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作为一个现代政党组织，既需要阶级基础的支持，还需要一定的组织方式整合内部，才能持续而稳定地运行。共产党的政党属性是无产阶级政党，但这并不是说共产党就是无产阶级本身，更不是在共产党与广大的工人群众之间可以直接划等号。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决议明确阐明：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它最先进、最有觉悟、最革命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头脑，要领导无产阶级和各群众组织 (委员会，1988：23-26)。既然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要领导无产阶级和其他群众组织，那么首先就需要建立同本阶级群众 (即工人群众) 的组织领导关系，以此才有可能实现对其他团体的领导。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正式成立，并在1922年7月中共二大上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并接受共产国际指示的决议。对于刚刚成立且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中共来说，开展工人运动，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并逐步建立对工人运动和工人群众的组织领导关系，自然是其成立之初就应重视的工作。中共在一大后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就提出党今后的基本任务是派党员到工人中建立产业工会，组织和教育工人 (中央档案馆，1989：6-9)。此后，中共很快领导了国内第一波工运高潮。尽管后来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挫折不断，中共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农民运动和军事运动等其他运动，但工人运动事关中共的阶级属性，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都是中共基础而重要的工作之一。那么，中共早期在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究竟以什么方式去组织工人运动，又如何形成对工会组织的领导关系等，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

然而，在这类问题上，国内以往的工运史研究，在革命史话语的主导下，把工运史等同于工人阶级斗争的革命历史，既认为劳资双方是严重对立的，还抽象地认为中共天然地就能发动工人运动 (参见刘明逵，2002)。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把共产党等同于工人阶级本身，忽视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差别，故而也就不会关注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组织方式问题。海外学者如谢诺 (Chesneaux Jean，1968)、裴宜理 (2012)受新劳工史研究的影响，侧重于从长期的社会史角度探讨中国近代工人阶级主体性的形成，也较少涉及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组织方式问题。其实，对中共组织制度的研究，本来就是中共党史研究及革命社会学中比较薄弱的环节。应星 (2016)认为，应从组织形态的视角来着重研究中共党内不同层级、不同机构、不同职权的组织隶属关系，以及党内不同类型干部的互动关系，由此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共民主集中制度的发育和演变。

人们一般会认为，中共在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并没有成型的组织制度出现，直到在苏区时期独立掌握武装和政权，才开始逐步形成比较成熟的组织制度。然而，实际上，已有的研究表明，中共在成立时即引入俄共 (布) 的特派员制度 (孙会修，2015；马学军，2016b)，大革命时期又建立支部制度、党团制度 (孙会修，2016)。而其中的特派员制度，中共不仅在早期工人运动中采用，且在此后的农民运动、军事运动中也广泛运用，并一直延续下来。孙武霞 (1987)较早提出，特派员制度是共产国际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之重要体现。魏雅丽 (2013)分析了大革命时期广州农讲所学员充任农民运动特派员的情形。孙会修 (2015)的研究更进一步指出，早期那些担任重要职务且工作经验较丰富的干部、旅莫支部或旅欧支部归国党员以及经过密集学习和系统培训的干部都可能会被中共选派为特派员；中共早期采用特派员制度，有助于维护中央权威，自上而下形成合力，还有助于各地发展党群组织，扩大党的力量，但在实施的过程中有时也存在特派员包揽工作、对自身定位不清，中共对特派员过分倚重等弊病。笔者 (马学军，2016b) 以前的研究分析认为，中共早期领导工人运动时，在当时全国各地未有产业工会的情况下，采用从俄共 (布) 移植而来的特派员制度，自上而下派遣特派员到重要地方开展工人运动；中共早期约有30人左右的特派员在各地活动，每个特派员每月得到的平均津贴在20元到30元之间。各特派员在开展工人运动时面对帮口、军阀和帮会的势力，需运用个人的地方资源才能有效开展工作。

不过，这些研究还多为对特派员制度的泛泛而论，并没有对某一特派员实际的工作过程及效果做深入分析，也并没有深入考究某一时期的特派员制度对该时期中共所开展的重要工作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读者也就很难理解这一制度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进而又如何影响了中共的工作拓展。基于此，本文拟选择早期安源工运为研究对象，重点比较特派员李立三和刘少奇两人实际的工作效果，来看中共早期采用的特派员制度是如何实践的，这一制度又如何影响安源工运的兴起和衰落。

本研究之所以选择安源工运，是基于如下两个理由。首先，安源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工运基地，素有“小莫斯科”之称。在1923年“二七”惨案后全国工运陷入低潮时，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当时并未被破坏，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工会组织 (邓中夏，1983：514)。早期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湖南籍革命青年都来此地工作过。一些湖北、安徽、山西籍的青年干部在“二七”惨案后陆续到安源避难，也参与安源工人运动。直到1925年9月安源发生“九月”惨案后，当地的工人运动才陷入低潮。选择中共早期这个重要的工运基地，并探究这四年多的兴衰历程，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共早期从安源工运获得的经验教训，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共早期特派员制度的具体实践。

