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前后，“转向”就像病毒一样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中传播开来(MacLure，2003:4)。本文探讨的传记取向(the biographical turn)即是其中之一。它代表着当代社会学的新进展，呈现出本学科的一种发展趋势。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先交代一下“传记”及其相关概念。在希腊语中，“bios”意指“生命”，“graphe”指“写作”，复合而成的“biography”就含有“生命书写”之意(Smith and Watson, 2001：1)。再加上一个表达“自我”(self)的前缀词“auto”，构成“autobiography”，指“自我生命书写”。传记是“书写他人的生命”，又称“他传”。自传则是“书写个人自己的生命”，作者(biographer)与传主(biographee)合二为一。按照狄尔泰(2011：31)的观点，自传是关于个体对其自己生命之反思的文字表达，而当这种反思转化为对另一个体的生存状态的理解时，自传就会以传记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英语世界，传记一词最早出现于1660年，而自传一词，则要到18世纪才在英国工人阶级作家伊尔斯利(Ann Yearsley)的诗集序言中出现(Smith and Watson, 2001:2)。

传记一词有三种基本含义：一是指个人的经历，二是指反映或描绘个人经历的作品或文献等，三是指对某一事物发展过程的记述，含有变迁史之意(朱文华，1993：3)。广义上的传记包括自传，也包括日记、回忆录、自画像、小说、书信、简历、年谱、备忘录、个人故事、个人档案等，它们都具有传记的性质。尽管它们之间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异(杨正润，2009)，但其共通之处都是对于“生命的书写”。本文所谓的传记，并不完全对应于中文里作为一种体裁的传记或传记文学(biographical literature)，也并不一定全是以书面的形式呈现。根据需要，我们可以将传记理解为生命的记录、个人的生平或者一种叙事方式(传记叙事)。

本文将围绕社会学传记取向的基本议题展开，如社会学传记取向的发生，它所具有的方法论意涵，它对于社会学实践带来的挑战以及围绕这一取向产生的主要争论。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前景，本文持乐观态度。

一、社会学的传记取向

与传记悠久的历史相比，社会科学对于传记的关注是相对晚近的事情。托马斯与兹纳涅茨基于1918—1920年间出版的四卷本著作《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被认为是社会学中最早的传记研究。从总体上看，这一取向与个体的发现以及对主体性的关注密切相关(Rustin，2000；Roberts，2002；Merrill and West, 2009)。但个体生活/生命(individual life)或“个人生平”的自我呈现并不是一个新现象，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它已有长期的发展(Mascuch，1997)。罗伯茨(Roberts，2002：4)发现，早在18世纪启蒙运动之前，在关于政治权利的思想中，在新教改革的宗教话语中，就已涉及“内省”(introspection)这一观念。拉斯廷(Rustin，2000)则将个体(individual subjects)被“发现”(或曰被建构)并成为文化关注的焦点放到西方近代社会早期，尤其是近代欧洲。

事实上，自16世纪末以降，欧洲社会对于个体之间的差异，对于他们的内心世界、道德价值的兴趣就与日俱增。《哈姆雷特》中波洛尼厄斯所言“对自己要真诚”，就反应了当时流行的观念。伦勃朗的画像与自画像，表达了一种对自我、对时代的新反思。作为将人从其地方性背景中解脱出来的最重要手段，文字印刷有助于个人去理解他人的经历。起初是对《圣经》的本土化转译，后来出现诸多类型的作品。新教也要求个体具有自我审查与自我净化的强大能力。到17世纪，哲学把个人的感官体验(贝克莱、洛克、休谟)或内省观念(笛卡尔、斯宾诺莎)视为知识的基础。18世纪启蒙主义小说的出现，使得读者能够反思像他们一样的人以及他们周边人的生活意义。最具影响者当推《鲁滨逊漂流记》，它想像一个人生活在孤立但能自我满足的环境中，这为基于个人情感观念的个体抒情诗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华兹华斯在《前奏曲》中，叙述了自己心灵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印象、感受和思想。在同一时期的德国，“德育小说”或关于个人发展的叙事(尤其是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徒年代》)，通过典型个人的生活经验建构了同样的世界观。其后，原本处于从文化角度“发现”个人的最前沿的戏剧，再度成为探讨个人生活复杂性的重要形式，尤其是在易卜生、斯特林堡与契诃夫的作品中以及后来从米勒到贝克特一系列剧作家那里。自打问世以来，电影就成为一种建立个人身份认同、价值与美感想像特别有力又流行的手段，通过对“明星”的创造使理想化的个体得以推广。这些有关个人生活的各种意象与反思，乃是最宽泛意义上的“传记”，即便它们中的大部分实质上是以“想像”或“虚构”的方式产生(参见Rustin, 1998, 2000；Roberts，2002)。

但社会科学并未对这些方法产生共鸣，甚至于将传记从自己关注的领域中过滤出去。拉斯廷(Rustin，2000)将这种现象称为“历史性的悖论”，原因在于自然科学方法的规范观念主导着社会科学的研究。前者以其普遍化与抽象的方法，要求摆脱个人主观性，独立于研究对象之外进行严谨且理性的客观观察。而对整个社会科学都有巨大影响的实证主义，则主张社会科学要仿照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研究法则、模式及语言，用自然实体、自然因素和自然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以获致后者的那种精确性与客观性。在20世纪早期物理学知识的影响下得以发展的逻辑实证主义，把没有人情味的客观性(impersonal objectivity)与普遍性推向极致。它认为，如果不指涉可观察到的事实，也不指涉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这样的陈述乃是无意义的。

就社会学而言，19世纪将社会学从思辨哲学独立出来的孔德，就是把“科学”理解为以实证方法为特征的自然科学，其基本精神就是把社会视为自然的一部分，按照特定的自然法则进化发展，且只有通过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所普遍使用的经验手段，才能获致有关社会的知识。他还强调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和研究结果的可证实性或重复性。可以说，始于孔德的这种实证主义精神，成为塑造现代社会学的基本品质，它在日后又影响着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就社会学的基本范式而言，一方面，真正左右现代社会学的社会事实范式秉承了实证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其他诸种范式尤其是社会行为范式其实也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实证主义的影响(周晓虹，2002)。

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科学中不存在“人文主义”(humanist)或“观念论/主义”(idealist)传统。狄尔泰对于传记的研究、韦伯的理解社会学、胡塞尔与舒茨的现象学、芝加哥学派的符号互动论等，都是潜在的资源(Erben，1998；Roberts，2002)。拉斯廷(Rustin, 2000)将它们称为“科学至上主义的例外”。本文无意于一一追溯这些例外或传统，而是将目光聚焦到“传记研究‘家族’史的重镇——芝加哥学派”(Merrill and West, 2009:4)。正是在这里，诞生了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传记研究著作《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

该书基于经验研究，利用了收集到的数百封波兰移民的书信以及大量的移民日记、回忆录，尤其是一位名为维兹纽斯基的青年长达300页的传记(生活故事)。对托马斯与兹纳涅茨基而言，通过个人档案，可以分析移民面临的解组过程及其个人与家庭如何融入新的生活和新的文化。他们认为，通过自我与群体和社会的互动，个人档案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生活。“个人生活记录(越完整越好)，是社会学完美的研究材料”，并且，

如果社会科学不得不使用其他的资料去揭示全部的社会学问题，只是因为当时获得足够的这类资料存在实际困难，当然也是因为对所有个人材料进行有效的分析需要大量的工作，而后者对刻画社会群体的生活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我们能够很明显地看到，即便对于描述单一的社会信息——态度或价值，个人生活记录也能给我们提供最有效的路径。表现于一种孤立行为中的态度总易受到误解，但把同一个人的当前行为与过去行为联系起来进行理解，就会消除误解。只有不把研究局限于抽象的正式组织上，而是分析它对群体内各成员个人经历的呈现方式以及它对个人生活的影响，我们才能全面地理解一种社会制度。(转引自Symonolewicz，1944)

