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Vol. 3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转型路径，体现为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逐步替代，在分配制度上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原则，造就了世界瞩目的经济发展的“中国速度”。然而，随着改革深入，片面的“经济增长”路径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即经济虽然高速度增长，但社会发展却相对滞后，社会不平等、贫富分化、城乡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渐趋严重(Gustafsson，Li & Sicular，2008；Whyte，2010)，这些问题对中国社会转型形成挑战，进而引起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反思。近年来的全国性调查也显示，社会公平和收入差距问题已被公众广泛认为应该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更多重视(沈明明，2009：86)。转型过程中，几乎所有的社会群体都在短期内经历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人们如何评价和认知改革所带来的分配状态，尤其是当前的分配状态是否被视为合理就至关重要。转型社会中，一方面，对分配公平的认知直接决定着公众对经济和政治合法性的认可(Wegener，2000)；另一方面，人们对分配公平的理解关系到国家基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Ladd & Lipset，1980)。
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公平？王绍光(2006)的分析发现，公平的客体包括尊严、权利、机会和结果等多个维度，结果公平也涉及收入、资产、幸福、资源、能力和参与等多个子维度。我们可以从中提炼出一些现代社会公认的社会公平的基本维度，如结果公平、机会公平和程序公平(Hochschild，1981；Verba & Orren，1985；Barry，2005：37)。这三种公平在转型中的中国同样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张曙光，2004；姚洋，2004；王绍光，2006)。分配公平旨在研究影响个体福祉的条件和物品分配的公正性(Deutsch，1985：31)，机会和结果公平均是其重要内容。机会公平强调机会在不同人群中的公平分配，指社会中所有人都应拥有获得成功的平等权利和机会；结果公平则追求实质公平，要求收入和财产等有价资源在社会成员之间相对均等分配；程序公平关注分配过程，强调所有人在机会和结果获取的过程或制度上被公平对待。
分配公平感指人们对社会重要资源分配公平程度的感知，根据分析层次的差异其又可分为微观公平感和宏观公平感(Berger, et al., 1972；Brickman, et al., 1981)。限于篇幅，本文着重关注微观公平感。结果和机会是公众判断社会资源分配是否公平的两个最基本维度(Verba & Orren，1985；Kluegel & Mateju，1995：214)。尽管结果公平是分配公平的重要领域，但公众对自己向上流动的公平机会的认知在现实社会中也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Whyte，2010：43；Wang，2010；Wu，2009)。结果不平等描绘的是收入和财富等有价资源分配的结果，而机会平等则涉及缩小差距和赶超别人是否可能的问题(边燕杰等，2008：29)，二者分别反映分配公平的不同方面。现有研究对结果公平感有深入讨论(马磊、刘欣，2010；翁定军，2010；王甫勤，2011)，却忽视了机会公平感，更未能分析二者的关系及形成机制的差异。本文利用2009年“中国公民价值观调查”数据，描述公众的结果公平感和机会公平感，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探讨社会结构和相对剥夺对两种公平感的影响，并比较两种公平感在形成机制上的异同。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 社会结构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中国逐渐形成阶层化社会，阶层间的边界(如生活方式和文化)和阶层内部认同开始形成(孙立平，2006)，有研究发现阶层意识渐趋清晰化(刘精明、李路路，2005；翁定军、何丽，2007：73)。社会结构被认为是影响分配公平感的重要因素，而学术界对社会结构机制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存在不同看法。马磊、刘欣(2010)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人分配公平感之间不存在“结构决定论”的问题，客观社会地位与分配公平感也不存在线性对应关系。不是农民和西部地区居民，而是城市居民、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和中部居民更不接受当前的不平等现状(怀默霆，2009)。翁定军(2010)基于上海市的数据发现，公平感是联接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阶层意识的中介变量，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更倾向公平认知。王甫勤(2011)在上海的研究也表明，社会经济地位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对不平等的归因影响分配公平感。
