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只是托克维尔关于革命与帝国的宏大研究的一部分。1856年该书出版后，他继续进行关于革命与帝国的研究。遗憾的是，未及完成这一研究他就去世了，留下来的一些提纲、少数初步成型的章节和大量的笔记(Tocqueville, 2004c)，主要讨论了1787-1789年以及督政府到拿破仑政变掌权这两个时期，少量涉及恐怖和拿破仑帝国。这些散乱的手稿显然无法让我们重构托克维尔关于革命与帝国的完整思考，但是其中不乏深入的剖析。它们表明，托克维尔对大革命本身及拿破仑的论述与着重剖析革命起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表达了同样的关切：为何从反抗君主专制、追求自由和平等开始的大革命却以法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大专制而告终？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对1789年的自由精神大加赞赏的同时指出，法国人对平等的热爱最终压倒了自由精神。在这些手稿中，托克维尔更为详细地讨论了大革命中自由与平等的辩证法。在被他视为大革命第一个阶段的1787-1789年，自由精神所激发的宪政斗争逐渐向民主激情所支配的阶级斗争转化。虽然他还没有能够对1789年之后到1794年的革命进程(特别是恐怖)展开深入研究，但是可以看出，他一直在民主激情和阶级斗争中探究革命的激进化和恐怖的起源。通过对督政府时期的混乱和拿破仑轻易掌权的分析，托克维尔指出，革命的暴力与恐怖使法国人对自由感到恐惧和厌倦，而大革命带来的平等和利益则使他们始终热爱革命，因此继承了革命平等而取缔了自由的拿破仑得到了法国人的拥戴。托克维尔的革命论述更直接地呈现了《旧制度与大革命》所揭示的旧制度、革命和帝国在集权与平等进程上的延续性，同时也初步对革命的历史断裂，特别是革命进程的政治动力提出了富于洞察的阐释。

可能因为托克维尔留下的手稿较为杂乱，他对大革命本身的未完成著述一直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充分重视。著名学者孚雷(Furet, 1978：207-211)在《思考法国大革命》以及《托克维尔文集》第三卷的导言中(Furet and Mélonio, 2004：lxviii-lxxvii)讨论了这一部分内容，但他过于强调托克维尔对革命与旧制度的连续性的关注，没有恰切对待托克维尔对革命动力的分析。帕尔默(Palmer, 1987)翻译了托克维尔的革命论述，在其英译本导言中指出它揭示了托克维尔的贵族视野，但没有论及托克维尔对革命的激进化分析。埃尔斯特(Elster, 2006)简要讨论了托克维尔对导致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的分析。卡汉(Kahan, 1985)的论述相比而言更为全面，把握了托克维尔对自由革命和平等革命的区分，但没有注意到托克维尔对自由革命内部张力的剖析，也未能讨论托克维尔对督政府以及拿破仑的分析。总之，以上研究均未能深入把握托克维尔的革命论述的理论意义。

本文认为，如果参照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¹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呈现的政治和社会理论，并且结合当代的大革命研究成果对其革命论述进行全面分析，我们会发现, 托克维尔在自由与平等的张力及其暴力转化中把握了作为民主革命的法国大革命的本质特征。在分析大革命时，托克维尔继续采用了其政治和社会理论的主要方法，从社会状态与政治组织和行动的互动来理解大革命这一宏大事件相对于旧制度历史的延续和断裂，同时在行动者的观念意图与历史进程的距离之间, 揭示了革命的巨大政治动力的某种自主性。透过这一距离，我们可以看到，深入民情的旧制度政治文化中的国家主义制约了革命乃至革命后的法国政治进程。

一、自由革命的脆弱

从托克维尔的革命论述来看，构成法国大革命第一阶段的1787-1789年的自由革命呈现出三个层次，分别围绕贵族自由、精英自由和民主自由展开。然而追求这三种自由的法国人均缺乏成熟的政治能力通过博弈、商议和妥协来结束革命，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结果革命不断走向激进。

在托克维尔看来，大革命的起点并非如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事件，而是1787年的贵族革命。²大革命开始于旧制度法国并不鲜见的一场上层宪政斗争：1787年和1788年贵族利用财政危机为他们带来的政治机会，通过显贵会议和高等法院试图抑制王权的专制，进而争取以贵族政治权力为主导的民族自由。自由而非平等是此次贵族革命的主要特征(Tocqueville, 2004c：467)。1788年9月, 王权在贵族革命中宣告失败之后，第三等级力量不断上升，平等激情和阶级仇恨持续发酵，并最终在1789年5月三级会议召开后酿成反贵族和特权并摧毁旧制度的平等革命。这里产生了两个对于理解大革命至关重要并且彼此相关的问题：君主制内部屡屡发生的宪政斗争何以演化为摧毁君主制的政治革命？贵族领导的自由革命何以迅速转化为反贵族的平等革命？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从托克维尔的论述来看，首先是因为这一宪政斗争严重削弱了王权，造成的政治僵局导致了传统宪制的破产。其次，民族和民主话语的兴起导致创立新的宪制秩序成为克服危机的唯一出路, 这造成了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全面重组，释放了旧制度当中积累的阶级对立。这里，我们看到《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主题的延续：行政集权不断发展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是大革命的起源。第二个问题事实上是第一个问题的具体化，因为贵族的政治失败是旧制度崩溃的主要体现。在托克维尔看来，贵族在成功打败王权后成为自己发动的革命的牺牲品，那是因为他们要求的贵族自由固然在王权衰弱时成为对抗王权的有效武器，但它严重背离时代潮流，结果被民主自由压倒。早在1836年，还在撰写《民主在美国》第二卷的时候，托克维尔就在《1789年前后法国的社会和政治状况》一文中区分了自由的贵族制概念和民主制概念。我们可以将两者简称为贵族自由和民主自由，前者事实上就是贵族的特权和独立。提倡该自由的贵族自由主义是18世纪法国的重要政治思潮，其代表人物是布兰维利耶(Boulainvilliers)和孟德斯鸠，主旨是重建贵族的政治权力，借助三级会议、分权和中间性团体遏制王权、领导民众，维持权力均衡。³贵族自由主义在维持等级和团体之间的区分时注重等级的分工与联合，但强调贵族的政治领导地位。民主自由则体现为平等的个体自主权利，因为每个人都被认为从自然那里获得了必要的能力来处理自己的事务，而集体事务的治理则需要所有人的意志的联合(Tocqueville, 2004a：35)。在《民主在美国》中，托克维尔(Tocqueville, 1990：T.1，303)指出从民主自由中引申出来的政治原则是人民主权。在比较贵族自由和民主自由时，他认为，前者因其狭隘是不正确和不公正的，而后者则因其普遍和平等而是公正的。1787-1789年的政治发展呈现了民主自由取代贵族自由的过程。

