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改变，但在政治上依然保持权威治理体制(曹正汉，2011)。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一体制能如此长期稳定？缇塞(Tsai，2007)认为，中国的制度变迁是沿循着一条“体制不变、政治在变”的路径展开，这使得中国政府无需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就可以满足以私营企业主为代表的各类经济主体对权力的要求。但另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放权式改革，中国共产党对思想、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等各个方面的控制力不断减弱，“政党—国家”体制演变为一种收缩(atrophy)过程(沈大伟，2011)，非国家控制性社会力量迅速成长和集聚，造就了一批游离于既有政治体制之外的新兴经济社会力量。其展现出的拓展行动空间和自组织化的冲动¹打破了政党国家既有的权力利益格局，给政党国家的政治结构带来挑战和威胁(弓联兵，2012)。

1. 本文的“自组织化冲动”主要指的是，社会行动者(私营企业主阶层)在体制外自组织集结为某种可能对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构成威胁的经济或政治力量的一种“冲动”。

因此，那些已经积累了大量经济和社会资本的私营经济，尤其是那些游离于现有政治体制系统之外的私营企业主，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体制外集结”的潜在能力。如果执政党对这种“自组织化冲动”采取放任自流的策略，新兴社会阶层就可能自组织化为一支反对性的力量，进而对执政党的执政合法地位和社会稳定构成切实威胁和挑战，那么，在中国的市场转型过程中，是否有一个自主并与国家权力抗争的私有企业主阶层出现呢？黄冬娅(2014)对现有研究梳理后认为，这一推论并不成立，中国出现的是一个依附于国家，并与国家共谋的新兴社会阶层，执政党利用其政治优势和组织资源，通过政治吸纳和组织嵌入的统合策略，有效化解了来自新兴社会阶层的压力和挑战，使这些力量成为政党国家的组成部分，与政党国家共谋共生(李宝梁，2001；Chen and Dickson，2008)。

目前关于中国共产党对于私营经济政治吸纳和组织嵌入的研究大多关注其中某一方面，没有从政党统合的角度来统领研究，以此角度通过数据剖析的经验性研究也相对缺乏。李宏斌等(Li et al.，2008)将党员身份作为与党和政府建立联系的一种渠道，但没有对其影响企业行为的作用机制做具体研究；马连福等(2012，2013)研究了基层党组织对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影响作用，但他只关注了执政党的组织嵌入过程，忽略了政治吸纳过程。因此，现有对于吸纳私营企业主进入党组织队伍和在私营企业内设置基层党组织并参与企业决策这一中国特色的政党行为对私营企业主的资源配置和行为选择的影响机制并没有被充分讨论和重视。

因此，考察中国共产党如何利用自身的政治优势和组织资源，并通过政治吸纳和组织嵌入的统合手段引导私营企业主更多地投入生产性活动和长期导向活动，是考察中国共产党对于私营企业统合策略效果合适的视角，同时也是执政党与私营企业主政治互信的直接表现之一。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重点研究以下几个问题：(1)执政党对于私营企业的统合策略是否只是单向的“一厢情愿”？私营企业主对此的态度如何？(2)私营企业主的党员身份和企业中的党组织如何共同影响私营企业主对执政党政策实施的评价效果？他们是否拥护和支持党的领导，是倾向于在体制外集结还是更愿意支持现行体制？(3)私营企业主的党员身份和私营企业中的基层党组织对于私营企业主生产性活动和长期导向活动偏好的影响机制具体如何？

二、 执政党统合私营企业的逻辑与途径——政治吸纳与组织嵌入 (一) 政治吸纳

吸纳新兴社会力量加入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成长为现代政党、维系执政合法性和巩固执政基础的必经之路。“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开始吸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有学者甚至认为，“三个代表”思想是私营企业主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号召(Guiheux，2006)。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私营企业主入党的问题，为私营企业主加入党组织铺平了道路。

