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性肝脏、胆管和胰腺肿瘤是临床常见的恶性肿瘤，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死亡率居高不下。2023年第59届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ASCO）年会于2023年6月2日至6日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McCormick Place以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举行。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与患者合作：癌症治疗与研究的基石（Partnering with patients: the cornerstone of cancer care and research）”。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学术水平最高和最具权威的临床肿瘤学会议，ASCO年会每年汇聚众多全球一流的肿瘤学专家，共同分享、探讨和发表当前国际最前沿的临床肿瘤学科研成果、治疗技术和重磅发现等。本次大会公布了许多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胆管恶性肿瘤（biliary tract cancer，BTC）和胰腺导管腺癌（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PDAC）相关的研究数据以及探讨了未来研究方向。本文整理了相关重点研究进行速递。希望相关领域内的进展可以为肝胆胰肿瘤的治疗和研究提供新思路，造福更多患者。

1 HCC治疗进展 1.1 晚期HCC的治疗

目前多项靶向联合免疫治疗方案在国内外获批用于晚期或不可切除HCC的一线治疗，晚期HCC患者的生存期较以往小分子靶向药物单独应用的时代有了明显提高。但随着靶向和免疫治疗组合的充分应用，患者的生存期可能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停留在20个月左右，亟待开发新的作用机制的药物。Morpheus-Liver是今年在HCC领域最受关注的一项研究^[1]。该研究是一个Ⅰb/Ⅱ期研究平台（NCT04524871），旨在初步评估创新疗法用于晚期HCC一线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本次报道的是靶向T细胞免疫球蛋白和免疫受体酪氨酸抑制基序结构域（T cell immunoreceptor with immunoglobulin and immunoreceptor tyrosine-based inhibition motif domain，TIGIT）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tiragolumab联合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T+A方案）队列的疗效和安全性。研究纳入的是未经系统治疗的晚期HCC患者，按照2∶1的比例随机接受T+A方案联合tiragolumab治疗（三联疗法）或T+A方案治疗（二联疗法）。分别有40例和18例受试者接受了三联或二联治疗。三联疗法在疗效方面显示出较大优势，研究者根据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s，RECIST）v1.1评估的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分别为42.5%和11.1%。两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edian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mPFS）分别为11.1个月和4.2个月（HR=0.42，95% CI：0.22~0.82）。在安全性方面，增加tiragolumab并没有增加不良事件（adverse event，AE）的发生率。两组3~4级治疗相关AE（treatment-related AE，TRAE）的发生率分别为27.5%和33.3%。基于这项小型研究的结果，Ⅲ期的确证性研究（IMbrave152/SKYSCRAPER-14）也即将开展。

值得注意的是，接受T+A二联疗法的患者数目比较少，导致疗效数据比历史数据差不少，在T+A方案的Ⅲ期研究（IMbrave150）中，ORR为30%，mPFS为6.9个月^[2]。如果以这2个数据作为对比，三联疗法的优势就没有那么明显。另外，还有一项类似的Ⅱ期对照研究正在开展（AdvanTIG-206），如果也可以发现在现有靶向免疫联合治疗的基础上增加TIGIT抗体可以提高疗效，则让我们对TIGIT抑制剂在HCC中的应用前景更有信心。

E7386是卫材公司开发的一个口服的小分子靶向药物，通过抑制β-catenin与其转录共激活因子CREB结合蛋白（CREB-binding protein，CBP）结合，从而抑制该通路的活性。一项Ⅰb期的研究初步评估该药物与仑伐替尼联合使用时的最佳剂量和初步的疗效^[3]。整体而言，E7386治疗比较安全，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恶心和呕吐，在与仑伐替尼联用时确定的推荐剂量是100 mg每天2次。在25例可评估的患者中，基于改良RECIST（modified RECIST，mRECIST）评估的部分缓解（partial response，PR）率为36%；在10例仑伐替尼经治的患者中也有3例PR。虽然目前病例数量很小，但这个药物后续的研究值得关注。

