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先完全性葡萄胎（complete hydatidiform moles，CHM）和部分性葡萄胎（partial hydatiform moles，PHM）属于妊娠滋养细胞疾病，2020年欧洲滋养细胞疾病组织（European Organisation for Treatment of Trophoblastic Disease，EOTTD）和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指南中首次提出将PHM和CHM列为癌前病变^[1-2]。这是妇科肿瘤中继子宫颈癌的子宫颈上皮内瘤变（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CIN）、外阴癌的外阴上皮内瘤变（vulvar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VIN）、阴道癌的阴道上皮内瘤变（vagin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VaIN）和子宫内膜癌的子宫内膜上皮内瘤变（endometri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EIN）等正式命名癌前病变后又一类疾病的癌前病变，均属肿瘤范围。所以本文题目总称为妊娠滋养细胞肿瘤。

妊娠滋养细胞疾病/肿瘤（gestational trophoblastic disease/gestational trophoblastic neoplasia，GTD/GTN）本身是异常妊娠，属病理产科范畴。正常妊娠中存在着胎儿与母体之间的免疫关系早被人们所知晓，现今更认识到父系抗原在胎盘的表达使母体怀孕期间发生免疫识别和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1，PD-1）表达以维持妊娠耐受性。在临床前模型中，发现PD-1的信号丢失会导致胎儿排斥^[3]。GTD/GTN与正常妊娠一样，与免疫生物学存在密切的联系。所以通过免疫治疗本类疾病也是当前热点问题之一。

1 肿瘤学免疫治疗概述

免疫系统对肿瘤的监视作用抑制肿瘤的发生和转移，但肿瘤的免疫逃逸机制使肿瘤逃避机体的免疫监视而继续生长和转移。免疫系统对肿瘤的监视作用包括抗肿瘤免疫应答过程和肿瘤免疫逃逸机制。抗肿瘤免疫应答过程是抗原提呈细胞（antigen presenting cell，APC）将抗原提呈给淋巴细胞（T细胞和B细胞），使之活化、增殖和分化成效应细胞的过程，发生免疫反应（包括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最终清除抗原物质。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是目前公认的功能最强的APC，其表面表达较高密度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Ⅱ类分子（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class Ⅱ，MHC-Ⅱ），且有较多树状突起，有利抗原提呈。肿瘤免疫逃逸机制中，肿瘤细胞可通过1种或多种机制逃逸免疫系统的攻击或不能激发特异性抗肿瘤免疫而继续生长。

1894年Coley首先用细菌毒素引发机体免疫反应治疗肉瘤^[4]。肿瘤免疫治疗在清除少量残余肿瘤细胞方面有作用，常在手术、化疗和放疗后再应用免疫治疗。肿瘤免疫治疗主要分为非特异性免疫刺激、细胞因子治疗、肿瘤疫苗治疗、肿瘤过继性细胞免疫治疗和肿瘤分子靶向治疗^[5]。

1.1 非特异性免疫刺激

非特异性免疫刺激常用香菇多糖和胸腺五肽等，能刺激单核-巨噬细胞的增殖，促进T细胞分化成熟，增强T细胞对抗原的应答反应，对免疫功能低下的妇科肿瘤病患者免疫功能的恢复有积极作用。

1.2 细胞因子治疗

细胞因子是一类活化的免疫细胞（淋巴细胞、单核-巨噬细胞及相关细胞）合成分泌的小分子蛋白物质的总称，常在局部发挥免疫调节作用。在妇科肿瘤中常用的细胞因子治疗有白细胞介素-2（interleukin-2，IL-2），可通过促进T细胞、巨噬细胞和自然杀伤（natural killer，NK）细胞生长并增强活性等杀伤肿瘤细胞，也可用于妇科肿瘤性胸腔积液和腹腔积液的局部灌注治疗；集落刺激因子（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CSF）在体内外选择性刺激造血干细胞增生，诱导分化，增强成熟细胞功能，可使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的骨髓从化疗或放疗引起的抑制中恢复并增强抗感染能力，但单一使用效果有限。

