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政治精英仍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他们垄断政治资源、主导政治话语、编排政治仪式和支配政治运作。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各种社会行动者已经开始进入政治舞台，成为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对于这些社会力量，现有的研究特别关注业主、农民工和村民等群体的“社会抗争”。然而，在这种社会抗争之外，还有一种更加隐秘却对政治生活产生着更深刻影响的社会力量，即企业家力量。较之于那些在公共生活舞台上引人注目的社会抗争，企业家对于国家的渗透和影响可能更为隐秘和巨大。即便在社会抗争研究中，我们要把握工人停工、业主维权、农民抗议和城市文化保育的发生、发展和结果，也必须将隐藏在国家权力和社会抗争这两种力量背后的企业家力量考量进来，而不仅仅将问题简化为所谓的“国家”与“社会”两维关系。只有深入理解了当代中国政商关系的发展，我们才能够真正把握政治权力运作和社会抗争背后越来越有支配性的影响因素。

一、国家与私营企业主：融合、庇护与吸纳

在中国，企业家往往被分为两个不同的群体，即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和私营企业主。在对于当代中国政商关系的现有研究中，大都关注私营企业主这个新兴社会阶层的崛起，并将其作为国家之外的社会力量，分析他们与国家的关系及其对于政治发展的影响。其中，一个特别凸显的理论关怀是从所谓的“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理论断言出发，考察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是否出现了一个自主并与国家权力抗衡的资产阶级。在这个理论判断中，资产阶级与民主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个理论的想象是：在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催生了自主的资产阶级，它为了阶级的利益需要清除专制国家权力的束缚，从而成为民主的推动力量；类似地，中国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推动了资源控制的权力向市场的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国家权力的削弱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出现。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种新兴的社会阶层是否将同样成为中国民主的推动力量？(Chen, 2002; Dickson, 2003, 2007; Solinger, 1992; Tsai, 2007; Wank, 1995b; Chen and Dickson, 2008)

虽然许多研究都基于上述理论预设，但是，它们却对当前私营企业主与国家的关系得出了一个几乎一致的判断，即中国的市场改革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兴起带来的并非是对抗性的关系。市场转型使得中国的私营企业主获得了结构性的自主，但这些并没有转换为对于国家的压力(Pearson, 1997)。也就是说，在中国，市场转型并没有催生自主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国的私营企业主并没有寻求系统的政治变革，他们可以忍受或者说甚至支持现有的体制(Wright, 2010)。现有研究从国家与私营企业主的融合、庇护和吸纳三个层面揭示了这种关系的发展。

第一，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融合。在2004年中组部和中纪委2号文明令禁止任何人同时兼任党政领导和企业负责人的情况下，据全国工商联2008年“第八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综合报告”显示，全国仍有205名民营企业主进入地方各级党政领导机构任职，其中，担任省级党委委员的有4人，担任县乡两级政府副职领导的有61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2007)。不过，从总体情况看，在中国，除了国有企业的管理层之外，对于私营企业主而言，这种形式上直白的“亦官亦商”的情况并不突出。所以，研究者所讨论的“政商融合”主要指“干部政治权力和企业主经济权力的相互渗透”(Choi and Zhou, 2001)，更多地指向政治权力的拥有者将政治权力转化为经济权力，即“中国的经济财富与政治权力掌控在同一群精英的手里”(Dickson, 2009)。

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红色资本家”这个概念无疑是特指这种政商融合。狄忠蒲(Dickson, 2003)将那些有体制背景的私营企业主，以及那些具有党员身份、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职务的私营企业主统称为“红色资本家”，这不仅包括了国有企业的管理层，还包括了各种背景的私营企业主，比如，下海的干部、干部的后代和亲戚，以及被吸收入党、进入政协和人大的私营企业家等。他认为，在许多问题上，红色资本家的立场与官员并不存在质的差异，他们支持深化改革开放，但不推动政权的改变，他们力图成为国家的伙伴而非对抗者。

在研究者的讨论中，这种“融合”包括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指向那些原本就依靠政治、政府和官员背景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主群体。正如在东欧的后共产主义转型中，干部精英利用私有化的政策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途径，将国有资产转变为私人财富。那些在转型初期致富的人则被边缘化或者驱逐出市场，中国被认为有类似现象的出现(Szélenyi and Kostello, 1996)。指令经济给予了干部精英行政控制的权力和物质特权，但却限制了金钱收入和私人财富。市场和产权改革为公有资产注入了新的价值，并为原有的政治精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特别是在原有的政治体系仍在市场转型中得以维系的情况下，政治精英可以迅速攫取巨大的财富。政治权力也被用来转化为社会经济资源和利益，甚至通过不同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进行资产所有权的转换(Walder, 2003)。即便是在官方的统计中，也呈现出“私营企业主高学历化、专业化和精英化的趋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2007)。研究者的调查也发现，地方与中央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许多地方的私营企业家要么自身是党员，要么父母或者亲人是担任官职的党员(Goodman, 2008)。第二个层面，除了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集中在同一群体之外，这种融合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所有权的“混搭”：“中国的商，有用自己的钱的民营企业主，有完全用银行钱的企业主，有用国家钱的企业主，相互交织起来，每一张交易网、每一条交易链，都牵涉不同所有权制度下的成员。使得情况更复杂的是，近年来‘混合动力’的商号越来越多，叫人弄不清楚一项交易中，究竟是谁在用谁的钱办谁的事。”(周仲庚，2012)在产权“混搭”的现实下，有时往往连私营企业主也难以清楚区别自己的企业家身份代表了谁。

第二，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庇护。如果说政商融合指向的是政治精英与私营企业主在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上的交叠，那么，在这两个群体相对分离的时候，两者往往也并非对立和对抗。相反，国家与私营企业主建立了某种“联盟”，在这种“联盟”关系下，私营企业主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时，往往并非通过对抗性的方式去实现自身的目标，而是建立与政府官员的“关系”(Yang, 2002)，寻求国家的“庇护”(Wank, 1995a)。