关于社会结构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当前研究大多从社会分层角度抽象地阐述社会经济地位的效应，而没有区分社会结构不同部分的独特影响(孙明，2009；马磊、刘欣，2010；王甫勤，2011)。概括起来，社会结构主要通过三个机制影响分配公平感。首先，社会结构反映地位资源分配的群体不平等，决定着不同地位群体的利益所在。较高地位群体的人通过认可现有分配制度及结果的合法性保障阶层的优势地位，较低地位群体的人则更可能认为现有分配状况是不公平的。其次，人们进行分配公平评价的标准源于社会结构地位(Alwin, et al., 1995：112)。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倾向于当前社会中普遍适用的分配原则，而地位较低的人倾向于更为平均的分配，甚至要求“劫富济贫”。孙明(2009)注意到，在分配市场化的今天，“应得原则”已经主导分配公平观，但社会底层却更支持“平均原则”。第三，生命历程(尤其是职业生涯)中的社会流动在公平感的形成中也扮演重要角色(Wegener & Liebig，1995：272)。社会结构地位并非只是静态的地位差异，当前的社会经济地位只是改革以来社会流动的某种积淀。从社会流动角度看，社会转型中的“赢家”和“输家”对分配公平有着迥异的态度(Verwiebe & Wegener，2000；怀默霆，2009)。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的获益者与受损者日益明晰化，对分配公平的感知也有分化的趋势。此外，在城乡分割体制下，农村居民、城市居民和流动人口逐渐形成特定的社会构建，对其社会地位和分配公平有着完全相异的看法(Wang，2010)。值得注意的是，Deutsch(1985：208)认为教育对机会公平有独特影响。因为正式教育的目标在于认知发展、培养动机和发展社会和伦理价值，其根本功能在于在人群中分配优点(merit)，为人们提供向上流动的基本动力。教育是确保优势获得之机会均等的基本机制(Roemer，1998：54)。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提出以下三组假设：
假设1a：收入水平越高，人们越倾向认可结果公平；
假设1b：收入水平越高，人们越倾向认可机会公平；
假设2a：受教育水平越高，人们的结果公平感就越强；
假设2b：受教育水平越高，人们的机会公平感就越强；
假设3a：职业阶层地位越高，人们就越倾向认可结果公平；
假设3b：职业阶层地位越高，人们就越倾向认可机会公平。
单位制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大特征。从分配的角度说，市场化改革改变了传统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开始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来分配收入、教育、就业等核心社会资源。学术界还就市场转型带来的分配效应展开激烈论战(边燕杰等，2002)，如“市场转型论”与“权力维系论”关于政治资本(公有单位、党员等)回报的争论。单位差异代表着不同的产权形式和分配制度，也反映着市场化的演进程度。中国同时存在着国有、集体、外资、民营和个体经营等多种单位类型，不同类型的单位具有不同的工资福利制度、流动晋升机制和劳资关系(罗忠勇、尉建文，2009)。尽管引入市场机制，但国有单位仍然延续了平均主义分配；外资企业承袭资本输出国的企业制度，通常根据能力和业绩分配收入和晋升机会(刘林平、郭志坚，2004)；民营企业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在分配制度上主要基于能力和业绩。此外，个体经营者(如个体工商户、国企改制后的下岗人员和自由职业者等)直接面对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生产和分配由市场决定。农村保留了集体所有产权，经营上包产到户，村集体和个人在分配中都扮演重要角色。孙明(2009)发现，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党政机关和公有企事业单位人员更接受“平均原则”，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私有部门雇员和农民则倾向“应得原则”。现在或曾经在国企工作的人更倾向于认为收入差距过大(怀默霆，2009)。基于以上讨论，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a：相对于隶属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公有和农村集体单位，市场化程度更高的私营或外资单位雇员和个体经营者更倾向认可结果公平；
假设4b：相对于隶属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公有和农村集体单位，市场化程度更高的私营或外资单位雇员和个体经营者更倾向认可机会公平。