在普拉默(Plummer，2001：40-41)看来，该书首次对“个人与社会”进行了实质性的社会学研究，它关于“情景的客观性因素与对这种情景的主观性理解”的区分具有基础性意义。罗森塔尔(Rosenthal，2004)认为，并不是具体的传记分析使得这一多卷本著作对随后的传记研究产生了影响，而是它们在方法论上的贡献：“社会科学研究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社会生成(social becoming)的表面(某些流派正想这样做)，而是应当获致人们活生生的经验与态度，它们才是正式社会制度与组织背后丰富与鲜活的社会现实”。可以说，正是这部著作直接的经验研究取向为芝加哥学派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受其影响，传记研究在伯吉斯与帕克的倡导下，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开枝散叶。研究者离开社会学的“扶手椅”，努力参与到“真实世界”中去，做到“在真正的研究中把手弄脏”。他们认识到“站在行动者的角度看问题”的必要性以及传记个案研究对于记录各类环境中社会成员主观性视角的优势。在研究对象上，此一时期的芝加哥学派侧重于那些旨在描述个人“历史、经历与态度”的生活史或社会大众的生平记录(biograms)，而不是那些在历史上或文学上具有雄心抱负之人所写的自传(Symonolewicz，1944)。肖(Clifford R.Shaw)对青少年罪犯的生活史研究《杰克—洛勒：一位犯罪少年自身的故事》(The Jack-Roller：A Delinquent Boys Own Story)，成为这一时期传记研究的经典之作。

不过，此时的社会学家还只是把传记个案作为研究的资料来用，即通过这个或那个个案，研究“存于生命/生活”之中的普遍特征(Stanley，1993)。事实上，这些学者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其目的在于从被研究者那里找到“客观的现实”，被研究者的主观世界以“客观化的方式存在着”。尤其是，“他们所希望的还是一种追求通则的科学(nomethetic science)，书面叙事不过是他们资料的来源而已。他们并没有将叙事提升到今天的本体论地步”(成伯清，2006：35)。研究者对于自己的角色身份、研究过程以及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也缺少足够的反省。

与托马斯相比，米德开创的符号互动论对传记研究有着更大的影响。符号互动论反对实证主义社会学轻视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社会结构决定论，主张从社会行动者的角度看待社会事实。他认为，有关社会世界的认识是通过参与具体的情景、参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得来的，并且，他对人们所面对的问题的解释也是符号性的。在这里，理解世界是一种实践性的、情景性的而非抽象性的活动。通过与他人互动，自我与社会通过协商与诠释而形成，意义通过语言而被符号性地生产出来，并在与他人互动中得到发展。尽管符号互动论聚焦于个人，但它强调个人行为必须在互动的背景下来理解。符号互动论意味着“社会互动端赖于对自我(自我客体化)与他人(采取他人的角色)的考虑……社会按照个人塑造它的方式来理解，个人从其作为成员的社会来理解”(Merrill and West, 2009：59)。后期的符号互动论者多采纳生活史研究与参与观察法，通过研究过去与现在的生活，关注生活的微观层面与人的主体性，进而理解与群体及社会有关的个人。

到了20世纪60年代，传记研究方法在贝克尔(Howard S. Becker)眼里“不可思议”地衰微了。“考虑到生活史研究可能带来的多样化科学用途，人们必定想知道为什么它会落到如此受忽视的地步”(转引自Merill and West, 2009:26-27)。原因在于，此时大多数的社会学家开始全神贯注于社会生活的结构层面，而不再是人们的生活本身。内在地讲，这与前述实证主义的继续发展有关。亚历山大(2008：6)注意到：

至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社会学家愈来愈趋向于将社会科学视为一种单向的过程而实践之，即是将社会科学视为一种仅仅沿着从特定性到一般性这一维度而运动的探究而实践之，我将这一趋势称为实证主义的“倾向”。在当代社会学中，它更多地代表着一种未具形的自我意识，而非一种明了完备的智力承诺；的确，当今最圆熟的社会学思想家早已避而不谈古典实证主义的那些形式的方法论原则了。然而，在更高的类的概念意义上的实证主义仍然是渗透在当代社会科学中的一种倾向。

事实上，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芝加哥学派的地位就不断遭到挑战。尤其是1937年，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问世，标志着结构功能主义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与此同时，定量研究方法也被普遍接受，并最终取代了芝加哥学派广泛采用的以田野调查为主的质性研究方法。“帕森斯与斯托弗在哈佛大学的联盟作为一方，默顿与拉扎斯菲尔德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联盟作为另一方，这两个联盟使人相信出现了一个建立在理论与数量性研究相结合基础之上的新范例”(周晓虹，2004)。在以定量研究为主导的新范式面前，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芝加哥学派逐渐收缩“势力范围”。

贝克尔认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社会学家已过于强调“精确性”与“专业化”了。实证主义与定量研究占据了支配性地位，痴迷于“科学方法”与在研究中发现客观“真相”。帕森斯著作的影响尤为巨大(Merrill and West, 2009：27)。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帕森斯声称自己提出了所谓的“分析的实在论”(analytical realism)，但在本质上，他仍然是一位实证主义者，依然强调理论要以客观观察到的经验事实为依据，强调科学命题的主要内容是发现事实及事实之间的关系；其科学进步观与实证主义的科学进步观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谢立中，2010)。因此，“个人的‘个性’(individuality)与人类意义(human meanings)的多样性要么受到忽略，要么就沦为次要的关注点或者残余”(Roberts，2002:4)。

当然，仍有少数社会学家努力抵制社会科学研究中否认人的主体性、价值与能动性的企图，质疑主流研究方法(即量化研究，也包括效仿量化研究追求客观性目标的质性研究)在获得社会知识方面的优势。芝加哥学派内部由米德开创的符号互动论，在方法上仍坚持使用生活史、自传、个案研究、日记、信件、非结构性访谈和参与观察的质性研究路径，只是风光不再。相较于芝加哥学派，米尔斯的著作，尤其是《社会学的想像力》，从另一个角度成为日后社会学传记取向和传记社会学的理论参照与典范。事实上，就《社会学的想像力》而言，它本身就有着一个强烈的传记背景(biographical context)(参见布鲁尔，2009)。我们在下一节就将看到，传记社会学家是如何在米尔斯的知识遗产上进行概念架设，后文也会一再地回到米尔斯。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社会学界开始再度关注芝加哥学派的工作，用罗森塔尔的话来说，这其中带来了解释性传记研究的一次“真正的繁荣”。德国社会学家科利(Martin Kohli)1978年出版了第一本传记研究的文集Soziologie des Lebenslaufs。法国学者伯陶(Daniel Bertaux)1978年在国际社会学会中发起成立了“传记与社会”特别小组，1984年成立研究分会，并于1981年编辑出版文集Biography and Society。英国学者普拉默于1983年出版著作Documents of Life，美国学者邓津(Norman K. Denzin)也于1989年出版Interpretive Biography一书。1993年，英国社会学会会刊Sociology出版专辑，探讨社会学视角下的传记与自传，标志着社会学对于自传与传记的研究旨趣重新获得认可。1995年，Current Sociology杂志也出版了关于传记研究的专辑，“社会学关于生活/生命研究的这一新立场得以巩固”(Roberts，2002:73)。2006年，罗伯茨与科隆内在Qualitative Sociology Review上主编“传记社会学”专题，指出社会学中的传记研究正呈“大扩张”之势。

