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当前中国社会历史巨变中的一个核心议题，国家与市场主导了城镇化动力。一方面，国家以行政手段和政策引导等政府行为对城市发展的各方面进行调控；另一方面，市场力量通过配置资源和调节供需促进产业发展升级(李强等，2012)。可见，“国家—市场”二元结构对形塑当前中国的城镇化模式和未来的城市形态具有深远影响，国家与市场的博弈也一直贯穿于市场转型的实践之中。市场转型调整了资本回报结果，塑造了社会分层的新秩序，使社会财富被重新分配。不同群体身处其中，各有得失，也会相应形成抵触或接纳的态度。因此，对于市场转型的认同不会是铁板一块，新的利益结构预示着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和理解社会内部的态度分歧。但以往研究大多只关注了市场转型的过程及其后果，却较少注意人们对于市场转型的主观意愿。事实上，中国的市场转型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并延续至今。因此，澄清有关市场转型的态度对于中国这一转型国家而言颇为重要，尤其在人口大量迁移的城镇化背景下，流动人口对市场转型支持与否的态度对城镇化与市场化的进程来说具有现实意义。

遗憾的是，以往的经验研究主要通过讨论再分配态度来分析人们对国家的态度，并未直接探讨关于市场转型的态度。许多工业国家的经验证明，由国家提供的福利逐渐收敛，调节社会财富和提供福利保障的职能已经部分地从国家转向市场(Esping-Andersen，2013)。因此，只有弥补对市场态度的认识，才能提供一个理解人们如何选择与行动的更完整的图景。为弥补上述不足，本文旨在围绕城镇化回答如下几个问题：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在市场转型的态度上是否存在分化？如果分化存在，其机制为何？这种分化是否具有“世代效应”？流动人口内部是否也存在着分歧？

本文首先回顾社会态度的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并介绍市场转型的理论基础和中国实践；其次，针对研究的核心议题提出研究设计；最后，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总结全文并进行讨论。

一、 社会态度的形成机制与影响因素

社会态度是指个体对某一社会对象进行评价的倾向性(Doob，1947)，具有价值观表达与反映人们认知、动机和自我防卫的功能(水原泰介，1971：76-77)。市场转型态度属于社会态度的范畴，这种社会态度的形成有类似的基本逻辑。学界对社会态度形成的解释路径有二：“结构论”和“文化论”。阶层视角是典型的“结构论”，认为人们的思想意识、态度倾向等都是在阶级归属的基础上形成的(Wright，1989)。然而，阶层归属、群体关系、社会公正等宏观现象对于个体来说较为抽象，现实生活中的切身利益与感受才是个体形成社会态度倾向的直接依据(翁定军，2010)。“利己主义理论”认为，人们的立场和观点取决于对自我利益的考量，出于经济利益或者风险规避的目的，人们会形成有利于自己状况的态度倾向(Kangas，1997；Svallfors，2004)。一些移民研究表明，与本地居民相比，移民因为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更低，求职更难，容易陷入被剥夺状态，因而会更支持国家的福利政策(Boeri et al.，2002；Muenz and Fassmann，2004)。左翼党派也因为其有利于移民的政治主张而在移民中获得更高的支持率(Dancygier and Saunders，2006)。那些能够从市场中获益更多的人，也更信赖市场的运行机制(Lindh，2014)。

与“结构论”不同，“文化论”强调从宏大的历史和文化脉络角度来解释社会态度的形成机制，认为人们的社会态度是由制度环境、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其他特定信念塑造的(Homans，1974；Abercrombie and Turner，1978；Almond and Verba，2015)，因此，社会态度会基于不同的文化心理而具有跨文化与跨社会的差异性(Putnam，1995)。英格尔哈特(Inglehart，1997；Inglehart and Welzel，2005)认为，现代社会以经济增长和非体力劳动为主要社会形态，人们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形成后物质主义或自我表达的价值观，使之倾向于怀疑和批判的社会态度。诺里斯(Norris，1999)也提出类似观点，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现代化塑造了“批判性公民”。在“文化论”看来，政治倾向、宗教信仰等特殊信念也是影响社会态度的重要因素。一些关于再分配政策态度的研究表明，人们对政府福利供给的社会态度与其政治意识形态有关(Gelissen，2000；Jæger，2008)，也受平等主义、社会公平和流动等信念的影响(Blekesaune and Quadagno，2003；Linos and West，2003)，还会被宗教信仰和人们对所处团体的忠诚度所形塑(Luttmer，2001)。