“政治吸纳”概念可溯源至金耀基(1997)提出的“行政吸纳”，²是指“政府把社会中精英或精英集团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进行政决策结构，因而获致某一层次的‘精英整合’”。为了获得新兴社会精英的政治认同以巩固统治的合法性，同时发挥他们的资源优势和经济社会建设功能，执政党利用自身的政治和组织资源将社会精英吸纳到党组织和国家机构，使他们成为与“政党—国家”体制“共谋”的一部分(Goodman，1995)。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通过两种方式对私营企业主进行“政治吸纳”。³第一，中国共产党赋予私营企业主政治身份，具体表现为赋予中国共产党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身份；第二，将私营企业主吸收进全国工商联、私营企业协会等社会团体中，并开放有限的政治活动参与空间。

2.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政治吸纳与行政吸纳有相似之处，但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行政吸纳是港英政府殖民统治时期以“行政”取代“政治”而形成的一种非民主的政治体制，而政治吸纳是包括政党、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内全方位的政治体系吸纳，政治吸纳比行政吸纳范围要广泛得多(肖存良，2014)。

3. 本文重点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吸纳私营企业主入党等“体制内的参与”形式。暂不将与各级党政领导人建立私人联系、建立政治接触的渠道等“非制度化的参与”形式纳入研究中。

表 1给出2002—2012年全国范围内私营企业主政治身份和企业中党组织建设的客观状况。从调查中可以发现，近10年来，具有党员身份的私营企业主始终占被调查总数的30%以上，且有上升的趋势，没有入党的私营企业主对入党的渴望也有所加强。

下面我们将用两个具体的案例来论述执政党的政治吸纳过程。

案例1：苏文方原是云南省宣威市一位富有的企业家，在村内外拥有多家企业，1999年他被选举为板桥镇虹桥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又在2000年的村民选举中当选为村长。媒体是这样评论的：苏文方的例子指明了今后的发展方向，同时希望村民能选举出更多像他这样的村干部。第一，具备公平、公正、清廉的政治素质。第二，年龄在40岁左右，至少高中毕业。第三，选民应关注被选举人引导大家致富的能力，将具有强烈市场意识和致富能力作为选举村干部时的一个必要条件。从苏方文的背景和上述三点意见可以看出，村干部候选人是那些文化和教育水平较高、市场意识较强、信息接触更多的“优秀人才”，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基层党支部所要吸收的“社会精英”。他们经商成功，具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对地区贡献率大，更容易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支持与认同，因此被执政党吸纳成为当地的领导人。(Thøgersen，2005)

案例2：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技术人员发明了小型断路器的双金角度装配校正技术，并被鉴定为填补工艺设计空白的发明项。由于此发明前景不明朗，该员工有意跳槽。公司党委书记了解情况后，主动找该员工交流并对其职业生涯进行分析，同时向相关部分推荐此项发明。最终，这位员工被评选为机械行业技术能手。事后，该员工和党委书记谈心时说：“如果不是你的帮助，现在不知道在哪里工作，也不会有今天的成果，我要申请加入你们的党组织”。这个案例充分体现出党组织在公司发展过程中，对员工的关怀、培养和举荐的功能。当这位技术型“精英”员工感受到来自党组织的关怀和帮助后，主动要求加入党组织，而不是被动的被党组织吸纳，进一步表现出执政党组织建设过程中巨大的向心力。(李少斐，2008)

我们通过案例1和案例2发现，执政党对农村和企业基层精英采取的是一种选择性的吸纳过程，把社会中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吸收进组织，进而“整合精英”。更重要的是，这一政治吸纳过程不仅仅是执政党单向的吸收过程，还包括案例2中的“主动申请”吸纳过程，如此形成一种基层党组织与商业和技术精英之间互动的良性互嵌过程。

(二) 组织嵌入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渗透和延伸就一直是其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中之重。1927年，“三湾改编”正式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基本原则。在革命时期，“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建设原则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村地区和军队的有效控制，使其政策得以顺利实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建设原则：在农村，党组织直接领导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在城市，党组织成为国有企业的组织核心力量，同时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建立党组织或选派党员干部进入企业中。如此，中国共产党已经将其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建构了一个现代国家官僚组织体系，运用组织化了的政治权力来处理社会经济事务(Schurmann，1968)。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产权制度的初步建立和发展，党直接掌握分配社会经济资源的权力已经逐步转让给市场主体，党更多的是通过其政治资源来治理社会(李少斐，2008)。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固有的组织资源开始出现流失、变质和损耗，面临削弱的危险(李居忠，2005)。另一方面，随着新兴社会力量，尤其是私营企业的迅速成长和集聚，其所展现出的拓展行动空间和自组织化的冲动，挤占了执政党的社会空间，削弱了执政党的渗透和延伸力量。因此，采取行之有效的策略将私营企业统合到政党国家体系中，限制其潜在威胁的同时，利用其不可替代的经济社会建设功能，便显得格外重要和迫切。下面我们将用正泰集团内党组织发展历程来体现组织嵌入过程。