1.3 肿瘤疫苗治疗

肿瘤疫苗治疗属主动免疫治疗，利用肿瘤细胞或肿瘤抗原物质的免疫原性，予提取有效抗原，使宿主免疫系统产生针对肿瘤抗原的免疫应答，达到治疗肿瘤或预防复发作用。肿瘤疫苗治疗不良反应小，能激发全身性的抗肿瘤效应，适用多发瘤灶或有广泛转移的妇科恶性肿瘤患者。肿瘤疫苗包括4种^[6-8]：（1）以细胞为载体的疫苗，通过放射、紫外线照射、热灭活和冷冻等将肿瘤细胞灭活后制成肿瘤疫苗，可含有大量肿瘤相关抗原；（2）蛋白/多肽疫苗，如人乳头状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HPV）的E6和E7蛋白中有多个能激活TCL的抗原表位，已研制出多个肽类疫苗；（3）抗独特型抗体疫苗，已在卵巢癌和乳腺癌中试用观察；（4）核酸疫苗，如HPV16和HPV18的E6和E7多肽DNA疫苗。

1.4 肿瘤过继性细胞免疫治疗

肿瘤过继性细胞免疫治疗主要有细胞因子诱导杀伤细胞、肿瘤浸润淋巴细胞、NK细胞、细胞毒性T细胞和基因修饰T细胞等。

1.5 肿瘤分子靶向治疗

肿瘤分子靶向治疗是用特异性药物选择性抑制肿瘤组织中异常表达的生物分子，从而抑制其下游信号转导通路，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目前研究分子靶向药物主要有单克隆抗体和人工合成小分子化合物2类。单克隆抗体有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家族单抗、胰岛素生长因子Ⅰ型受体（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Ⅰ receptor，IGF-1R）、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受体（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 receptor，PDGFR）、上皮细胞黏附分子（epithelial cell adhesion molecule，EpCAM）单抗、糖类抗原125（carbohydrate antigen 125，CA125）单抗和叶酸受体等。另一类人工合成小分子化合物靶向药物主要有蛋白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和多聚二磷酸腺苷核糖聚合酶等，已成为目前靶向治疗的热点。细胞内信号通路抑制剂如聚ADP核糖聚合酶1（poly ADP-ribose polymerase 1，PARP1）对维持细胞基因组稳定至关重要。PARP1抑制剂在乳腺癌易感基因（breast cancer susceptibility，BRCA）突变者中抑制DNA单链断裂修复，使细胞内双链断裂聚集并最终杀死肿瘤细胞。目前三大PARP抑制剂（包括奥拉帕尼、芦卡帕尼和尼拉帕利）的靶向治疗成为继手术、化疗和放疗后第4个比较有效的治疗办法，所以此治疗目前十分热门。另外抗血管生成治疗如贝伐珠单抗可延长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等，也已应用于临床。

肿瘤基因治疗是应用基因转移技术将外源性基因导入人体，直接修复和纠正肿瘤相关基因的结构和功能缺陷，或间接增强宿主的防御机制和杀伤肿瘤能力，从而达到抑制和杀伤肿瘤细胞的目的。但肿瘤细胞和免疫系统关系错综复杂，仍有不少尚需进一步作深入研究和临床试验。免疫治疗或靶向治疗也仅是攻克恶性肿瘤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和演进，攻克恶性肿瘤还是任重道远，仍需不断努力。

2 PD-1及其抗体（PD-L1）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分子生物学和肿瘤免疫学的飞速发展，人们对肿瘤的发生、发展和转移以及机体的抗肿瘤免疫机制的认识逐步深入，肿瘤生物治疗应运而生，以肿瘤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分子为靶点，以核酸、蛋白质或小分子化合物为治疗介质，以调节机体自身的生物学反应为主要治疗目的，联合手术、化疗和放疗等传统治疗方法，实现抑制或消除肿瘤生长、提高生活质量和延长生存期的目的。

近年来随着药物研究技术进步和临床研究的推动，以分子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为代表的抗肿瘤治疗药物日新月异。随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ICI）如PD-1/PD-L1抗体和细胞毒性淋巴细胞抗原4（cytotoxic T lymphocyte associated antigen-4，CTLA4）抗体取得突破性进展，肿瘤免疫治疗占有一席之地。

