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社会资本与职业地位获得、收入回报关系的研究成果斐然(林南，2001；边燕杰，2004；陈云松，2012；张顺、程诚，2012；张文宏、张莉，2012)，却少有研究把该议题与社会不平等关联起来。本文以农民工与城市职工收入差距研究为切入点，考察社会资本对不同户籍人口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路径及其程度。农民工是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形成的特殊群体。截至2012年，中国农民工总量已突破2.5亿，并以每年4%左右的速度在增加。¹此外，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收入差距悬殊，2011年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为2 049元，只是城市职工的59%。²这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他们试图从三个方面做出解释：第一，人力资本的差异导致收入差异(Maurer-Fazio and Dinh, 2004；Demurger, et al., 2009；邢春冰，2008；李骏、顾燕峰，2011；严善平，2011)；第二，户籍歧视产生的职业结构壁垒导致农民工进入低收入职业(Meng and Zhang, 2001；王美艳，2005；田丰，2010)；第三，其他未知的歧视因素或技能因素导致收入差异(王美艳，2003；邓曲恒，2007)。

上述研究立足于农民工和城市职工的个人特征及其禀赋差异，但忽略了一个重大的社会事实，即群体间的收入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两个群体的社会背景的差异、社会关系、社会资源及其运用能力的差异，概括说就是社会资本的差异，这是重要的社会学研究课题。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是上升还是下降虽有争议(边燕杰、张文宏、程诚，2012b)，但相关研究发现，使用人际关系谋职的劳动者越来越多，从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20%开始一路飙升，2009年已达80%(程诚，2012a)。与此同时，人们对“关系”的社会认可度也不断升高(张文宏、张莉，2012)。最新的研究表明，虽然托人谋职不一定就能获得高收入的职业(陈云松，2013a)，但如果受托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受助人的收入将会获得明显提升(陈云松，2013b；边燕杰、丘海雄，2000；边燕杰，2004；边燕杰等，2012b；张文宏、张莉，2012；张顺、程诚，2012)。由此可以推断，当农民工缺乏知识储备和职业培训而进入低收入工作后，要想改变这个状况，就需要改善他们的人力资本；如果某些农民工已经具备了知识储备和职业训练，但是由于缺乏信息通道、人际交往和人脉关系等社会资本而不得不从事低收入工作，那么进一步解放他们的劳动生产力，微观层次达到才尽其用，宏观层次缩小收入差距，就不单单是人力资本的问题，而必须了解影响农民工职业获得和收入水平的社会制约机制。虽然实现“农转非”的“凤凰男”社会地位总体高于农民工群体，但他们所遭遇的“天花板效应”也恰好说明，户籍收入差距在收入分布的中高端更可能是因社会资本而非人力资本差异所致(林易，2010)。

本文研究的是农民工在多大程度上由于缺乏社会资本而使其收入水平低于城市职工。首先，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归纳关于社会资本的理论解释，并据此提出相关研究假设；其次，基于2009年的调查数据，分析农民工和城市职工在社会资本方面的差异，并将社会资本纳入职业获得模型和收入决定模型，考察其对职业获得和收入回报的影响；最后，采用Brown分解及其他方法区别农民工和城市职工的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和职业内部的收入差异，从而进一步检验社会资本在两种路径上的影响程度。

二、研究回顾与研究意图 (一) 收入差距的研究路径与分解策略³

劳动经济学认为，个人收入水平是其教育程度和生产技能的函数(Becker，1962；Schultz，1961)，有些人的收入高于其他人是由于在这些要素方面占有相对优势。从这个视角出发，比较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需要着眼于三个方面。一是不同群体在收入影响要素方面的相对优劣状况。这是资源禀赋的群体分布问题，在劳动经济学的收入模型中可以测量和估计，因此是模型内部可以解释的部分。二是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回报率的差别。如果同样的资源禀赋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不同的回报率，那么就产生了所谓群体歧视的问题。回报率的群体差异在劳动经济学的收入模型中可以测量，但其来源是社会性的，在模型内部没有涉及，也无解释。三是不同群体进入高收入职业的机会不平等或是由于资源禀赋的群体差异造成的(合理的、收入模型内有解的)，或是由于群体歧视造成的(不合理的、收入模型内无解的)。劳动经济学认为城市职工和农民工的收入差异表现为上述三个方面，其问题的性质又分为资源禀赋的群体差异问题和农民工群体受歧视的问题。