在对改革开放前城市国有企业和乡村集体经济的考察中，华尔德(1996)和戴慕珍(Oi, 1985)曾提出，中国不是极权主义政治，也不是利益集团政治，而是以庇护关系为核心的新传统主义政治，这种庇护关系建立在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全面控制基础之上，是由于个体对国家的依附而产生的一种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如果说，在他们的研究中，庇护关系在国有工厂和乡镇企业中存在，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市场化改革催生了新的社会经济空间，对于新生的私营企业主而言，他们是否依然依附于国家并寻求国家的庇护？对此，许多研究者认为庇护关系依然在市场转型中延续下来，并有了新的发展。

在分析中国与东德以及匈牙利等国在20世纪80年代政治转型的差异性时，王达伟(Wank, 1995b)进一步提出了“共生性庇护关系”的概念来描述这种国家与私营企业主关系的新发展。在他看来，在市场改革的转型期，不再是私营企业主单向依赖国家的庇护关系，而是私营企业主与政府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一方面，政府为私营企业主提供利益和保护；另一方面，私营企业主也为政府和官员提供财税、租金和利益。这种庇护关系不是华尔德所说的新传统主义下加强了下级对于上级的政策执行的庇护关系，它是一种瓦解国家基础权力的关系。李宝梁(2001)也认为，迄今为止，私营企业主还没有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与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尖锐的利益对抗或是政治分野。其中的重要缘由就在于：在“超经济强制”的权力支配下，私营企业主为了寻求利益最大化，与官员建立起一种“关系性合意”，即政商之间建立的一种非正式的利益关系。

不过，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化，也有研究者提出国家与私营企业主之间的庇护关系正在逐步削弱之中。伽瑟瑞(Guthrie, 1998, 2001)根据上海的经验调查提出，在中国，与再分配经济下庇护关系无处不在不同，关系的重要性正在下降。因为市场竞争压力的存在，完全依靠关系办事越来越被认为是不恰当，甚至是非法的，因为它与腐败联系在一起，人们越来越依靠法律和规则来办事。这个观点很快得到了杨美惠的回应。作为最早提出中国的“关系学”的研究者，杨美惠(Yang, 2002; 杨美惠，2009)认为，中国的关系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渐衰弱，它仍然在不断适应并塑造新的社会制度和结构，展现了关系学的韧性和新的运作方式。她提出了“关系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来指代这种建立在人际网络之上的经济秩序。在她看来，这种关系网络并非与新的法律和制度结构相冲突，相反，人际关系网络是新型资本主义的功能性需要。类似的，一些经济学家也提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并不一定带来成熟的市场经济，而是一种“网络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市场转型使得市场信息传播和资源配置不再完全依靠等级式的官僚体系，但也并非完全依靠市场，信息传播和资源配置依靠个人化的渠道和方式来实现，各种社会关系扮演了重要作用(Boisot and Child, 1996)。

同时，有研究者也试图去分析，随着企业的强大，私营企业主是否开始通过利益集团游说而非原子化的庇护关系去影响政府的政策？对于中国企业的调研发现，虽然企业的游说越来越成为地方和国家决策过程的一部分，各种商会的数量也不断增加。但与西方不同，中国企业不在正式的场合向官员提供信息，不参与听证和委员会调查项目，不提供具有立场性的报告，也不试图就相关政策影响媒体报道；比较而言，它们倾向于消极地与官员打交道并反映公司具体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关系仍然是最为重要的游说手段(Gao, 2006; Gao and Tian, 2006)。对于私营企业而言，他们仍然在围绕地方政府的关系网络中运营，旨在建立与政府良好关系的“非市场”策略是企业重要的发展方式。在这种策略中，关系和互惠是主要特点。由于中国政府在诸如土地、资金和补贴等资源分配上具有重要的权力，这为私营企业主建立与政府良好关系的缓冲策略提供了足够的激励；企业为获得更有利的政府政策而进行积极的游说，企业主争取成为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为公共事业捐赠等(He, et al., 2007)。根据1995年对2 870个中国私营企业主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私营企业主大都积极地为政府发起的慈善项目捐款，以换取政府的承认和政治影响途径(Ma and Parish, 2006)。

第三，政治权力对于经济权力的吸纳。国家不仅在市场转型中维系了原有的权力，而且还通过多种方式渗透到新的社会经济体之中，政府对于新兴社会阶层，尤其是私营企业主阶层积极进行吸纳和统合。行业协会、工商联、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和党代表等，这些国家所赋予的“政治身份”都是国家吸纳经济权力的重要形式，这使得中国的私营企业主呈现出很强的“政治嵌入性”(McNally and Wright, 2010)。正是这些国家的“吸纳”策略，使得中国的私营企业主通过政策和制度网络与国家捆绑在一起(Perry, 2007)，干部和私营企业主之间形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Choi and Zhou, 2001)。因此，市场转型并不会带来一个反对国家权力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兴起。

除了吸纳私营企业主之外，国家还统合相关社团，发展了包括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和工商联等在内的各种制度化联系，以求推进经济发展和加强与社会群体的联系(Dickson, 2003)。在对现有官办社团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个体劳动者协会和私营企业协会这样的企业家社团并不代表能够抵御国家力量的公民社会的成长(White, et al., 1996)，它们并未如有的学者所预测的那样能够代表会员的利益来反对国家(Parris, 1999；Kennedy, 2001)；国家推动个私协成立的初衷也不过是帮助国家实现其在市场领域社会控制的目标，而非利益的表达和聚集，并且，个私协在实践中已日益变成了相关部门谋取预算外资金的工具(黄冬娅，2008)。福斯特(Foster, 2002)对于烟台个私协的研究、南威特(Nevitt, 1996)对天津市级和区级个私协的研究，以及安戈(Unger, 1996)对于北京市朝阳区个私协的研究都表明，从个私协的运行并不能看到自主的公民社会的成长。此外，国家推动行业协会的发展实际上也只不过是一种政府控制下的“利益契合”(江华等，2011)；国家也缺少动力解决商会所存在的国家主导性和自主性两者之间的张力问题(Pearson, 1994)。另一项研究也发现，温州商会发展的重要经验在于，商会与地方政府之间建立起了良性互动关系(陈剩勇、马斌，2005；郁建兴等，2008)。对全国工商联第一至第十届共204个高层人士变化进行的跨时段比较也发现，工商联并没有真正的私营企业主担任领导职务，任副职的私营企业主所占比例也不高，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影响力仍然较低(杨颖超，2010)。总的来说，“国家领导的公民社会”被用来形容这种国家对于社团组织的干预和控制(Frolic, 1997)。

