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从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伴随乡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Saunders，2011；崔岩，2012)。这种流动既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向发达国家的城市流动，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内部流动，而后者在规模和速度上都远远超过前者。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流动人口数量已达约2.6亿，约占总人口的16.5%。规模巨大的移民如何真正融入城市决定了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社会融合进行了概念性讨论。杨菊华(2009)认为社会融合是一个动态的、渐进式的、多维度的和互动的概念；张文宏和雷开春(2009)则表示社会融合是一个综合而具有挑战性的概念；任远和乔楠(2010)提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一个逐步同化和减少排斥的过程，是流动人口对城市的主观期望和城市的客观接纳相统一的过程，是本地人口与外来移民发生相互交往和构建相互关系的过程。具体来说，这种融合可以理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自愿或被迫的“再社会化”——个体舍弃过去接受的一套社会规范和价值标准，重新学习社会所要求的社会规范与行为方式的过程(张春龙、聂玉梅，2001；王燕华、张大勇，2004)——和文化融合(任远、邬民乐，2006)。农民工需要在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和价值观念等方面与城市的逐步融合(张国胜，2007；郭星华、姜华，2009)。农民工进城后没有很好与当地社会融合并形成地理和心理上隔离的现象称为农民工的“内卷化”，主要表现为农民工在城市的城郊结合部、贫民区和棚户区大量聚集。针对社会融合的实证研究把社会融合分为经济、社会、文化、行为、心理和身份等层次，但就社会融合过程是否存在一个逻辑递进关系的问题则存在分歧(李培林、田丰，2012)。国内学者对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研究都认为融合是重要的，是多维度和动态的，但对于融合的测量无法统一，对融合的后果研究也不多，更多将其作为结果变量(周皓，2012)。

事实上，国外针对国际移民的研究由来已久，成果丰硕，其中涵化(acculturation)被公认为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Berry，1980；Schwartz, et al., 2010)，指“由个体所组成的而具有不同文化的民族间发生持续的直接接触，从而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形式发生变迁的现象”。但除了贵永霞等(Gui, et al., 2012)的研究，很少有其他研究直接讨论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乡迁移者的涵化问题，这种忽略的前提是假定国家内部之间的种族、民族、社会或文化之间的差别不大，尤其是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但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历史遗留下来的制度约束使乡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巨大差距，比如中国的户籍制度(hukou)、印度的种姓制度(caste)、俄罗斯的居住许可制度(propiska)。除此之外，社会阶层或等级的差别往往使城乡迁移者的本身存在着改变或被改变、定义或被定义的过程(Vstüner and Holt, 2007)。中国二元社会的存在使城乡之间的差距巨大，当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同样会存在某种程度的涵化问题，形成某种社会认同的参考对象，也会形成身份的转变(Schwartz, et al., 2006)。因此，城乡迁移者的城市文化的适应和身份的认同研究可以借鉴国际移民的涵化研究成果，回答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认同问题。

不同于现有大部分研究讨论社会融合(或社会融入)这样的大主题，本研究将重点放在社会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身份或社会认同(张文宏、雷开春，2009；崔岩，2012)，把外来人口是否认同自己为“本地人”看做衡量其在居住地社会融入的重要标志。在当下的中国，农民工作为一种区别于城市居民和农民的第三类社会类别，存在构建、固化以及再生产的过程(陈映芳，2005)。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可能来自其所在的工作环境(秦昕等，2011)，农民工如果能够在工作空间中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认知，那么其城市认同感也会更高。崔岩(2012)则把外来人口的本地居民身份认同问题作为社会融合的重要结果之一来衡量，发现外来人口对个体社会身份的选择既受到既有制度和政策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个体特征的作用。本文则是基于涵化视角，实证分析农民工的乡村认同与城市认同选择的决定模型。本文在介绍了已有的涵化模式以及产生的社会认同研究成果之后，提出中国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决定因素假设，并利用上海农民工的抽样调查数据检验相关假设，最后讨论涵化研究在中国农民工群体内的扩展和公共政策启示。

