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问题是“拆分型农民工生产体制”¹下大规模劳动力迁移的伴生物。低廉的薪酬待遇和打工城市公民权利的缺失，导致流动人口实现了工业化却难以实现城市化，亲子分离乃是新工人²普遍面临的问题。第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表明，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约2.6139亿(其中, 来源地为非市辖区的流动人口为2.2143亿)，相比2000年增长81.03%，较2005年增长77.39%。³21世纪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同样伴随着留守儿童数量的迅速增长。同样基于“五普”、“六普”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人口学统计分析表明，2010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业已达到6102.55万，占农村儿童总人口的28.52%。虽然这一数据与2005年相比增长有限(241万)，不过相较2000年却整整增长了1.5倍(段成荣等，2013)。⁴

近年来两大群体规模的迅速增长引起国内学界对相关议题的广泛关注。以“农民工”为关键词对CSSCI期刊进行的主题检索结果显示，相关论文数量已有近5400篇。以“留守儿童”为关键词也检索到总共396条记录。⁵

然而在问题意识层面，这两类研究却鲜有交集。纵观留守儿童问题的相关文献，研究者大多致力于考察留守经历对儿童学习成绩、受教育机会、身心健康、卫生营养状况、问题行为的养成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为了确证留守经历与上述问题的关系，除了将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群体进行对比，相关研究还在留守儿童面临的微观个体环境上进行细分，这类划分变项包括：父亲外出母亲外出抑或双方外出、留守时间的长短、父母外出的时机、家庭汇款额度、家庭环境等(范兴华等，2005；杨菊华、段成荣，2008；胡枫、李善同，2009；陈欣欣等，2009；陈在余，2009；宋月萍、张曙光，2009)。与上述文章对留守儿童个人家庭背景和家计安排的强调不同，另一些研究试图从更宏大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层面解释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比如拆分型的家庭模式、农村社会的解体、二元分割下的乡村教育等(谭深，2011；江立华，2011)。但是，儿童的留守经历对更宏大的城乡社会结构和工业化进程所可能产生的进一步影响，鲜有研究展开实质性讨论。⁶考虑到留守经历的普遍性⁷以及社会流动途径封闭、阶层固化背景下“农民工”身份的代际传递(孙立平，2003；熊易寒，2010；周潇，2011)，留守儿童群体将成为世界工厂的主力，留守经历对农民工生产体制和世界工厂的可能影响不容忽视。

如果说对“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缺乏对更长远的结构性影响的洞察，对“农民工生产体制”下各种问题的分析则无一例外地忽视了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工人的影响。新工人的社会融合、区域与职业流动、工资收入、身份认同、迁移意愿曾一度是相关研究反复探讨的主题(李强, 1999, 2003；王春光，2001；蔡禾、王进，2007；刘林平、张春泥，2007)。近年来，新工人各种抗议事件(罢工、骚乱、跳楼)的频发和劳动力市场“短工化”趋势的加剧，促使越来越多的研究转向对农民工生产体制内在矛盾的反思。与老一代迥异的成长经历被认为从各方面引发了新生代工人与农民工体制的冲突：优越的成长环境，尤其是较少的务农经历，导致年轻工人很难适应世界工厂的异化劳动；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改变了其身份认同和发展期望；信息技术的熟练使用和在学校生活中开放交往方式的养成为其集体抗争的形成提供了动员资源；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盛行也凸显了低人力成本发展模式的不合理(Pun and Lu, 2010; 郭于华等，2011；汪建华，2011；汪建华、孟泉，2013；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3)。代际生活经历的变化动摇了低人力成本发展模式和拆分型再生产体制存在的重要基础，但是，这种变化与新生代工人普遍的留守经历有何关联？留守经历是否进一步推动了上述生活经历的变化，抑或从其他路径激化了工人与世界工厂的冲突？要探讨新生代工人对农民工生产体制的挑战，还需回溯至其留守经历。留守现象作为拆分型农民工体制的基本表征，倘若反过来对体制本身构成挑战，那么对这类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农民工体制运作的系统性矛盾，并为相关问题的解决寻找可能的切入点。

