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缘起 (一)引子

详细的检查了你们所决定的阶级成份调查表，里面所决定的成份，极大部分是正确的，但也有一些是决定错误的，如有几家应该决定地主，你们却决定富农，甚至决定中农，有一家应该决定富农，你们却决定高利贷者，还有几家，对劳动力方面，表上填得并不清楚，希望你们再调查决定。今为引起你们对于阶级成份的决定应有慎重的与明确的注意起见，特将你们决定错误的成份共计10家并加以分析如下。 (王观澜，1933a)

上述引文出自王观澜在1933年苏区查田运动期间写给瑞金黄柏区苏维埃政府的一封信，这封信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瑞金黄柏区苏区政府在划分阶级成分¹方面所存在的“错误”问题并建议纠正。在这封信²中，时任中央政府土地部秘书并直接受毛泽东委派在瑞金县叶坪乡进行查田运动试点的王观澜，严格按照量化阶级标准指导乡村社会的阶级成分划分。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将基于纯粹经济与生产要素的量化阶级标准付诸革命的实践。³

需要注意的是，王观澜在这封信中所依据的划分阶级成分的量化标准，实际上就是1933年10月10日公开发布⁴的《怎样分析阶级》(毛泽东，1983a:265-268)和《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⁵(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1982：510-529)中所规定的成分划分标准。这两份相继发布的有关土地革命中农村阶级划分的文件，既存在着一致性，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此，我们以两者对富农这一阶级成分的界定为例通过以下表 1进行具体说明：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相较于《怎样分析阶级》(以下简称《怎》)而言，《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阶级成分的界定更为细致与精确，可以说是对前者的补充性说明——例如《决定》更加详细地规定了农民的劳动与附带劳动，从而试图更为精确地确定富农这一阶级成分。

这样一份规定详细的量化阶级标准，究竟出自何人之手？从文章署名上看，《怎》的作者是毛泽东，而《决定》则是毛泽东、项英与张国焘三人联合署名，但我们却并不能就此认定上述三人是较早在党内推行量化阶级标准的历史担纲者——在这其中，看似并不起眼的王观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怎》文是毛泽东以王观澜在瑞金县叶坪乡查田的经验后所起草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的意见为基础修改而成的(朱杰、高军，1984:306)，同时，在《决定》的起草过程中，王观澜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当时，我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参与了查田运动，搞了叶坪乡查田试点，到各地区巡视，与谢老一道协助毛主席制定《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 。 (王观澜，1994a)

由是观之，王观澜是党内较早将量化阶级标准付诸具体的土地革命与分田实践中的重要历史担纲者——即我们在本文中所谓的土地革命中的“算账派”。我们的问题在于，他究竟是在怎样的历史处境下投入到这一革命实践中去的呢？更为重要的问题还在于，以王观澜为代表的“算账派”，究竟有着怎样的成长经历，又在具体的革命历程中形成了怎样的精神气质和思想倾向，使得他们能够将原本更多地只是在抽象理论层面⁶上被思考的阶级概念真正在土地革命中付诸实践？在这些细致的阶级成分规定、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以及革命的现实需要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张力？这些构成了本文的核心问题。

(二)对既有研究的批评性回溯

在以往有关共产党土地革命的研究中，很多学者是在社会动员论视角下讨论阶级划分问题的。伯恩斯坦(Bernstein，1967)在其有关中苏两国农业合作化的对比研究中提出的“参与式动员”这一概念，成为社会动员论这一视角的重要理论资源，这一概念强调共产党政权在进行社会动员时重视激发普通大众的主体性与参与性。

在社会动员论之下，李里峰强调阶级划分的政治功能，认为土地革命通过阶级划分对乡村社会成员进行了重新的归类，并建立起一种新型的政治等级秩序，进而将农民纳入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框架和治理轨道(李里峰，2008)；进而，他又用“运动式治理”这一概念理解土地革命，认为包括诉苦、开大会等在内的土改动员实际上是一种虽难以纳入常规化与制度化轨道但却又可以帮助国家迅速完成民众动员的社会治理方式(李里峰，2010)。

郭于华、孙立平更为细致地把握住了“诉苦”这一土改中的权力运作技术，基于对诉苦同整个农民的国家观念、精神结构以及革命的“心灵后果”的整体勾勒，他们认为，诉苦实际上将农民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困难提取了出来，并通过“阶级”这种中介性分类范畴与将农民的日常生活同“国家”、“社会”等一系列话语联系起来(郭于华、孙立平，2005)。

概括来说，在社会动员论视野下，目前学界关于土地革命的讨论，大多侧重于革命进程中阶级动员的过程、机制、心理后果与历史效果(李康，1999；李放春，2010；李里峰，2007；满永，2009)。这些研究并没有对阶级动员中的“量化阶级标准”给予充分的关注。

方慧容(2001)在其文章中指出，量化阶级标准的出台实际上是建立了一种新的叙述话语体系，将原本不同地区、不同情况的不可比较的事件建立在一个体系下，从而成为确定某成员在一个新的社会身份等级下的身份与标识。黄宗智(1998)则用“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来理解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他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的客观阶级结构与阶级理论中的结构存在着很大的张力，由此，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是一个不断建构阶级结构的过程。以上，方与黄两人都注意到了量化阶级标准，前者强调量化标准在阶级动员中的作用，而后者则藉由这样一种张力关系来重新理解土地革命。但他们都没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量化阶级成分这一系列基于生产与经济因素的复杂标准，究竟是由哪些共产党干部真正进行实践的？换言之，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区革命时期，有着什么样的思想倾向与精神气质的技术型干部成为该实践重要的历史担纲者？

在中共党史乃至近现代史的相关研究领域中，有关土地革命的讨论涉及到了诸多层面，除了社会动员论视角之外，另一个重点是有关具体土地政策的讨论。需要指出的是，其中固然涉及到了量化阶级标准的问题，但是这些讨论往往局限于“左”与“右”路线斗争的讨论，例如郭德宏(1988)认为查田运动属于“左”的错误，而温锐(1991)等也持有相近的观点。秉持这种思路的讨论最后往往演变成对毛泽东等重要历史人物是否属于“左”倾的讨论(余伯流，1981)，从而难以摆脱笔者所谓的“平反—正名”模式之窠臼(孟庆延，2013)。

也有学者并不满足于上述两种限于意识形态争论的研究取向。李放春(2015)明确提出要摒弃革命史学研究中的政治意志因素，超越“经”、“史”的对立而去探寻中国革命中的“道”。具体到土地革命而言，李放春强调要超越“疑古”与“信古”两种取向，将整个土地革命的实践看作是一个信念与实际相制约的复杂过程，并通过“释古”来把握其内在脉络。

笔者认为，若要进一步理解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之内在脉络并探寻其逻辑，那么我们需要回到具体的实践层面进行讨论——在本文中，笔者尝试将焦点聚集在土地革命中的量化阶级标准这一环节，并尝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党内原本只是理论讨论层面话题的量化阶级标准，是被什么类型的干部推行到土地革命实践中的？与之连带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是这一类的技术型干部，会成为推行量化阶级标准的历史担纲者？