在此情况下，一些社会学家提出了社会学的传记取向(Rosenthal，1995；Chamberlayne, et al., 2000；Roberts，2002；Merrill and West, 2009)。他们或者将这一取向看成是对社会科学研究中久已存在的忽略人的主体性或将其边缘化的一种反动，它与叙事转向(narrative turn)或主体性转向(subjective turn)一致(Merrill and West, 2009)；或者从总体上将传记取向与主体性转向或文化转向相等同，将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结合起来，更加凸显作为行动基础的个人意义与社会意义(Chamberlayne, et al., 2000)。罗伯茨(Roberts, 2002)把这一取向与社会科学中的“文化与语言学转向”联系在一起。科菲(Coffey，2004)则认为，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对于自我认同如何通过复杂的社会过程得以建构与达成的持续关注，导致了这一转向。布里曼(Bryman, 2002)系统归纳了社会科学中传记取向的原因，包括：对静态数据收集方法的日益不满，对“生活/生命体验”越来越多的关注，以及一般意义上质性研究的普及。

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芝加哥学派引领的传记研究相比，这一取向的视角更为宽广，从把生活故事和传记资料用作某个预测性问题研究的证据文本或例证，转向更为范式性的视角，去关注个人，关注他们的生活、回忆与叙事，并把后者作为构建知识的重要来源。不仅如此，这一取向也改变了研究过程与自我之间的关系，从只是把个人与社会研究之间的经历与情感联系表达出来，转向把传记或自传本身视为社会学分析与理解的基础(Okely and Callaway, 1992; Ellis and Bochner, 1996，2002; Wolf，1996)。可以说，这一取向包含了对传记的研究(研究传记)、传记研究以及在社会学书写过程中的传记式呈现。一些学者则干脆使用了“自传/传记社会学”(auto/biographical sociology)这一带有学科分支意涵的概念。

二、传记取向的方法论意义

对于社会科学中的各种取向而言，都意味着又“注册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MacLure，2003：195，注2)。罗伯茨与科隆内(Roberts and Kyllonen, 2006)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认为，传记社会学是一种理解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变化的经历与观点的努力，人们视什么是重要的，以及如何去理解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他们认为，关于传记、历史与结构相互作用的探讨，是传记社会学的核心要义。艾利斯(Ellis，1999)则认为，传记社会学者的研究涉及两个镜头的不断切换：一个是宽泛的社会学或民族志镜头，关注经验的社会与文化层面；另一个是更为个人化的镜头，展示的是一种研究性自我。尚茨(Shantz，2009)认为，“传记社会学探讨的正是传记、文化与历史之间的交互作用”。这与米尔斯的理念正相吻合，可以视为社会学想像力的阐发：“社会学的想像力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生平(传记)以及二者在社会中的联系。这是它的使命，也是它的允诺……如果不回到个人生活历程(传记)、历史以及它们在社会中的交织中去，那么，任何社会研究都无法完成其智识之旅”(米尔斯，2005：4)。

当然，社会学中的这一取向尚未被普遍地或无批判地接受。“把传记研究视为社会学实践可接受的一部分，在社会学内部仍然有人不情愿，甚至是予以抵制”(Shantz，2009)。对于异议，下文将从认识论上进行集中探讨，此处先集中分析传记取向具有的意义。

如果说，在转向之后，“研究者和言说者心中多了一重想像的维度，或者多了一层反思”(成伯清，2006：56)，那么，这重想像的维度是什么？或者说它给我们带来了何种反思？在秉承这一理念的社会学家看来，最要紧的是社会学的传记取向消解或者说贯通了社会学中一系列对立的二元论。“反思与批判二元论思维方式是传记社会学研究的主要任务”(Shantz，2009)。

个人与社会二元之间的矛盾对立，一直是社会学的经典问题。相应地，主观与客观¹、结构与行动、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关系可谓是这一问题的各种表现形式。在实际中，社会学家会自觉不自觉地倒向其中一方。总体上看，在社会学理论中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的是实证主义。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理论获得了短暂的大一统局面。随后的6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从经典社会学理论中孕育出来的冲突论、交换论、符号互动论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功能主义理论进行了反击。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学的繁荣，但由于人为的限制或障碍，二元对立的鸿沟进一步加大。当然，试图综合、跨越或超越二元论的尝试一直没有停止。亚历山大的新功能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沟通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即是其中的代表。在某种意义上，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也是一种综合，只不过是用一元论代替二元论。当然，理论建构是一回事，能否完全做到理论自觉就很难说了，比如布尔迪厄本人在具体的研究中，就因受实证主义影响而呈现出客观主义的姿态。

现在，再次回到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在他看来，想像力既要处理社会结构的问题，也必须要关注个体，注重个人之经历、个性之形成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与互动。换句话说，社会学的想像力“涵盖了从最乏个性化、最间接的社会变迁到人们自我最个性化的方面，并观察二者间的联系”，其目的就是要让人们知道，“自己的生活模式与世界历史进程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照此看来，这正是沟通了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的二元论。本文前面已经提到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所富有的传记意味，他写作该书的热情就受到他传记背景的驱使，而该书之所以获得长期的声誉，部分也是由于米尔斯将传记和社会学的联结变成《社会学的想像力》的一个核心关怀。在米尔斯看来，正是社会学与传记的关系，使得社会学变得与众不同，社会学本身就应具有传记性(布鲁尔，2009)。

我们先从这种取向对“个人的救赎”开始谈起。我们似乎不应该忘记米尔斯的坚持，除非社会学在传记的层次上发挥作用，否则它不能也无法在结构的水平上起作用。如果我们认同社会学的核心要义之一是在社会与文化的背景下理解个人，那么传记取向则有助于实现这一过程(Coffey，2004:141)。社会学的传记取向，本身就是对以实证主义为主导的社会研究忽略个人/个体的一种纠偏。

早在1944年，斯芒诺勒维兹(Constantin Symonolewicz)在研究波兰移民时就指出，尽管统计数据、成堆的报纸和各种开放性文件可以为研究提供有用的信息，但我们仍然无法理解最重要和最有趣的现象——有关移民群体的调整、涵化与同化的社会学过程。或许，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我们能够知道移民的数目，他们在一个国家的分布，他们在特定产业中的构成，他们的年收入、生活水平、经济发展等，但却没有办法弄明白这背后发生了什么；他们作为个体与作为特定群体的成员在心理和文化方面发生了何种变化。更重要的是，这些资料“无法让我们逼近真实且动人的经验，也无法揭示社会世界最本质的原动力，但是传记研究能够做到这些”(艾略特，1999)。

在弗里德曼(Friedman，1990)看来，自传社会学是所有社会学研究取向和方法中最具个体性的，它深入地探究并强调个人的重要性。传记社会学能够让我们获得那些被社会屏蔽掉的事件的私人性层面，这种方式是其他研究策略难以具备的(Laslett，1991)。“所有人在某些方面：(a)与其他人都一样，(b)与一些人一样，(c)与所有人都不一样”(转引自Friedman，1990)，多数社会研究把目光放到a与b上，至于c，自传社会学则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自传社会学在社会学中最具人文主义精神。弗里德曼(Friedman，1990)认为，如果社会学同时是佩吉(Page, 1959:587)曾经提到的“科学主义的鱼、人文主义的人、改良主义的禽”，那么，自传社会学就极为接近人文主义的人。“传记性的研究进路真正把人当人看，呈现人类的自我了解如何在有血有肉和有苦有甘的真实人生里发挥作用”(蔡锦昌，2001)。罗伯茨与科隆内(Roberts and Kyllonen, 2006)认为，传记社会学涉及一种批判性的人文主义，它给社会科学带来一种挑战，个人要政治性地参与这个世界。按照普拉默(Plummer, 2001:1)的观点，采用这种方法，促使“社会科学更严肃地看待其人文主义基础，并产生一种鼓励创造性、诠释性讲述生活故事的思维方式——这将会带来各种伦理性的、政治性的与自我反思性的参与”。