在1787-1788年，很多贵族仍然维护各种立足于地方、阶级和团体的传统特权，以此来彰显独立、约束王权并维持对第三等级的支配。同时，他们诉诸民族权利来反对国王的绝对权力(Tocqueville, 2004c：479-480、482)，要求召开三级会议对王权进行民族监督，征税须得到民族的批准。贵族的民族姿态和反专制使他们获得了民心。结果，虽然国王在1787年和1788年推行某些削弱特权、强化平等，有利于民众利益的改革(Tocqueville, 2004c：467-470, 477)，但因特权阶层反对而流产，然而民众在贵族革命中依然支持贵族。这里托克维尔回到了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表达的核心问题：国家主义的自我摧毁。绝对主义君主制对社会的长期干涉和压迫造成了社会对国家的普遍不满：“很长时间以来，政府患上了一种疾病，就是那种试图掌控一切、预料一切、操纵一切的权力的常见却无法治愈的疾病。政府对一切都承担责任。无论人们因为抱怨的对象不同而产生多大的分歧，大家都很愿意聚在一起指责政府；在此之前，那还只是一种人心的普通倾向，这时却突然变成一种普遍的、澎湃的激情……一时间，对专断的仇恨变成法国人唯一的激情，政府成为共同的敌人”(Tocqueville, 2004c：470)。由于旧制度政府试图主导和控制社会，结果民众认为它应该对他们遇到的困难和不幸负责；⁴在遭遇危机时政府尤其会受到社会的普遍批评，并且社会反过来试图控制政府。1787年危机中法国社会在税收问题上对王权的抵抗反映了这一点。某些贵族以及高等法院法官出于自己的特权考虑而反对有利于国家和民众利益的土地税和印花税改革，但他们在税收问题上对王权的批评迎合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结果社会要求建立代议制机构来掌握税收、抑制王权(Tocqueville, 2004c：474)。⁵

所以，对王权的普遍不满和反抗塑造了社会各阶层的政治联盟，暂时遮盖了它们之间的矛盾。在贵族革命中，公共舆论并非没有注意到显贵和高等法院对贵族利益和特权的捍卫，但他们认为王权的专制是最大的敌人，因此试图借助显贵和高等法院打倒专制、重获自由(Hardman, 2010：286; Egret, 1962：277-278)。一旦王权被打败，阶级矛盾就暴露出来。贵族声称自己是国王和平民之间的中间制衡力量，是民族的中坚和领袖，因此希望借助三级会议恢复其政治特权，而作为交换, 他们可以放弃他们认识到已经不合时宜的免税特权。⁶1788年，贵族坚持在三级会议中各等级单独议事并按等级而非按人头投票，希望以此获得对第三等级的政治优势。这导致特权阶层失去民心，丧失了贵族革命中的领导权。托克维尔(Tocqueville, 2004c：468)指出，在行政集权不断扩张的过程中，贵族保留了特权而失去了领导民众的政治权力，沦落为封闭狭隘的某种种姓制度。⁷然而贵族没有认识到贵族自由已经完全失去了根基。在《民主在美国》中，托克维尔(Tocqueville, 1990：T.Ⅱ、271)明确指出，在正在来临的民主社会中，“所有试图把自由建立于特权和贵族制之上的人都将失败。所有那些试图在一个阶级内部吸引和保留权威的人也将失败”。1789年贵族的失败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在托克维尔(Tocqueville, 2004c：475、1138)看来，王权与贵族以及高等法院在1787年和1788年的尖锐斗争和相互攻击事实上宣告了旧制度政治体制的破产。绝对主义君主制的国家主义和贵族自由主义的困境为一种精英自由主义⁸和激进的民主自由主义提供了机会。然而，这两种自由主义也遭遇了失败。

事实上，旧制度后期，国王和某些大臣已经认识到中央行政过度集权的弊病。1787年建立省议会的地方行政改革试图给予有产者、特别是土地所有者有限的政治权利，以某种代议制来巩固君主制。最初推行改革的卡罗纳所构想的省议会将无视等级区分，由有产者代表组成。在托克维尔(Tocqueville, 2004c：475)看来，这意味着以民主取代贵族制。托克维尔显然认识到，这种有产者的自由一旦得到承认，它不可能像卡罗纳希望的那样只被局限于地方议会而不扩展到整个社会(Hardman, 2010：297)⁹并转化为更为广泛的社会平等和政治参与的诉求。接替卡罗纳的布里耶纳(Birenne)推行的改革在保守贵族的反对下，在省议会中维持等级的区分，但仍然承认有产者平民的重要性，给予第三等级双倍代表人数并按人头投票(Egret, 1962：22-23、109-110;Gruder, 2007：66)。在托克维尔看来，这已经是一项重大变革：正是政府自己为第三等级准备了革命武器，后者日后要求以同样的方式召开全国三级会议(Tocqueville, 2004c：495、507; Tackett, 1996：81)。这一改革在地方特别是在农村造成了秩序的混乱和阶级的冲突。在地方政治生活被长期剥夺以及在农村中存在着严重的纳税不平等的情况下，这一有限的改革在提升了第三等级中的有产者的地位后，必然造成它与特权等级的冲突(Tocqueville, 2004c：509; Tocqueville, 2004b：222)。¹⁰它暴露了“各阶层的法国人在领导大小事务中极端缺乏经验，以及他们反感被他们的邻居而非共同的主人来治理”(Tocqueville, 2004c：525)。在托克维尔看来，这是因为长期中央集权导致法国人无法通过共同的政治生活形成彼此合作、妥协的政治文化。

地方行政改革的失败让法国人对政府感到失望，第三等级提出了自己的自由主义方案。它的核心政治理念是通过有产者的代议制约束王权并治理国家。它并不谋求完全废除等级制和全部特权，主张保留贵族的社会身份和荣誉，但要求特权者放弃纳税特权并接受纳税平等，同时破除对职业和官职的等级限制。在政治方面，它主张在各级议会特别是全国三级会议中，给予第三等级双倍的代表数目，从而与特权等级代表总人数相同，并且按人头投票，以此加强第三等级有产者的政治权力。这一以有产者精英为基础的自由主义表现出一种调和贵族自由和正在上升的民主力量的尝试。一定程度上，它在多菲内省于1788年7月21日自发召开的省三级会议得以实践(Egret, 1962：303-305)。穆尼埃草拟的1788年9月多菲内三级会议给国王的信表明，这一自由主义的特征是在调和贵族自由和现代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新宪制，其特点是英国式的国王与议会的权力制衡(Tocqueville, 2004c：515)。托克维尔对多菲内三级会议予以了高度评价，他指出阶级联合所体现出来的自由力量导致了绝对权力的无力(Tocqueville, 2004c：484)。¹¹

托克维尔欣赏第三等级精英自由主义没有完全否定历史和挑动阶级斗争，而是试图通过阶级合作来推动政治和社会变革。但是正如他对地方行政改革的分析表明的那样，国家主义所造成的社会断裂使得这一合作困难重重。多菲内的成功只是某种特例。¹²这一精英自由主义与地方行政改革面临同样的困难，即以财产为基础的精英平等原则与旧制度的等级不平等必然产生冲突。在托克维尔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很多自由主义者如同样在多菲内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巴纳夫，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自由主义中的民主张力。巴纳夫于1788年发表的著名的小册子中表现了对专制的仇恨、对传统和等级制的尊重和民主激情(Tocqueville, 2004c：511-12)。¹³巴纳夫似乎并未感受到其思想中的传统与现代因素之间的紧张。然而，一旦第三等级与特权等级无法达成妥协，当平等诉求对旧制度和传统发起冲击时，某些幻想在维持传统等级的框架下构建自由宪制的自由主义者很快也走向激进，巴纳夫就经历了这样的转变。1789年7月，巴纳夫为民众暴力的著名辩护表现出对特权阶层的敌视：“那血就那么纯洁吗？” (Tocqueville, 2004c：576)在其后的宪法辩论中，他坚决反对建立两院制议会，目的在于彻底摧毁贵族制。1791年春天，他也要求对流亡者予以严厉惩罚。¹⁴