尽管目前的学术界并没有专门对量化阶级标准的实际推行者的气质类型予以具体考察，但是，在既往的革命史研究中，有关某一具体政治人物或具有某种共同精神气质的身份群体的研究，同样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例如叶文心(Wen-Hsin Yeh，1996)对以俞秀松为代表的浙江革命群体的研究，以及应星、李夏(2014)对曾天宇及其领导的万安暴动的研究，都是通过对某一典型革命者或某一特殊革命群体的精神气质的勾勒及其生命史的书写，来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过程中某些历史与制度演进的独特方向。应星(2015)的另一篇文章则具体深入到大革命时期的江西地区，以学校教育为基本线索，具体考察了北伐前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地区的组织发展基础，并呈现了不同革命者群体所具有的独特的精神气质。

综上，笔者尝试通过对以王观澜为代表的“算账派”的细致考察，来呈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内的“计划管理”干部所具有的精神气质与思想倾向，以及这一精神气质得以生成的社会土壤。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对算账派以及“算阶级”本身在革命实践中遇到的困境与问题进行讨论。通过相关讨论，我们希望以“量化阶级标准”这一学界鲜有讨论的问题为切入点，通过对“算账派”这一历史担纲者的集中梳理，去重新理解发生在上世纪20、30年代间的借助外来意识形态(马列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进而去重新理解“算阶级”这一在革命实践中生成的政治传统。

二、“托派嫌疑”：政治斗争中的失意人

在对以王观澜为代表的“算账派”进行历史溯源考察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乃是下述问题：王观澜当时的历史处境怎么样？他是在怎样的情境下参与到查田运动之中，并且成为毛泽东所发起并主持的查田运动中的重要担纲者的？

王观澜在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学习，1928年9月转到苏联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王观澜，1994:131)。1930年底从苏联回国，1931年初进入福建，主要负责当时闽粤赣特委机关报《红旗报》的编辑工作(朱杰、高军，1984:298)。同年9月到11月期间，当时的苏区中央局由周以栗写信，调王观澜到中央苏区负责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编辑工作(王观澜，1994a:132)。

没过多久，王观澜的政治处境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32年夏秋之际，王观澜被认定有“托派嫌疑”，当时的苏区中央局甚至有人主张开除其党籍。王观澜由此开始受到隔离审查，其《红色中华》主编等职务也被撤销：

八、九月间，一些人以《红色中华》发表的一则消息为借口，向王观澜发难。后来又提出他在莫斯科反对王明为首的支部局的“问题”，说他有“托派嫌疑”。中央局有人主张开除他的党籍，并把他关进中央政治保卫局。 (朱杰、高军，1984:298)

王观澜自己的回忆则讲述得更为详细：

我主编《红色中华》报，因为登了一个国民党大搞飞机捐款的消息，题为榨取工农血汗，轰炸工农，他们硬说是吓唬了群众，凭空抓我的辫子，强行在支部会上斗争，由于我据理力争，一哄而开除我的党籍。因为有许多地方支部和土地部支部不同意，上书中央，还将我隔离审查。 (王观澜，1994b:290)

这里涉及到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王观澜缘何被攻击为“托派”？换言之，王观澜在查田运动发轫之初究竟面对着怎样的政治情势？1932年夏天，博古、张闻天等人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主要负责人，他们对苏区中央局工作的不满日益加深，⁷这直接冲击了当时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领导权。在1933年1月，当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并且与苏区中央局合并成为苏区最高领导机关之后，双方的矛盾愈发凸现出来。⁸

在临时中央强势入主苏区中央局的的大背景下，尽管当时的王观澜还并不属于“毛泽东的支持者”这一“派系”，但是只要我们对其前期经历稍加考察就会发现，王观澜在留苏期间，和后来成为中央苏区实际领导者的博古、张闻天等人产生过直接的矛盾与冲突——这就是1929年莫斯科中山大学所爆发的中国留苏学生的“反对支部局”⁹的斗争。

王观澜在1929年初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且担任班长。不久之后，便卷入了“反支部局”斗争。1929年6月17日召开的持续十天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全校党员大会，围绕当时旅苏学生的一系列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其焦点就在于当时掌握着莫斯科中大的支部局所执行的路线以及具体方针政策是否正确。根据王观澜的回忆，当时掌握支部局大权的，就是王明与博古(王观澜，1994b：288)。

实际上，这样一种对支部局的态度是当时部分旅苏留学生对王明、博古为核心的支部局控制下的整个莫斯科中大的“专制氛围”的反对与不满的集中体现：

校方和支部局专注压制群众，置学校的教学任务、培养干部的职责于不顾，使学校陷入辩论、争吵、斗争的气氛中。虽然不开会的时候，教授们还来上课，但他们上课就来，下课就走，对于学校的争论噤若寒蝉，谁也不敢问一声。在一片人心惶惶中，学员们无法安心听讲、学习。正如陆定一后来所言：这个学校天天搞斗争，同文化大革命差不多，要想学习是几乎不可能的。 (孙耀文，1996:279)

这场在中山大学校史上著名的“支部局斗争”最终以“十天大会”¹⁰的形式展开。这场斗争的后果非常严重，有的人被开除了党籍，有的人则被扣上了包括“江浙同乡会”¹¹、“托派分子”等帽子。而在这场斗争中，王观澜与王明、博古等人陷入激烈而紧张的对立状态中。

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在查田运动发轫之时，王观澜也和毛泽东一样，同处于政治场域中被排挤、受打压的境地。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王观澜和毛泽东本无任何交集，¹²但却同样处于受冲击的境遇。在这样的情况下，王观澜参与到了查田运动的实践中，进而承担起了将“算阶级”引入革命实践的“历史担纲者”的重要角色。

三、自治新风：省立六师及上海大学校风影响下的革命者

王观澜1906年出生于浙江临海，14岁的时候进入北山小学学习(中共临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1989:16)，1923年进入浙江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以下或简称省立六师)¹³。他在校期间加入共青团，并于1926年12月开始担任共青团六师支部书记，不久转为中共党员并担任党的小组长(王观澜，1994a：129)。1927年“四一二”之后，王观澜离开临海。从表面上看，王观澜青少年时期在临海的经历似乎波澜不惊。但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20、30年代正是中国的教育制度从传统的书院式管理向新兴学校转变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整体的教育理念与风气、临海地方的教育思潮以及省立六师的学校风格，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与塑造了王观澜的精神气质。

自清末新政废除科举制以来，中国的教育制度就开始了其现代化的进程。1912年通过的民国教育法高度鼓励学生自治的发展，并以此作为培养国民精神的一部分。当时江浙一带是新式教育的快速发展地区，其学生自治制度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学生广泛参与到包括教学、图书馆管理、膳食等在内的学校日常事务管理中来；同时学校非常鼓励思想上的独立与表达上的自由，并通过墙报、发行、结社等方式培养学生的自由与独立人格。王观澜所在的省立六师脱胎于浙江省第六中学(以下简称省立六中)，在清末民初是临海地区的教育与文化重地，很多临海地区有着新思想的知识分子都在省立六中担任教员，项士元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项士元在六中担任教员期间，鼓励学生自治，同时在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响应，编辑《救国旬刊》，并多次组织游行集会(临海县志编纂委员会编，1989:709)。