实际上，社会态度的形成机制十分复杂，单一的理论无法提供全面的解释。杰格(Jæger，2006)的研究就认为，利己主义和政治倾向都会对社会态度产生显著的影响。此外，不少研究还认为，性别、年龄、种族、教育、婚姻状况是影响社会态度的重要因素，这些个体特征同时还会与其他身份地位因素发生交互作用(Robinson and Bell，1978；Ravallion and Lokshin，2000；Alesina and Angeletos，2005；Keely and Tan，2008；Alesina and Giuliano，2009)。在宏观层面上，社会经济状况、文化与制度环境、工作与生活空间等也都会对社会态度产生重要作用(Fernandez and Fogli，2005；Kuhn，2010；Almond and Verba，2015)。以上文献为理解关于市场转型的社会态度提供了相应的理论基础。

二、 中国市场转型中的国家与市场

波兰尼(Polanyi，1944)认为，国家与市场相辅相成，单一的市场并不存在，呈现何种市场形态由哪种力量起主导作用决定。基于此，倪志伟(Nee，1989)最先提出“市场转型理论”，指出国家与市场相对立，市场转型意味着市场能力将逐渐取代再分配权力成为市场过程中的主要获益机制，表现为人力资本回报的上升和国家权力回报的下降。但该命题不断受到质疑，反对者强调了国家力量在转型过程中的角色。魏昂德(Walder，1995，2002)认为，经济资源由市场配置并不能直接决定经济剩余如何分配，中央向地方的“放权让利”会导致“地方政府公司化”。地方政府同时是市场的规则制定者和参与者，可以实现权力的巩固和扩大，并获得资源。林南(Lin，1995)的研究也证明，在中国地方经济层面上，再分配时的政治权力是能够抵御市场经济的冲击而不发生贬值的。另一些理论肯定了中国市场转型中政治制度的主导性和国家的规制作用(Bian and Logan，1996；Parish and Michelson，1996；Zhou，2000；刘精明，2006)，指出中国市场改革条件下的制度安排更多的是按照政治逻辑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反而会影响市场的扩张。政治市场中的权力、地位和层级等都可以成为个人获得利益的条件，这种政治与市场的共变作用不仅可以维系政治资本，甚至还能提升其回报。泽林尼和卡斯特罗(Szeleny and Kostello，1996)则认为市场的演进是历史的和多维的，不同程度的市场渗透所营造出的市场形态都会有较大区别。可见，无论是对“政治权力贬值论”的反思，还是对“市场发展进化论”的支持，争论的核心均在于经济体制中国家与市场间的角力。

中国的市场转型是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经济过程，其主要目标是通过市场经济模式改造原有的经济增长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刘精明，2006)。中国的市场转型经历了三个阶段(王绍光，2008)：第一阶段是市场的出现。改革开放初期，商品交易逐渐增多，商品市场初显雏形。政府对经济行为干预强势，控制着资金的流动与配置。第二阶段是市场制度的出现。生产资料的价格和流通开始由“双轨制”转向市场经济，但市场力量尚未涉入非经济领域。第三阶段是市场社会的出现。政府力量逐渐从生产活动的直接管理部门撤出，传统的计划经济行业几乎都实行了公司化，社会生活机制的整合也开始受到市场规则的影响。

中国市场演进同时形塑了劳动力市场。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统一安排个体工作的类型和地点，劳动力自由流动受到单位、户籍因素的限制。改革开放初期，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催生了劳动力市场，但城镇劳动用工仍然受制于行政安排，私有部门的劳动力使用依然不充分(Gold，1990)。1992年以后，农村剩余劳动力才开始真正向城市转移，打破了原先国有部门垄断城镇劳动力资源的格局。与此同时，城市劳动力管理体制改革也进一步深化，基本解除了对个人工作变动的限制。这一时期除了国有部门的职工延续着对单位的依附关系外，基本的劳动力市场已具雏形(边燕杰、张展新，2002)。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进一步削弱人们对单位的依附，养老、医疗和住房方面的改革促进了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间劳动力的流动(Gu，2001；Li，2013)。大量城镇职工从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中“下岗”，为私有部门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Naughton，2007：179)。劳动力市场进入全面发展阶段。