与这种人文主义情怀相关的是，传记社会学促使我们真正关注弱势者的声音。传记研究者寻求人文主义的路径，较多关注被边缘化的人群，努力表达他们的呼声，并挑战支配性的假设，建立一个更为公正的社会秩序(Merrill and West, 2009:4)。尚茨(Shantz, 2009)认为，传记社会学某些最有趣的运用涉及边缘化的、被排斥的或被剥削的人群。而在BRE(2007)²看来，在某种程度上，传记能促成那些从历史中被清除出去的具有欲望、希望与梦想的个人的抵抗行为。“传记能够帮助人们去理解公民身份与缺少公民身份的过程、结构及生活体验，理解他们被羞辱与被抛弃的体验，甚至于推动物质性的‘真实世界’的改变”(O’Neill and Harindranath, 2006)。

讲、听以及被识别的权利都是社会公正的基本支柱。作为文化政治的叙事能够挑战排外性的倾向，通过创造表达空间与选择性话语促进反抗与转变。因此，由臣属性政治学所形成的表达性政治与传记社会学，能够提供替代性的叙事与实践(有目的的知识)，它能够被纳入公共政策之中，并最终有助于改变嵌入于现行管理之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知识/权力坐标。(O’Neill and Harindranath, 2006)

如果只是把人从结构中解救出来就止步不前，那就是将一元论转换成了二元论。社会学想像力的实现，端赖于从个人到社会的过渡，实现从个人生平(传记)向社会结构的转化。社会学想像力的最大成果正是为着理解公共议题(社会结构)与个人烦恼(传记)之间的交互作用。看似属于个人的困扰，实际上与更宽泛的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社会学想像力作为一种心智品质，可以帮助人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洞察世事，看清更广阔的历史舞台。用米尔斯(2005：4-6)的话来说，“社会学想像力能够让其拥有者按照其内在生活与各种个人的外在职业的意义去理解更大的历史场景……让我们能够理解历史与个人生涯以及二者在社会内部的关系……去理解‘个人周遭难题’与‘社会结构的公众议题’之间的关系”。

显然，如果要超越二元论，我们不应当将个人化约为客观的、无感情又没有价值的呆板行动者，也不应当视社会(结构、制度、组织)仅为追求秩序的无人性的领域。那么，这种取向会不会造成新的二元论，或者走到极端的一元论？这样的担心的确存在。如有学者认为，这种取向内在地有使个人及其故事流于浪漫化的倾向，过于关注个人，从而“迷失”了社会的背景与过程；在给予某些人的呼吁或生命以优先权的同时，也有可能忽视其他人的呼吁乃至生命(Coffey，2001：54)。不仅如此，这种取向还被认为带来这样一种危险，即对自身的呼吁与生命的自恋性关注，导致人们不能实事求是地对社会现象作出解释(Paechter，1998)。在甘斯(Gans，1999)看来，传记社会学带来的是社会学个人主义的取向，它在关注某个人的同时，也将其他人排除在外。

对此，米克哈洛夫斯基(Mykhalovskiy，1997)认为，传记社会学本质上并不必然是自恋式的或自我放纵的，相反，传记能够以颇具生产性的方式，激发我们去思考研究的过程，去思考我们对其他研究文本的阅读与自己的书写实践。因此，在他看来，文本中的个人在场可以成为富有洞见性分析的来源，这有助于摆脱学术写作中的狭隘性。斯坦利(Stanley，1993)也认为，对于社会学家及其知识实践和劳动过程的关注，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关注一个人而排除了所有其他人。“从一个人身上，我们能够揭示社会过程与社会结构、网络、社会变化等，因为所有人都处于社会与文化环境之中，正是后者影响着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与理解”。

事实上, 我们能够挑战结构与行动之间以及相应的个人与社会之间在理解社会生活方面传统上对立的二元论。这意味着反对一切如下的观念，即把“一生/生命”(a life)理解为单一生命的表达，孤立于相互交织的传记(个人经历)网络之外。尽管更普遍的假设认为，自传关注单个人的生活，但实际上，很难有一种自传不是在传主的生活中充满重要他人的传记。(Stanley and Morgan, 1993)

斯坦利(Stanley, 1993)将这种研究进路或社会学运动称为社会结构的传记化和传记的结构化。

弗里德曼(Friedman，1990)承认传记社会学所强调的个人性维度，但他同时也指出，传记社会学家采取回顾的方式，从自己内在的体验出发，转向外部更大也更宽广的讨论与理解。这与多数社会学研究的取向相反。后者出发点宽广，但停留在表面(shallow)，是高度非人性的，面向的是无名无性的应答者、被试与木偶般的行动者。艾略特(1999)则认为，社会学家在调查中使用的所有资料其实都只具有个人主义式的特性，但是传记材料揭露了许多互有关联的集体过程，例如：婚姻的缔结、家族的建立、职业的获得，或是在社会上出人头地。

罗森(Rosen，1998：110)认为，人是社会人，自传行为(autobiographical acts)并不是私人性的；每个人的记忆都“突破个人的、私人的限制，具有集体的性质”。即便是文学自传这种看似个人性的和孤立的体裁，实际上也是受人际关系影响而形成的，内中包含着丰富的人际关系。他赞同哈布瓦赫的观点，认为自传中的自我并不是与他人相孤立；恰恰相反，自传记忆是集体性的，因为它“总是在与我们共享群体身份的他人的互动中产生的”(Rosen，1998：130)。个人生活的事件以及对这些事件的解释，都是社会行为。

祖斯曼(Zussman，2000)也指出个人所在社会对于个人身份认同的形成的影响。他认为自传是一种社会性的产生与维系的现象，社会结构在个人的自传中无所不在。

如果自传叙事构成了自我，那么这些叙事本身就是社会性建构的。如果我们要理解与解释自我……那么就叙事本身而论，我们需要对生产自传叙事的社会结构予以更多的关注。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结构——警察、教师、雇主，甚至是家庭、朋友与同学——都可能给自传作者(传主)带来一段故事以及一个自我。(Zussman，2000：5-6)

因此，尚茨(Shantz, 2009)认为，传记社会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方法去理解个人与社会关系，而不单单是研究个人的生活。它超越了陈腐的结构—行动的争论，带来的是将行动置于结构之中(agency-in-structure)的分析，以及个人以反思性的态度参与到社会之中。传记社会学“质疑并且反对结构与行动之间以及相应的个人与集体之间传统上的二元对立，它为社会生活提供了一种超越二分法的视角。它意味着反对任何这样的观念：‘生活’能够被理解为脱离互相交织的传记网络中的单个自我的表达”(Stanley and Morgan, 1993)。

拉斯廷(Rustin, 1998, 2000)同样认为，传记社会学今后若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也必定要克服二元论的基本问题：既要保持社会学的基本参考框架，也要能够从对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中得出有关社会结构及其过程的原创性知识。个人具有能动性，个人的经历(传记)形塑着社会，社会也影响着个人经历(传记)的形成。当然，要通过传记的视角，从对社会世界的研究中有所收获，也要承认并表明个人之间的差异，认可每个人的经历所应有的作用。

三、社会学自传

对传记的社会学关注不仅限于社会学家从他人那里收集到的数据，自传性作品、书写与反思也是社会学事业的一部分(Coffey，2001:53)。这当然也包括社会学家对自己在研究与书写实践中的作用与地位的反思，以及对社会生活做出的更个人化的自传性解释。换言之，即是将研究者及其传记(个人经历)置于真实的社会研究工作与视野之中。

社会学的传记取向或者说传记社会学这种不断浮现的实践，促使社会学重新反思核心的概念架构、研究主题以及研究的程序与实践。“它挑战了那种认为作者具有社会‘科学性’身份(social‘scientific’authorship)的既有观念”(Stanley and Morgan, 1993)。通过改变研究者的阅读与写作方式，传记社会学容许研究者避免主流的“实在论”民族志模式(它注重的是知识丰富的社会科学专家的解释力)的限制，并且在研究的内容上，在关于他者化实践(othering practices)的解释上，以及在对社会科学内部差异建构的分析中，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它关注我们如何理解‘自我’与‘生活’，我们如何‘描绘’自我、他人以及事件，我们如何证实我们以学科名义、尤其是通过文本生产过程作出的知识宣称”(Stanley，1993)。