(二) 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相对剥夺理论认为，人们对分配公平的感知来源于在“社会比较”中产生的“相对剥夺”(Adams，1965；Festinger，1954；Runciman，1966)，相对剥夺发生于如下条件：(1)知道他者拥有X；(2)期望得到X；(3)感受到应得X；(4)认为获得X是可行的(Runciman，1966)。刘欣(2004)发现，城市居民的阶层认知就来源于急剧变动社会中人们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变化的感知，并因此形成明确的阶级或阶层意识。中国的其他相关研究也发现，相对剥夺(局部比较论)较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结构决定论)能更好地解释分配公平感(马磊、刘欣，2010)。
相对剥夺解释的关键在于人们如何选择参照群进行比较。该理论认为，参照结构(referential structure)的选择分别发生在微观和宏观领域(Runciman，1966)，微观领域是指家庭、工厂和社区等同质性群体，宏观领域指不同的文化或结构性条件(Alwin, et al., 1995)。群体相对剥夺假定个体处于一种被剥夺状态，并感受到相对于社会其他群体的被剥夺状态，人们将产生相对于参照群的不公平感(Runciman，1966)。个体相对剥夺也发挥重要影响(Verba & Orren，1985：3)，它的对象是社会交往中的具体个体，形成主要基于个体判断，缺乏充分的社会化过程。当人们未能实现自认为应得和匹配的生活期望时，人们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和幸福获得等重要社会资源的差别就通过个体相对剥夺体现。早期研究发现，在评价不平等时，大多数人只基于相对受限的参照群体与“类己者”进行比较，而不是与广泛的社会比较(Runciman，1966；Evans, et al., 1992)。近年的研究表明，伴随着日益增加的社会异质性，群体间差异更为复杂多样。加之信息化时代网络和大众媒体普及的影响，作用于群体间比较的信息大量增加，大众逐渐熟知社会上层的收入和消费方式，因而群体相对剥夺对人们公平感的影响也日益加剧(Schor，1998；Hamilton，2003)。
人们不仅进行人际间(inter-personal)比较，也进行人际内(intra-personal)比较。Gurr(1970)尤为强调相对剥夺的动态性，递减性剥夺是他解释暴力社会运动的关键概念。由于缺乏纵贯研究，尽管不少研究者强调纵向比较(Runciman，1966；Gurr，1970)，但纵向相对剥夺直到近年才受到关注(Pettigrew，2002；Gartrell，2002)。基于反事实比较，Olson和Roese(2002)发现，人们在与过去的比较中能够生成向上和向下的相对剥夺。
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的相对剥夺，人们不仅在特定时点进行横向比较，还与自己或所属群体过去的生活体验进行纵向比较(Brickman, et al., 1981；Wegener，1991；马磊、刘欣，2010)。考虑到人们进行社会比较的参照范围和时间的差异，本文引入“群体剥夺—个体剥夺”、“横向剥夺—纵向剥夺”两个维度，将参照结构分为个体横向剥夺、群体横向剥夺、个体纵向剥夺、群体纵向剥夺四个子类型。简言之，横向剥夺指人们在特定时点以他人(群体)为参照，对其分配状态进行的横向比较，而纵向剥夺指人们以自己的当前状态，与自己或者他人(群体)的过去状态进行纵向比较。横向剥夺更可能是强调结果公平感的心理基础，而纵向剥夺却与强调流动机会的机会公平感密切相关。据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5a：个体和群体横向剥夺感越强，人们越不认为当前的结果分配是公平的；
假设5b：个体和群体纵向剥夺感越强，人们越倾向认为当前的机会分配不公平。
三、数据、变量及方法 (一) 数据本文的研究数据来自2009年的“中国公民价值观调查”。该调查由怀默霆等和北京大学国情中心合作实施，采用分层多阶段和GPS/GIS辅助的区域抽样方法，该方法有效解决了传统户籍抽样中的人户分离、一户多址以及行政边界不清的问题(Landry & Shen，2005)。首先，将全国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和西北7个区域；然后分四阶段抽取初级抽样单位(半度格)、次级抽样单位(一分格)、三级抽样单位(半分格)和小格，实地抽取有人居住的地址，并按照Kish表在该地址抽取一名18-70周岁且居住满1个月的成年人为受访人。调查在23个省、市、区共抽取4 279位受访人，完成访问2 866位，有效应答率为66.98%。
(二) 变量界定及测量 1. 因变量分配公平感受公平理论的影响，分配公平的早期研究集中于分析人们或群体间报酬和产出的分配状况(Adams，1965)，Deutsch(1985)拓展了这一概念，认为分配公平应该关注有关个体福祉因素的方方面面，如机会与晋升等。分配公平感分别测量人们对微观“结果”和“机会”分配公平程度的感知。依据亚当斯(Adams，1965)对分配公平的原初定义，人们的公平评价基于对投入和所得的比较，当所得等于投入时，人们会认为报酬分配是公平的，而投入与产出的不对称会造成两种不公平感：欠受益(underbenefitedness)和过受益(overbenefitedness)。由于客观投入与产出难以衡量，近来研究发现，人们只要感受到回报大于其贡献而无所谓是否对等，公平感就会产生(Polk，2011；马磊、刘欣，2010)。结果公平感用“工作报酬比应该得到的少很多、少一些、基本合理、多一些，还是多很多”测量，赋值为1-5，数值越大，结果公平感越强。机会公平感指人们对向上流动机会大小的感知(Wegener，1991；Olson & Roese，2002)，用人们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还是很大的”的赞同程度测量，赋值为1-5，数值越大越认为自身的流动机会是公平的(Whyte，2010)。