其次，安源虽是中共早期重要的工运基地，但学界对安源工运史的研究却非常薄弱。国内的安源工运史研究，在建国后长期受政治路线的影响，尤其与几位领袖人物的命运沉浮直接关联，很多重要史料和历史事实被严重扭曲，很难称得上是科学的学术研究。尽管在改革开放后，相关机构也整理出版了大量史料，三位领导人物在安源工运中的贡献也得到客观评价 (萍乡市中共党史学会《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研究》课题组，2013：5)，但已有文献对中共早期领导安源工运的工作方式，却鲜有深入地考察和挖掘。海外学者裴宜理最近出版的《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一书，以文化置位 (cultural positioning) 和文化操控 (cultural patronage) 两个概念，¹分别论述中共早期如何在安源创造革命传统，建国后又如何重新发掘革命传统。裴宜理 (2011：6) 认为，早期毛泽东、李立三以教员身份开办工人夜校，并利用当地民俗、歌谣宣传共产主义，以此吸引工人，来发动工人运动，由此开创了中共“红色文人”的经验传统。可是，这些外来革命者利用符号资源对大量不识字的煤矿苦力工人进行政治教育，究竟能够产生多大效果呢？仅靠政治教育，安源就能发生工人大罢工并且就能持续多年吗？裴宜理这本新著，依然主要运用地方史、社会史资料，尤其不加辨析地引用大量建国后老工人的回忆资料，而并不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纪念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联共 (布) 档案等第一手的文献资料，更不去分析安源工运不同领导者的来龙去脉和实际的工作效果，却以抽象的概念来剪裁历史资料，急于阐释长时段中共的革命传统。这对本来就受路线斗争严重扭曲的安源工运史研究而言，只会带来更多的失真和误解。

1. “文化置位”，是指革命者“对一系列符合资源 (如宗教、仪式、修辞、服饰、戏剧、艺术等等) 的战略性运用在政治说服中发挥的作用”；“文化操控”，是指“地方和中央官员将官方资源加以经营运作，因安源而获得的资本收益被运用不同目的”。参见裴宜理 (2014：4、10) 的相关研究。

关于早期安源工运的领导情况，曾任中共湘区执委书记的李维汉后来回忆说过，“安源第一代不干了，第二代是李立三，第三代是刘少奇，第四代是陆沉”；毛泽东在“文革”初谈到安源工运领导人时也曾说过，“刘少奇是第三代，李立三是第二代，第一代是什么人？跑了”(刘善文、黄爱国，1989：25)。据当时的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罢工胜利两周年纪念册的文献记载，1922年5月俱乐部刚成立时，李立三为俱乐部正主任，1922年9月大罢工胜利后俱乐部改组，李立三为总主任 (少奇、少连，1980：162)。1923年4月李立三离任后，由刘少奇继任总主任职务 (陆沉，1980：209)。1925年1月刘少奇离任后，陆沉继任俱乐部总主任职务，直到安源“九月”惨案发生。通过比对这些文献资料，我们可知，在1921年到1925年这段时期，李立三、刘少奇、陆沉确实先后为安源工人俱乐部的总负责人，而李维汉所言的“第一代不干了”的说法很可能指毛泽东。

考虑到本文集中分析的是中共早期工人运动中的特派员制度，对于前文提及的安源工运四任领导人，本文仅重点分析并比较具有中共特派员身份的李立三、刘少奇两人的工作，而对另外两位安源工运领导人在安源的来龙去脉和实际工作效果不作单独分析。²毛泽东长期在湖南本地生活、学习，是当时中共湘区执委书记，是典型的地方革命领袖。他来安源考察不曾肩负任何一级中央机构的委派使命，而仅仅是出于拓展地方革命活动的目的。这与由中央专门指挥调派的特派员李立三、刘少奇两人的干部身份和工作性质非常不同。而陆沉是恽代英领导的湖北利群书社的骨干成员，最初是以教员身份来安源，也并不是中央特派员。更重要的是，李立三和刘少奇主政安源工运期间，与安源工运的兴起和衰落有直接密切的关系，而另外二人与安源工运的兴衰并没有什么重要关联。毛泽东虽自称是安源工运的第一代领导人，但也自言是“跑了”，来安源考察几天就返回长沙了，他还要统筹全湖南的工作，实际并没有驻守安源开展长期的工运工作。而陆沉担任安源工运总负责人职务仅八个月，安源就发生“九月”惨案了。安源工运的衰落实际在前任刘少奇那里就已经非常明显了。

2. 对安源工运这两位工运领袖的具体分析，请详细参见马学军 (2016c)的博士论文。

因此，本文基于安源工人俱乐部直接的文献资料和中央党、团、工系统的文件资料，并参照相关年谱、文集、回忆录等资料，来着重分析特派员李立三和刘少奇两人在安源的来龙去脉和实际工作效果，通过考察两人的工作如何影响了安源工运的兴起和衰落，来切实讨论中共早期特派员制度的具体实践和领导安源工运的经验教训，以对理解中共后来开展工人运动的方式和经验提出新的理解思路。

李立三虽被称为安源工运第二代领导人，但从1921年12月到1923年4月在安源工作的这一年多时间内，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建立安源党、团支部、成立工人俱乐部、领导路矿工人大罢工，还担任俱乐部改组后的总主任，实为安源工运真正意义上的开创者、领导者和建设者。李立三在安源的活动，当时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都有明确地记载，无需再一一澄清。本文更为关注的是，李立三在安源，究竟以什么身份，依靠哪些地方资源，如何发动工人成功罢工的？罢工胜利改组后的俱乐部中，李立三是否能够统合各方力量？李立三调离安源后，继任者是否能够接续他的地方资源，是否能维系俱乐部的统合？理清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看出党内不同类型的干部，因个人资源、工作方式和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不同，主政安源时期的工作效果有何不同。

首先，就党内干部的身份而言，李立三是一位受中央指挥调派的特派员，而不是一位像毛泽东那样的地方革命领袖。地方的革命领袖，长期生活学习在本地，根据中央的指示，统筹协调所在地方的全部工作；而特派员多有省外求学或工作经历，直接受中央调遣指派，随时可能会被派到全国任何地方从事非常重要的工作。1922年9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章程》，明确说“本部斟酌地方情形，得派遣某地特派员，无定额”(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上海市总工会编，1989：41)。

