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阐释教育、科技、人才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出“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1]。作为学历教育的最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成为落实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关键一环，其使命不仅在于生产、传递高深知识，更在于促进学生厚植“以学术为业”的崇高志趣、主动掌握高深知识^[2]、汲取从事学术创新所需的研究能力^[3]。然而，现实场域中“逃离学术象牙塔”^[4]的行为选择同“理想与情怀泯灭”^[5]的困顿心境，却表明培养措施仍有不到之处，部分博士生的学术志趣存在漂移之虞，易制约其自我超越与未来发展。在此背景下，探寻学术志趣漂移的外在表征、影响因素、发生机制和复位策略，俨然成为提升博士生整体培养质量、实现内涵式发展的必要前提与有效路径。

受顶层设计和底层逻辑的同步指引，“博士生学术志趣”成为高教学界研究的重点与热点，通过梳理归纳已有文献，发现学者常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其一，概念释义，即阐述学术志趣的内涵意蕴。作为博士生的必备品质，学术志趣指向个体对学术的认知、情感、态度与行为^[6]，融合个体内在学术兴趣、持久研究热情与对未来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期望^[7]，其意与专业承诺、学术抱负和学术激情相近^[8]。其二，价值明晰，即澄清学术志趣的具体功用。集志向与兴趣于一体的志趣曾被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喻作“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产生科学灵感(Eingebung)的前提”^[9]，是影响博士生学术训练成效、决定能否获取最终成功的重要因素^[10]，关乎学术热情的形成、学术韧性的锤炼、学术认同的构建、专业承诺的恪守以及学术志向的追求^[11]。其三，因素洞悉，即厘清影响学术志趣培育的核心要素。综合组织、个人与环境的三重考虑，学校层面的导学关系、平台搭建、科研训练^[12]；个人层面的学术动机、学术理想、学术投入^[13]；环境层面的社会经济背景、家庭文化氛围、父辈文化资本^[14]均会干预博士生学术志趣的生发。其四，改进对策，即探求学术志趣的提升策略。招录规模的扩张、利益主体的多元、从业环境的复杂等客观实在预示着博士生学术志趣培养措施的革新难以毕其功于一役^[15]，而需多方主体相向而行、因势利导，合力改进招考方式、强化志趣筛查、优化科研环境、加大导师支持^[16-17]。

综上观之，学者围绕博士生学术志趣已展开深入探究且存诸多见地，为后续探讨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明确的路径借鉴。但从主题、内容、方法观察，既有研究多以重要性与必要性为缘起，从本体特征、外在功用入手，援用量化指标判明生成因素与提升策略，剖析博士生学术志趣“从无到有”的演进理路。然而，相比共时视域下的价值推崇与要素辨析，紧扣问题导向、以历时视角洞察学术志趣“初高渐低”的漂移成因与作用机理似乎更为直观；从既定选育方案中总结不足、汲取经验、加快复位的思路范式，也更能确保疏解对策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借此，本研究拟通过阐发学术志趣漂移的多样形态、成因缘由、内在逻辑与治理对策，助力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优化。

立足问题端点与目标立意，“何为学术志趣漂移”成为研究的起始之问。概览现有文献，纵然学者对于学术志趣的定义略有区别，却皆指出其是高等教育研究话语体系下的偏正短语，是个体之于学术研究的兴趣动机、决心意志、职业行为倾向等内在驱动与自我期望的凝练统一，近乎韦伯所指的朝向学术本身的奉献，接近信徒对宗教的忠诚^[9]。“漂移”一词本意为漂流、移动，原用于形容物体沿着一条空间线路发生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和缓的、多少稳定的流动、滑动或移动^[18]。学者将其引入至高教领域后又在原有基础上引申游离、走偏之意。如蔡文伯、吴秋晨等人在阐释“学术漂移(Academic Drift)”时，便认为漂移是对实际结果偏离原有目标设定的描述^[19-20]。参照如上观点，综合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本文谈及的“学术志趣漂移”可被理解为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博士生对学术研究及学术工作原有的动机、认同、期望会随时间推移而逐渐消退，最终远离预期目标。

虑及双重缘故，择取“退学博士”这一群体作为调查对象透视博士生学术志趣漂移的因由经过具有良好的适切性。一方面，由于“退学博士”已脱离旧有场域，其视野更加开阔，对培养方案与管理规定的评判更为客观允正，自入学至退学的经历回顾、心态变化可折射出在读博士生群体的时下心路；另一方面，参考概念含义，学术志趣漂移是对学术动机消解和学术工作倾向转变的深描，而此点正是诸多博士生选择退学的直接原因，以其作为调查对象可使调查范围进一步缩小、研究问题进一步深入。此处，尚需作出说明的是，在我国高等教育语境下，学生退学分为自愿退学与非自愿退学两类，前者是学生出于个人原因发起的主动选择，后者则是因学生未能满足学校培养规定中相关要求而面临的清退或劝退^[21]。依从概念内涵导引，可知学术志趣漂移是一种主观意念外化行为的结果，故文中所涉及的“退学博士”为在最长修业年限内，因自身志趣漂移而主动中断攻读博士学位进程的博士生。

