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伴随着这种变化，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一个新的群体逐渐形成。尽管“农民工”这个称谓受到各界的诸多批判，但本研究仍称这个群体为“农民工”，因为这个称呼直接表明了他们目前所处的身份困境。“农民工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和传统户籍制度严重冲突所产生的客观结果”(郑功成，2002)。从身份上说，他们是农民，但职业上已经是工人(王竹林，2009：46)。农民工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既包括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也包括在县域内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1)；后者一般指跨地区的外出进城务工人员。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狭义的农民工, 即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务工人员，他们从事非农产业，并以工资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

以往的研究表明，个体的健康状况呈现分层现象，即不同的种族、受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呈现不同的健康水平(Armstrong，2003；Cockerham，2007；Li，2010；Payne, et al., 2006; Song，2009)。健康不平等是医学、社会学长期关注的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Payne, et al., 2006)，其中，移民的健康状况、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健康状况又是该领域中的两个核心。本文主要研究在城市中处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农民工群体的精神健康状况。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国内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的实证研究从2006年兴起，到2009年，很多学者就这一主题在苏州、杭州、重庆、惠州、徐州、包头、郑州、安阳、深圳、北京、宁波和武汉等地开展了大量的社会调查。有学者用健康相关生命质量量表SF-36和量表NHP对杭州的3 319位外来农民工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的生理职能、躯体疼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等方面均比杭州市城市居民差(叶旭军，2003)。蒋善等(2007)利用精神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343个农民工进行调查后发现，重庆市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全国人口的平均水平；骆焕荣等(2006)利用SCL-90在惠州的调查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且农民工常见的心理问题为焦虑、人际关系敏感、抑郁、偏执和敌意。此后，很多学者在不同城市的相关调查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农民工在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

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的调查主要利用精神症状自评量表(SCL-90)进行。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农民工精神方面的不良症状较全国平均水平严重，其精神健康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从性别看，学界大致认为不同性别的农民工在精神健康水平上有显著差异，即女性农民工出现精神疾病的比率高于男性农民工，且在躯体化、强迫症、人际敏感、抑郁和恐怖等方面的问题较为突出；从年龄看，大体上，农民工的精神健康水平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升高(叶旭军，2003；詹劲基等，2008)。一些学者对处于不同婚姻状况的农民工是否会有不同的精神健康水平也进行了探讨，例如，蒋善等(2007)认为，已婚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显著好于未婚者，也显著好于离异者。现有研究还对农民工精神健康水平低下的原因做了初步探讨，如骆焕荣等(2006)从人际关系着手，认为农民工容易产生人际关系敏感或敌意等精神问题，主要是因为农民工进城后，周围多为城市人群，他们大多数人很难与市民形成良好的交往关系；陈明月等(2001)除了指出不能融入城市文化、性压抑和业余生活单调等原因外, 还分析了工作环境对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影响；白云(2007)也从社会环境方面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因素，认为户籍制度及其衍生制度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的心理健康。

虽然国内学者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但这些研究大多是描述性的，缺乏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低下的原因的探讨。本文针对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特点，探讨迁移行为和相关社会因素对其精神健康产生的影响。