有关肿瘤细胞中负责免疫逃逸的主要免疫检查点中，发现PD-1和PD-L1在人滋养层细胞生物学行为表达上与恶性肿瘤细胞有较多相似之处，既能侵入正常组织血管，又能逃避宿主的免疫系统。免疫组织化学分析表明，在5 536例肿瘤组织（包括生殖细胞肿瘤、上皮细胞肿瘤、间质细胞肿瘤、黑色素细胞/神经外胚层肿瘤和淋巴造血细胞肿瘤）以及一系列正常人体组织中（包括1例胎儿），PD-L1均有一定程度的表达，且在胎盘滋养细胞、绒癌和生殖细胞肿瘤的滋养细胞中表达呈强阳性^[9]。

3 有关GTD/GTN中PD-1和PD-L1的研究

正常妊娠和绒毛膜癌引起的滋养层疾病不表达经典的Ⅰ类（A和B）或Ⅱ类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分子，而是表达非经典的Ⅰ类HLA分子，包括HLA-C、HLA-E和HLA-G。NK细胞在妊娠早期占正常蜕膜中免疫细胞的70%。此外，颗粒酶阳性的NK细胞在葡萄胎后绒毛膜癌周围免疫浸润的白细胞群中占多数。这表明NK细胞在正常妊娠的滋养细胞耐受中起关键作用，且在GTN中发挥着重要的细胞毒性抗肿瘤作用。

PD-L1在正常妊娠早期和中期胎盘的合体滋养细胞中高表达，而位于绒毛膜叶和着床部位的中间滋养细胞虽也有表达，但比例较低，细胞滋养细胞中检测不到PD-L1的表达，这种模式现象在各种类型GTN中也同样可见。且PD-L1在CHM和绒毛膜癌合体滋养细胞中均高度表达，在中间型滋养细胞肿瘤的胎盘部位滋养细胞肿瘤（placental-site trophoblastic tumor，PSTT）和上皮样滋养细胞肿瘤（epithelioid trophoblastic tumor，ETT）也均有不同程度表达，但强度低于绒毛膜癌的合体滋养细胞。在胎盘植入部位和GTN中也有PD-1表达阳性的淋巴细胞。这种现象可说明滋养细胞通过上调合体滋养细胞和中间滋养细胞中的PD-L1，造就正常妊娠时母胎免疫耐受和平衡的宫内环境而免于流产。而滋养细胞肿瘤也可能因PD-L1的表达而逃逸宿主免疫应答，从而促使肿瘤生长。研究还发现，PD-L1在所有癌前和恶性滋养细胞亚型中均有表达^[10]。

综上所述，阻断PD-L1/PD-1通路可能逆转滋养细胞在正常妊娠和GTN中的免疫耐受性，在GTN病例报道中，pembrolizumab（抗PD-1抗体）的临床运用报道支持这一假说^[11]。

此外，一种通过NK细胞诱导肿瘤细胞识别的免疫疗法可能会增强GTN的治疗潜力。PD-1/PD-L1抑制剂最近已被添加到NCCN指南中^{[2, 11-12]}。

4 国内外GTD/GTN免疫治疗探索

近年来，妇科肿瘤的免疫治疗倍受重视；卵巢癌的免疫治疗进展相对较快。有关PARP抑制剂的研究和报道成为卵巢上皮性癌的热点，而有关GTN的免疫治疗较其他妇科肿瘤免疫治疗的研讨则相对滞后，自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开始探索，进展缓慢。