个人的收入水平影响因素研究可简要概括为两种理论取向：个体特征决定论和职业岗位决定论(Granovetter，1981)。个体特征决定论坚持个人主义视角，从劳动力供给方出发，认为一些人对个体资源禀赋投入较多，劳动生产率较高，在劳动力市场中有较高的竞争力，因而收入水平就会高于那些对个体资源禀赋投入较低的人。这种个体资源禀赋差异决定收入差异的典型代表就是人力资本解释。另一方面，职业岗位决定论从结构主义视角出发，认为现实的劳动力市场并非理想模型中的完全竞争状态，而是被分割为主要的和次要的劳动力市场，在不同的市场中遵循着不同的收入分配模式。劳动者的收入也并不完全依赖劳动者的生产效率，还会根据他们的职业岗位而定。处于优势地位结构的内部成员通过设置职业准入门槛维护自身利益，但这些岗位的从业人员虽然收入较高，却不一定拥有更高的生产效率，比如，与竞争行业相比，垄断行业中的办事员拥有更高的薪酬和社会福利。由上述论述可知，个人主义和结构主义是考察收入不平等的两种范式，前者从供给方出发，强调生产能力差异所造成的不平等；后者更加强调不平等如何被再生产，认为结构约束导致了收入差异，而非生产效率。

个体特征决定论和职业岗位决定论是两种理想类型，在现实劳动力市场中会共同影响收入。比如，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高的劳动者更可能进入到高收入的职业及行业中，缺乏这些禀赋的人则只能留在次级劳动力市场或收入较低的职业中。后来的研究更注重分解这两种机制的共同影响，而群体间工资收入的均值差异又如何分解？可以这样简要概括，由于个体资源禀赋在不同群体间的分布不同，所造成的差异为合理可解释的，其余的则是不合理成分。经济学认为，由于不同群体的个体资源禀赋(人力资本)投资状况不同，造成的劳动价格差异也属于合理的。因为偏好投资人力资本的社会行动者会拥有更高的劳动生产及资源配置效率，理应获得更高的回报，而那些非个体资源禀赋所造成的价格差异则是由于歧视等因素造成。依据这个研究思路，2000年以来，涌现出大量关于中国农民工与城市职工收入差距的经验研究，度量和比较了人力资本、职业分割和其他不可观察的市场歧视各自的影响(Meng and Zhang, 2001；Maurer-Fazio and Dinh, 2004；Demurger, et al., 2009；王美艳，2003；王美艳，2005；邓曲恒，2007；邢春冰，2008；田丰，2010；李骏、顾燕峰，2011)。

(二) 户籍工资收入差距的社会资本模型

上述研究分析了个体异质性和结构分割对组间收入差异的影响，但依然有一些收入差异无法解释，一些研究直接将其称为“劳动力市场歧视”，这很难令人信服。相反，由于农民工是被“选拔”进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因此，在理想状况下，如果不同户籍间收入差距全部由人力资本等要素解释，那么在剔除该因素的影响后，我们应该观察到农民工的平均收入高于城市职工。目前的量化研究还没有得出过这样的结论，笔者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忽略了农民工与城市职工所处社会环境和背景的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资本的户籍差异。

在劳动力市场领域，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论点是，嵌入性资源，也即社会网络以及社会网所附带的信息、声望、权力等，能够显著影响行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结果(林南，2001；边燕杰，2004；陈云松，2011)。社会资本之所以具有收入效应，是因为如下几点依据：首先，劳动力市场并非完全竞争的现实决定了劳动者的社会资本储备的优劣，会影响他们获取充分信息的能力(Granovetter，1973)，进而影响“人职匹配”的程度(Granovetter，1981)；其次，劳动经济学关于理性的经济人假定也过于理想化，劳动力市场中的雇员和雇主同样也会遵循社会理性或有限理性而行动，此时，社会资本中蕴含的信任和人情要素就会左右人们的经济行动(Bian，1997)；另外，社会资本还会提升劳动者的劳动技能等人力资本而影响经济收入(Coleman，1988；程诚，2012b；叶静怡等，2012；Hasan and Bagde, 2013)。从影响路径看，大多数研究认为，社会资本是通过决定职业地位获得而间接影响工资收入(林南，2001；Zhang and Li, 2003；孔建勋、张顺，2013)。也有研究表明，即使是在相同职业中，社会资本也可以为求职者提供更多的雇主信息，增加选择空间和讨价还价机会，避免买方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等直接影响工资收入(Boxman, et al., 1991；边燕杰等，2012a；张顺、郝雨霏，2013；章元、陆铭，2009；叶静怡、周晔馨，2010；章元等，2012；陈云松，2012；张春泥、谢宇，2013)。

理论与经验研究皆表明，社会资本是劳动者职业获得和工资收入提高的重要途径。如果农民工和城市职工的社会资本存量不等，则必然会造成两组群体间的收入差异。以往关于农民工和城市职工收入差异的研究一直忽略了这种影响，所以，本文提出社会资本户籍差异的理论模型，并试图揭示其对不同户籍群体收入差距的影响。

社会资本之所以称之为资本，正是由于它是物质与精力投资的产物(Lin，2001；刘林平，2006)，因而社会资本也是个人的一项重要的资源类型。它与其他资源最大的差异在于：社会资本蕴含了社会性的能量，表达了个体能动性地突破社会结构制约的能力。多方面因素导致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社会资本存量天然地不对等，准确地说是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资本欠缺问题更加严重。