然而，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力量十分野蛮，具有破坏性(Polanyi，1944)，因此，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建立保护性社会制度的种种相反运动。中国的市场转型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一系列社会后果。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的福利供给具有单位制特征，而在改革开放后，国有单位所承担的福利功能却不断减少。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无论是体制外还是体制内的企业都无法实现原有单位制留下的福利功能(李汉林、渠敬东，2001)。此外，雇主掌握了劳动者的境遇，与市场化所对抗的权益保护却未发挥应有的效用，导致底层劳动者的相对收益下降和市场境遇的边缘化(刘精明，2006)，劣势阶层被抛入市场的洪流。因此，一部分通过政治资本和体制优势维护了自身利益的群体依然享受着制度的保护，而另一部分原本在计划经济时代享有保障的群体却丧失了先前的优势，那些在市场改革中失利的群体亦会力图抵制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嵌入”(王绍光，2008)。

虽然市场转型意味着国家力量对市场的出让，但这种出让是克制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对基础性和支柱产业领域也保持较强控制力，可见，市场领域里国家力量的退出并非毫无底线。国家在制造业、商业、服务业和建筑业向非国有企业开放的同时，却在另一些产业上收紧了限制，保持着垄断控制。然而，垄断极易导致机会不平等，尤其当资源被政府垄断时，权力在位者及其社会关系将会控制获取资源的机会，而将其他大多数人排斥在外(边燕杰等，2006)。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市场的逻辑本质上是追求利益，是竞争而非保护，更强调效率而不是公平，遵循的是市场分配方式。而国家的逻辑是调控与保障，但容易借助制度来制造机会垄断，形成利益屏蔽，其分配方式是计划性的。中国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国家，两种逻辑间的博弈与关联构成了个体态度倾向的现实基础。

三、 研究假设

与中国的市场转型相伴而生的是一个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式社会向工业的、城市的开放社会转化的城镇化过程(李培林、李炜，2007)。城镇化表面上是城市建设的扩张与建筑群的蔓延，本质上却是人与人、群体与群体间利益关系的变化，土地、住房、资源和财富在不同人群与社会阶层中进行再分配(李强等，2012)。依照“推拉理论”，中国储存了巨大的迁移潜能，正是市场转型打破了城乡间的壁垒，实现了人口迁移。许多研究都表明，城乡间的劳动力迁移能够促进迁移者收入上的增长和价值观的现代化，在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上与本地居民趋同(李实，1999；王春光，2006；廖显浪，2012；崔岩，2012)。因此，无论是从经济水平还是文化生活上看，流动人口都是市场转型的受益者。

流动人口虽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向上流动，但他们仍然面临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身份隔离和社会排斥。有研究证明，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间的收入差异并不是来自市场中同工不同酬的直接歧视，而应归因于城镇内部的职业隔离(吴晓刚、张卓妮，2014)。与城镇本地居民相比，流动人口的工作环境较差，更换工作的频率更高，并且主要从事经济回报和职业声望较低的职业，难以提升阶层地位(Feng et al.，2002)。许多地方政府还制定了就业规定保护本地居民，以免他们在与外来劳动力的竞争中失利(蔡昉等，2001)。此外，流动人口还被排除在与本地户口相关联的福利保障制度之外，其子女的教育也难以保证(蔡昉，2001)。可见，流动人口并没有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市场化红利，在中国当前传统粗放的城镇化模式下，国家体制隔离反而扩大了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间的经济地位差距，强化了二者间的隔膜，流动人口也因此产生相应的剥夺感受(陈云松、张翼，2015)。我们认为，流动人口虽然从市场转型中获益，但城镇内部的体制分割却削弱了这种获益的程度。因此，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高流动人口的利益回报，也越有利于他们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合，缓解与本地居民间的隔离。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流动人口比本地居民更支持市场转型。

以往的文献表明，人们的立场和观点不仅与阶层归属、群体关系和制度环境等结构性因素有关，还会被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其他特定信念等认知性因素所塑造，总体上反映了人们对自我利益的考量。从这一基本逻辑上看，由于城镇内部的体制隔离，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间存在结构性差异，他们在收入、单位所有制和社会经济地位等结构性因素上存在分化，这会影响到他们关于市场转型的偏好。另一方面，体制隔离也使流动人口无法与本地居民享有平等的流动机会和社会保障体系，使之容易产生相应的剥夺感，导致流动人口在对国家、再分配、社会公正和机会平等上的态度与认知与本地居民不同。而市场转型的背后是国家力量的收敛和再分配方式的改变，是体制利益结构的松散，这些维度的认知性因素对于市场转型偏好而言尤为重要。因此，我们认为，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在市场转型态度的分化，其机制中包含了结构性因素和认知性因素的作用，那么可以进一步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结构性因素与认知性因素可以解释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在市场转型偏好上的差异。