(一) 传统精神健康研究

众多的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家都从各自学科对精神疾病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医学家们认为心理疾患相似于生理疾病，如细菌、病毒或基因缺陷将会直接导致疾病；心理学家则从个人生活经历中的具体事件来寻找症结。然而，这些理论解释是有局限性的，不能解释一些精神疾病分布的群体性，即不同群体出现精神疾病的比例不同。相比之下，社会学家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必须考虑社会组织的方式——他们确信社会组织的约束与生物遗传一样真实地对人们的行为施加了限制，人们需要理解社会条件对心理疾患的影响，以便既能解释个体的痛苦，又能把痛苦及其背后可能存在的更强大的力量联系起来(Armstrong，2003；Payne, et al., 2006；陶西格、米歇尔、苏比蒂，2007：1-3)。迪尔凯姆(1996)认为自杀行为是精神健康出现问题的一种极端表达方式，通过对个体自杀行为的研究，他发现，社会因素比个人的生理因素更能解释自杀行为在群体上的差异性，并通过对自杀率的分析，建立了“社会整合”程度和“社会规范”程度与自杀行为的因果联系。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从社会学角度对精神健康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例如，美国的克劳森负责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NIMH)的社会环境研究实验室后，致力于了解、治疗、预防精神疾病和促进精神健康的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末，研究精神健康的社会学家已经组成了一个紧密的学者群，精神健康社会学在美国社会学学会中也占有一席之地(特斯勒，2001)。其他一些国家的学者也相继开展了相关研究，例如，英国的肯特大学于1974年10月成立了人力社会服务研究所(PSSRU)，该所与隶属于英国精神病学研究院的精神健康经济中心(CEMH)展开了多项合作研究和人员交流，并从1994年起，定期出版《精神健康研究评论》。澳大利亚也定期出版具有权威性的研究成果《国家精神健康报告》，以大量形象生动的图表分析和数据资料报告澳大利亚的国家政策和国民精神健康情况。西方学者还对诸如失业者、移民等社会弱势群体的精神健康开展了研究。例如，Janlda等在20世纪30年代开展了失业对社会影响的调查，他们的研究表明，失业与情绪和精神痛苦有关；Brenner被认为是当代对失业与精神障碍的关系进行研究的第一人(张蕾，2007)；Warr和Jackson于1985年研究了失业期限与健康的关系，发现在失业的前3个月，失业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对照组显著降低(曾强、徐慧兰，2000)。

传统社会学研究精神疾病的产生过程遵循以下逻辑：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社会角色——生活实践的长期应激——疾病反应。它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和所承担的社会角色的不同将导致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碰到不同的应激事件，例如，作为女性、贫穷人群的结构性地位会直接影响其生活条件、日常生活混乱的经验，而这些都是应激源，与心理痛苦的经验直接相关；另一方面，不平等的实质在于，并不是每个人对诸如金钱、权力、受教育等有价值的社会资源都有相等的机会，结果是当日常生活的平衡受到威胁时，一些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资源去应对这些威胁(陶西格、米歇尔、苏比蒂，2007：17)。传统研究思路重视个体的社会人口学因素(性别、种族、受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对精神健康的影响，而不同个体特征导致精神健康状况不一样的原因在于，他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负面应激事件的概率和频率是不一样的。

传统社会学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即精神疾病的产生与个体所处的社会地位、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和个体处理负面应激事件的可支配资源是直接联系的。这样的假设强调了不平等的地位和资源，即不同群体拥有各自的资源，弱势群体拥有的资源较少，他们的精神健康状况势必较差。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 他们的精神健康是否会因此而产生较多的健康问题，是本项研究关注的第一个问题。

(二) 移民精神健康的研究

农民工是中国社会发展转型期间产生的一个特殊的移民群体。有关移民精神健康的研究表明，迁移主要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即为了得到更多的经济收入。例如，从发展中国家迁移到发达国家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然而对移民其他方面的生活状况的影响却不一定是有利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迁移通常不能带来更好的整体健康状态……它经常会使迁移者面对非常多的社会压力……并增加精神疾病的危险”(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1:13)。的确，早期的很多研究认为，迁移行为和迁移相关的经历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的精神健康状况(Guarnaccia & Lopez, 1998；Barrett, Turner & Sonderegger, 2000)。

移民过程对移民者的精神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原因主要包括：第一，迁移过程会产生很多压力。迁移的过程伴随着大量朋友和关系的损失、周遭环境的改变、风俗习惯的变化等等(Hicks, et al., 1993；James, 1997)。卡达等(Carta, et al., 2005)也认为迁移将会使迁移者面临气候、语言、文化、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的改变。种种改变直接作用于迁移者并使他们心情沮丧。尤其是他们从一种文化区域迁移到另一种文化区域，这个过程是一个充满压力的过程，对精神健康有很多潜在的负面作用(Bhugra & Jones, 2001)。因为迁移者还要适应新的文化环境，包括道德标准、价值观和新的语言(Pawliuk, et al., 1996)。这些新的文化环境都会让移民感到疏远(Davies & McKelvey, 1998)。第二，迁入地区的排斥也会对移民的精神健康产生影响。社会排斥是个体或制度消极地、系统地使得某个群体丧失权力的过程，因为迁入地的社会排斥，会使得迁入群体的住宿、就业等领域遭受更多的问题，从而间接影响移民的精神和身体健康(Llácer, et al., 2009)。