王观澜在其回忆文章中也明确提到，他在省立六师期间曾经作为会计负责管理校友会的经费，同时还积极参与办刊等活动：

此时，在精神上又开始振作起来，做许多比较进步的活动，阅读了许多比较进步书籍和杂志，启发了社会思想，逐渐认识出路。出校刊叫《绿丝》，办壁报，宣传和组织同学活动。 (王观澜，1994a：129)

王观澜所在的省立六师不仅有着深厚的学生自治传统，同时也是当地马克思主义思潮重要的传播阵地。王观澜是在1925年经临海青年团员陈学西介绍开始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和书籍，后来经由陈学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由此走上革命道路(王观澜，1994a：129)。陈学西即是省立六中的毕业生(台州中学百年志编纂委员会，2002:240)。在1925年暑假，陈学西连同林炯、李敬永等人在临海建立了以“努力读书，改造社会”为宗旨的“乙丑读书社”(临海县志编纂委员会，1989:701)。乙丑读书社主要是组织临海的青年学生阅读诸如《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进而成为了共产主义思想在临海传播的重要阵地(中共临海市委党史研究室，1992:43)。

不仅如此，整个中共临海地方党组织的建立，也和省立六师密切相关。1926年上半年，毕业于浙江省立六中，后到上海大学读书的张崇文¹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1月，上海大学党组织按照中共江浙区委关于“浙江之湖州、萧山、台州、海门……等处，当于最短期内发展我们的组织”的指示，组织党员到各地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开展革命活动，迎接北伐军的到来。张崇文受此重任，回到家乡临海。1926年12月，在张崇文的主持下，中共临海县特别支部成立(参见陈希镯，1992；中共临海市委组织部、中共临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临海市档案馆，1992:8)。

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临海地区的中共党组织的建立，实际上和当时的上海大学密切相关。上海大学作为当时整个华东地区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中心，不仅培养了一大批青年革命者，同时也对周边江浙地区的党组织发展以及青年学生的革命运动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对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的教育风格以及学校氛围稍作一番勾勒，有助于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以王观澜为代表的临海革命青年的精神气质。¹⁵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阵地，很多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都曾在上海大学任教。从整体氛围上看，“崇尚自由，鼓励自治”是大革命时期上海大学的突出特点：

它[指上海大学]有个书摊，卖《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书；它还有个学生墙报。这都是上海其他大学所没有的。特别是活泼民主的校风，以及社会学系的学生经常由老师带领去参观工厂和农村，这也是上海别的大学所没有的。 (黄美真、石源华、张云，1984:94)

这一时期的上海大学，思想活跃，校方及教师们不仅鼓励学生自治，并且给予学生充分表达的自由：

上大在平时的教学方面，特别着重于使同学“读活的书”，使读书与生活(尤其是社会的、民族的)打成一片，所以在平日有研究会的组织，师生之间的以诚相见的勤奋的研读与热烈的讨论。 (张士韻，1984:32-33)

这样一种崇尚自由与鼓励学生自治的总体风格，通过张崇文个人，连同当时整体的社会思潮与教育风气一起，直接影响着包括王观澜在内的青年革命者。这些影响反应在王观澜后来的革命实践中。

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过王观澜在留苏期间参加过的反对“支部局”斗争，这次反支部局斗争以及上世纪20、30年代中国旅苏学生在旅苏期间的遭遇与冲突，构成了我们理解王观澜为代表的在自治氛围下走出的具有独立自由精神气质的青年革命者的重要历史场域。

实际上，所谓的反对支部局斗争只是发生在旅苏中国留学生中诸多冲突中的一次。在此之前的1926年，中国留学生中也曾发生了有关旅莫支部工作方式以及领导权限的大辩论，那次冲突的一个重要诱因在于很多中国学生不满于旅莫支部限制并且反对中国留学生学习理论和俄语的做法：

旅莫支部限制和反对理论学习和俄语，引起党员群众和多数同学的强烈反对 (孙耀文，1996:82)。

郑超麟在其回忆录中也曾提到：

我们未到以前，旅莫支部就流行一种口号，说：我们是来这里受“训练”的，不是来这里学做“学院派”。所谓训练就是开会，批评；所谓学做学院派就是学俄文，看理论书。彭述之公开说：“你们在这里时间很短，俄文又不容易学，好在中国同学有俄文好的，理论好的，经验好的，我们从他们学习就够了”。 (郑超麟，2003:193)

1926年5月，时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的拉狄克宣布解散中共旅莫支部(孙耀文，1996)，学校虽不组织但却开始鼓励学生学习俄文，然而1927年夏天再次爆发了中国留学生之间的所谓“党务派”与“教务派”的争论，¹⁶留苏的中国学生围绕诸多问题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争论，这些争论后来发展成为严重的政治斗争。如果只是围绕是否限制中国学生进行理论及俄语学习的话，那么，也不至于会在旅莫支部解散之后再次出现这样的冲突，甚至愈演愈烈？实际上，除了对待理论教育的态度上的分歧之外，更为重要的乃是当时以王观澜、张崇文为代表的旅苏学生对于在莫斯科的大学期间所遭遇的全面思想管制、充满政治斗争的组织生活的反抗与种种不满，与王凡西在其回忆录中所明确概括当时旅苏的中国留学生党组织生活的“毫无生气”的氛围是一致的：

但是这个党部是毫无生气的，思想生活根本谈不上。所行所为，有时简直无聊之至，譬如，为了一个姓朱的，由北京女师大来的女生的三角恋爱，竟会开了几个晚上的全校党员大会。这种作风，引起了最大多数的同学的反感。 (王凡西，1980:96)

不仅如此，旅苏学生甚至连自己的自由学习时间都受到严格的管控：

学校的作息时间安排得很机械，每天下午五点到九点这段时间没有充分利用。王观澜对同学鲁也参说：“我们每天晚饭后将近四个小时都白白浪费了，应该建议学校让我们回教室自习两个小时再回宿舍”。 (朱杰、高军，1984:306)

如前所述，王观澜是在一种高度自治的教学氛围中接受教育，并且受到五四运动以来自由民主的社会思潮的熏染与影响中成长起来的。但是他们在苏联留学期间，却遭遇了与国内迥然不同的偏于严苛的学校统治风格与教育氛围——不仅自身的理论学习的诉求得不到重视，反而受到了全面的思想管控。而党内组织生活则主要围绕个人琐事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一种教育方式与组织方式，构成了当时留苏学生间不断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而旅苏期间这些近乎残酷的斗争经历，也为他们日后的政治生涯乃至日常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¹⁷

四、到民间去：革命熔炉中的实干家

如果说上文中所描述的自由、活跃之时代风气，只是勾勒出以王观澜为代表的受上海大学学生自治传统影响深刻的总体精神风貌的话，那么，王观澜身上凸显出来的对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实用主义”倾向，则直接影响着我们对于“算账派”这一当时共产党内的计划管理干部以及“算阶级”这一政治传统的理解。

