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启了快速的城镇化进程, 由农村流向城镇的人口规模巨大。但作为本质要求的“人的城镇化”¹却远远滞后于物理空间的扩张速度，严重阻碍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质量与可持续性。尤为重要的是，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在为城市经济增长提供人力、智力支持的同时，也给迁入地的劳动力市场、公共服务体系以及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压力。这一问题进一步在微观层面导致城市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的互动关系时常出现“紧张”状态。一方面，在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资源分配上，市民面临着来自流动人口的竞争(孙立平，2002)；另一方面，双方存在着基于制度身份和文化身份上的双重隔阂(王春光，2001)。这样，市民排斥与制度排斥、空间隔离共同构成了当前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要阻碍，进而可能对中国城市向“提质增效”阶段转型产生消极影响。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所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在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目前，国内学者就这一问题已建立起比较系统的研究体系，且分别从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视角进行了全面分析。在以流动人口作为讨论对象的研究脉络中，学者们侧重于通过“制度排斥论”与“个体弱势论”这两种路径来解释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低度融入”现象。在以制度作为解释层次的研究中，陆益龙(2006)、彭希哲和郭秀云(2007)等研究者认为，户籍管理制度是流动人口在城市获取工作机会、社会保障以及公共服务等资源的过程中面临不平等分配格局的结构性根源，强调改革人口管理体制对于解决流动人口“融入难”的问题以及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关键意义。也有学者着眼于流动人口自身的状况和特征，认为该群体在经济、文化、行为以及情感等方面所面临的融入困境，实则是他们的人力资本、阶层地位以及社会支持网络等资源处于相对弱势状态的客观反映(王昺、梁晓，2003；张文宏、雷开春，2008；李树茁等，2008)。

除了关注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所遭遇的适应、融入和认同等问题，另有研究者认为应深入剖析“社会融合”概念所具有的丰富性内涵，即流动人口在融入城市时实际上表现的是与城市本地居民相互调试、相互适应的互动过程(杨菊华，2009)。因此，对社会融入的研究可以采取一种动态的、多维度的、互动的视角，通过分析城市本地居民在心理和情感上对流动人口的接纳态度，立体、全面地还原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真实样貌。基于这一思路展开的经验研究证实了本地人的接纳意愿也是影响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过程的重要因素(刘林平，2008)。这无疑弥补了以往学术界在讨论这一议题时维度较为单一的缺陷，使社会融合这一概念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得到充分展示，全面还原了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关系图景以及互动逻辑。

尽管如此，从市民的接纳意愿角度入手对社会融合的分析，在研究体系构建的基础性工作上仍不完善，主要问题是既有研究所选取的分析框架较为单一。以往的研究对社会融入问题的讨论大体上是在由科塞(Lewis Coser)所定义的“现实性冲突”的框架下展开的，也即互动关系的紧张以及情感上的冲突完全体现在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之间。基于这一研究进路展开的关于“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的研究对影响机制的分析，要么关注的是个体层面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如收入、职业、教育等)的效应(Espenshade and Calhoun, 1993；Ceobanu and Escandell, 2010)，要么是从群体性文化认同的角度来剖析移民排斥的深层次机制(Sides and Citrin, 2007)。但在现实世界中，冲突的发生并非仅仅局限在即时性互动的范围内，而是一种具有时间“延伸性”的历史、现实与未来不断交融的广泛活动(马克思、恩格斯，1980)。也就是说，包括冲突在内的一切人类活动在不同时间尺度的“测量”下会显示出差异性逻辑，并且存在相互影响和作用。也就是说，人们在过去所获得的“经验”以及对未来状况的“预期”都可能为其当下的心理及态度提供一种参照范式，并以此来调整行为活动的目标和策略。在这一意义上，现实的冲突关系并不完全根源于当前互动中的利益争夺，也可能源于一种时间维度的“相对剥夺感”，也即人们以当下的社会经济地位为基准，再与过去的状况或对未来的预期进行比较后形成的一种对自身利益是否受到威胁的判断。

而且，时间差异性往往使人们对个体状态的感知与对总体形势的估计关联密切，由此形成的主观判断又会作用在现实的互动对象中。这是冲突的“非现实性”向度，即不直接指向冲突对象、而是向“替罪羊”发泄敌对情绪的行动。依此逻辑，如果市民过去曾经历利益受挫过程或者对未来发展的预期较为悲观，但在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而又无望改变现状的境况下，极有可能滋生出对主要责任者的怨恨情绪，而处于弱势地位的流动人口则顺势成为市民宣泄不满情绪的目标。这样看来，从冲突关系的非现实性维度进行分析，可以使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显示出独特的运作逻辑。

鉴于此，本文试图基于互动关系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的双重特征来理解市民排斥流动人口的发生逻辑。一方面，从经典利益威胁假说出发，基于时间维度全面考察市民利益威胁感形成的原因；另一方面，以1978年以来中国制度转型过程中利益格局的变迁和社会冲突的演变作为基本线索，深入分析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演变对市民排斥流动人口的影响。本研究将利用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在经验层面予以分析。这不仅能够展示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困境的全新逻辑，而且对于构建开放、包容、和谐的互动关系以及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较强的政策参考意义。

二、理论视角与研究假设 (一) 互动关系紧张的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特征

冲突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互动形式之一，与“秩序”共同构成了社会学理论中社会事实范式的两大基本议题。冲突理论在古典时期表现为两种研究进路：一是从社会结构分化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冲突的性质和起源问题，以马克思和韦伯为代表；二是齐美尔通过挖掘冲突的积极功能建构了“有机冲突理论”。在当代，除了达伦多夫以回应帕森斯的功能主义为目标而对经典马克思冲突理论进行了改造外，科塞的冲突理论取得了更明显的突破，其独创性主要体现在他对冲突性质以及冲突类型的重新阐释上。首先，科塞对“冲突”概念内涵的界定相比于经典理论家的认识有所收窄，并非泛指一切社会冲突，而是一种“有关价值、对稀有的地位的要求，是权力和资源的斗争”(科塞，1989)。这样，冲突本身对于当事人的意义可能是不同的，既可能“仅仅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也有可能是“由一种寻求占有的进攻性冲动所引起的”(科塞，1989：34)。