自由主义的民主化和激进化是1788年下半年和1789年一个很普遍的现象。¹⁵法国的公共舆论在1788年9月前后发生了非常重要的转变(Tocqueville, 2004c：533-534、1157)。前文提及，1788年下半年，高等法院与显贵会议在三级会议问题上做出了维护贵族特权的决定¹⁶之后，一种反贵族、反特权的平等主义话语兴起。在托克维尔(Tocqueville, 2004c：518)看来，这时民主自由的概念逐渐取代贵族自由的概念，“民主和革命逐渐取代对自由的激情”。¹⁷托克维尔(Tocqueville, 2004c：535)在1788年12月出版的小册子《给法国人民的报告》看到了该变化的明确表达。小册子指出贵族理解的自由是相对于君主获得独立并统治第三等级，而真正的自由是所有人的平等为基础的自由。¹⁸托克维尔因此指出民主对自由的真实情感就是对平等的热爱。这一变化不仅仅是思想上的，而且体现为阶级斗争的民主革命将替代以阶级合作来推行改革的自由主义运动，即“真正的革命精神”(Tocqueville, 2004c：490)。¹⁹换言之，从1788年下半年，人们已经看到了大革命的趋势：人民民主压倒自由主义。

16.参见1788年12月体现第二次显贵会议在召开三级会议问题上的保守立场的《多位亲王致国王的报告》，托克维尔(Tocqueville, 2004c：533)指出：“这本报告是一个重大事件，它发出阶级间战争的信号，并使斗争随即变得更加激烈。”帕尔默(Palmer, 1987：22)误以为托克维尔没有提到这份文件。

托克维尔(Tocqueville, 2004c：529)并不否定这一时期的民主自由的追求者都热爱自由、反对专制，但是他指出，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思想中的某些因素使得专制成为可能：“所有奴役的种子埋在头脑里，对自由的热爱怀在心里”。托克维尔致力于诊断的正是这脑与心的分裂和“奴役的种子”，这个“种子”在于民主自由在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是否定性的。它首先体现为对特权阶层特别是贵族的仇恨，因而必然导致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反过来又会强化这一仇恨。所以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自由概念蕴含了阶级斗争的激情和革命精神。

西哀耶斯、佩蒂翁甚至温和派拉博·圣艾蒂安在他们的小册子中清晰地表达了这一革命精神。托克维尔(Tocqueville, 2004c：526)认为，佩蒂翁的《关于祖国的拯救致法国人书》在1788年就已经给大革命定了调，并且预示了1792年“通过取得平等而获得自由，但是宁可一百次失去自由也不要继续处在不平等当中或者变得不平等！”民主自由的内涵首先意味着扫除特权和贵族制度来获得平等，为此，第三等级甚至可以与国王联合。拉博·圣艾蒂安和西哀耶斯认为贵族和教士对于民族而言可有可无，而没有第三等级民族则不复存在，他们提醒第三等级“你们就是民族”(Tocqueville, 2004c：528; Rabaut Saint-Etienne, 1788：30)。推动拉博的“最大激情是对贵族的仇恨，而非对自由的热爱” (Tocqueville, 2004c：529)。²⁰这一仇恨将导致王权的强化，譬如佩蒂翁就宣告：“受一个君主统治终究要比受一百个贵族统治好”。托克维尔指出，拉博认为特权比王权更令人害怕，并试图让国王认识到摧毁团体将有助于强化中央权力(Tocqueville, 2004c：526; Rabaut Saint-Etienne, 1788：39-40)。虽然他们是为了实现民族的统一和普遍利益而反等级制并且接受与王权的联合，但在曾经深入思考过平等社会的专制可能的托克维尔眼里，这暴露了平等对自由的威胁和平等与专制的关联，并且他以此来解释法国大革命的激进趋向和专制结局。

在讨论被他称为在1789年最充分地体现了大革命精神的西哀耶斯所著的《第三等级是什么》时，托克维尔(Tocqueville, 2004c：537)承认，西哀耶斯认为贵族阶层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正当性的看法。不过，他不能同意后者以激进的方式迅速摧毁贵族等级的想法，在他看来，这背离了政治审慎。由于贵族制植根于古老的历史和传统，蕴含了很多值得尊敬的价值，因此，突然将其连根拔起必然会对社会和政治秩序造成巨大破坏，所以应该逐渐将其拆毁。声称一个等级可以构成一个民族，这意味着要把这个等级之外的人从民族中排除出去，而这当然意味着内战或革命，引发社会和政治秩序的颠覆。在托克维尔看来，西哀耶斯和佩蒂翁没有看到的是：反贵族的平等激情将导致阶级斗争和革命高于宪法和宪法维护的权利，结果使自由成为民主激情的牺牲品。在阶级斗争带来革命状态中，所谓民主自由很有可能演化为牺牲自由的民主。

托克维尔指出，他们尤其没有认识到他们的某些政治观点与反贵族激情的结合将把革命送上他们自己也没有预料和无法控制的激进道路。人民主权学说是民主自由追求者的基本政治理论。西哀耶斯认为，体现人民主权的就是多数通过议会形成的意志，它可以改变宪法。佩蒂翁强调人民拥有无限主权，可以改变权力和政府形式。1788年11月出版的沃尔内(Volney)的小册子《论三级会议具有合法性所必需的条件》要求通过普选建立单一议会，废除对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这个议会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人民高于议会，人民不应该被议会限制，甚至可以废除议会(Tocqueville, 2004c：520、527、541)。从上述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大革命中的民众起义，如1792年8月10日推翻国王的起义、1793年5月31日到6月2日清洗国民公会的起义和1793年9月巴黎民众对国民公会的冲击都是这一人民主权理论的体现。

在强调人民意志至高无上的同时，民主自由的追求者均表现出一种理性主义。他们要求根据自然法和社会契约来行动，轻视传统和历史。出于对统一性和单一性的热爱，佩蒂翁希望把法国划分为若干大小等同的省份，而革命者普遍要求建立一院制的议会，废除中间团体。这样必然导致行政集权，而革命者大多都倾向于分权：“他们被自己的思想和体系的基础拖向行政集权。但是这是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出于意愿，他们比今天的任何人都更倾向地方分权”(Tocqueville, 2004c：524)。

提倡民主自由的革命者像1788年的巴纳夫那样没有认识到他们思想中的内在紧张，他们的行动也往往因此背离他们自己的意图。他们没有考虑到他们的理性主义将强化他们所批判的行政集权；他们希望通过民主的方式实现自由，却没有认识以阶级斗争实现民主的方式对自由构成了威胁。革命的民主性质和理性主义导致革命的发展跃出了革命者的期望。因此，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它具有某种不为人的意志所控制的巨大力量，反革命思想家迈斯特对此有深刻的洞察：“丝毫不是人领导革命，而是革命利用人”(Maistre, 1989：98)。

托克维尔对1787-1789年自由革命的三个面向的分析仍然延续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主题和关切。在该书中，托克维尔(Tocqueville, 2004b：143-154、169-178、216-224)指出，贵族自由和旧制度的其他残余的自由形式一样是“混乱的、病态的”，足以促成专制的颠覆，却不利于法治的建立；1787年的地方行政改革在他看来几乎是行政革命，充分彰显了法国人政治能力的欠缺，并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对启蒙的抽象理性主义和文学政治精神的剖析帮助我们理解了民主自由的革命性。可以说，这三种自由在大革命中的失败验证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主题：旧制度长期的国家主义行政集权造成的社会断裂和社会矛盾消解了法国人进行政治合作的精神和能力。