本研究将农民工群体视为一个移民群体，他们从原来生长的农村进入了城市打工、生活，在迁移中产生的压力是否会对他们的精神健康产生不利影响，这是我们关注的第二个问题。

(三) 社会资本与精神健康的研究

自1990年后，社会资本理论被广泛运用于健康研究领域，很多学者竭力探讨社会资本对健康的影响(McKenzie, Whitley & Weich，2002；De Silva, McKenzie, Harpham & Huttley, 2005)。最早的关于社会资本与心理健康的研究考察了社会资本中的社会联系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一些学者运用实证调查数据，经统计分析后发现，社会联系强的居民的死亡率较社会联系弱的居民的死亡率低。帕克曼等解释，这是因为社会关系网是规避风险的重要因素，如果人们社会关系网缺乏，容易导致较差的心理健康状况，从而导致死亡率提高(Berkman & Syme, 1979)。很多实证研究都用一些数据来证明社会资本的某些特征，例如网络、信任、社会参与、互惠规范等，存量的高水平总是与好的健康状况相联系(Coulthard, et al., 2002)。19世纪60年代早期，居住在美国罗塞塔(Roseto)社区的意大利后裔的缺血性心脏病的发病率只有周围社区居民的一半，研究人员推测这可能与该社区内居民亲密的人际关系有关。后来，年轻一代趋于美国主流社会的生活方式，社区内的人际关系逐渐淡漠，而此时，其居民的缺血性心脏病的发病率也与周围社区的居民相差无几，这一变化有力地支持了前面的假设(Wolf & Bruhn, 1992)。1998年，Kreuter、Young和Lezin在美国进行了一项研究，主要探讨社会资本与健康促进的关系，通过电话访谈、领导访谈和文献研究，运用信任、社会参与和互惠三项指标测量社会资本后发现，社会资本越高的地区，健康促进开展得越好(于倩倩、王健，2005)。

直接探讨社会资本与心理健康的关联在近期才有较多的研究者介入(Muntaner, 2004；Kelleher, 2003；McKenzie, Whitley & Weich, 2002)。例如，Stevenson(1998)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积极的关系网络的总合，包括了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还有与邻居之间的关系。这种积极的关系可以减缓周遭不良环境对精神健康的负面影响”。他研究了社会资本中邻居之间的社会资本和亲戚支持对非洲裔美国年轻人情感适应、精神健康的影响。数据表明，邻居的支持和关注可以弥补亲戚社会资本的不足，对精神健康和情感适应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Rose在俄罗斯开展了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对精神健康的影响的研究，并建立了三者之间的多元回归模型。该研究表明，个人资本(受教育水平、客观的社会地位、家庭收入)可以解释精神健康这个因变量12.3%的方差；社会资本(社会整合、正式和非正式的网络、生病时所能依靠的人等等)可以解释个体精神健康15.7%的方差；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两个预测变量总体可以解释19.3%的方差(Rose, 2000)。可见，社会资本和个体资本对精神健康都有积极、正向的影响效果，可以有效预防精神抑郁。