在表现形式上，冲突的工具性和意义性决定了其在运作过程中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的差别。具体来看，现实性冲突围绕具体的利益而展开，此时的冲突仅仅是作为一种手段而存在，具有很强的功能替代性；而非现实性冲突的目的恰恰是冲突本身，冲突对象反而缺乏指向性，但唯一确定的是将“……引起爆发的进攻性能量发泄出来”(科塞，1989：34-35)。这种差异的形成主要是因为“情境的偶然性”的作用，前一种情况出现在“当人们在追逐受挫的要求和期望获得某种结果而发生抵触时”，而后者的形成原因更为广泛、复杂，是互动关系之外的力量通过对行动者的“剥夺”或者使其“受挫”而发生。确切地讲，非现实性冲突“由原处的不允许表达的现实性冲突转化而来”(科塞，1989：34)。这是因为任何公开的对立都会被社会系统视为“危险的和不应该的”，并且会有相应的制度设置将其限定在可控范围内。这无疑会使行动者在心理上产生对其自身应当获得利益的剥夺感，或者在情感上因个人的努力无法逾越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的约束而引发挫败感。然而，民众对制度运作的怨恨情绪往往受到压制而无法直接表达出来，反而可能向处于弱势的利益无涉方转移敌对情感。冲突在此条件下就表现为寻找“替罪羊”的过程(科塞，1989：40)。

科塞的社会冲突理论展示了冲突在实际运作中的动态性和变迁性，表现出现实性和非现实性的混合形态，是一种“现实性冲突的情景可以伴随着从其原因中反射出来的非现实情绪”。笔者认为，上述分析对于全面认识市民与流动人口的互动关系具有启发意义，提醒我们不仅要关注互动双方基于利益或文化认同而形成的对立，更要将分析视域延展至宏观的制度环境之中，考虑结构性因素对行动者心理态度的影响及其向其他主体转移的过程。接下来，本文将从互动关系现实性和非现实性的角度对移民态度研究的经典解释进行梳理和总结，形成综合性的解释框架，深入挖掘城市本地人对流动人口接纳态度的影响机制。

(二) 引发市民排斥的利益威胁感：受挫经历、生活境遇恶化与悲观预期

利益威胁论是西方移民态度研究中的主流范式之一。这一假说的基本内容是：在“理性人”的假设下，个体或群体心理以及行动的基本原则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本地市民与外来移民在同一领域内围绕特定资源必然形成竞争关系。一旦移民的到来给当地市民带来实际的或认知上(包括完全想象或有根据地预期)的利益损失，那么后者的情感和态度极有可能朝向冲突性一端发展。

在具体的研究路径上，学术界主要通过城市公共品供给的两个主要部分——“经济资源”和“公共资源”来构建解释逻辑。一方面，在现代社会，职业是经济利益分配的核心要素，而劳动力市场则是竞争这种资源最重要的场所。但在城乡人口流动率较高的社会中，城市劳动力市场通常呈现为某种分割形态，流动人口中的大部分人在工资、福利、社保、晋升等就业领域遭受不平等对待(柳建坤，2017)。另一方面，多数流动人口集聚在低端劳动力部门，与一些无法进入高端劳动力市场的本地人形成竞争关系，极易引发后者对外来竞争者的排斥。在经验层面，利益威胁感机制不仅在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中得到证实(Espenshade and Calhoun, 1993)，而且在较近的跨国比较分析中获得了更有力的支持(Ceobanu and Escandell, 2010)。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更加关注以社会性、公共性为基本特征的资源在影响本地居民对移民的态度变化方面的重要作用(Hainmueller, et al., 2015)。此外，城市政府对这类公共品的供给和分配所发挥的关键性影响，恰恰体现了其在影响市民与外来移民的互动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但上述分析范式对“利益威胁感”的界定忽略了这一心理态度在时间意义上所具有的延伸性特征。也就是说，这种由个体在当下所形成的利益感知，既可能是个体基于以往的利益受损经验而形成，也有可能受到其对未来社会地位变化的消极看法的影响。例如，在对个人分配公平感的解释中，“局部比较理论”就是基于时间意义上的过往经验和感受来强调“比较”的重要性，而不同于经典的相对剥夺理论所关注的横向比较意义上的地位参照群体(Brickman, et al., 1978)。在另一时间维度上，以贾努斯(Janus，2010)为代表的国外学者研究发现，当公众对经济形势持悲观的看法时，预估到自己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可能下滑，因而倾向于将移民视为潜在的威胁，其宽容和接纳程度也随之下降。与之类似，王春晓等(2017)基于中国民众的研究也发现，对未来整体经济形势的负面看法可能会使个体对其社会地位的变化产生焦虑、恐慌等负向情绪，进而诱发一系列非理性甚至趋于失范的行为。

在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动人口争取公民权的研究中，苏黛瑞(Solinger，1999)强调要对诱发市民排斥的利益威胁感知在时间维度上进行区分。她指出，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赏罚规则”和“预期利益规则”共同决定着本地市民对流动人口社会印象的构建过程。前一种规则指的是业已形成的、为制度结构所确认的利益分配结构，当它受到外部性力量的挑战时，受其庇护的获益者因利益受损而表现出明显的排斥心理及行为。后一种规则则包含更多的“想象”成分，很容易使市民对自己在未来的利益状态的判断趋于悲观，但与现实情况存在很大的偏差。上述分析表明，无论是在高度城市化的西方国家，还是正处于城市化发展“后半程”的中国，经典利益威胁论需要在时间尺度上进行拓展。具体而言，不仅要关注因与流动人口的短期竞争而使部分本地市民生活境遇恶化所发挥的影响，而且要对其以往所遭受的利益剥夺经历以及对未来利益状态的悲观预期予以重视，这有利于全面地展示市民排斥态度的生成机制。