为契合资料搜集的全面性与便捷性要求，研究选用网络民族志(Online Ethnography)方法勾勒“退学博士”在读期间的制度文化与行为感悟，于退学缘由中探赜志趣漂移的过程脉络与深层机制。同传统民族志(Ethnography)操作范式类似，网络民族志同样要求研究者在长时间的田野中运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式获取信息、深描“他文化”的具体样态^[22]。于绝大多数调查对象而言，“网络原住民”的身份标示着其成长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现代媒介的影响，较之现实世界的父母与熟人，其更愿意在开放、隐匿的虚拟平台上与陌生朋辈分享心事、倾诉烦恼、寻求共鸣、编织“意义之网”^[23-24]。因而本研究采用潜水、主动参与、反串角色等方法融入虚拟田野，从零碎、散乱的信息中获悉博士生群体的特有文化现象，获取最为接近真相的解释。

依照网络民族志的技术和步骤，秉承整体性与情景化原则，调查行进路线分为确定田野、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三个阶段。在确定田野阶段，本研究选定某一较为活跃的豆瓣小组(以下简称“小组”)当作线上田野。截至2023年10月，小组共有31839名组员，有效聚集了来自国内外各学科专业的“退学博士”。在日常交流中，组员通过发起讨论讲述、袒露自身的读博历程与心态变化，借助评论、回复与其他组员互动沟通、倾诉心声。相较于微博、知乎，该小组更适合充当线上社区的原因在于小组组长会对进组申请、主题发布、回复内容进行严格审核，从而使得组员的讨论处在一定的边界范围之内，而此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也进一步提高了讨论话题的可观察性和聚集性，提升资料的可靠程度。

在正式参与观察前，为突破“信息茧房”的包围及“话语迷雾”的误导，研究者开展了短期的潜伏观察，以“局外人”身份熟悉小组文化概念、讨论规则以及回复原则，不设目标地了解“最近讨论”“最热讨论”“精华讨论”等模块内容，意在对“退学博士”的个人求学历程、内在真切感受、学术志趣前后变化形成初步印象。2023年1月，研究者正式进入该小组，开启为期9个月的参与式观察，随后对1291条讨论内容进行判断、筛选，在剔除广告、招聘、交友等冗余信息后，共得825条有效讨论。期间，鉴于沉浸感是参与式观察的题中之义，故而研究者在保持必要心理距离的前提下，积极发言交流并与小组成员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深度阅读关于“学术志趣漂移”“主动退学”的帖文，详细观察、记录小组成员的评论与回复，以理解来自不同培养单位、不同背景组员学术志趣漂移的真相。

观察结束后，针对讨论区较为“火热”的话题，研究者运用半结构访谈补充、细化相关信息以摒弃“信息偏食”的误判、理解“退学博士”对实践活动的个体性感悟。同时，为凸显访谈对象的典型性与代表性，对照博士生教育的实际样貌，本研究以就读方式、学术训练经历与理想抱负落差等为甄选条件，确保所选访谈对象退学决定的形成是因其学术志趣漂移所引发。恪守“知情同意”的伦理要求^[25]，后借助“豆邮”(豆瓣用户之间的私信交流方式)向42名发帖人表明身份、解释研究目标与意义，诚挚邀请其参与后续的深度访谈。后期，累计收到28人回复，其中12人表示愿意接受访谈。遵循异质性和多样性的指引，研究者又经他人介绍，线下接触3名“退学博士”，最终将上述15名“退学博士”确立为访谈对象(见表 1，后文以D1、D2、…、D14、D15替代)。为保证访谈过程聚焦研究问题，研究者在正式访谈前，围绕“就读期间的学术志趣总体变化趋势如何”“何种因素影响学术志趣变化”“如何提升博士生的学术志趣”三个维度制作访谈提纲，并在预访谈结束后予以修正完善。2023年10月，本研究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实施深度访谈，在征得访谈对象同意的前提下进行录音、笔录。