按照泽林尼“市场进化论”的观点，不同时期的市场演进具有不同的市场化形态。而不同的社会历史特点和现实经验也会制造不同的世代，他们分别通过相异的路径来实现各自的社会化(Ryder，1965)。这些都使我们注意到市场转型中的“世代效应”。在中国的市场转型实践中，市场化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从无到有、由浅至深的不同阶段。交织其中的人口迁移也呈现出迂回起伏的历程。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看，不同世代经历的市场化与人口迁移历程各不相同，即使身处同一空间，面临同一历史事件，现实体验也会相差甚远(Elder et al.，2004)。以上纵向和横向的解释都旨在说明：中国的市场化与人口迁移历程对不同世代留下了不同的烙印，这些世代在当下的处境也不尽相同。

由于年龄较大、教育程度偏低和健康问题等原因，早期世代的流动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较大。他们流动的原因主要是随家人迁移，对经济收入的感知更可能是间接地来自家庭，与本地居民间也较少产生实质性冲突。受迁入地文化影响，他们的价值观与认知态度会与本地居民趋同。而中期世代组的流动人口多为城乡流动，他们通常迁移时间较早，时长更长，甚至会在迁入地与迁出地之间产生多次循环往复的迁移活动。这一世代组的流动人口是第一代流动人口的主体，主要从事制造、服务和建筑等传统行业的工作。有研究认为，这一代的流动人口虽然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都相对较低，但社会态度却更为积极，其中原因可能不是社会横向利益比较，而是自身的纵向比较(李培林、李炜，2007)。所以，他们从市场化中初步获益，但还未完全意识到体制分割带来的不平等处境，在社会态度上表现出了一定的市场偏好。与前两者不同的是，晚期组流动人口在人力资本、职业声望、工作居住条件和社会保障方面都有了较好的提升，但他们的工作耐受力更低，乡土观念薄弱，对于城市融入的期待也较高(杨菊华，2010a)。另外，在就业和生活压力加大的影响下，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安全感、公平感、满意度和未来预测都有所降低(李培林、李炜，2010)，因而可能会形成更加强烈的市场偏好。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随着世代推移，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在市场转型态度上的分化呈现增强趋势。

最后，以往研究在关注流动人口时通常并未区分他们的迁移路径，多数讨论的是流动到城市里的农村人口。然而，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正日益分裂为“城市—农村”“中小城市—超大城市”四个世界，其中的分化与割裂造成了资源分布的极大不平衡，也由此形成了“由农村流向城市”和“由中小城市流向超大城市”两种不同迁移类型的流动人口(李强、王昊，2014)。应该正视的是，流动人口群体的异质性正在提升，城乡流动的确是人口流动的主体，但近年来“城城”流动的规模不断壮大，城镇化也因此增加了新内涵(马小红等，2014)。户籍属性会决定个体在城镇分割性经济结构中的就业结果，在部门进入、职业获得和收入不平等模式上均体现出城乡户籍群体的差异(李骏、顾燕峰，2011)。相比于城乡流动，“城城”流动人口不仅在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工作与居住条件上更具优势，而且也拥有更高的职业声望和较优越的社会保障水平(杨菊华，2010b)。然而，“城城”流动人口虽然在经济融入上占有优势，其文化融入程度却更低，与本地居民在态度上的趋同性也更弱。杨菊华(2015)认为，“城城”流动人口在迁入地的起点更高，期待也更高，会更渴望一个机会平等的环境。当他们在高期望之下卷入与本地居民的竞争时，制度的藩篱则会激发出更强烈的剥夺感。相较而言，城乡流动人口尚处于市场化与城市化的初级阶段，这种“白纸状态”反而有利于文化融入。总之，相比于城乡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从市场化过程中获益更多，但他们的被剥夺感却更加强烈，与本地居民在态度上的趋同性也更弱，将会更支持市场化。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城城”流动人口比城乡流动人口更支持市场转型。