李立三与蔡和森等人于1921年11月从法国回国，12月11日抵达上海见到陈独秀。陈独秀即批准李、蔡两人入党 (无介绍人，无候补期)，并分派李立三回湖南从事工人运动，蔡和森留在中央 (李思慎，2004：44)。李立三在1940年的自述中说：“入党后，中共中央让我接受湖南区委的安排。湖南区委书记当时是毛泽东同志。他建议我去湖南最大的工业中心萍乡煤矿，在路矿工人中开展工作、发动工会运动。”(李立三，1999：532) 李立三是留法学生，由中央总书记批准入党，且派其回湖南工作，说明其是受中央指挥调派的特派员。回湖南后，毛泽东也仅是“建议”而非“派遣”他到安源工作。此后李立三又从安源被调往武汉、上海等地工作，更表明他是受中央指派调派的特派员，而非是毛泽东那样的地方领袖，更非是一个受地方领袖领导的地方干部。

那么，身为特派员的李立三，来安源后是依赖哪些地方资源开展工人运动的？李立三出身、成长于醴陵，对湘赣边境和萍乡安源煤矿的情况非常熟悉。他很清楚，要在矿警和当地驻军的严防下，立即开展大规模的工人运动是不可能的，只有先利用合法途径，才能逐步联络工人。他自言其父亲在当地“中小学教语文，也在一些社会团体任职谋生，可谓绅士”(李立三，1999：527)。他通过父亲在醴陵及萍乡的关系，认识了与矿局有交往的士绅。在这些士绅的帮助下，李立三联络到矿局经理，才获得公开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和建立俱乐部的资格 (李思慎，2004：53-54)。此外，湘赣边境的洪帮势力非常活跃，李立三对之也非常了解。他从小认识同乡的同盟会、哥老会会员孙小山 (李立三，1999：528)。李立三来安源很快就了解安源有一个秘密帮会，大部分工人都为帮会会员 (李立三，1999：533)。在安源大罢工前夕李立三亲自拜访帮会，在上海五卅运动中同样联络帮会势力，都表明他和帮会势力有密切的联系。

要成功发动工人罢工，并在安源开展长期的工人运动，就需把大量煤矿工人组织起来。此前的湖南中华工会机械工会、湖南劳工会也都仅联络了铁路工人，而未能组织大量煤矿工人。而李立三来安源最初的半年多时间，也仅联络到铁路工人。据《略史》记载：“四月十六日开第三次筹办会时部员已达三百余人，遂选举李能至为正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并选出评议干事若干人。五月一日劳动节，俱乐部遂宣告成立……俱乐部成立以后，加入者并不十分踊跃。”(少奇、少连，1980：149) 这即是说，在1922年5月1日俱乐部刚成立时，会员仅有300余人，和路矿过万工人的数目比起来微不足道。在俱乐部成立以后，加入者也并不踊跃，直到9月14日大罢工前夕会员人数也并没有太大改变。据《略史》载，“至9月13日罢工前夕午夜12时，俱乐部部员仅七百余人”(少奇、少连，1980：151)。也就是说，俱乐部从5月成立到9月工人罢工，部员仅从300余人增加到700余人，仅增加400余人。

那么，俱乐部最初加入的这三百人究竟主要是哪部分工人呢？李立三曾回忆说，当时到安源最早认识路局修车房的周镜全、李涤生二人，让他们再动员其它工人来夜校上课 (李立三，1991：902-903)。后来又通过这两个路局工人，李立三联系到火车司机朱少连和更多的铁路工人 (李立三，1991：900)。朱少连，在株萍铁路工作十余年，且作为火车司机，还是铁路学校毕业生，在路局工人中有一定的威望。他当选为副主任，可以说代表了铁路工人的势力。既然李立三最初联络的是铁路这边的工人，那么这时不管是李立三，还是铁路司机朱少连，在安源所能联络到的也仅是路局这边的铁路工人。

安源路矿工人，不仅包括少量的铁路工人，还包括大量的煤矿工人。为什么占路矿工人主体的煤矿工人这时候并没踊跃加入呢？这和两类工人的劳动强度、受教育水平和思想觉悟都有很大关系。铁路技术工人多有高小或高小以上学习经历，少数还毕业于高中或中等专业学校 (如朱少连、李涤生，就毕业于技术学校)。他们文化水平高，且长期往返铁路沿线，接触面广，能够最先获得其他铁路和城市的重要讯息，也容易受到先进思潮的影响。他们下班停车后还有空余时间，因此会有意识有时间参与俱乐部活动。而煤矿苦力工人识字率低，很多未读过书，又长期在井下恶劣的环境中工作，时间长、强度大，一出井就吃喝玩乐，对读书识字、参与俱乐部活动并不感兴趣。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工头和帮会是左右安源煤矿工人生活食宿、生产劳动和集体行为的重要因素。据《萍矿矿务局志》载，建矿初期萍乡煤矿窿内采矿、支柱、搬运三项工作全部采用包工制，后扩大到地面洗煤、炼焦流程中的装运工人。东西平巷与直井等生产单位，由大包工头包揽工程任务；若干采掘工程地点，由大包工头雇佣小包工头，小包工头雇佣工人 (萍乡矿务局志编纂委员会，1998：98)。工人找工作、工资收支、食宿生活和劳动过程都由工头负责，与工头结成强烈的私人依附和庇护关系 (马学军，2016a)。