一、涵化模式及身份认同

国际移民的涵化理论主要提出了两种模式：一元线性模式和二元矩阵模式。在中国内部城乡移民者的情境下，前者认为农民工会完全接受城市文化，并最终融入城市社会，形成城市认同，否则就会退回到乡村认同(Gordon，1964)，后者则是依据文化态度不同而选择的模型(Berry，1997)。融合(integration)模式体现为农民工既接受城市文化也保留乡村习俗；同化(assimilation)模式体现为完全接受城市文化，放弃乡村习俗；分离(seperation)指农民工仍然保留乡村习俗，而不愿意接受城市文化；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则指农民工处于两种文化都不愿认同的状态，既不想遵循乡村习俗，也无法认同城市文化。部分学者验证了二元涵化模式在农民工群体中的存在(袁晓娇等，2010；Gui, et al., 2012)，但四种模式的划分具有主观性，因为通过中间取值的方法必然会产生四种模式，但更加精确的方法则发现，在给定的样本或人群中，并不是所有的四种模式都会存在。即使是同一个模式(比如融合)，也可能存在多种子模式(Schwartz and Zamboanga, 2008；Schwartz, et al., 2010)。除此之外，国外关于融合模式的理论是“区隔型同化”(segmented assimilation)(Portes and Zhou, 1993)，新移民既可以按照一元线性模式融入社会主流，也可能被迫融入社会底层。

社会认同体现为个人在情感或价值意义上将自己视为某个群体成员或隶属某个群体的认知。无论是一元线性模型还是二元矩阵模型，都暗含着移民的社会认同方式，比如融合往往意味着双文化身份，融入体现为对东道国文化的社会认同，分离则表现为对母国文化的社会认同。但是施瓦茨等(Schwartz, et al., 2010：224)则指出，大部分的涵化文献关注行为涵化，而对种族身份的研究则是独立于此框架。当然，少量的研究在考察美国和欧洲的移民及其子女时将两者结合起来(Kasinitz, et al., 2009)，并分析了美国人身份认同(American identity)。社会心理学家也讨论移民者身份认同(immigrant identity)(Lalonde, et al., 1992；Killian and Johnson, 2006)。同时，帕特斯和伦伯特(Portes and Rumbaut, 2001)的区隔型融入理论描述了移民依赖于个体和环境变量会形成三种种族/民族身份——淡薄(thin)、二元文化(bicultural)和浓重(thick)。除此之外，另外一种种族进化的案例也被讨论(Flannery, et al., 2001；Weinreich，2009)，墨西哥裔美国人(Chicanos)可能是最好的例子(Roosens，1989)。在洛杉矶成为奇卡诺(Chicano)并不仅仅是同时成为墨西哥人或美国人，他们拒绝这样的标签。事实上，这一种类别在城乡移民群体中也存在，比如在改革开放后的第十年，上海开始不加控制地引入外省市人口，其中一部分精英在上海扎根，成为上海的一股新生力量。在此背景下，主流媒体上开始出现“新上海人”的称谓，所以这个称谓主要是针对那些相对能够成功留在上海的外来人口。因此“新上海人”也是一类新城市移民，只是他们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理论上让这类人群的“乡村身份”更加淡薄(thin)(Portes and Rumbaut, 2001)。

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认同主要基于两种身份：地域和户籍。地域身份体现为农民工通常被理解为“外地人”，户籍身份则体现为“农村人”，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是基于那些冲突最明显、社会情境下最突出、心理影响最大的社会类别展开的(Tajfel, 1978, 1981)。因此，我们在本文提出城市认同和乡村认同两个概念，城市认同包括城市人/本地人的社会认同，而乡村认同则包含农村人/外地人。二元涵化模型将农民工社会认同方式区分为外地人/农村人、既是上海人又是外地人、上海人和其他(两者都不是)。为了体现社会结构动态变化的中国特色以及个体的能动作用(Weinreich，2009)，我们增加了“新上海人”这一类别。“新上海人”这个新类别的存在说明农民工有自我构建类别的意识和意愿，或者他们倾向于将自己归为另一种同样具有城市身份但却不是本土出生的传统本地人。