二、暴力革命的展开

尽管政治能力的缺失使激进革命成为可能，但托克维尔并不认为革命的激进化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虽然1787年和1788年的政治危机和王权的削弱使得阶级冲突难以避免，但是“没有什么比当时采取的措施更能使冲突变得迅疾而致命” (Tocqueville, 2004c：498)。²¹正是国王和政府的政治错误导致了社会的迅速政治化，也就是说，在旧制度下没有政治权利的精英和通常不过问政治的民众被迅速动员到政治当中，而前者为争夺政治权力展开激烈斗争，后者的行动则转化为暴力革命。1789年，政治化的首要后果是主权从国王向民族转移，而国王与国民代议机构、后者与民众为了掌握主权发生了斗争，暴力革命由此展开。

托克维尔指出，国王的第一个严重错误是要求法国人就三级会议的形式展开讨论，也就意味着把宪政和政治问题交给公共舆论进行审查。本来，只有作为主权者的国王可以决定三级会议的组成和运行方式，但国王却首先要求民族来发表意见。这已经隐约意味着国王向民族转让了主权(Furet and Halévi, 1996：69)。公共舆论的特点是随意性和情绪性，难以掌控，在政治危机时刻尤其容易被各种激情支配而走向激进。很快，舆论从对三级会议的讨论发展到对宪制和社会制度的讨论，就权力、法律、社会的基础和构成这些抽象的政治哲学问题展开辩论，进而要求制定新宪法、消除政府的专断、取消特权乃至废除等级制度。旧制度和国王权威的正当性在这场讨论中被侵蚀。结果“政府主动要求人们进行讨论，到此时却无力控制论题了”。托克维尔(Tocqueville, 2004c：490-492、1145)指出，把宪政和政治问题诉诸公共舆论的后果是使得本来可以限制在三级会议内部的阶级斗争在全国范围内以一种公开和暴烈的方式展开。公共舆论把长期遭到政府和教会压抑的启蒙政治理念转化为明确的政治话语，为阶级斗争提供了思想燃料，使之“找到了一个无限的领域，可以从普遍的思想中吸收营养，于是在短时间内就变得特别大胆，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暴力”，从批判贵族走向对贵族的否定，而第三等级从要求一个位置发展到寻求领导地位。

然而，这场讨论并未就三级会议问题给国王提供什么明确的结论，他自己仍然要做出最后的决定。最后他给予第三等级双倍的代表数目，从而使其代表总数与两个特权等级总数相当，这一点显然有利于第三等级，但是却不对会议的表决方式这一核心问题给出明确规定，而这是一个危险的决定：“他(国王)犯的最大错误是，将按人头投票的问题作为最大问题恰当地提出来，并顺着有利于第三等级的方向讨论，并最终激起第三等级的希望和热情，然而他并没有对问题予以解决，这就是说，他采取了所有能想象到的方式中最坏的一种。假如国王一开始就坚决拒绝按人头投票，平民就很难再提出要求。假如国王一开始就下令采用按人头投票，享有特权者就很难对抗潮流。革命仍旧会发生，但是有可能更加温和、在更平和的精神状态中进行。然而，给人希望按人头投票却并没有授权那么做，这是在激起第三等级奋起进攻，也给特权等级进行抗击的余地。换句话说，这让改革突然转化为激烈的革命。” (Tocqueville, 2004c：497、546)国王的错误不仅仅在舆论中激起了阶级斗争的激情，而且又让这一激情在全国性的议会中释放出来，使得全民族的代议制机构首先成为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场所：“在燃起仇恨的激情后，又提前准备好了战场，而这是一个最危险的战场，因为那关系的不是一次具体的胜利，而是在所有问题上的最高权力” (Tocqueville, 2004c：1145)。

在托克维尔看来，在一院制的代议制机构里议事必然导致第三等级和特权等级展开直接、面对面的交锋，因为没有什么中间力量可以协调，而且由于王权软弱无能，事实上放弃了主权，因此也不存在什么更高的力量来对双方加以约束。结果，“这不是逐渐改变权力的天平，而是将它一下子推翻。这不是(让第三等级)分享贵族等级的过分的权力，而是一下子让强权易手。这是把事务的领导权转交给唯一的激情、唯一的利益、唯一的思想。这不是在进行一项改革，而是一次革命” (Tocqueville, 2004c：496)。三级会议就表决方式问题产生的冲突最后导致第三等级单方面于1789年6月17日成立国民议会(7月9日改名为国民制宪议会)，事实上完成了一场主权革命，而国王和特权等级被迫屈服。

通过阶级斗争所建立的国民议会非常脆弱，这首先是因为缺乏坚固的共识，其次是由于第三等级是在民众的暴力支持下才在这一斗争中取得真正的胜利。1789年的民众暴力对于大革命而言是决定性的，不仅仅是因为它在1789年保障了革命的胜利，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决定了大革命的暴力走向。托克维尔很重视攻占巴士底狱事件，这并非因为它通常被视为革命的开始和象征，而是“从这一刻起，不仅大革命业已形成，它已经具有那些重要的特点：人民的介入，人民的暴力，巴黎掌握一切，残酷性，大革命不仅是民主性，而且是煽动性的。……(革命)不仅符合人民的利益，而且要通过人民来进行” (Tocqueville, 2004c：456、1131)。它和随后的“十月事件”一样在1789年就预示着革命将由民众暴力主导。

前文指出，托克维尔在1788年的激进革命精神里已经看到了1792年，那么他很可能在1789年已经看到了1793年的恐怖。托克维尔留下了极少的关于恐怖的正面论述。他可能并不像很多历史学者那样认为在1789年和1792-1794年的激进化和恐怖时期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断裂，因为在他看来，1789年已经揭示了暴力对大革命的支配性。²²所以，对托克维尔而言，理解革命的首要问题是：为什么完成革命的不是国民议会这样的主权机制，而是民众暴力？或者说，为什么国民议会不能掌握民众的政治化，控制民众的政治动员和暴力？他认为，这并非因为民众力量过于强大，而主要是由于制宪议会的不成熟；制宪议会没有能够确立稳固的政治自由和强大稳定的政府，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制宪议会再一次揭示了革命的吊诡之处，即革命者的意图和行动之间的差距：“进入制宪议会阶段之后，要表明其整体观点的正确、意图的宏伟、情感的慷慨与高宏、它让人看到的对自由平等的爱好的结合……但是由于它的笨拙和对实践的无知，如此良好的意图和正确的见解却发展成为一个不可能的政府，一个混乱而无能的行政机构，以及一种产生出恐怖的普遍混乱”(Tocqueville, 2004c：457、555)。

制宪议会的政治不成熟首先体现在其立法和辩论的抽象性和理论性。这是大革命哲学性特点的体现(Tocqueville, 2004b:176, 2004c:610-611)。托克维尔(Tocqueville, 2004c：593、597、598)更关注的是国民议会对抽象讨论的热情、在理论上的大胆与其在现实政治中的无能软弱所形成的鲜明反差。议会未能及时也缺乏能力应对更为急迫的政治挑战：确立权威和秩序。1787年贵族革命以来王权和政府的权威被严重削弱。1789年，因为饥荒和社会失序在各地爆发了很多骚乱，这导致民众自发联合，“在正常的政府周围就形成大量的不正规小政府”。同时，国民议会的成立、巴黎的革命加速了对民众的政治动员, 推动了动乱的扩展。1789年7月，网球场宣誓的消息传到里昂后也引起了骚乱，攻占巴士底狱事件进一步激发了外省的暴力(Tocqueville, 2004c：587、589-590)。然而，国民议会并未能为法国民众提供生计和秩序的保障。从市长巴伊的通信中，托克维尔看到1789-1791年巴黎和周边始终处于某种混乱之中。政治职责的缺失和盛大的政治仪式、混乱的无秩序状态和虚幻的团结和联合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Tocqueville, 2004c：584-585)。