首先，农民工先赋性社会资本质量欠佳。农民工家庭背景根植于农村，与城市职工相比，其家庭关系网络很难延伸到城市劳动力市场，能够为其提供的帮助和庇护非常有限。一些研究认为，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收入不具有可比性，原因正是基于他们生活环境、社会背景的巨大差异，单纯地说是由教育程度差异造成实际上是夸大了人力资本的作用(田丰，2010)。在劳动力市场中，这种背景环境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社会资本存量的差异。

其次，农民工投资新型社会资本的时间与精力欠缺。受个人禀赋和社会背景的影响，农民工的工作强度有别于城市职工，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时间远高于城市职工。2006-2008年，农民工周平均工作时间超过56小时，高出城镇职工近9个小时，约三分之一的农民工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李培林、李炜，2010)。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结果也显示，2009年，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农民工平均每个月工作26天，每周工作58.4小时。每周工作时间多于《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的占89.8%，其中，住宿餐饮业的农民工每周的工作时间甚至超过61小时。⁴农民工的休闲时间被工作时间挤占，限制了其人际交往和公共参与，难以形成丰富的社会资本。

再次，农民工维护社会资本的环境差，投资动机不足。农民工居无定所，长期往返于城乡之间，也阻碍了他们对新型社会资本的投资，导致网络异质性程度低和信息与资源流通闭塞。早期农民工的迁移模式表现为“农忙耕作，农闲外出务工”，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不再以务农为主，但也频繁往返于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和不同工种之间，户籍身份所带来的异地劳作一直没有改变农民工的频繁流动(张春泥，2011)。一项数据显示，老一代农民工(1980年前)的每份工作平均持续4.2年，而新生代农民工只有1.5年，这种“短工化”就业趋势在不断加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3)。这不仅导致农民工的新型社会资本难以培育或易于流失，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担心这种投资可能是无用的，还导致农民工投资社会资本的动机更加薄弱。

最后，社会交往的同质性原则(McPherson, et al., 2001)也决定了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处于不利地位。在多数情况下，人们都会选择与自己经济社会地位比较相似的人交往。与城市职工相比，农民工初始社会地位低，会被排斥在城市居民的交往对象之外，异质性关系网络难以形成，取而代之的是，农民工选择以同乡和工友构成的同质性的“同乡聚集”的关系网络。虽然同质性关系网络也有共渡难关的功能(张春泥、谢宇，2013)，但与城乡居民互动网络相比，其资源重复且含金量低(叶静怡、周晔馨，2010)，也可能会限制农民工的自由与进一步发展(Portes，1995)。

从根本上讲，城乡户籍壁垒造成了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更加欠缺，这导致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关系断裂，农民工孤立于城市劳动力市场，也导致了他们频繁流动于不同区域之间。这种“先天不足、后天匮乏”的困境使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及其投资动员意愿都更可能低于城市职工，其发挥的功效也更加有限。结合前文所述的社会资本影响收入水平的两条路径，我们不难知道，社会资本影响不同户籍群体的收入差距同样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可供农民工选择的职业、行业更加有限，难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岗位；第二，在同职同行中可供选择的雇主更少，缺乏讨价还价的机会，只能得到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因此提出：

假设1：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社会资本存量有显著差异，城市职工要优于农民工。

假设2：社会资本的直接收入效应是导致城市职工和农民工职业内部工资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

假设3：社会资本的职业获得效应是导致城市职工和农民工职业选择差异，并间接导致了工资收入差异。

三、分析策略与数据来源 (一) Brown分解及在本文的应用

为了逐步检验上述三个假设，本文使用的实证方法包括T检验、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多元逻辑回归和Brown分解。Brown分解在计量经济学中运用较多，在社会学中不太常见。虽然Oaxaca-Blinder分解比较流行，但它存在“选择性偏误”的问题(郭继强等，2011)，换句话说，它无法考察职业和行业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Brown分解是在Oaxaca-Blinder分解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用来考察某个因素(如社会资本)对职业内收入差异的影响，以及对职业间收入差异的影响。该模型让我们可以将个体因素、结构性因素、其他未知因素与组间收入差异整合到统一的框架内(郭继强等，2011)，更加适合本文的研究议题。下面以劳动力市场中户籍收入差异研究为例，通过数学公式解析该分解过程。

若考虑职业类型差异，城市职工和农民工的总工资差距可表达为：

$ \begin{array}{l} {\overline w _u} - {\overline w _r} = \sum {_j\left({p_j^u\overline w _j^u - p_j^r\overline w _j^r} \right)} \\ \;\;\;\;\;\;\;\;\;\;\;\sum {_j} p_j^r\left({\overline w _j^u - \overline w _j^r} \right) + \sum {_j} \overline w _j^u\left({p_j^u - p_j^r} \right) \end{array} $

(1)