以往的研究已经充分探讨了新生代工人独特的成长环境引所发的与世界工厂各个层面的紧张关系：劳动过程的不适应、发展期望难以实现、工资收入与消费方式不匹配等。本文的核心关照点在于，新工人的留守经历是否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大规模的集体行动、个体的法律维权、极端的自杀行动和比较常见的换工行为，都能反映新工人对世界工厂的不满。不过，集体行动的发生牵涉多方面的因素，并不是简单的基于对工作现状的不满；法律维权行动也只能是企业违法侵权下的产物，并不能反映一般性的紧张关系；自杀行动可以直观地反映工人与工厂体制之间的紧张，但是个体层面的大样本数据难以收集。以工人的工作流动为切入点，并不存在数据收集的问题，而且在反映工人与世界工厂的紧张关系方面也比较直观。虽然工人的工作流动也可能是主动寻求更好发展前景的行为，不过在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下，工人很难有上升的空间(Reich, et al., 1973)。在中国情境下对新工人工作流动的相关研究也揭示了类似的结果，工人流动越频繁，越难以获得工作境遇的改善(李强，1999；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3)。当然，新工人工作流动频率能否反映其在世界工厂的适应状况，本文还将展示其他方面的证据。

本文认为，新工人打工之前的留守经历将可能从三个方面影响其工作的稳定性：首先，父母外出打工意味着土地很有可能被转让或抛荒(Murphy, 2002; 严海蓉，2005)，这将使留守儿童相比同辈群体有更少的务农经历，务农经历的减少会降低其在世界工厂中的适应能力，因此有留守经历者相对同辈群体会有更大的流动性。虽然以往的研究曾经指出，父母外出将使农业劳作的负担落在老人和小孩肩上，而且由于老人身体不好，小孩尤其是家中的长女将承担更多的家务活(Murphy, 2002; 叶敬忠等，2006)。不过，这些研究并没有提供大样本的数据。其次，研究显示，父母外出务工将带来更多的汇款和家计的改善(Rozelle, et al., 1999; Murphy, 2002; 李强，2001)，因此，留守儿童相比同辈群体的成长环境在总体上将更加优越。一方面，这将导致有留守经历者难以适应高强度和高重复性的简单劳动，另一方面，相对优越的家庭背景也降低了其通过认真工作来赚钱养家的压力。因此，父母努力打工带来的家计改善也可能对子女日后工作的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最后，留守经历会带来亲子关系的疏离和儿童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并可能进一步导致其家庭责任感的降低(岳天明、原明明，2008；唐有财、符平，2011)，从而加剧了有留守经历者在工作中无根漂泊的状态。父母外出打工既带来留守儿童务农经历的减少，家计和成长环境的改善，也导致其与父母关系的疏离，相比同辈群体，他们将更加缺乏吃苦耐劳的韧性和家庭责任感，并进一步影响其工作稳定性。⁸由此可提出：

假设1：有留守经历的新工人相比其同辈群体，会表现出更高的工作流动性。

如果说家庭责任感的降低对有留守经历者工作稳定性的影响是不分工种的，那么吃苦耐劳品质的丧失，则可能导致其从事高强度、简单重复或缺乏发展前景的工种时，表现出更高的流动性。本文进一步对工种进行非体力与体力、熟练/半熟练与非熟练的区分，前者体现劳动的强度，后者体现劳动的异化程度，从而提出：

假设2a:有留守经历者相比其同辈群体，在体力工种上要比在非体力工种上表现出更高的工作流动性。

假设2b:有留守经历者相比其同辈群体，在非熟练工种上要比在熟练/半熟练工种上表现出更高的工作流动性。

中山大学“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主要以长三角和珠三角19个城市的“大专及以下学历、跨区县流动、被企业或单位正式雇佣的外来务工人员”为调查对象。问卷调查以2005年1%抽样调查数据中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流动人口数量为依据进行样本分配，控制性别、行业和区县分布，共收集样本4152份。本文对留守经历的讨论只涉及户口所在地来自农村的工人，因此剔除了老家在县级以上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样本，最后保留3536份样本。