4.1 植物血球凝集素（phytohaemagglutinin，PHA）免疫化疗

自1972年起笔者与广州市医药工业研究所和原浙江医科大学肿瘤免疫组联合对3例ⅢA期产后绒毛膜癌患者采用植物PHA瘤苗进行免疫治疗及化疗研究^[13]。该研究中PHA瘤苗系子宫切除后病灶按BDB法制作而成，每天注射0.5 mL于患者大腿内侧皮下，共10 d，再用ACM三联序贯化疗（ACTD 400 μg静脉滴注第1、4、7、10和13天；CTX 400 mg静脉滴注第2、5、8、11和14天；MTX 20 mg静脉滴注第3、6、9、12、15天，疗程间隔2~3周），PHA瘤苗均1个周期，化疗平均1.7个周期。在未再使用其他任何治疗的情况下均生存，恢复劳动力7年余。而同期8例绒毛膜癌均化疗 > 3个周期，其中仅3例定期巩固化疗的Ⅰ期病例生存，余均于1~2年内死亡。1977年起，又对9例绒毛膜癌和5例侵蚀性葡萄胎采用PHA冻干注射剂20 mL溶于5%葡萄糖500 mL静滴，每天1次共7~10 d（7~10 d为1个周期），PHA冻干剂平均2个周期，所有患者均接受ACM三联序贯化疗，平均化疗4个周期，除2例无效，1例1.5年后复发，1例因创伤死亡外，余均生存无复发 > 2.5年。其中2例侵袭性葡萄胎保留子宫者均孕育。同期绒毛膜癌单纯性化疗组7例中经随访有3例死亡。

PHA为增强机体免疫功能的非特异性免疫剂，凝集力为正常细胞的12倍，使癌细胞容易被PHA所凝集；促进淋巴细胞转化过程中增强淋巴细胞对肿瘤细胞的细胞毒作用，从而破坏癌细胞；在体内也可抑制肿瘤生长，从而延长肿瘤小鼠的生长期；可使T细胞向母细胞转化，增加癌细胞的凝集亲和力，损害细胞膜，抑制癌细胞生长；诱导肿瘤细胞同步化，作用于肿瘤细胞分裂的启动而促进分裂，提高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所以将PHA用于肿瘤的免疫治疗有积极作用，特别是PHA瘤苗为特异性免疫（瘤苗）与非特异性免疫（PHA）的共同作用^[13-14]获得1978年卫生部科学大会奖。

PHA皮内试验也可作为细胞免疫功能测试，浙江医科大学、中山医科大学和日本等均有使用。有研究采用PHA冻干注射剂（1安瓿=10 mg）稀释成每0.1 mL含10 μg的溶液，将皮试液0.1 mL注射于前臂掌侧面皮内，24 h后观察皮肤反应，测量红斑面积之最大直径^[15]。该研究包含健康妇女273名、妇科良性肿瘤47例和妇科恶性肿瘤53例，其中CHM 6例，侵袭性葡萄胎及绒癌14例。健康妇女平均为（10.6±5.5）mm，良性肿瘤与健康妇女组红斑面积相似，而妇科恶性肿瘤包括GTN者PHA皮试均值均 < 10 mm，GTN尤小，为（3.1±3.2）mm。5例GTN治疗前PHA皮试无反应或甚小反应；治疗后4例临床症状消失，转移灶消失后复测PHA皮试则反应直径均为 > 10 mm。PHA皮试可作为恶性肿瘤免疫功能的指标，也可作为预测预后的指标之一。

4.2 单香菇多糖注射液

香菇多糖是从香菇子实体中分离纯化得到的抗肿瘤多糖，动物实验和体外实验显示香菇多糖虽无直接细胞毒性反应，但可激活多种活性免疫细胞，如T细胞和NK细胞，使动物肿瘤缩小及提高宿主免疫功能。有研究将36例GTN随机分为单纯化疗组和化疗+香菇多糖组，采用单香菇多糖注射液（1 mg静脉滴注，2次/周，8周为1个周期），分别测定外周血T4/T8细胞比值和NK细胞活性，结果发现两组临床特征、化疗疗效和T4/T8比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但化疗+香菇多糖组NK细胞活性增高高于化疗组，两组均未观察到严重的不良反应^[16]。