二、社会认同的决定因素

从动态发展的角度看，身份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个体与其社会(Adams and Marshall, 1996)和文化背景(Baumeister and Muraven, 1996)之间的互动过程。主流的跨文化移民的认同研究发现，移民对于主流文化(host culture)的认同取决于移民对当地文化和社会的态度(Berry，1997)。但我们认为，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不仅取决于农民工对城市和乡村的文化价值观态度，也包括另外的三类因素，第一类是移民与主流社会的交往状况。之前的移民身份构建研究的结论主要依赖移民对于自身和当地文化习俗的态度，而不是与本地人真实的社会互动，只考察了诸多影响中的一方面。第二类则是移民在主流社会的经济成功(Nesdale and Mak, 2000；Abu-Rayya，2009)，尤其是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身份冲突不是由移民接受或拒绝文化模式而定义，而是经由个体渴望、希望和道德规范的实现程度来定义，分割型融入理论(Portes and Rumbaut, 2001)展现了经历包括歧视和有限的经济机会的不友好环境下的移民更有可能融入低声望的少数者文化从而经历向下的经济流动。第三类则是城市社会的接受环境，这种环境一方面包括歧视的状况(Nesdale and Mak, 2000；Abu-Rayya，2009)，另一方面包括各种经济和社会资源支持系统。

根据传统的涵化理论，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感知态度往往能够对移民的社会认同产生重要影响。二元涵化模型的两个维度就是维系母国文化(home culture)的重要性和认可东道国文化(host culture)的重要性，所以，城市本地文化的接受往往对城市认同具有正向作用(H1a)，而乡村文化的自豪感则对乡村认同有正向影响(H1b)。除此之外，语言(包括方言)被认为是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影响因素(Altschul, et al., 2008)(H1c)。我们推测当地语言的流利性有助于促进城市认同，但是由于普通话不具有文化判别性，它对于城市身份的构建不会产生显著作用(H1d)。由此提出：

假设1a:农民工对本地文化的接受度与其城市认同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假设1b：农民工对乡村文化的自豪感与其乡村认同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假设1c：农民工当地语言的流利程度与其城市认同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假设1d：农民工普通话的流利程度与其城市认同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社会交往和社会联系往往影响农民工的身份构建，主要体现为参与同乡团体活动、参与单位的集体活动和交朋友的状况。参与同乡团体活动有助于农民工对于乡村认同的增加(H2a)；参与单位活动则有助于城市认同的形成(H2b)；交朋友的意愿对于他们形成社会交往圈非常重要，愿意和本地人做朋友的人更加容易形成城市认同(H2c)；与老乡交朋友的意愿对乡村认同有正向影响(H2d)，但是与其他外省市的人交友意愿的影响则不明确。已有部分研究发现，这种农民工内部的社会交往事实上阻碍了社会融合(李培林、田丰，2012)，也降低了其对于城市身份的认同。由此提出：

假设2a：农民工参与同乡团体活动频率与其乡村认同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假设2b：农民工参与单位团体活动频率与其城市认同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假设2c：农民工与本地人交友的意愿与其城市认同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假设2d：农民工与老乡交友的意愿与其乡村认同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主要目的就是赚钱，并希望能够留在城市。在经济地位上的成功因此被认为是城市认同形成的重要构件，移民整体上的安顿感和财务上的改善都将促进其城市认同(Abu-Rayya，2009)。所以，经济地位越高，越倾向于城市认同。但这种经济地位的衡量是一种相对概念，农民工群体可以选择向上比较，即与所在城市的一般居民相比较；也可以选择向下比较，即与那些留在农村的人群比较；或者进行横向比较，与一起外出打工的人群比较。由于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的天壤之别，绝大部分的农民工也知道无法跨越这道制度鸿沟，因此，向上比较的意义不大。由于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另一类人群往往成为他们的渴望目标和对象，这是一群与之类似的城乡移民(比如从外地城镇来沪的外来人员)，但这些人已经在这里因为经济上的成功而扎根，并成为这个社会所接受的“新城市人”。当与留在农村的人群比较时，他们往往有一种优越感，但是这种比较对他们未来的意义并不大，因为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会选择不再回到老家。而农民工内部群体的比较往往成为大多数人的参考群体，因为这些人会天然地认为与他们同属一类，但这种参考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甚至这种群体成为他们城市认同的阻碍，尤其对于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虽然心理认同城市，却不敢表达，因为会受到同伴的嘲笑(熊易寒，2009)。因此我们假设，内群体比较下的地位越高，其城市认同程度越高(H3a)。而外群体的向上比较带来的影响不确定，同时我们假设经济收入的绝对水平对身份认同的影响不显著(H3b)，这一点也与前人研究相一致(崔岩，2012；李培林、田丰，2012)。由此提出：