表 1显示精神健康处于高危状态的工人，其工作流动频率远高于非高危工人群体。这进一步说明，频繁的工作流动不是工人寻找更好的职位匹配和发展前景的指标，而是其难以适应世界工厂工作的重要表征。⁹

表 1

表 1 精神健康状况与工作流动 精神健康状况 显著性(p) 高危人群 非高危人群 平均每年工作份数(份) 0.96 0.68 0.000 初职持续时间(年) 2.74 3.73 0.000

表 1 精神健康状况与工作流动

问卷对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工人在各个成长阶段“主要与谁生活在一起”进行了询问。本文将“小学之前、小学、初中任一阶段，主要与父母之外的亲友(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其他亲友)生活在一起或独自生活”的新生代工人定义为有留守经历者，否则视为无留守经历。¹⁰被访者中也包含一部分有流动经历的工人，但样本数量较少，¹¹因此，为使研究主题更为集中，本文并不将有流动经历者单分一类进行比较。同时，在无留守经历的工人群体中也排除了有流动经历的样本。为了直观地表明留守经历如何加剧了新生代工人的问题，本文也将1980年前出生的老一代工人纳入分析样本中，将“老一代工人”、“无留守经历的工人”分别与“有留守经历的工人”进行对比。¹²本文选取了两个指标对工人的工作流动性进行测量，分别为工人外出以来“平均每年的工作份数”和“初职的平均持续时间”。¹³本文还将进一步对初职的工种性质(体力与非体力、非熟练与熟练/半熟练)进行划分，并分别建模分析。¹⁴性别、民族、年龄、受教育年限、职业资格证书获得情况、婚姻状况、区域以及初职收入、企业所有制、企业规模、工种，都将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从新生代工人的人口特征来看，被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差别不大，不过有留守经历者相比其80后同辈群体，平均年龄小1.79岁，初职前已婚比例也略低。性别比重的差异值得注意：老一代工人相比新生代、无留守经历的工人相比有留守经历的同辈群体，男性所占比重相对较高。由于在建筑工、司机、管理、技术等工种上主要以中年男性为主，因此性别分布的代际差异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何样本中有留守经历的男性工人较少，却值得探讨。¹⁵

有关务农经历和家庭耕地面积的数据否证了之前研究者们基于定性研究的结论，本文发现：有留守经历的被访者，其家庭耕地面积更少，43.95%完全没有务农经历。由此看来，父母外出打工更可能伴随着土地的转让和子女务农负担的降低。同时，本文对被访者2009年家庭经济情况的比较也佐证了以往的研究发现，即父母外出对改善家庭经济有积极影响，有留守经历者的家庭总收入和打工收入相比同辈群体，分别多2055元和3394元，但其寄钱回家的数额却要比同辈群体少655元(见表 2)。¹⁶

表 2

表 2 留守经历与人口特征、成长经历差异比较 代际与留守经历 显著性(p) 有留守经历 无留守经历 老一代 年龄(岁) 22.11 23.90 39.81 0.000 受教育年限(年) 9.15 9.02 8.58 0.000 性别(男性)(%) 44.47 50.78 60.74 0.027 婚姻(初职前已婚)(%) 3.42 5.01 55.15 0.000 有务农经历(%) 56.05 63.74 76.87 0.000 家庭耕地面积(亩) 3.46 4.25 3.76 0.016 2009年家庭总收入(元) 46 944 44 588 39 299 0.036 2009年家庭打工收入(元) 38 061 35 011 33 871 0.088 2009年寄钱回家数(元) 4 417 5 121 8 295 0.000

表 2 留守经历与人口特征、成长经历差异比较

有留守经历者较少的寄钱数额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本文的第三个机制推测，即留守经历导致其与父母关系的疏离，进而削弱其对家庭的责任感。这也可以从他们的外出打工动机中得到验证(见表 3)。相比同辈群体，他们外出打工更少地出于改善家计的朴素目的，更多地是为自己考虑，或者仅仅是在无所事事状态下权宜性的选择。上述数据表明，父母外出打工，一方面给子女提供了一个经济相对优越、务农负担轻的环境，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子女在劳动上的韧性，阻碍了子女与父母情感的培养，削弱了他们对家庭的责任感。