对革命理论、尤其是对于苏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以王观澜为代表的青年革命者充满着学习热情，他们都试图通过学习苏俄的革命理论来解决当时中共面临的问题。上文已提到，当时的旅苏学生对于理论学习的诉求是强烈而普遍的，同时他们又不满足于单纯依靠“翻译”来学习这些理论，而是希望可以通过掌握俄语直接深入学习。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对“原汁原味”的苏俄革命理论的学习热忱并不意味着以王观澜为代表的青年留苏学生希望成为“掉书袋”的理论家，与之相反，他们实际上急切地希望可以学习到对中国革命的实际具有指导意义的知识。这从留苏学生对于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课程设置的不满中可见一斑。王观澜就曾经指出：

我们希望改进教学……但感到讲苏联的东西太多了，不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学了解决不了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因此，要求改革学校的教学，希望增加一些适合中国情况的课程，如中国农民运动，中国职工运动、中国革命发展情况和特点、中国革命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等等。但是，翻译们不把这些意见如实地反映给学校当局，大家因此意见很大 。(王观澜，1994b：288)

上述引文表明，以王观澜为代表的留苏学生表现出了对于理论的一种充满张力的态度，即笔者所谓的“对于理论的实用主义倾向”——一方面，他们对于苏俄经典革命理论充满了渴求与热忱，希望可以从苏联的革命经验和马列主义革命原理中寻找到直接有用的救国良方，另一方面，他们又对整个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课程安排深感失望，整个课程“讲苏联的东西太多”而“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

这样一种典型的思想倾向，又和五四之后的总体上的社会思潮密切相关。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激进知识阶层中，“到民间去”是非常流行的口号，在社会层面上，这一口号具体转化为以当时的知识分子与革命青年所发起的包括平民教育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运动。“到民间去”这一口号，最早是由李大钊在五四运动时期率先提出的(2006)。大革命时期上海大学的办学理念，也受“到民间去”思潮的影响。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大革命时期的上海大学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最为活跃的地方。瞿秋白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邓中夏则担任总教务长一职。邓中夏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他所主持的上海大学，其整体风格除了崇尚自由、自治之外，还呈现出鲜明的“致用”色彩：

大学生所吸收的知识和学问，决不完全在书本上，也不在教授口中。但现在国内有许多大学生，他们的吸收知识学问的方法如何？课堂、自修室之外，一步也不走开去，读书之外，一句也不响；写笔记翻译字典之外，一动也不动。这样偏狭而死的方法，上海大学的学生是不甘采用的。 (施蛰存，1984:15-16)

“读活的书”是当时的上海大学重要的教育理念，学校并不拘泥于刻板的课堂教学，而是鼓励学生们到社会上去从事各种活动，例如创办平民夜校、公开发表演说等等，都在学校鼓励之列，并且成为学生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简而言之，就当时上海大学总的教育风格而言，“实践”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一般同学，特别是高年级的同学，知道吸收知识的方法不仅靠在课堂上和书本上用功，而且还得从革命实践中去加强锻炼，要边干边学，边学边干，才能学到真本领。同学们大多数是努力学习、积极工作的，一天到晚，总是很忙。 (黄美真、石源华、张云，1984:95)

这些基本理念蕴含着强烈的“实用主义”思想倾向。同时，上海大学作为当时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新式教育的核心，实质上构成了当时社会风气与社会思潮的一个缩影，很多关心当时中国命运的青年学生便是在这种风潮¹⁸的影响下走向了革命：

参加杭州学生会工作大约只有两个月，从六月初起，直到八月底离杭赴京去考大学为止。这一段工作对我的思想与生活却发生了很多的影响。简单地说，它使我脱离了胡适之而走向了陈独秀。这两个月间没有读什么书，整天忙的是工作，然所得益，套句现成的话说，真是“胜读十年书”。大时代中炽烈的大斗争，象只巨大的熔炉一样，把投入者身上一切不合适的思想和感情于俄顷间焚化了，同时将你含有的(如果有的话)某些较好的东西提炼了出来 。(王凡西，1980：11)

这样一种对理论的“实用主义”倾向作为一种当时普遍的思想倾向，影响着整个留苏学生群体。王观澜在回忆当时旅苏学生要求改选支部局的具体原因时，就明确提到：

支部局已经到了早就应该改选的时候了。当时掌握支部局大权的，主要是一些翻译，如王明、秦邦宪等。他们都是大革命失败前去的，就是说，他们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去 的。我们却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才去的，做过一个时期地下工作，经过了严重的白色恐怖的考验，吃了许多苦头。我们认为，翻译们虽然懂俄文，但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懂，又没有经过斗争的考验，而支部局在学校影响很大，举足轻重，所以我们对这些人一般都是另眼看待，不大尊重。 (王观澜，1994b：288)

在此，笔者无意从个人恩怨抑或权力斗争的角度去解读当时发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支部局斗争。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到，当时包括王观澜在内的旅苏学生非常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他们对于当时掌握支部局权力的王明、博古等人的批评与诟病，也主要在于这些“翻译”并没有经历过国内残酷革命斗争的实践洗礼。

需要注意的是，1929年的反支部局斗争并非旅苏中国学生内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第一次争论。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及，在1926年有关当时旅莫支部权限的斗争的一个导火索便是有关理论学习的争论。值得玩味之处在于，在旅莫支部被撤销之后，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始允许甚至鼓励中国学生学习理论。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当时很多旅苏学生依然存在着很多不满，甚至对于亲自给中国学生授课的米夫，同样流露出不满的态度：

最初他给我们以新鲜感，对他怀有应有的敬意，可是过不多久，他的弱点就完全暴露出来，他对于一般的知识和特殊的革命理论都掌握得太少，使我们感到失望。他时常来给我们做理论报告与政治报告，但显然他只是一架惯打折扣的传达机，根本不能完整地把听来的东西传给我们，甚至他自己都不甚了了，以至听者如果不懂而向他发问时，他多半只好支吾以对，有时更坏的，还会摆点架子，怪你多问。(王凡西，1980:11)

我们当然可以从米夫本人的性格特点、授课水平乃至其本人的理论素养层面来理解上述引文中涉及的体现在学生心中的这种不满情绪。但是，如果我们联系前述引文中王观澜所提及的留苏期间的课程“学了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这一评价时，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种长期存留于旅苏中国学生中的思想倾向：一方面，抱着实用主义取向的青年学生，热切盼望着以苏俄革命的理论与经验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当在学习过程中他们对理论的期盼落空时，并不会对他们学到的苏联权威理论进行反思与质疑，而是将原因归结到授课方式与授课人的身上。其中的吊诡之处便在于，这样一群青年学生，对理论诉求和深信是源于他们的实用主义取向，而同时也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所产生的这种坚信，使得他们在学习过程中遇到问题时，会放弃对所谓权威观点的质疑，也就失去了真正深入理解、学习与检讨理论的可能性。在后文中我们会看到，这样一种思想倾向是如何在“算阶级”的查田实践中发生作用的。

五、计划管理：临海小城中的农村干部

从本质上讲，以生产和经济要素为核心的量化阶级标准的推行，实际上是将产生于苏联社会经济土壤上的阶级概念稍加改造，进而实际应用于中国乡村社会之中的实践。但是当这些阶级成分概念具体付诸实践，并以此将处于具体社会历史中的农民重新分类的时候，理论与实践之间以及概念与实在之间产生不适、紧张乃至矛盾，也就成为了摆在政策执行者面前的难题。以王观澜为代表的革命者并不了解这种阶级分析概念本身的源流与产生背景，也未曾反思这些阶级成分及其具体标准在理论上是否存在问题及其与中国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张力。更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于，在实践中，他们一方面严格按照具有客观标准的阶级成分概念对查田运动进行指导与纠错，另一方面，也如前文中已经指出的那样，不断对过去的阶级成分的标准和界定进行着“修正”与“补充”。为了更为深入地理解“算账派”的实践方式，在本部分中，我们将尝试勾勒王观澜本人精神气质的另一面向。