1.考虑到样本量较小，本文将刘欣(2010)职业分层中的社会上层和中产上层合并为社会上中层。
2. 自变量社会结构本文以教育水平、收入水平、职业和单位类型综合测量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教育水平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四类；收入水平是受访人在2008年的家庭人均收入；为方便比较，职业分类采取了刘欣(2010)对城市阶层的划分框架，并结合怀默霆(2009)对农村职业分层的划分，将职业分层划分为社会上中层1、中产下层、技术工人/一般职员、非技术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个体工商户、城市其他、农民和农村非农等八类。单位分为公有单位和农村集体(包括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集体单位)、外资/私营单位和个体经营三类(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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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2 866) |
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是将自己当前的分配状态与他人(群体)、过去的分配状态作比较。当前研究主要通过直接询问受访人对他人的比较测量(Tropp & Wright，1999：712；马磊、刘欣，2010)。个人横向剥夺的参照类为日常生活中联系最密切的人群，用“与亲戚(同学、同事、邻居)的平均生活水平相比，您觉得自己的生活水平如何”测量，并取各项的算术平均值建立加总指标(Cronbach’s alpha=0.772)；群体横向剥夺的参照类是广义的社会大众，用“与本县市的人(全国的人)的平均生活水平相比，您觉得自己的生活水平如何”测量，取算术平均值建立加总指标1(Cronbach’s alpha=0.780)；个体纵向剥夺用“您目前的家庭经济状况，与五年前相比，是好很多、好一些、没变化、差一些，还是差很多”测量。群体纵向剥夺的测量问题为“改革使有的人失去很多，有的人得到很多。您觉得您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这四个变量进行负向赋值，数值越大表明相对剥夺感越强。
1.对六类参照类的“横向剥夺感”的因子分析显示，“个体横向剥夺”和“群体横向剥夺”两个因子的特征值依次为3.047和1.062，两个公因子的累积贡献率为68.48%。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党员、地区等人口学与社会环境变量以及挫折经历。挫折经历是不公平抱怨的来源(Berkowitz，1972)。怀默霆(2009)引入“不幸经历”衡量个人和家庭不平等相关挫折经历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不幸经历会导致人们对现有社会不公平进行批评。个人生命历程中的社会排斥等不公平经历(Orkeny，2000)是社会不公平感的微观成因。有研究发现，工人遭受的权益挫折、尊重挫折和地位挫折对其公平感有重要影响，权益挫折同时引起工人经济性、社会性和生理性的不公平感，而尊重挫折只对社会性不公平感有显著影响，地位挫折是经济性不公平感的一个原因(罗忠勇、尉建文，2009)。本文的挫折经历包括主观负担、不幸经历和歧视经历。主观负担用“会因生大病、养老、孩子上学、养老指望不上子女而担心”测量，取各项的算术平均值得到指标变量(Cronbach’s alpha=0.687)。不幸经历指过去三年中自己或家庭发生过“得重病、人身伤害/财产损失、亲近亲属去世、下岗或失业、难以支付医疗费、因学费而辍学、受到官员的不公正对待、打官司、房屋被强拆或土地被征用”等不平等相关经历的频次(Cronbach’s alpha=0.604)。歧视经历指自己及家人日常生活中发生过“比其他人更难找到工作、更难得到医治、更难进入本地学校、别人不愿意接近、别人对您的礼貌程度比对待其他人差、人们以别名来侮辱您”等经历的频次(Cronbach’s alpha=0.867)。
(三) 方法与模型 1. 复杂抽样设计分析(SVY)传统统计分析假定用于统计分析的样本是简单随机样本。实际调查中考虑到成本和时间的限制，研究者通常基于复杂抽样设计(如分层多阶段抽样等)收集数据，如果统计推论不考虑抽样设计(抽样概率、层和群)的影响，会对总体作出有偏的点估计，或者获取比实际标准误更小的标准误，因此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应该考虑到复杂抽样设计的影响(Kish，1965)。STATA提供复杂抽样设计分析方法，将抽样权重、层和群等抽样设计信息纳入统计误差估计，有助于获得精确、无偏和正确的统计推论。本文数据分析是基于复杂抽样设计。
2. 序次Logistic模型(Ordered Logistic)本文利用序次Logistic模型来拟合“结果公平感”和“机会公平感”的决定方程。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基于累积Logit模型。假设因变量有1到J个定序的值，x是解释变量的向量，那么因变量小于等于j和大于j的累积Logit为：