表 3

表 3 留守经历与外出打工动机 (%) 代际与留守经历 显著性(p) 有留守经历 无留守经历 老一代 在家收入低，不得不出来打工 40.00 46.11 76.63 0.000 想出来赚更多的钱 63.16 69.68 85.10 0.000 在家里没事干 40.05 34.48 34.58 0.105 我外出打工主要是为了自己 38.79 36.01 32.19 0.016

表 3 留守经历与外出打工动机

表 4显示了留守经历对新工人工作流动的总体影响。在工作流动频率模型中，由于被访者平均每年的工作份数呈左偏态分布，因而本文采用泊松回归模型进行估算。在初职流动模型中，由于部分被访者的第一份工作尚未结束，因此将第一份工作转换成详细的人月记录，即被访者是否在给定的两个月内离开第一份工作。被访者开始工作的第一个月为离职风险起始月，对于已经结束第一份工作的样本，离职即结束观察；未结束工作的样本，则一直观察到调查时点，然后采用Logit模型估算离职的离散时间风险模型。年龄作为影响工人流动性的重要因素被引入模型，但因其与代际存在非常强的共线性，因此，在比较有无留守经历的新工人与老一代的工作流动差异时(模型1a、模型2a)，暂不引入年龄变量；在控制年龄变量后(模型1b、模型2b)，舍弃老一代工人的样本，只在新生代工人内部就留守经历对工作流动的影响进行比较。

表 4

表 4 留守经历与工作流动 工作流动频率模型 初职流动模型 模型1a 模型1b 模型2a 模型2b 性别(女性=0) 0.0197 0.185*** -0.0328 0.129** (0.0433) (0.0501) (0.0459) (0.0600) 民族(汉族=0) 0.148* 0.158* -0.0343 -0.104 (0.0811) (0.0947) (0.0910) (0.120) 受教育年限 -0.181*** -0.216*** -0.251*** -0.201*** (0.0504) (0.0551) (0.0552) (0.0663) 受教育年限平方 0.0115*** 0.0151*** 0.0156*** 0.0135*** (0.00299) (0.00329) (0.00325) (0.00396) 职业资格证书获得(未获得=0) -0.0644 0.0750 -0.0129 0.155** (0.0585) (0.0656) (0.0605) (0.0767) 初职前婚姻状况(未婚=0) 0.366*** 0.943*** -0.132** -0.375** (0.0705) (0.123) (0.0636) (0.188) 初职收入(对数) -0.0840** -0.251*** -0.403*** -0.654*** (0.0331) (0.0456) (0.0219) (0.0421) 工种(非体力=0) 0.239*** 0.0763 0.387*** 0.214** (0.0714) (0.0779) (0.0788) (0.0974) 企业规模(100人以下=0)   100-999人 -0.0979** 0.00713 -0.0338 0.0465 (0.0489) (0.0577) (0.0505) (0.0690)   1000人及以上 0.0261 0.137** -0.0438 0.0985 (0.0582) (0.0669) (0.0627) (0.0822) 企业所有制(非国有=0) -0.147* -0.0821 -0.0503 -0.0356 (0.0875) (0.109) (0.0814) (0.128) 区域(珠三角=0) -0.149*** -0.0864* -0.323*** -0.137** (0.0433) (0.0504) (0.0451) (0.0601) 年龄 -0.140*** -0.109*** (0.00836) (0.00931) 留守经历(有留守经历=0)   无留守经历 -0.361*** -0.150*** -0.418*** -0.274*** (0.0555) (0.0568) (0.0724) (0.0742)   老一代 -1.342*** -1.377*** (0.0783) (0.0804) 常数 1.315*** 5.457*** 0.216 4.148*** (0.328) (0.478) (0.292) (0.501) Loglikelihood -3195.136 -2021.068 -10733.749 -5685.695 Chi-square 490.60 379.20 969.72 410.51 df 14 14 14 14 N 3 203 1796 152 319 53 071 注：***p < 0.01, **p < 0.05, *p < 0.1。

