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Vol. 39
城市社区整合的促进是增强国家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街坊邻里关系是社区整合的重要方面。社区整合是指一个社会/社区的人与人、人群与人群之间，通过共同信仰、情感基础、共享规范等形成紧密且有序联系的状态(蔡禾、张蕴洁，2017)。街坊邻里关系是以地缘为基础形成的人际关系，也指面对面的或直接交往的密切互动。结合地缘关系与交往关系两类视角，存在“只是邻里”(just neighbor)和“真正的邻里”(real neighbor)的区别，前者仅指地理上的关系，凑巧而居成为邻，但彼此不来往，彼此没有关系，后者是邻居关系，有来往(郑也夫，2002：81)。现代城市社区对街邻关系的改善，是试图使凑巧为邻能过渡为真正的邻里。这种改善是基于社区表现在共同体和社会的二元特征上，使得现代社区功能的发现和重塑需要介于传统紧密团结的共同体和陌生人社区二者之间(肖林，2012)，培养出有限的社区责任和适度连接的社会关系。因此，促进街邻关系也是社区整合的目的之一。
在传统农业社会，以血缘和地缘为主的社会关系是实现社会整合的基础。而在单位制时期，以单位或国家资源为主的单位人关系是实现社区社会整合的基础。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商品房的兴建成为主流，城市纵向的阶层分化与横向的人口流动多元分化增强了生活空间内的异质性，社区整合变得愈发困难。
社区整合与社区空间存在密切联系。城市社区中就空间结构而言，包括社会空间、物理空间、生态空间等，不同空间具有不同的属性且相对独立。而城市社区研究重视社会空间或物理空间这类单一空间，忽略了空间的其他属性，使社区空间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
社会空间结构、物理空间结构和生态空间结构统一于社区中。首先，社区本身是一个具有空间边界，以地缘关系或居住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空间、人口和组织三者之间的循环互动塑造了不同的社区性和程度不一的社区共同体(黄晓星，2011)，此空间指的是由道路、建筑等构成的物理空间，是社区的实体环境。其次，城市社区紧凑的空间、混合用地和公交导向的形式，存在污染、交通拥堵、噪声等问题，降低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使得生态空间问题成为当前亟待重视的问题。最后，社区的空间结构是各类要素在社区范围内的分布和联结状态，三种类型的空间结构统一于社区而互相影响。同时，三类社区空间自身或因互动带来空间的公共问题，解决方法又依赖于空间互动，并在空间互动过程中影响了社区凝聚力的变化。本文将采用全国大规模调查数据，详细分析社区的社会空间结构、物理空间结构和生态空间结构对街坊/邻里关系的影响。
二、概念界定 (一) 街坊/邻里关系街坊/邻里关系是居民的社会关系之一，具有地缘性、非正式性和功能性等特征，部分居民的邻里是朋友、亲属、同事、同学等，具有多重社会关系。在城市规划理论中，邻里是指城市中一个比较小的、可被识别的、低层次的、可以满足居民日常需要服务设施的单元，存在于居民的住宅与城市之间(李道增，2000：45)。此外，邻里也指居住毗邻的人。街坊比邻里有更大的空间范围，指城市干道或者住宅区中由各条道路划分的建筑地块，面积一般为2—10公顷(邓述平、王仲谷，1996：1)。街坊也指同街巷居住的居民。街坊/邻里意味着在空间地理位置、心理或文化、关系紧密度等方面具有特有特征，这种特征产生的效应有助于减少社会差别，促进社会平等(罗力群，2007)。
(二) 社区空间结构空间与社区存在两种关系：空间范畴中的社区和社区范围中的空间。前者的实质是从空间视角出发对社区特征等的研究，空间有广延性并可伸张。后者则是给空间划定了边界，从微观社区视角对空间进行了类型化。对空间和社区关系的两种判别影响了社区空间结构的研究。根据第一种关系界定，社区空间可以指社区中居民点的空间构成和变化移动中的特点，以及社区的地域分布、生产力布局、土地利用和网络组织构成的空间形态(陈忠祥，2000)。社区空间也可称为社区空间体系，包括商业、教育、绿化道路等职能或配套设施的空间综合区域，分为圈层式结构、带状结构、网络状结构、树状结构和自由式环路结构(常健、邓燕，2010)，甚至跨越了行政边界。本文采用第二种关系界定，即微观层面的社区空间结构，包括社区内的人口、组织、文化、设施、景观、生态、经营和地理环境等要素，对其分类也借鉴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分法。城市空间结构也称为城市内部结构，是指以一套组织规则连接城市形态和子系统内部的行为及相互作用，并将这些子系统连接成一个城市系统(冯健、周一星，2003)，根据研究主题划分为生态空间、社会空间、经济空间、物质空间(周春山、叶昌东，2013)、政治空间、文化空间和认知空间。社区空间属于城市空间的组成部分，其空间结构形态、功能等是前者的部分延续、简化和更具体化。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分类也适用于社区空间结构。借鉴城市空间结构定义，社区空间结构是以一定的组织规则，将社区形态及相互作用连接整合为一个社区系统(靳美娟、张志斌，2006)，它是社区层次的客观背景结构。