国民议会无法确立权威并恢复秩序，这并非因为贵族的反抗，²³根本上是因为它不知道如何应对民众暴力。虽然国民议会需要民众的支持包括暴力支持(如攻占巴士底狱)在与国王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采取更坚定的措施来控制民众暴力。1789年7月22日，财政总监富隆及其女婿索维尼被暴民私刑处死，国民议会未能采取任何措施惩罚凶手和节制民众暴力，甚至给民众写的一封胆怯的公开信提议也没有被通过。托克维尔认为，这件事表明“巴黎人民正在变成主权者”。然而议会本来可以牢牢把握主权：“当时议会具有巨大的道德权威，它看起来也团结一致，它在各方面都得到民族的支持；假如它认识到自身的力量和分量，它本来完全可以同时面对王权和民众，并牢牢把握大革命的领导权” (Tocqueville, 2004c：576)。被托克维尔视为大革命中最致命的事件的十月事件则宣告民众成为主权者，在托克维尔的手稿和笔记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国民议会遭到的奴役、国民议会以及巴黎市政府对民众的屈服：“那一事件将最终摧毁王权，将国民议会置于巴黎民众的掌控之中，后者已成为巨大的政治动力；尽管违背国民议会多数派的愿望及整个国家的愿望，它还是发生了；那可能是不久后经常发生的类似事件中的首例” (Tocqueville, 2004c：603)。²⁴这一事件是对国王和国民议会同时进行的双重打击，也就是说，它是以人民名义自居的巴黎民众对民族的合法政治权威的打击乃至颠覆。十月事件宣告革命的政治动力的是民众以及能够掌握和组织民众的政治力量。所以，在托克维尔(Tocqueville, 2004c：599)看来，“从7月14日开始，尤其在10月6日以后，我们可以说，国民议会不再是自己的主人了，无论在管理国家还是在制定法律方面，它都在巴黎人民的或明显或隐蔽的监控下行事。同时受到巴黎人民的支持和支配，它才能运行。支持和支配，这两个词足以涵盖要勾画的全部画面”。

支持和支配揭示了国民议会在面对巴黎民众时的政治失败。议会需要民众的强力支持迫使摇摆不定的国王接受变革，打击试图维持旧制度的反革命力量，但是议会没有能够把民众的支持转变成接受其领导的服从，反而因为这种支持而不得不接受民众的支配。也就是说，虽然国民议会取代国王成为主权者，获得最高的政治和道德权威，但它未能控制暴力，因此事实上未能掌握主权和国家。国民议会代表缺乏只有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才能获得的经验和坚定，对民众暴力所带来的后果缺乏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国民议会被第三等级控制，暴露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软弱；资产阶级在革命初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不但要对抗上面，还要对付下面”，即不但要对抗国王和保守力量，而且要压制民众暴力，但整体而言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较为软弱，“缺乏有组织、守纪律的力量”(Tocqueville, 2004c：576、579、590)。

从托克维尔的论述来看，大革命的焦点是国民议会与民众就主权问题发生的斗争。孚雷(Furet, 1978：75)指出，1789-1794年，革命斗争并非主要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展开，而是在革命议会和俱乐部以及巴黎各区民众——人民民主的直接表现场所之间展开；这一斗争根本上是围绕人民主权和民主展开的，而不是传统史学理解的那样源于社会利益的冲突。革命的不断激进性和恐怖化很大程度上是民众不断对议会施加压力或者说议会被迫回应民众的压力的结果。

民众压力的另一个重大后果是激化了国民议会的内部张力，为激进派和温和派的分裂以及前者占据优势做了准备。托克维尔引用穆尼埃说明国民议会的大多数成员是温和派，“有意或无意制造混乱的人数不超过八十个”。然而，很多温和派，如前面提到的巴纳夫、拉博·圣艾蒂安等，随着革命的推进变得日趋激进。首先，革命的集体行动会刺激一部分人的欲望与激情，也会迫使某些人扭转和放弃自己的意志来顺从革命潮流：“当人们从单独斗争转入集体行动时，他们如何会激动起来、发生变化、在顷刻间改变自己，他们中的某些人是出于利益、恐惧而有意为之……然而另外许多人则是不情愿的，是受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引人好感的煽动，被突袭、被鼓动、被裹挟进来的” (Tocqueville, 2004c：605)。可见，很大程度上是革命塑造了革命者，而不是相反。其次，更重要的是，民众的介入使得议会中的少数激进派利用民众的支持不断加强其力量和影响，随着革命的推进借助民众暴力迫使议会屈服，清洗温和派，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推动革命的激进化。制宪议会虽然并没有发展到这一步，但这一趋势已经出现，最终在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阶段表现出来。托克维尔认为制宪议会的第三等级代表中有两个派别，一派试图控制和阻止革命，另一派则试图把革命推进到底: “人民的到来完全改变了政治界的整个面貌，不仅使上述两个派别开始出现——即使没有人民它们也会多少表现出来——而且改变了两派之间的关系；人民的到来把一方推到比他们的预想更远的地方，既推动他们又支配他们；同时突然让大革命变成与到目前为止的情形截然不同的东西，从而立刻让另一方不仅感到变得矮小而且有挫败感。”穆尼埃的受挫和离开标志着议会中温和派的第一次失败，他在1789年就已经预见到人民专政的可能(Tocqueville, 2004c：607)。

在托克维尔的论述中，从1787年开始，革命从反王权的宪制斗争转化为反贵族的阶级斗争，进而又形成了国民议会和民众的斗争，并且在革命内部造成了激进派与温和派的斗争。革命释放出一种巨大的斗争态势和动力，最终导致了恐怖。托克维尔引用杜庞的深刻洞见来说明恐怖的机制和动力：“通过恐怖(la terreur)来进行的恐怖统治(la Terreur)。马莱·杜庞非常生动地描述了这一现象。他用几句话恰当地说明了这些人的精神状况。他们的暴行首先是出于对革命的敌人的仇恨、这些敌人的反抗和反革命在他们当中激发的恐惧。之后，当这些敌人被征服之后，他们继续其暴行，出于对革命者自己的恐惧；他们首先因为对敌人的恐惧而变得狂暴，之后因为对他们的朋友的恐惧而变得更加狂暴；害怕自己被恐怖吞噬而加剧恐怖；为了不被杀而杀人；他们为了保住性命被迫成为独裁者，被迫对人类进行永恒的战争，因为如果他们一旦恢复人类的原则他们就要失去性命”(Tocqueville, 2004c：669)。恐怖(la Terreur)是一种通过非正常的暴力恐怖手段来加以维系的统治形式，它是革命斗争的逻辑及其激发的仇恨、恐惧、狂暴等心理氛围的产物，也是将革命斗争常态化的机制。大革命必然产生敌人，而在敌我对立的革命环境中，对阴谋和潜在敌人的恐惧会把并非敌人的人指认为敌人。某些革命者出于其真实的或者是为了推进革命而展现出来的激进立场需要敌人的存在，因此他们会创造敌人甚至把朋友转化为敌人。一旦革命发展到这个阶段，革命者为了避免自己被指控为革命的敌人，也就是说，为了自己的安全而必须竭力掌握甚至垄断权力，因为一旦权力旁落，他们则可能沦落为革命的敌人而遭到清洗。于是恐怖统治导致掌权者不得不出于自保而不断维系甚至扩大恐怖，维持例外和战争状态，也就是杜庞所说的“被迫对人类进行永恒的战争”——包括对内和对外的战争，否则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正当性。