表 1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序号 性别 年龄 学科 生源类型 年级(退学时) 就读方式 工作经历 婚恋状况 访谈时长 D1 男 27岁 理学 申请考核 博三 全日制 无 恋爱中 40min D2 男 27岁 文学 申请考核 博三 全日制 有 单身 35min D3 女 28岁 理学 直博 博五 全日制 无 恋爱中 40min D4 女 26岁 管理学 申请考核 博三 全日制 有 恋爱中 34min D5 男 27岁 工学 申请考核 博三 全日制 无 单身 32min D6 男 29岁 管理学 申请考核 博三 全日制 有 单身 30min D7 男 27岁 理学 硕博连读 博四 全日制 无 单身 35min D8 女 29岁 教育学 申请考核 博四 全日制 有 已婚 52min D9 女 27岁 管理学 硕博连读 博三 全日制 无 恋爱中 39min D10 男 28岁 理学 申请考核 博三 全日制 无 单身 72min D11 男 32岁 工学 申请考核 博六 全日制 无 已婚 38min D12 女 27岁 历史学 申请考核 博三 全日制 无 恋爱中 46min D13 女 26岁 法学 申请考核 博三 全日制 无 单身 33min D14 女 28岁 理学 申请考核 博二 全日制 有 单身 45min D15 女 27岁 法学 直博 博三 全日制 无 单身 56min 注：1.表中“申请考核”“硕博连读”型博士生基本修业年限为3~4年；“直博型”博士生基本修业年限为5~6年；2.表中工作经历起始时间为硕士毕业至博士入学。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访谈结束后，本研究先将收集的录音进行转录誊写，结合小组讨论、评论内容，共计获取7万余字的文本资料，后运用Nvivo12.0软件管理原始文本资料，借助安塞尔姆·斯特劳斯(Anselm L. Strauss)与朱丽叶·科宾(Juliet M. Corbin)提出的扎根理论三级编码程序加以归纳，确定致使博士生学术志趣漂移的各类因素及其关系网络。即在开放式编码阶段，提取原始文本资料中的意义语句、关键段落，实现对原始资料的标签化处理，明晰博士生学术志趣漂移的直接成因；在轴心式编码阶段，对开放式编码所得的初始范畴进行归类，识别出作为轴心的关键概念，加强证据与概念、主题与资料间的连接，判断影响因素间的关联；而在选择式编码阶段，则是将轴心式编码所得的主范畴按照内在逻辑关系进行分析、整理，继而从主范畴中继续挖掘具有统领性的核心范畴。例如，D6在言及“何种因素导致学术志趣漂移”时，曾有如下较为全面的表述：

首先是来自论文的压力，随着博士生教育规模的扩张，国家、社会和学校对培养质量的关注程度愈发高涨，博士生不仅要学习各类前沿知识，还要在日益内卷的环境中顺利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于是写作变成了一种压力，发表异化为一种束缚；其次是来自导师的压力，导师提出各种要求、安排各项任务，却又不能及时地予我以帮助与指导，导致我与他的关系总是处在崩溃的边缘，我会不自觉地怀疑自己、否定自己，不想面对自己，更不想面对导师；最后是自身性格的原因，我是一个不善交流的人，也没什么朋友，所以遇到挫折、打击时往往会选择独自冷静，而不是向别人倾诉，这也使我那段时间倍感孤独、焦虑。后来觉得自己实在是难以坚持，就选择了退学，算是一种及时止损的做法。

显然，D6的学术志趣的漂移主要与论文、导师、性格有关。因此，可将此段原始文本依次概念化为“论文写作的压力”“论文发表的焦虑”“导学关系的恶化”“不善交流的性格”。而上述本土化概念又可被依次纳入至“写作压力”“发表焦虑”“导师指导”“兴趣性格”等初始范畴。通过对原始资料进行逐词逐句地分析，研究者归纳出376条初始概念，后将内涵一致或接近的概念归为同一初始范畴，共得到30个初始范畴、10个主范畴、4个核心范畴(见表 2)。在三级编码过程中，为校验编码的科学性与可靠性，本研究在初始范畴形成后展开饱和度检验，在不获取额外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某一范畴特征，以作为停止采样的鉴定标准^[26]。后对原始资料进行二次梳理，发现当编码至D11的访谈记录后再未形成新的初始范畴，故认为上述范畴已概括可能导致博士生学术志趣漂移的各类因素。

表 2

表 2 编码结果与概念范畴 核心范畴 主范畴 初始范畴 节点数 范畴内涵 现实处境 学业压力 写作压力 22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因能力、经验、时间等因素限制所产生的压力 发表焦虑 18 “不发表，就出局”“唯论文”评价标准下的发表焦虑、苦闷情绪 其他事务 7 报账、监考、项目申报等事务对科研时间、精力的占用与挤压 经济压力 奖助体系 4 博士生各类奖助学金的发放规定与评定标准 必要开销 2 基本衣食住行的开销；人情社交花销；学费与科研费用的支出 家庭条件 5 家庭经济条件对个体学术发展所提供的支持与帮助 成本考虑 年龄压力 13 因年龄增长而带来的紧张、恐慌；因年龄劣势可能丧失的机遇 机会成本 7 坚持攻读博士学位可能损失的机会或其他选择 沉没成本 9 因攻读博士学位所投入的人力、财力与物力 重要他人 同侪交流 18 师门文化、风气及与师门同学交往所带来的浸润效应与朋辈压力 导师指导 35 导师的教育理念、指导风格、投入程度、任务分配模式及与博士生的关系 亲友建议 8 亲人挚友的期望、观点、建议对决策产生的影响 关键事件 家庭变故 6 家中发生不可逆转的突发情况并改变家庭面貌 健康状况 18 生理与心理健康方面所存在的疾病或潜在的风险隐患 婚恋生育 5 恋爱、婚姻及生育情况对个人观念、就业选择与学业投入的影响 自身条件 学术能力 7 具有处理学术难题、应对学术挑战、完成科研任务的能力与水平 兴趣性格 9 兴趣特长、自身性格与对学术事业的热爱程度 自我定位 24 结合多重考虑有意识地选择自己的位置和角色 过往体验 个体经历 工作经历 9 先前的工作体验与收获，同事、领导的评价与反馈 求学经历 22 本科、硕士阶段的求学经历、学习模式与科研氛围 原有观点 原有设想 17 未攻读博士学位前对博士科研、学习、生活等方面的预想 原有心态 15 未攻读博士学位前对科研、学习、生活等方面的态度与观点 未来预判 未来预判 工作要求 14 未来职业对个体科研能力、业务水平所提出的要求、规定 工作环境 18 对“非升即走”“学术锦标赛”制度引发的内卷与竞争压力的感知 工作待遇 12 对未来工作的薪资水平、福利待遇、社会地位的预估 退出路径 退出路径 校内分流 11 不愿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可转读硕士学位的分流机制 进入职场 21 办理退学手续前后能够获取良好的工作岗位 更换学校 9 进入其他学校的其他专业再次攻读博士学位，重新培植学术志趣 迷茫徘徊 12 因内心迷茫无助而暂无打算，保持“走一步看一步”的佛系心态