本文选择社区的物理空间结构、社会空间结构和生态空间结构三类进行实证研究。物理空间结构和生态空间结构是实体环境。虽然任何实体都包含了生命的和非生命的部分(葛永林，2018)，但对于生态空间和物理空间而言，其组成要素的侧重点是不同的。物理空间结构的构成多以非有机的元素为主(如建筑、门禁、道路、公共设施等)；生态空间结构的组成中更重要的部分是生命有机体(绿地、植被等)或构成自然的基本单元(如空气、水、土壤等)；社会空间结构是由主体属性构成和主体行动重构形成的空间结构，包括居民和社区内组织建构的属性，以及他们的行为与活动等。在社区空间结构的类型化中，其他空间结构类型都以上述三类为基础，认知、文化、政治和经济空间结构需要通过以上三类空间结构来展现和完成。物理空间结构、生态空间结构和社会空间结构聚焦在社区范围，发挥各自功能，并在社区内形成互动、循环，对社区的凝聚力产生重要的影响。
三、文献回顾、指标测量与研究假设已有关于街邻关系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微观个体的人口特征、社会阶层地位、户籍和房屋产权属性因素对于街邻关系的影响有较为一致的结论。例如，社区中本地户口或城镇户籍的居民比外地户口或农村户籍的居民街邻关系好，业主因共同的产权意识在社区的邻里关系好于租户(贺霞旭、刘鹏飞，2016)。其次，居民的心理、生理和社会属性及其相互联系影响了交往动机而表现为外在的不同水平的邻里关系。然而，以往研究指出，中观层次的社区空间结构对街邻关系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社会空间，但对物理空间和生态空间的研究并未得到重视。
(一) 社区社会空间结构与街坊/邻里关系与物理的、生态型的较为稳定的空间结构相比，社区的社会空间结构更具灵活性，具有结构的二重性。吉登斯(1998：87-90)的结构二重性理论认为，结构是一种框架，也是一种构成，即社会行动的生产和再生产为根基的规则和资源同时也是系统再生产的媒介，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在理解社区的空间结构时，我们可以借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分析社区，当社区的社会空间结构充当一种规则时，将对居民行为产生制约，当作为一种构成时，居民的行动实践又再生产空间结构。与其他类型的空间结构相比，社区社会空间结构的二重性更加明显，社区社会空间既包含由居民主体属性的组成而形成的结构，也包括居民主体行动而重构的空间结构。
在社区社会空间研究中，社区类型和异质性是两种重要的因素。社区类型作为社区间的差异，围绕该类划分展开的研究有基本一致的结论。例如，相比于传统的社区，商品房小区的居民邻里关系较弱，但对基于物理环境的满意度而产生的邻里依附较强(Zhu, et al., 2012)，原因之一是街坊型社区的居民居住时长高于商品房社区，使街邻的熟悉和交往程度较高。
社区异质性影响街邻关系。异质性表现为三个方面：分化、特殊性和差异性。分化主要是指将相同的事物变分裂，统一的部分瓦解；特殊性是指区别于他类的独特性；差异性是指差别。社区异质性主要是指社区内的差异性，即社区内的居民在某方面的特征的差异。国外社区的异质性研究主要聚焦于收入不平等或种族异质性两方面。收入不平等主要代表了阶层差异，种族异质性不仅反映了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等的差异，还具有综合性意义。
异质性在以往的经验研究中有以下研究结论。首先，层次差异的异质性具有普遍负作用。无论是在国家、市、城镇，还是社区的层次，异质性都会削弱人们的参与水平，降低居民的信任和社区依恋等。当异质性聚焦于社区层次时，阿莱西尼亚和费拉拉(Alesina and Ferrara, 2000)利用收入、种族和民族三个维度分别构建了收入不平等、种族和民族分隔指标，发现同质性程度越高的社区，社会交往水平就越高。社区内收入不平等和种族混合度高是影响居民参与的最重要因素。同时，他们发现，社区内种族的异质性程度越高，或人口流动性越强，社区信任就越低(Alesina and Ferrara, 2002)。赖斯和斯蒂尔(Rice and Steele, 2001)发现，社区内异质性程度越高，居民的社区依恋指数越低，社区活动参与率也越低。城市中高度异质性社区中的街邻关系比低度异质性社区差。社区社会空间中的异质性是形成居民隔离的因素之一，这种隔离现象仅会在异质性程度较高的社区中较为明显，在异质性水平中等或较低的社区中并不明显(贺霞旭、刘鹏飞，2016)。