QL1706和QL1604都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QL1706是同时靶向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 receptor-1，PD-1）和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ytotoxic T lymphocyte-associated antigen-4，CTLA-4）双特异性抗体。QL1604则是一个PD-1抗体。一项Ⅰb/Ⅱ期研究评估这2个药物联合贝伐珠单抗用于晚期肝癌一线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4]。目前分别有50和26例患者接受QL1706或QL1604联合贝伐珠单抗治疗，≥3级的TRAE发生率分别为34.0%和38.5%，免疫相关AE（immune-related AE，irAE）的发生率分别为50.0%和19.2%。在疗效方面，两组ORR分别为38.3%和15.4%，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DCR）分别为74.5%和69.2%，mPFS则分别为6.7个月和5.4个月。整体而言，双特异性抗体的疗效比PD-1抗体的疗效好一些，但也增加了irAE的发生率。

1.2 可切除HCC的围手术期治疗

尽管部分HCC患者有手术切除或消融等根治性治疗的机会，但复发率居高不下。术后辅助治疗、术前新辅助治疗以及手术前后的围手术期治疗有望帮助提高根治性治疗的疗效，都是值得尝试的治疗途径。

在今年美国癌症研究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AACR）的年会上，IMbrave050研究公布了主要研究结果，与主动监测比较，T+A方案用于接受过手术切除或消融治疗、伴有高危复发因素的肝癌患者的术后辅助治疗，可以改善患者的无复发生存期（recurrence-free survival，RFS）^[5]。因为接受了根治性治疗的患者是相对健康的患者，辅助治疗对患者的生活质量的影响值得重视。今年ASCO会议上额外报道了患者报告结局的结果^[6]。数据显示，在接受治疗的17个周期内，与主动监测比较，T+A方案辅助治疗未降低患者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身体功能、角色功能、情感功能和社交功能也没有差异。但从生活质量的变化趋势上来看，T+A方案辅助治疗组的总体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稍微差一些。总之，IMbrave050研究的结果提示，高危复发的HCC患者在根治性治疗后接受T+A方案辅助治疗，在改善RFS的同时，生活质量不会受到明显影响。

一项在国内开展的Ⅱ~Ⅲ期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对比的阿帕替尼联合卡瑞利珠单抗（双艾组合）围手术期治疗和直接手术切除的疗效^[7]。在这项研究中，双艾组合围手术期的治疗方案包括术前用药2个周期，术后用药＞6个周期。本次报道的是Ⅱ期研究部分。这部分的主要终点是主要病理缓解（major pathological response，MPR；定义为存活肿瘤细胞＜50%）。在Ⅱ期部分，分别有60和59例患者随机分配到围手术期治疗组和直接手术组。围手术期组6例未接受手术，其中3例拒绝手术、2例死亡（分别死于肿瘤破裂出血和免疫性肝炎）和1例违背方案。在60例患者中，MPR的比例为40.0%（24/60），超过了预设的无效标准（MPR＜15%），并且其中10%的患者达到比较深度的病理缓解（残留活性肿瘤细胞≤5%）。目前这项研究的Ⅲ期部分在继续入组，比较的是两组患者的3年无事件生存（event-free survival，EFS）率。

另一项在国内开展的多中心的Ⅲ期随机对照研究评估的是肝动脉灌注化疗（hepatic artery infusion chemotherapy，HAIC）用于可切除肝癌的新辅助治疗的疗效^[8]。研究入组的是可以手术切除的超米兰标准的巴塞罗那临床肝癌分期（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BCLC）A期或B期HCC患者。392例患者按照1∶1的比例随机接受术前新辅助HAIC治疗续贯手术切除（新辅助HAIC组）或直接手术切除（手术组）。两组患者的mPFS分别为17.4个月和9.8个月（P＜0.01）。两组的中位总生存期（median overall survival，mOS）未达到，新辅助HAIC组的1、2和3年OS率分别为97.7%、86.3%和77.1%，手术组则分别为90.0%、80.9%和70.6%（P=0.032）。此外，新辅助HAIC组的短期疗效也不错，mRECIST标准评估的ORR达到61.5%。