而帮会，作为民间的秘密社会组织，能够吸引大量流民，成为近代中国控制底层民众的重要力量。萍浏醴地区的帮会势力非常活跃，参与了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裴宜理也指出，“哥老会掌握着缺乏技能的劳工群体，成为萍乡地区从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早期各种造反和群体暴力事件的主要肇事者。帮会也是扰乱萍乡生活的大多数仇外事件和周期性罢工的催化剂。”(裴宜理，2014：37)。随着萍乡安源煤矿的建成，帮会的势力不仅控制了一些与煤炭开采、运输等相关的工程，还控制煤矿附近码头、车站、店铺、旅馆、赌馆等行业。很多工头、工人都是帮会的成员，以此得到帮会的庇护。因此，要想发动煤矿工人，就需联络煤矿的工头，而要联络煤矿的工头，就需首先联络当地的帮会。

受1922年9月全国工运蓬勃发展的影响，尤其是9月初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罢工的影响，与武长段相连的株萍铁路工人也有罢工之意。但若没有煤矿工人罢工的配合，仅靠少部分铁路工人罢工，很容易被军警镇压。李立三于9月9日从长沙赶回安源，刘少奇也于11日从粤汉铁路武长段罢工现场赶到安源，来共同组织安源工人罢工。但罢工前夕，俱乐部仅700余人，如何能发动煤矿工人同时而有秩序的罢工呢？李立三 (1991:900) 自已回忆道：“当时最厉害的帮会 (洪帮)，工人不加入，就没有工作，大多数人参加，工头都是洪帮头子。当时若不争取洪帮，就没办法。”事情的转折点，就是李立三在13日夜里去拜见洪帮，争取洪帮合作。当晚李立三在几个有洪帮背景且武艺高强的工头陪同下，拎着酒和雄鸡去拜访洪帮大佬，双方相互答应条件，当场杀鸡誓盟 (黄增辉、刘家林：1982：85-91)。14日上午路矿两处工人一致同时罢工。在各方调停下，18日早晨路矿两局代表和工人俱乐部代表李立三正式签订协议，五日大罢工胜利结束 (中共萍乡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编纂组，1991：1151)。

罢工胜利后，路矿两处约一万多工人纷纷加入俱乐部，俱乐部人数急剧增加。同时，根据与俱乐部签订的协议，路矿两局要定期支付俱乐部过万元的活动经费。这就需要俱乐部进行改组，重新设立组织机构，并选举俱乐部负责人，以适应部员和经费增加的现实。据《略史》记载，俱乐部于1922年10月进行改组，选举李立三为总主任，朱少连为路局主任，刘少奇为窿外主任，余江涛为窿内主任，正式组成俱乐部第一届主任团，并委任各股股长七人，各股委员三十余人 (少奇、少连，1980：162)。按理说，主任团被认为是俱乐部最高的执行机构，日常总理俱乐部内外一切事务，应在罢工后的俱乐部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刘少奇在罢工周年对主任团一年工作的批评说：

主任团对于事务进行太散漫，太无系统，彼去此来，行踪不定，以致弄到一些事情，常常摸不着头脑；就是主任团对于各股统辖，也不集中，各股常有单独进行的弊病，即以干事会在这一年内开不到几次会来看，主任团办事的散漫就可知道了。主任团办事人太少了，四个主任平日只有两个人办事，每人担任事务太多，以致对工友训育太少。(刘少奇，1980：120)

俱乐部主任团这一年的工作情况，竟然是“太散漫”、“太无系统”，让人不免感到惊讶，但详细分析，也在情理之中。实际上，俱乐部改组后总主任李立三就没在安源太长时间驻守过。他毕竟是受中央指挥调派的特派员，在成功领导安源工人罢工后，还要经常外出协助其它地方的工人运动。³路局主任朱少连，仅能联络铁路的工人，且每天还有行车工作，无法全职参与俱乐部的日常事务。窿内主任余江涛，为煤矿窿工处补习监工，因罢工时帮助俱乐部打听内部消息而受到俱乐部重用，但与工人的关系并不很好 (易礼容，1981：158；刘少奇，1980：121)。窿外主任刘少奇，在罢工发生前夕才到安源，在安源一带也没有什么地方资源，工作状态和精神状态也不好 (下文详述)。李立三长期在外，其它三位主任也有自己的事务，也没有李立三那样的威望和资源，俱乐部内也就无人能够维系俱乐部的统合。这也就造成了主任团一年来的涣散。因此，刘少奇在罢工周年对总主任李立三批评道：“李能至办事能力甚大，长于应付，但他太疏忽，常不注意小事。不善于整理，作事手续太不清楚，俱乐部内部办事无秩序，主任团的散漫，多半是他这等错处的缘因。”(刘少奇，1980：121)

3.  1922年11月李立三去长沙出席湖南省工团联合大会，12月去武汉主持汉冶萍总工会成立大会，1923年1月赴北京协助唐山工人大罢工，2月“二七”惨案发生，4月从安源被调到武汉工作。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室 (1999：634-635) 的相关介绍。

改组后的主任团在一年时间内所呈现的组织涣散情况，后来不仅没能明显改观，反而随着主任团人事的变化显得更加突出。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俱乐部总主任李立三被调往湖北工作，一些湖北、安徽的干部又被派到安源工作，俱乐部主任团的人事也发生变更。据第一届干事会报告记载：

总主任李能至自四月因事离安源后，职务由窿外主任刘少奇代理。窿内主任余江涛自四月离安源后，职务由代理总主任刘少奇兼；窿外主任职务，自三月起，则由陆沉代理 (因窿外主任刘少奇自一月离安源后，因事留长沙，预料短时间不得来安源，故由陆沉代)。(陆沉，1980：209)