托克维尔强调以后要重读杜庞这些话，显然杜庞所揭示的恐怖统治的逻辑与他在革命政治中看到的动力颇为一致，即大革命通过不断推翻新的敌人来走向激进：国王、贵族、教士、温和革命派，最后是激进派本人依次成为革命的敌人。因此，对于理解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果来说，革命政治本身与大革命的社会起源同样重要：“阶级之间多少都比较狂暴持久的仇恨不仅仅产生于社会状态中多少都很严重的弊病，而且产生于改变了社会状态的斗争”(Tocqueville, 2004c：665)。固然，阶级斗争的发生是因为存在着阶级矛盾，但阶级仇恨往往被革命斗争强化。一旦以斗争特别是暴力斗争的方式来消除阶级矛盾，则会唤醒民众本来可能并不明确的阶级意识和仇恨，而斗争本身造成的痛苦、伤害和死亡则会予以强化。所以，并非社会状态本身就决定了改变社会状态的斗争，这一斗争进行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动者自身的政治行动。换言之，革命的展开并非是对社会状态的机械回应，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由革命者的意志和行动决定。

托克维尔认识到大革命的唯意志主义特征的重要性，指出它将会对现代政治造成巨大冲击。建立了恐怖统治的国民公会以其狂暴、盲目的大胆犯下了大量可怕的罪行的同时，“以其榜样犯下了一个永恒的罪行。国民公会创造了不可能的政治(la politique de l’impossible), 关于疯狂的理论，对盲目大胆的崇拜”。后来人“相信只要像它那样去尝试看上去不可能的事，以一种疯狂的暴力和盲目的大胆去尝试，就能取得成功”(Tocqueville, 2004c：665-666)。换言之，他们相信只要凭借意志的强力诉诸暴力就能颠覆旧秩序、建立新社会，完成在经验和理性看来是不可能的事——这就是所谓“不可能的政治”。发明这一政治的正是大革命创造的新型革命者。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勾勒了他们的肖像：“他们的大胆发展为疯狂，没有什么新事物能让他们意外，没有什么顾虑能让他们放慢脚步，为了实现任何计划而从不犹豫。”托克维尔在论述革命时，在谈及他们的暴力特征的同时剖析了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不仅仅采用暴力、蔑视个体权利、压迫少数，而且他们宣称应该如此——这是一个新现象。他们的教义是不存在个体权利，因此也不存在个体，只存在大众，对于大众来说，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为所欲为”。这种意识形态是革命的民主和哲学特征的体现。革命通过人民进行，因此轻视个体权利，而革命的哲学特征为暴力建立了某种理论。大革命创造的新革命者将在文明世界中始终以同样的激情和面貌出现和行动，进行破坏和建设，成为具有自身“传统和学校”的革命“种群”(Tocqueville, 2004b：185, 2004c：720-721)。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在革命政治的动力和革命意识形态之外，旧制度国家主义的暴力政治文化也是理解革命的暴力化的重要因素。国家主义对法律的漠视和对专断权力及暴力的滥用教导民众蔑视法律并崇尚强权和暴力。在大革命爆发之前，政府已经完成了对人民的革命教育：“政府自己早已努力向人民的头脑中灌输和树立若干后来称为革命的思想，这些思想敌视个人，与个人权利对立，并且爱好暴力”(Tocqueville, 2004b：221)。

三、平等革命的专制结局

新型革命者的恐怖统治不可避免地对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很多人的生命都构成了威胁，它的持续使法国人对革命本身感到恐惧。同时，从革命创造的平等中获得的大量利益又使他们对反革命感到恐惧。法国人渴望的是既结束革命又防止反革命，从而维护了平等的政治秩序。最终，拿破仑满足了他们的渴望，平等革命最终取得了胜利。

1794年夏天，“热月政变”推翻了罗伯斯庇尔，恐怖统治自此逐步被拆毁。然而1795年宪法建立的督政府共和国同时受到激进革命派和反革命的威胁，陷入持续的政治动荡中。1792年建立的共和国似乎只能带来恐怖或者动荡，而共和国被认为是实践民主自由的政体，结果对共和国的厌恶自然意味着对民主自由的排斥。在督政府时期，反革命王党和激进雅各宾派试图利用政治自由通过选举等方式夺取政治权力，法国人因此对政治自由感到恐惧。²⁵托克维尔指出，在漫长革命的末期，只剩下一种强烈的政治激情，那就是恐惧。在恐惧的支配之下，法国人“在十年来他们获取或得到的一切事物中，唯一他们愿意放弃的是自由”。在革命的后期，他们在自由中看到的仅仅是束缚和危险(Tocqueville, 2004c:658、647)。

“在政治上，恐惧是一种以消耗其他激情为代价而增长的激情”(Tocqueville, 2004c:650)。伴随革命和政治去魅的是道德上的混乱和虚无，以及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兴起。“法国大革命同时攻击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希望同时改革个人和国家，试图在所有事情上同时改变古老的风俗、约定俗成的舆论、已经养成的习惯，结果这造成了道德世界的普遍震荡，导致良心在各个方面失足跌倒。” (Tocqueville, 2004c:647)革命造成的混乱和暴力导致人们怀疑、漠视甚至鄙视他们最初为之献身的权利、自由、美德等信念，它们在恐怖的血腥和残酷中显得非常空洞。更致命的是，恐怖恰恰是以德性和自由为名来践踏权利和道德。在革命初期，人们曾以彼此称呼公民而自豪，而现在公民成了一种侮辱的称号²⁶(Tocqueville, 2004c:649)。道德幻灭带来了玩世不恭的厌倦和虚无主义。结果，当严肃的政治视野和道德追求不再能够激发国民的热情，当虚无主义压倒了崇高的信念时，法国人抛弃了他们的公民职责，热衷于退缩到私人空间享受私人生活，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开始横行(Tocqueville, 2004c:648)。²⁷虽然督政府后期巴黎危机重重，但却丝毫没有影响人们享乐的兴致和追逐时髦的热情。结果，虽然法国人对政治丧失了热情，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不关心政治。他们需要一种能够保护他们从革命中获得的既得利益、能够为他们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提供保障的政治：“他们准备放弃这个大革命一直仅仅向他们承诺的自由，目的是最终平静地享受革命让他们充分享受的其他好处” (Tocqueville, 2004c：658)。

这些好处中最重要的就是革命创造的平等。革命颠覆了等级制和不平等，确立了社会平等。农民摆脱了残余的领主特权和封建租税的压迫，并且成为土地所有者；在贵族特权被废除和社会平等建立后，资产者以其财富、技能和知识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姑且不说革命剧变所带来的债务的废除或轻易偿还、投机的收益、廉价地产房产的获得，革命实现的平等已经让大量法国人获得了丰厚的物质和社会利益。²⁸当拿破仑以政变结束革命、维护了平等的同时抛弃了自由时，他立刻得到了大多数法国人的支持。所以追求自由和平等的大革命的最终以平等压倒自由而告终，这既反映了民主时代人们热爱平等甚于自由(Tocqueville, 1990：TII, 93-96)，也揭示了大革命本身强大的平等动力。

拿破仑有意识地把自己塑造为大革命的继承者，宣称雾月十八日是1789年的七月十四日的完成。他让人们相信将由他把恐怖和混乱从革命中彻底清除出去，在秩序中完成革命。在波拿巴和拉法耶特的谈话中，托克维尔(Tocqueville, 2004c：699-700)指出，拿破仑对大革命有“儿子对父亲的情感”。正是由于大革命，他才得以从一个普通的士官成为统帅。事实上，军队的崛起是大革命的另一个后果，并且也体现了大革命特别是大革命创造的民主的特征，由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理解拿破仑与革命民主的密切关联。