四、 研究设计 (一) 数据

当前中国的跨乡镇流动人口约2.2亿，占总人口的16.5%。¹但流动人口的分布却极不均衡，75%以上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北京、上海等几个典型城市中。与之相对应，人口流出地集中于湖南、湖北、贵州、四川、重庆、安徽等几个中西部省份。²由于存在流动人口分布不均衡且占总人口比重并不高的情况，如果按照一般抽样方法采集数据，流动人口样本的数量和质量可能会不够理想。因此，本文使用清华大学2012年“城镇化与劳动力移民”调查数据针对以上问题采取了重复抽选和双样本设计(主样本和流动人口样本)的方法来完成抽样工作，即，以一定的分层设计为基础，先针对全国人口总体抽选一套全国人口总体的代表性样本，并以此作为主样本，然后针对流动人口子总体，根据与主抽样框相同的自代表层划分按比例抽选流动人口样本。由于流动人口属于全国人口总体的一部分，因此对流动人口的抽样属于有回放的重复抽选。主样本和流动人口样本可以根据抽样概率加权后合并为一个总样本。³样本户的抽取则采用地图地址列举法进行实地抽样。调查最终采集了12 696位18—69岁被访者的信息，样本覆盖了除青海、西藏和海南以外的其他所有28个省、市、自治区。

1.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

2. 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数据平台发表的流动人口动态检测数据。

3. 参见清华大学“中国城镇化与劳动力移民”调查抽样设计方案。

(二) 变量与测量

1. 市场转型偏好

以“国家与市场”结构来直接讨论市场转型的后果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决定转型后果的要素是与产权紧密联系的，资本回报或社会后果只是表面问题，其实质是产权问题(张欢华，2007)。因此，国家与市场竞争的核心便在于争夺产权和产权背后的再分配控制权。为了反映人们对市场转型的认同度，本研究使用了调查问卷中询问不同行业产权偏好的量表。具体的题项是：“您认为下列项目哪些应该由国家经营、哪些可以由私有部门经营、哪些二者均可？”，所涉及行业包括邮政、(家庭用电、煤气、天然气等)家用能源、银行、钢铁工业、铁路、医院、博物馆、公园、百货公司、大学和粮食收购十类行业。量表选项为：“只能国有部门经营”“两者均可”和“只能私有部门经营”。我们分别将其赋值为1分、2分和3分。需要注意的是：第一，经营权并不能直接替代产权，但就中国目前情况而言，通常只有确立了资产的所有权之后才能获得经营和再分配的权力(Walder，1996)；第二，握有产权的国家既可以选择再分配经济制度，也可以容许市场成分的渗透，因此，产权公有制并不一定与市场化相矛盾，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情况也允许混合经济的存在。但是产权的归属反映了产业结构中何种力量处于主导地位，可以用来判断市场转型的走向(Stark，1996)，因此，对于产权的态度是可以反映市场转型偏好的。

考虑到量表中不同行业受到国家控制的力度有所不同，这会对不同行业得分的权重造成影响。如果用因子得分做权重建构的话，测量结果由于利用了抽样变异会降低与其他变量间的相关性(唐启明，2012：239)。因此，我们选择另一种以因子为基础的测度法，即删除因子载荷低的题项后赋予相同权重进行加总，以避免该问题。我们首先对量表结果进行因子分析，得到Cronbanch’s Alpha信度系数为0.832，且仅有一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不同行业的因子载荷如表 1所示。在删除“百货公司”和“粮食收购”的题项后加总其他行业总分，经过标准化后构成因变量。分值越高，表示越倾向于市场化经济，反之，则表示越倾向于公有制经济。

2. 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

本研究关心的解释变量是样本的流动状态，即是否为流动人口的二分变量，该变量会在不同模型中进行相应调整。另外，基于以往关于社会态度的研究，我们将以人口特征、结构性因素和认知性因素作为模型主要的控制变量。

人口特征变量包括户口、性别、年龄、世代、婚姻状况和民族属性。其中，世代划分为三类：(1)出生于1960年前的早期组；(2)出生于1960—1979年的中期组；(3)出生于1980年及以后的晚期组。早期组成长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当时的市场经济尚未萌芽，他们长期受到集体主义、单位体制和迁移禁令的影响。中期组成长于市场转型初期，在这个时期，一系列改革措施试水，劳动力流动初现，城乡间壁垒开始松动。这一世代群体中的流动人口构成第一代移民的主体。晚期组的成长环境则与前两者大相径庭，他们身上的单位体制烙印消失殆尽，所经历的市场化程度前所未有的深入，学界通常将这一世代群体中的流动人口与第一代移民相区别，称之为“新生代移民”。