即是说，在1923年4月李立三调离后，刘少奇任俱乐部总主任并兼窿内主任，陆沉为窿外主任，朱少连仍为路局主任。朱少连有行车任务，不能长驻俱乐部，而刘少奇又因事离开安源去长沙，主任团内只有陆沉一人常驻负责了。陆沉在1924年9月第二届干事会报告中，竟用“豪无甚可述”和“敷衍塞责”两个词语严肃批评主任团自1923年8月至1924年9月一年的工作 (陆沉，1980：341-342)。这足见俱乐部内主任团涣散的情况，自李立三离开安源后愈来愈严重。1925年1月刘少奇被调往上海后，陆沉接任总主任职务，随后不久安源就发生“九月”惨案。惨案的发生，固然有外部原因，但某种程度上和俱乐部主任团自改组以来的涣散有极大关系。

由上可知，身为中共早期特派员的李立三，尽管被称为安源工运的第二代领导人，但实为安源工运真正的开创者、建立者和领导者。李立三在安源，很大程度是依靠自己的地方资源和个人能力，联络安源各方力量，才成功发动当地的工人运动。但中共特派员，并不像地方革命领袖或地方干部那样会较长时间在本地工作，而是会根据中共的工作需要随时被调往其他地方或其他岗位。当李立三长期外出协助其它地方的工运时，尤其是在李立三调离安源后，继任者很难接续其地方资源，也就很难再维系俱乐部的统合。俱乐部主任团长期的涣散、无领导力，为后来“九月”惨案的发生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被称为安源工运第三代领导人的刘少奇，在1923年4月接替了李立三离任后的总主任职务，直到1925年1月才被调走。而在刘少奇主政安源这两年时间，其个人的工作状态和精神状态非常不好，而且整个安源工运也呈衰落之势。俱乐部第二届干事会报告中就批评，“至若过去一年之情形，则因总主任刘少奇身体因老至病，不能多任工作”(陆沉，1980：341-342)，并用“豪无甚可述”和“敷衍塞责”来描述刘少奇主政安源第一年的工作。而刘少奇 (1980:121) 早在此前的罢工周年就做了自我批评：“作事精神不好，过于审慎，平日对工友的交际和谈说，都表现一种不愿意的懒散态度。作事也不大加整理。到后来对俱乐部事务不十分负责，以致引起工友的误会，这都是他的错过。”

这些表明，刘少奇在安源工作的几年时间里，工作和精神状态很不好，而且不善沟通，与工友的关系也不好。此外，刘少奇出身成长于紧邻湘西的宁乡，与出身于湘东醴陵的李立三相比，也没有丰富的安源地方资源。此外，全国工运在“二七”惨案后已陷入低潮，安源此时可谓“孤立无援”。既没有地方资源，也不善与工头、帮会沟通，外部工运环境也发生变化，刘少奇主政安源，实陷于内外交困的局面之中。令人困惑的是，在安源罢工前夕，当时有能力、有资源的李立三已能领导罢工，是谁在罢工前夕突然派刘少奇去安源呢？意图是什么？刘少奇当时的干部身份是什么，是一个地方干部呢，还是一个中央特派员呢？在个人工作和精神状态不好，且处于内外困境的情况下，刘少奇为什么还能主政俱乐部这么长时间呢？

首先，我们来考察刘少奇来安源时的干部身份。据《刘少奇年谱》记载，1921年夏，刘少奇与与任弼时等人被中央派往莫斯科学习，1922年春即回到上海，经组织分配，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7月中共二大召开之后，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接见刘少奇，派他回湖南工作，并让他把中共二大文件转交给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刘少奇回湖南，在长沙会见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并被任命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21)。刘少奇在长沙工作了约两个月后，于9月11日来到安源。作为中共早期第一批留俄培养的青年干部，回国就被分配到中央当时重要的机构工作，且在二大后被陈独秀接见，并被派往湖南工作，还转交文件给毛泽东，足以说明刘少奇和李立三一样，也是受中央指挥调派的中共特派员，而非受毛泽东指挥调派的地方干部。

那么，是谁派刘少奇在1922年9月安源罢工前夕突然去安源呢？通行的说法是毛泽东派刘少奇去安源，《刘少奇年谱》也这样记载。可是，这样的说法显然把刘少奇视为一个受毛泽东领导的地方干部，而与他身为中共早期特派员的身份明显不符。况且毛泽东已经去过安源，很清楚安源煤矿各势力的情况，也多少清楚刘少奇的情况，怎么还可能派一个没地方资源的人去安源呢？此外，刘少奇后来从安源被调到上海、武汉、广州工作，也由中央指挥调派，而与毛泽东并无什么关系。那么，究竟是中央的哪位领导人物派刘少奇去安源的呢？似乎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张国焘都有调动委派他的可能。但根据各方当时的职务和前后活动等多种信息综合判断，本文认为刘少奇在罢工前夕是受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张国焘指派到安源去的，而并非受陈独秀指派。

一个直接的最重要的证据，是刘少奇在1923年8月罢工周年纪念时发表的“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讲演中，开篇就说“去年奉到我们的总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命令到安源来帮助路矿工友办事，至今已是一年了”(刘少奇，1980：119)(黑体为作者所加)。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主任正是张国焘。刘少奇早在莫斯科学习时，就遇到带队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大会的中国团团长张国焘。刘少奇当时作为工作人员，为大会做一些文书性质的工作。1922年春刘少奇回国后，就直接被分配到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尽管陈独秀在中共二大后接见了刘少奇，也派他回湖南，还让他转交大会文件给未参会的毛泽东，但从陈独秀后来的活动来看，他在9月派刘少奇突然去安源的可能性很小。陈独秀在二大之后的8月、9月间，就一直和马林等人忙于商谈国共合作事宜，10月初又去俄国参加共产国际四大，下一年初才返回 (唐宝林、林茂生，1988：172-179)。陈去俄国这段时间，张国焘代理中共中央总书记，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由邓中夏接任 (张国焘，1998：262)。这段时间党内主要任务还是开展工人运动，张国焘也直接参与领导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的全国劳动立法运动、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以及“二七”惨案的救助工作。对比陈、张两人在9月前后的活动，可推测陈派刘少奇去安源的可能性极小，而张派刘去安源的可能性极大。况且，陈独秀已指派有能力有资源的李立三到安源开展工作了，他也没太大必要再派一个没地方资源的刘少奇去安源了。