其中，w_i为对数收入的平均值，w_jⁱ为不同职业类型中的平均收入，p_jⁱ为各职业类型中的就业概率；u代表城市职工，r代表农民工；j代表职业类型。

等式(1)右边两项可继续作如下分解：

$ \begin{array}{l} \sum {_j} p_j^r\left({\overline w _j^u - \overline w _j^r} \right) = \sum {_j} p_j^r\left({\overline x _j^u\beta _j^u - \overline x _j^r\beta _j^r} \right)\\ \;\;\;\;\;\;\;\;\;\;\;\;\;\;\;\;\;\;\;\;\;\;\;\; = \sum {_j} p_j^r\left({\overline x _j^u - \overline x _j^r} \right)\beta _j^u + \sum {_j} p_j^r\overline x _j^r\left({\beta _j^u - \beta _j^r} \right)\\ \sum {_j} \overline w _j^u\left({p_j^u - p_j^r} \right) = \sum {_j} \overline w _j^u\left({p_j^u - \widetilde p_j^r} \right) + \sum {_j} \overline w _j^u\left({\widetilde p_j^r - p_j^r} \right) \end{array} $

将上面两式代入等式(1)中，可得：

$ \begin{array}{l} {\overline w _m} - {\overline w _f} = \;\;\sum {_j} p_j^r\left({\overline x _j^u - \overline x _j^r} \right)\beta _j^u + \sum {_j} p_j^r\overline x _j^r\left({\beta _j^u - \beta _j^r} \right)\\ \;\;\;\;\;\;\;\;\;\;\;\;\;\;\;\;\; + \sum {_j} \overline w _j^u\left({p_j^u - \widetilde p_j^r} \right) + \sum {_j} \overline w _j^u\left({\widetilde p_j^r - p_j^r} \right) \end{array} $

其中，$\overline x _j^i$是决定工资收入的影响因素，${\widetilde p_j^r}$表示如果农民工获得城市职工同等待遇时，在不同职业中就业的概率。需通过多元逻辑回归来估计该值。至此，工资收入的户籍差异被分解为四个子部分：(1)$\sum {_j} p_j^r\left({\overline x _j^u - \overline x _j^r} \right)\beta _j^u$表示，假定城市职工与农民工在相同职业中有一样的收入回报率，即同工同酬，但由于个体资源禀赋(主要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储备不同所导致的工资收入差异。(2)$\sum {_j} p_j^r\overline x _j^r\left({\beta _j^u - \beta _j^r} \right)$表示，在相同职业中，城市职工与农民工个体资源禀赋储备相同但收入回报率不同而引起的收入差异。比如，城市职工的人力资本回报率可能高于农民工，同样会造成收入差异。这部分的差异是由于个体资源禀赋的回报欠缺而非资本欠缺导致的，可以被理解为是制度歧视造成的不可解释的差距。(3)$\sum {_j} \overline w _j^u\left({p_j^u - \widetilde p_j^r} \right)$表示城市职工和农民工因个体资源禀赋储备不同而进入了不同的职业岗位进而产生的收入差异，属于可解释部分。(4)最后一项$\sum {_j} \overline w _j^u\left({\widetilde p_j^r - p_j^r} \right)$，是由于其他因素，导致在相同个体资源禀赋条件下职业准入机会的差异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属于不可解释部分。其中，(1)和(2)项可合并为职业内的收入差距；(3)和(4)为职业间的收入差距；(1)和(3)项合并后的含义是可由个体资源禀赋差异来解释的收入差距；(2)和(4)为无法解释的部分通常被理解为歧视部分。

(二) 数据来源与核心变量的测量

本文选用JSnet2009全国八城市抽样调查数据。⁵剔除目前没有工作、没有工资性收入，以及在其他主要变量上缺失的案例后，进入最后分解模型的样本总量为3 765个。其中，农民工组样本480个，城市职工组样本3 285个。

1.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工资收入包括四个方面：工资单所列的月总收入、工资单以外的奖金或其他收入、年终奖和年终单位发放的实物折现。为消除工作时间对工资收入的影响，我们根据劳动时间将收入转化为小时工资，并取对数后作为因变量纳入模型。

2.社会资本  通过“春节拜年网”(边燕杰，2004)测量社会资本是相对成熟也最能体现中华文化内涵的测量途径。在选取测量指标时，有两点需要重点考虑，第一，指标要与城市劳动力市场密切相关；第二，高度关注网络多样性和网络中蕴含的社会资源。本文最终确定了五个指标：用“职业多样性”和“单位多样性”测量网络结构特征，它们代表了信息机制的影响；用“网络顶端”和“网络平均资源含量”测量网络资源状况，代表了网络关系可以提供的实质性帮助和庇护；最后一个指标是与领导、经理和知识层等精英的纽带关系，它是网络结构和网络资源的混合测量。本文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从上述五个指标中抽取了一个社会资本公因子，并转换为0到100的取值。公因子解释力度超过78%，KMO值接近0.80。结果见表 1。

3.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测量指标，选取最常见的职业岗位类型作为结构分割的指标。根据分析样本的实际需要，本文将职业岗位分为七个主要类型：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人员、技术工人和体力工人等。其他常规控制变量还包括年龄、年龄的平方项、政治面貌(非中共党员赋值0，党员为1)、性别(女性赋值0，男性为1)、工作地点(内陆地区赋值0，沿海地区为1)等。