| $ {l_j}\left( {{x_i}} \right) = \log \left[ {\frac{{\Pr \left( {{y_i} \le j|{x_i}} \right)}}{{\Pr \left( {{y_i} > j|{x_i}} \right)}}} \right] = {\alpha _j} + x{'_i}\beta $ | (1) |
公式1中，β是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αj是估计的截点，自变量的系数可以转换为发生比解释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此外，该模型假设自变量的效应在因变量各类别间固定不变，即回归系数不受因变量类别差异的影响，这样拟合得到的Logit对应着J-1条平行线，因而利用该模型时需要对“比例性”假设条件进行检验，如果违背该假设，研究者应该考虑限定更为宽松的广义序次模型(Long & Freese，2006：200)。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似然比卡方(Likelihood Ratio Chi-Square)检验不适用于复杂抽样设计分析，Brant卡方检验不能实现比例特性检验。Williams(2006)提出在复杂抽样设计分析中利用Adjusted Wald统计量基于广义序次模型来检验比例特性，本文即使用该方法。
四、转型期公众的结果公平感与机会公平感市场经济体制下，机会和结果构成人们评判分配公平程度的最基本依据。基于对2009年全国性代表样本的统计分析，表 2描述了公众对收入获得和流动机会公平程度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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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公众的结果公平和机会公平感(N= 2 866)(%) |
就结果公平而言，一半以上公众认为工作报酬是公平的，其中52.84%认为“基本合理”，5.34%认为“比应得的多”，然而仍有三成以上公众认为“工作报酬比应得的少”，甚至5.57%持“少很多”的强不公平感。相对而言，公众更具机会公平感，大多数公众(59.07%)认为自身向上流动的机会是公平的，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还是很大的”说法表示“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的比例分别为47.38%和11.69%。持中立态度的占13.35%，但仍有两成多公众(21.82%)不认可机会公平的说法。公众总体上表达了正向的分配公平评价，与Whyte(2010)和吴晓刚(Wu，2009)对分配公平感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这表明，大多数公众接受了改革以来建立起的收入获得和社会流动分配制度，以及该分配制度的配置结果。然而，上述结果仍表明，改革以来的社会转型并非“没有输者”的转型(Lau，Qian & Roland，2000)，相当比例的公众表达了社会不公平感，这应该引起关注。
作为分配公平的两个最重要维度，结果公平和机会公平无论在哲学诉求层面还是社会实践层面，都既联系密切又有冲突。而公众又如何认知二者的关系？为便于分析，笔者首先将“结果公平感”的“多一些”和“多很多”合并，将“机会公平感”的“非常不同意”和“不太同意”合并，以避免列联相关分析时出现空单元，并将“不知道”和“无回答”等进行中间态度替代。列联表分析(见表 3)显示，“结果公平感”和“机会公平感”相互独立的假设在90%的置信水平上被拒绝，二者仅存在微弱的正向相关(Gamma=0.177，P<0.1)。这支持了本文关于“结果公平感”和“机会公平感”分别反映公众对分配公平不同维度的感知的假说，从而使得进一步探讨二者不同的形成机制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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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结果公平感和机会公平感的相关关系(N=2 037) |
另外，确定主要社会群体的相对位置，不仅有助于定位各社会群体的分配公平感，更为下文的多元回归分析做了探索性分析。为比较不同群体的相对位置，可以将定序测量理解为对潜在变量“结果公平感”和“机会公平感”重要门槛的测量，即利用“1-4”的赋值表示公众对“结果公平”和“机会公平”的评分，数值越高代表越具公平感。同时，依据性别、年龄、收入、教育水平、职业、单位类型和地区等主要客观维度，分别计算出各群体的“结果公平感”和“机会公平感”的平均得分，以“结果公平感”和“机会公平感”的总体均值为分界线，可以简要区分出归入两种公平感四种不同组合的人群(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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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主要社会群体的“结果公平感”和“机会公平感” |