其次，异质性并不总有削弱作用。其一，维度差异的异质性具有选择性削弱作用。种族异质性或民族语言分化只对邻里信任这种特殊信任有负作用，对一般信任没有影响(Sturgis, et al., 2010)。多元化城市中的多样化的朋友关系能够缓解城市水平的种族异质性效应，促进社会信任，而邻里水平的种族异质性在纳入收入不平等因素后，对信任的影响消失了(Phan，2008)。这说明，种族异质性和不平等因素对邻里信任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异质性并不总是削弱邻里信任或交往，它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并不发挥作用。其二，维度差异的异质性具有选择性促进作用。例如，移民带来的人口和文化多样性并没有改变核心组织的阶层结构，对信任和凝聚力均有积极作用(Portes and Vickstrom, 2011)。李洁瑾、黄荣贵等(2007)和李洁瑾、桂勇等(2007)对城市社区异质性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异质性增强可能会抑制整合性社会资本，但能促进链合性社会资本，并发现村层次的职业异质性会增加村层面的人际信任。
如果社区异质性的负效应在某种程度上无法避免时，寻找异质性负效应的补偿效应就会很重要，居民参与是促进凝聚力的途径之一。
参与是指加入某种组织或参加某种活动，是产生认同的基础，能提高信任水平、异质性包容力和社会责任感等(胡荣、李静雅，2006)。社会参与作为一种桥梁，居民能通过参与而彼此熟悉和获得信任。在已有的社区治理研究与实践中，治理方式，无论是项目制治理、服务型治理，还是多元治理或合作治理，与增进凝聚力的实质一样，都是以参与发挥正向功能为前提，参与的主体可以是个体或组织。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主要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居民个体层次，满足居民不同内容和水平的需求，例如维权、志愿服务、文体娱乐活动等；二是社区层次，生产社区公共空间，构建社区社会资本。例如，为了突破居民个体力量弱小和个体私利的局限，形成公共议题，整合共同的利益，社区社会组织可以联结分散的居民，改变社区公共空间和社区公共权力结构(李雪萍、曹朝龙，2013)。居民参与社会组织的活动对街邻关系会产生积极影响，本研究选择了居民参与居委会、业委会、自益性社会组织和益他性社会组织的频率，构建了社区居民的平均参与率。
首先，居委会具有法律授予的自治权，在社会治理、社区公共服务和风险预控等方面的功能被重视(罗红霞、崔运武，2015)。但实际上，居委会已经褪去自治组织的法理属性，而作为“类行政组织”扮演国家代理人的“准政府”角色(杨爱平、余雁鸿，2012)，行政化倾向严重。它作为权威性的非政府组织，享有政府赋予的管理基层社会的权力，可以给居民提供沟通和参与的平台，协助居民解决社区中的公共服务问题。尤其政府在推进公共资源下沉到社区时，居委会便是主要的执行者。其次，业委会只代表住宅所有者的利益，对物业进行监管。业主参与业委会活动(如选举)的直接动机首先是建设好小区环境，其次才是维权(夏建中，2012)。再次，居民自益性社会组织的参与以休闲、娱乐、体育锻炼和身心健康为主，以满足群体内的需要，较少产生益他性的效果。但参与了自益性社会组织活动的居民能在参与中培养异质性包容和异质共融精神，进而促进街邻关系。最后，公益组织是民间志愿性的社会中介组织，志愿者团体是以志愿精神为动力无偿提供服务的益他性组织，它们的服务项目繁多，且辐射全社会而非仅仅在社区。根据以上社会组织在社区中作为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社区居民平均参与社会组织活动频率越高，街邻关系越好。
(二) 社区物理空间结构与街坊/邻里关系社区物理空间与街邻关系有紧密的联系。社区中的物理空间包括公共空间和私有空间。在商品房社区，任何物理空间都是通过付费拥有的，公共和私有的概念因而都是相对的。物理公共空间是社区居民可以共同享用的地方，城市社区的实体公共空间包括社区小公园、小广场、户外或室内的娱乐和体育活动场所、道路、停车场等，是开放性的地方。社区私有空间是有明确私人产权所属的空间，例如住宅，每栋有门禁的楼宇等，具有封闭性的特点。
第一，中国当前的城市社区空间主要呈现为封闭形态，是一种私有的物理空间。建筑物的安全装置、门锁、街灯等被认为能有效减少犯罪，也反映了陌生人社会居民对居住安全感需求的渴望。同时，居住在封闭空间的居民因社区围墙和大门等象征安全领域标识的存在。对社区内外、“我们—他们”空间的分隔感强烈，创造出的“集体”身份有助于居民社区感的增强，也有利于社区管理。对于社区整体而言，封闭使社区成为一个个孤岛，而开放社区的共享社会资源受众面更广泛，体现出环境与行为的共生性，更加充满活力。也有研究认为，安保设施水平并不完全影响盗窃行为(肖露子等，2017)，但毋庸置疑的是，有门禁、保安门卫和防盗系统等安全设施会增加犯罪实施的难度。较为理性的犯罪分子可能会转换犯罪地点、目标和手段，而短期犯罪行为是否下降或社区整体的治安状况是否得到改善仍有待于验证。