王观澜曾在其自述材料中明确提到学生时代担任校友会会计的经历：

不久在学校斗争中，由于利用了学阀门内部的争权夺利及他们影响下的学生闹分裂的机会，团结了一部分进步同学，在校友会选举中，被选为会计，取得了校友会中的经费管理权。为要把事情办得光明磊落，预防坏分子攻击，经常结算账目，定期分布，取得了多数同学的信任。 (王观澜，1994a：12)

尽管这只是王观澜漫长革命生涯中的一个短小片段，但它却提示我们，应该注意从其早期“会计”经历的角度上去理解作为“计划管理干部”的王观澜。由此，我们不妨通过王观澜所撰写的其他文章来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

1933年，担任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秘书的王观澜起草了《一九三三年的春耕工作》这份文件，其中对于春耕计划与任务的规定，可以用“事无巨细”来加以概括描述：

要增加人工。要发动群众在耕种过程中多犁田，多耘田，多割田草，每丘至少要犁耙两次，耘三次，要做到田里无一寸草……要增加肥料。除各种肥粪是会以外，要尽量割草铲草皮，或挑塘泥去肥田，要发动每个男人多铲30斤草皮，多挑30担塘泥，发动童子团每人多捡100斤狗屎下田。 (王观澜，1994c：5)

从中可以看到，即使是在其他有关农业生产的工作中，王观澜同样以相对精密的量化方式对工作进行计划管理，甚至具体到了每人每天拣拾肥料的工作量。这一计划管理的工作方式，显然与当时中央苏区的具体农业生产状况并不相符——当时的苏区社会，在农业生产上仍然以小农生产为主，尽管存在着基于宗族共同体关系而进行的生产上的合作，并且存在着诸如“田村会”、“鸭婆会”¹⁹等农民组织，但是这些只是起到协调作用的组织，距离王观澜所主导的这种精确计划管理的生产制度相去甚远。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再仔细审视一下王观澜在苏区时期制定的《组织犁牛站办法》一文，就更能进一步地理解他作为“计划管理干部”的工作风格与精神气质：

五、犁牛站所有耕牛农具归全体站员公有。每个站员都有借犁牛站的耕牛农具之权，但各人所借期限和数量多少一定要分配均匀。六、每个借犁牛站的耕牛农具的站员，一定要出租当租钱，为供给耕牛食料和修理农具以及津贴管理者相当经费的用处。 (王观澜1994d：11-12)

纵观王观澜本人的成长环境和教育经历，不妨可以说在他真正进入苏区工作之前，对于实际的农业生产耕作和农村生活并不完全了解，也缺少实际体验。

王观澜家中“无田无地无房屋”，其父以手工刻字为生活主要来源，有时兼营中医为辅；母亲则主要依靠做针黹或替别人缝纫洗涤而补充家计不足。在王观澜的青少年时代，并没有真正接触过农业生产和农事耕作，也就是说，王观澜实际上是一个出身于小城镇的、既缺少直接的农业生产经验又没有什么农村生活体验，在上学之前主要依靠“作小摊贩度日”(王观澜，1994a：127)的人。

由此可知，其拮据的家庭环境使他懂得了生活的艰辛以及节俭度日的必要性，也使他养成了稽算的习惯和细致严谨的性格，从而为他日后成为计划管理型干部准备了气质上的条件。总之，王观澜在后来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常常用自己所擅长的计划管理的方式，思考诸如通过组织犁牛社来解决耕畜数量有限的问题等。但是问题在于，上述引文中所提到的譬如关于耕牛使用的“分配均匀”在现实的农业生产中却很难实现——农业生产最重要的是时令与节气，一年之中只有短短几天时间是农业生产中必须使用耕畜进行劳作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又如何可能确定各家使用耕畜的期限以及借用耕牛的先后顺序呢？

无论是从王观澜的个人成长经历、家庭环境，还是从他对于犁牛站组织办法的设定，抑或是他对于春耕工作的计划，都表明他对于实际的农业生产耕作和农村生活并不完全了解。那么，他又是如何将原来停留在理论与意识形态层面的“阶级”概念，以可控制、可测量的客观标准的方式落实到土地革命之中去的呢？这便是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重点。

六、算账派之惑：算不清与不能算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勾勒了以王观澜为代表的“算账派”的如下思想倾向与精神气质：一方面，他们坚信马列主义可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对苏俄的革命理论抱有强烈的学习诉求；另一方面，他们又对理论持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取向，这样一种思想倾向使得他们在面对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时会自动放弃对运用所谓权威理论的反思与检讨。与此同时，这样一群在“五四”以来“到民间去”的社会思潮下成长起来的革命者，本身就有着浓厚的自治取向而无法忍受权威的压迫与思想管控，这些都已经在早期旅苏学生的一次次冲突与矛盾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在于，诸如此类的一系列精神气质以及王观澜本人所具有的“计划管理”干部的理性特征，又同其在土地革命中的具体实践以及实践中遇到的张力与问题有何关联呢？在对这一问题予以回答之前，我们首先对“算账派”的革命实践做一简要回顾。

(一)算不清的阶级：清晰的标准与模糊的成分

在文章开头我们已经提到，王观澜在1933年7月份，曾经专门给瑞金黄柏区苏维埃政府写过一封信，并在信中逐一分析当地苏维埃政府在划分阶级成分中的错误。从其具体例证来看，王观澜判断阶级成分划分正确与否的依据，实际上与《怎》中的标准相吻合。例如，在分析黄柏区苏错划萧序皎一家的阶级成分时，王观澜详细例举了萧家的经济状况 ：

全家4人，本人附带劳动(本人革命时杀了)。自己有田62担，请长工耕38担(请长工2代，到革命时止)。出租田24担(36年)。木梓田3块。每年出木梓40担。放债210毛。管公堂2个，这2个公堂每年收谷20担。收了35年，过去曾压迫人。 (王观澜，1933a)

王观澜如此判定阶级成分的依据主要在于，这家人有一部分土地出租，同时又请长工耕种一部分土地，其家庭收入几乎全靠剥削为生。但更为重要的在于：

不同的是本人附带劳动。但只是附带劳动，仍然应该决定是地主，你们决定富农是不对的。因为富农是实际参加土地生产者，只是附带有点轻微劳动的仍然不能说是富农 。(王观澜，1933a)

王观澜对于阶级成分的判定，基本上与《怎》文中的具体界定保持一致——地主与富农之间的主要差异就在于究竟依靠什么作为自己的主要收入来源以及自己本身是否劳动。在这封信中，王观澜一共列举了10户“家庭”的基本情况，包括家庭人口、劳动方式、收入支出情况、雇工情况等等。