表 2 编码结果与概念范畴

参照编码结果与概念范畴，可知博士生学术志趣漂移的生成因素繁复多样、外在表现亦各有不同。部分博士生或因前期求学经历、工作经历与当前就读感受间存在巨大落差而出现难以适应的体验与质疑自我的心理；或因严峻的就业形势、内卷的职业要求以及未来竞争性的工作环境而降低原有的职业期望。但更多的博士生则是因当下的写作困境、发表焦虑、异化的导学关系才萌生无助的低迷情绪、消散学术研究兴趣。鉴于此，本研究结合初始范畴节点数量，有所侧重地从“现实处境”“过往体验”“未来预判”与“退出路径”四重维度诠释博士生学术志趣漂移的直接成因。

调查发现，超出自身承受阈值的压力和焦虑是博士生在现实处境中的真切知觉，以论文写作、发表为核心的学业压力对学术志趣漂移的作用尤甚。一方面，由于当前学术评价过度依赖量化技术、评价指标深具仿真性特征、科研产出与学业表现无限趋同，论文化作预测个体科研潜力与未来职业发展方向的标识，博士生被拖入至写作与发表焦虑的深渊。制度设计与市场规则耦合交互所凝练成的论文指标得以机会巧妙地对博士生的学业旋律进行干预，指挥其偏执于量的追求、竭力习得论文写作能力与发表技巧，只为靠近、逾越学位授予条件。另一方面，在“发表或清退”的生存法则下，学术论文的使用价值逐步让位于空洞虚无的符号价值，博士生的独立思想、创新观点不再寓于文字言语之中，而是彰显在期刊等级所建构的符号里。正因如此，学业志趣的独有魅力在追求符号价值的狂热中遭到摒弃，部分博士生无暇顾及学术的具体内容与真实意义，甘愿“把有爆发力的文字化解为寂静的空间，把思想从其赖以生存的此时此刻分离出来”^[27]。对此，饱受论文发表困扰的“一舟”深有感触，其所就读的高校将发表若干数量与级别的期刊论文设为毕业的刚性条件，但供需失衡的期刊容量、曲折漫长的发表周期、分心劳神的冗杂事务、顾此失彼的计划节奏却使他倍觉写作发表道路日益艰难，无心关注学术志趣的去留。另外，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伴随知识经济的发展，时代的浮躁侵入教育领域后^[28]，接受高等教育更似一场投资。当学业压力远超自身负载能力、绩效主义掩盖学术本真，博士生更会在这场“充满不确定性和未知的鲁莽赌博”^[29]中权衡成本收益、考虑自身经济水平，舍弃学术志趣也沦为降本节流、及时止损的举措。退学之前未经历思想斗争的“布衣”坦言“为读博付出很多，但有一刻突然觉得博士学位似乎也改变不了什么，继续投入只会越陷越深，不想在而立之年，还需要靠别人的接济度日”。