自传/传记消解了学术权威“高高在上的权力”，取而代之的是研究者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共权”(power with)(Shantz，2009)。对传记社会学家而言，

对个人关系结构进行自我反思性的批评，能够激发读者去批判性地反思他们自身的生活经历，他们对自我的构建以及他们在社会历史情境中与他人的互动……(这样，)我们不再把范畴与经验视为理所当然的，相反，我们被要求去审视我们过去的常识性假设，拉开作为一般民众与学者的日常概念与观念之上的帷幕。(Shantz，2009)

这成为(或应当成为)社会学实践的基础。通过把自己明确置于故事之中，作为社会与文化生产过程中特定地点的行动者，自传/传记作者公开挑战了有关沉默的作者身份的观点。的确，“研究者作为生命体/主体意识，被视为研究过程的一个显要部分，研究者的社会历史作用也从中得以反映”(Sparkes，2000)。

但我们已提及，以实证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学，长期以来都奉价值中立为圭臬，要求在社会学研究中不作任何个人的价值判断，反对个人的情感涉入，以保持严格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在书写实践上，社会学家依循的是逻辑—科学的模式，采用平实的语言，讲究客观与事实，努力将自我置于学术研究之外，社会学家甚至给人一种无所不知者的形象(成伯清，2006:49)。华康德(Wacquant，2000)曾发现，自传体裁在美国社会学家那里几乎不受尊重，他们在著作中也很少披露有关自己的信息。之所以如此，就是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它造成研究工作与个人生活之间滴水不进的隔膜。“人被从研究工作中‘抹除掉’，个性从他们的文本中消失了”。

美国社会学家受超然、中立、不偏不倚之累，其著作呈现非人性的特点，不谈感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也被遮蔽。激发研究者投身某个(研究)主题的动机，往往在前言或“方法论”附录之中寥寥数笔带过；至于研究者受何种影响采用特定的研究方法或研究范式，往往也只有很小的篇幅；促使研究者从事某项科学活动的个人、机构以及事件往往也是用老套的致谢词一一列举。(Wacquant，2000：147)

在华康德看来，对于社会学生活(sociological lives)的解释，即以第一人称或对话形式进行的叙事写作，仍然因其具有的文学形式而被过多地质疑为主观主义，因此也就难以在美国社会学圈中获得作为分析工具的正当性地位。他注意到的一个例外是社会学家们的讣告，它们在美国社会学会的信息通讯中以注脚的形式出现，但关注的也是私人生活中的事实，尤其是逝者生前的政治参与、社会交往及其离世对家庭、对学界造成的损失。

米尔斯的传记作者霍洛维茨(Horowitz，1983)也发现，就传统而言，传记这一体裁鲜少关注社会学家。在社会科学中，学者们甚至极不情愿表现出像任何他人的追随者、后继者或效仿者，那些在学科内正行使专业权力的少数人的名字被引用极多，甚至被过度引用，一旦此人离世，被引率也就剧减，原因是害怕被认为是追随者。这就阻碍了社会学传记的发展：“在某个领域，在其谱系、渊源甚至其未来都不确定的情形下，总是会存在一个巨大的争议：谁能享受到传记的待遇，反过来，谁应当是作传者呢？”(Horowitz，1983：2)霍洛维茨认为，在美国社会学界，还有一个阻因对传记不会轻易让步，那就是强调严格的方法论与经验操作，因为学者们普遍认为，独一无二之成就的取得是基于揭示了很少发现的新现象。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学走上了职业化道路，开始拒绝承认远离学科之外的个人或职业探索。这导致美国社会学过于关注共性而非个性，关注事实而不是认识事件中的个人。

随着社会学传记取向的出现，这种状况才逐渐发生改变。最早的社会学家的自传性文集是霍洛维茨在1969年编撰的《社会学的自我形象》。他邀请知名社会学家撰写有关自己的社会学的报告，内容包括个人生活史和自我反思。他将焦点放在他们研究方法论背后的“主观性层面与个人性层面”：那些看上去显得理性的社会学作品背后隐含着怎样的“主观过程”(subjective processes)，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与“社会学家作为一个人”又是如何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这之后直到1988年，才出现第二本自传性文集，即美国社会学会时任会长莱利(Matilda White Riley)依据年会论文编辑出版的《社会学生活》(Sociological Lives)。在书中，八位社会学家以其各自不同的生活为依托，用传记方法解释其自身经验，分析社会、社会学与社会学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且展示了社会学家的生命过程与社会学家的社会学。默顿也正是在此背景下，率先提出了“社会学自传”(sociological autobiography)的概念。

默顿(Merton，1988：18)认为，社会学自传是运用社会学的视角、观念、概念、发现以及分析程序，去建构和理解某个时代更大历史背景下旨在讲述有关个人历史的叙事文本。在他看来，在理解某个日常的社会学概念时，自传作者即传主是参与者—观察者双重角色的最终参与者，他在获得内在体验时具有特别的优势，在某种意义上，只有他们才能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自传作者能够以他人所不能的方式反省和回顾自我”。默顿认为，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社会学自传是一种个人性操练——以自我为例的操练。个人文本的建构包含一系列的理论承诺、科学研究的焦点议题、对于研究问题有意或无意的选择以及具有重要性的研究地点的挑选，因此，它呈现了积极的能动者(active agent)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个人的地位组合和角色组合序列与个人智识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资格充分的社会学自传作者，把自己的智识发展一方面与不断变动的社会与认知微观环境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则与更大社会和文化所提供的包容性宏观环境联系起来。

不过，弗里德曼(Friedman, 1990)认为，自传社会学与杰出社会学家做出的自传式解释(autobiographical accounts)不同，社会学自传突出的是著名社会学家的生活，是一种自我描述；而自传社会学突出的是通过自传经历与信息获得的社会学洞见。默顿所谓的社会学自传突出的是著名社会学家的生活，是对社会学历史的记录，之所以撰写是因为著者本人地位显要。的确，默顿的写作对象是社会学家，呼吁后者以自传方式解读其自身经验，但这并不影响将他的理念运用到普通人身上。传记研究也“试图把社会学家定位为需要理解的对象”，社会学者进入传记，把自己的分析、诠释、经历与阅读带进传记研究之中，为传记作品增加了一个自传性的维度(Shantz，2009)。

此外，纯粹自传与社会学自传也是不同的。科贝德(Kebede，2009)认为，前者是对个人生活的一阶理解(first-order interpretation)，后者是对个人生活史的二阶理解(second-order interpretation)。一阶理解意在表明作者只是进入了他们的自传材料之中，即是说他们只关注于自我反思以及对自身经历的建构或重构，并不涉及理论的对话与发展；社会学自传的二阶理解，说明作者需要成为他们自己生活史的“幽灵作家”(ghost writer)，要装备一系列社会学的假设，即是说他们既要进入也要走出自身，以便在社会与历史背景中看待自我。“通过对自身的客观化处理，加之有意识地利用社会与历史资料以及社会学的概念与原理，社会学自传作者能够以纯粹传记写作所不容许的方式来审视自身的生活过程”(Kebede，2009)。

在莱利看来，社会学家的自传性解释，可以帮助人们去审视社会结构与个人生活之间互相影响的两个面向：一方面，他们的解释表明，个人经验和智识发展受到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特定社会结构的影响。“社会结构潜在地影响着社会学家的生活”(Riley，1988：24)。另一方面，个人生命经验与智识发展也有助于形成周围的社会结构。社会学家本身就是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显然，社会行动者并非结构的文化傀儡”(Riley，1988：24)。尽管社会学自传涉及将个人置于社会学审视之下，但这并不表明一种决定论的立场。个人行为发生在社会环境之中，这种环境也是由受制于它的人所建构或重构的(Giddens，1984)。