这种国家对企业家的“吸纳”和对商会的统合瓦解了私营企业主之间的横向联系，私营企业主往往并不通过内部合作或者与其他社会群体成员合作来追求目标的实现，而是通过与更高地位和权力的个人对于忠诚的交换来追求个人目标(Zhou，1993)。结果是，国家和私营企业家之间的密切关系瓦解了私营企业主阶层内部任何横向组织联合的倾向；相反的，是一个等级分明的阶层的形成(Bruun, 1995)。在这样的情况下，私营企业主自主的横向组织发展非常迟缓。

二、私营企业主与国家非对抗性关系的基础

从以上文献评述中可见，与关于资产阶级在民主化进程中作用的预测不同，在对中国私营企业主与国家关系的研究中，研究者认为，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自主且能与国家力量抗衡并推动民主化进程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出现。相反，出现的是国家与私营企业主的共谋。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私营企业主目前并没有走上与国家抗衡的道路，却形成了这种共谋关系？在已有研究中，研究者从三个方面，即政治价值、市场转型和国家的策略，探讨了“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理论预言为何在中国并没有实现。

(一) 政治价值的保守

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的私营企业主对于现有政权和体制的认同奠定了其政治行动的基础，从而使得他们并没有走上与国家对抗的政治道路。现有数据显示，较之于党员身份和与政府的关系这两个因素，私营企业主的主观价值对于他们的政治支持影响更大(Chen and Dickson, 2008)。从一些问卷调查的发现来看，私营企业主之所以没有成为自主并与国家抗衡的力量，很重要的根源在于他们现有政权和制度的政治认可，不同的抽样调查均显示了中国私营企业主对于民主价值的保留态度。

一项基于对8个县的县级市私营企业主的调查(1999-2005)数据显示，共产党员与私营企业主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上的立场基本相似，他们对经济与政治改革速度的满意度都很高，且大多认为速度正好，并倾向于维持现存秩序(Dickson, 2007)。并且，根据另一项对5个沿海省份私营企业主抽样调查(2006-2007)的数据表明，中国的私营企业主倾向于支持现有政权和既有体制。其中，民主价值、生活满意度、对于政府政策绩效的评价，以及对于官员腐败的感知，都是决定私营企业主是否支持现政权的重要影响因素(Chen and Dickson, 2008)。

也有研究者对企业家阶层进行了内部的划分, 陈安(Chen, 2002)将中国的私营企业主分为两个范畴，即将小的私营企业主划分到中产阶级中，将大的私营企业主划分为资产阶级；进而，又将他们划分为两类，即寄生型和白手起家型。他认为，不是所有的资产阶级都是支持自由民主的，当资产阶级从自由市场竞争中获利的时候，他们支持自由民主，但是，资产阶级总是希望进入国家权力中心，当他们的位置被确保时，很少会为了政治参与的进一步扩展而斗争。他们本质上是国家权力的依附品，有强大的利益驱动去维护现存政权。比较而言，白手起家的资产阶级有可能发展成为支持自由民主的力量。然而，对于中国的这部分私营企业主的访谈却显示，他们支持法治，却对法治之外的民主没有要求，他们并不是民主的支持者。总的说来，中国实力雄厚的私营企业主依附于国家，他们并未将其利益与民主化联系起来。此外，郎友兴(2012)对于浙江私营企业主的问卷调查和访谈也证实，“无论入党，当选人大代表，还是参与村委会竞选，基本上属于自我保护型的政治活动”，他们的政治参与，不是对抗政治，他们并没有共同的要求和希望。

(二) 市场转型的独特道路

另外一些研究者则认为，私营企业主依附于国家更多源于市场转型中国家权力的维系。与“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所基于的欧洲民主国家的历史背景所不同，中国经历的是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且，与前苏联和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再分配经济转型不同，这种市场经济转型仍然是“不充分的”，这些均构成了私营企业主依附于国家的经济根源。反之，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型地方政府仍然有着更积极的经济发展目标，这种对于经济增长的追求和官员本身的利益驱动则使得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私营企业产生了依赖。这两个方面将政商两者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构筑了它们共谋的利益纽带。

第一，研究者认为，市场转型国家中，国家依然掌握重要的权力，从而使得私营企业主不得不为了利益寻求而依附于国家。而对这种国家权力维系的根源，则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它根源于市场化本身，市场化并没有削弱原有体制和精英的权力，相反，他们的权力在市场化中得以延续和转换。正如在市场转型理论的著名争论中，有研究者所提出的：在市场转型中，一方面，以前的体制内精英利用已有的资源，直接转换为新的财富拥有者，那些在市场转型中新生的私营企业主往往就是原有体制内的精英，他们仍然占据社会的上层；另一方面，在市场化中，政治权力获得了新的机会和价值，它在市场上实现了商品化，促成了权力和利益的交换，推动了国家与其庇护关系的建立(Rona-Tas, 1994；Parish and Michelson, 1996；Sun, et al., 2010；Wank, 1999)。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种国家权力的维系根源于尚未充分的市场化，即市场化有助于削弱国家的权力，尚未充分的市场化才使得国家权力仍然保留了控制力。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的市场化并非如前苏联和东欧那样是国家权力维系的根源，相反，中国渐进式改革给草根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源和空间，使得中国的市场化有助于体制外私营企业主的成长；而使得国家权力维系和造成私营企业主依附的根源在于尚未充分的市场化(Nee, 1991; Cao and Nee, 2000；Nee and Opper, 2007；罗党论、刘晓龙，2009)。