除多重压力催逼驱迫外，现实处境中的重要他人、关键事件与自身条件同样也会诱发学术志趣的漂移。于重要他人而言，从初始范畴节点数量可以看出，导师是博士生求学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主体，也是影响博士生学术志趣存续的重要他人。在“导师负责制”的培养模式中，导师的多重身份角色意味其可通过不同路径影响博士生的志趣信念。首先，作为学术研究的“领路人”，导师全过程参与博士生的研究方向确立、科研技能提升、学术交流合作、职业生涯规划，无疑有助于博士生快速“入门”、设置合理的预期目标^[30]；其次，作为学术志趣的“启迪者”，导师通过身体力行的示范、行之有效的引导、积极正向的反馈能够激发博士生信心与自我效能感，保护其学术志趣；最后，作为情感支持的“提供者”，充分理解“新手”角色、增进非学术性互动、塑造组织文化氛围、调节同侪关系，将强化博士生对科研活动的归属感，减少其科研退缩行为与消极情绪，帮助博士生保持对科研的动力与热情。但在实际的科研环境中，多数博士生却表示与导师的交流多为任务安排或进展汇报，所获实质性指导有限，导学关系常因互不信任、彼此误解而陷入困顿窘境。但与此同时，因导师具有支配力与权威性，能定夺博士生学习及学术职业发展的各个环节，出于经济性与伦理性的考虑，博士生又会顺势服从导师安排，不断抑制挤压其自身志趣、时间，获取学术专业资源及相关支持^[31]。在此期间，导师行为观念的过失、师门同侪压力的传递与不良风气的波及，皆会令博士生在拒绝中逃避。如D3在访谈中谈及退学原因时表示“我是我博导的第一个博士生，可能是因为缺乏经验，也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事情也比较多，平时的交流也主要围绕项目申报、课题撰写，并不会针对我的研究给出实质性的意见与建议，这让我觉得自己像个‘打工者’，我们的关系也在相互抱怨中走向‘冰点’”。区别于“局中人”，处在局外的父母亲友虽与博士生的感情纯粹单一，却无法就多重压力与之共情、创建有效的情感倾诉通道。“雨停”耗时半年仍不能适应博士生节奏，导师的“掌控型”风格、竞争大于合作的同门关系以及孤独无助的社交网络让其陷入抑郁的泥潭，藏匿于内心的恐惧与苦楚最终浮现失控。于关键事件而言，其虽不是博士生心态转变的根本原因，却可充当学术志趣漂移的重要契机。其中，家庭变故招致的经济、情感支持断裂；健康危机引发的迷茫、抑郁心理；婚恋生育赋予的身份、角色转变，均会加快博士生责任意识的觉醒，削弱其对学术的投入。于自身条件而言，受多重压力叠加、重要他人干预、关键事件召唤，具备反思特质的博士生会重新审视自身学术能力、兴趣性格与目标定位以判明坚守学术志趣的必要性。进言之，伴随对科研、学习、生活等多个方面的深入了解，“是否适合读博”“是否需要博士学位”的疑问萦绕于部分博士生的脑海之中，志趣在不迭的追问中受到冲击。

有别于现实处境的径直介入，过往体验的作用则显得深邃隐蔽。溯源变化历程，学术志趣的生成、提升同个体经历密切相关，博士生也会因过往体验与当前感受间的巨大落差而产生不适，作出逃离科研的选择。如D12虽在硕士阶段初期也曾因基础不牢、专业跨度较大而感到科研工作吃力，但其当时却拥有强大的团队支持，在导师的谆谆教导、同门的相互鼓励下，其顺利发表3篇核心论文，并斩获国家奖学金。加之导师指导风格温和、方式高效直接，且不对学生研究方向作硬性要求，D12能够在相对宽松的科研氛围中自行安排进度，体会自我增值。但在读博后，导师的各种催促、否定和高强度的工作安排以及沉闷压抑的小组氛围却并未换得预期成果，这让其无比眷恋之前的科研、学习、生活模式，不断质疑自我能力与当初选择。正如其在访谈中提及“硕士与博士阶段的差异不仅是科研层次的区别，更是对人身心精神的再造，自己在他人的轻视、打压中迷失方向，早已忘却曾经的志向与乐趣”。与之相似，拥有工作经历的博士生也会因前期相对良好的体验，而提高忍受学业艰难的底线，将退学工作视为“保底选项”。如D14在访谈中所言“工作期间，领导对我的评价都很正向，所以我当时对自己还是挺有信心的，但半年的博士生活让我信心全无。相比之下，我更愿意回到职场，最起码可以明确自身的价值追求，最起码不会被别人一味地否定与打击”。

切身经历的前后比照于博士生学术志趣的影响固然至关重要，但潜在的心态落差和设想破灭同样是对博士生心理韧性的考验，易招致信念的动摇。作为能动的个体，博士生在决定攻读博士学位前，实则会基于他人描述或自身经历对未来图景作出初步描绘与大致构想，后期当发觉现实压力远超自身负载能力、所得收获未达预期目标、身心体验远非当初设想，油然而生的失落与挫败会加剧信念的透支。“果汁”在入学前曾对博士阶段的科研、学习、生活满怀憧憬，坚信通过导师指导、团队合作与自身努力能如期满足毕业要求，但在开学后发现导师的要求近乎苛刻、课题组成员的精神状况普遍萎靡、优秀的师门同学结局却多为延毕、转硕。彼时，其心态悄然转变，“原有的学术热情也在一次次打击中消磨殆尽，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让我决定必须脱离博士苦海”。

高等教育哲学政治论观点的盛行、威斯康星精神的普及意味着大学早已不再是超脱于社会之外的象牙塔，转而变为国家前行的动力站和枢纽机构，人们对高深知识的追求不再是仅出于闲逸的好奇，更是以就业谋生为直接目的，为未来完满的生活做足准备。为此，政策制定者愈发重视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强调学术、政治、市场与人本逻辑的协调共生^[32]；培养单位惯用学术职业的社会地位、工作条件、工资待遇对学术志趣施加张力。然而，随着博士生教育规模的扩张，精英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结构发生转变，“效率至上”的价值取向在学术评价体系中备受推崇，类似“非升即走”“末位淘汰”“不发表，就出局”的设计安排受到需求方的无比青睐，学术职业的吸引力逐步衰减，竞争压力和工作强度迅速增加。此时，逃离学术既是众多博士生的“无奈之举”，又是深思熟虑下的“脱困自救”。曾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的“乐乐”，发现完成学位论文并不等同于能够获得教职，即使获得教职也并不意味着可以过上轻松自由的生活，教师会忙于各种杂务和教学工作，鲜有时间开展自己的课题研究，发表、晋升焦虑下的长期失眠、通宵工作更是司空见惯。“每每想到这里就觉得心灰意冷、前途暗淡”。