1.3 中期肝癌的研究

欧美地区近期更新的多个指南中，对于肿瘤负荷较大的中期肝癌患者越来越倾向于推荐系统治疗而非经肝动脉化疗栓塞（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therapy embolization，TACE）作为一线治疗^[9-10]。但其实这种做法还缺少确切的证据，因为目前的共识是肿瘤负荷较大和数目较多的中期肝癌对TACE治疗获益较少，但对系统治疗获益如何其实并不清楚。REPLACEMENT研究希望回答这个问题^[11]。这项单臂的Ⅱ期研究评估的是T+A方案治疗超up-to-7标准（肿瘤数目与最大肿瘤的最大径之和＞7）的中期肝癌患者的疗效，共入组74例患者。在主要终点方面，mRECIST评估的mPFS为9.1个月（95% CI：7.1~10.2个月），mRECIST评估的ORR为45.9%，mOS未达到，1年OS率为84.6%（95% CI：74.0%~91.2%）。这些疗效数据看起来比T+A方案用于晚期肝癌更好^[2]。在缺少强效系统治疗的时代，中期肝癌接受TACE作为一线治疗的mOS约为2.5年，而目前这些中期肝癌里面肿瘤负荷较大的患者接受T+A方案治疗的1年OS率也可以达到80%以上，mOS有望＞2.5年。该研究后续还计划进行匹配分析，比较在这些中心接受TACE作为一线治疗的同等临床特征患者的预后。

2 BTC治疗进展 2.1 BTC免疫治疗

KEYNOTE-966研究是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吉西他滨和顺铂化疗（GemCis方案）对比安慰剂联合GemCis方案一线治疗晚期BTC的全球多中心Ⅲ期研究^[12]。研究达到主要终点，与安慰剂比较，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改善患者OS（12.7个月 vs 10.9个月，HR=0.83，P=0.003 4）。本次大会报道了该研究中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HRQoL）的分析结果^[13]。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HRQoL改变无差异，身体功能、角色功能、黄疸、疼痛变化以及确认恶化时间均相似。这表明帕博利珠单抗联合GemCis方案作为晚期BTC新的一线治疗选择，HRQoL得以维持。

今年还报道SAGC研究的更新数据^[14]。这是第一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和化疗作为晚期BTC一线治疗的随机、对照Ⅱ期研究。研究共纳入80例晚期BTC患者，1∶1随机分入SAGC组（信迪利单抗+安罗替尼+GemCis）和GemCis化疗组。研究达到主要终点，SAGC组和GemCis组的mPFS分别为8.6个月和6.2个月（HR=0.37，P＜0.01），次要终点SAGC组和GemCis组ORR分别为52.8%和29.4%，3~4级TRAE发生率分别为77.5%和40.0%。生物标志物分析显示，高肿瘤突变负荷（tumor mutation burden-high，TMB-H）和AT相互作用域1A（AT-rich interactive domain 1A，ARID1A）基因野生型的患者SAGC组mPFS获益更多。这表明信迪利单抗联合安罗替尼和GemCis方案可能是一种新的一线标准治疗方案。

两项大型Ⅲ期研究（TOPAZ-1^[15]和KEYNOTE-966^[12]）结果证实，在GemCis方案基础上增加PD-1/PD-L1抑制剂能够带来生存获益，且生活质量相似，但是总体疗效提高不多，仍然存在未满足的临床需求。在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的基础上增加仑伐替尼，近期疗效增加^[16]。目前Ⅲ期研究（NCT05342194）正在开展。今年亦有Ⅱ期研究探索在化疗基础上联合双免疫（PD-1/CTLA4）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16-17]。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要筛选肿瘤免疫治疗的优势人群，例如完善基因检测以及探索肿瘤特异性微环境。

2.2 BTC靶向治疗 2.2.1 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靶点

今年ASCO最闪耀的靶点当属HER2。针对该靶点的药物有双抗、抗体偶联药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ADC）以及小分子激酶抑制剂。HERIZON-BTC-01研究是一项开放性、全球Ⅱb期研究，旨在评估HER2靶向双抗zanidatamab（ZW25）在既往接受过含吉西他滨治疗的HER2扩增、局部晚期或转移性BTC中的疗效和安全性^[18]。队列1纳入80例HER2阳性患者（免疫组织化学2+/3+），中位随访时间为12.4个月，ORR为41.3%，中位缓解持续时间（duration of response，DoR）为12.9个月，mPFS为5.5个月，OS数据尚未成熟。3级TRAE发生率为18%，未发现4级TRAE和治疗相关死亡。这表明zanidatamab在治疗难治性HER2阳性BTC患者中显示出抗肿瘤活性，且安全性良好，可作为HER2阳性BTC未来治疗选择之一^[19]。