结构性因素变量包括受教育年限、⁴政治面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年收入对数、自己或家人是否从事非农经营和单位所有制性质。

4 . 本研究将不同教育程度折合为受教育年限后用于模型。具体标准为：无正式教育=0，小学=6，初中=9，中专=11，高中/职高/技校=12，大学专科(非全日制/全日制)=13/15，大学本科(非全日制/全日制)=14/16，研究生及以上=18。

认知性因素包括个体对“政府、再分配、社会公平和机会平等”的认同，用以反映个体身处市场转型中的剥夺感。其中，政府认同是询问被访对“政府与百姓间冲突程度”的看法，认为冲突越不严重的人得分越高，表示对政府的认同度越高；再分配认同是询问被访问人是否同意“从有钱人那里征收更多的税来帮助穷人”，越同意的人得分越高，也越认同再分配；社会公平认同是询问被访问人是否同意“有人挣钱多有人挣钱少是公平的”，越同意的人得分越高，表示对社会公平的认同度也越高；机会平等认同是询问被访问人是否同意“工人和农民的后代与其他人的后代有同样的机会成为有钱有地位的人”，越同意的人得分越高，表示对机会平等的认同度也越高。

另外，考虑到市场转型偏好也与宏观环境的市场化程度有关，因此，模型中将纳入各省份的市场化指数，用以控制地区效应。本文所使用的市场化指数沿用《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的数据(樊纲等，2011)，各省份的市场化指数范围从0到12，数值越高，表示市场化程度越高。

3. 分析策略

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OLS)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我们首先考察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在市场转型偏好的差异，并以此为基准，再对结构性因素和认知性因素进行控制，以观察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差异的变化。其次，我们将总体样本根据不同世代组分割为不同的世代模型，来检验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间的偏好差异是否具有“世代效应”。最后的考察重点将放在乡城流动人口和城城流动人口的比较上。在以上数据分析中，我们将会分别检验不同组别或群体间差异的显著性，以避免样本选择偏差带来的估计偏误。

五、 结果与分析

表 2报告了流动人口、本地居民和总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特征，从中可以得出几个基本判断：

1. 相比于本地居民，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较年轻，未婚比例更高。

2. 相比于本地居民，流动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更长，这在年收入上也有所体现。但本地居民在国有部门中就职的比例明显高于流动人口。

3. 在认知与态度方面，相比于本地居民，流动人口总体上对政府、社会公平和机会平等的认同度更低，这说明流动人口的社会剥夺感更强烈。在一般经验中，社会剥夺感越强烈的人，越希望获得保障与福利，因而会更倾向于支持再分配(Muenz and Fassmann，2004)。但数据中，流动人口对于再分配的认同度不如本地居民，说明流动人口不如本地居民支持再分配制度。可以推测，当前中国再分配的机制和结果并不能有效缓解流动人口的剥夺感。

4. 流动人口在市场转型态度上的得分高于本地居民。

以上描述统计结果传达了基本信息，但尚无法确定所关心变量的净效应，下面将通过OLS模型及其嵌套模型做进一步考察。

(一) 市场转型偏好的回归分析

从表 3我们可以看到，在控制人口特征变量与地区市场化程度后，流动人口比本地居民更显著倾向于产权市场化，这说明流动人口更支持市场转型。由于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存在结构性差异，模型2因此在模型1的基础上继续纳入结构性变量。结果显示，这些结构性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均显著，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间的差异依然存在，但系数减小了近0.03，同时模型的解释力也有所提升。这说明结构性因素可以解释一部分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间的态度分化。模型3进一步纳入认知性变量，可以看到新纳入的认知性因素同样对因变量产生显著影响。认为政府与百姓间的冲突越大，社会机会与经济结果越不公平的人越倾向于产权市场化，也越有更强烈的市场转型偏好。而越支持再分配政策的人，越倾向于产权国家化。虽然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差异仍然显著，但差异的程度却继续缩小，同时模型解释力也进一步提升。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城镇内部的二元体制分割使流动人口被排斥在优质劳动力市场与福利保障之外，虽然他们通过迁移获得一定的经济回报，却无法享有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待遇和机会，在一系列社会态度上均反映出相对强烈的剥夺感。这种剥夺体验背后的逻辑是国家主导的体制隔离，只有进一步市场化和收敛国家的规制力量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流动人口的当前局面。这正是导致流动人口更支持市场转型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市场转型偏好的“世代效应”