较之强度高、压力大、竞争激烈的岗位要求与工作环境，学术职业所能提供的待遇收入并不足以维系博士生对未来工作的向往与期待，难以作为外部动机支持其心理承受阈值的提高。以国内高校教师为例，已有研究发现在1995—2015年，其工资增长与人均GDP增长之比呈“倒U型”趋势，虽高于全社会平均水平，但与IT、金融等高收入行业相比，尚存较大差距^[33]。而这一差距势必会引发博士生对自身价值的思考、对长期以来的坚持与努力产生怀疑，磨蚀其选择学术职业的决心。如D1在访谈中直言“读了博士之后，对高校教师的生存环境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对比其他行业的收入来看，高校教师的工资水平并不存在显著的优势，光鲜亮丽的背后多是不为人知的辛酸。所以我宁愿选择在企业工作，也不想再忍受这种学历带来的痛苦与清贫”。

概观现状，当博士生自我效能感下降，决定逃离当前学术环境、摆脱进退两难的困顿局面时，可供其选择的路径主要为如下四种。一是校内分流，即放弃攻读博士学位，分流退回硕士培养阶段(转硕)，降低沉没成本与时间成本的损失；二是转入职场，即中止求学进程，转而寻求更为适合自身成长发展的职业岗位，以达到重新认识自我、实现自身价值的目标；三是更换学校，即通过改变科研环境、调整专业方向、更换导师等方式从头培育学术志趣；四是迷茫彷徨，即尽管对未来职业、生活无清晰明确的规划与设想，却仍一心摆脱当前处境、等待“自我和解”良机的出现。面对多元路径，深具经济理性的博士生无疑会从中择取自己认为最为有利的选项。

也因退出路径的加持，博士生对学术志趣漂移的认识发生渐次改变。当未来职业发展方向晦暗不明、现实处境中的掣肘因素频发不断且与过往体验形成巨大落差，退出路径的存在标志着博士生被赋予再次选择的权利，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取舍，利于风险危机的化解、极端行为的避免。“平芜”在三年间已完成毕业条件中的期刊论文发表要求，但却因开题失利、导学关系异化而备受折磨。在了解所在院校研究生培养方案中的相关规定后，其果断决定转硕，并直言“能够转硕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即使会比其他人多花费一年时间，但对比于漫长的人生，这也只是极为短暂的一段”。与此同时，从初衷立意观察，“有路可退”的培养规定既是对博士生个体权利的保障，也是提升整体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在发挥筛选、分流作用之余，更会倒逼博士生清晰客观地评估自身能力、认清志趣所在。当预判自身水平条件难以符合毕业要求，提前“离场”、谋求新的出路自然成为最优解。“北岸”在帖文中也曾说到“很少有人会在读博之初就想着退学，但不可否认的是退学确实是一种及时止损的有效方式。曾经在坚持与退学间徘徊过无数次，不断地评价自我、预判未来，经过深思熟虑后才作这一选择”。

网络民族志与扎根理论的优势不仅在于其能直观呈现导致问题发作的具体因素，更可通过全面比较、系统梳理实现对问题进行由表及里、自下而上的重新阐释，促成理论的“自然涌现”。基于此，为更加直观地呈现各因素的作用与机制，反映各概念、范畴、类属间联系，本研究又以四维影响因素间关系为基础构建作用机理模型图(见图 1)。

图 1

图 1 博士生学术志趣漂移模型

如前文所述，博士生学术志趣漂移的影响因素具有明显的个体差异性，并非所有博士生都会受到上述全部因素的影响，同一因素对不同博士生的影响也有所区别，正因差异性的存在，不同博士生才会经历独特的心理变化过程。一般而言，现实处境下的压力源自博士生对自身能力水平同外部要求间差距的判断，焦虑会因受关键事件、重要他人的作用而得到强化，所形成的负向反馈易触发博士生对过往体验的追忆，迫使其在落差、失望与留恋的拉扯中省思自我，萌生悔不当初的退却心理。同时，多阻滞、重压力的境遇现状又会引起博士生对未来职业要求、环境和待遇的担忧，当感知职业前景不佳、希望渺茫，对未来的预判会继续放大、加重刻下的困境，催化学术志趣的漂移。过往、当前与未来的交汇为博士生学术志趣漂移的开启提供了适当的契机与充足的理由，但漂移的最终形成还需退出路径的驱动，也正因退出路径包含的多种可能，博士生才得以有机会在深思熟虑中形成决定。