当然，莱利也意识到，社会学影响的威力端赖于特定生活之属性与此时社会结构所能提供的机遇之间的契合程度。她更关心的是，“社会学生活如何影响到社会学中有关社会结构和知识结构的论述，又如何影响到现实社会中的社会结构与人们的认识和理解”(Riley，1988：25)。例如，她认为，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的学术成就同时影响着社会学思想与公共政策，而非仅是被动地反映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学术上的争议。在莱利看来，社会学自传也引出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即结构变迁是如何从单个社会学家代际传承的经验中形成的，尤其重要的是，他们的经历是如何受那些在特定历史时刻获得领导者职位之个人的生活与著作的影响而发展的。

在谈到传记在发展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性时，摩尔根(Morgan, 1998)认为，尽管在呈现观点时，社会学家不一定要交代与己有关的事件，删除掉也不会损失什么，但它们并不只是作为抽象观点的例证，人们能够从中看到社会科学研究与个人生活是如何相互交织的。这里可以用社会学家吉利斯(John R. Gillis)的例子加以说明。在《自我建构的世界：神话、仪式与家庭寻找》(A World of Their Own Making：Myth, Ritual, and the Quest for Family)的开场白中，吉利斯描述了他和部分家庭成员在等待儿子本(Ben)打电话问候圣诞节快乐时，却听到了儿子在肯尼亚的一次飞行事故中死亡的消息。在其令人动容的叙述中，吉利斯描述了自己的家庭与大家族的复杂情结和情感冲突，以及他是如何从这些情结之中发展出了神话与仪式的话题。他意识到，在儿子死后，圣诞节不再像以往一样了，围绕着一顿素餐，新的仪式逐渐形成。吉利斯如此写道：“我从未想过我能够写一本有关神话与仪式的书。我没有去寻找这个主题，是事情找到了我。”(转引自Morgan，1998)因此，尽管对读者而言，在探讨“我们依靠的家庭”与“我们生活的家庭”之间的差异时，并不一定就需要有这样的解释，但对作者本人而言，这样的经历无疑具有相当的重要性。“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如果没有这种经历，他能否发展出这样的观点，但很明显，他是在用这种方式进行思考”(Morgan，1998)。

书写社会学自传是培育或训练社会学想像力的一项重要技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是一种自我反思的集中表现，从中，个人的自传信息能够在超个人的假设基础上得到检视”(Kebede，2009)。自传作者将自己所在社会世界中熟悉的、理所当然的一切予以对象化，在审视“外部”社会力量作用的同时，深入理解个人内在的动力机制。在科贝德看来，社会学自传作者是讲述社会理论故事的好手。书写社会学自传，不仅有助于思考社会过程与个人经历对于个人的影响，展示个人是如何对这些境况作出反应的，也有助于考察传主自身与其他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过程。这也正是社会学想像力的核心要义所在。

尽管人们常常试图在学术活动与“真实生活”之间做出区分，但在实践中，并没有这样一种区分能够禁得住严格的审视。它们各自都代表了看待世界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中，公与私、学术与个人生活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有时是交叉在一起的。社会学自传正是表明了观念和理论领域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相互依赖，“这不仅是在较为戏剧化的或顿悟的时刻如此，在按部就班的、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Morgan，1998)。按照狄尔泰的观点，自传最直接地表现出人们对于生命的思考，它是理解生命的最佳、最富教益的形式。“自传以体验为基础，并且从这一深厚根源出发，使人们得以理解一个特殊的自我及其与世界的关系。一个人对自身的思考始终是(这种)理解的参照点与基础”(狄尔泰，2010：188)。

当然，书写社会学自传，并不是作者一定要写以自传为名的书，局限于社会学家个人的生平记事，它更多地是强调一种社会学态度。进一步说，即是从个人经验出发，将自己纳入社会学的书写之中，展示我的“所做、所思、所是”。通过社会学自传，读者也能够理解这些包含反省、回顾与理解的文本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作者本人社会学意识的影响，反过来，也能理解他们如何从意识中寻找到自我。

四、传记是一种幻觉？

事实上，几乎从一开始起，传记取向(研究)在社会科学中就受到质疑。甘斯(Gans, 1999)甚至断然拒绝这一取向。在他看来，传记社会学纯属“后现代的产物，是一种反社会的知识理论，它造成的后果是除了自身之外，别的都无法理解”；在帮助人们理解他们的社会时，传记研究摈弃了社会学的主要角色；在研究中，“研究者的超然态度”缺失了，研究结果所具备的可靠性、有效性也令人质疑。

但在尚茨(Shantz，2009)看来，甘斯的这种观点完全是一种自视甚高的态度，即认为只有社会学家才能够理解社会，其他人必须在他人(如社会学家)的帮助下才能获得有效的理解。事实恰恰相反，边缘化群体中的成员对“他们的社会”(their society)也有着极好的见识，况且社会学家本人也同样是需要理解的对象。至于甘斯所谓的社会学家应保持的科学超然性，BRE(2007)则提请人们注意，“客观性与中立性的观念对于无家可归者并没有太多的意义。假若一位店主控告你引发了一场混乱或犯了流浪罪，你听到像社会工作者或心理学家这样‘客观的’观察者如何谈论你，或者看到像警察这样的‘中立’行动者如何对你做出反应，你肯定不会再要求他们保持客观性或持中立态度了。在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家长制与异性恋规范的背景下，‘客观性的’背景以及中立性实践都是表面现象”。

此外，由于传记社会学的标靶是主流的研究传统，因此，它也遭到后者的反击。巴里(Barry，1987)就提醒传记研究者思考这样的问题：“社会学中实证主义传统占据的支配性地位，迫使生活史的研究者面临同样棘手的方法论问题，即是否能够从众多研究对象或个案中的一个或者几个出发对社会进行研究，对个人生活的研究是否就不存在非历史主义(ahistoricism)与唯心理论(psychologism)。我们究竟在何种有效的或者令人满意的经验数据中才能获得社会学知识——是关于1000份问卷的定量调查还是关于一个人的主观性事实？”也就是说，从一个传记(个案研究)中，如何能推及更广的人群或社会？这事实上牵涉传记研究的可推论性与代表性，是与个案研究同样面临的一个问题。进而，这也与研究目的有关：在收集、诠释与呈现研究时，我们是要产生理论还是要证实理论？是要获得新的思想洞见还是仅仅为了阐明既存的理论？“重要的是从中得出的理论的品质，而不是代表性之类的问题”(Roberts，2002:12)。

下面本文将重点探讨由布尔迪厄引出的问题：传记是不是一种幻觉(biographical illusion)？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也是一个前提性的问题。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承认布尔迪厄的说辞，即认为传记只不过是一种幻觉，那么前述有关传记的多数讨论就失去了意义。

“传记幻觉”是布尔迪厄1986年发表的一篇短文的名称。布尔迪厄(Bourdieu, 2004)认为，在传记叙事中，生活被组织成一种依据编年体的顺序或者说合乎逻辑顺序展开的历史：有开头，有源起，也有终点或目标，而传记通常也会从童年开始追溯，至青年，到老死，以一种有意义、有目的的方式直线发展。它展现的是一种逻辑秩序，自以为是地将生活事件之间可理解的关系加以联结，然后赋之以特别的意义。这一生活史路径使得生活中的混乱嘈杂被码成简单明白的一维逻辑。然而，实际的生活并非总以严格的编年体演替的方式展开。它并不是连贯的，而是包含着困惑、矛盾、反常、犹豫、重复甚至逆转(Järvinen，2000)。