四、分析与讨论

本文的实证分析将分三步完成。首先，我们描述农民工和城市职工在收入等指标方面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重点检验社会资本在城市职工和农民工群体间的差异，即假设1。我们还会分户籍考察不同职业的收入、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从而把握职业阶层的总体情况及户籍差异。第二步，使用多元逻辑回归模型预测农民工和城市职工进入不同职业的概率，检验社会资本对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以及对职业间户籍收入差异的影响。第三步，分群体建构工资收入决定方程，分别考察社会资本对城市职工和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在完成上述分析之后，我们将计算个体特征、社会资本、群体歧视因素在职业内和职业间的影响程度的相对比重，借以检验假设2和假设3。

表 2的下半部分结果显示，在涉及经济社会地位的诸多指标中，农民工都处于弱势地位。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包含奖金及其他额外收入)为2 885元，小时工资为13.2元，每天平均工作8.67小时；城市职工分别为3 519元、20.3元和8.32小时。从绝对量上看，城市职工月工资高出农民工634元，小时工资多出7.10元，平均每天还少工作近半个小时；⁶农民工月工资和小时工资只有城市职工的82%和65%，受教育年限则比城市职工少了近3年，农民工的受教育年限略高于初中水平，城市职工略高于高中水平。农民工主要从事体力工作，与城市职工相比，平均年龄小了7.7岁。总体来说，城市职工在工资收入、工作时间和受教育年限等方面都要显著优越于农民工群体。

(一) 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社会资本差异

表 2上半部分的数据显示，无论是社会资本综合得分，还是社会资本的单项得分，农民工都低于城市职工。T检验表明，这些差异统计显著。因此，与城市职工相比，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处于全面劣势地位，假设1得到验证。⁷

具体的数据比较可以增加我们对上述结论的真实感。城市职工的社会资本综合得分为44，农民工是34，绝对差异10分。从相对量看，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的综合得分只有城市职工的四分之三。从单项来看，农民工交往的职业类别平均为3.8个，城市职工为4.9个；在交往的单位类别上，农民工有2.4个，城市职工有3.2个；农民工的网络平均资源含量为10.9，城市职工为14.9；网络顶端的可达程度，农民工为50，城市职工为59；农民工与领导层、经理层和知识层的纽带关系比例分别为24%、31%和39%，城市职工分别为36%、44%和52%，均高于农民工。若将上述纽带关系视为同社会精英的链接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市民的核心网络中平均有1.33个精英，而农民工只认识0.99位精英。

我们进一步对各类职业内部的几个主要特征要素的户籍差异进行比较(见表 3)。在城市户籍人口中，管理人员的小时工资水平为36.45元，体力工人为11.02元，前者是后者的3.3倍。而在农民工群体中，前者为27.33，后者为8.30，前者也是后者的3.3倍。以小时工资来衡量社会分层，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居于上层地位，体力工人、服务人员以及技术工人地位较低，办事人员和个体工商户处于中间层。另一方面，在不同的职业阶层中，农民工的工资收入都要低于城市职工。户籍差异最大的为商业服务阶层，农民工的工资约为城市职工的57%，差异最小的是个体工商户，比例为79%。这初步表明，职业阶层的收入分化和阶层内部依户籍的收入分化都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城市职工和农民工入职机会是不平等的，那么有必要将群体的职业分布纳入两个群体的收入差异分析。

表 3还显示，在不同职业类别中，劳动者占有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也存在显著差异。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拥有最好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而体力工人最为贫乏。在个体户阶层中，不同户籍人口的社会资本存量不一致。农村户籍的个体户社会资本占有非常匮乏，而城市户籍的则处于中等水平。从方差分析看，不同职业的劳动者在工资收入、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

(二) 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职业地位获得：社会资本的影响

下面通过多元逻辑回归模型来估算农民工和城市职工进入不同职业类型的概率值。选取的自变量包括受教育年限、社会资本、性别、政治面貌和工作区域等。结果表明，这些因素对两个群体职业获得都有显著影响，模型拟合效果较好，能够比较准确地预测概率(见表 4)。模型计算结果除了可以预测概率外，也直接反映社会资本对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间接反映对职业间收入差异的作用力度，可用来检验假设3。

我们对表 4的数据结果做三点说明。第一，所有的回归系数都是正向的。这说明，无论城市职工还是农民工，社会资本是进入较高层次职业的积极影响因素。第二，城市职工的回归系数都是统计显著的。这说明，社会资本对城市职工入职机会的积极影响是系统性的，没有特例，影响强度依次为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工商个体、办事人员、技术工人、商服人员和体力工人；职业层次越高，社会资本的影响强度越大，也即社会资本对于城市居民获得这些职业的机会越重要。第三，农民工的回归系数有的统计显著，有的不显著。这说明，对于农民工而言，社会资本的影响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其特征是：与进入体力工人层相比，进入管理层、专业技术层和商业服务层需要更多的社会资本(统计显著)，进入工商业主层和技术工人层则不需要更多的社会资本(统计不显著)。