还有很多的实证研究深入探讨了社会资本的各个因素与精神健康之间的关联性。例如，波拉克等(Pollack, et al., 2004)对德国和美国中年夫妇的研究表明，个人层次的社会资本(互惠、信任、参与)对心理健康存在正向影响。有的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个体因素后，信任和社会凝聚力这两个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与GHQ-12得分显著相关，信任越好、社会凝聚力越高，则心理健康水平越好(Araya, et al., 2006)。Phongsavan等(2006)对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具有较高水平的信任度、安全感和社会互惠水平的被调查者的心理健康问题相对较少。Ziersch等(2005)利用澳大利亚的数据对个人社会资本和精神健康的关系做了研究, 发现社会资本对精神健康也有积极作用, 社会资本水平低的人患精神疾病的风险明显要高。但是，并非所有研究都认为社会资本对个体的健康状况是有影响的，有的研究说明社会资本与健康之间仅有很少的联系，甚至对健康存在着潜在的消极影响。一项对美国黑人女性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与心理健康问题，即焦虑和抑郁并无关联(Cutrona, 2000)。Harpham等(2004)对哥伦比亚的一项研究也发现，在控制人口特征变量后，信任和组织参与对精神健康并无影响。

目前, 关于社会资本和精神健康关系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社会资本概念及其测量问题。Fine(1999：9)说，社会资本是一个“包容万象，模棱两可”的概念。有的研究者认为社会资本是集体的财富，有些研究则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体或家庭层次的资本。世界银行将社会资本定义为“那些可以促进集体行动的准则和网络”，这样的社会资本是不能被直接观察和测量的，但却会实实在在对人群产生一些凝聚力(Henderson, 2003)。这些不同的界定清楚地表明，社会资本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由于社会资本概念的模糊性，导致了对社会资本的测量成为一个重要的挑战(Abbott & Freeth，2008)。例如，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社会结构中的，可以促进达成一些目的的资源”，其测量方式为“定位法” (Position Generator)(Lin, 2001；29)；帕特南(2001)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网络和信任、互惠准则”，一些学者依据这个概念，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操作化；Bain和Hicks(1998)把社会资本分为两种形式:结构社会资本和认知社会资本，前者包括了正式的、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后者包括了信任和互惠原则。

本文无意更多探讨社会资本的定义和操作化的争议。从帕特南和林南的概念中可以知道，社会资本一般包括了社会网络和信任，本文主要依据这两方面的概念，对社会资本进行操作化测量。

第二，社会资本是如何影响精神健康的。由于社会资本各个要素之间相互促进和影响(帕特南, 2001)，这样就很难直接判断每个要素的独立作用；并且，社会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不是属于同一类型的变量，例如，社会参与和合作是人的行为，而信任和互惠准则是人的态度(Harpham, et al., 2002；Johnston & Soroka, 2001)。本项研究将分别探讨两类社会资本对精神健康的影响作用。

第三，社会资本对健康的回报在不同群体之间是否有区别，这是一个被忽略的领域。现有的研究文献一般认定社会资本对所有人都是相同水平的回报，即占有相同社会资本的人群，其健康所获得的回报是一样的。然而，由于其他社会因素的区别(如经济社会地位、族群和性别等)，社会资本可能对健康产生不同的影响(Li,2010)。因此，对特定群体关于社会资本和精神健康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研究以城市中的农民工作为目标群体，研究其社会资本和精神健康之间的联系。

(四) 研究问题

从上文的文献回顾中可见，目前国内学者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问题已进行了不少研究，探讨了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现状，以及不同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的农民工群体在精神健康方面的差异，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对农民工群体精神健康水平较低的原因分析仍较为缺乏。如前所述，本研究将深入探讨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三个因素：社会与经济地位、移民行为产生的压力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的影响。

本项目的问卷资料来自于厦门大学社会学系于2008年7-8月份进行的“外来务工人员调查”；选取的研究对象是福建省厦门市的农民工，即具有农村户口，在厦门居留至少6个月，累计工作至少3个月的外来务工人员；选取的地区是厦门经济最为发达的思明区和湖里区两个行政区。研究共发放1 1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915份，有效率为83%。由于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其分布很不均衡，所以本研究所采用的抽样方法是多阶段整群抽样法，即以湖里区的一个农民工生活区聚集地“安兜”作为主要调查点，由32名厦门大学社会学本科生和硕士生对这个聚集地农民工进行随机抽样，共收集问卷600份，其余的315份问卷是在思明区几个工厂集中调查得到的。在地区和居民的选取上，没有严格遵循随机的原则。我们先把样本的各项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与其他研究中¹关于农民工的人口学特征进行横向比较，结果表明，样本各项人口学特征的分布特征基本一致，这证明了本研究抽样群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郑功成、黄黎若莲等, 2007, 《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下)，人民出版社，第577页。