保安门卫系统或楼宇门禁系统具有一体两面的属性：一面是保卫功能，另一面是对内聚合和对外排斥。设有楼宇门禁系统的社区或住宅实质上是拥有安全保障和固定界限的区域，不仅具有实质性的安保功能，也能营造出社区或住家的感觉，将社区或住宅这一城市的具体片段缩小为心理上认可的安全范围。楼宇门禁既排斥社区外居民也排斥非本楼宇的社区内居民进入，围合的楼宇内空间阻挡了社区内居民的直接来往，增加了社区内隔离，削弱了街邻关系。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1：社区的楼宇门禁越多，街坊/邻里关系越差。
第二，规划和设计可供停留、沟通和交往的公共空间是社区规划者所秉持和实践的理念，以增强实体公共空间的促进交流功能。正所谓，没有物理的公共空间，没有地方让人们聚在一起说会话，就不能形成社区(格兰特，2010：156)。地理学或规划领域的社区物理空间研究认为，物理空间为街邻提供一种交往的场所，是邻里交往的物质基础。社区的建筑配置、道路系统等因素因为影响了邻里接触互动的机会从而影响了邻里关系(卫万明、洪介仁，2001)。这意味着，物理空间带来的场所或接触机会的增多会促进居民的街邻关系。配套合理的社区公共设施可以缩小居民之间的距离感，有利于邻里交往(杨田，2010)，当前社区中的公共物理空间多以运动设施组成的运动或健身场所(如球场、游泳池、有健身器的场所等)、公园或广场的形式呈现，为居民的社区交往搭建了平台。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2：社区内的共享设施越多，居民的街邻关系越好。
(三) 社区生态空间结构与街坊/邻里关系社区空间结构具有系统性，当前侧重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的研究忽略了生态空间。近些年出现了热门的生态城市、生态社区建设等概念，其中的生态是以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为理念的建设模式，生态空间成为社区空间结构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依托于环境心理学中生态环境与人的行为关系理论，对于完善社区空间结构研究有积极作用。
心理学从人出发看问题，认为人既受环境影响，也能积极改造环境。“环境学习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受到自我意识和外在环境的影响，具有学习、分析、概括等能力可以接受周围环境的各种刺激而做出抉择，以调节自己的行为，也通过观察别人的行为及后果产生仿效行为(孙峰华，1994)。居民可以基于对所处生态环境的学习产生不同的互惠交往或情感信任。勒温(Lewin)的“心理场域说”(psychological field)认为，行为是人与环境的函数，用B=f(P，E)来表示，行为并不仅是外界刺激而致，还依赖于个人和环境的相互作用(赵端瑛，1981)。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交互决定论”(reciprocal determination)认为，复杂行为的学习并不能以环境与个体简单的双向关系来解释，环境对行为的影响太多且牵扯内在的个人因素，“交互决定论”认为，行为(B)、个体(P)和环境(E)三者彼此相互作用，构成三向关系(李艳龄，2011：12)。居民的个体特征可以激活生态环境和街邻交往间的关系。在生态环境中，人通过感觉获得实际的生态环境认知，并结合以往经验产生环境知觉。例如，讲究色彩搭配的生态美学、永续理念的生态环境绿化和资源回收利用、视觉舒适的光线、含氧量高的空气、干净的水源和土壤等营造的生态空间(高翠霞，2011)提升了社区的美感和居民的安适感，产生良好的环境知觉，影响居民的交往行为。
生态学将机体、行为与环境视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环境或然率论”(environmental probabilism)认为，环境与行为之间存在一定规律性的关系，机体、行为与环境之间的持久关系可被发现(李道增，2000：15)。修正的“环境可能论”认为，环境只是行为的范围，现代技术、资金和组织使环境对人们的限制范围缩小，使人有更多的选择机会(李道增，2000：12)。这说明，社区生态环境对居民行为会产生影响，但所发挥的作用可能有限。生态空间结构对街邻关系的影响本质上是生态环境和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环境应激理论”，应激源会对人们的心理、生理和行为产生影响。应激源有多种，居住地的环境污染就属于其中一种背景应激源，强度较低，持续时间长。该类背景应激源又分为生活事件和环境刺激，其中，环境污染、噪音等作为有害的环境刺激，需要居民去适应或应对(林玉莲、胡正凡，2006：113-116)。