尽管表 4各组合包含了多个维度的客观群体，但仍可以从中概括出几种分配公平感所赖以存在的群体性特征。相对而言，社会经济地位高、年轻、市场化更高的人群倾向于认为结果和机会分配都公平；社会经济较高、中年、市场化程度低的人群则认为尽管有公平机会但缺乏结果公平；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农村居民认为尽管结果公平但缺乏公平的机会；而社会经济地位最低、中老年人群则认为自己同时缺乏结果和机会的公平。当然，表 4只提供分配公平感在主要客观不平等维度上的简要图式，并未考虑统计控制，下文将结合客观维度与主要的主观维度来探索结果公平感和机会公平感的形成机制。
五、结果公平感和机会公平感的形成机制为检验不同因素对结果公平感和机会公平感的影响，本文分别设置了4个嵌套模型以比较其解释力(见表 5)。模型1是基准模型，只纳入控制变量；模型2增加了社会结构等客观变量；模型3将相对剥夺感等主观变量纳入；模型4是最终模型。所有模型均利用复杂抽样设计的序次Logistic回归估计。该方法不能报告对数似然值和伪决定系数等比较模型解释力的指标，本文提供一般Ologit模型的拟合指标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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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结果公平感的序次逻辑斯蒂回归分析(N=2037) |
表 5报告了结果公平感的回归分析结果。全模型通过了比例特性检验，表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存在比例特性，因而有理由利用序次Logistic回归拟合数据1。比较四个模型的对数似然值(Log-likelihood)和伪决定系数(Pseudo R2)可以发现，模型2和模型3的解释力显著优于模型1，而模型4的解释力最优，这表明纳入社会结构和相对剥夺感等变量后提高了模型的拟合水平。控制变量中年龄和党员对结果公平感没有显著影响，女性在90%的置信水平上比男性更具结果公平感，中部居民也在90%的置信水平上比东部居民更认可结果公平。不幸经历显示了预期的负向效应，但纳入相对剥夺变量后不再统计显著，而歧视经历在同时纳入社会结构和相对剥夺后反倒边缘显著，这可能源于歧视经历与其他自变量的相关关系。人们对医疗、养老和教育的主观负担会降低结果公平感，主观负担每增加1个单位，人们倾向结果公平感知的发生比只有原来的54.1%，这反映了“社会和经济不安全”的效应(Hogan，Chiricos & Gertz，2005)，暴露在社会和经济不安全状态下的公众更易于感受到安全感的缺失，进而也会要求以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来实现公平。
1. “比例特性”检验基于Williams(2006)编写的Stata命令“gologit2”。
模型2和4显示，社会结构对结果公平感的影响比较复杂，本文从收入、教育水平、职业和单位四个方面考察其影响。第一，模型2显示，家庭人均收入对结果公平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使控制了相对剥夺变量(模型4)后，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每变化1个单位，引起结果公平感的发生比也为原来的1.274倍，表明收入越高越具有结果公平感。第二，教育水平的影响并非线性，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人更倾向于认为结果分配不公平，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的人比小学及以下者倾向结果公平认知的发生比低0.541，而高中学历则与小学及以下没有显著差异，初中学历者只在90%的置信水平上比小学及以下更缺乏结果公平感。高等教育水平的人之所以对其结果分配持批评态度，可能与高教育者对收入回报的高期望与现实获得的低水平存在落差有关。第三，控制其他变量后，相比于农民，除社会上中层、中产下层、农村非农就业者外，非技术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个体工商户倾向结果公平认知的发生比只有农民发生比的34.7%和47.8%，而技术工人、一般职员也在90%的置信度上比农民更倾向不认可结果公平。最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外资/私营单位、个体经营者雇员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公有单位和农村集体就业者相比，尽管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单位的差异对结果公平感的影响在现阶段并不显现。总体上，社会结构的效应与研究假设既有一致也有差异，其中收入的影响与假设保持一致，而教育水平和职业对结果公平感的影响则存在非线性关系，高等教育水平的人和城市中下层就业人群更倾向于对其分配结果持批评态度。