同样地，李路路(1997)认为，市场化改革并非是中国国家权力维系的根源。在他看来，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市场化改革仍然使得原有的政治精英占据优势，并迅速转化为新的经济财富拥有者，是因为他们推进的是激进式改革，私营企业在国家主导下从原有公有企业直接转换股权而来，因此，那些在市场转型后占据财富的社会上层往往并非是自下而上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家，而是原有的体制精英。相对而言，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渐进式改革，它提供了草根私营企业成功发展的空间、资源和机会，新兴的私营企业主并非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直接由原有体制内的精英转换而来；但同时，由于原有的行政权力和经济结构仍然得以延续并强化，他们仍然对私营企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私营企业主的体制内“关系”仍然对私营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泽林尼(Szelényi，2010)有类似的观点。他通过分析福布斯富豪榜上中欧国家(以匈牙利为例)、俄罗斯和中国三国富豪的差异性，来考察市场转型的不同道路如何影响了三国不同的政商关系。在匈牙利，那些最富有的商人是从以前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技术精英转变而来，私人产权得到严格的保障和巩固，这些巨额财富的拥有者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在俄罗斯，前苏联长期依靠大型国有企业，通过休克疗法推行市场转型，随之暴富的富豪基本上不是从草根发展而来，他们往往要么是前政府官员，要么必须获得政府和官员的庇护，产权不受保障，在政治领导的更迭中，这些人就必须以忠诚争取政治支持，否则即意味着财产权的丧失，甚至被放逐和囚禁；而在中国，市场经济转型是自下而上发起的，许多财富的拥有者是从小型私人企业做起并逐步发展壮大，一旦他们成长起来，他们仍然需要现有政治体制的保护。

总的来说，在中国的市场转型中，不管是市场化本身还是尚未充分的市场化，都使得中国的私营企业主仍然深深嵌入社会网络和政治权力之中，即“市场改革并没有加强企业主对于国家的自主性，只不过是产生了新的讨价还价和联盟的形式”(Wank, 1999)。

第二，发展型地方政府与利益共享。市场转型的研究强调再分配经济体系下原有的政治精英将已有的信息、资源和优势转换为新的经济财富，或者原有的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进行交换。这种国家权力的维系与“市场转型”密切相关，市场经济秩序从原有的再分配经济和政治秩序中诞生是国家权力维系的根源。与之不同，发展型国家的研究则强调国家权力的维系来源于国家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的独特角色。与被称为发展型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类似，政府对经济的深入干预使得政府与资本建立了紧密并可能导致腐败的关系。

在西方学界，长期被忽略的政商关系问题随着发展型国家的研究而重新进入研究视野。约翰逊(Johnson, 1982, 1985, 1999)认为，这个概念指向的是官僚系统与私人经济部门的一种特殊关系，在这种关系下，政府与私营部门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它通过资金支持、税收政策和产业政策等来推动私营部门企业发展。在埃文斯(Evans, 1989, 1995)看来，国家对于私营部门的“嵌入”不同于“互惠”，“互惠”更多的是短期和特殊的关系，而“嵌入”则更倾向于双方长期性的关系。比如，在互惠中，信息流动更多是为了狭隘的利益，而嵌入则有利于信息的收集和流动以建立一个信息充分的政策网络，制定出良好的产业政策。

在中国，研究者对“发展型地方政府”的观察首先意味着企业仍然在资源上有赖于政府。在早期乡镇企业中，“政府亦即厂商”和“地方政府公司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都从一个侧面描述了政府对于企业的深入干预和控制：政府同时作为裁判和球员，直接参与市场运作, 并为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直接获取回报。不管是为企业提供资金，还是任命管理者和分配利润等等，这些都帮助他们建立了与附属企业的庇护关系(Walder, 1995; Oi, 1995, 1999)。这种政府对于企业微观活动的控制干预不仅体现在改革早期的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中，而且也体现在如今看上去更为市场化的私营企业市场活动中，如企业并购(方军雄，2009)。

然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型地方政府还意味着政府和官员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企业。第一，政府对于经济增长和财税增长的过度追求，使得政府在劳动关系、环境保护和市场监管等方面往往对企业采取非常软弱的立场，甚至与企业完全站在相同的立场上(吴清军，2012；周黎安，2007)。比如，在环保领域，不管是降低环保门槛招商引资，或是政府主导拟建大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还是松懈对现有企业环保违规查处，政府都与企业和私营企业主结成了利益同盟(Mertha, 2009, 2010; 李善同、候永志等，2004)。第二，地方政府不仅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与企业结盟，而且官员本身对利益的追求也使得政商之间形成了共谋的关系。在对发展型地方政府的考察中，研究者就已经指出，对于政府官员而言，官员从经济增长中获取的权力，以及由这种权力转化而来的利益和资源也是重要原因(Oi and Walder, 1999)。在很多情况下，裙带腐败与发展型国家总是如影随形，正如企业搞投资要有回报，而政府官员搞投资更看重政绩。在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一些企业用“编故事”的方式获得政府资金和补贴，而官员则从中获得利益和政绩回报。¹

(三) 国家的结构和策略

从国家中心的研究看来，私营企业主在政治发展中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究竟是依附于国家，还是自主于国家，抑或对抗于国家，并非完全取决于政治价值或者市场转型的独特性，它还取决于国家对待私营企业主的策略。