职业地位获得模型总体表明，社会资本有利于农民工和城市职工的职业地位获得。但从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要弱于城市职工可知，农民工试图通过社会资本实现职业向上流动的难度要大于城市职工。因此，可认为社会资本的户籍差异和社会资本的职业地位获得效应共同导致两组人在职业准入上面临了不同的门槛(见表 5)，农民工更难进入优势职业类型间接导致了工资收入的户籍差异(假设3)。

上述模型除了可以观察社会资本对于城市职工和农民工的职业分布的影响之外，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可以根据这些系数预测出两个群体进入不同职业的工作机会差异。具体方法是，用城市职工的系数预测农民工的职业分布概率(假定农民工具有城市职工的社会资本)，用农民工的系数预测城市职工的职业分布概率(假定城市职工的社会资本等同于农民工)，然后与各自实际的概率分布进行对比。这是比较两个群体的关键地方，如果没有群体差异，两个群体进入不同职业的实际概率值和预测概率值则应该没有大的差异，也就是没有限制户籍的入职门槛。但是数据结果显示的情况是相反的(见表 5)。

表 5显示，两个群体的职业进入概率有很大差异。如果按照城市职工进入各类职业的标准，结合农民工自身的素质，他们从事管理工作的预测概率为14.99%，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为12.80%，办事人员的为22.20%，分别比实际值高4.16%、6.13%和10.32%。换句话说，如果让农民工拥有城市职工的个人特质禀赋和社会资本，他们中更多的人就将从事这些高收入的职业。反过来看，农民工的实际进入概率比预测概率高的职业是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技术工人和体力工人，分别高出预测值4.41%、5.93%、5.15%和6.14%，也就是说，如果让农民工拥有城市职工的个人特征禀赋和社会资本，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会不再从事这些收入较低的职业。一增一减的态势将降低城市职工和农民工的收入差距，也将降低整个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如果让城市职工拥有与农民工一样的个人特征禀赋和社会资本水平，其增减态势将恰恰相反。城市职工进入管理工作的预测值为4.65%，专业技术工作的为2.92%，办事人员的为18.52%，分别比实际值低11.52%、15.13%和3.12%；可计算出，进入收入相对丰厚的管理和专业技术这两个岗位，城市职工的预测值只有实际值的29%和16%。城市职工进入比预测概率值低的职业则包括：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技术工人和体力工人，分别比预测值低6.89%、10.63%、4.21%和8.05%。

数据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存在严重的限制户籍的入职门槛。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由于户籍原因，农民工进入了一些有别于城市职工的职业岗位，而其中多数为工资待遇较低的职业，比如商业服务人员和体力工人。虽然有一定数量的人进入了个体工商户层这个平均收入相对较好的职业，但由于需要自筹资金和抵御经营失败的风险，也面临了巨大的生存压力。

(三) 社会资本对户籍收入差异的贡献

在传统的工资决定方程的基础上，本文增加了社会资本变量来解释其对收入水平的影响。表 6报告了农民工和城市职工的传统收入决定方程、包含社会资本情况下的方程，以及加入职业类型变量后的方程，共计6个模型。⁸

结果显示，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城市职工，社会资本对工资收入水平都有显著的解释力。在农民工组中，传统回归模型解释了总体变异的21.1%，加入社会资本变量后，解释度上升到30.6%。在城市职工组中，解释度也从31.8%上升到35.8%。两组拟合优度分别上升了45%和13%。从贝叶斯信息准则看，BIC值的下降也表明，两组模型拟合效果从传统模型到社会资本模型有显著改善。这再次证明了社会资本对于收入决定的重大影响力。在扩展模型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控制职业类型变量，并有两点发现。第一，模型整体解释力进一步提高。这表明不同职业类型与收入差异存在高度相关，我们有必要将其纳入户籍收入差距的研究范畴。第二，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降低，但依然保持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这表明，社会资本既可以通过影响职业地位获得间接影响收入水平，也可以在相同职业中直接影响收入水平。

虽然前文的工资收入决定模型和地位获得模型表明社会资本会直接或间接左右收入水平，也表明了其对户籍收入差距的影响，但我们并不清楚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也无法同其他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因此，我们需要将上述各模型的信息汇总到一起，带入Brown分解公式中来量化社会资本对户籍工资差距的直接效果(职业内)和间接效果(职业间)(见表 7)。农民工和城市职工的总工资收入(取对数后)差距为0.398，其中，职业内部和职业间的收入差距分别为0.258和0.140，占总差异的64.8%和35.2%。可见，在当前中国大城市劳动力市场中，职业阶层内部的户籍收入差距要大于职业间的差距，但职业间的不平等同样不容忽视。

职业阶层内部收入差距中(见表 8)，可以被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等禀赋差异解释的为0.157，占职业内部总差距的60.85%，占总差距的39.51%。剩余的0.101是不可解释部分，一般认为是不合理部分。其来源有两个方面：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等禀赋对两群体的收入回报率差异造成(体现为回归系数的差异)和其他歧视性因素造成(体现为截距项的差异)。