(三) 中国情境下市民与流动人口的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紧张

城市公共产品是市民和流动人口展开资源竞争的重要目标。在中国，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公共品分配机制因市场化转型而发生根本变化，导致拥有再分配权力的政府部门开始深度卷入到市民与流动人口的互动关系中。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的资源分配体系以居住地作为基本单位，且在户籍制度的安排下进一步强化了地域区隔性。正是在国家力量的主导下，市民获得了在等级式定量供应制度中的排他性地位，流动人口很难真正对市民的切身利益产生冲击(Ding and Stockman, 1996)。更重要的是，这种基于城乡身份的分配原则形塑了一种基于这种实在特权的分配权利的意识(Solinger，1999)。这就使本地市民先定地形成了基于居住地进行利益分配的观念模式，建立了排斥外来竞争者的认知基础。

1978年后的市场化转型从根本上改变了由行政命令和计划要求所维系的定量供应制度，代之以围绕供求关系运转的市场机制。市民也在体制变迁的过程中感受到以往由国家供给的利益和福利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市民优势地位的削弱，而流动人口往往被视为使其利益受损的直接原因。周大鸣(1994)在珠三角地区的调查中发现，有相当高比例的本地市民将通货膨胀、失业等市场化改革的消极后果与流动人口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在经济改革更为深入的东部地区更加明显。基于上海的调查结果显示，多数本地居民认为外来人口应该对就业、环境、财产安全和交通运输等问题的恶化负责(Ding and Stockman, 1996)。

然而，市民在主观上的利益威胁感与事实上因流动人口而来的利益增长存在巨大差异。实际上，市场机制能够使城市公共品在供应端上更有弹性，有效降低使用者享用公共品的成本(Gurr，1970)。外来人口在公共品上与市民的竞争不仅在现实中处于较低水平，而且他们所创造出的新经济机会反而能够改善公共品的供给结构(Flatters, et al., 1974)。例如，在就业问题上，李梦白和胡欣(1991)指出，工作机会的竞争实质上是两种不同的劳动力配置机制的矛盾，城市工人的下岗根源于传统企业运用市场机制进行的自我变革，而人口流入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同样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高庆旭(1989)则发现，在公共服务方面出现的水电紧缺、交通拥堵、廉价食物紧缺等问题，实际上是改革后因城镇迅速扩张而产生的巨大资源需求的后果，但作为谋生者的流动人口却被指责为引发资源匮乏的根源。另外，改革以来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持续扩大，更直观地说明了城市居民非但不是资源竞争的受害者，反而是得利者。

由此看来，相较于流动人口这一在制度转型中的“失意群体”而言，作为“获益者”的本地市民的排斥态度可能并不具有直接指向性，而仅是因前者处于弱势地位而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冲突目标。我们认为，这种“替罪羊”机制并非是限于市民与流动人口之间的一种孤立现象，而是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冲突形成、演变和激化的客观呈现。事实上，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意味着新旧利益群体的更替愈加迅速，其关系的紧张状态也愈发显著，并表现为这样一种演化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工人和农民的权益抗争，再到21世纪以来围绕具体议题展开的多样化的社会运动。这些频繁、大规模且暴力性不断升级的冲突关系背后隐含的，正是阶层结构剧烈分化后带来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这则进一步造成社会心理部分地发生异化，弱势群体对优势阶层的“嫉妒”逐渐升级为无明确指向性的、集体性的怨恨情绪(成伯清，2010)。需要指出的是，怨恨的生产最初依据的是一种“原生怨恨”，即人们在体制改革中相对地位的变动或对未来发展形势的悲观预判而产生出实际的或想象的利益受损状态；一旦这种“原生怨恨”难以被权力部门有效应对，就会衍生出要求对怨恨的生产和应对机制进行制度性变革的“次生怨恨”(刘能，2004)。虽然“有事找政府”已成为社会运动开展的重要策略，但由于这种矛盾难以在体制内得到化解，在法律框架内展开的“维权”行动逐渐升级成针对政府的“泄愤”事件，并最终演变为祸及普通群众的“骚乱”事件，也即诱发了一种转移怨恨目标的“替罪羊”机制。

作为经济社会体制创新的主要“实验场”以及人口聚居地，中国城市所具有的“怨恨生产”功能无疑更加显著，集中表现在本地市民与流动人口的紧张关系上。市民虽然享受着体制改革与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红利”，但也要承受利益分配格局调整产生的“震荡”效果。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由国家主导福利分配的模式，以定量供应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福利特权被取消(Solinger，1999)；另一方面，城市化带来的产业和资本集聚效应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城市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从而引发了分配公平感的巨大危机(怀默霆，2009)。此外，由客观利益受损和对社会不平等的感知所形塑的受挫经验，会进一步影响个体对未来经济发展形势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判断，产生自身社会地位发生跌落的悲观预期(陈云松、范晓光，2016)。市民的利益威胁感很容易演化为怨恨情绪，但在体制性表达渠道不畅、解决机制匮乏的情况下很难得到有效解决，而被“想象”为外来竞争者的流动人口反而容易成为本地市民宣泄其对政府不满情绪的替代性对象。例如，李煜(2017)针对上海市民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老上海人”对外来移民的排斥主要受到其在改革历程中利益受损的影响，与外来者的利益威胁关系不大。