在中国，政党的适应性被认为是吸纳私营企业主从而消解其政治对抗性的重要政治根源。正如裴宜理(Perry, 2007)所说的：中国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的解释在于政党的适应性，特别是政党不断加强其政治精英招募、监督和激励的能力。这种政党适应性使得政治权力在随着市场转型而收缩的同时保持政治稳定，甚至逆转这种政治权力的收缩(Shambaugh，2008)。具体而言，王达伟(Wank, 1995a)的研究指出，在东欧国家，私营企业主和其他社会阶层结成联盟，并加强公民社会的力量，从而获得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性；而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导致如同东欧国家一样的政治后果，这是因为私营企业主阶层与官僚体系的联系创造了一种庇护网络——它既不同于市场关系，也不同于计划经济下的指令关系。这种庇护网络将私营企业家割裂为不同的群体，每一个群体面对不同的机会和束缚，一方面，这使得中国的私营企业家缺少作为利益集团的统一身份认知；另一方面，也使得他们与国家持有相似的政治立场。在分析大陆与台湾经济发展所带来后果的差异时，苏黛瑞(Solinger, 2008)也认为，台湾中小企业的发展支持了民主化进程，而在大陆似乎并非如此，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国家所主动采取的应对策略的差异。在台湾，族群问题使得当权者倾向于保留自主的经商环境以避免激化矛盾，维护政权的统治。在大陆，新兴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则是在政权的培育下成长起来，并被收编到政权之中，这种“收编”使得新兴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成为国家的支持者而非反对者。同样，狄忠蒲(Dickson, 2000)也认为，中国政权体制的稳定性在相当大程度上根源于政党的“适应性”，而这种适应性正是体现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政党对于私营企业家阶层的吸纳和统合。虽然狄忠蒲认为这种对于经济精英的政治吸纳是一把双刃剑，蕴含了让政治反对力量进入政权推动“内部革命”的风险，但是，它却也是现有政权巩固统治、加强对于新兴社会精英掌控的重要方式。因此，政党、国家本身的策略，不管是政治吸纳抑或可能的政治排斥等，都有可能在相当大程度上塑造私营企业主与国家的关系。

此外，国家的制度结构在分化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同时，也直接影响了私营企业主是否求助于对抗性的方式来表达其利益诉求。国家内部的制度空间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私营企业主不同的政策影响力，进而塑造了他们与国家之间差异化的关系。一方面，国家的权力碎片化、政策监控度和政策依赖性为私营企业主提供了不同的可资利用的政治空间，在相当大程度上使得企业家往往更倾向于寻求体制内可资利用的空间，而非通过体制外更具对抗性的方式来影响政策过程；另一方面，私营企业主阶层内部的差异不仅在于企业的规模和类型，政府政策目标的变化会显著削弱或者增强政府及其官员对于企业的依赖度，从而可以增强一些企业的政策影响力却削弱另外一些企业的政策影响力(黄冬娅，2013)。

三、国家与私营企业主关系的演进前景

如果说，共享的价值和利益是私营企业主依附于国家并与国家共谋的纽带，那么，政治文化的演进或者成熟的市场经济的建立是否会催生一个真正自主的资产阶级的出现？对此，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判断。

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市场化程度越高, 原有行政权力的作用在其中的直接影响力就越小，市场化会推动国家与私营企业主关系的转变，私营企业主将获得更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李路路，1997)。耿曙和陈陆辉(2001)的研究就认为，随着市场化的深入，王达伟所说的政商庇护关系已经日渐式微。他们在山东济南的田野调查显示，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私营企业主更倾向于提升自身经营能力，强化与市场上商业伙伴的往來，交往对象不再局限于政府官员，甚至与官员保持距离，政商之间对等关系逐步发展。即便是那些在金融上依赖政府的私营企业，他们也往往开始更多地寻求与其他企业的联合而非依靠政府来寻找市场机会，他们也对地方干预有越来越强的谈判能力。对私营企业主而言，政商关系不再是核心，也就是说，企业渐渐地拜摆脱了庇护关系(Keng, 2002)。对于中国不同地区的比较研究也证实，在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北方，私营企业主对政府的依赖程度更大，政府官员更会成为私营企业主建构关系网络的主要对象；比较而言，在市场经济自下而上内生的南方，私营企业主更多地侧重于与同乡关系网络的建构(秦海霞，2006)。同时，越是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行业协会等商人社团往往越能够开始代表商人的利益，在建立网络、公共关系、市场发展和游说政府等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Tsai, 2007)。此外，政商的案例也不断证明, 对于那些市场份额对于其生存和发展十分重要的企业而言，“相对于政府，他们更看重市场”，企业在市场争夺已经极其激烈之后，会把矛头对准政府的不公，从而破除民不与官斗的旧规。²

邓国胜和甘思德(Deng and Kennedy, 2010)用数据证明了市场化的重要作用。2007年，他们调查了年销售额在50亿以上的大企业对于中央政府的影响，包括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131个公司；同时采取概率配额抽样的方法调查国家级的行业协会共711个。研究发现，不同所有制和不同国别的公司就公共政策游说政府的方式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虽然关系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游说方式，但是大企业并不主要依靠关系，它们主要依靠提供信息和加强其公共形象；虽然雇佣以前的官员也是常用的方式，但是，这些人员的作用主要是对于政府内部运作的了解而非与特定官员的关系。在他们看来，在中国，游说正在变得越来越制度化。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大公司的规模和能力都使得他们可以不通过关系来影响政府决策者。并且，与地方相比，全国性的决策牵涉面广且时间长，降低了任何个别私人关系的显著性。

与以上观点不同，狄忠蒲(Dickson, 2009)的分析强调了现存政商关系可能的延续性。在他看来，虽然越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涌现出来，私营企业主就会越少依赖国家，相应的，他们就越不可能去支持现状。但同时，他也认为，中国的裙带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自我存续。一方面，裙带共产主义的扩张性质提供了开放加入的机会并不断吸纳新参与者，从而降低了挑战它的动机；另一方面，中国以中小型企业为主的政经结构，也减少了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大量的小型参与者抑制了有效的集体行动。这些都使得私营企业主和政府及其官员有强大的动机去保持已被证明了是相当互利的关系。裴松梅(Pearson，1997)则认为，市场化虽然会使得商业精英获得更多的自主性和自信来推动市场改革和政治自由化，但是，对政府形成有组织化的压力则有赖于更有凝聚性的商业精英的形成和扩张。相对于商业精英而言，学生和知识分子是更加政治化的力量，所以，更可能出现的是商业精英为这些力量提供财力等的支持来寻求政治的变化。