Brown分解可以计算出各影响因素对职业阶层内收入差异的贡献。在控制住其他变量的影响下，社会资本能够解释0.045的收入差距，占总户籍工资收入差异的11.35%，占可解释部分的28.7%，影响仅次于人力资本。因此，可以认为社会资本是导致城市职工和农民工职业内部工资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假设2得到强有力证明。另外，受教育年限对职业阶层内部收入差异解释力最强，可解释户籍总差异的36.52%。这表明，在户籍收入差异，尤其是职业内部差异中，人力资本储备的户籍差异居于首要地位。区域、性别和政治面貌对职业阶层内部收入差异有负向影响，我们所看到的0.398的户籍收入差异受结构性因素的干扰而被稍稍低估了。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农民工年龄整体偏小，更加年富力强；他们中的男性比重更高，而男性平均收入高于女性，这就拉高了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收入；工作地点的选择也是如此，因为农民工在沿海地区的比重要高于内陆，而沿海平均工资也会高于内陆。

职业阶层间的收入差异同样被分解为合理与不合理两部分。这里有个特别现象值得关注，这部分收入差异中，可被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解释的为0.229，占总差异的57.5%；不可解释部分为-0.089，占总差异的-22.2%。负值表明，就职业地位获得来说，农民工不仅没有遭遇雇主与其他制度性歧视，反而存在一定的反向歧视，使农民工进入一些高收益的职业及行业，因而导致可解释部分比重较大。但必须指出，这个结论需要慎重。我们仔细分析后发现，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相对于城市职工，农民工进入自雇行业的更多。但这类职业在高收益的同时却也面临着高风险，调查数据排斥了那些经营失败的案例。

社会资本最重要的功能在于职业地位获得。前文的分析已指出，农民工社会资本欠缺，对他们职业获得的影响没有那么明显(与城市职工相比)。这些方面一起导致职业间可被解释的部分占到总差异的一半以上。Brown分解虽无法计算出社会资本对职业间收入差异的具体贡献，但已有经验研究指出，社会资本最大的功效在于职业地位获得。因此，我们认为其影响不低于职业内部收入差距的贡献。⁹因此，可认为假设3成立。

五、结论与启示

以农民工与城市职工收入差距研究为例，本文提出了组间收入不平等的社会资本模型。对户籍收入差距的微观机制研究无外乎人力资本和身份歧视的解释，但从未将社会资本这个重要的影响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在社会资本的研究领域中，大量文献论述社会资本对城市职工或农民工职业获得和收入增长的影响，但尚未考察社会资本对户籍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本文在这两个方面进行了对接，既为传统的收入差异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把社会资本研究向社会不平等这一重要领域推进了一步。文章提出了社会资本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两个条件，即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和社会资本存量或回报率的组群差异化，并加以实证研究支持。我们的研究结论有别于其他研究成果，比如，有研究注意到，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Grootaert，1999)，弱势群体对其更加依赖，对农民工群体来说可能更加重要。但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发现，与城市职工相比，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的存量存在先天不足、后天投资乏力和投资动机欠缺等客观情况，这就导致农民工群体存在社会资本欠缺之问题，使他们摆脱结构限制的能力更加有限。实证结果也表明，农民工群体社会资本贫乏的现象确实影响了户籍工资收入不平等，且独立于人力资本的影响。由于社会资本欠缺，导致农民工求职信息和职业专有性知识不足，进而在职业选择与部门选择时缺乏“讨价还价”的机会，使他们更多地进入低收入的工种。即使工种相同，也会处于工资较低的行业、部门或单位中。因此，社会资本欠缺不仅导致了“同工不同酬”，还导致在职业选择时处于不利地位。社会资本影响收入水平的这两条路径共同解释了户籍收入不平等的20%以上，在所有影响要素中处于次重要地位。

从社会资本的视角看待不平等能够给予我们哪些新的认识？概括而言，社会资本是维持和固化不平等的重要微观机制。众所周知，制度结构将社会成员区隔在不同场域中，进而限制了社会行动者的交往范围和对象。“人以群分”的交往习惯使优势阶层拥有更好的社会资源和占据更多的社会资本，而社会底层占用较少、较劣的社会资本，难以穿透社会层级。既有的阶层不平等经由这种差异化社会交往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占有不平等而被再生产，甚至扩大化。具体到本文所关注的不同户籍群体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上，社会资本视角恰恰提供了解释户籍制度这一宏观制度设置如何作用于不同户籍群体收入差距这一社会事实的微观逻辑链条，即户籍制度塑造了区隔化的城乡居民交往模式，这种不平等的社会交往带来城乡居民社会资本的差异，并通过社会资本的差异而引发户籍收入的不平等。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城市人口占据了更为有利的地位，农村居民则处于弱势地位。人为设定的户籍制度割裂了农业人口与城市人口的交往空间，这意味着农村居民在积累社会资本的起点上就处于不平等和不公平的位置，并随时间推移而扩大，导致农村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难以享有网络外部性收益和社会支持(DiMaggio and Garip, 2011)。比如，农民工关系网络中的城市职工较少，获取新知识、新技能的机会也就更少，获得社会支持的可能性也更小，大多数农民工只能维持在城市社会的底层。相反，城市居民通过社会资本积累自身优势的概率会更高。因此，社会资本的不平等进一步固化了户籍因素导致的收入不平等。