综上所述，本文将经典利益威胁论在时间尺度上扩展为三个相互关联的要素，即“长期受挫经历”“当前生活境遇恶化”与“悲观预期”。根据我们在理论上对冲突类型的梳理及其转化的内在逻辑，市民与流动人口的冲突很可能表现为兼具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的双重特征。而且，相比于直接的利益矛盾，夹杂着对政府怨恨情绪的、非现时性的利益受挫经验以及对未来的消极预期，可能在引发市民的排斥态度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a和研究假设1b来验证市民排斥流动人口的现实性机制与非现实性机制是否存在及其作用差异。

假设1a：与当期生活境遇出现不良情况相比，利益受挫经历更有可能导致市民排斥流动人口。

假设1b：与当期生活境遇出现不良情况相比，对未来社会地位的悲观预期更有可能导致市民排斥流动人口。

如果上述假设均成立，意味着市民对外地人的排斥主要呈现为一种非现实冲突的形式。在假定政府行为是引发个体利益状态变化的结构性原因的前提下，流动人口很可能成为市民宣泄其对政府的不满情绪的“替罪羊”。对此，本研究将验证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是否会影响市民因非现实性的利益威胁而排斥流动人口，据此形成研究假设2。

假设2：市民对政府越不满，其因利益受挫经历或悲观预期而产生的对流动人口的排斥倾向越强烈。

三、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以下简称CSS 2011)。该调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起并主持的一项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大型纵贯社会调查项目，截至目前已成功在2006年、2008年、2011年、2013年和2015年完成了五轮调查。本文使用的是2011年的调查数据，其收集方式是：采用多阶段混合概率抽样方式(PPS)，抽取了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100个县(市、区)和5大城市所辖的480个村(居)委会，共入户访问了7 036位18周岁及以上的城乡居民。本研究对“本地市民”这一研究对象的界定以是否拥有城镇户籍为标准。依据这一标准，研究最终选取的有效样本为2 028人。

(二) 变量说明 1. 因变量

以往的移民态度研究主要是通过询问本地市民对未来移民规模变化的意向来对其接纳意愿进行测量(Citrin, et al., 1997；李煜，2017)。但这种测度方式所获得的仅仅是本地人对移民作为一个群体的整体性判断，忽略了互动场景的差异可能对双方关系状态的影响。相比之下，鲍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Bogardus Social Distance Scale)充分考虑了不同场景下本地市民对外来移民的态度，并被中国学者证实能够较好地应用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研究(悦中山等，2012)。CSS2011调查参照这一方法考察了三种场景下市民对进城农民的接纳意愿：(1)您对农村外来务工人员在城里工作的看法；(2)您对农村外来务工人员在城里买房的看法；(3)您对农村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在城里上公立中小学的看法。根据接纳意愿从高到低的顺序，这三个问题的四个选项分别被赋予1~4分。我们将三个题项的得分加总后构建了测量市民排斥态度的最终指标。该连续变量的取值范围是[3, 12]，数值越大表明市民对进城农民的排斥态度越强烈。市民社会距离量表的Cronbach’s Alpha值为0.701。

2. 自变量

核心自变量分别对应着本文着重验证的两项解释市民排斥态度差异的动力机制，即利益威胁感机制和替罪羊机制。前者在时间维度上具体呈现为当期的利益受损、以往的利益剥夺经历以及对未来社会地位变化的悲观预期这三种表现形式。首先，由于受访者当期的生活境遇是由之前较短时间内的情形所致，我们将这一发生期限定为1年。CSS2011问卷中询问了被访者在过去12个月中是否遭遇13类生活问题。结合研究目的，本文选取住房、教育、医疗、收入、就业等与公共资源分配紧密相关的问题作为测量指标，并根据如下标准构建了一个综合性的二分变量：如果受访者没有遭遇上述生活问题，则赋值为0；只要受访者在其中的任何一方面出现问题，则赋值为1，表示其生活境遇处于不利状况。

另外，以往研究经常采用受访者的自评阶层地位和家庭实际收入(单位为元)作为测量利益威胁的主、客观维度的变量(李煜，2017)。本研究将二者纳入到分析模型中，以便与本文所强调的“当期生活境遇”变量进行比较验证。自评阶层地位是包含“上”“中上”“中”“中下”和“下”五个层次并被赋值为1~5的定序变量。为便于后续的数据分析，我们将该变量重新编码为包括“上或中上”“中”和“中下或下”三个层次的定序变量，分别赋值1~3。针对收入变量，本研究在控制奇异值后以取自然对数的形式将其纳入到模型中。

其次，本文对“利益受挫”的定义是市民在过去较长时段内所遭遇的利益剥夺情况，以便与“当期生活境遇”变量有所区别。CSS2011询问了受访者“对自己在过去5年生活水平的变化的感受”。与之相似的是，对“悲观预期”的测量可以采用受访者“对未来5年生活水平的变化的预期”这一问题。这两个变量都是包含5个选项的定序变量，其中1代表上升很多，5代表下降很多，数字越大表示社会地位下降幅度越大。本研究也对这两个变量进行了重新编码，对“上升很多或略有上升”“没有变化”和“下降很多或略有下降”分别赋值1~3。