案例3：浙江正泰集团有限公司是温州最早建立非公企业党委的民营企业。在建立党支部之前，集团董事长南存辉曾主动向地方党委提出党建要求，并得到地方党委的支持。经多方努力，正泰集团于1993年成立党支部，1995年7月成立党总支，1998年12月成立中共正泰集团党委。集团董事长南存辉(2000)曾坦言：“正泰要发展，要壮大，要不断上规模上档次，靠什么？我想主要依靠科技进步、科学管理。要实现这一切，归根到底还是要靠人的素质提高，而人的素质提高关键要靠思想政治教育。非公有制经济要发展，仅有利益驱动的单向作用是很不够的，还需要思想政治工作的保障。而只有建立党组织，思想政治保障才有组织依托，决策层就有了导航器，股东有了主心骨，员工有了娘家，企业有了文明窗口。” 公司董事长希望通过党建工作，确定一个既让企业主认可，又体现党和员工的利益的工作目标，使党组织及其工作成为企业的内在需求，进而增强党组织在政治上的凝聚力、组织上的保障力、教育上的感召力和纪律上的约束力。同时，通过党建工作，诱发出企业主和员工对于党及其党组织的政治信任和政治忠诚，进而提高和巩固党组织在企业中的地位。⁴

4. 引自正泰集团有限公司官方网站：http://www.chint.com/partybuilding?sitePageId=49。

案例2和案例3表明，执政党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统合并不是“一厢情愿”，也并非简单的基于信息、资源和权力不平等地位之间的交换和权力关系的庇护主义关系(Wank，1996；纪莺莺，2012)，而是更多表现为一种基于政治互信的共谋共生的交换关系。虽然两者的行动逻辑并不相同，但行动结果却是一致的——执政党通过吸收商业精英并将党组织嵌入到私营企业中以寻求对私营企业的笼络和控制，私营企业主通过进入政治领域并在企业中建立党组织以寻求对自身的保护和稳定。这进一步表明，中国的政党体制和以私营企业为代表的社会新兴阶层逐渐形成一种良性的政治互信与互动局面，对于处于改革深水区和攻坚期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下面我们将进一步分析政治吸纳与组织嵌入过程如何影响私营企业主的感知和战略行为。

三、 执政党对中国私营企业统合策略及其效应 (一) 统合格局下私营企业主阶层对执政党执政政策的评价

从执政党的角度来说，为了维系和巩固执政合法性，获得私营企业主的认同，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将他们吸收进党组织并承认他们是执政党的组成部分，成为一个包含商业精英的精英政党。对于私营企业主来说，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和主要受益者之一，他们没有理由去挑战政府的政策优先性(Guiheux，2006)，甚至在体制外集结。相反，他们进入体制内的欲望似乎比对自主性的欲望更加强烈(Pearson，1997)，相当一部分私营企业主主动要求参政和议政(陈钊等，2008)，甚至主动寻求在企业内部建立党支部(曹正汉，2006)。因此，私营企业主往往更倾向于寻求体制内可以利用的空间而非通过体制外更具对抗性的方式来影响政策过程(黄冬娅，2013)。当他们获得党员等政治身份后，会把自己看做政党组织的成员，受到激励的同时，也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进而产生政治信任。因此，无论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社会起源，还是中国共产党的统合现实来看，私营企业主并不倾向于支持政治变迁而更愿意支持现行体制，成为现行体制的积极维护者(Chen and Dickson，2010)，他们两者之间是一种共谋共生关系。从表面上看，政治地位只是意识形态上的问题，但这一问题的实质是，私营企业主是否拥护、支持和信任党的领导，也就是私营企业主在政治上是否可靠的问题(曹正汉，2006)，而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私营企业主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态度和执政政策的评价问题。