二、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现状

本研究利用心理学中常用的症状自评量表(SCL-90量表)来测量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自感健康是个体对健康状况的一种自我感觉，即对自身健康状况做出的主观评价与估计。在进行大样本调查时，通常不可能有客观的健康评估指标，因此，常常需要使用自感健康状况作为补充从而进行临床评估。事实上，其更能真实反映人们的主观感觉，所以，在健康状况分析中，自感健康状况已越来越多地引起了医学专家和心理学家的重视(祖淑梅，2008)。量表是让被访者根据自己一周以来的健康情况或症状严重程度，对自身健康状况做出的主观评价与估计，共有90个问题。答案采取五级评分，严重程度从“1”(没有症状)到“5”(极严重)分为五级，得分越高代表症状越严重。这个量表可以测量个体精神健康总体症状，以往研究把这90个项目分为九个方面，为与以往研究进行比较，我们采用相同的分类法，具体为：(1)躯体化，该因子主要反映身体不适感，包括心血管、胃肠道、呼吸和其他系统的主诉不适，头痛、背痛、肌肉酸痛，以及焦虑的其他躯体表现；(2)强迫症状，主要指那些明知没有必要，但又无法摆脱的无意义的思想、冲动和行为；(3)人际关系敏感，指在人际交往中的自卑感、心神不安、明显不自在，以及人际交流中的自我意识，消极的期待亦是这方面症状的典型原因，主要指个人不自在和自卑感，特别是与其他人相比较时更加突出；(4)抑郁，以苦闷的情感与心境为代表性症状，还有生活兴趣的减退、动力缺乏、活力丧失等特征；(5)焦虑，一般指烦躁、坐立不安、神经过敏、紧张，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躯体特征；(6)敌对，主要从思想、情感及行为来反映敌对的表现，包括容易烦恼和激动、不能控制自己而大发脾气等；(7)恐怖，包括害怕空旷的场所或街道、怕单独出门等7项；(8)偏执，包括责怪别人制造麻烦、感到大多数人都不可信任等6项；(9)精神病性，指反映各式各样的急性症状和行为，也可以反映精神病性行为的继发症兆和分裂性生活方式的指征；(10)问题中有7个项目(19、44、59、60、64、66、89)未被归入任何因子，而被当作第10个因子来计算(陈昌惠，1999：31-35)。这个量表广泛运用于各项研究中，信度和效度都很好。在本次调查中，90个项目的Alpha信度系数高达0.98。

表 1为厦门市农民工各项因子平均分与常模的一个对比，除了人际关系敏感这项，其余8项的平均因子分均高于全国常模，可以推断，厦门市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常模是在1986年建立的，经过20多年，总体数据有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本文还把厦门市农民工精神健康测量结果与韩少梅等(2006)在2002-2004年间进行的河北、浙江和广西等三省十城市调查的10 052名正常成年人调查的结果进行了对比。

从表 2可以看到，厦门市农民工的各因子平均分除了躯体化外，均远大于三省的调查结果。韩少梅的调查对象是关于正常成年人的，因此，可以推断厦门市农民工群体的精神健康水平远低于正常的健康水平，这与前文所述研究对于农民工总体精神健康状况的描述是一致的。

根据厦门市农民工精神健康各因子得分的比较，从高到低排列依次为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敌对、抑郁、焦虑、偏执、精神性病、躯体化、恐怖，前五项症状在农民工群体中最为突出，这与骆焕荣等(2006)在惠州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从厦门市农民工精神健康的九个因子分别与全国常模、三省模型的对比中，均显示了厦门农民工的焦虑、恐怖和精神性病三项因子分远高于参照组，即农民工群体的这三个症状高于其他群体的平均值，但并不意味着这三个症状的问题最为突出，因为其他群体的这三个症状的值可能比较小。最后，通过上述比较，可以推断我国人民的平均精神健康水平有上升的总体趋势。在此前提下，关注农民工群体的精神健康的问题更具现实意义。