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市民对政府工作的不满视为导致其排斥流动人口的隐性逻辑，即存在一种“替罪羊”机制。CSS2011询问了受访者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包括社会保障供给、环境保护、维护治安、打击腐败、执法水平、经济发展等11个方面。评价标准是：1=很好；2 =比较好；3=不太好；4=很不好；8=不清楚。本研究参考了王晓莹和罗教讲(2016)的处理方式，将“不清楚”作为民众对政府工作的中立性评价，并对该变量进行重新赋值：很不好=1，不太好=2，不清楚=3，比较好=4，很好=5。通过对这11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principal-component factors)并采用最大方差方法(orthogonal varimax)进行旋转后，可以得到三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如表 1所示，我们将因子负载系数≥0.5这一指标作为同一个公因子的通行标准，最终获得“社会公平因子”(信度系数为0.728)、“行政能力因子”(信度系数为0.688)以及“公共服务供给因子”(信度系数为0.673)。我们将这三个因子标准化为取值[0, 1]的连续变量，并进一步将取值范围转换为[0, 100]，以便对统计分析结果进行解释。受访者在某一个变量上的得分越高，表明其对政府在相应领域的工作成果越满意。

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工作状况等作为控制变量被纳入统计模型。同时，需要明确的是，在市民样本中存在着市民身份获得的新旧差异。原本是农村户籍或其他城市户籍但通过就业、入学、婚姻等方式迁移到城市的“新市民”与“土著市民”相比，在与现居住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联系紧密程度方面可能存在差别，进而对流动人口的态度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对市民群体也进行了区分，变量的编码方式为：0=老市民，1=新市民。

另外，既有文献表明，市民对流动人口的排斥态度既来源于“刻板印象”的心理机制，²即在未发生互动的情况下，本地人会因对流动人口的群体肖像的想象性认知形成其心理态度(郑健、刘力，2012)，又会受到其与邻居关系的紧密程度或在社区生活中的融入程度的影响(刘林平，2008)。关于“刻板印象”变量，本研究选取了CSS2011问卷中10道有关市民对农民的“印象评价”的题项作为测度。³关于“社区融入程度”变量，CSS2011询问了邻里之间从日常接触到互惠行动甚至情感交流等不同层次的10个问题。⁴在对答案的赋值方式进行调整后，⁵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生成综合性指标，且在标准化的基础上将这两个变量的取值范围转换为[0，100]。上述两个变量的取值含义分别为：刻板印象变量的得分越高，表明市民对农民的评价越差；社区融入程度变量的得分越高，表明市民与邻居有紧密的互动关系，也即在社区中具有较高的融入程度。表 2展示了上述全部模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 模型介绍

在本研究中，作为因变量的“市民接纳意愿”经过因子分析后转化为连续型变量，因而可以采取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因果关系推断。然而，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事实是，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与城市的行政级别、经济总量以及区域位置存在紧密关联，且大城市中的市民与进城农民的互动关系明显区别于中小城市的情况(劳昕、沈体雁，2015)。这意味着微观层面的个人属性与宏观层面的城市属性都可能对因变量产生影响，并且由于前者嵌套于后者之中，使得各自的作用存在层级差别。鉴于此，本文选取分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HLM)对上述变量展开分析。

在统计学中，验证分层模型是否可用，应先观察随机模型(Random Intercept Model)或零模型中是否存在显著的集群效应(cluster effect)。根据HLM的零模型，我们对市民排斥态度的差异进行分解。表 3的分解结果显示，随机误差中的组内误差为1.009，组间误差为0.218，p值接近于0，表明市民的排斥态度在城市间的差异非常显著。此外，组内相关系数(Intra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为0.178，⁶表明城市层次之间的差异可以解释17.8%的市民排斥态度差异，而个体层次的差异产生的效应为82.21%。根据科恩(Cohen，1988)确定的经验标准，当ICC超过0.059时，就有必要考虑用分层模型进行建模。因此，本研究在后面的实证分析中采用了个体受访者和城市的两层模型设定，即两层混合效应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最后，在数据分析的策略上，根据由经典利益威胁论拓展而来的综合性分析框架，本文首先验证三种具有时间差异性的利益威胁来源对市民排斥进城农民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上述在经验上成立的因果关联中可能存在的外部性影响，即市民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是否影响其因特定利益威胁而引发的对进城农民的排斥态度。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 利益威胁对市民排斥态度的作用模式

表 4列出了使用两层混合效应多元线性模型估计市民对进城农民排斥态度的分析结果。模型1是仅加入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结果显示，在市民中，女性比男性更不愿意接纳进城农民，并且这种排斥态度随年龄增长趋于增强。相比于那些最初来自外地但通过多种方式进入城市的“新市民”而言，“老市民”对流动人口的排斥感更加明显。此外，对农民的刻板印象也会显著降低市民的接纳意愿。而社区融入程度对市民的排斥态度具有明显的削弱作用，也即市民与邻里的互动关系越亲密，则越倾向于接纳外地农民。另外，工作竞争常常被认为是引发市民利益威胁感的重要因素。但在这里，工作状况变量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意味着有无工作对市民是否接纳外地农民并没有显著影响。此外，市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对进城农民的接纳意愿越低，这也有悖于经典利益威胁假说。由此来看，市民因利益矛盾而与外地农民发生冲突存在着更为复杂的逻辑。

设置模型2的目的是对经典利益威胁论进行验证。模型2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主观自评社会地位和家庭年收入(取自然对数)变量。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家庭收入状况与市民对流动人口的接纳程度之间具有负向效应，也即市民的家庭年收入越高，越可能排斥外来人口在就业、购房以及子女教育等重要资源上的竞争(系数为0.139，p < 0.001)。但是，主观上将自己定位于不同阶层位置的市民群体对进城农民的排斥态度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自认为处于中层的群体(p>0.1)以及中下层或下层的群体(p>0.1)，与中上层或上层群体之间均没有明显的态度差别。这表明，用经典利益威胁论来解释中国情境下的市民排斥现象存在局限性。事实上，李煜(2017)针对上海市民的研究也支持了本文基于全国性样本所得到的发现。他发现，对于“老上海人”(具有上海户籍且沪语为母语)来说，其社会经济地位对其接纳外来移民具有正向作用，但这一因素并不影响那些“新上海人”(具有上海户籍但母语不是沪语)和不具有上海户籍的外地人对移民的态度。