党员等政治身份有助于企业获得融资便利、产权保护、税收优惠、政府补贴和行业准入等一系列“政治租金”(Khwaja and Mian，2005；Faccio et al.，2006；胡旭阳，2006；Firth et al.，2009；罗党论、唐清泉，2009；吴文锋等，2009)。在获得政治参与的机会后，私营企业主普遍采取一种融入体制，而非在外部对抗的“嵌入性战略”(陈家喜，2009)，并以实际行动响应政府的号召，支持政府相关政策的落实(赵丽江，2006)。李少斐(2008)通过调查发现，企业基层党组织通过协调社会、政府、职工等关系，帮助非公有制企业搞好生产经营并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了职工对党组织的认同感。从执政倾向上看，私营企业主拥护四项基本原则和初级阶段的一系列路线、纲领和方针政策，对党组织进入自己的企业持欢迎态度。同时，他们对党的执政和党的政策有信心和期待，更希望这样的政策持续下去，甚至怀有一种感激的情怀(郎友兴，2012)，这些方针政策也受到开明、有远见的企业主的衷心欢迎(董建萍，2001)。

但对于私营企业主而言，他们并没有固定的政治欲求，只是“在商言商”地计算有利于自身发展秩序的可能路径在哪里，谋求秩序的成本与收益，同时积极谋求政治地位和政治合法性，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何轩等，2014)。当党员等政治身份和党组织资源可以给私营企业主们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时，无疑会增加他们对于执政党及其政策的认同感。在此背景下，私营企业主与执政党之间建立了一种互惠性和情感性的关系纽带，这种纽带使私营企业主形成并巩固了与“政党—国家”的长期互惠关系，以及作为“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拥有政治身份和党组织资源的私营企业主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政策效果满意度相对更高。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在所辖企业中设立了党组织且自身具有党员身份的私营企业主对于执政党执政政策的认可度更高。

(二) 政治吸纳与组织嵌入对私营企业行为选择的影响

当资本的利润逻辑和政治组织的权力逻辑之间不存在分歧时，私营企业主可以与企业中的基层党组织和谐相处。但当以上逻辑发生冲突时，即使是具有政治身份的私营企业主，也往往更看重经济利益而放弃政治上的追求，甚至出现行贿寻租、偷税漏税等非生产性行为(Baumol，1990)。尤其是当政治资源给企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时(Fan et al.，2007)，财务绩效的恶化和产出竞争力下滑等压力往往使企业倾向于从事投机性的非生产和短期导向行为(Greve et al.，2010)。其次，某些具有政治背景的私营企业主的企业一般都是同类企业的佼佼者，容易产生自我认同感的膨胀，但又缺少思想和行动约束机制，很容易产生投机性行为(陈东，2015)。

然而，私营企业主的政治身份和党组织资源也有引导其投入更多生产性和长期导向活动的正面作用。首先，在转型期，面对正式规则的普遍缺失和政策的不连续性，私营企业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获取企业发展必须的信息和资源。获得党员等正式体制身份的私营企业主则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弱这种资源和制度压力，使企业的经营活动和企业财产不易受到侵犯(曹正汉，2006)。实际上，党员等政治身份充当了正式制度的一种替代机制(Zhou，2013)，帮助企业获得融资便利、产权保护、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等“政治租金”，同时也能够帮助企业主更好地把握政策脉搏，为企业争取有利的政策环境。此时，党员身份能够通过增强产权保护和低成本获取政治租金等机制来增强私营企业的合法性，进而使私营企业主有信心也有能力投入更多的生产性活动和长期导向活动。其次，被执政党吸收进党的私营企业主的企业一般都具有相当规模或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这些企业往往拥有各种正式制度的保护并占据有利位置，因而没有必要花费过多资源在非生产性活动中(张建君，2013)。而且，由寻租活动所编织的关系网络的价值也会因为企业较大的规模和行业领先地位而被削弱(Dubini and Aldrich，1991)。再次，党员私营企业主与执政党的“接近”使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反腐运动中进行非生产性活动的成本，这种思想上的自我约束也会间接地约束他们进行过多的寻租腐败等非生产性和短期导向行为。“十七大”的党代表“钢铁大王”沈文荣的说法印证了这种约束作用：“财富本身是没有阶级属性的，我们的财富用在发展再生产上”。