假设3a:农民工内群体地位认知水平与其城市认同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假设3b：农民工的经济收入水平与其城市认同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传统的社会认同理论强调了个体的心理行为(Tajfel，1981)，却被批评常忽略了历史和结构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移民身份的研究(Hurtado, et al., 1994)。移民涵化的研究也被要求考虑接受国的情境或条件对于涵化的影响(Schwartz, et al., 2010)。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发现，接受国的不友好环境不仅仅包括歧视，还包括缺少工作机会和其他社会资源，这在落后和贫穷的社区尤其明显，这些都会对他们的适应带来压力(Portes and Rumbaut, 2006)。浓厚(thick)的种族民族身份往往与向下的融入紧密相关，当移民群体体验到不友好的情境时更容易产生(Portes and Rumbaut, 2001)。比如，歧视往往鼓励着少数族群或他们的后代保持与主流文化的分离(Berry，1980)，因此，农民工感受到的歧视越多，其城市认同的程度必然越低(H4a)。不利的社会结构变量对他们的城市适应产生重要阻碍，比如是否参与社会保险(H4b)、居住社区类型(H4c)等等都影响着他们的城市认同，那些居住在与主流城市社会紧密联系的社区里的农民工更加容易形成城市认同。由此提出：

假设4a:农民工感知到歧视度与其城市认同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

假设4b：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程度与其城市认同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假设4c：农民工居住社区类型与其城市认同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个人人口统计特征的影响也非常关键，年纪较轻的移民往往在社会认同方面更加灵活，因此更愿意接受新的文化和行为(Lalonde, et al., 1992)，年纪越轻的农民工越会更加认同城市(H5a)。教育水平越高的移民(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本)往往感受到的歧视越少，从而更加容易形成城市认同(Portes and Rumbaut, 2001) (H5b)。在一个新的地方居住的时间越长，越不会认为自己是外来人员，从而感觉更加属于这个地方(H5c)。同时，传统的农民工被认为是工厂机器，没有尊严，遭受不公正对待，因此在就业领域，服务产业或管理岗位往往被认为是获取城市认同感的重要条件(H5d)，至少这样的工作显得更体面(史柏年，2005；秦昕等，2011)。由此提出：

假设5a:农民工的年龄与其城市认同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

假设5b:农民工的教育水平与其城市认同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假设5c:农民工在沪时间与其城市认同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假设5d:农民工的工作类别与其城市认同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三、前测

我们首先在上海随机收集了514个新生代农民工样本, 并询问了他们对“我是农村人或者外地人、上海人或城市人”的主观态度。结果显示，城市中的农民工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存在“连续体”的某些特征，即一端是乡村认同，另一端是城市认同，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排斥性。农民工的农村身份认同与外地人身份认同之间具有很强的正向相关性(0.696)，但与城市身份之间具有显著的负向相关性，同时，他们对上海人的认同与对城市人的认同进行了一致化。但从相关系数看，这种相关性很低(小于0.2)，进一步因子分析(chi2(6)=638.77 Prob>chi2=0.000)的结果也发现，这四个维度并没有整合为一个因子，而是独立为两个因子(cumulative explained variance=83.4%)，因此，农民工对于身份的认同可能不是简单的“连续体”。总体来说，虽然内部移民所遭遇的文化冲击(cultural shock)并不会那么显著，但因为户籍制度和地域发展不平衡等原因，农民工对社会类别的归属同时在两个维度上展开。前测的结果显示，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基础——地域类别与户籍类别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乡村认同与城市认同之间存在一定的互斥性。