三、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预测变量

在描述农民工精神健康现状的基础上，需要对影响这个群体精神健康的一些原因进行分析。依据以往的研究，我们首先从其社会经济地位和移民角度进行分析。

(一) 预测变量一：社会经济地位

社会经济地位主要包括个体的人口学特征、经济、社会地位测量。本项研究的预测变量为性别、年龄和经济社会地位。经济社会地位包括绝对经济社会地位和相对经济社会地位，前者指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后者指农民工与厦门居民在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绝对经济社会地位测量，通过直接询问被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和过去一年的月收入而获得。其中，月收入是定距变量，可以直接放入回归方程进行检验；受教育程度是定序变量，依据受教育程度从低到高进行赋值。

相对经济社会地位的测量通过向被访者询问：“你认为你在如下几个方面是否和厦门人存在差异”进行，具体包括教育程度、职业、收入和社会地位等4项，选项分别为“相差很大”、“有一点差别”、“差不多”，并依次赋值为1到3分，分值越高，则表明感受到的差异越小，即相对经济社会地位越高。为了简化4个项目，我们用主成法对4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使其转化为相对经济社会地位因子，因子分值越高，表示农民工群体的相对经济社会地位越高(见表 3)。

(二) 预测变量二：迁移压力

农民工从农村迁移到城市，成为城市的移民群体。很多文献论指出，迁移所面临的压力可能会对迁移者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1:13；Carta, et al., 2005；Davies & McKelvey, 1998；Llácer, et al., 2009)。本研究用5个问题来询问农民工来到城市后可能面临的压力(见表 4)，选项均为“经常”、“有时”、“偶尔”、“很少”、“没有”，依照不公平感从高到低依次赋值为5到1。运用主成法对这5个问题进行因子分析，简化为“迁移压力因子”。

(三) 预测变量三：社会资本

根据帕特南(：95)的定义，社会资本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本研究主要从信任和网络两个方面测量农民工的社会资本。

信任是一个人对与其行动选择有关的他人行动的预期(Dasgupta, 1988)，巴伯(Barber,1983)将信任视为通过社会交往所习得和确定的预期；洛特(Rotter, 1980)将信任定义为个人拥有的关于其他个人或群体的语言、承诺、口头或书面的声明等可以信赖的一般化期待。这种期望总是与风险相随，在不确定和不可控制的条件下行动，就是在冒险或在赌博，所以有人认为“信任就是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赌博”(什托姆普卡，2005：33)。由于信任是对他人行动的预期，所以涉及“他人”的问题。为了更确切地了解外来务工者的信任构成，需要知道他们认为哪些“他人”是可以信任或是不可以信任的。参照国内较为常用的测量方法(李伟民、梁玉成, 2002；胡荣、李静雅, 2006；张云武，2009)，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用13个问题分别询问了农民工对“他人”的信任程度(见表 5)。选项分为“非常信任、较信任、一般、较不信任、很不信任”五个等级，并依照信任等级从高到低分别赋值为5到1分。调查表明，农民工对不同类别的人的信任程度差距很大，比如，对家庭成员的平均信任水平达到4.63分，而对网友的信任水平仅2.13分。运用主成分法对测量信任度的13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 再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 共得到3个信任因子(见表 5)，根据信任对象的远近，分别将其取名为“普遍信任”、“工作关系信任”和“特殊信任”。普遍信任是测量居民对社会上其他关系(不确定或不稳定交往关系)的人(主要指陌生人)的信任度, 其对象是社会上大多数人、一般熟人、生产商、网友和销售商；工作关系信任是指与被调查者在工作或生活中具有一般合作关系的人, 其对象是单位领导、单位同事、邻居和一般朋友；特殊信任主要指与被调查者存在着血缘关系和情感交换关系的人, 其对象是亲密朋友、家庭成员、直系亲属和其他亲属。

在网络分析中, 研究者一般会用网络规模、紧密度、构成和异质性等指标来描述网络特征(赵延东, 2008)，本研究主要围绕网络的紧密度和异质性进行测量，具体问题如下。