既然安源已有了有能力的李立三领导工人罢工，张国焘为什么还派刘少奇来安源呢？不可忽视的是，张国焘出身于萍乡、成长于萍乡。他对于萍乡当地煤矿和帮会、军阀情形的了解自然不会比李立三少。⁴萍乡安源煤矿作为近代南方重要的煤矿产地，且和汉阳钢铁厂同属汉冶萍总公司，负责全国工人运动且为萍乡人的张国焘，自然深知此处工人运动对两湖地区以及全国工运的重要性，也自然会有意识地派遣重要的干部到安源来开展工运。实际上，张国焘早先已派许白昊、林育南到武汉的汉阳钢铁厂去开展工人运动 (包惠僧，1983：11)，⁵并在1922年12月发表“汉冶萍几万工友要失业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1984：593) 一文，说明他非常重视这个中国近代大型的钢铁煤联营公司下属厂矿的工人运动。张国焘想必也清楚陈独秀已派遣李立三到安源工作，也清楚李立三和刘少奇二人各自的实力，但哪怕派一个没地方资源的人，去参与安源工运的领导工作也好。刘、李二人是同乡，都是中共特派员，也都在长沙共同组织过工人运动。派刘少奇从粤汉铁路武长段来安源和李立三搭档，共同组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支援粤汉铁路工人罢工，以扩大两湖地区工人运动的影响，这也显得并不唐突。

4. 张国焘本人在《我的回忆》第一册第一、二章就回忆了他所经历的萍浏醴起义，并描绘了此地的洪帮势力，以及煤矿开采、铁路通车给萍乡带来的变化。

5. 文中还明确提到，在1922年7月的郑州铁路会议上，张国焘带着林育南、许白昊二人出席会议，遭到属陈独秀领导的包惠僧反对。

不过，刘少奇在安源的工作和精神状态不是很好，尤其在李立三走后身处内外困境之中，为什么还能主政安源工运近两年时间呢？本文认为，这和张国焘代表的工运派，在中共三大前后在党内地位的升降变化有很大关系。中共自一大后决议开展工人运动以来，在以张国焘为总主任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的负责下，全国兴起第一波工运高潮。而在此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从事工运事务的工运干部也得到重视，并逐步形成党内以张国焘为首的工运派这样一股重要的力量。但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运陷入低潮，工人运动何去何从，是否还是党实现革命目标的主要方式，都成了亟需讨论和解决的问题。尽管共产国际已决议要求中共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开展国民运动，但在1923年7月中共三大上，党内就是否要开展国民运动，怎么开展国民运动；工人运动是否要停止，是否就没有前途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⁶以张国焘为首的工运系统派，在三大上坚持认为中国工人是有力量的，并质疑国共合作和国民运动的前途。这样挑战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权威的态度，自然在中共三大上受到批评。陈独秀在中共三大的报告中就批评道：“张国焘同志无疑对党是忠诚的，但是他的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中央档案馆，1989：172) 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更明确说张国焘小组的活动及在中共三大上被排挤的情况：

6. 关于中共三大上的发言记录和争论观点，马林当时给共产国际的信中有非常详备的记载 (详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1997：461-475)，其中尤其记载了马林、陈独秀、张国焘、毛泽东这四位重要人物的观点。

这一年党内同志间不断发生冲突。首先是党内组织了一个以中央委员会张国焘为首的“小团体”，张把党员分为好坏两种，想通过这个小团体去加强党的活动。1922年8月我第二次来到中国时，中央委员会的5名委员中有4名是这个小团体里的……一些支部内的大部分冲突就是这个小团体的恶作剧酿成的，所以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中央委员时，张国焘只获得40票中的6票。他和这个小团体的另两名组织者也未进入中央委员，只有一个即周报的主编蔡和森留在中央委员会内，他比其他4个人好得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1997：476-478)

很明显，此前中共二大中央委员张国焘、高君宇都落选，连中央候补委员都没入选，而邓中夏降为中央候补委员。三大后，中共的重要工作是开展国民运动，而张国焘、高君宇却被派往北方负责工人运动。邓中夏在随后团二大上当选团中央委员，负责青年团的工作，也没从事国民运动这样重要的工作。张国焘小组的人，在中共三大上被“贬职”，自然也会牵连到身为工运系统特派员的刘少奇。根据文件记载，中共三大湖南代表原定是毛泽东和刘少奇 (中央档案馆、湖南档案馆，1983：85)，可最后出席的湖南代表却是毛泽东和安源的工人代表朱少连，而且二人在中共三大上还都当选为中央委员。李立三调离安源后，刘少奇主政安源时受工运系统干部失势的影响，既身处内外交织的困境之中，也无法调动到其它地方从事更为重要的工作，只能在“孤立无援”的安源继续工作两年之久。1925年1月中共四大后，中共又重新认识到在国共合作中不能丧失工人阶级的基础，要加强工人运动。张国焘等工运系统干部又被重新委以重用，刘少奇即被调往上海参与组织那里的工人运动。

以此可见，虽然刘少奇与李立三同为中共早期特派员，但两人主政安源时期的工作效果却有极大的反差。这一方面和特派员个人的地方资源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和特派员所处的党内位置也有很大的关系。中央不是铁板一块的，中央内部不同群体、系统、派系的分歧和争论，会影响到中共不同时段工作重心的转移，也会影响党内不同派系势力的升降，也进而会影响到不同派系特派员的调派和工作效果。