限于史料的限制，我们无法还原这10户“家庭”当时的实际经济状况，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真正使用量化阶级标准进行阶级划分，本身就是一件复杂而困难的任务——这些标准化的概念在与地方社会情况相互对照的时候，出现了各种意料之外的状况。对于王观澜所做的阶级分析，我们可以作下述讨论：

其一，地主与富农、富农以及富裕中农之间的差别往往是模糊而难以精确判断的。在《怎》文中，地主与富农之间的差别在于是否劳动和是否完全依靠剥削维持生活与生计。但是这一标准在现实社会中总会遇到模棱两可的状态，也就是他所讨论的萧序皎与刘积何这两家呈现的状态，这就需要对所谓“主要成分”进行判断。²⁰基于此，王观澜认定这两家尽管并不属于“完全不劳动”的范畴，但却同时指出：

只是附带有点轻微劳动的仍然不能说是富农。这种自己有点附带的轻微的劳动，最大部分依靠剥削为生的小地主，在中国是不少的。 (王观澜，1933a)

如果按照《怎》文中的界定进行阶级划分，在现实中必然大量遇到类似的状况，例如在对刘启昌的案例进行判断时，最后的焦点同样在于“究竟多大程度上是‘自己劳动’，而又有多少是依靠长工”(王观澜，1933a)。对于赣南闽西地方社会中真正从事农业耕作的农民而言，在缺少农业生产工具的情况下，很难单纯依靠自家的力量完成整个流程的农业生产，这决定了在农业生产中存在着大量的帮工、换工以及雇工的情况。因此，阶级分析在实践中几乎必然会出现“算不清”与“难以界定”等一系列问题。²¹

其二，如果我们对上述分析作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在王观澜所认定的属于“地主错划为富农、中农”的周宗仁、谢明泗、朱德蒙、钟同其、刘芳洛、萧序皎、刘积何这几户，都属于人口相对较少的家庭。人口最多的为萧序皎，有4口人；而谢明泗和钟同其家中更是只有1口人，几乎可以算作是“鳏寡孤独”的类型。根据民国二十五年的经济统计，瑞金有农户27 951户，农民188 824人，平均每户人口6人(江西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1939)。也就是说，那些依据田地占有关系和雇佣关系而确定为“地主”这一阶级成分的家庭人口规模，低于当地平均农户的家庭人口规模。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反常”的“怪现象”。²²在宗族组织发达的赣南闽西地方社会，人丁是否兴旺实际上是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家族在地方社会中是否显要的重要标志。我们很难想象，作为“地主”的农户，居然只有三四口人，甚至有两户地主，全家居然只有“地主”自己一人。如果一个家庭只有一口人，那么，如果不依靠租佃与雇工，他几乎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 量完成农业生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王观澜所依据的阶级标准以及由此而展开的阶级划分本身，几乎必然会与地方社会的具体情况产生矛盾。

在瑞金黄柏区的查田尚且出现了如此多的问题，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何在1933年10月10日公开发表的《决定》这份文件对各个阶级成分的规定更为细致——它作为一份补充性说明，主要围绕具体的阶级标准究竟如何进一步“量化”而进行了“技术性讨论”。例如在《决定》一开篇就对“附带劳动”这一问题进行了解释，²³从而试图将区分富农与地主的标准变得更为明晰。

在此，我们再回到前文所述王观澜本人对于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这一思想倾向以及其计划管理干部的特质，就会对他尝试将标准制定得更为细致精确以解决土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这一系列作为有更深切的理解：

其一，王观澜接受了共产国际在意识形态意义上对阶级概念的基本界定。例如，在《怎》文中对“富农”成分的界定，尽管相较之前有了更为细化的规定，但是这一界定的核心仍依循着1931年2月苏区中央局第九号通告《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的基本精神，即依照“剥削关系”而非财产多寡来确定阶级成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1981：498)。这份文件大体上可以推断是依据当时共产国际的相关文件而制定的。²⁴但是考虑到王观澜本人出于理论的实用主义倾向，或许他并不会去追索依据“剥削关系”为主来界定阶级成分的深层原因，也不会探究当时的苏俄自身是基于怎样的历史状况而提出“反对富农”政策的，²⁵进一步说，甚至都并不明了当时苏联本身语境下的“富农”的具体所指。²⁶由此，也就放弃了从根本上对“权威理论”的质疑而只是在技术上做出修正。这些阶级概念在其引入中国革命并且直接作用于现实社会的时候，只是保留了“剥削关系”这一核心要素，而抛弃了其产生的具体历史情境。

其二，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同时也决定了王观澜不会只借助一个空壳的意识形态或理论概念去解决当时的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问题，也不可能满足于仅仅是将阶级划分局限于理论的讨论层面。所以，他必然要到乡村社会中去寻找“答案”。由此，才会有依据叶坪乡的查田运动试点经验所写成的《怎》一文。这其中对各个阶级成分的界定虽然已经不再如空洞而抽象的“剥削关系”那么简单，²⁷但其基础逻辑依然是试图将整个量化标准界定得更为精细以利操作。正是怀着这种针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的强烈的济世情怀的实用主义倾向，我们才能去理解在《怎》这篇文章之后不断的调整和改进——当这些阶级成分的界定与现实的遭遇出现冲突与张力之时，王观澜必然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是，这样一种越发精细化的调整本身，又因为王观澜本人对乡村农业生产的陌生而愈发与现实产生张力。²⁸同时，这些调整和补充，并不触及阶级成分区分的根本原则，也不涉及对基于苏联社会历史状况而产生的阶级概念及其背后理论的质疑与反思。王观澜所做的，只是尽可能地将阶级成分界定得更为“细致”，在这个意义上，王观澜作为“计划管理”干部的特质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不能算”的阶级：“地富”的反攻与斗争的延续

这样一种将量化标准不断进一步细化的方式带来了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既然是“算阶级”，既然是如此复杂的阶级成分内涵，那么，就需要一个个具体的干部来将这些复杂的标准真正在乡村社会中予以落实与实践，显然，不具备一定文化知识水平的普通农民不可能完成这一革命任务，这一困扰给革命实践带来了更为现实的问题。

1934年3月14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发出的第一号训令，即《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问题》，明确写道：

上届人民委员会为了纠正过去查田中一些过“左”的倾向，发表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显然是正确的。但在决定发表后，各地查田运动中又发生了许多严重的问题，许多地方苏维埃政府竟抛弃了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工作，而忙于“纠正”过去在查田运动中甚至在查田运动前的一些过“左”的错误，并且给了地主、富农以许多反攻的机会，地主、富农也利用《决定》中一些条文(特别是第一、第二、第三三条)大施活动，企图拿“算阶级”来代替查阶级，拿数字的玩弄，来夺回他们过去所失去的财产。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1981：770)

既然1933年10月发布的《决定》已经对之前阶级成分划分中的模糊之处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补充，理应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将“算阶级”进行到底才对，那么，缘何会出现上述引文中所讲的“玩弄数字”这一问题呢？换言之，为什么《决定》的发布与执行反倒给了地主、富农以“反攻”的机会呢？