一般而言，影响居住区生态环境质量的因素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和土壤污染等。空气污染表现为SO2和NO2的日均浓度超标、PM10和PM2.5年均浓度超标等(胡敏等，2011)。水污染的来源分为自然污染源和人为污染源，水质恶化影响水资源的有效利用，破坏生态，损害人体健康。土壤污染按照污染物属性，分为无机污染、有机污染和生物污染等(陈保冬等，2015)。当由量变累积到质变时，有毒物对人体、生物、大气和水质都会产生很大危害。噪音污染包括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交通运输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等，对人体长期的精神和健康伤害并不轻(薛萌，2014)。噪音影响休息、学习或生活，长期处于噪音中会造成耳鸣、耳聋、头晕、失眠、注意力低下等症状。相比于水、空气和土壤的污染，噪音污染对街邻关系的影响更加直接。一方面，噪声的声源输出停止则消失，不积累且无残余物。另一方面，噪音污染的来源除了居住区外部，声源更可能来源于居住区内的居民、家庭和社区，例如，装修噪音、歌舞噪音、喧闹声、音响声等。这些生活噪音容易引发生活中的纠纷，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会损害邻里关系。
社区生态环境对居住在不同类型社区中的居民在居住满意度、生活方式和街邻关系等方面产生影响。结合“环境应激理论”与城市社区的污染现状，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1：住宅区的环境污染越严重，居民的街邻关系越差。
第三，自然环境是社区生态空间的主体，景观、生物多样性、卫生和环境污染等是社区生态空间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较差的社区生态空间会影响社区的美感，减少居民的心理舒适感，影响居民健康，增加社区的环境失范行为和潜在的犯罪行为。整洁有序的社区环境形象可以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并消除居民对犯罪的恐惧感；破败不堪的社区空间环境形象易使潜在的犯罪者联想到社区管理维护的缺乏，从事犯罪活动不易被人监视而增加犯罪的可能性(董春玲，2008)。这些最终会削弱居民的共同体情感，有损街邻关系。
随着民众物质生活的富裕和对城市自然生态环境的关注，社区不仅有居住功能，也逐渐转化为都市生态维持的基础。在生态良好的社区，居民的环境友善行为及参与频率均能有效提升(翁瑞禧，2004)。最直接和最简单的生态环境良好指标就是社区中的绿化覆盖率，这是生态社区和绿色社区的要求。与背景应激源中涉及的环境污染相反，绿化覆盖率是居住舒适度的指标之一。绿化覆盖率高，能提高居住区的生活环境和品质，也可以相对改善空气质量，对社区的街坊/邻里关系也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关于绿色覆盖率与街邻关系，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2：社区的绿化水平越高，居民的街坊/邻里关系越好。
四、样本基本情况描述本研究使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调查采用分层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包含劳动力个体、家庭和社区三套问卷，涉及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城市社区172个，城市社区居民总样本为10 255人，被访者是15—64岁的人和65岁以上仍然在工作的人。
因变量为个体层面居民的“街坊/邻里关系”，测量包括熟悉程度、信任水平和互助情况三类。对应问卷中的问题分别是“您和本社区的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互相之间的熟悉程度是怎样的”“您对本社区的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信任吗”和“您与本社区的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互相之间有互助吗”。首先，三个问题的答案赋值越低，表明水平越低。其次，通过比较三类街邻关系发现，街邻之间互助的比例最低，互助非常多和比较多的人占32.47%，非常信任和比较信任的人占43.4%，非常熟悉和比较熟悉的人占43.68%(见表 1)。三类邻里关系测量条目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检验)值为0.82，根据三类测量赋值加总后得到街坊/邻里关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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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城市社区居民的街坊/邻里关系(N=9 048)(%) |