4.3 乌苯美司（ubenimex）

乌苯美司是从橄榄网状链真菌的培养液中分裂而成的低分子肽二化合物，化学名为N-[（2S，3R）-3-氨基-2-羟基-4-苯丁酰]-L-亮氨酸。有竞争性抑制肿瘤细胞表面氨基肽酶B.N和亮氨酸氨基肽酶的作用，能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和促进宿主免疫调节功能的双重抗癌作用。日本率先于1987年以Bestatin正式上市，后由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统一命名为乌苯美司，显示出对多种肿瘤及白血病的显著疗效。对生殖细胞、子宫颈癌、GTD/GTN、艾滋病（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和乳腺癌等均有作用并应用于临床。早在1984~1995年日本已有多个采用乌苯美司治疗GTD/GTN的实验室和临床研究的报道^[17-19]。笔者也于2001年在国内首次采用乌苯美司诱导绒癌JAR细胞凋亡进行实验研究探讨^[20]，以乌苯美司作用于人绒癌细胞株JAR（作用浓度250~2 000 mg/L，作用时间24~96 h），结果证实，乌苯美司对JAR绒癌细胞有杀伤作用，呈浓度和时间依赖关系；可抑制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HCG）分泌；出现凋亡峰（apoptotic peak，Ap峰）；低和中浓度在G0/G1期有阻滞；对绒癌JAR细胞体外杀伤作用是诱导细胞凋亡的过程。国外已将乌苯美司应用于一些癌症患者，葡萄胎、侵袭性葡萄胎和绒毛膜癌等也可在化疗间歇期或随访期口服，以起到免疫治疗和提高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

此后，有关GTN的免疫治疗因多种原因（人员调动、机构合并、生产停顿和未被重视等）沉沦很长时间。近来由于在免疫和基因等基础研究中的进展及进一步对肿瘤复发和耐药病例的重视，且在试探性治疗中获益，逐渐受重视。

4.4 分子靶向治疗

近5年，国内有关靶向治疗的实验研究和临床报道逐渐增多，GTN的免疫治疗再次被临床重视，尤其对复发和耐药病例，但均为个案或小宗报道。

近年来随着药物研究技术的进步和临床研究的推动，以分子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为代表的抗肿瘤治疗药物日新月异，又随着ICI如PD-1/PD-L1抗体和CTLA4抗体取得突破性进展，肿瘤免疫治疗也占有一席之地。ICI可直接恢复肿瘤介导的抗肿瘤免疫应答，在延长患者生存时间等方面有一定效果。但临床获益人群仍为少数。所以还需不断深入研究和积累病例资料。

目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Drug Administration，FDA）已批准的PD-1/PD-L1为靶点的免疫检查点药物共5种，包括PD-1抑制剂的纳武利尤（nivolumab）和帕博利珠单抗（pembrolizumab）以及PD-L1抑制剂的阿维鲁单抗（avelumab）、度信利尤单抗（duralumab）和阿替利珠单抗（atezolizumab）。Avelumab是1种全人免疫球蛋白G1抗PD-L1单克隆抗体，与PD-L1/PD-1抗体不同，avelumab既可以通过抑制PD-L1/PD-1相互作用重新激活适应性免疫应答，也可以诱导NK细胞介导的肿瘤细胞毒性^[21]。

其他潜在靶点的免疫治疗包括B7-H3、T细胞活化的含V区免疫球蛋白抑制剂（V-domain Ig suppressor of T-cell activation，VISTA）和CD105（又名内皮因子，是合体滋养细胞非常特异的标志物）等。CD105在GTD中特异性高表达。与CD105结合的单克隆抗体TRC105可用于复发性绒癌的治疗，在预后不良的GTN细胞中也有高表达，此蛋白的抑制剂可靶向作用免疫细胞，能靶向治疗高危因素的GTN细胞；还有使用肿瘤的瘤内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1（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1，CSF-1）及其受体轴为靶点治疗的报道，但无较好效果^[22]。