传记幻觉就是把生活描述成一个具有明确界限的、进步的过程，由个人的特征、经历、胜利与危机所构成。……正像莫泊桑的《一生》一书所表明的那样，在世之一生不可分割地成为个人存在事件的总和，它是历史以及有关这种历史的叙事。而这正是通常意义或者日常用语所告诉我们的：生活就像一条曲径、一条大路、一段通道，前途会有十字路口，陷阱密布，甚或有敌兵设伏。(Bourdieu，2004)

在布尔迪厄看来，传记叙事只是基于可理解的关系，倾向于或假装将其组织进互相联系的序列中。它是被为过去及未来赋予意义，使其合理化，展示其内在的逻辑所激发，通过创造可理解的关系使之连贯如一，就像连续性状态之间的原因(直接的或最终的)与结果，因而被转变成一个必要的发展步骤。通过选择一些重要事件来说明全部之目的，并通过建立因果上的联系或最终的联系使生活变得前后统一，这是一种将自身变成自己的生活意识形态专家的倾向，并被那些天生倾向于接受这种人为意义创造的自传作者所加强，尤其是那些自以为是的专业性诠释者。因此，布尔迪厄认为，为了生产出一种生命史，或是把生命视为全部的历史，将其作为合逻辑的叙事，将一生的事情或经历说成是有意义且有目标导向，可能只是在迎合一个修辞上的错觉，或是迎合某些既有的文学传统。

在布尔迪厄看来，相较于宏观叙事，传记全面呈现一个人的真实面貌的企图更像一个迷思，因此，用传记方式来呈现生命史是不当的。无论是传记体还是自传体的叙事手法，皆可能或多或少发生“失真”的现象。传记中被叙述的主体，不过是一种被建构的人工制品(artifact)，并不具有一般人想像中的真实性。此外，传记书写忽视了个体通常同时扮演多种角色的事实，忽略个体在不同的场域中所占据的不同位置。总之，在布尔迪厄眼中，“传记写作”是一种自恋形式，它沉迷于自我的自鸣得意，缺少真正的社会学洞见。

在卡拉达格(Karadağ，2011)看来，布尔迪厄的这种观点反映了能否在传记或自传叙事中找到客观性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传记叙事的真实性问题，这延续了他此前的客观性立场。事实上，作为著名学者，布尔迪厄从不主动谈及自己的生活经历，当被问及个人生活时更是讳莫如深。这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他自身话语的自主性和其所发现事实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则是对知识分子那种惺惺作态的深恶痛绝(布尔迪厄，1997:43-44)。布尔迪厄(1998:278)甚至认为，“写作自传，经常是一种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方式，也是自掘坟墓的方式”。

伯陶(Bertaux，1996)赞同布尔迪厄的观点，但却认为其观点并非原创。他认为这一概念与自己十年前提出的“传记意识形态”(biographical ideology)含义相同。后者意在强调，生活之线是“片段化的”，主体试图重觅与捏造(bricoler)一种隐秘的一贯性。不过，他认为，这种意识形态的拼凑不是一种幻觉，而是一种存在性需要(寻求一种存在感)，它在后果上具有真实性。“传记意识形态”是一种集体现象(并非一种心理幻觉)。瓦莱里也曾指出自传的虚幻特点：“在认识方面是一种幻想，在交流方面是一种卖淫现象(意即自传成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合，成为一种动机不纯的交易的掮客)……从他们所展示的东西看，人是各不相同的；从他们所隐瞒的东西看，人是大同小异的；一个人的真正秘密对他自己来说比对于别人更是秘密”(转勒热讷，2001：87)。这等于是否定了人们认识自我的意义与可能性。

在卢斯(Roos，1987)看来，布尔迪厄的概念需要进一步澄清。因为组织生活故事或生活史的逻辑有两种：社会领域内的逻辑与个人私下的生活逻辑。在前一种逻辑中，是将一系列意义赋予占据某个职位的个人，如一位失业女性或一位离婚的妇女；在私人生活逻辑中，个人书写其自身的生活故事。这种逻辑会让人以为，没办法控制自己的生活，不名一文，或者相反，自己确实有控制权且身价不菲。在布尔迪厄那里，可以分别称其为外在逻辑与内在逻辑。当这两种逻辑相互交叉时，布尔迪厄所谓的传记幻觉就存在了。例如一位离婚又失业的妇女，或许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感觉自己无用，她的生活故事就会表达自我的情感。但当这两种逻辑不重叠时，布尔迪厄的观点就难以成立。“从谁那里看，这是一种看得见的幻觉呢？如果被研究的对象看到了一贯性，而研究者却不能，谁是正确的呢？幻觉是在何时产生的呢？”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这牵涉到实在论(realism)与建构论(constructivism)之间的分野(Roberts，2002:7)。最简单的实在论认为，存在着某种关于客观事实的知识，这是个人经历的经验基础与物质基础，个人故事反映了一种活生生的现实。在实在论者看来，传记研究倾向于一种“建构论的”或“叙事论的”立场，依赖于“文本”，是对“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与多重“声音/表达”的分析，最终是从事实观念中退却——这是以语言和符号的循环方式，用阐释来满足阐释。对另一极的建构主义者而言，认为生活故事反映了事实或经验真相的观点既是简约化的也是错误的构想，故事并不是简单的经验指涉。事实上，所有被研究对象的“故事”以及研究者的诠释，都是通过叙事惯例(convention)来形成的。“以某种更具后现代主义的风格来看，它应更多关注故事的不连续性与模糊性，而不是仅仅考察一个故事及听众简单的接受性”(Roberts，2002:9)。理查德森(Richardson，1990)认为，针对文本的诠释是不同的，把关注的焦点从记录的故事与田野注脚转到研究的写作过程上，即是呈现一种“客观事实”，因而叙事结构与修辞手法也成为建构文本的资源。

当然，这种分立并非绝对。在罗伯茨(Roberts，2002:8)看来，传记研究者在研究实践中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立场，而不是忠诚于“实在论”或“建构论”的任何一方。一方面，物质世界及嵌入其中的制度、核心结构与可见的物质事实，必然包括个人生存的基础。生活故事通常指“真实的”事件与经验——并且讲述者往往是事件发生的唯一见证者，但他们的解释往往会与其他书面的、视觉的或口述的解释相互印证。然而，如何看待与选择这些事件并将其置于对个人生活的理解之中，就需要进行一定的分析。另一方面，建构论的视角有助于分析被研究对象如何形成讲述自己在特定事件中的经历——“事实”如何通过解释形成。因此，要摆脱实在论与建构论的困境，就要承认个人的故事或解释是至关重要的，只是获得的方式以及利用的方式不同，方法论与理论目的也各不相同。阿特金森与科菲(Atkinson and Coffey, 1995:55)也认为，必须认识到文本实践中反思性的重要以及对书写和阅读惯例的依赖，但反对简单的实证论与实在论假设并不意味着导向“虚无主义”(nihilism)的文本学方法。书写惯例需要遵循，但也要传达出他人生活的不同。“为获得对于个人生活的洞察，或许应该反思更大社会的文化意义，而不是考虑方法论的与理论的假设的差异”(Miller，2000：18)。