表 4 留守经历与工作流动

总体上，少数民族、珠三角、体力工种、非国企、初职收入低、年轻的工人表现出更高的流动性，其他控制变量对工作流动的影响趋势在模型中表现得不明朗。受教育程度高和职业资格证书的获得并不能提升新工人的工作稳定性，其中，受教育年限对工作流动频率和初职离职风险的影响表现为先降后升的U型曲线，学历为初中的工人工作稳定性最高。¹⁷这说明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后天的努力带来的只是期望值的提高而非境遇的实质性改善，这无疑加剧了工人对工作现状的不满和换工倾向。

进一步将问题聚焦于工人的留守经历对其工作流动的影响(表 4模型1a、模型2a)。有留守经历的工人每年平均从事的工作份数是同辈群体的1.435倍(e^0.361)，是老一代工人的3.827倍(e^1.342)。从第一份工作的离职风险看，有留守经历的工人的离职几率分别是同辈群体和老一代工人的1.519倍(e^0.418)、3.963倍(e^1.377)。可见，新生代工人的留守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推高了这一群体在农民工生产体制下的流动性。

如前所述，由于留守现象是在改革后的工业化进程中逐渐增多的，有留守经历者的年龄相对较小，这也导致在控制年龄的新生代工人工作流动模型中(表 4模型1b、模型2b)，留守经历对工作流动频率和初职离职风险的影响效应有所降低。有留守经历的工人相比同辈群体，平均每年要多从事0.162(e^0.150-1)份工作，初职离职几率是同辈群体的1.315倍(e^0.274)。总体而言，模型结果证实了假设1，即留守经历导致新生代工人更高的工作流动性。

进一步围绕工种性质分别建模(仍然采用Logit模型估算初职离职的离散时间风险)，结果显示，有留守经历者更高的流动性主要是因为他们更难适应高强度、异化的工作。这类工作在中国的低人力成本发展模式下非常普遍。有留守经历的工人在体力工种和非熟练工种上的离职几率分别是同辈群体的1.297倍(e^0.260)和1.402倍(e^0.338)，但是在非体力和熟练/半熟练工种上，两者工作流动性的差异很小且不显著(见表 5)。假设2a、假设2b得到证实。

表 5

表 5 留守经历与初职流动(区分工种)18 初职流动模型 体力 非体力 非熟练 熟练/半熟练 无留守经历(有留守经历=0) -0.260*** -0.101 -0.338*** -0.083 (0.080) (0.217) (0.092) (0.128) 个案总数 43 873 8 899 30 210 22 861 注：***p < 0.01, **p < 0.05, *p < 0.1。

表 5 留守经历与初职流动(区分工种)18

本文对新工人工作流动问题的讨论，意在说明新生代工人与农民工生产体制的紧张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与拆分型再生产模式下工人普遍的留守经历有关。这一观点在中山大学2010年外来工专项调查数据中找到了支持性证据。模型显示，有留守经历的新生代工人相比其同辈群体有着更高的换工频率，其初职离职几率也更大。父母外出一方面带来儿童成长环境的改善和务农经历的减少，但另一方面又阻碍了亲子关系的培养，这分别影响了留守儿童在未来的打工生涯中适应高强度、异化劳动的能力和对家庭的责任感，由此进一步导致其相对同辈群体频繁的工作流动。对工种进行体力与非体力、非熟练与熟练/半熟练的划分并分别建模后发现，有留守经历者相对同辈群体的高流动性更明显地体现在体力工种和非熟练工种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反证了留守经历在进一步降低新生代工人劳动韧性方面的影响。从表面上看，新生代工人尤其是有留守经历者的频繁换工只是给世界工厂的生产管理、培训成本和产品品质带来一些麻烦，但是此类现象却在更深的层面上反映了工人与繁重、异化的劳动过程间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这将是世界工厂继续运作要面临的最为尖锐的问题之一。