网络民族志的全面客观主张，倡导研究者既要换位思考以“当局者”身份熟悉调查对象眼中的世界，又要兼具“旁观者”的眼光考察调查对象所处的现实世界^[34]。执此双线视角检视概念、范畴及其之间的相互联系，可知现实处境、过往体验、未来预判与退出路径之间的关系并非割裂互斥，博士生学术志趣漂移现象的始发实则是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后果。同时，纵览脉络历程，志趣漂移的实现需满足两项前提，即个体层面的“想漂”与环境层面的“能漂”。因而，本研究围绕“因何”与“如何”两个维度展开理论对话，以廓清博士生学术志趣漂移的深层因由与所蕴含的独特文化。

从微观视角着眼，学术志趣漂移是博士生主观意念外化行为的结果，亦是个体对现实处境、过往体验、未来预判与退出路径的回应。无论是主动应对下的“明智之选”，抑或被动裹挟下的“无奈之举”，学术志趣漂移都与博士生的自身需求有关。正如自我决定理论的观点所指，个体具有自主、胜任、归属三个基本的、与生俱来的心理需要^[35]。其中，自主需要是指个体在从事各项活动时希望拥有控制事态发展的能力，能够根据自身意愿转变活动方向、结果；胜任需要是个体自我效能感的体现，期待能够掌控自己所处的环境、发挥能力胜任特定的任务；归属需要则是指个体渴望被群体需要、接受和认可，感受来自组织及成员的关爱和关怀。三种需要的满足能够增强个体的内部动机、促进外部动机的内化。反之，当某种需要未得到满足时，个体的动机便会弱化消失。反观学术志趣漂移的博士生，对过往经历的怀念、现实处境的焦虑与未来发展的预判会使其产生回避目标的动机，在论文发表内卷严重、学业进展屡屡受挫、兴趣方向不能由自己掌控、社交网络孤独单一的情况下，自由感、行动感与归属感受到极大限制，三种需要迟迟无法获得。加之过往体验与未来预判的催化，坚守学术志趣的内在动机逐渐消退。观照自身条件、感知对比外部环境，利用现有途径转投新的活动以满足基本心理需求成为合乎情理操作。

个体行为是由个体决定所引导，而个体决定又受外部环境所约束。诚然学术志趣的漂移与否虽是由博士生所决定，但此过程却深受高等教育理念、就业前景、文化环境的影响，因而对志趣漂移原因的讨论还应结合社会发展等外部因素。访谈发现，作为科研创新后备力量的博士生常会因社会极速变迁中的不确定性而产生消极情绪，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便是焦虑与孤独。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一书中提出，当“功绩社会”的“能够”逐渐取代“规训社会”的“不允许”^[36]，肯定性的暴力会以更加积极、隐蔽的方式蔓延开来，主导人们的情绪状态与价值取向。背负着高效、多产任务的功绩主体甘心夜以继日地高强度持续工作，甚至同时处理多项事务，只为证明自身价值。但因生活飘忽易逝，人们害怕被落后淘汰，失业、失败犹如悬挂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倦怠逐渐变成一种社会化的症候。与之相应，伴随知识经济与知识社会的兴起，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全球共识，高等教育被寄予培育拔尖创新人才的厚望；博士生被冠以高知、精英的身份标签。在外界社会认可和鼓励的持续催促下，博士头衔不再仅是一种称谓与荣誉，也是变相的钳制与暴力，迫使博士生在愈发内卷的环境中艰难求生并完成超额任务。与此同时，面对体量规模的跨越式增长、供求失衡的结构性矛盾与日趋饱和的学术劳动力市场，培养单位不断抬高学位授予标准、收紧出口，以缓解多方主体对博士生培养质量的隐忧。此时，坚守学业志趣逐渐化为累积在心头的过度疲劳与倦怠，充分利用现有的退出路径，变更动机倾向、放弃科研工作反倒变为“自救”的最佳方式。

回归概念定义，学术职业倾向是兴趣驱动和市场驱动的双向融合，更是判定学术志趣存无的重要指标。由于影响因素颇多，博士生的学术职业倾向并非一成不变，常因个体意识觉醒、外部环境推拉而或强或弱，导致志趣的飘忽不定。为此，培养单位可从如下三个方面着手，引导博士生树立、调适、坚守职业目标。一是前置职业规划，消除信息壁垒。培养单位可在入学环节运用自陈式问卷开展心理测评，明晰博士生的职业倾向；借助新生讲座、专业介绍等形式，向博士生传递当前职业岗位要求与行业前景，促使其充分了解就业环境、高等教育发展现状与未来职业所需等信息，以便其进一步厘清“人”与“职”的关系。二是尊重个人选择，激发内生动力。在识别学术职业倾向之余，博士生会对诸多信息进行整合、消化，进而萌生不同想法，培养单位需联合导师针对学生思想动态变化，采取相应措施，促成博士生参与学术职业、坚定学术志趣的行为自觉，而非“越位行权”或“代行作为”。三是强化理想信念，均衡个人本位与国家本位间关系。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顶端，博士生教育关乎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因此，在塑造博士生就业与择业观念时，培养单位应在尊重博士生主体地位的同时，引导博士生立志科研报国，弱化功利取向，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紧密统一。