王观澜在1934年3月20日发表的文章中也这样写道：

最明显的例子，是胜利与瑞金隘前区。在胜利县，原有地主八百一十家，富农七百六十六家，共有地主、富农一千五百七十六家。查田运动中，共查出地主一百九十六家，富农三百四十家，即共查出五百三十六家。而此次“算阶级”的运动中，却连原有的共改了九百四十一家、即比查田运动中所查出的，还多四百零五家。瑞金的柏地乡原有地主二十一家，几天内就改了二十家，江背乡原有地主、富农五十家，两天就改了三十三家。 (王观澜，1934a)

除了上文中已经提到的理论概念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张力之外，更为具体而现实的原因还在于“算阶级”本身的内在要求就是执行“算阶级”实践的地方干部要能够明白包括“剥削分量”、“附带劳动”等在内的一系列复杂概念。这显然是一个不低的要求。只有具备一定的文化程度与知识水平的人，才真正有可能理解这些概念并切实展开“算阶级”的实践。那么，乡村社会中究竟哪些人有可能承担这样的角色呢？往往正是阶级成分中的“地主”、“小地主”以及“富农”，才具备这样的知识与条件。毛泽东早在1933年6月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所做的报告中就已经提到了这一问题：

这里地主富农的公开的反革命斗争，已经在第一个时期被革命群众打败了，他们中间的许多分子，就从那时候起，摇身一变，把自己的反革命面具取下来，带上革命的面具，也赞成革命，也赞成分田，自称贫苦农民。照例应分土地。他们积极的活动，凭借他们历史的优点，“话也是他们会话，写也是他们会写”，所以他们就在第一个时期中乘机偷取土地革命的果实。 (毛泽东，1983b：244)

“话也是他们会话，写也是他们会写”，一语道破了“算阶级”运动转而成为“地富反攻”机会的关键所在：共产党的革命者引入了一整套有着复杂内涵的阶级成分概念，以此来对生活在以宗族分化为基本特征的赣南闽西地方社会中的普通农民进行再分类并重新定义他们的社会身份；更为重要的是，社会身份的重新定义深刻地改变了地方社会既有的秩序与个人命运，被认定为“地主”、“富农”的人们，不得不接受革命的审判，并以巨大的代价适应这一社会身份的被认定。因此，1933年10月10日《决定》的发布与实行，表面上看是希望通过进一步细化的方式来澄清之前阶级分析中的诸多模糊之处，但在现实中却给查田运动中因为各种原因而被划为“地主”、“富农”的社会群体提供了“翻供”的可能，也才会出现王观澜所描绘的下述历史画面：

过去查田运动不正确，有许多公报私仇，把贫农、中农当地主、富农打，现在要照秤了……写数、看水、摘菜等都算主要劳动……填表要地主、富农在旁边填写……等。 (王观澜，1934a)

经历了这样一场革命实践的王观澜，也终于发现，单纯依靠量化阶级标准并不足以完成土地革命进而实现社会动员，不仅如此，算阶级的实践竟然还同时陷入了“算不清”与“不能算”的双重困境。在这个意义上，原本严谨的计划管理干部王观澜也终于写下了下述文字：

要反对那种不经过组织上的动员，不经过群众路线，简单的将改了阶级的成份，宣布全部照旧复回地主、富农的官僚主义办法……同时也要反对简单的依据阶级成份表，做决定复回与否的唯一标准。 (王观澜，1934b)

七、总结与讨论 (一)算阶级：政治、政策与组织技术

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毛泽东，1982:6)

在1930年5月，毛泽东曾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在该文中，他明确提出了共产党人的调查研究工作与阶级估量的重要意义。如上述引文所述，调查工作的核心目的在于“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进而“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从而区分革命斗争中的敌人与朋友。²⁹不止毛泽东，陈独秀(2010)、瞿秋白(1927)都曾在自己的文章中专门对阶级问题进行过具体的讨论。在此，笔者无意对比这些讨论的具体异同，而主要是要强调：阶级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而言，既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问题，同时还关乎革命的具体策略，进而还关系到共产党革命的具体历史效果。

其一，对于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而言，阶级分析与阶级调查首先关系到革命的政党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进而关系到对当时的中国革命性质的判断；至于对革命性质的判断，又会关系到革命的动力³⁰以及具体的方针与策略的认知。无论是对于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还是关于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共产党内都曾经在不同时期产生过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且直接关系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究竟依靠社会中的哪些群体、反对社会中的哪些群体这样一个根本的策略与战略问题。

其二，阶级分析与阶级调查是革命的重要政治问题，同时还将阶级斗争的观念深深植入当时的中国社会之中，进而产生了复杂而广泛的历史后果。李泽厚(2015:152)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有着各个方面的丰富内容，但真正影响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共产党革命者，进而直接实际支配他们行动的，乃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应星(2016)也明确指出，阶级斗争观念的复杂性构成了中共政治路线的重要配置要素。阶级斗争不仅仅是观念，更是具体的策略乃至整个革命不断运动前进的核心动力，尤其就阶级斗争的前提而言，正是毛泽东所言的“区分敌人与朋友”。

由此，阶级问题既是政治问题，又是策略问题。那么，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如何划分阶级的呢？在这样一种阶级成分划分的过程中，又都形成了怎样的政治传统与组织技术呢？这些政治传统与组织技术都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历史效果呢？在本文中，笔者通过对以王观澜为代表的“算账派”及其“算阶级”的实践的考察，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论述。

在李泽厚看来，无论是陈独秀还是毛泽东，他们所做的阶级分析，其“着眼点和着重点并不在各阶级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历史位置的具体科学考察；不在对中国社会作严格的结构性的阶级阶层分析；不在以比较严密的数量统计为基础的所有制和财产分布的描述研究，而主要在描述各阶级在当时经济特别是政治上的处境、状态和它们在经济特别是政治上的态度和可能性”(李泽厚，2015：153)。这一说法指出了中国共产党阶级分析的一个重要面向，也正是由此，才出现了黄宗智(1994)所谓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背离；但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当阶级分析落实到土地革命的实践中去的时候，以王观澜为代表的技术型干部试图从生产与经济的角度对乡村社会的各个阶级成分进行详细而细密的规定，并且在具体的土地革命实践中加以尝试和推行，这样一种源自20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的尝试，一直延续到1947年以后的新老解放区土改中。通过全文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以王观澜为代表的“算账派”及其“算阶级”的革命实践，和他们自身的成长经历以及在具体社会历史处境下所形成的“实用主义思想倾向”有着密切的关联。基于此，他一方面尝试将这些原本限于“政治”与“伦理”层面的阶级成分概念落实到具体的结构层面，另一方面，又正是在具体的实践中产生了难以彻底解决的矛盾。

(二)算账派：理论、实践与技术型干部

来信收到。你的意见是对的。

中国党内在最初的一个时期——陈独秀时代及其以后——有些党员是有一种意见，反对党员对理论作比较深入的专门研究。甚至在学校中，当许多党员专门学习理论的时候，亦强调反对“学院式”的研究，指那些比较埋头读书的党员为“学院派”，而强调在实际斗争中的锻炼。似乎认为只要有实际斗争的经验，而不要高深的理论研究，就能满足，就能领到革命达到胜利。似乎认为马列主义的理论，无须经过相当长期的埋头深刻的研究，就能把握得到的。这种意见，与当时某些党员的另一种意见，即轻视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研究，真正的学院式研究对抗着。这两种意见都是错误的。 (刘少奇，1991:271)