在模型2中，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当期生活境遇”变量，它代表受访者对其当期利益变化的主观感受，并能够直观地反映利益威胁感的程度。数据结果显示，本地市民对进城农民的接纳意愿明显且强烈地受到其自身生活境遇变化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当市民在短期内出现生活问题时，将显著增强其对进城农民的排斥态度(p < 0.001)。而且，与市民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家庭年收入)相比，当期生活境遇虽然与之具有同样的高度显著性，但其系数绝对值约是前一变量的2倍(0.264 vs 0.139)，表明当期生活境遇对因变量的影响更大。这意味着市民所面临的现实的生活问题是导致其对进城农民“现实性排斥”的主要原因。

在模型2的基础上，模型3分别引入了“受挫经历”和“悲观预期”两个变量，以比较在市民排斥态度的形成过程中，利益威胁感的现实性维度与非现实性维度的作用差异。模型3的检验结果显示，利益受挫经历这一变量在统计上高度显著且影响较大，表明利益受挫程度不同的市民群体对进城农民的接纳意愿存在巨大差异。具体而言，与那些社会地位上升很多或略有上升的“获益群体”相比，那些社会地位下降很多或略有下降的“失意群体”拒绝进城农民参与城市公共资源分配的倾向更加强烈(系数为0.528，p < 0.001)。需要指出的是，在模型3加入了“受挫经历”变量后，“当期生活境遇”变量虽然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其系数值相较模型2已下降了14%，⁷且其对市民排斥的作用强度仅为利益受挫变量的43%(0.227/0.528)。这表明在考虑了市民对过去利益状态认知这一因素的情况下，市民对当期利益状态的判断已不构成其排斥外地农民的主要原因。尽管这没有否认现实利益矛盾具有引发市民对进城农民排斥态度的可能性，但更重要的是，这种直接的现实性排斥被证实会转化为基于受挫经历的非现实性排斥。因此，研究假设1a得到验证。

模型4是从时间轴的另一端考察市民排斥态度形成的非现实性因素。数据结果显示，市民对未来利益状态预期这一变量的系数也在统计上高度显著。具体而言，与那些对自己未来的利益状态更有信心(社会地位上升很多或略有上升)的市民相比，对进城农民更加排斥的同一地域群体不仅涵盖了那些判断更加悲观(社会地位下降很多或略有下降)的本地人(p < 0.001)，甚至包括那些认为自己的利益在将来不会受到损害、比较稳健地看待自身变化(社会地位没有变化)的市民成员(p < 0.01)。另外，在加入该变量后，“当期生活境遇”的系数相较模型2下降了9.9%。⁸同时，不良生活境遇对市民排斥态度的作用强度仍小于“悲观预期”(0.238 vs 0.299)。这说明在影响市民排斥进城农民的形成机制中，“悲观预期”发挥着比“当期生活境遇”更重要的作用。因此，与模型2的情况相似，虽然引发市民排斥态度的现实性机制仍然存在，但起主要作用的是以消极看待未来状况为代表的非现实性机制。由此，假设1b获得证明。

在模型5中，我们同时纳入了上述三个时间维度的利益威胁感变量，以对上述发现进行稳健性考察。就现实性机制而言，“当期生活境遇”虽然仍保持着高度显著性，但其系数值出现了更大幅度的下降。在非现实性机制方面，“受挫经历”与“悲观预期”在保持统计上的高度显著性的同时，其系数值(0.399和0.299)仍都大于“当期生活境遇”，这增强了模型3和模型4结果的可信性。

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认为，市民对进城农民的排斥，的确可能是由直接的利益矛盾所导致；但与此同时，这种现实性排斥在受挫经历以及悲观预期的作用下极易转化为非现实性排斥。而且，后一种冲突形式是外地农民融入城市社会更大的阻碍。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具体而言，正如冲突理论所指出的，一旦从现实性冲突演化为非现实性冲突，冲突的对象会发生从直接的利益争夺者向外部对象的扩散过程，这意味着冲突具备了结构性发生机制。其中，社会利益结构变迁对个体利益的影响无疑是最为深刻的。在这一背景下，进城农民很可能成为市民发泄其对宏观结构性因素不满情绪的“替罪羊”。本文将在下一部分对此进行实证分析。

(二) 市民排斥进城农民的“替罪羊”机制

本部分将探究市民对政府工作的评价在“利益威胁感—排斥态度”这一关联中的实际影响，以验证进城农民作为本地市民发泄社会怨恨情绪的“替罪羊”机制是否存在。在模型设置上，本研究将市民对政府在“社会公平”“行政能力”和“公共服务”三方面工作的满意度作为调节变量，并构建它们与不同时间维度的利益威胁变量的交互项。针对已总结的三种利益威胁的形式，表 5、表 6、表 7展示了估计政府工作满意度影响市民排斥态度的两层次混合效应OLS模型的分析结果。通过综合比较，可以得到四个研究发现。

第一，表 5、表 6、表 7中所有仅加入政府工作满意度变量的模型结果显示，在其他因素一致的情况下，仅有公共服务满意度变量(三表的模型3a)对市民的排斥倾向具有直接的削弱效应，且在统计上显著(系数为-0.006、-0.004和-0.006)，也即对政府供给公共服务评价较高的市民更倾向于接纳进城农民参与城市公共品的分配。这与以公共性资源为关注点的经典利益威胁假说具有一致性(Hainmueller, et al., 2011)。但由于该发现同时在市民具有“受挫经历”与“悲观预期”的条件下成立，意味着不论城市本地人在何种时间维度上认知自身的利益状态，都普遍关心政府供给公共品的能力。而市民对政府此项工作持有积极评价，则意味着在其对公共资源的需求获得基本满足的前提下，才可能降低对进城农民的排斥态度。因此，如果仅从政府角度来考虑，加强公共品的供给是缓解市民排斥的重要手段之一。