在相对剥夺方面，横向相对剥夺对结果公平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纵向相对剥夺无此效应。就横向相对剥夺而言，个体横向剥夺在99%的置信水平上影响着人们对结果公平的判断，群体横向剥夺没有显著影响。模型4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个体横向剥夺每增加1个单位，引起结果公平感属于高组的发生比就只有低组的41.6%，即人们的个体相对剥夺感越强，就越认为自己的收入所得分配不公平。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一方面，纵向相对剥夺衡量人们对个体或群体社会流动的感知，而人们在生成结果公平感时大多定位在某一特定时点，比较的对象主要是该时点的其他个体或者群体，因而纵向相对剥夺几乎不影响结果公平感；另一方面，在横向社会剥夺中只有个体相对剥夺感的效应与假设一致，即公众对结果公平的感知主要源于与个体周围的小圈子成员(如亲戚、同学、同事和邻居)的比较，不涉及与更广泛的“他者”群体(如本县市或全国的其他人)的比较。这一发现与以往研究关于“自我中心的剥夺感”(Egocentric RD)在个体微观行为上发挥关键作用一致(Runciman，1966)。“自我中心剥夺感”在中国公众生成结果公平感时的强效应可能与中国人在形成社会关系时依赖于亲疏远近的“差序格局”有关(费孝通，[1947]2005)。社会比较的对象选择过程嵌入于人们的社会网络，人们之间的社会互动越强、越频繁、越复杂，就越可能互相比较(Gartrell，2002)。在差序格局下，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通常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血缘、地缘和业缘等为依据，“由己推人”建立起来的圈层结构，人们的主要社会关系都发生在封闭的小圈子里，人们形成微观公平感时不可避免地会以小圈子成员为参照。
(二) 机会公平感的回归分析结果表 6的数据显示的是机会公平感序次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四个模型的对数似然值和伪决定系数显示，模型2和模型3的拟合水平显著优于模型1，尤其是考虑相对剥夺感的模型3显著地提高了模型的解释水平。模型4最好地解释了机会公平感，而最终模型也通过比例特性检验。首先，控制变量中的党员、歧视经历、不幸经历对机会公平感没有显著影响。年龄对机会公平感有负向影响，女性比男性更多地感受到机会不公平，这与现实生活中年轻人比老年人、男性比女性具有更多的机会密切相关，不过这种效应在控制了人们社会结构的差异后只达到边缘显著或不再显著。中部居民比东部居民更缺乏机会公平感，控制了社会结构后，二者没有显著差异，但是西部居民比东部居民更具机会公平感。此外，影响机会公平感的挫折经历也是主观负担，人们感知到的医疗、养老和教育负担越重，就越不认为自己有向上流动的公平机会，主观负担每强化1个单位，人们倾向机会公平感知的发生比就只有原来的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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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机会公平感的序次逻辑斯蒂回归分析(N=2866) |
在社会结构方面，基于模型2和4可以发现，教育水平、职业和单位显著影响公众的机会公平感，收入与机会公平感无关。第一，模型2显示，家庭人均收入对机会公平感有正向影响，但纳入相对剥夺变量(模型4)后，家庭人均收入不再显著。第二，教育水平对机会公平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吴晓刚(Wu，2009)的发现一致。初中和高中学历的公众倾向机会公平感的发生比分别是小学及以下人群的1.315倍和1.436倍，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倾向机会公平感的发生比最高，是小学及以下者的1.791倍。众所周知，教育是向上社会流动的基本机制，也是促成机会公平的主要途径(Reimers，2005)，较高的教育水平通常意味着更多的社会流动机会，也更易感受到机会公平。第三，职业对机会公平感的影响呈现非线性。模型2中技术工人/一般职员、非技术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和城市其他等城市中下层对自身机会公平的评价显著低于农民，而其他职业群体与农民没有显著差异，而模型4控制了相对剥夺后，只有非技术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的影响仍然统计显著，其倾向机会公平感的发生比只有农民的55%。技术工人/一般职员和城市其他群体的机会公平感不再统计显著，表明相对剥夺对这两类人群形成机会公平感的过程有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单位差异对机会公平感也具有一定影响，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外资/私营单位就业者更认为自己有提高生活水平的公平机会。与公有单位和农村集体相比，外资/私营单位雇员在90%的置信水平上倾向机会公平感的发生比是前者的1.753倍，而个体经营与前者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所有制差异及相关的分配制度在塑造人们对机会公平的感知上发挥着作用。与国有和集体制下的“大锅饭”和“平均主义”不同，私有产权及相应的市场分配机制更能促进社会流动的平等机会。概括起来，与社会结构假设一致的部分主要反映在教育的影响上，职业和单位类型只有局部影响，收入与机会公平感无关。