就组织嵌入来看，在私营企业中，党组织的功能体现在以促进生产关系协调发展为着力点来促进企业生产力的发展，调动管理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首先，企业党组织与党和政府有天然的密切联系，对各项政策法规有更全面深入的理解。党组织可以利用组织资源优势，及时、准确地将外部环境的有效信息传递给私营企业主，减少他们对制度环境的误判和降低适应环境变化的成本。其次，党委委员和书记兼任行政职务并参与董事会议和企业管理，这一制度有利于将党建合理嵌入公司治理结构，这样的私营企业也更容易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注和指导(陈东，2015)。尤其是，当私营企业主还兼任党组织负责人时，能够为其提供一条在组织上便捷地与各级党委联系的渠道，帮助其获取获得必要的资源和市场供求信息，进而增强他们对生产和创新等活动投入的信心。

不可否认，在经济转型阶段，党员等政治身份以及其他政治资源可能会诱致私营企业主进行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投入，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正式制度将越来越多地发挥作用，市场竞争策略也将有更大的价值创造空间。在此背景下，具有党员身份的私营企业主能够更准确地计算自身行为的成本与收益，减少寻租等非生产性和短期导向活动的投入，转而增加生产、创新等生产性和长期导向活动的投入。进一步，私营企业中基层党组织也将凭借其党员优秀的生产经营才能积极参与到企业的改革和生产经营中。因此，随着执政党统合政策作用的逐渐显现，在所辖企业中设立了党组织且自身具有党员身份的私营企业主具有更良好的制度环境感知，足以对企业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增加私营企业主对生产性活动和长期导向活动的投入信心。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在所辖企业中设立了党组织且自身具有党员身份的私营企业主更偏好生产性活动。

假设3：在所辖企业中设立了党组织且自身具有党员身份的私营企业主更偏好长期导向活动。

四、 数据与变量测量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工商总局、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联合进行的2010年第九次全国私营企业家抽样调查的数据(采集2009年数据)，数据合法来源为中山大学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心数据库。本次调查依托31个省、市、自治区工商联组成调研组，在全国范围内按0.55%的比例，对私营企业进行多阶段抽样。即按经济发展水平，抽取县和县级市，再按城乡与行业分布，随机抽取被调查企业，访问控制企业的企业主。本次抽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4 614份。首先，本文剔除了问卷中私营企业主“政策评价”“生产性活动”和“长期导向活动”关键变量缺失和不符合逻辑的样本。其次，我们进一步剔除了企业家和企业层面控制变量缺失的样本。最后，在处理企业主党员身份和设立党组织的样本中，由于无法得知那些对这两个问题没有回答样本的具体信息，为了保守起见，我们将未填答党组织情况的样本保留并做“没有建立”处理，党员身份题项也做了相似的处理。

(二) 变量的测量

1. 因变量

本文假设1中的因变量采用调查问卷中私营企业主对执政党政策效果评价的9个题项，通过主成分提取法，提取一个政策评价的公因子。本文假设2中的因变量是“私营企业主生产性活动的投入”，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本文样本的微观特性，我们采用调查问卷中“企业家投入日常经营、管理的时间”作为生产性活动的代理变量。本文假设3中的因变量是“私营企业主长期导向活动的投入”，本文参照米勒等(Miller and Le Breton-Miller，2005)和布洛克(Block，2009)的研究，从研发投入和员工培训投入两个具有长期视野的行为来衡量私营企业的长期导向，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提取一个共同因子。