如果将视野从繁重、异化、低薪酬的工作场所转移到歧视性的城市社会，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紧张关系。有研究指出，有流动、留守经历的工人相比其同辈群体更少地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对打工城市的“子女教育质量”、“政府管理”、“公共服务”、“社会公正”等维度的评价也更低(梁宏，2011)。自父辈开始的长期工业化经历和被歧视的体验，使得他们相比同辈群体，对城市公民权现状更为不满。我们尚难判断这种不满是否将导致争取公民权的积极行动，但是他们对城市社会另外一些形式的挑战，如越轨，业已开始浮现。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留守子女在打工城市的犯罪、卖淫问题被珠三角的一些城市基层干警和混混头目反复提及，父母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缺席是他们给出的一般性解释。还有一位派出所所长告诉笔者，经常有一些外来打工者因子女在同一打工城市失踪而报案。当然，留守经历是否带来流动人口在城市更多的越轨行为还缺乏大样本数据的支持，但上述材料无疑为本文的基本观点，即留守经历加剧了工人与农民工体制的紧张关系提供了佐证。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农民工生产体制使自身的持续运行面临困境。改革前农村的绝对贫困和城乡巨大差异背景下勤劳、廉价、驯服劳动力的大量供给，是农民工生产体制在改革开放前30年能够大体平稳运行(如果以2010年的罢工潮和富士康“N连跳”事件为分界)的社会条件。户籍制度的持续存在强化了这一体制的运行。农民大量进城务工，在为代工工厂、品牌商和政府创造巨额利润的同时，也相对以前有限地反哺和改善了农村经济。但是，这种改善也在逐渐打破农民工生产体制存在的社会边界条件。改革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工人获得了更好的成长环境(主要表现在务农、教育和信息化经历上)，他们怀揣更高的发展期望，但却丢弃了艰苦农业环境下吃苦耐劳的韧性。消费主义文化(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世界工厂持续扩展的产物)在新生代工人中的广泛渗透能力，又进一步使得拆分型再生产模式下廉价的薪酬待遇面临问题。有留守经历的工人在某些方面可能受到与同辈群体类似的影响(如都市消费主义)，在某些方面面临着比同辈群体更尖锐的问题(如更优越的成长环境带来的劳动能力和韧性的下降)，在另一些方面则有着与同辈群体截然不同的经历和体验，如亲子分离背景下父母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缺席及由此引发的亲情和家庭责任感的相对淡化。反讽的是，农民工生产体制一度通过廉价的拆分型再生产模式赢得竞争优势和利润积累，但它对新一代打工主体社会化历程产生的影响，不管是积极方面(如改善成长环境)还是消极方面(如亲子分离)，却在某种程度上瓦解了这一体制存在的边界条件。

本文只是借助留守问题讨论农民工体制的系统性危机，并非意在将留守儿童或有留守经历的工人群体“问题化”、“污名化”。¹⁹相反，抛弃个体主义的立场和就留守谈个人后果的实用主义问题意识，从结构层面寻求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解决的立足点，才是本文的终极关怀所在。

与欧美国家甚至巴西、南非、韩国等新兴工业国家不同，中国的工业化历程并没有伴随着移民工人的举家迁移和核心家庭的出现。²⁰中国流动人口家庭的结构一方面表现为形式上的拆分，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实质上的家庭经济的紧密联系。如果说拆分型的家庭模式和留守经历加剧了新生代工人与农民工体制原本就根深蒂固的紧张关系，那么，来自家庭经济的支持则暂时缓解了新生代工人与体制可能产生的冲突。与老一代工人主要依靠老家父母进行儿童抚养(这种抚养也伴随着他们在经济上对父母的补助)不同，部分新生代工人在婚事操办、子女抚养、盖房买房等方面，都依赖父母的单向支持(汪永涛，2013)。可以说，这样一种家庭支持形式使得新生代工人与体制的冲突至少不会迅速爆发，从而为问题的解决赢得了时间和空间，但是又可能隐含着更强的危机。²¹