对于被视为中共早期重要工运基地的安源工人运动而言，从地方领袖毛泽东的考察，到特派员李立三的开创，再到特派员刘少奇和教员陆沉的维系，经历了一个从兴盛到衰落的过程，其最终的结局是惨遭镇压。1925年9月21日凌晨，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颐联合赣西镇守使李鸿程军队与煤矿军警，突然袭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部，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安源“九月”惨案。工人俱乐部被封闭，工人消费合作社和工人学校被洗劫一空，一万多名工人被解雇，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被惨遭杀害，损失极为惨重 (刘善文、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1993：259)。针对这次惨案，中共湖南区委在1926年1月4日专门通过了《关于安地事件的决议》，严肃批评俱乐部在主观方面组织领导涣散、公开工作完全暴露势力、只重和平的工人教育和经济改良这三个问题 (中共萍乡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编纂组编，1991：542)。

就组织领导涣散这一点而言，中共湖南区委在批评俱乐部的文件中指出：“一直到事变发生之日，安地并无具体的准备，事变发生时，负责任的人又一跑了事，以致毫无抵抗的全盘溃散。安地负责同志对此实犯了异常严重的错误。” (中共萍乡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编纂组编，1991：542) 然而，结合本文的分析来看，俱乐部内组织涣散的问题，并非是惨案发生之前才形成的，也并非完全是刚任总主任的陆沉的个人问题，甚至也不是仅在安源工运中存在的问题，而是和中共早期领导工人运动的工作方式，尤其和特派员制度有很大关系。特派员李立三凭借自己的地方资源，既能争取到工人学校和俱乐部公开建立的合法资格，还能赢得工头、帮会的支持，最终领导发动了安源工人大罢工。罢工胜利后，李立三任俱乐部总主任时期，还能统和俱乐部内部工头、帮会和外来革命者之间的分歧。待他离开安源后，后续的接任者刘少奇、陆沉二人，都无法接续其与矿局、工头、帮会的地方资源，俱乐部内部的各种势力也逐步分化，也就无法维系俱乐部的统合。这就为俱乐部被残酷镇压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可见，中共早期以特派员的方式来开展工人运动，虽能广泛发动，但也存在过于依赖特派员个人资源的危险。如果此特派员在当地长期工作，容易出现地方主义和派系主义的危险；而若此特派员离开此地之后，当地的工作常又无法持续开展，很可能会遭受很大地破坏。“二七”惨案和安源“九月”惨案的发生，和这一点有重要关系。邓中夏在总结“二七”惨案经验教训时就说：

当时做职工运动同志有一极大的错误，便是没有在工会中发展党的组织。京汉铁路总罢工无疑的是共产党所领导，然而亦只有高高在上的领导，而下层群众中很少共产党的作用。总计当时铁路工人的共产党员不到五十人，这样一个渺小的数目，如何能够指挥那样广大的群众！再则就是工会组织未完成。各工会虽然都组织起来了，但多半还是草创，自然说不到如何严密了。的确，假使当时有强大的共产党和严密的工会组织，势力虽不足抵敌持枪带炮的军队，也不至受摧残到如此地步。(邓中夏，1983：512)

中共湖南区委还批评安源工运一直采取完全公开的方式，没有注意适当的隐藏。可是，安源煤矿外有矿局军警的巡视和军阀的驻扎，内有工人之间帮口、工种的差别，还有帮会、工头对工人的庇护关系。在帮会、军警和军阀的强大势力下，李立三若不以公开合法的方式进行活动，若不取得开办工人学校、组建工人俱乐部的合法资格，安源工运就无法发动、无法开展；若不能很好地联络矿局、帮会和工人的各方力量，安源工运也很难维系。不仅安源工运如此，其他很多地方的工人运动也同样如此。尽管全国工运已经遭受到1923年“二七”惨案的打击，但中共最初还并未完全意识到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直到大革命失败，尤其是在延安时期，刘少奇、张闻天等人才开始系统讨论、阐述在白区工作中这二者的联系和区别。

此外，中共湖南区委还批评俱乐部一直实践发展教育、改良经济生活的和平道路，而非政治斗争的道路。安源工人俱乐部对工人教育确实也极为重视，花费大量经费在工人补习学校和工人子弟学校的设备置办及教员工资方面。安源工运第四代领袖陆沉，是利群书社的骨干成员，深受恽代英的影响，在主政安源工运时期也偏重开展工人的教育活动。但不管是普通的工人识字教育，还是一些政治教育，对于大量不识字的煤矿苦力工人来说，效果并不理想。俱乐部教育股第一年的报告就指出，“他们日间要做劳动过度的十多小时的苦工，到了夜间，焉得不疲倦？有家庭的，有事须理料，以致每晚学生缺课很多，这是无可奈何的事”(蔡增准，1980：242)。而刘少奇在1923年8月罢工周年纪念册上也指出，“工人补习学校，在上期可说完全失败”(刘少奇，1980：121-122)。

尽管工人教育在实际中会遇到很大困境，效果并不理想，也尽管这种方式确实很难有效抵抗军警和军阀的武力镇压，但我们不能以实际、短暂的成败来否定工人教育的理念意义。恽代英 (1984:226) 很早就指出：“热心去革命的，须知革命不是治疗百病的神方，便在破坏一方面，亦非能具备几个条件不能生一点效验。这样，便我们决不可只任我们血气之勇，不学问，无修养的闹什么革命。我亦盼望更勇敢更切实的人，还须注意社会的根本解决，不在轰轰烈烈的破坏，还在善战无名的建设事业中间。”在恽代英看来，革命应采取长期、和平、建设的方式，而非短暂、暴力、破坏的方式；革命的实现应依靠大多数，而非少数人。