紧密度指个体和网络成员交往的频率，我们向被访者询问了：“您与同事(邻居、厦门本地人)是否经常来往”，选项分别为“从不来往”、“有时来往”、“较长来往”、“经常来往”，分别赋值1到4。

异质性测量主要依据林南(Lin, 2001)的网络资源地位法，即资源的异质性是衡量社会网络资源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在调查中列出19种职业，了解受访者的交往对象中是否有属于这些职业的，并对被访者回答进行计算，得到一个网络异质性得分。然而，由于不同类型职业所拥有的资源相差很大，根据边燕杰、李煜(2000)在天津、上海、武汉和深圳等四地调查的数据，我们对19种行业进行了赋值：科学研究人员95分、法律工作人员86分、经济业务人员64分、行政办事人员53分、工程技术人员86、政府机关负责人80分、党群组织负责人73分、企事业单位负责人71分、炊事员24分、饭店餐馆服务员11分、家庭保姆或计时工6分、产业工人20分、大学老师91分、中小学教师78分、医生86分、护士48分、司机25分、会计58分、民警52分。

四、研究发现

利用SCL-90量表，可以测得每个被访者总体的精神健康状况，并且，以SCL-90总分为基础，得到一个线性回归模型，以此来验证哪些因素对个体的精神健康产生作用。在回归模型中，以SCL-90量表得分作为因变量，以个体经济社会地位(性别、年龄、收入、相对经济社会地位)、移民压力(移民压力因子)和社会资本(信任、网络)三个因素作为自变量。通过对回归模型的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一) 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对精神健康有一定影响

1.男性的精神状况好于女性。回归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自变量后，男性与女性相比，SCL-90表的得分低9.609，而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这个结果与以往的经验研究结果一致。例如，孙崇勇(2007)在实证调查中计算出女性民工SCL-90表的9个因子分均值及阳性项目数均高于男性民工，且在躯体化、强迫性、人际敏感、抑郁、恐怖等5个因子的得分及阳性项目数上明显高于男性。叶旭军(2003)也认为男性的心理健康水平好于女性，他没有区分心理健康的不同类别，只是计算了心理健康的一个总分，并且用Logist回归分析计算了性别对心理健康总分的影响，发现女性民工发生心理健康疾病的概率是男性的0.653倍。可以认为，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情况几乎一致，女性的精神健康问题较男性来说较为严重。产生这个现象的可能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女性本身的心理承受力较弱，二是女性农民工所受到生存压力和社会歧视较多(叶旭军，2003；孙崇勇，2007)。

2.年龄对精神健康有一定的影响。回归系数表明，年龄每增长1岁，受访者的SCL-90表得分下降0.493。这说明年纪较大的农民工的精神健康水平较高。有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农民工的精神健康水平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升高(叶旭军，2003；詹劲基等，2008)，也即年龄越小，精神方面的问题越严重(魏建良、谢阳群，2008)。但有关年龄与精神健康水平的研究都认为老年人由于其丧偶、退休等重大事件，或因身体、生理因素，其精神疾病问题会更加突出，从而导致偏执、孤僻、人际关系敏感等。由此可见，两个不一样的结论是调查对象的年龄结构所致，即在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研究中，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较低(本项目的农民工平均年龄仅为25.9岁)；而在全国人口调查中，平均年龄大大高于农民工年龄。因此，如果要做严格的比较分析，就要截取相同年龄段的农民工与一般群体进行精神健康水平的分析。

从婚姻状况看，已婚和离婚者的精神健康状况都要优于未婚者。关于收入、婚姻是否会对精神健康产生影响这一问题，不同学者的研究存在较多分歧。例如，蒋善等(2007)认为，已婚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要优于未婚者和离异者；婚姻对于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可能是一个保护因素；而叶旭军(2003)认为，是否结婚并不会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产生帮助，结婚的农民工与非婚组的农民工在精神健康上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二) 个体绝对社会经济地位对精神健康没有显著影响，个体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对精神健康呈显著影响