第二，在表 5中所有不含交互项的模型中(模型1a、模型2a和模型3a)，当期生活境遇变量的系数均在p < 0.00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且为正数，表明当市民的现实生活境遇发生恶化时，其对进城农民的接纳意愿将显著下降。同时，所有包含交互项的模型结果显示(模型1b、模型2b和模型3b)，当期生活境遇恶化与所有类别的政府满意度的交互项在统计上均不显著(p均大于0.1)。这表明在由直接利益矛盾所引发的市民排斥态度中并不存在“替罪羊”效应，也即当市民的当前生活境遇出现问题时，由此引发的利益威胁感知会将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作为目标对象，而这一关联并不受市民对政府工作满意度的影响。这一发现印证了冲突理论关于现实性冲突不存在斗争对象转移的观点，这在本文中体现为一旦存在直接的利益矛盾，市民的排斥将明确指向进城农民。

第三，在表 7的模型1a和模型2a中，“悲观预期”和“稳健预期”变量的系数均在p < 0.00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表明在控制了市民的背景性特征及其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等因素后，对自身的未来利益持有消极甚至是中性的判断，都会显著增强其对外地进城农民的排斥倾向。然而，在模型1b、2b和3b中，“悲观预期”“稳健预期”与政府工作满意度的交互项系数均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p>0.1)。这表明市民根据其对自己未来利益状态的判断决定是否接纳外地农民，并不会受到他们对政府工作评价的影响，也即在未真实地体验到利益变化的情况下，并不存在将进城农民作为“替罪羊”的效应。

第四，与前一发现不同，“受挫经历”对市民接纳流动人口意愿的影响，显著地受到其对政府特定类别的工作满意度的调节作用。在表 6中，虽然“社会公平满意度”和“行政能力满意度”的系数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模型1a和模型2a)，但在加入了它们与过去利益感知变量的交互项后，市民“非现实性排斥”的内在逻辑开始显现。模型2b的交互项结果显示，与过去5年从利益分配中获得好处的市民相比，那些社会地位发生下降的成员更容易因对政府在公平执法、保护环境以及打击犯罪和腐败等方面能力的下降而对进城农民产生排斥态度(系数为-0.012，p < 0.05)。模型1b的交互项也显示出类似的结果。对于在利益结构调整过程中城市的“失意群体”而言，他们会因对政府在发展经济、提高收入以及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工作的不满而降低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接纳意愿(系数为-0.012，p < 0.1)。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利益未遭受任何损失，市民对进城农民的排斥态度仍会因其对政府维护社会公平的消极评价而更加强烈(系数为-0.011，p < 0.05)。由此看来，市民对以往利益状态的认知可能是“失真”的，可能更多的是基于整体的社会不平等状况而做出的主观判断，由此引发的对外地进城农民的排斥倾向更凸显了“非现实性”。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受挫经历，市民仍可能将其对政府难以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怨恨”情绪转嫁到处于弱势地位且可能与其竞争城市资源的外地人身上，从而表现出“替罪羊”效应。

这样，在假设2被基本证实的情况下，也即“替罪羊”机制具有实证意义，再次支持了本文所提出的“市民对进城农民的排斥具有从现实性向非现实性转化的可能”这一观点。

五、总结与讨论

在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流动人口的城市社会融入是城市化“提质增效”攻坚战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环节，对推动城市发展模式创新转型、实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当前，进城农民“融入难”的困境不仅源于户籍制度所施加的严格约束，而且更直观地呈现为市民在心理以及行动层面对这一群体的歧视和排斥。基于这一现实背景，本文对市民排斥态度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分析路径上，本研究在对经典利益威胁论进行细致梳理后，将其扩展为在不同时间维度均可能引发个体利益威胁感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其次，借鉴科塞的冲突理论，本研究将机制分析的视角延伸到市民与进城农民之外，基于中国制度转型引发利益格局深刻变化这一结构性背景，讨论了市民对政府的不满与市民对外地农民的排斥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提出了进城农民作为本地市民发泄其对政府不满情绪的“替罪羊”机制。在基于上述思路进行的实证分析中，本研究得到了两个核心发现。

第一，在不同时间维度上的利益受损状态均会显著地影响市民对进城农民的接纳意愿，但其作用强度存在差异。当前生活境遇出现恶化的市民可能排斥进城农民。而且，这一因素在显著性和作用强度上都强于既有文献所关注的“自评社会地位”和“家庭年收入”这两个测量利益威胁程度的常用指标。另一方面，有无利益受挫经历的市民在接纳意愿上存在显著差异。与较长时段内社会地位上升的“获益者”相比，社会地位发生相反变化的“失意者”对进城农民的接纳意愿更低。此外，对未来社会地位的变化持不同看法的市民对进城农民的态度也存在明显差异，即对未来的利益状态持“悲观预期”(略有下降或下降很多)的市民比那些持“乐观预期”(上升很多或略有上升)的市民对外地人的排斥倾向更强烈。这表明引发市民对进城农民排斥态度的利益威胁机制在时间尺度上呈多维性，也即本地人不仅会因短期的生活境遇恶化而对进城农民产生排斥倾向，他们在过去所遭受的利益损失以及对未来社会地位悲观甚至是稳健的预期也会产生类似的作用。“当期生活境遇”显著影响着市民的排斥态度，但“受挫经历”与“悲观预期”的作用更大。这意味着市民排斥进城农民兼具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的特征，且由非现时的利益威胁所主导。