2. 自变量

本文将私营企业主的“党员身份”作为政治吸纳的测量变量，把私营企业中“设立党组织”作为组织嵌入的测量变量。需要说明的是，政治吸纳指的是成为私营企业主之后入党，隐含了时间上的先后。由于问卷中没有涉及入党时间，我们近似认为改制企业中的企业主先入党后产权变更为私营，将那些非改制和身份是党员的私营企业主视为“政治吸纳”。“组织嵌入”同理，我们近似认为改制企业先有党组织而后产权变更为私营，将那些非改制和有党组织的企业视为“组织嵌入”。⁵因为本文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统合策略(同时包含政治吸纳与组织嵌入过程)对私营企业主主观评价与客观行为的影响，所以我们将私营企业主的党员身份和企业中设立党组织这两个变量相乘，得到一个重新编码的二分虚拟变量——拥有党员身份、建立党组织且企业不是改制而来的赋值为1，其他情况赋值为0。

5. 感谢审稿专家对本文核心概念测量上的建议。

3.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了“企业家个体”“企业层面”和“客观制度环境”等作为控制变量。企业家的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企业特征包括改制情况、规模、企业年龄、前一年企业绩效、资产负债率、所有者权益和行业类型，客观制度环境为各地区市场化指数。

本文使用的主要概念及其对应的测量(即原始问卷中的问题)和设计方法如表 2所示。

(三) 描述性统计

就变量相关性而言，企业中设立党组织且具有党员身份的私营企业主与政策评价、生产性活动投入和长期导向活动投入都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表 3汇报了本文各变量的相关描述性统计信息。

(四) 分析方法

本文使用的数据经过多阶段抽样获得，是一种复杂抽样调查数据，如果直接进行分析，不仅会低估参数的标准误，还可能影响假设检验，统计结果产生偏差。鉴于此，我们利用Stata软件中的“svy”命令对数据进行处理。同时，在稳健性检验中，为了克服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我们使用稳健标准差进行回归分析。本文所有回归方程均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五、 实证结果与回归分析 (一) 政治吸纳与组织嵌入对私营企业主政策评价和行为影响的回归分析

表 4分别报告了具有党员身份同时企业中设立了党组织的私营企业主对于执政党政策的评价以及生产性活动和长期导向活动的回归结果。从模型(1)可以看到，“党员&党组织”与政策评价在0.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私营企业，具有党员身份同时企业中设立党组织的私营企业主对执政党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价更高，假设1得到支持。模型(2)的结果显示，“党员&党组织”与生产性活动在0.0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假设2得到支持。同时，模型(3)的结果显示，“党员&党组织”与非生产性活动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模型(2)和模型(3)的结果表明，具有党员身份同时企业中设立党组织的私营企业主将更倾向于生产性活动的投入而不是非生产性活动的投入。模型(4)的结果显示，“党员&党组织”与长期导向活动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具有党员身份同时企业中设立党组织的私营企业主更加偏好长期导向活动的投入，假设3得到支持。

以上结果意味着，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企业(既不具有党员身份又没有设立党组织、具有党员身份但没有设立党组织、没有党员身份但设立党组织、既有党员身份又设立了党组织却是改制企业)，在所辖企业中设立了党组织且自身具有党员身份的私营企业主对于执政党制订的一系列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配套政策评价更高，这种政治身份和党组织资源也可以引导他们将资源投入到生产性活动和长期导向活动中。

(二) 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问题的检验

本文考察的企业中设立党组织同时企业主具有的党员身份对于执政党的政策评价、生产性活动投入和长期导向活动投入的影响，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首先，党员和党组织变量可能与模型中的残差项相关。其次，私营企业主的政策评价、生产性活动投入和长期导向活动投入可能也会影响私营企业主党员身份和企业中是否设立党组织。为了克服异方差问题，我们使用DWH(Durbin-Wu-Hausman)检验(Durbin，1954；Wu，1973；Hausman，1978)。

在检验过程中，我们选择“私营企业主在开办企业前是否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担任过干部、中层管理或主要负责人”作为“党员&党组织”的工具变量。首先，如果私营企业主在开办企业前曾在体制内担任管理工作或负责人，那么很可能在任职期间就已经是党员。即便不是党员，在开办私营企业后，他们也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必然会被国家首先吸纳进党员队伍。其次，体制内身份可能使这些私营企业主政治觉悟相对较高，在开办私营企业后，他们更加愿意响应国家号召，在企业内设立党组织。因此，体制内身份与在私营企业中设立党组织同时私营企业主为党员身份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最后，尽管体制内身份可能使私营企业主在进行日常经营中留存关系导向等非生产性活动偏好“基因”，但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正式制度将越来越多地发挥作用，市场竞争策略将有更大的价值创造空间。同样的，体制内身份对私营企业主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弱化。基于此，我们以“私营企业主开办企业前是否担任过体制内的管理或主要负责人”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了DWH检验，结果发现，本文的模型中并不存在显著的内生性问题。随后，我们又把企业改制作为工具变量进行检验，也没有发现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另外，其他关键控制变量也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我们按照上述方法进行了DWH检验，也没有发现模型中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从而保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2. 利用稳健标准差进行回归