上述引文出自刘少奇给宋亮的一封回信。³¹其中呈现出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待理论问题上的分歧。在本文对土地革命中“算账派”的梳理与讨论中，对理论的态度也成为理解以王观澜为代表的共产党技术型干部的精神气质与思想倾向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王观澜是在“五四”之后开始流行的“到民间去”这一社会思潮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加上当时学校教育中又注重对学生自治精神的培养。浙江省立六师又因为各种学缘、地缘关系的影响，受到当时上海大学师生们一以贯之的自治精神的极大熏染；尤其是王观澜所在的浙东地区，历史上曾形成了浙东朴学这一重要的学术流派，更是清末民初新思潮传播得广泛而深入的地区。这一地区的地方士绅尤重启发民智，而培养青年学生的自治精神就成了启发民智的重要手段。这些都造就了这一地区青年学生对于自治的强烈诉求以及对于权威与思想管控的反抗，这点在早期旅苏中国留学生中所爆发的冲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通过研究我们看到，早期留苏学生群体中曾经出现过因为不满课程安排上对理论教育的限制而产生的学潮与冲突，但是在改变课程设置之后，留苏学生的不满依然在蔓延与不断爆发。由此可以说，早期留苏学生所反抗的，本质上乃是对来自莫斯科及其联共(布)控制下的旅莫支部以及支部局对自己的全面的思想掌控。

其二，王观澜身上所具有的另一种典型的思想特征，笔者将其称之为“对理论的实用主义”倾向。王观澜所在的临海属于浙东地区，自清代以来这里渐渐形成了浙东朴学这一重要的学派，该学派突出的特点在于强调从实然出发的基本治学态度；而清末的白话文运动在浙东一带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浙东地区的士绅以及基本的学术思潮都有着鲜明的济世情怀，同时又超越简单的狭隘功利主义。³²这些在王观澜的经历及其革命实践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以王观澜为代表的青年革命者对马列主义深信不疑，实际上源自他们对这一理论具有所谓的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有用性”的坚信，而一旦他们在学习与实践中感受到两者之间的张力，他们又很容易从根本上回避对理论的检讨以及进一步深入理解外来学说的可能性，转而或者在其他方面寻找原因，或者在具体实践中进行修修补补以解“当务之急”。这样，这就形成了他们身上独特的实用主义思想倾向：因为实用而对权威理论全盘接受；同时又因为缺乏实用性而轻易地放弃对所谓权威理论的彻底的质疑与消化。³³在这个意义上，尽管王观澜等人曾经在旅苏期间表达过对限制理论学习的不满，但是由于这种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他们恰恰属于如刘少奇所说的“实践派”而非强调苏俄理论的“教条派”。³⁴同时，还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在这样一种对待理论的“实用主义倾向”背后，更突显出一种当时革命氛围下的关于理论与实践的“抽象”的思维方式：对于出自当时苏俄具体历史经验的量化阶级成分的理解，王观澜等人采取了一种“抽象”的理解方式进而全盘接受；而当他尝试将其落实到具体的革命实践之中的时候，面对这一整套阶级标准与当时苏区乡村社会之间所产生的张力，又采用了另一种“抽象”的方式来进行处理与解决——即仅仅尝试将标准区分得更为精细而并非对这一标准本身进行必需的反思。

其三，王观澜本身并非出自农村，而无论就其在学校期间所从事的学生自治工作来看，还是就其本人在进入中央苏区后负责具体的农村工作来看，王观澜身上都呈现出了“计划管理干部”或者说技术型干部的典型特征。他们依据理论原则展开具体的操作与实务工作，而王观澜这样一个当时并不非常熟悉农业生产与农业耕作的干部，在划分阶级成分遇到实际问题的时候，其基本理解在于标准本身不够精确与细致——由此，我们就看到了量化阶级标准在具体的实践中会被不断予以精确化，然而这种精确最终不但没有使问题迎刃而解，反而更进而将土地革命中的算账派带入到了“算不清”与“不能算”的困境之中。

(三)余论：一个延伸性讨论

在文章的最后，我们想做两点简要的延伸性讨论。

第一，在旅苏留学的早期，学生群体最初究竟为什么会受到理论学习的限制以及受到思想乃至生活的全面管控？中国留学生的旅莫支部并非完全独立于联共(布)，而是受中共中央的领导。但是，既往的研究没有注意到，旅莫支部的负责人罗亦农和彭述之本身都已是联共(布)党员，因此联共(布)实际上是通过在旅莫支部内部的联共(布)中国党员发出指令以控制旅莫支部。此外，旅莫支部的最初冲突爆发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者大学(简称东方大学)时期，而东方大学则是斯大林统治风格下³⁵的产物——强调纪律，服从于实践而轻视理论教育。³⁶由此，这样一种早期留苏派学生的反抗，实际上是在自治氛围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对苏联斯大林式的统治风格的不适应与反抗。

第二，关于“江浙同乡会”的再理解。上文已经提到，关于负笈莫斯科的旅苏学生初期的政治冲突后来演变为严重的政治斗争，即“江浙同乡会”事件，既往的研究者往往从政治斗争与派系斗争的角度去理解这一冲突(杨奎松，1994a；1994b)。但是如果我们对留苏派历次冲突中的不同群体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在不同时期，不同群体与派系所负载的文化内容和精神气质是完全不同的。例如在所谓的反对“支部局”斗争中，王观澜、张崇文构成了挑战支部局权威的一派。这两个人在学生时代都有着开创平民学校、办壁报等丰富的经历，同时又具有高度的自治和自主精神，这和他们所经历过的上海大学以及浙江省立六师的整体风格密不可分。相对于王观澜等人，张闻天等则并不具备如此强烈的自治意识，他出自理工类学校(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校本身并不像上大或浙江省立六师那样是学生运动的中心，与此相对，他们出自江浙一带的杭嘉湖平原的富庶地区，且有着较好的教育经历与家学背景，也是公认的在莫斯科的中共“红色理论家”，而恰恰是他们，构成了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所批评的“教条派”的主体。

上述的两点延伸讨论都并不构成和本文所论述的算阶级与算账派的主题直接关联，但是其蕴含的问题意识却是同一脉络的。即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意识形态作为解决中国社会的总体性危机的这一过程中，包括“阶级”在内的原本停留在抽象层面的理论概念与意识形态说法究竟如何完成其“操作化”的过程的？在这样的过程中，哪些革命者成为了重要的历史担纲者，他们如何理解这些理论？又如何将其转化为具体的革命实践？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又有着怎样的具体经历和历史处境？这些经历和历史处境又对革命者本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构成了我们今天在历史社会学意义上重新检讨早期苏区革命的重要旨趣。

本文只是选取了土地革命中算账派实践的作为这一个历史侧面来尝试对上述问题作一回应，而上述两点也都只是从本文的讨论中所做的粗糙的延伸性的讨论，无论是对于上世纪20、30年代斯大林式统治风格及其对中共组织形态与革命者思想倾向的具体影响，还是从身份群体角度，在地方文化史意义上就拓展对“江浙同乡会”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中共党内的派系问题的理解而言，都还需要更为深入与细致的研究，才能更为深入而丰富地呈现革命的历史图景，也才能真正拓展我们对这场影响深远的革命实践的理解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