四、研究方法和数据 (一) 数据来源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¹显示，截至2010年末，上海市常住人口为2 301.92万人，其中外省市来沪常住人口897.7万人，大部分为农民工及其子女。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上海市常住人口共增加了628.14万人，增长37.53%。上海市外来流动人口具备以下条件：具有农业户口的外来人口和年龄为16周岁及以上的在业人口，不包括非经济活动人口(如料理家务的人、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或其他无就业愿望人口)。在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的协助下，复旦大学中国市场营销研究中心于2011年7-11月针对在沪农民工开展了问卷调查。根据2010年来沪农民工的总量及结构特点，并结合具体调查的可操作性，我们采用了两阶段分层等距概率抽样收集样本。具体来说，我们先将上海市按照现有的18个行政区县划分，再在各个区县按照农民工分布的行业结构进行分层抽样，最后以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上海企业单位名录库作为本次企业类农民工调查的企业抽样样本框，通过此名录库抽取样本企业后再抽取具体的企业类农民工样本。问卷由调查总队调查员完成，他们与被调查者面对面进行交流并完成填写。调查员在调查执行之前都经过严格培训，非常清楚问卷中问题的内涵，同时由于部分被调查者教育水平较低，调查员将逐字阅读，以保证被调查者理解。回收有效问卷1 163份。此次调查涵盖工作在上海市所有区县的外来务工人员，其中在浦东新区工作的样本占总数的21.8%，闵行区和松江区次之，分别为12.1%和10.8%。

(二) 变量衡量 1. 因变量：社会认同方式

现有的涵化模式的研究采取了多问项行为量表的手段，主要考察了移民的语言、媒体、社会交往关系和家庭变量等(袁晓娇等，2010)，但考虑到内部移民农民工研究的背景(普通话的普及、中央新闻媒体的覆盖等)和农民工教育水平和理解能力有限，我们在衡量涵化模式和社会认同时采取了类似族群身份认同(ethnicity identity)的自我标签的方式(Phinney, et al., 1997；Abu-Rayya，2009)，依据贝瑞(Berry，1997)提出的四种模式，我们让被调查者选择自己属于哪类群体(“外地人”、“既是上海人又是外地人”、“上海人”、“既不是外地人也不是上海人”)。在前测数据中，我们已经证实了外地人身份与农村人身份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因此在正式问卷中选择了“外地人”作为代表。同样的道理，因为在上海收集样本，所以以“上海人”标签作为城市认同的代表。这些社会身份类别基于他们个人对于类别或群体的知识和隶属于这些群体身份的价值和情感(Tajfel，1981)，代表了个体的自我概念。同时，考虑到农民工个体的构建意愿和其他城乡移民者的状况，我们增加了一个“新上海人”选项。

2. 自变量

对于文化态度的衡量，我们主要是在农民工群体中考察了对本地文化价值观和对家乡文化的认知，并分别采用并调整了前人的量表，如对本地文化的接受度采纳了德奎利亚尔等(Cuellar, et al., 1995)针对西班牙裔移民的研究，针对家乡文化的自豪则采纳了金等(Kim, et al., 2001)和克利夫兰等(Cleveland, et al., 2009)的量表，同时考察了农民工的语言流利状况。其余的变量(见表 1)衡量的原则尽可能使用客观变量，并让问题变得易懂。其中内群体收入地位是询问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在其朋友之的状况，而外群体收入地位是询问农民工在上海社会整体的状况下的收入分布位置。