为了克服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我们使用稳健标准差对原模型进行检验。表 5报告了回归结果，为了节省篇幅，我们仅将核心变量列出。结果显示，“党员&党组织”分别与政策评价、生产性活动和长期导向活动在0.1、0.1和0.0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假设1、假设2和假设3得到进一步支持，表明我们的结论相对稳健。

六、 结论与讨论

自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新兴社会力量代表的私营经济积累了大量的经济和社会资本，迅速释放和集聚了巨大的经济社会能量，同时展现出拓展行动空间和自组织化的冲动。如果任由其发展而不加以引导规范，必将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形成一定的挑战和威胁。事实上，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就在于民众和新兴社会力量的支持，而党民互动关系随着决策民主化的发展愈显重要(周光辉，2011)。许多成功的企业家在体制结构调整和经济利益分化中成为最先获益者，在市场活动中取得主动权，同时被党和政府吸纳到有关的政治渠道。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嵌入的方式将党的组织网络向私营企业渗透和延伸，具体表现是在私营企业中设立基层党组织。于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吸纳型统合和自上而下的组织嵌入型统合两种分散政治压力的有效途径，实现对私营企业的分类控制(康晓光、韩恒，2006)。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私营企业主也主动寻求政治参与，并在企业中建立党组织，进而形成一种共谋共生过程。

首先，本文发现，执政党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统合并不是一厢情愿，也不是简单的基于信息、资源和权力不平等地位之间的交换和权力关系的庇护主义关系(Wank，1996；纪莺莺，2012)，而是更多表现为一种基于政治互信的共谋共生关系。随后，基于第九次全国私营企业家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第一，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私营企业(既不具有党员身份又没有设立党组织、具有党员身份但没有设立党组织、没有党员身份但设立党组织、既有党员身份又设立了党组织却是改制企业)，在所辖企业中设立了党组织且自身具有党员身份的私营企业主对于执政党相关政策的评价更高。第二，在所辖企业中设立了党组织且自身具有党员身份的私营企业主更加偏好生产性活动和长期导向活动的投入。案例研究和实证结论表明，执政党的统合策略的确在发挥积极作用，执政党越来越依赖以私营企业主为代表的新兴社会阶层及其资源，过去私营企业对于执政党以及相关政策的单向依附性逐渐被双方“相互依赖、相互融入”的共谋共生关系所取代。

本文的结论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本文通过经验性数据，检验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私营企业采取的统合策略逻辑和路径，是对现有研究的有益补充。其次，从统合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吸纳与组织嵌入有效化解了来自私营经济的政治压力，一方面巩固和维护了执政合法性，同时还充分调动私营企业主的生产和发展积极性。从统合客体来看，在所辖企业中设立了党组织且自身具有党员身份的私营企业主对于执政党的政策评价更高，进而促使他们更加偏好对生产性活动和长期导向活动的投入。实际上，中国私营企业与“政党—国家”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互惠性和情感性的关系纽带，这种纽带使私营企业主形成并巩固了与执政党和国家的长期互惠关系，以及彼此具有的“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他们之间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基于政治互信的共谋共生的演化关系。最后，执政党来源于社会，最终也必然需要回归社会。中国共产党作为全民各阶级的党，只有不断进行积极的自我调适，发挥引导和服务功能，才能更好地维护和巩固其执政合法性，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在目前研究基础上，我们认为，从执政党和私营企业间的政治互信角度深入剖析互惠性和情感性的关系纽带，包括(但不仅限于)政治互信机制的内核、形成和效应，从而更深刻地呈现何为(实质的而非表象的)共谋共生演化关系，是一个值得拓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