与相对剥夺对结果公平感的影响不同，横向剥夺和纵向剥夺都对机会公平感有显著影响，个体和群体纵向剥夺如预期一样与机会公平感负相关，个体横向剥夺也对机会公平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首先，由于纵向相对剥夺主要涉及个体(或其所属群体)与过去分配状态的比较，因而更可能直接与人们对流动机会公平与否的评价相联系。模型3和4显示，个体纵向剥夺和群体纵向剥夺与机会公平感呈现稳定的负相关关系。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个体纵向剥夺每强化1个单位，引起人们倾向机会公平感的发生比就变为原来的65.9%，群体纵向剥夺也存在类似效应，1个单位的变化导致人们的机会公平感比原来降低了10.5%。其次，尽管群体横向剥夺如预期一样与机会公平感无关，但个体横向剥夺不仅影响结果公平感的形成，也塑造了公众的机会公平感。在统计上，个体横向剥夺每增加1个单位，人们倾向机会公平感的发生比就会变为原来的63.7%。上述结果再次确认了个体相对剥夺在解释微观公平感中的重要作用。个体横向剥夺和个体纵向剥夺均对机会公平感有重要影响，这无疑与中国社会在形成社会关系时存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有关。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并未形成如西方社会以阶层、宗教、种族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群体社会，而在一定程度上仍保持着差序格局的社会组织方式，人们在定位自身时主要参考与自己比较亲近的小圈子成员，而不会“看到”遥远的“他者”或抽象的“群体”。实际上，即便是英美等西方国家，社会比较也主要发生在同质性群体内(Evans, et al., 1992；Smith & Leach，2004)。此外，群体纵向剥夺影响机会公平感，也与其测量方法不无关系，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为背景来测量群体纵向剥夺实际上将纵向比较延长到30年，长时段允许公众有充分信息来与“他”群体进行比较(Gartrell，2002)。
六、总结与讨论社会公平感反映人们对当前社会重要资源分配状态的评价。本文在当前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实证分析公众对结果公平和机会公平的感知，探索并比较影响二者的结构性和社会心理动因。与现有的文献重点关注结果公平感不同，本文同时关注结果公平感和机会公平感。研究发现，超过一半的公众认可当前的结果和机会分配状态，但仍然有相当比例的公众缺乏结果和机会公平感知。相比而言，公众的机会公平感高于结果公平感，相关分析显示二者存在边缘显著且微弱的正相关关系，即二者反映了分配公平感的不同纬度。因此本文分别对二者建模以探讨社会结构和相对剥夺对分配公平感不同维度的影响。
社会结构在塑造分配公平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现有研究对于社会结构解释存在争议(马磊、刘欣，2010；Whyte，2010)，本文发现社会结构对结果公平感和机会公平感均有重要影响，但影响机制存在差异。就结果公平感而言，收入显著地促进结果公平感，是最重要的社会结构解释因子；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人可能由于对收入回报的高预期而更多地表达结果不公平感；非技术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个体工商户等城市中下层就业人群缺乏结果公平感。就机会公平而言，收入与机会公平感无关；教育与机会公平感正相关，且影响巨大；非技术工人和商业服务业员工等城市下层就业人群也缺乏机会公平感；单位差异不影响结果公平感而影响机会公平感，外资和私营单位雇员比国有和集体单位雇员更显著倾向表达机会公平感。简言之，结果公平感与收入密切相关，而机会公平感主要受教育水平决定，城市中下层就业者对其结果分配和流动机会均持批评态度。
本文肯定了相对剥夺解释的重要性，并基于“个体—群体”和“纵向—横向”相对剥夺的理论框架探讨了其对结果公平和机会公平感知的不同影响机制。首先，个体相对剥夺而不是群体相对剥夺对微观分配公平感有决定性影响。个体横向剥夺是影响结果公平感的唯一相对剥夺变量，而个体横向剥夺和个体纵向剥夺同时影响机会公平感。其次，结果公平感只受横向剥夺影响，而机会公平感主要受纵向剥夺的影响。上述发现表明，相对剥夺的作用主要受社会关系的组织方式与信息暴露度的影响。中国人是基于差序格局而不是团体格局组织社会关系(费孝通，[1947]2005)，因而以个体周围小群体成员为参照而产生的“自我中心剥夺感”发挥着强效应。此外，信息也限制着人们与距离较远的“他者”群体的比较，除非使人们暴露在较充分的信息中，否则人们对社会中遥远的“他者”只会存在抽象映像而难以有效比较。纵向群体剥夺的效应也说明了信息的重要，本文将纵向群体比较的时间延长至三十年从而确保公众能对“他”群体有充分信息进行比较。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囿于数据，本文在“机会公平感”和“群体相对剥夺”的测量上存在不足。目前尚未有成熟的“机会公平感”量表，而“群体相对剥夺”的参照类在设计上相对有限，后续研究应有所改善。其次，本文有关相对剥夺感作用于分配公平感的机制解释参考了社会网络理论和社会互动理论，如社会比较的对象选择嵌入于个体的社会网络(Gartrell，2002；Pettigrew，2002)，且起作用的社会比较依赖于个体对比较对象的信息量和社会化过程(Schor，1998)的作用。然而，本文由于缺乏相应数据而未能进行实证验证，期待后续研究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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