DESTINY-PanTumor02研究是一项全球多中心、开放标签的Ⅱ期研究，旨在评估德喜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 deruxtecan，T-DXd）用于晚期HER2阳性实体瘤患者后线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20]。其中BTC组共纳入41例HER2阳性患者，ORR为22%。这提示T-DXd在广泛表达HER2的实体瘤中展现出令人鼓舞的ORR和持久的反应，包括难治性实体瘤，且安全性良好，目前这项研究正在进行中。

SGNTUC-019是一项开放标签的Ⅱ期篮子研究，旨在评估图卡替尼（tucatinib）联合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在HER2阳性实体瘤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21]。其中BTC组共纳入30例患者，1例完全缓解（complete response，CR），14例PR，ORR为46.7%。mDOR为6.0个月，DCR为76.7%，mPFS为5.5个月，mOS为15.5个月。7例（23.3%）发生与图卡替尼治疗相关的≥3级AE。这表明图卡替尼联合曲妥珠单抗方案对于经治HER2阳性转移性BTC患者具有显著的抗肿瘤活性，总体耐受性好，进一步验证了HER2是BTC治疗中可利用的生物标志物。

HER2检测在BTC治疗中至关重要。然而HER2阳性如何定义，哪种检测方法更优，是否需要多种方法检测，HER2低表达人群能否获益，联合治疗能否进一步提高疗效，这些都将是BTC抗HER2治疗未来探索的方向。

2.2.2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2（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 FGFR-2）、异柠檬酸脱氢酶（isocitrate dehydrogenase，IDH）及其他靶点

针对FGFR2靶点，今年大会更新了ReFocus研究剂量递增组结果^[22]。这是一项Ⅰ/Ⅱ期开放标签研究，评估RLY-4008在晚期FGFR-2改变的实体瘤患者中的安全性和初步疗效。在剂量≥70 mg且FGFR2融合/重排的胆管癌患者中，FGFR抑制剂初治和经治患者的ORR分别为52%和21%。这些数据证实RLY-4008高度选择性靶向FGFR2的治疗潜力，并且具有避免FGFR1和FGFR4相关毒性（高磷血症和腹泻）的差异化安全性特征。

今年ASCO报道了全新的靶点L型氨基酸转运蛋白1（large neutral amino acid transporter 1, LAT1）；虽然69例BTC患者中仅1例有效，但是精准的研究设计仍然让人耳目一新^[23]。在LAT1高表达患者中，这个药物改善PFS（HR=0.439，P=0.013 1），也有改善OS的趋势（HR=0.670，P=0.231 3）。针对IDH靶点，有研究尝试多聚二磷酸腺苷核糖聚合酶（poly ADP-ribose polymerase，PARP）抑制剂奥拉帕利联合度伐利尤单抗治疗IDH阳性的BTC患者，遗憾的是研究未达到有效性预期^[24]。另有两项PARP抑制剂联合免疫治疗晚期BTC患者的Ⅱ期研究均未达到主要终点^[25-26]。

BTC已经进入精准治疗时代。针对驱动基因的靶向治疗优于当前标准治疗。然而目前各类靶向治疗仅获批用于一线标准治疗失败的人群，未来这些药物都将在一线甚至围手术期人群中进行探索。

3 PDAC治疗进展 3.1 围手术期治疗

NORPACT-1是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的Ⅱ期临床研究，旨在评估FOLFIRINOX（5-氟尿嘧啶+亚叶酸钙+伊立替康+奥沙利铂）方案新辅助治疗对比直接手术治疗可切除胰头癌的疗效^[27]。研究于2017年至2021年期间纳入来自北欧12家中心的140例可切除胰头癌患者，1∶1随机分配到新辅助治疗组（n=77）和直接手术组（n=63）。新辅助治疗组在接受4个周期的FOLFIRINOX化疗后进行手术，术后再接受8个周期的改良FOLFIRINOX（modified FOLFIRINOX, mFOLFIRINOX）辅助化疗；直接手术组在术后接受12个周期的mFOLFIRINOX辅助化疗。研究结果显示，新辅助治疗组和直接手术组手术切除率分别为81.8%（63/77）和88.9%（56/63；P=0.342）；新辅助治疗组N0（P=0.002）和R0切除率（P=0.011）较直接手术组高；术后辅助化疗的起始率分别是66.2%和74.6%（P=0.593）；两组mOS分别为25.1个月和38.5个月（HR=1.52，P=0.096），18个月OS率分别为60.0%和73.0%（P=0.100）。在安全性方面，新辅助治疗组中57.5%（42/73）和直接手术组中40.4%（19/47）的患者出现≥1次≥3级AE（P=0.067）。该研究表明，与直接手术比较，新辅助FOLFIRINOX化疗不能改善可切除胰头癌的OS；该结果不支持将新辅助化疗作为可切除胰头癌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法。