为了区分市场转型偏好的“世代效应”，首先要明确两个问题。其一，我们并不是要研究流动群体中不同世代的差别。探讨群体自身态度上的“世代效应”固然有其意义，但在城镇化与市场化背景下，流动人口并非一个独立和割裂的群体，而是不断与本地居民和外界环境发生互动。因此缺少外在参照体系会削弱自身的解释力。所以，我们旨在比较不同世代群体中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间的差异，唯有如此，才能澄清二者在市场转型态度上差异的走向，得到真正的“世代效应”。其二，分析“世代效应”的最好方法是采用纵贯性数据和事件史分析，但囿于目前的截面数据，仅能作基础的分组比较。这种静态的分析虽然不能捕捉迁移事件发生的时机和变化，但依然能够得出具有现实关照的基本判断。

表 4报告了不同世代分组中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在市场转型态度上的差异。可以看到，三组世代与流动属性间存在交互效应(模型8)。在早期组中，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态度没有显著差别。在中期组中，流动人口已表现出比本地居民更明显的市场化倾向，且为边缘显著。而在晚期组中，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间的差异更加显著，并且影响系数提高。这说明，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间对于市场转型态度的差异随世代推移出现分化，并呈增强趋势。该结果与假设3一致。早期世代组的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间的态度趋同，这与他们退出劳动力市场，与本地居民较少存在资源竞争的可能性有关。而中期世代流动人口从市场化中初步获益，更注重自身的纵向比较而非社会横向利益比较，其剥夺感尚不强烈，表现出一定的市场偏好。而晚期世代组的流动人口虽然通过市场化在经济条件和保障水平上均有获益，但他们对体制隔离的感受却更为敏感，对城市融入的期待更高，也在社会感受上更倾向于消极，因而比晚期组的本地居民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市场偏好。与流动人口相反，城镇居民在中国几十年市场转型过程中的获益则是先降后升。转型初始一些城市福利随之消解，体制保障范围和内容都在不断缩小，但他们占有的政治资本和体制优势却可以逐渐维持甚至提升资本回报和经济利益。本地居民的获益关键不是市场化本身，而是与市场化相互勾连的体制结构。结合这一点，我们才能够了解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在“国家与市场”这一二元结构中的位置，从而理解暗含其中的“世代效应”。

(三) 乡城流动与城城流动的比较分析

最后，我们对两类流动人口的市场转型偏好进行比较。表 5中的模型9报告了流动人口市场转型偏好的整体模型，可以看到“城城”流动人口比城乡流动人口更显著倾向于产权市场化，更支持市场转型。模型10和模型11分别是“城城”流动人口与城乡流动人口的独立模型，可以看出二者市场转型偏好的影响模式有所差别。对于“城城”流动人口而言，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较弱，许多变量已不显著。但认知性因素的作用依然存在，除了对社会公平的态度之外，各变量的影响系数都比乡城流动人口的相应变量要大。同时，认知性因素对“城城”流动人口市场转型偏好的模型解释力也大于城乡流动人口。⁵这一结果说明，认知性因素对“城城”流动人口的市场偏好产生更重要的影响，他们更重视生活体验和现实感受。在公平的认知上，“城城”流动人口更认同过程公平，因此结果公平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结构性因素不产生影响的原因。对于城乡流动人口而言，对结果公平和过程公平的认知均对市场偏好发生作用，但影响系数略低。对政府的态度则不会影响他们的市场偏好，这可能是因为城乡流动人口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较高，对于社会冲突的感知也弱于其他群体(李培林、李炜，2007)。结构性因素对城乡流动人口的市场转型偏好依然有显著影响，且结构性因素对城乡流动人口市场转型偏好的模型解释力略大于“城城”流动人口。⁶

5 . 经计算，在模型10中，认知性因素的净解释力为0.031(0.090—0.059)；模型11中，认知性因素的净解释力为0.016(0.048—0.032)。

6. 经计算，在模型10中，结构性因素的净解释力为0.007(0.059—0.052)；模型11中，结构性因素的净解释力为0.008(0.032—0.024)

六、 总结与讨论

城镇化是一个与市场转型密不可分的社会过程，社会财富经由这一过程进行了重新分配，社会内部形成了新的利益结构。在迅速变迁的时代，了解不同群体对于市场转型的价值取向有助于理解他们在“国家—市场”结构中的现实处境以及背后的行动逻辑。尽管许多研究关注市场转型的过程及其后果，也有研究探讨人们关于再分配的态度倾向，但对于市场转型主观意愿与偏好的实证研究却尚未见到。这两个研究脉络似乎都绕开了我们关心的核心问题，而这一问题在当下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分析正是这样一种尝试，依托城镇化的背景对流动人口的市场转型偏好进行初步探讨。