托克维尔指出，大革命开始后，法国的军队和民族正好以两个相反的方向运动。起初，民族充满革命激情和献身精神，而军队却纪律松弛、斗志涣散。然而随着革命的推进，民众的革命和政治热情逐渐消退，民情日趋懈怠萎靡，而军队在革命战争的锤炼中节节胜利、斗志昂扬。一方面，民主话语和革命的内在动力把革命政治推向激进、恐怖与混乱；与此同时，废除了贵族制的民主军队则极大地激发了平民士兵的斗志，因为平等使他们能够以战场上的勇敢和机智谋求在军队中的迅速晋升。在《民主在美国》中，托克维尔(Tocqueville, 1990：T.Ⅱ、229-230)指出，漫长的战争能激发民主军队的斗志，因为战争像革命一样打破了日常规则，允许有才能的人迅速升迁，追求迅速成功的民主激情使人们热爱战争。大革命的平等使得在旧制度军队中升迁无望的士兵得以成为将官乃至将军：“事实上，在法国人当中，军队成为唯一一个所有成员都毫无区别地赞成革命并且出于个人利益维护革命的阶级。所有将官的头衔都应当归功于革命，所有士兵都应当感谢革命让他们有可能成为将官。事实上，军队就是站立着、武装了的大革命” (Tocqueville, 2004c：659-660)。

更重要的是，军队热爱平等而漠视自由的大革命。军队对公共自由毫不在意，不理解甚至厌恶复杂缓慢的代议制机制，它只接受简单强大的政府，关心的只是国家的胜利。因此，当斗志昂扬而漠视自由的军人与精神萎靡而恐惧自由的公民相遇时，当拥有共同的目标和激情的军队与在革命中四分五裂的民族相遇时，前者的统治顺理成章(Tocqueville, 2004c：660)。²⁹拿破仑是革命平等创造的卓越将军中最出色的一个，其统治则象征革命平等对自由的彻底胜利。前文指出的大革命的民主自由当中民主压倒自由的潜在可能在拿破仑身上得到了彻底的实现。

所以，就大革命的平等激情而言，拿破仑确实是革命的儿子。拿破仑的统治揭示了民主革命的专制可能，即“个人专制树立在民主基础上；这是一个最完全的结合，而根据时间和人，它可以带来最无限制的专制，这个专制得到了法律和神圣利益——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的表象的最佳支持，然而同时它也是最不负责任的。对于一个起源于民众选举的政府(至少假设如此)，这一点不同寻常，但它却是真的” (Tocqueville, 2004c：702)。这一专制得到了民众的政治认可，被视为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顺应了平等的时代精神。不难理解，“雾月政变”后，法国人表现出广泛而强烈的满意和快乐(Tocqueville, 2004c：651)。

托克维尔(Tocqueville, 2004b：48)指出，民主革命之后的专制有可能成为最强大、最无限制的专制，因为民主革命摧毁了能够对权力构成约束和抵抗的贵族制和一切中间团体，而在缺乏贵族制的社会中建立的专制最难被摆脱。拿破仑事实上完成了旧制度本身开启的革命进程：行政集权和平等化。但旧制度囿于君主制宪制和贵族制的残余而无法完成这一革命。在大革命摧毁了这两者之后，行政集权和平等终于毫无阻碍地携手并行了。如果说，拿破仑是大革命的儿子，那么他其实是旧制度的孙子：“事实上，旧制度已拥有现时代的整套制度，它们丝毫不敌视平等，很容易在新社会中找到位置，然而却为专制提供了特殊方便。人们在所有其他制度的废墟中寻找它们，并且找到了它们。这些制度以前曾造成那些使人们分裂和屈服的习惯、激情和思想；人们将它们复苏，并求助于它们。人们在废墟中抓回集权并将它恢复，在它重新建立的同时，过去限制它的一切障碍已经被摧毁了，因此，从刚刚推翻王国的民族的腹部深处，突然产生出一个比我们任何一个国王曾拥有的权力更为广阔、更为细致、更为绝对的权力”(Tocqueville, 2004b：229-230)。

四、结语

从托克维尔的革命论述可以看到，大革命不仅仅是社会状态从贵族制向民主转化所带来的政治调整，而且展示了革命这一呈现了历史断裂的现代政治形态的特点。³⁰托克维尔非常注重通过行动者、政治话语(意识形态)、阶级斗争、革命心理和权力斗争等角度来阐释革命政治的巨大的内在动力。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托克维尔对这一动力的论述：在中央权威被削弱以及错误的政治决策所造成的革命势态中，包括舆论斗争在内的政治斗争推动了革命意识形态的兴起，更重要的是它引发了激烈的阶级斗争；³¹其后民众的暴力介入在强化阶级斗争的同时也导致了革命内部的分裂，革命内部的斗争演化成为掌握权力和革命的激进态势的恐怖。

不过，我们看到，革命的巨大动力背后笼罩的仍然是旧制度政治文化中行政集权和国家主义的阴影。无论是民主自由的提倡者, 还是诉诸暴力的革命民众都不自觉地企图借助民族或者人民主权控制国家权威，以国家的力量推行平等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变革来完成新法国的建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托克维尔(Tocqueville, 2004b：43)说革命者通过旧制度完成了革命。旧制度国家主义强化的特权和社会断裂解释了革命何以会被强烈的平等激情所支配并演化为阶级斗争。更重要的是，当民众的政治自由激情被唤醒时，在他们试图践行自由时，已经在政治文化中形成了许多背离自由的心态和习惯，尤其是对行政集权和国家的依赖和热爱。而旧制度的行政集权本身就促进了平等的推进，因此，革命者通过更强大的集权来摧毁旧制度妨碍集权的贵族制和特权制残余，或者说，通过废除这些残余来建立更强大的集权，结果产生的是比法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国王拥有的权力都“更为广阔、更为细致、更为绝对”的权力。在托克维尔看来，在1789年后的60年中，法国人建立自由的努力不过是试图把政治自由引入背离政治自由的观念和制度中的尝试，或者说是企图在一个奴役的身体上安放一个自由的头颅：“他们试图把没有边界的行政集权和压倒一切的立法机构混合在一起，也就是结合官僚制的管理和选举产生的政府。整个民族拥有主权者的全部权利，每个公民个体被桎梏在最狭隘的依附当中：一方面要求自由人民的经验和德性，另一方面则要求好仆人的品质”(Tocqueville, 2004b：190、230)。在《民主在美国》中，托克维尔(Tocqueville, 1990：T.Ⅱ、270)指出，这种脑袋是共和制、身体是极端君主制的身首异质的怪物必然崩溃。然而在崩溃之后，民众依然只会求助于国家来寻求自由：正是这一内在的矛盾导致了1789年以后近一个世纪中法国的动荡、革命和专制。托克维尔认为法国人的问题在于，他们虽然不缺乏对自由的趣味，但在行政集权和国家主义的长期驯化下失去了自由的能力甚至是意愿。要说服长期习惯于被统治的人来掌管自己的事务是艰难的事业，而统治者从来不会主动地教导臣民如何自己成为主人：“分权像自由一样是人民的领袖承诺但永远不会给予的东西。为了获得并维护分权，诸民族只能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而如果他们对此没有兴趣，那就不可救药了” (Tocqueville, 1990：T.Ⅰ、72-74)。一个民族要想获得自由，只能依赖自己的努力。然而一个习惯于行政集权的民族却很难愿意和有能力进行这样的努力。托克维尔的未完成革命著述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一样，所揭示的正是一个集权传统深厚的民族在面临现代民主的挑战时所遭遇的困境。