对于可切除胰腺癌来说，是否需要进行新辅助治疗，长久以来一直存在争议。既往有回顾性研究结果表明，新辅助治疗能够提高可切除胰腺癌的R0切除率及生存率^[28-29]，但前瞻性研究无法证实新辅助治疗可给带来生存获益^[30-32]。NORPACT-1研究再次重现了既往研究的结论，即新辅助治疗组虽然具有更佳的N0和R0切除率，但远期生存并未改善，甚至NORPACT-1研究中还呈现出生存受损的趋势。究其原因，可能与部分可切除胰腺癌患者在新辅助治疗过程中病情进展，失去手术机会有关。目前，多数指南中对可切除胰腺癌患者开展新辅助治疗，持审慎观点。《中国胰腺癌新辅助治疗指南（2020版）》建议，对可切除胰腺癌患者行新辅助治疗前进行多学科协作诊疗（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讨论，结合患者具体情况，评估风险与获益，谨慎把握新辅助治疗指征^[33]。

今年还有一项评估新的治疗模式用于临界可切除或局部晚期胰腺癌术前治疗的Ⅱ期研究。该研究评估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化疗同步立体定向体放射治疗（stereotacticbody radiation therapy，SBRT）与同步集成增强（simultaneous integrated boost，SIB）术前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34]。纳入患者首先接受吉西他滨联合白蛋白紫杉醇及替雷利珠单抗治疗2个周期，如影像学检查评估没有进展则在第3个周期治疗同时行SBRT+SIB大分割加局部加量的放疗。总共完成4个周期药物治疗同时放疗结束1个月后，再次行影像学检查评估疗效，并采用MDT讨论评估是否有手术指征。符合根治性手术条件的患者行手术，术后给予2~4个周期辅助化疗；疾病控制可但无手术指征的患者，继续原方案药物治疗4个周期，后行维持治疗并定期随访。该研究共纳入29例患者，其中25例被纳入意向治疗分析。结果显示，ORR为60%，DCR达到100%；10例行手术切除，R0切除率为90%（9/10）。手术切除患者中，2例获得病理完全缓解，1例获得MPR。mPFS、12个月PFS率和12个月OS率分别为13.7个月、64%和72%。常见的≥3级AE包括贫血（8%）、血小板减少症（8%）和黄疸（8%）。

根治性切除是治愈胰腺癌的唯一希望，但绝大多数胰腺癌患者在确诊时失去根治性切除的机会，仅＜15%的患者可以在初诊时接受手术；在约30%的患者中，胰腺癌虽然未发生转移但却难以进行根治性手术切除，被称为临界可切除和局部晚期胰腺癌。如何提升这些患者接受根治性手术的可能，是胰腺癌领域的研究热点。

近年来报道的多项晚期胰腺癌一线治疗的临床研究中，AG方案（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吉西他滨）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展现出较高的ORR。更高的ORR意味着更好的缩瘤效果。因此，化疗联合免疫的策略有可能应用于临界可切除胰腺癌的新辅助治疗和局部晚期胰腺癌的转化治疗，从而提升手术切除率。为进一步增强局部控制的效果，该研究方案中还联合了放疗。胰腺癌本身放疗不敏感，而且周围有胃肠空腔脏器包绕，常规模式的放疗技术往往达不到理想的治疗效果。该研究采用的SBRT+SIB的放疗模式，应用大分割放疗，在肿瘤中心部分采用50 Gy/10 f剂量，而在靠近胃肠空腔脏器的部位将剂量适当降低，采用30 Gy/10 f的放疗模式。肿瘤中心部分的生物等效剂量达到70 Gy。通过这种联合治疗模式，患者的ORR从单纯AG方案化疗的23%提高到60%，DCR从48%提高到100%。经过转化治疗后有48%（12例）的患者达到根治性手术切除的标准。长期随访展现出生存获益趋势，而且治疗期间无严重TRAE，充分证明了该治疗模式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3.2 晚期胰腺癌的治疗