通过数据分析，我们获得如下研究发现。

首先，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在市场转型偏好上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流动人口更支持产权市场化，更倾向于市场转型。结构性因素与认知性因素是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态度分化的重要原因，当控制了结构性因素和认知性因素上的差异之后，二者在市场转型态度上的分化程度明显削减。我们也注意到，即使控制了结构性因素与认知性因素，二者的差异依然存在，说明还有其他未被测量的原因也可能导致流动人口的市场转型偏好，如流动人口更不畏惧竞争的心理状态等，有待进一步考察。

其次，流动人口的市场偏好存在“世代效应”，这种效应不是指流动人口自身的世代差异，而是意味着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态度分化存在“世代效应”。具体表现为，对于早期世代来说，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没有显著差别；对于中期世代而言，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间的态度差异初显；在晚期世代中，流动人口明显比本地人口更支持市场转型。这一结果是由不同世代群体所经历事件的具体过程和现实体验所形塑的。

再次，流动人口存在内部分化，城乡流动人口与“城城”流动人口在市场转型态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城城”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市场转型。对于“城城”流动人口而言，认知性因素对市场转型态度的影响更为重要，说明他们对现实中的不平等体验更为敏感，会形成更强烈的剥夺感。而对于城乡流动人口而言，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依然显著。他们从市场转型中获益的程度虽然不及“城城”流动人口，但在被剥夺感受上却相对弱化。

综合上述结论，我们认为，结构性因素与认知性因素是市场转型偏好分化的重要原因。换言之，个体在“国家—市场”结构中的利益获得和现实感受共同构成了是否支持“市场转型”的选择机制。在一般经验中，市场的逻辑本质上是追求利益，是竞争而非保护，更强调效率而不是公平，遵循的是市场分配方式。而国家的逻辑是调控与保障，但却容易借助制度来制造机会垄断，形成利益屏蔽，其分配方式是计划性的。如果市场转型中的“国家”与“市场”只是单纯地按照以上逻辑各行其是，那么便可以更容易澄清个体身处其中的立场。然而，中国的市场转型是由政治主导的社会过程，国家规制作用使得许多市场制度安排是按照政治逻辑组织起来的。这一复杂现实说明中国的市场转型在很大程度上仍受政治制度的钳制，许多市场规则无法完全抛开体制因素而独立起作用。户籍制度中城与乡、内与外的“双二元性”构成了城镇内部二元分割的基础(杨菊华，2015)，以此为首的一系列城乡和内外分割政策成为当前粗放式城镇化与市场化的关键性因素(陆铭等，2011)。因此，市场转型确实有助于流动人口的向上流动，但他们却没有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城镇化与市场化红利，在社会经济地位与福利保障水平上均处于劣势。他们也因此产生“相对剥夺感”，在机会平等和官民关系上的看法都偏向于消极。因此，消除城镇内部的体制分割将有助于缓和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在市场转型偏好上的分化。

上述逻辑也可用以理解“世代效应”和流动人口的内部分化。随着世代推移，流动人口从市场转型中获得的绝对利益是逐渐增加的，但他们却开始从自身的纵向比较转变为横向的社会参照。因此，晚期世代组群中的流动人口虽然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较高，待遇及保障条件也越好，但他们在与相应世代的本地居民进行参照时，却会形成更强烈的剥夺感，也因此会更倾向于市场转型的态度。同样的，“城城”流动人口在迁入地的经济融入情况优于乡城流动人口，但在文化融入上呈现出滞后性。城镇内部制度藩篱下的高期望是这种滞后性的主要原因，相比于城乡流动人口近似于“白纸”的文化初始状态，前者更容易激发出强烈的剥夺感，也因此产生强烈于后者的市场转型偏好。

总之，在当前中国粗放型的城镇化模式中，体制优势仍然是获得利益的关键。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差距表面上是由市场化造成的，但本质上却应归咎于国家的体制保护。这正是本地居民会更倾向于国家，而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市场的根本原因。因此，如果不打破当前的体制隔离，任由粗放式的市场化和城镇化模式延续，那么无论是客观上的地位结构，还是主观上的社会态度，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差距都将越拉越大，而这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