自变量包括连续变量和类别变量(见表 2)。在所有的样本中，被访者的年龄为15—64岁；平均教育水平介于初中毕业和高中未毕业之间，30%的被访者为初中学历，大专及以上的占28%；66.5%的人认为自己健康状况为健康或非常健康；女性比例略高于男性；群众和民主党派比例较高，86.82%的被访者为群众；已婚的占77.96%；非农户口占48.38%，居民户口占20.51%；业主占大多数，为72.7%；租住的比例占17.4%；居住在商品房小区的比例最高，其次为未改造的老城区或街坊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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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层自变量的描述统计 |
根据已有的测量，本文将社区异质性分为经济异质性和职业异质性，前者代表纵向的阶层差异，后者代表横向的文化和价值观差异。两类异质性独立但有关联，职业异质性本身蕴含经济差异，经济异质性也蕴含职业差异。社区异质性作为社区社会空间变量，由经济异质性和职业类别异质性构建。职业异质性是社区内所有居民的主要职业类别数与社区内人数的比值，百分比越高，说明社区内居民的职业分散程度越高，居民之间从事相同职业的比例越低。百分比越低，则说明社区内的居民职业分散程度较低，越可能存在同职业者相聚居的情况。经济异质性是指所调查的每个社区中家庭的年收入类别数与社区人口之比，社区中相同年收入水平的家庭越多，意味着年收入类别数越低。比值越大，意味着社区家庭的经济异质性水平越高。两类变量均是社区层次的变量。从职业异质性来看，有47.67%的社区的职业异质性低于平均值，社区职业异质性相对略高的社区占样本的比例较高。从经济异质性来看，有52.91%的社区经济异质性水平低于均值，社区经济异质性相对略低的社区占样本比例较高。通过对比两类异质性发现，社区的职业异质性水平高于经济异质性。
居民的社会参与操作化为“在过去一年，居民参加居委会、业主委员会、休闲/娱乐/体育俱乐部/沙龙组织、公益/社会组织/志愿者团体四类组织的活动频率”，对于非组织成员则默认为没有参加。居委会和业委会是社区内的组织，休闲/娱乐/体育俱乐部/沙龙组织是自益性组织，公益/社会组织/志愿者团体是益他性组织。将四类组织的参与频次加总后得到社区层均值代表社区居民的社会组织平均参与率水平，值越大，意味着平均参与率越高。社区内本地人口与总人口之比代表来源地差异，本地人口指居住地和户口地为同一城市的人口，比值越大，意味着本地人口比例越高。样本中有55%的社区的本地人比例超过了90%。
社区物理空间操作化为楼宇门禁和社区公共设施。楼宇门禁用社区内楼宇门禁数量的均值表示，数值越大，说明社区内楼宇设有门禁的可能性就越高。社区共享设施由五组问题组成，即社区范围内是否有以下场所：运动场所或健身场所、老年活动室、公共图书馆/阅览室、社区广场/公园、儿童游乐场，有则赋值为1，无则赋值为0，五项赋值相加得到社区设施的数据。5%的社区以上设施均无，10%的社区有所有设施，只有其中1—4项设施的社区分别占11%、17%、30%和27%。
社区生态空间操作化为污染和绿化覆盖率。被访者家庭居住地方的各类污染严重程度自评分作为居民对居住区的环境污染感知，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和土壤污染四类，将四类自评分加总后计算出社区层均值，代表居住区污染程度。值越大，表示污染越严重。对于社区绿化覆盖率测量的个别缺失值，根据2012年劳动力调查数据，按照相同社区的绿化覆盖率无差异原则进行补充。社区绿化覆盖率比例越高，代表社区的生态质量越好。一半以下社区的绿化覆盖率低于30%，25%以上的社区绿化覆盖率高于50%。
五、假设验证与解释因变量“街坊/邻里关系”属于个体层次变量，纳入了社区层的解释变量后，根据零模型计算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ICC分别为0.20，可采用两层次模型，在此之前先呈现三类社区空间结构影响街邻关系水平的OLS模型。
