语言技能和跨文化交流水平限制了其对外交流的意愿。另一方面是用于教育博士对外开放交流的外部支持平台匮乏。学术刊物、学术会议、国际学术论坛等学术交流平台是教育博士传播中国教育故事的关键渠道。但受思维惯性的影响，教育博士大多选择中文核心期刊进行学术论文的发表，而非选择被大多数国家视为权威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中的期刊，而中文核心期刊等学术平台在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度又十分有限。同时有关教育博士的国际学术会议和论坛也均为西方主导，这就使得教育博士对外交流的深度不够^[17]。因此，受制于以上两方面因素，教育博士培养环境的国际化开放融合程度亟待更为全局性的挖掘，教育博士讲好中国教育故事的国际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我国教育博士培养需要抓住新时代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契机，基于教育强国战略背景下教育博士培养的时代方位，从培养价值、路径与环境三个维度，直面现实挑战，科学探讨与构想教育博士培养的优化对策，以实现教育博士培养的高质量发展。

教育家精神是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强大精神动力，它不同于一般教育精神、教师精神，它是为国家、为天下而不懈奋斗拼搏的伟大精神力量^[18]。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教育强国背景下重塑教育博士培养价值的具体践行。因为人类实践活动愈深入，愈发展，就愈离不开人的精神动力^[19]。通过强化教育家精神引领，激发教育博士面向未来领军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助推教育博士逐步成长为教育家型教师，投身于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时代使命之中。

一方面，培养单位要把教育家精神作为培养教育博士的重要内容，将教育家精神的内涵解读、价值引领与践行理路纳入教育博士的课程体系，作为教育博士培养期间的必修课与常修课。要发动教育博士深入研究教育家精神，推出一批理论研究成果，拓展教育家精神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要广泛阅读教育家故事，例如陶行知、冯志远、张桂梅等都是体现教育家精神的优秀代表，针对教育家故事广泛开展读书沙龙或学术研讨等活动，以此增强教育博士对教育家精神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价值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另一方面，教育博士要加强理论学习和政治修养，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从而深刻领悟、全面把握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内涵。要始终以教育家为榜样，坚持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把教育家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自觉把教育家精神作为教书育人的行动指南和精神航标，在积极践行教育家精神的过程中努力成为一名教育家型教师^[20]。

培养教育博士是引领教师走向深层次、高质量发展境界，追求个人发展与教育事业、社会进步的有机关联，将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有机融合的具体行动。通过教育家精神的赋权增能，扭转教育博士内心赋能不足的境况。当教育博士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结合，树立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就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观念，达成个体专业成长发展与教育强国建设同频共振时，便能充分激发个体内在的力量和潜能，弥合理想与现实的追求偏差，使其具备自我驱动、自我激励和自我实现的能力。这也是推动教育家精神入脑入心入行，助力教育博士个体将生命的品质提高到最大限度的过程，从而重塑教育博士的培养价值。

如何在身份角色交替呈现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凸显中国特色，无疑是大多数教育博士面临的现实挑战。教育博士的自信自立，伴随着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双向发展而协同共生，其背后依托的是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能够被与教育相关的人所理解和掌握的结构化、层次化的知识系统，因为它充分体现着中国教育学的学科性、中国性与自主性^[21]。具体而言，一是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依循历史传承与时代发展的双向原则，认真总结我国在长期教育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传统经验，充分尊重我国教育改革不断创造的历史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其进行重新理解和审视。通过传承中国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从知识层面概括和提炼中国教育实践经验，对中国教育领域概念、命题等进行诠释和解答^[22]。进而优化课程体系，开发涵盖中国教育思想与教育理论的理论课程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探究性、现实问题解决型的专题实践课程，将理论模块与实践模块进行有机结合。打破原有以学科为中心的学术导向模式，以教师的专业化发展需求为依据，以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为支撑，凸显课程体系的主体性和自主性。

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好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我们党根据自身需求，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探索、在众多成熟理论中选择的结果，符合中国实际国情。值得注意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是抛弃一切西方思想理论，而是超越和建基于其上，融通马克思主义资源、中国资源和世界资源的理论^[23]。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能够使教育博士全面把握我国教育领域的现实状况，更好地理解新时代的发展特征，才能深刻地认识到国家发展与人民群众对于教育的迫切需求。教育博士要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发挥其作为真正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的效用，加强对中国教育所处本土脉络的观照。通过学位论文的选题与撰写，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框架，深入开展教育实践研究，解决新时代面临的一系列教育改革现实问题。

总之，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助推了教育博士课程体系的完善与学位论文的优化，使得教育博士不仅立足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教育实践和当代教育实践，把中国教育经验提升为中国教育理论，而且还不断提升基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解决教育实践难题的能力，从而依次完成理论与实践转换的培养环节，夯实教育博士的培养路径，逐步趋向或实现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目标。

教育博士的培养环境要在国家层面的交流合作与社会层面的产学融合、个人层面的跨学科整合之间形成有机衔接，互通有无，构建纵横贯通的开放格局。在做好前两个层级交叉融合的基础上，完善教育博士对外开放策略，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大文章，积极探索推动教育博士开放互鉴的有效路径，拓展教育博士的培养环境。全方位提升讲好中国教育故事的广度和深度，以增强教育博士培养环境的系统性与开放性。

首先，在“引进来”方面，一是积极创建国际教育博士学术联盟，主办国际教育博士会议，打造教育博士领域国际合作组织，为教育博士提供大平台支撑。吸引世界各国的教育博士齐聚中国，聆听中国教育故事，增强海外教育博士对中国教育故事的认同和传播。二是吸收国外优质教育博士的培养经验，引入优秀的外籍教育学科教师，为我国教育博士创新发展提供启发和思路，培养教育博士在国际视野下解决国家教育问题的能力，促进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接轨^[24]。

其次，要加大“走出去”的步伐，拓宽教育博士国际交流与合作渠道。一是以参加国际会议、国外访学、与国外知名专家研讨交流等方式，不断开阔教育博士的国际视野，着力提高教育博士的全球胜任力，为我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提供有力人才支撑。二是鼓励教育博士积极参与海外培训，增加教育博士海外研修机会，提高教育博士赴境外观摩学习的参与度，开展访学、联合培养等多种形式的国际化育人项目。事实上，中外联合培养模式，在我国一些重点高校学术学位博士生的培养中，经常采用，而专业学位博士生培养却鲜有此法。目前，已有国内高校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进行交流合作，开展教育博士海外研习营项目。

如此，通过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发力的原则，形成兼容并蓄，融通中外，平等交流的教育博士培养环境。不仅要讲好中国教育故事，还要传播好中国教育故事，为全球教育治理贡献中国力量、中国方案，进而增强中国教育自信，才能有利于提升教育博士的国际影响力，扩大我国教育的国际贡献度、影响力和认可度，增强中国在全球教育体系中的话语权和辐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