诚如邓津(Denzin，2005)所言，关键并不是要弄明白传记一致性是一种幻觉还是一种现实，而是要清楚个人在谈论或书写自己的自传时，是如何赋予他们的生活以一种连贯性的。“应当揭示的正是这种连贯性的根源，隐藏在其背后的叙事以及建构它们的更大的意识形态”。传记叙事也并非是以清白的方式去讲述个人自己或对于他人的生活。生活史巩固、增强我们某些方面的认同，同时也会忽略掉其他的层面。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所有故事其实都是不完整、不明晰的，并且由于过去的意义和重要性与我们目前的生活境遇息息相关，而我们是站在现在来书写过去的故事，因此关于过去的故事也是可以改变的。我们不可能完全回到过去，因为记忆具有一种通过现在的棱镜去改变过去经验的方式。在人们的生活历程中，“‘是’(is)被改编成‘曾经是’(was)……(但)‘曾经是什么’不再成为现在即如今存在或存有的总体的一部分……我们现在的东西毫无疑问是过去留下的，但已经完全与它分隔开来”(Olney，1980)。讲故事的目的并不在于真实地“复制”个人生活，也不试图再现已经被建构起来的意义。“只有在那些需要精确复制记忆的政治性回忆录那里，这种批评才有用武之地”(艾利丝、博克纳，2007)。

在勒热讷看来，自传坚持的是坦诚性，而并不追求全知性，自传作者所表现出来的不是一种绝对的客观性，而是一种“主观的客观性”。自传不是要揭示一种历史的真实，而是展现一种内心的真实：人们追求的是意义与统一性，而不是资料与完整性。“写自己的历史，就是试图塑造自己，这一意义要远远超过认识自己”(勒热讷，2001：80-82)。帕克认为，在社会学中，传记或自传不应作为真实的历史来对待，而应作为披露个人内在生活的自白(confessions)，它们与其“记录过多的外在事件，不如去揭示内在的情感与态度”(转引自Symonolewicz，1944)。在社会学中，“传记并不被看成真正的历史，毋宁说它是展现了个人内心生活的告白”(转引自Symonolewicz，1944)。阿伦特(Arendt，1958：186)曾说过：

某人现在是或曾经是谁(who)，只有通过他本人成为自己故事的主角，换言之，只有通过他的传记或者说个人经历，我们才能知道。至于我们知道的他的其他方面，包括他可能创作与遗留后世的作品，只能告诉我们他现在是或曾经是什么(what)。

至于布尔迪厄谈到的选择性叙事，即便是对布尔迪厄“传记幻觉”论保持高度自觉的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其煌煌巨著《圣路易》(Saint Louis)一书中，虽竭力表现圣路易在童年以后的生涯中有过的种种偶然、犹豫与关键时刻，但也不得不“只选取了某几个重要的事件，这些重要事件要求他(指圣路易)作出抉择，并对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勒高夫，2002：16)。追求生活的全知性，就会走向另一种不可知论。威尔逊(Wilson，1988)在撰写自传时，充分意识到自己对于社会世界的主观认识或许是源于对特定事件的选择，但他同时认为，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从中“得出的关系不正确”。

事实上，布尔迪厄本人的立场也并非始终如一。他早期在阿尔及利亚及法国西南部贝阿恩地区进行的田野研究，采用的是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中期对于法国高等教育的研究和法国中产阶级的社会学分析，基本上都采用了最先进的定量研究方法；而在晚期他似乎又折回到最初的立场，对于传记叙事也不再抱持决绝的态度。在《世界的重负》(The Weight of the World)中，他重新看待了访谈的重要性及其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品质。该书采用传记式访谈，让每一位被访谈对象叙述一种特定的苦难，自供证言并作自我分析。每一章的标题都取自于访谈，并就相关访谈的背景与实施情况、访谈者的叙述进行了忠实而完整的转录。在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自我分析纲要》(Esquisse pour une Auto-Analyse)中，虽然布尔迪厄(2012)仍特意强调：“此非传记”，并确确实实为自己的社会学设定了一个传记限制，以便尽可能地进行自我反思，但该书仍具有明显的传记性特征，尤其是该书的第四部分，俨然是动情的生命写实。

当然，我们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布尔迪厄所谓的传记幻觉，记得在一种叙事之外存在的另一种甚至多重可能性，对具有社会学相关性的过去的体验尽可能清楚、精确、谨慎和明智地予以理解。传记研究者也有必要弄清楚自传中存在的假想的艺术创造、自我创造甚至捏造之处，不论它们是有目的的还是无目的的，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默顿(Merton, 1988)说得对，简短的解释必定浓缩进非常小的空间之内，但能否具有一双细心的社会学之眼，看懂字里行间说了什么才是关键所在，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有所理解，并在阅读时将自我的理解增补进作者因考虑到社会限制而忽略或删除的内容。

此外，持何种立场也受到研究者个人的影响。理论的选择并不是一个中立的过程，研究者的主观性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与文化和知识结构、权力、语言、经验以及无意识的过程发生互动。例如，“有人视传记代表着生活的‘事实’(实在论立场)；有人认为传记提供了受更多条件限制的、片面的‘真理’，它受到语言、权力以及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互动的影响(批判实在论立场)。差异就源自关于人类主体性本质以及叙事的地位和透明度对比假设”(Merrill and West, 2009：58)。

五、研究展望

早在1993年，鲍克尔(Graham Bowker)就高调宣布，传记时代正迎面而来。在述及传记的现状与发展趋向时，汉密尔顿(Hamilton，2007)也指出，20世纪末以来，传记以不可挡之势头走到了西方文化的前沿，传记时代来临了。甚至有学者认为，21世纪属于传记的时代，应该建立一门“现代传记学”(杨正润，2009)。如今，传记这种体裁已经遍布西方文化，在书店、互联网、电视里，我们都能看到传记性的文本或传记式访谈，研究传记或以传记进行写作的博士论文或专著也不断增多(Merrill and West, 2009)。传主也不再仅限于影视体育明星、政界达人、商场富豪、学界名流，平凡大众甚至失意落魄者也跻身其中。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传记作品也呈现爆炸式增长的态势，在出版市场上占据重要席位，为开展传记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社会学家是社会学知识的积极生产者，而不仅仅是预先存在的社会事实与规则的发现者。对社会学家而言，过度地将自己排斥于自传式思考模式(autobiographical mode)之外，将会损害以其他方式获得的全部知识与洞见(Friedman，1990)。很明显，如果在方法论实践上，不去考虑社会学家的个人经历、关切以及背景，就必须要问一下社会学家怎样才能做到米尔斯关于把个人烦恼与公众议题联系起来的重要挑战，或者说如何才能正确运用社会学的想像力。可以说，社会学家的反思性体验及其以自传方式所作的书写呈现，有时更具启迪作用，更富教益，也更充满了社会学的想像力。

就社会学的转向或取向而言，其提出者与拥护者总是有着同样的心情，那就是高调突出此种转向的重要性，而且似乎怎样强调都不算过。同样，有的学者把传记取向的重要性与库恩所谓的范式转型进行类比，认为“其影响所及不仅是一系列学科的定向，也包括它们之间的互相联系”(Chamberlayne, et al., 2000：1)。但与其他相对成熟的转向不一样，传记取向或者说传记社会学这一“浮现中的实践”(Shantz，2009)还处于晚熟的状态，因此，也面临着不同的争议，学术界也“尚未达成共识”(Temple，2006)。它甚至被贴上另外的标签，如叙事转向、主观性转向、文化转向、文本转向、后现代转向等，或者被认为与这些就是一回事，或者属于某个转向中的小转向或小取向。尚茨(Shantz, 2009)也指出，“当提到传记社会学时，我试图强调要对各类带有不同标签的研究与写作方法开放，包括那些所谓的传记、自传、自传民族志等”。关于传记社会学，也并无精确的定义。当然，这也是每个新领域在真正取得合法性之前均会面临的遭遇。

最后，与尚茨一样，我们也以一种开放与坦诚的态度，乐见社会学与自传/传记之间订约(engagement)。这一订约不会回避任何批评，但同时也会呈现它对社会学实践所带来的影响。作为一个包容性的概念，传记社会学“涉及一种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意愿与一种多样化的实践”。

注释：

1.布尔迪厄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视为社会科学中最基本也最具破坏性的分裂。

2.BRE是加拿大多伦多市的一家社会组织，主要从事街头流浪者和青少年的救助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