NAPOLI-3研究是一项随机、开放标签的Ⅲ期研究，旨在评估脂质体伊立替康+5-氟尿嘧啶+亚叶酸钙+奥沙利铂（NALIRIFOX）对比AG方案一线治疗转移性PDAC的疗效和安全性^[35]。该研究已于2023年1月ASCO GI会议报道^[36]。与AG方案比较，NALIRIFOX一线治疗转移性PDAC对OS和PFS的改善具有临床意义和统计学意义（均P＜0.05）。此次ASCO会议上公布了NAPOLI-3研究的12个月和18个月生存期随访数据。

NAPOLI-3研究共纳入770例未经治疗的转移性PDAC（metastatic PDAC，mPDAC）患者，按照1∶1比例随机分配至NALIRIFOX组和AG方案组。NALIRIFOX组和AG方案组的mOS分别为11.1个月和9.2个月（HR=0.83，P=0.04）；12个月OS率分别为45.6%和39.5%；18个月OS率分别为26.2%和19.3%；mPFS分别为7.4个月和5.6个月（HR=0.69，P＜0.01）；12个月PFS率分别为27.4%和13.9%；18个月PFS率分别为11.4%和3.6%；ORR分别为41.8%和36.2%；中位DoR分别为24.3个月和17.6个月；≥3级AE发生率分别为87%和86%。该研究表明，NALIRIFOX三药化疗方案较AG方案两药一线治疗mPDAC对OS和PFS改善的具有临床意义和统计学意义（均P＜0.05）。同时，NALIRIFOX方案未出现新的安全性信号，整体安全性与AG方案两药方案相似。此次更新的12个月和18个月的生存随访数据进一步确立了NALIRIFOX方案一线治疗证据。

将伊立替康分子用纳米脂质体包裹而成的脂质体伊立替康，具有更长的半衰期，并且更易在肿瘤中富集，从而增加肿瘤局部的药物浓度。2015年报道的NAPOLI-1研究是探讨比较脂质体伊立替康+5-FU+亚叶酸钙、5-FU+亚叶酸钙以及脂质体伊立替康用于晚期胰腺癌二线治疗的Ⅲ期临床研究^[37]。NAPOLI-1研究中，脂质体伊立替康+5-FU+亚叶酸钙可延长一线接受过吉西他滨治疗的晚期PDAC患者的生存期，从而成为晚期胰腺癌二线治疗的标准方案。基于二线研究中所展现出的抗胰腺癌活性，脂质体伊立替康进一步向一线推进顺理成章。自从2011年PRODIGE4/ACCORD 11研究^[38]和2013年MPACT研究^[39]中FOLFIRINOX方案和AG方案分别以吉西他滨单药为对照取得成功成为一线标准方案以来，10年来尚无其他方案能够撼动FOLFIRINOX方案和AG方案在晚期胰腺癌一线治疗的地位。然而，FOLFIRINOX方案与AG方案孰优孰劣，尚缺乏头对头的前瞻性研究对比。由于脂质体伊立替康相对于伊立替康具有减毒增效的优势，将FOLFIRINOX方案中的伊立替康替换为脂质体伊立替康有望进一步提升一线治疗的疗效。NAPOLI-3研究中，NALIRIFOX方案不负众望，成为10年来在晚期胰腺癌一线领域最重要的突破，势必改变晚期一线治疗格局。不过美中不足的是，NALIRIFOX方案选择AG方案作为对照，并未证明NALIRIFOX方案优于FOLFIRINOX方案。而且，NAPOLI-3研究中NALIRIFOX方案的mOS为11.1个月，而PRODIGE4/ACCORD 11研究中FOLFIRINOX方案的mOS恰好也为11.1个月^[38]。虽然不同的研究之间不适合进行横向比较，但相似的生存数据难免会让人质疑NALIRIFOX方案治疗费用的增加是否物有所值。

4 结语

整体而言，本届ASCO年会上肝胆胰肿瘤领域的重要研究不在少数，因篇幅限制无法全部列出，其中有一些研究正在改变临床实践或者为确证性研究提供了基础。正如本届大会的主题所强调的“与患者合作”，临床医师只有与患者充分合作，才能开展临床研究，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方案以延长其生存期并提高其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