(三) 样本分布

在1 163个有效样本中，624个样本出生于1980年前，539个样本出生于1980年后，分别占到53.7%和46.3%。本次调查的农民工来自中国27个省或直辖市，最多的来自安徽，其次是江苏、河南、四川和浙江。被调查者平均在上海居住7.8年，62.9%是男性，37.1%为女性，年龄分布为16-64岁，平均33.8岁。从年龄结构来看，17-30岁(42.2%)和31-50岁(53.5%)占绝对主体(95.7%)。超过三分之二的被调查者已婚。在教育水平方面，46.6%初中毕业，30.4%高中或中专毕业，而大专及以上毕业的达到10.1%。不到一半(46.7%)的被调查者从事生产和运输设备操作等工作，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达到18%，其中约有12%担任管理工作。被调查者在这个岗位上的平均工作年限为4.6年。月收入从100元到10 000元不等，平均月收入为2 724元，其中50%的被调查者收入低于2 500元。

五、数据分析和结果 (一) 身份选择

结果显示, 在自我标签的选择中，59.31%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是外地人，20.3%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既是外地人又是上海人，只有0.76%的被调查者分别认为自己是上海人和认为既不是外地人也不是上海人，18.87%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是新上海人。这一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城市涵化模式既不是完全线性的，也不是二元的选择模式。由于户籍的限制，接近六成的被调查者仍然将自己定位为“外地人”，与此相对应的城市认同则分离为两种子类型：“既是上海人又是外地人”和“新上海人”。而融入的选择类别“上海人”和边缘化的选择因为样本量太小都没有得到识别。在接下来的认同选择分析中，我们将城市认同的两种类型合并，同时删除类别“上海人”和“两者皆否”的样本。

(二) 社会认同影响因素

考虑到因变量是身份归属，我们将身份认同分为城市认同和乡村认同两个类别，将城市认同的两个子类型综合起来。使用Logistic回归的方法分析(见表 2)。我们将分别考察四类影响因素对城市认同的影响，最后使用逐步回归的方式识别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控制住人口统计特征变量。依据该结果，被调查者在选择自我归属类别时，本文提出的影响因素最多解释了13%的变差，而单列出的四个方面在解释身份认同时解释了5-12%的变差。尽管该数值不是很大，这一解释度与前人的研究(张文宏、雷开春，2009；崔岩，2012)也比较接近，但模型仍然是显著的。

从文化态度方面看，对本地文化价值观的接受能够显著增加城市认同的可能性，但对家乡文化的自豪感并没有显著增加乡村认同的可能性，这可能是由于家乡文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力量弱化有关。上海话的流利程度也显著增加城市认同的概率，这种作用可能通过两种机制：第一，流利的方言可能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第二，流利的方言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与本地人交流，而普通话的流利程度则没有影响。假设1a、假设1c、假设1d得到证实，而假设1b则未获支持。

从社会交往角度看，参加同乡聚会对乡村认同没有影响，但参加单位活动有助于城市认同感的提升，与不同人群的交友意愿有不同的影响，与老乡交朋友并不会增加乡村认同，而与上海人交朋友则会显著提高城市认同，假设2b和假设2d因此得到证实，假设2a和假设2c则未获证实。在这里，我们发现农民工与其他省市的人交朋友的意愿显著降低了城市认同，增加了乡村认同。所以社会资本的构建事实上在迁移之初可能依赖于同乡或其他外来人员，但到后来真正实现融合则需要摒弃这种网络(李培林、田丰，2012)。

从经济成功方面看，收入地位只有内群体比较时才能够显著增加城市认同，而外群体收入比较和绝对的收入水平都没有显著影响。因此假设3a和假设3b都得到支持。

在社会结构变量中，社会歧视程度的负面作用非常显著，而保险的覆盖程度(无论是参加综合保险还是参加城镇保险)对于城市认同的影响也是显著的。在居住形式方面，租赁房屋对于城市认同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在独立租赁房屋的农民工群体中，他们更加不认同城市。因此假设4a和假设4b得到证实，但是假设4c未被证实。居住在租赁的房屋里，虽然与社会主流距离较近，但这样也可能更加被歧视或遭受不公平对待，会更加不认同自己的城市身份。