恽代英的理念和主张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更为值得反思的问题，即在革命的斗争中，少数人职业革命家和广大群众究竟是什么关系？革命究竟是靠少数职业革命家的组织，还是靠广大群众的觉醒和意识呢？本文所分析中共早期领导工人运动所采取的特派员制度，在理论上最初来自于列宁在1902年《怎么办》一文中提出的少数职业革命家按照严格纪律组成的先锋队共产党的理论。针对列宁这一理论观点，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卢森堡就批评，认为革命很可能会出现中央委员会自上而下控制的少数职业革命家的集中主义，革命更多是依靠纪律的服从，而非是广大无产阶级觉醒而积极的阶级意识 (卢森堡，2012：122)。中共在长期的革命历程中，曾反复出现过命令主义、集中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致使革命遭受很大的挫折，也说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这些问题根本上还是没有正确界定少数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而恽代英很早就提出“革命不是治疗百病的神方”，“革命不在轰轰烈烈的破坏，还在善战无名的建设事业中间”的观点，至少提醒我们在理解以集中主义为核心精神的中共特派员制度时，应注意这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以往对中共领导的工运史认识，不仅是阶级斗争的革命史分析，包括研究国民党处理劳资问题的学者，也认为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中共，在开展工人运动时，因其有明确的阶级基础，天然就能开展工人运动，赢得工人大众的支持 (田彤，2009)。而本文对安源工人运动的兴衰研究表明，中共所领导工人运动，仅仅依靠阶级基础是不够的，还需要一定的组织方式才能够开展，并且所采用的组织方式会直接影响到某一时期工人运动的兴起和衰落。

首先，中共早期开展的工人运动，实际并非由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而引发，也并非由中央统一号令就能发生，而需依赖特派员自身的个人资源才能有效开展。安源工运正是依靠特派员李立三的地方资源才发动的。裴宜理认为中共早期革命者在安源开展的工人教育活动，培养了工人的政治意识，创造了“红色文人”的传统。然而，针对工人的政治教育，在现实中会遇到极大困境，效果非常不佳。当时各地开办工人学校，以工人群众通俗易通的方式来讲授基本的文化知识，是各地工人运动中非常普遍的方式。这种方式很大程度上受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之后的平民教育思潮的重要影响，而非中共自身独创的。中共这些革命青年教育工人，仅是试图增加政治教育的内容，但实际中不仅是政治教育，就是基本的识字教育，大量煤矿苦力工人也不感兴趣。很难说，这些青年干部以工人政治教育的方式对鼓动工人罢工、提高工人的阶级意识起到了多大影响。当时实际的工人运动，需要借助工运领袖自身的地方资源才能开展，而非仅靠工人的政治教育就能发动起来。因此，所谓“红色文人”的观点恐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其次，中共早期虽采用特派员制度自上而下统一开展工人运动，但不同类型的特派员工作效果有极大差别，并且会影响到当地工人运动的兴衰。本文重点分析的李立三和刘少奇二人，虽同为职业革命家的特派员，但二人在主政安源工运时期，各自所具有的地方资源、所处的党内派系和所面对的中央工作重心都有很大差别，实际的工作效果也就形成极大反差。在中央决议开展工人运动时，具有安源地方资源的李立三由中央最高领导人陈独秀被派往湖南，领导并开创了安源工人运动，而并无地方资源的刘少奇在安源罢工前夕由工运系统负责人张国焘被派往安源。在“二七”惨案后，中共工作重心在三大转向国民运动，工运系统的干部势力也大为下降，而刘少奇接替李立三主政安源两年时间里，既无地方资源，又受工运系统失势的影响而无法调动到更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因此陷入内外交织的困境之中。正是依靠特派员李立三的地方资源，安源工运才得以发动，但也因继任者刘少奇无法接续李立三的地方资源，安源工运又逐渐衰落。

再次，采用特派员制度来组织各地工人运动，中共的统一领导与特派员的个人资源形成极大的张力。本文研究指出，早期安源工运和其它地方的工人运动正是借助特派员的个人资源才有效开展，但也给中共稳定、持续化地领导各地工人运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如果拥有地方资源的特派员长期在当地工作，就容易出现地方主义的危险，而若此特派员离开当地，该处工作就无法持续开展，很有可能遭受极大的破坏。中共后来也试图强化集中领导，逐步建立一套层级分明、职权清晰的科层化组织秩序，以保障党对各项工作统一有效的领导。然而，中共在早期革命实践中，很长时期里都面临着组织纪律有效性和个人自主性之间的张力 (应星、李夏，201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文对中共早期特派员制度的实践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注意到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组织方式问题，还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共早期组织形态的发育和演化。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因篇幅所限，本文并没详细分析安源第四代工运领袖陆沉的来龙去脉和实际的工作效果，仅在文中简要地提到了恽代英的革命理念，但这对我们理解特派员制度却非常重要。陆沉既不同于李立三、刘少奇这样典型的职业革命家的特派员，也不同于毛泽东这样的地方革命领袖，而更多是一种基于师生关系而受恽代英领导的具有教员身份的工运干部。尽管实际的工人教育效果并不理想，尽管中共湖南党组织也批评安源工人运动忽视政治斗争，但我们并不能以实践中的成败来简单否定这种理念，也并不能用“和平道路”的标签来批评这些做法。因为将事件置于当时的环境中考虑，这些不同青年人对革命的道路和未来理想的图景是有不同的期许和想法的。恽代英认为稳定而彻底的革命，应依靠长久的建设，应依靠广大群众的坚实基础，而非仅靠一人或少数人之力就能完成。这提醒我们进一步思考依靠少数的、秘密的职业家革命家领导发动的暴力革命方式和依靠广大群众进行缓和、长期的建设道路之间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