从表 3可知，模型2中社区社会空间结构对街邻关系有显著影响，社区异质性指标中经济异质性对街邻关系无影响，职业异质性越高，街邻关系的数值越低。本地人口所占比例越高，街邻关系的数值越高。职业异质性的负效应是可以被补偿的，社区居民平均社会参与率越高，街邻关系的数值越高。在社区物理空间结构变量中，有楼宇门禁数量越多的社区街邻关系的数值越低，社区的共享设施数量越多，街邻关系的数值越高。在控制了社区类型的情况下，在社区生态空间结构变量中，居住区的环境污染状况越差，街邻关系的数值就会明显下降。社区绿化覆盖率越高，街邻关系越好。为了比较OLS模型和多层次模型的结果差异，获得更稳定的社区空间结构对街邻关系的影响，继而进行两层次模型。零模型的公式(劳登布什、布里克，2016：218-221)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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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社区内空间结构对街坊/邻里关系的影响(OLS)(N=7 541) |
| $ \begin{array}{l} 层- 1:\;\;\;\;\;\;\;\;\;{Y_{ij}} = {\pi _{oj}} + {e_{ij}}\\ 层- 2:\;\;\;\;\;\;\;\;\;{\pi _{oj}} = {\beta _{00}} + {r_{0j}}\\ 混合模型:\;\;\;\;\;\;{Y_{ij}} = {\beta _{00}} + {r_{0j}} + {e_{ij}} \end{array} $ |
以街邻关系为例，Yij是社区j的居民i的街邻关系，πoj是社区j的平均街邻关系水平，eij是一个随机的居民效应，β00是平均街邻关系水平，r0j是一个随机的社区效应，i=1，2，…，n，即社区j的各个居民，j=1，2，…，n，即各个社区。在此基础上，每层加入个体和社区层次的变量(公式略)。
从表 4可知，个体层次的性别、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和教育水平对居民的街坊邻里关系无影响。自评健康水平越好，街邻的关系就越好。因身体健康有损(如疾患、虚弱等)引起的生理痛苦或心理压力会直接减少人际交往，不利于街邻关系发展。在全模型中，社区居民的户口性质与街邻关系无关，住房的私有产权也影响居民的街邻关系，业主与街邻的关系数值高于非业主。社区类型之间存在街邻关系数值的差异，工矿企业/机关/事业单位住宅区的街邻关系好于老城区小区，但商品房小区居民的街邻关系比老城区小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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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社区空间结构对街邻关系的影响(HLM) |
通过比较表 3和表 4中三类社区空间结构对街邻关系的影响，我们发现，表 3的模型2中社区共享设施的效应在表 4的模型5中消失了。
从社区社会空间结构来看，社区职业异质性显著地负向影响了街坊/邻里关系，而经济异质性对街邻关系无影响。异质性的对立面是同质性，完全的同质性社区是不存在的，社区总是以异质性的程度和特征差异的方式存在。因此，比较社区内异质性的方式，可以依据不同的异质性水平，和选择社区中居民的某些主要的属性差异进行。例如，在甘斯调查的莱维敦城镇中，居民的收入和年龄可能是同质性的，但宗教和民族又是异质性的。在这样的社区中，社区内部居民的交往仍然可能因宗教或民族异质性而产生人际交往隔离(Gans，1967:159)。社区层次职业和经济异质性对街邻关系的影响差异验证了异质性的选择性负效应。社区内本地人越多，居民的街邻关系就越好。社区居民平均社会参与率越高，街邻关系也就越好，假设1得到验证。居委会和业委会是两类社区内社会组织，举办的活动多以社区内居民为主，自益性或益他性社会组织，无论是以同质性群体为主，还是以异质性群体为主，均有利于提升参与者的沟通能力和心理健康水平，促进社会资本的建设。居民的社会组织活动参与频率越高，其街邻关系也越好。
从社区物理空间结构来看，社区的楼宇门禁数量的均值越大，街邻关系越差，假设2.1得到证实。相比于开放社区或开放楼宇，封闭社区或封闭楼宇营造了具有私密性和相对安静的生活空间。这些封闭空间中的防卫设施也迎合了居民对于“安全”的心理需求(security needs)，呈现封闭的防卫空间形态。为了增强安全性、便于管理和维护领域边界等原因，社区内部的每栋楼宇都设置楼宇门禁，以保障每栋楼住户的安全。
楼宇门禁具有“双刃剑”式的屏障功能，表现为“门内聚合”和“门外排斥”。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隔开了本栋楼居民与外界人士(包括同社区居住的其他居民和外来闯入者)的居住距离，保障了各栋楼居民有相对私密的楼宇空间。另一方面，由于屏障的存在，也使相同社区居民之间的接触没有开放楼宇那样简便(无须受楼宇门禁限制)。因为门禁设施而间接导致的非便利性对街邻关系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反映了在街邻关系这类非正式关系的发展和维续中，社区居民普遍存在的关系维护的惰性心理和街邻关系的脆弱性，这也与街邻关系在现代社区和居民中间功能的全面下降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社区设施是否齐全对于街邻关系没有影响，但社区设施为居民提供休闲、娱乐、阅读等的功能依然十分重要。其无效应的原因是因为居民对此类社区设施使用频率较低，或者在该类设施场所互动较少，因而没有实现社区公共设施带来的社会性价值，假设2.2没有得到证实。