结构性问题的存在和进一步激化的可能亟需制度性的解决方案。逐步废除农民工生产体制，赋予工人城市公民权和工业公民权，修复工人家庭生活，应该是问题解决的基本立足点。就此而言，工业内迁为积极推进工人的城市公民权提供了很好的契机。相比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工业城市，内地中小城市外来人口有限，因此，可以考虑将有意愿落户的人口就地城市化。但对于外来人口大量集中的沿海工业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相对更为紧张，外来人口的城市公民权更难保障。从根本上来讲，无论在哪一类城市，地方政府缺乏主动为外来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的动力。解决这一问题，应该进行体制层面的调整，主要的方向包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筹，打破区域壁垒；中央政府配套兜底基本公共服务，防止“洼地效应”；改变政绩考核方式，将新型城镇化相关内容作为重要考核指标；最后，面对开放的市场社会，应该以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为基础配置资源。²²赋予新工人城市公民权，修复其家庭生活，既可以促进他们在城市社会的整合，减少极端抗议或越轨行为，又能为其在企业的努力工作提供动力和希望，还能为他们下一代的成长提供相对公平、健康的环境，防止留守、流动问题的循环和代际传递。当然，问题的另一面在于劳资双方合理的利益分享与博弈机制的建立。工业公民权的实现尽管会受到来自企业层面更多的抵制，但是政府同样可以借助工人的抗议行为顺势而为，逐步推动常规议价机制的建立。不过，代工企业低技术低附加值的现状，将是制约新工人工业公民权的重要结构性因素。自上而下调整产业结构，自下而上以行动压力调整全球资本体系利益分配格局，将是解开这一困局的可能方向。但无论如何，逐步赋予新工人以城市公民权和工业公民权，应该是化解问题的基本立足点。

注释

1. 中国的农民工体制以“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为主要特征，即工人的打工收入可以维持自身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但赡养老人、养育子女等活动只能在老家进行。布洛维(Burawoy, 1976)最早阐述了这一体制，沈原(2006)和任焰、潘毅(2006)对中国农民工体制下的拆分模式有进一步的论述。

2. 本文以“新工人”取代“农民工”。在以往的研究中，“新工人”是相对国企“老工人”而言的，指改革开放后进入城市务工的群体，他们缺乏改革前的工厂集体生活经历和阶级话语。可参见沈原，2006；Lee, 2007。

3. 参见：2005年1%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流动人口”在普查中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4. 段成荣等(2013)的研究将“农村留守儿童”统一界定为“年龄在17周岁及以下，父母双方或一方从农村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的农村地区，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儿童”。

5. 检索日期：2013年10月24日。

6. 梁宏(2011)的研究是个例外。该文就留守、流动经历对新生代工人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研究指出，流动、留守经历只是导致了工人模糊的身份认同，并未带来其经济地位、人力资本和对打工城市认同的提升。尽管该研究的结论只是基于列联表数据分析，但毕竟在问题意识层面有所拓展。

7. 普查数据只能反映一个时间点的情况，但是在调查时间点儿童不在留守状态并不代表其曾经没有或以后不会有留守经历。因此，有留守经历的农村儿童的比例可能远高于28%(2005年的抽样调查和2010年的普查数据均为这一比重)。从理论上讲，子女留守在外出务工家庭中也有其必然性。拆分型体制下，父母将子女接到城市将要支付昂贵的养育成本，对子女的照看也是问题。在跨省流动的情况下，子女即便可以在打工地接受教育，其教育质量、应试技巧与老家省份高考的匹配性也很成问题。因此，在现阶段留守远比流动更为普遍。

8. 有观点指出，父母外出打工也可能对留守儿童产生一些积极影响，如：形成产业工人的价值观、有更好的教育投入、形成独立自主的性格。本文认为：(1)以往研究(梁宏，2011)显示，有留守经历的工人对工人身份确实有更强的认同，但对产业工人的认同只会增强其对工业公民权和城市公民权的诉求，从而与现存的农民工体制发生冲突(Lee, 2007)；(2)心理学的研究显示了留守经历对儿童人格发育的负面影响，可参考：范兴华等，2005；范方、桑标，2005；李晓敏等，2010；(3)确实有研究发现，父母的汇款有助于提高孩子的教育投入(胡枫、李善同，2005)，但是，包括这篇文章在内的绝大多数文献都认为，父母在外打工本身带来孩童学习成绩的下降，外出汇款本身能否扭转这种趋势尚未可知。本文的数据对比表明，不管有无留守经历，新工人在受教育程度上差别并不大。父母汇款真正能有多少用在改善教育上非常值得怀疑。一些乡村小学教师告诉笔者，祖父母只知道管小孩吃饱吃好，并不关心他们的学习成绩和教育投入。同时，笔者也观察到，留守儿童有较多余钱支配但又缺乏成人管束，很容易借消费而进入到乡镇中心复杂的社会结构中。随父母汇款而来的消费很可能是留守儿童认识乡村小混混甚至产生越轨行为的重要中介。当然，这些观点只是基于笔者的田野调查，尚有待大样本实证数据的证实。