第二，市民对进城农民的排斥所表现的非现实与非现时向度实际上隐含着显性冲突对象实则为“替罪羊”的逻辑。具体而言，当市民曾经遭受到利益剥夺，且对政府的公共行政能力以及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效果不满时，极易诱发针对进城农民的替罪羊机制。也就是说，在市民中，与那些“获益者”相比，虽然“失意者”很可能将负面的利益认知归因于政府在维护公共安全以及缩小收入差距等方面的低效，但由此产生的不满因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而难以直接表达，进而转移到处于缺乏制度保护的进城农民这一群体上。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替罪羊机制的产生是有条件的，即主要发生于市民形成非现实的利益感知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市民对进城农民的现实性排斥是由直接的利益矛盾导致，而非现实性排斥则往往是由“失真”的利益感知所驱动。

研究结果表明，市民的利益威胁感不仅建立在当前不良的生活境遇基础之上，而且在过去以及未来的时间维度上都可能存在，并且三者都直接影响市民对进城农民的接纳意愿。这无疑是对经典利益威胁论的补充和拓展，并证实了市民排斥具有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的双重向度，这也使科塞的冲突理论在经验层面再次得以证实。应注意的是，对进城农民的态度是市民的一种主观体验，这既可能源于市民在个体层面的社会地位变动，也有可能是宏观的经济社会环境对其心理态度进行塑造的结果。事实上，不平等的制度环境极易使人们对社会公平的感受处于较低水平，且这种结构性感知会进一步影响其对自身社会地位变化的判断。虽然这会直接引发市民对公共机构的不满，但在制度性解决机制缺失的情况下，这种不满往往无法完全表达，反而会转化为对弱势群体的歧视和排斥。因此，在现实层面，提高政府行政水平以及解决社会不公问题的能力，不仅意味着社会成员在各项权益方面能够获得实质性的保障，在消除市民的排斥倾向、促进社会融合等方面也具有积极效果。

另外，在市民排斥态度的形成过程中，存在着进城农民作为政府部门“替罪羊”的机制。这一方面需要以在过去遭遇利益损失的城市“失意者”甚至包括利益未发生变化的成员作为主体条件，但对政府的不满仍主要体现为社会不平等问题难以得到根治。虽然这一问题对中国发展转型的威胁已成为普遍共识，但由于分配机制改革等制度疏解渠道仍不完善，民众的负面情绪不断激化，对社会稳定构成了极大威胁。而流动人口成为“替罪羊”则表现出其与市民互动关系的非现实性，即市民排斥呈现某种无目的性。这意味着对社会融合问题的研究不仅要有以“新迁入者”(newcomers)为中心的视角，还要考虑到本地原住民(incumbent)的感受。对后者的忽视不仅会危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所强调的社会融合目标，而且可能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社会发展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被确立为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基本目标。由此作出的惩治腐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决策，势必对消除市民的负面利益感知、加快流动人口融入城市产生积极效应。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凸显了收入不平等问题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影响，也提醒我们应集中力量破解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利益失衡问题，缓解社会成员的相对剥夺感以及在市民群体中出现的“替罪羊”效应，尽力消除非现实性冲突的破坏性，促进社会安定和谐。

当然，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首先，在城市中，市民与进城农民的互动并不仅限于公共品竞争，而是更频繁地发生在日常的接触交往中。但CSS2011问卷中关于市民接纳意愿的问题仅限于前一种互动领域，这使我们无法探知外地进城农民在与本地市民的日常交往中遭遇排斥的实际情形。其次，本文对解释机制的分析是通过与经典利益威胁论进行对话而展开的，但在国外的移民态度研究中，两类群体在文化认同上的差异也被认为是引发排斥态度的重要因素。而且，文化机制在李煜(2017)对上海市民的实证研究中已得到证实。在未来的实证研究中，我们将细致区分市民与进城农民的互动领域，通过利益竞争和日常交往这两个场景分别考察城市本地人的接纳意愿。在此基础上，对利益威胁和文化排斥这两种机制存在与否及其作用强度进行比较研究，并探究它们与政府行为的内在关联，以深入分析针对外地农民的“替罪羊”机制得以存在的条件。

注释：

1.参见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http://www.chinanews.com/gn/2016/02-28/7775978.shtml，网址访问于2018年11月2日。

2.感谢审稿专家针对这一问题所提出的宝贵建议。

3.这些问题包括：(1)待人热情的vs待人冷漠的；(2)遇事不太计较的vs遇事精于算计的；(3)做事高效率的vs做事低效率的；(4)待人宽容的vs待人不宽容的；(5)思想开放的vs思想保守的；(6)做事有计划的vs做事没有计划的；(7)能遵守时间约定的vs不遵守时间约定的；(8)举止文明的vs举止粗鲁的；(9)相信科学的vs迷信的；(10)办事讲信用的vs办事不讲信用的。

4.这些问题包括：(1)知道他们家户主的姓；(2)知道他们是干什么工作的；(3)知道他们家里住着几口人；(4)平时见面会互相打招呼；(5)和他们家里的人聊过家常；(6)和他们家互赠过礼物；(7)到他们家吃过饭；(8)相互说过自己的烦恼，并请对方参谋；(9)向他们家借过钱物；(10)各自家里长期没人住时，请对方帮忙看家。

5.测度“刻板印象”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赋值方式为：积极评价=0，消极评价=1。测度“社区融入程度”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赋值方式为：不了解或不会去交往=0，了解或有过交往=1。

6. 0.218/(0.218+1.009)=0.178。

7. (0.264-0.227)/0.264=0.140。

8. (0.264-0.238)/0.264=0.099。

9.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市民身份类型、就业状况、受教育年限、家庭年收入对数、社区融入程度和刻板印象。根据模型简约性原则，此处仅将家庭年收入对数纳入到模型中，而已被验证并不具有显著作用的自评社会地位变量则不再纳入。表 6和表 7中所纳入的控制变量与此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