2012年Singh等^[23]报道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胎盘生长因子（placental growth factor，PLGF）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VEGFR）和其调节因子（IL-6和CD147）在正常胎盘和滋养细胞肿瘤中表达。正常胎盘的VEGFR-2的表达强于PHM和CHM；PSTT中的VEGF、血管生成素-1和血管生成素-2的表达高于绒毛膜癌；绒毛膜癌组织中的VEGFR-3染色强度高于正常胎盘、PHM和CHM；绒毛膜癌的CD147染色强于PHM和CHM；PSTT中IL-6的染色强于绒癌；因此认为，PSTT组织显示出VEGF强阳性表达，而绒毛膜癌组织的VEGFR-3强阳性表达，故推论抑制VEGF和VEGF受体活性的药物可能对治疗GTN有用。2017年Traboulsi等^[24]也报道开展新的绒毛膜癌动物模型及动物试验-内分泌腺体诱导的VEGFR靶向治疗绒毛膜癌，也为GTN的靶向治疗提供依据。

有关国内外近年GTN免疫治疗研究的简介见表 1^{[3, 11, 21, 25-27]}。

PD-1/PD-L1抑制剂已逐步在国内外探索使用。目前妇科GTN采用PD-1/PD-L1抑制剂治疗尚未见有严重不良反应的报道，可能与使用例数少有关。治疗中仍应重视其免疫相关不良反应（immune related adverse effect，irAE）^[28-29]，多数反应为3~4级不良反应，发生率7%~13%，致死中毒性死亡发生率0.3%~13%，常发生在开始使用的几周到几个月内，在治疗中断后也可发生。前5位的不良反应依次是疲劳、皮肤瘙痒、腹泻、红斑和恶心，发生率约60%，全身器官系统均可累及；常并发甲状腺功能减退或亢进、甲状腺炎、高血糖、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和垂体炎；胃肠道症状也常见，出现在治疗后2~4个月，多表现为腹痛、直肠出血、黏液便和发热等；神经肌肉症状也不少见；其他不良反应有血液系统疾病（贫血、血小板减少和中性粒细胞减少）和肺炎感染等。非小细胞肺癌者可发生爆发性进展（hyperprogressive disease，HPD），也是一种特殊的irAE。其定义是接受治疗后首次评估即出现肺癌病程明显进展，表现为瘤体≥2倍于原来的瘤体。虽然目前在GTD治疗中尚未见，但也应引起关注。

irAE发生与人为抑制PD-1/PD-L1结合导致该免疫耐受过程受影响，被非特异性激活的免疫细胞在得到对抗肿瘤细胞能力的同时也攻击正常组织，发生类似自身免疫疾病的病理生理变化。

irAE发生后的处理主要是根据病情选择，分为严密监测、使用固醇类激素或停用ICI及同时使用固醇类激素，也有需永久停止使用ICI者。治疗过程中应监测各项常规，定期检测血常规、甲状腺激素、生化指标和影像学检查。多数irAE可通过暂时停药和（或）固醇类激素得以控制。

目前PD-1/PD-L1抑制剂在大型临床试验中仅 < 25%的患者有效，临床使用仍有局限性，价格昂贵，使用时医患均应了解和重视药物治疗效果和独特的irAE不良反应的防治，以促进临床安全应用。总之，使用者应重视管理。

5 结语

由于人类控制生育和避孕观念的深入，GTD/GTN的发病率较以往明显下降，欧美已将其列入罕见病，但在第三世界发病率相对较高。GTN是国际公认的可没有病理学诊断即可确认的恶性肿瘤，也是对化疗十分敏感可以彻底治愈的人类第1个恶性肿瘤。但仍存在少数耐药、复发和多器官转移的难治病例，预后不佳，还在寻求新的治疗方法如免疫治疗，以期望挽救这些患者生命。现有的资料和经验对本类疾病的免疫治疗仍属探索阶段，接受者例数甚少，药物使用前先行免疫检查点检测，了解人类滋养细胞的生物学表达；又因目前药价格昂贵，非一般患者能负担得起，使用后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的防治也应引起重视，所以GTN的免疫治疗仍在不断研究和探索之中。若能早期诊断、及时处理、规范化治疗和随访，避免耐药，复发和多器官转移，正确及时化疗，本类肿瘤的预后仍是乐观的。GTN免疫治疗因时代和药物不同，其治疗效果也随着医学进展不断地演进，目前仍在不断地深入研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