从社区生态空间结构来看，居住区的环境污染越严重，街邻关系也就越差，证实了假设3.1。尤其是当上述污染出现在社区，并与居住分层重合时，社区生态环境问题就成为居住空间不平等的衍生物之一。这种社会不平等与生态不平等的重合更加剧了城市空间的隔离，即社会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双重隔离。因此，模型均是在控制了社区类型的情况下进行假设验证。绿化覆盖率是绿地建设的考核指标，社区绿化覆盖率是城市绿化覆盖率的重要组成之一，它作为社区生态空间的资源。覆盖率越高，居民的街邻关系就越好，证实了假设3.2。
六、结论与讨论无论在物理空间还是人文环境方面，理想的社区形态都能达到和谐的状态，是一个安全、有尊严和充满希望的地方，而非拥挤、污染和充满冲突的居住区。连接着居民的居住生活为本与地域发展为本所体现出的社区生活化哲学视角，不仅以“运动”的方式促进集体精神的生产，也可以以理性人与地域之间和谐发展共生的生活化情景中逐渐衍生公共性。研究居民的街邻关系，既是探索促进社区整合目的重要方面之一，也是最基本的考察作为与生活本质的关联因素的方式之一。
研究分两层次变量分析了居民的街邻关系的影响因素。从社区社会空间结构、社区物理空间结构和新引入的社区生态空间结构三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它们的作用。综述三类社区空间结构的指标及功能(如表 5所示)，社区社会空间的异质性指标会发挥隔离性的功能，促进社区分散力的增强，这一假设的验证也从反面验证了同质性会促进凝聚力的说法。社区物理空间的隔离性设施(如门禁设施)发挥隔离功能，而共享性设施对凝聚力没有影响，社区生态空间中友好型的生态可以增强社区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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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社区空间结构指标与功能 |
社区的空间结构对街邻关系产生制约或促进作用，与结构本身的功能和空间差异的作用密不可分。任何一种社区空间结构都不是恒定的，而是变动的，但空间结构发挥的作用是客观且相对稳定的。
第一，在社区社会空间结构的影响中，使用了社区社会空间二重性的概念，分别从社区异质性和本地人口的比例(属性组成)、居民参与(行动)两个方面来分析街邻关系。社区异质性是促进分散力的力量，社区异质性越高，街邻关系越差，但这种负向的影响会因维度差异发生变化。相比于社区异质性的功能，居民的各类组织的平均参与率对街邻关系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居民形成凝聚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可以实现对异质性负效应的补偿。
第二，社区物理空间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空间结构，社区中实体的建筑楼宇、道路、设施等既可能是促进居民分散力的因素，也可能是促进融合的因素，这与物理空间在社区中的设计差异有关。物理空间结构中的门禁设施设计具有明显的隔离与保护功能，因而门禁楼宇对于居民的街邻关系水平也发挥了隔离功能。而社区公共设施是在营造一种共享的平台或空间，它对凝聚力形成的作用上也只能是间接的。
第三，社区中的生态空间结构往往是容易被忽略的部分，但在营造社区中常常成为关注点。好的生态或坏的生态之间具有清晰的界限，友好型的生态空间会促进社区凝聚力的形成。因此，住宅区的污染越严重，居民的街邻关系就越差。与之相应的是，社区的绿化水平越高，促进凝聚的力量则越强。这意味着社区生态空间对街邻关系的影响取决于空间本身的好劣。相比于社区的物理空间功能，社区的社会空间和生态空间结构更能够对街邻关系发挥直接的作用。
罗曼蒂克的紧密融合或散沙式的隔离都难以成为现代社区的发展标准，但居民对住区有限的责任感和适当的分隔确实是必要的。融合因素本身的局限和分隔因素的二元性也使社区建设者思考居民选择性融入或隔离的益处以及可行性。同时，社区的空间结构处于变化中，因为社区的人口流动、社区的空间互动、组织或居民参与，事件、政策、制度、意识、外力介入等原因交织在一起，使得社区在向着分散力或凝聚力发展的过程中总是较难达到平衡。而这些交织在一起甚至互相干预或影响的因素在当前的数据中暂时无法展现，有待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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