此外，研究者认为，除了市场化以外，还有其他因素同样会影响到现存私营企业主与国家关系的演进，这包括政府社会政策的发展、掠夺性腐败的发展和私营企业主本身价值观的变化等。就社会政策而言，如果国家的社会政策削弱了对于私营企业主的扶持，并在劳动法和环境政策等方面加强对于民众利益的维护，就可能削弱私营企业主对于国家的依赖和支持(Dickson, 2009)；就腐败而言，如果腐败仍然是有限的并且把接受它作为例行的营运成本，裙带共产主义是可能持续下去的。但是如果官员的索取变成掠夺性的，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支持就有可能会随之降低；就价值观而言，私营企业主自身价值观的变化也会构成推动转变的因素，特别是考虑到地区差异，南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行动主义是一个演进的方向(Chen and Dickson, 2008)。

四、关于私营企业主的阶级想象与反思

以上对于国家与私营企业主之间共谋性关系研究的理论出发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从“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理论命题出发，追问中国市场转型中是否有一个自主并与国家权力抗争的资产阶级出现，并得出了中国出现的是一个依附于国家并与国家共谋的新兴社会阶层的结论。这样一个研究问题提出的背后有着强烈的理论预设，它基本上是将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统一身份认知和利益取向的群体，并赋予这个群体在政治发展中独特的作用和角色。这种视角无疑具有相当的理论洞察力和现实分析意义。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两个方面对它进行反思：一是我们需要分析私营企业主内部是否具有相同的利益取向并搭建了相同的政商关系；二是我们需要分析私营企业主即便作为一个阶级或者群体，是否一定构成了推动政治民主化的力量。

(一) 政商关系的弥散性抑或差异性

关于共谋性关系的研究强调“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整体与政府具有内部一致性的关系，它们之间是共谋而非对抗。这样的判断会面对一个质疑，即并非所有私营企业主都能够或者愿意与政府及官员达成某种或深或浅的合作关系。那么，在中国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内部，究竟是各种私营企业主与政府关系都存在相当的相似性, 还是不同类型的私营企业主与政府的关系会有所不同?

在发展中国家政商关系的研究中，与将商人作为一个阶级来分析其与政府的关系不同，研究者更侧重于分析商人内部的差异性，从多种视角来探讨差异性的政商关系。比如，哈格德等(Haggard, et al., 1997)在研究发展中国家政商关系时就提出，应该区分不同经济部门、不同商人组织和不同企业与国家的关系。例如，不同的经济部门因其要素密集度、资产专属性和工业集中程度等的不同与政府的关系也会有差异。经济规模越小、技术越简单和市场进入的资金门槛越低的经济部门，集体行动能力越低，对于政府和政策的影响力越小；而越是规模集中的企业越会获得更大的政治影响力，不过，高度的集中也会使得企业与政府采取高度个人化和非正式的交往方式。

在中国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已开始追问中国的政商关系是否存在内部差异性。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商关系的重要特点之一正是在于庇护关系的弥散性，即它不仅局限在高层，而且还弥散到各层级政府；也不局限在一些寡头垄断企业，还弥散于中小规模的企业。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政商关系与东南亚国家的“裙带资本主义”有一定的差异，在具有裙带资本主义特征的国家，大财阀和大商人往往通过建立与国家首脑等高层的关系而获得优势地位；而在中国，国家与私营企业主的庇护关系是分权和扩散的，甚至存在于最基层的地方政府和大多数的中小企业之中，从而将尽可能多的官员和私营企业主都卷入这个庇护关系网络之中(Wank, 1999)。

这种庇护关系的弥散性被认为与中国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政经结构密切相关。在东南亚，以大财团和大企业为主的国家，一方面，大财团和大企业的发展以及资本的集中化被认为有利于发展型国家的建立，因为这有利于信息的交流、合作项目的建立和信息的建立(Schneider, 1998)；但另一方面，如同发展型国家可能沦落为掠夺性国家一样，这种大财团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滋生腐败的源泉，国家的产业政策越是以扶持大财阀为对象而非以中小企业为对象，裙带资本主义的腐败就越为严重(You, 2005)。与寡头经济不同，中国民营部门的特点是中小规模企业占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总体上市场改革的受益人分布较为广泛；同时，中国的改革并非由一个居统治地位的家族或中央领导人所主导的，相反，它涉及各级官员：在追求经济增长率的“硬目标”之下，地方官员为了升迁，往往与作为经济增长来源的民营部门合作；并且，地方官员控制大多数项目的批准，以及在企业转制和土地出让中掌握充分的决定权，都有利于地方政府与私营企业主的共谋。这些都使得这种庇护关系具有相当大的弥散性(Dickson, 2009)。

陈安(Chen, 2002)的研究虽然并未将中国的私营企业主作为铁板一块，而将之区分为寄生型和白手起家型，不过他也认为不同的类型都与政府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他认为，所谓寄生型包括了当权者的子女、配偶、亲戚和卸任的官员，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一个全能的政治体系下产生和发展起来，他们与权力中心建立了共生关系，很少为了政治参与的进一步扩展而斗争，有强大的利益驱动去维持现存政权；而所谓白手起家型则代表了从中国社会底层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寄生型商人与国家权力的长期共生性利益交换不同，这些私营企业主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是建立在具体的办事和关系建构基础之上。