导师是影响博士生学术志趣漂移的重要主体，关系的异化逻辑是导师“师本位”的传统师生观和博士生“生本位”的现代师生观发生冲突^[37]。作为博士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导师的权利与义务对等共生，不仅承担博士生的科研能力提升、论文质量改善、身心发展协同，还需考虑任务分配、团队发展、经费运转等诸多问题，其委派任务、下放权力，更多是渴望学生自我成长与自我管理以分担压力；与之相对，博士生在日益内卷的科研环境中，也希望导师减少额外任务安排、提供学术资源，通过拔高写作、发表能力增强继续从事科研工作的信心，为学术职业生涯奠定坚实基础。因而，导学关系的矫正绝不能依靠一端发力，而是多方联动，共同解决视角不一、需求互异招致的后果。首先，促进沟通交流，加强学业指导。导师可根据学业基础、兴趣特点和实际情况确定博士生研究方向和选题难度，通过专家指导、一对一交流、课题组会等形式加强科研指导，在交流中互换心声，降低信息的不对称。其次，加大监管力度，畅通反馈渠道。培养单位在开展导师岗位培训时，也应尽可能地将政治理论、师德师风与基本心理学知识融入培训内容，提升导师学业指导能力与本领、增强心理疏导技能，以便及时了解博士生真实处境；通过座谈会、学生评教、匿名反馈平台收集、筛选博士生的真实意见与建议，并将反馈信息进行整理分类，满足博士生正当合理的需求。最后，落实激励机制，凸显德行有用。营造尊师重教、教学相长的良好氛围，还要通过评聘指标的调整或构建其他奖励机制将教师基于成本分析的行为选择引向重视自身德行和愿意从事教书育人工作，以保证他们这种行为选择不仅是高尚的而且也是有利可图的，激发导师育人育才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诚如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一书中所言，“灵感只有在它们愿意的时候才会造访，并非我们希望它们来就会来”^[9]。因而，博士生学术志趣漂移的复位尚需从学术环境入手，关注培养过程。博士生培养单位需充分认清学术环境不仅是衡量教育质量的指标，更与博士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学术职业的吸引力具有重要联系。良好的学术环境不仅呈现于设备设施、课程建设、项目资助等硬性指标，还反映在科研氛围、人文关怀与精神文化等软性指标，需要培养单位和导师等多重主体共同打造，在政策制定、管理服务和指导实践方面有所分工。具体而言，校级层面应着重关注导师管理、资助体系、学业评价等方面制度建设，建成全方位、科学化的学业支持体系，保护和提升博士生的学术志趣。院系应将师门组会、讲座论坛、学术会议等科研活动制度化，为博士生提供参与学术活动的机会，通过提升其学术能力来消解学术压力与焦虑情绪；重视博士生反馈意见，发挥中介桥梁作用，向管理部门与导师传达信息，保障学生权利。师门或课题组作为博士生阶段最小的学术组织单位，导师应在保留学生自主思考和行动空间之余，感知博士生切实诉求，提供有效学术指导为其答疑解惑，同时营造和谐友善的人际联结，为博士生提供情感支持，增强学术生活幸福感和归属感，帮助其克服负面情绪。

博士生分流退出机制作为博士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本目的是加强培养过程管理、保障培养质量。但囿于内涵解读偏差、政策定位模糊，加之路径依赖延续^[38]，其选拔功能与竞争逻辑被过度放大，常被曲解为是对博士生学业不佳的惩罚手段。在传统文化观念的催动作用下，分流退出意味着丧失前途、学业中断，多数博士生在面对这一抉择时需承担巨大的心理压力，易造成极端行为的出现。为此，博士生的分流退出机制尚需进一步改进完善，以忠于原有的人才培养理念与本质。一是加强政策宣传，引导意识树立。攻读博士学位本就是一项艰巨而孤独的工作，分流退出机制的存在一方面是为确保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另一方面也是为帮助参与者寻求合适的方向。面对退出培养计划的群体，培养单位应予以及时的情感关怀与心理疏导，加强对分流退出本质作用、相关政策流程的宣传，促使博士生正确地认识分流退出，消除政策执行困境。二是深究漂移成因，增添政策柔性。结合现状调查发现博士生学术志趣漂移的影响因素众多，涉及博士生、导师、培养单位与政策制定者等多方主体。在作出分流退出决定前，培养单位需为博士生提供答辩机会，深入调查主要原因、划分责任主体，并根据具体情况向博士生提供多种方案。三是提供精准帮扶，助力后续发展。结合博士生退出路径与培养方案中的相关规定，培养单位所设置的分流退出路径并未覆盖全体对象^[39]，“一刀切”的规定也未能充分考虑博士生的后续发展。故而培养单位应健全预警机制、提供差异化、精准化帮扶，对于仍有意愿继续学业的博士生予以制度支持和学业帮扶，对于选择直接退出的博士生予以职业规划、信息咨询、机会推荐等就业帮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