在回归模型中，个体绝对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对精神健康的影响的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0.052和-0.009，且经过统计检验没有显著性；个体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对精神健康的标准回归系数高达-0.172，且呈高度显著性。相对经济社会地位每增加1分，则SCL-90表得分降低7.227分，即出现精神健康问题症状得分降低7.227分。这个结果表明，影响农民工群体精神健康的负面因素不是他们的低收入和低受教育水平，而是他们和当地人对比后产生的差距感。差距感每增加1分，则SCL-90表的得分增加7.227分。以往的研究大多重视农民工绝对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却忽视了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对其的影响(叶旭军，2003；蒋善等，2007)。

(三) 迁移压力因子对精神健康产生重要影响，且具高度显著性

在回归模型中，对精神健康产生最重要影响的预测变量是压力因子，其标准回归系数高达0.254(在回归模型中标准回归系数最高)，回归系数为10.459，即压力因子每增加1分，SCL-90表的得分也相应增加10.459分，则精神健康水平越低。从分析中可知，农民工群体来到城市打工的迁移行为，成为他们精神健康水平低于其他群体的最为主要的因素。因为在迁移过程中，他们面临各种压力，例如，当地居民的排斥、不公平待遇，等等，都可能对他们的精神健康产生显著的不良影响。在统计中，至少有1/3被访农民工感受到社会不公平。对农民工公平感的频数分析表明，很大一部分农民工的社会不公平感较强，这显然不利于其自身的精神健康状况。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何农民工的精神问题比其他群体更为突出。当这些不公平情绪无法消除，失望的情绪只能自己消解，其结果往往是自我折磨——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将冲突尽情表现，这将更多唤起个体的负性情感体验，最终可能导致这些个体内心世界的失衡(花菊香，2008：58-59)。

(四) 社会资本对精神健康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

在网络紧密度中，与同事和邻居的交往对精神健康水平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交往频率越高，则SCL-90表的得分越低，出现精神问题的症状也越少。但是与厦门人的交往却不利于个体的精神健康，因为与厦门人交往越多，SCL-90表的得分越高，即出现精神健康问题的症状越多。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看, 人们的心理满足感和精神健康水平与其选择的参照群体有着重要的关系, 人们最有可能参照的群体就是他们自己日常交往的社会网络成员(赵延东, 2008)。所以，如果农民工群体和厦门居民的交往越频繁，他们就会更多地以厦门居民作为参照群体，更容易感受其社会经济地位和当地人存在的差距，这种感受会对他们的精神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网络的异质性也会对农民工群体的精神健康产生消极影响，这个结果与以往的研究明显不同。以往研究表明，网络各项特征(网络规模、紧密型、异质性)均会对个体的精神健康产生积极影响(Song，2009；Li，2010；赵延东，2008)，但农民工群体得出了与其相反的结论。农民工群体处于城市底层，导致了他们在网络交往中，更加感受到与城里人的差异，这种压力的负面作用远大于他们从网络中获得的资源和支持。

虽然社会资本的信任指标对精神健康的影响没有显著的统计性，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信任指标对这个群体的影响是积极正面的。回归模型中显示，信任因子的得分越高，SCL-90量表的得分越会下降，即出现精神疾病的症状的数量下降。对比三种不同的信任因子的标准回归系数后可见，普遍信任的标准回归系数最大，影响也最大。

四、结语

世界卫生组织(WTO)将健康定义为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而是一种身体、心理和社会的完好状态。也就是说，健康是人的躯体、精神、心理状态与自然状态、社会状态等的协同适应和良性互动。由此可见，人们对健康的认识己从单纯生物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目前，研究均显示，对健康的评价应该从生理、心理、社会等多方面进行，这样的结果才是比较全面的(祖淑梅，2008)。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从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看，影响精神健康的因素是他们的相对社会经济地位，而不是他们的绝对社会经济地位；群体迁移行为产生的压力，对其精神健康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精神健康有一定的影响，但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这是由于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决定的。同时，这也表明研究不同群体的社会资本和精神健康关系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