与这些强调庇护关系的弥散性不同，另一种观点更侧重于分析私营企业主与政府差异性的关系，即特别强调了私营企业主与政府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同于交换和共谋的对抗性关系。比较研究已发现，在后工业化国家，资本家内部是存在巨大差异的：资本家的上层容易为国家所吸纳，而构成了私营企业大部分的下层缺少信息和资源来进行政治动员，只有中层能够积聚资源和物质动机来与国家对抗。相应的，在中国研究中，蔡欣怡(Tsai, 2008)强调，不能将中国的私营企业主看作是一个享有共同的身份、利益和行为，进而能够共同制造政治影响的阶级。她反复强调他们是分裂的，私营企业主从未作为一个阶级来动员、寻求政权的改变。根据与政府关系的不同，她从两个维度——对抗国家的能力和对抗国家的意愿——出发，将中国的私营企业主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同时具有对抗国家的能力和意愿，是进取型的企业家；第二类有对抗国家的意愿，但却没有对抗国家的能力，是不情愿地接受国家权力支配的企业家；第三类是有对抗国家的能力，但没有对抗国家的意愿，是忠诚地接受国家权力支配的企业家；第四类是既没有对抗国家的能力也没有对抗国家的意愿，是逃避型的企业家。在她看来，第一种类型的企业家是唯一能够推动民主化的力量(Tsai, 2005)。

在蔡欣怡(Tsai, 2007)的分析中，并非所有的私营企业主都能够并愿意建立与国家的庇护关系，这种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密切相关。她根据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和方式，划分了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内地模式和南中国模式。在她看来，越是政府主导的地区，企业家采取进取性的实际行动也越多。在个体经营为主的温州模式中，由于企业家和政府的利益趋同，因此，企业家最不愿意采取进取性的行动，而常常采用诸如民间信贷等非正式的处理方式来应对发展中面对的问题。而在政府主导的苏南模式中，在面对没有政府关系而导致的经营困难问题时，他们最缺乏非正式的应对策略，他们最多采取进取性行动。

(二) 私营企业主的角色再定位

除了反思私营企业主本身内部的分化，我们还需要回到“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这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在关于中国国家与私营企业主关系的研究中，研究者基本上都是从这个理论命题出发，将私营企业主与政治民主化联系在一起，并试图解释中国的独特性，得出了中国商人并非是推动政治民主化力量的这一结论。然而，即便在阶级分析中，资产阶级也并非总是与政治民主化联系在一起。“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只是与特定的历史时期联系在一起，它本身就是一种特例。因此，讨论中国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为何没有促进民主化转型本身可能会是一个具有太强理论预设的问题，也就是说，可能会因为太关注其是否成为民主化的推动力量，而忽视了它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其他方面的更为重要的影响。

即便是在摩尔的论断中，政治民主化也并非只是资产阶级的推动，阶级之间的关系和结构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在对于西方民主、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三条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的对比中，摩尔(1987)认为，是否有与国家抗衡的力量是民主体制产生的重要根源，因为“只要中央政权承担的任务或实施的监控活动对社会运行具有决定性意义，都会造成传统专制主义的崛起”。不过，在摩尔看来，马克思过于强调了资产阶级对于民主的意义，而他认为，农村中的阶层关系有更重要的意义：土地贵族是否转型进入农业商品经济，并与城市资产阶级的结盟，是决定之后政治进程最关键的因素。这种结盟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它削弱了土地贵族对于国王的依附，第二，它使得社会上不再积聚起大批农民。正因如此，英国没有因积聚大量农民而导致像德国和日本那样的反动结局，也消除了俄国和中国那种农民革命的群众基础。与英国不同，在日本和德国，上层地主阶级以种种政治和社会的手段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实施农业的商品化，这种“强迫型劳动体制”使得地主贵族求诉于国家的政治权力来对农民加以控制，这加强了他们对于专制君主的依附。而在中国和俄国，地主和贵族并没有深受商品经济的影响，这导致积聚了大量造反的农民。

在斯考切波(2007)那里，资产阶级对于政治民主化的作用更加受到了质疑，在她看来，“土地—商人支配阶级”对于国家权力的反对更有可能导致的是旧制度的崩溃而非民主化。这种旧制度的崩溃又进而为农民革命创造了结构性空间，从而催生了社会革命。与摩尔类似，她也认为两个因素很重要，一是支配阶级与君主的关系，二是农村的阶级结构。她认为，第一，是否存在一个独立和抗争国家的支配阶级很重要，不过在摩尔看来，这种抗衡的支配阶级是导向民主的关键，在斯考切波看来，这隐藏了社会革命的根源。斯考切波认为，在法国旧制度和晚期帝制的中国，上层地主—商人阶级都获得了与君主专制的行政机器对抗的集体政治优势，两国的专制君主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都触发了组织良好的支配阶级在政治上的一致反对，这种成功的反对瓦解了旧制度，也就不可避免地打开了法国和中国革命爆发的大门。在日本和普鲁士，支配阶级不足以对抗国家，因此，他们没有发生社会革命。第二，除了支配阶级与国家的关系之外，农村的阶级结构同样重要，这决定了在旧制度崩溃的情况下是否会发生自下而上的革命。在法国和俄国，它们具有村社自治的传统，农村阶级结构也为农民村社提供了有效的团结和自主的基础，从而成为重要的诱导农民反叛的条件；与之不同的是在英国，支配阶级的力量同样强大，但是，由于在农村阶级结构中，农民作为一个整体没有任何团结和自主，乡绅充当了领主的代理人，自耕农被吸收为隶属性的官员，劳动者和仆役通常都与他们的地主主人有着强有力的固定的联系。因此，在英国并没有爆发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在斯考切波看来，中国是最接近英国阶级结构的国家，即既有一个强大的支配阶级，又有一个通过绅士阶层实施的对于农民的强大控制，但与英国不同，中国的这种乡村控制随着旧政权瓦解，并且，作为支配阶级的地方士绅与中央集权的帝制相联系，而没有全国性的议会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因此，其结果是农村混乱日益扩大，但没有发生农民反对地主的自发暴动。总的来说，摩尔和斯考切波都认为，农村阶级结构，特别是对于农民的阶级控制，是影响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原因，资产阶级对于国家的反对是导致旧制度的崩溃从而催生社会革命，还是制约权力推动资产阶级民主的实现，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会发生自下而上的叛乱，取决于对于农民的阶级控制。³