9. 本次调查采用GHQ-12(一般健康问卷)对外来工的精神健康状况进行测量。GHQ-12为总加量表，问卷通过12条陈述询问最近两周精神状态与平时的差异，分“完全没有”、“与平时一样”、“比平时多一些”、“比平时多很多”四个选项，选择前两项均得0分，后两项得1分，被访者总得分因此在0至12分之间。4分以上为高危人群，2至3分为中危人群，0至1分为低危人群。有关该量表的详细介绍，可参见刘林平等，2011。

10. 虽然无法确定新生代工人在初中及以前未与父母生活在一起，是因为父母外出打工还是其他原因如双亲均已去世造成的，但是考虑到夫妻双方在青壮年时期均已去世的概率较小，因此，本文将初中及以前任一阶段未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工人均视为有留守经历者。

11. 1980年后出生、老家在农村且有流动经历的样本数仅有42人。

12. 父母外出打工的选择可能本身就与家庭经济状况、农村地理环境有关，因此，考察留守经历对工人工作流动的影响效应可能存在选择性偏误，但由于二手数据的限制，本文尚难解决这一问题。

13. 问卷只对被访者第一份工作和目前工作的详细情况进行了询问。

14. “非熟练工种”包括流水线生产工、其他生产工、工厂后勤服务人员、质检员、服务员、保安、清洁工，其余为“熟练工种”。“体力工种”相比“非熟练工种”增加技工、司机、销售业务员、建筑工人四类，班组长、文员、领班、中低层管理人员为“非体力工种”。详细的工种分类参见中山大学2010年“外来务工人员调查问卷”中问题B 3.8。

15. 本次调查主要针对有正式工作的工人，是否由于相当一部分有留守经历的男性流动人口处在劳动力市场之外或者本身就是城市的边缘群体而导致其难以进入调查样本，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16. 2010年的家庭耕地面积和2009年的家庭经济情况，可能会与新工人留守时期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本文只是权宜性地使用这些数据对前人的研究结论和本文的机制推断进行佐证。

17. 上述发现与以往研究结论比较一致，可参考：张春泥，2011；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3。此外，性别和初职前婚姻状况对工作流动的影响效应值得注意：新生代工人群体中，男性的工作流动性更高；初职前已婚者，第一份工作离职几率相比未婚者要低，但总体上流动性更高。模型表现出来的矛盾结果值得挖掘，可能的解释是：未婚者初职会因婚姻事件而中断，但先工作后成家或许会使他们更成熟。

18. 为节省篇幅，表 5的模型省略了控制变量、常数项的非标准回归系数和标准误。另外，模型引入了年龄变量，并舍弃了老一代工人的样本。如需详细模型数据，请联系作者。

19. 本文强调留守问题的产生在于拆分型的农民工生产体制本身，而且在有留守经历的儿童或工人内部也存在各种可能性，我们并不能将这一群体等同于问题儿童或问题少年。对于将留守儿童“问题化”的批评，可参见谭深，2011。

20. 卡兹尼尔森、具海根、塞德曼等人的著作反映了欧美国家和巴西、南非、韩国等国家工业化历程中的家庭迁移模式。可参见: Katznelson and Zolberg, 1986；Seidman, 1994; Koo, 2001。

21. 一方面是新生代工人父辈的逐渐老去和经济支持能力的减小，另一方面是逐渐增加的生计压力，尤其是在新生代工人及其子女选择在城市生活的情况下。考虑到部分新生代工人在年轻时对父辈的过度依赖，这类问题可能会更加严峻。

22. 相关政策思路的形成，得益于与张翼、王春光教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