在固化和再生产不平等的过程中，社会资本的影响有别于人力资本。以本文关注的户籍制度差异为例，农民工和城市职工的人力资本差异源于教育资源的城乡分配差异，是国家规制的结果，但户籍制度所形塑的社会资本差异却是一项自发的结果。或者说，户籍制度导致农民和城市居民自发地形成了各自的社交网络。结合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视角来看，户籍结构制造的不平等既是国家干预的结果，也会通过扭曲社会成员的交往而自发再生产不平等。

另一方面，在本研究中，户籍导致的收入不平等的不可解释部分比重较低。这个发现与最新的一些研究比较相似(郭菲、张展新，2012；严善平，2011)，但这并不能否定户籍歧视的存在。原因有二：第一，在职业内部确实存在25%左右的不合理部分，这是各种资源禀赋对农民工和城市职工的差异化回报率造成的；第二，本研究仅仅关注了收入不平等中的户籍歧视比重，这并不能保证在经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如劳动保障、公共参与、人际交往和教育机会获得等方面，可能存在的歧视。在当前的劳动力市场中，本文仅说明了和收入相关的、来自雇主的歧视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收入差异更多来源于农民工群体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欠缺，以及劳动力市场歧视。对这两类资本的改善更加有利于缩小户籍带来的收入差距。从政策角度看，缩小户籍因素带来的收入差距，除了要加强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外，如何缓解农民工“社会资本欠缺”也是有益的尝试。最可行的方案在于，促进农民工由先赋性关系所构成的社会资本，向异质性和本地性社会资本的转换，加强农民工城市关系网络的建构。如前文分析指出，高流动性是导致社会资本投资不足和容易丧失的原因，而当下的“短工化”趋势表明农民工在工作岗位上“干不长、频跳槽”，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将导致农民工本地性社会资本的易流失和难培育，进而导致关系网络传递技能知识的途径更加闭塞，户籍收入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拉大，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阻力增强。制度创新的重点在于，如何使农民工的工作稳定下来，使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能够嵌入城市社会关系网络。

本文的不足与研究展望包括以下三点。从研究重心看，本文将全部精力用于考察社会资本存量欠缺导致的组间(户籍)收入不平等，尚未考察社会资本回报率也可能存在组间差异，也没有考虑在不同收入条件分布上组间收入不平等的差异。从数据代表性看，该调查采取地图法抽样方式从社区中抽取家庭，虽然这种方式确保了一定数量的流动人口随机入样，但仍然有偏。我们所捕获的多为经济地位较好和半融入城市社区的农民工，他们的社会资本状况也相对较好。从社会资本的测量看，用“春节拜年网”测量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必然包含了他们回老家过年时在家乡当地的很多社会关系，而这些关系在其工作地所发挥的能量可能非常有限，从而使我们高估了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含量，低估了农民工与城市职工在社会资本方面的差异，进而低估了社会资本对户籍收入不平等的贡献。以上三点虽未对本文核心假设造成重要影响，但却是后续研究需要加强的部分。

注释：

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的《201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120427_402801903.htm)。

2.根据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推算。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2/indexch.htm)。

3.本文只回顾了组间收入差异的研究路径。对农民工和城市职工收入差距的经验研究回顾也只是局限于两群体均值收入差异，并未涉及对收入条件分布形态可能存在的差异的考察。比如，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收入差异可能主要表现在高收入阶层，而非低收入群体间，也没有关注户籍收入差异对城市总体不平等带来了多大程度的影响。关于这些问题，将另文论述。

4.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100319_402628281.htm)。

5.关于该数据的抽样方法及其他相关信息可以参考：边燕杰、张文宏、程诚(2012b)。

6.如果考虑到每周加班时间，农民工的工作时间会更长。

7.即使我们建立一个包括众多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社会资本的户籍差异依然会非常明显。

8.这里含社会资本的两个扩展模型是后文Brown分解展开的基础。Brown分解需要对各类职业，分别按照城市工人和农民工做回归。考虑到本研究设计包含七类职业，再区分两大组别，则有14个回归方程。如果再区分是否包含社会资本变量，模型将增加到28个。因而，不再具体报告。

9.我们在另一个研究议题中，针对相同的调查数据，运用改进后的Oaxaca-Blinder分解模型，在考虑其他变量的影响下，发现由于社会资本存量的户籍差异，总体可以解释城市职工与农民工收入差距的25%以上。如果从90%的置信区间来看，为20%到31%之间。详细情况可参见：程诚、张顺(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