资产阶级不仅对于国家权力的反对究竟导致何种政治后果存有分歧，而且，资产阶级对于国家权力的反对本身往往也只是与特定的历史时期联系在一起。当资本家刚刚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出现时，需要打破原有政治和经济体制下土地贵族的封建束缚，以将资本原始积累的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等释放出来。而在当代，不管是在西方民主国家，还是法西斯国家，抑或拉美的官僚权威主义和独裁体制下，资本家都能够与不同的政治制度相安若素，并没有出现过作为整体的资产阶级抗衡国家权力并推动民主化的情况。也就是说，在当代民族国家架构下，资产阶级与政治权力的和平共处往往是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一方面，虽然“没有代表权就没有税收”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争取民主的重要动因。然而，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架构下，国家的税收和财政汲取很少能引发公开的谈判和斗争，纳税人往往采用资金赞助等方式来达到一些个别的、专门的政治目的。在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影响税收机构正式或者非正式的裁量权的时候，纳税人的集体行动很难发生，阶级政治只与特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Moore, 2004)。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体系下，资本的力量往往并非是抗衡国家权力并推动政治民主化的“社会力量”，相反，如波兰尼(2007)所言，它构成了对于“社会”的摧毁性力量。也就是说，国家与社会两分的分析框架应该为“国家—资本—社会”三分的框架所取代，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商人及其资本的力量与社会的自我保护力量相反对，它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恶化和失序，包括对“工人体力的剥削、对家庭生活的破坏、对邻里关系的破坏、滥伐植被、污染河流、败坏行业规范和损害社会风气，使包括居住环境和艺术在内的生存状态以及影响利润的无数私人和公共生活方式普遍堕落”。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之外，国家对于资本力量的干预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必须要处理由此而来的社会失序和不平等问题，防止社会秩序的毁灭(波兰尼，2007)。在这种视野下，私营企业主的兴起和资本力量的壮大并不意味着政治的民主化，它可能是与国家共谋的社会反对力量。

因此，从这些不同的理论视角可见，与“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理论判断不同，在中国，即便随着市场化的充分发展，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力量开始崛起，但这也并非一定如现有研究者所企盼的那样将导向政治的民主化。相反，一方面，如摩尔所言，这种新兴的力量有可能利用国家权力控制劳工和农民等反对力量，从而成为专制主义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如斯考切波所指出的，这种力量对于国家权力的反对，也可能导致国家任何尝试性改革政策的失败和制度的崩溃，从而为社会革命提供空间和机会。并且，现有“共谋性政商关系”的研究从“国家与社会”两分的视角出发，将商人看做是反对国家的重要“社会力量”，而波兰尼所指出的“双向运动”中，资本和资本家力量的崛起是摧毁“社会”的力量而非保护社会、抗衡国家权力的力量，在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中，国家对于这种力量的控制，是保护社会和重建社会生活的重要手段。这些既意味着所谓政商之间共谋可能并非是中国的独特性所在，也意味着所谓自主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出现并非就简单地意味着政治民主化。

五、讨论：从“民主转型”到“政策影响”

总的来说，虽然现有研究基本上认为中国没有出现一个与国家抗衡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但是，大部分研究都有很强的理论预设性，正是从“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理论假设出发，对于中国私营企业主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关注他们在民主转型中的角色，以及为什么中国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没有成为推动民主转型的力量。虽然这些研究有着很强的理论洞察力，不过，由于它们有过于强烈的理论预设将私营企业主与“民主转型”联系到一起，因此，他们会面对一个潜在的研究陷阱，即如果研究发现私营企业主依附于国家而并未在市场转型中获取其自主性并进而抗衡国家，从而难以成为民主转型的推动力量，那么，关于私营企业主对于中国政治发展影响的研究就会戛然而止。同时，在民主转型之外，私营企业主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其他同样重要的深远影响可能会因这种强烈的理论预设而被无意识地遗漏和忽略。

在笔者看来，私营企业主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不应局限于“民主转型”，在众多有待进一步发掘和深化的研究主题中，私营企业主对于政府政策过程的影响，不论是政策的制定还是执行，是一个有着重大现实意义和丰富理论内涵的研究主题。与基于民主转型的理论预设而关注私营企业主的“自主性”问题不同，对于政策过程中私营企业主角色的研究更关注其“影响力”。对于市场转型中的私营企业主而言，“影响力”与“自主性”是两个密切关联但却不等同的范畴，基于政府过程中私营企业主政策影响力的研究，可以为我们进一步揭示转型期的中国政商关系及其对于政治发展的影响提供不同的视角(Kennedy, 2009；黄冬娅，2013)。在当代中国国家与私营企业主关系发展的研究中，只有不断地拓展研究视角，才能够更好地把握两者关系发展的前景及其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

注释：

1.参见：张文魁, 等.重塑政商关系[N].凤凰网：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macro/20120706/6719708.shtml。

2.参见：郑作时，《政商关系的微妙变化》，《中国经营报》，2010年1月18日，A12版。

3.摩尔和斯考切波对不同国家的阶级结构存在不同的判断，特别是对于中国和法国。在摩尔看来，中国的地主—商人力量非常之弱小，完全没有商品化，最终积累了农民革命的种子；而在斯考切波的晚清研究看来，地方士绅及其军事化无疑是晚清改革重大的反对力量，这种反对力量不是太弱而是太强，并最终导致了旧政权的崩溃。但是同时，中国农民也不像法国农民那样有组织，他们没有村社自治，因此，中国并没有发生农民自发针对地主的革命，而是共产党的动员。对于法国，摩尔认为它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样板；而斯考切波则认为，它与英国不同，是社会革命的样板，且法国支配阶级强大，推翻了旧制度，同时，给由村社自治带来团结和凝聚的农民带来反叛的机会，从而爆发了社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