注释：

1.根据法文，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的较为准确的译法是“论民主在美国”而非通用的中译“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写作该书的主要目的是论述民主在美国的运作和影响，而非介绍美国的民主社会和制度，他曾一度考虑取名“论民主在美国的支配”(De l’empire 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Tocqueville, 1990:T 1, 2)。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该书名译为《民主在美国》。

2.有学者认为托克维尔是最早指出由贵族开始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Palmer, 1987：31), 勒费夫尔(2010:3-23)的经典作品《法国大革命的降临》把1787年的贵族革命视为大革命的起始阶段, 孚雷(Furet, 1978：66)也认为可以把1787年作为大革命的发端。

3.孟德斯鸠的思想较为复杂，可以对其进行现代自由主义的阐释，这里涉及的是18、19世纪比较流行的贵族自由主义的解读。关于18世纪的贵族自由主义，可参见Dijn, 2008：11-39。

4.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Tocqueville, 2004b：112)已经指出了这一问题，即便是自然原因造成的灾害，民众也认为应当由政府负责。

5.旧制度末期，围绕税收的个人和社会财产性质的辩论促进了民主和代议制理论的兴起(Bossenga：1987)。

6.关于贵族的政治观念和诉求，参见Gruder, 2007：67-73、82。

7.高等法院的发展尤其体现了贵族种姓化和寡头化的过程(Tocqueville, 2004c：488-489)。

8.孚雷、帕尔默和卡汉等均没有注意到托克维尔对这一精英自由主义的讨论。

9.卡罗纳的继任者布里耶纳也认为纳税平等与社会等级的维持是相容的(Hardman, 2010：277)。

10.参见Renouvin，1921：181-182。这一冲突事实上成为对第三等级精英的某种政治教育和动员(Tackett, 1996：81-82)。

11.关于多菲内三级会议及其作为一种政治动员方式在全国产生的影响，参见Tackett, 1996：83-86。塔科特尤其指出，等级的联合在不同等级的领导成员之间制造了某种同志情谊。

12.多菲内省由三个等级共同选举全国三级会议个等级的代表，托克维尔对这一有助于阶级和解的做法未能在全国推广感到遗憾(Tocqueville, 2004c：531)。在普罗旺斯，特别是布列塔尼地区，就三级会议召开问题发生了严重的阶级冲突(勒费夫尔，2010：38-39)。

13.巴纳夫诉诸自然法要求赋予第三等级以人的不容置疑的权利(Barnave, 1788：2、19、21)。

14.关于巴纳夫在革命中的激进化，参见Furet, 1988：217-218和Gueniffey, 2003：156-158。

15.参见托克维尔(Tocqueville, 2004c：519)对孔多赛和布里索思想的激进转变的分析。

17.关于1788年下半年和1789年初公共舆论中的激进思潮，参见Gruder, 2007：175。

18.小册子作者对平等的自由与贵族的自由做了对比：“它立足于某种平等，贵族只知道独立与支配”(Cerutti, 1788：34)。

19.孚雷(Furet, 1978：67-68)从整体上肯定了托克维尔对这一时期的政治话语的断裂的分析。

20.托克维尔(Tocqueville, 2004c：546)认为这样的想法也出现在温和派穆尼埃那里。

21.埃尔斯特(Elster, 2006：65-66)对托克维尔所指出的国王的错误进行了总结。

22.托克维尔这一深刻的洞察后来在法国著名大革命史学家孚雷(Furet, 1978：80)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后者强调在大革命在1789年就已经蕴含了日后导致恐怖的因素，在1789年的革命和1792年的激进革命之间并无断裂。

23.在托克维尔(Tocqueville, 2004c：588)看来，贵族根本不能组织什么有效的反抗。

24.托克维尔(Tocqueville, 2004c：503、609)在手稿中多次提到国民议会面对民众的奴役。托克维尔所谓不久后经常发生的类似事件无疑指的是1792年8月10日、1793年5月31日-6月2日、1793年9月4日-5日等这些民众攻击国王和议会并推动革命激进化和走向恐怖的事件。

25.在督政府统治后期，雅各宾俱乐部重新开放。雅各宾派的政治鼓动非但不能激起法国人的政治热情，相反使法国人因为对他们的恐惧而害怕这种允许他们活动的政治自由(Tocqueville, 2004c：643)。

26.法国大革命时期对“公民”称呼的理解和使用，参见高毅，1991：122-123。

27.托克维尔(Tocqueville, 1990：TII, 98-99)在《民主在美国》中就曾指出，革命将导致个人主义的膨胀。参见《民主在美国》第二卷第二部分第三章：“为什么个人主义在民主革命的末期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为显著”。

28.这就是“何以这个民族虽然不再是共和的，但却仍然是革命的” (Tocqueville, 2004c：652)。

29.公民与士兵身份的分离为军队对国家的支配做了准备。此外，虚弱的督政府在1795年借助军队发动“葡月政变”打击王党之后，政府依赖并屈服于军队已经不可避免(Tocqueville, 2004c：659)。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在军队中激发的野心会推动军队扩展其力量，不断发动战争或者谋求政治权力。他指出，军队本身没有有效的机制来遏制军队的这种野心，只有热爱并能运用自由的公民成为士兵才能以其自由的民情来约束和掌握军队，“当公民最终学会以和平有益的方式运用自由并且感受到自由的好处时，当他们养成对秩序的刚毅热爱并主动服从其规则，他们在投身军旅后会不知不觉地把这些习惯和风尚带入其中……如果你们拥有开明、规矩、坚定和自由的公民，你们将拥有守纪律和服从的士兵”(Tocqueville, 1990：T.Ⅱ、224)。

30.传统大革命史学强调大革命是推翻封建主义实现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今天，人们通常都接受美国学者泰勒(Taylor, 1967：491)的看法：“它(法国大革命)本质上是具有社会后果的政治革命，而非具有政治后果的社会革命”。

31.这里，我们必须指出托克维尔的革命论述中需要修正的一点：他夸大了1788年下半年和1789年上半年法国公共舆论的激进性。孚雷等(Furet and Mélonio, 2004：lxxiii)指出，托克维尔受到某种目的论的影响过度阐释了1788年的小册子和陈情书。在托克维尔看来, 体现了激进的民主的自由观念的佩蒂翁、拉博、布里索、西哀耶斯的小册子在当时并非主流(Gruder, 2007：17)。托克维尔虽然已经指出阶级斗争本身对于1789年革命的激进化的重要意义，但还没有充分把握1789年的革命斗争所造成的革命动力。他认识到, 从三级会议召开(1789年5月5日)到网球场宣誓这决定性的六个星期当中, 三级会议的内部斗争对于革命进程的决定性影响，但鉴于他认为第三等级代表在会议前已经明确了建立国民议会的目标(Tocqueville, 2004c：563)，他关注的是这一内部斗争如何导致激烈的阶级斗争而非和缓变革的方式成为革命的主要手段。换言之，托克维尔认为在三级会议召开前，民主自由观念已经成为第三等级的革命意识形态。埃尔斯特(Elster, 2006：64)指出托克维尔引用的安茹代表的通信来说明第三等级代表早已明确成立国民议会的目标，这一点并不充分。更重要的是，美国学者塔克特(Tackett，1996：140、308)的研究表明，在三级会议召开时，第三等级代表中的很多人并无明确的启蒙和民主的政治理念，但在由于特权阶层的顽固而引发的激烈斗争的冲击下，他们逐渐接受了西哀耶斯等提倡的平等和民族主权等思想, 并且明确了成立国民议会的政治目标。可以说，政治斗争的动力不仅仅创造了以阶级斗争为主的革命方式，同时完成了对第三等级的政治教育，创造了革命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