尽管独立的回归分析发现本文提出的假设中有9个得到支持，而且从解释程度(Pseudo R²)看，当控制住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后，前三类变量的解释度为5.57-7.96%，但是社会环境变量变量的解释力达到12.27%。我们因此可以判断，在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影响因素中，社会环境变量占最重要的位置，主要体现在总体的生活中感受到的歧视、工作领域中的保险覆盖和居住环境中带来的感受。进一步的逐步回归(95%的置信水平)分析则发现，最终有5个假设变量对农民工城市认同的影响非常显著，分别是上海话的流利程度、与上海人交朋友的意愿、内群体收入地位、社会歧视程度和保险覆盖程度。

在人口统计特征的影响方面，年龄越大，城市认同的程度越高，但当控制住经济成功变量和社会环境变量后，这种影响变得不再显著。而教育水平的增加并未带来城市认同，居住的时间越长，城市认同的可能性越大。相较于生产和运输设备操作人员，从事服务性行业或管理性工作的农民工更加认同城市。四个人口统计特征变量作用的假设只有两个得到支持。

六、结论和讨论

本文借鉴跨国移民中涵化模型和社会认同的相关研究考察内部移民，尤其是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如何适应城市社会并进行社会认同的选择，通过考察各种因素(文化、经济、社会和制度等)，进一步突出了国家内部的城乡迁移者的社会认同方式选择和影响因素。

跨国移民的研究成果不能简单地套用到国家内部城乡迁移者人群上，至少在中国农民工的背景中，因为涵化和社会认同依赖于移民群体的特征以及情境(Phinney, et al., 2001)。跨国移民的研究聚焦于文化身份，也即文化认同(你是哪族人)，而农民工的涵化则考察户籍身份(你是哪里人)；跨国移民的文化适应研究主要是关注于文化的表现形式和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或整合，而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则关注农民工群体社会类别的分化和再造，其中存在部分文化(或素质)的冲突，但更多的是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的分配和争取。之前的文化心理学研究总是假设个体或家庭有能力实现涵化和身份的选择，但这种能力不是每种移民群体都自然具备的，因此，身份的认同只能是在社会约束下个体社会角色和社会选择的共同产物(Côté and Levine，2002；Vignoles, et al., 2011)。因此，基于我们的研究，移民的基于文化的涵化理论可以扩展为基于资源的适应选择理论。

移民的社会认同离不开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也更加依赖移民所具有的资源和条件。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来说，城市认同的影响因素包括文化态度、社会交往，经济成功和社会环境等。单独来看，有很多的因素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比如，越是接受本地文化价值观、上海话越流利、越经常参加单位活动、越乐意与上海人做朋友、在身边的朋友圈中的收入水平越高、感知的社会歧视越少、参与到综合保险和城镇保险、从事的工作越脱离传统的工厂工种，这样的农民工城市认同水平也越高。但在众多影响因素中，有五种特别重要，分别是当地语言的熟练程度、与上海交朋友的意愿、内群体收入地位状况、感知的社会歧视程度和保险的覆盖程度，这五个因素与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和制度资源有密切的关系。从数据结果看，当考虑其他因素时，文化态度的影响会消失，这也符合国家内部移民的地方亚文化不会成为涵化关键障碍的假设。因此，关于涵化中的文化态度和价值观的重要性在农民工群体中降低，只有一种关于当地语言的能力成为重要的文化表征。与老乡交朋友并没有使农民工的乡村认同增强，相反，与外省市的人交朋友意愿则显著降低了城市认同。出现这种结果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与老乡交朋友更多可能是一种工具性诉求，比如通过老乡介绍工作机会，因此情感性依赖可能并不强；第二，与外省市的人交朋友使他们的社会资本无法显著增加，因为外省市的人在上海也是被认为是外地人。因此，“同病相怜”并没有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将对身份认同有影响，一种解释是积累了足够的经济资源之后能够自主选择身份认同(Vstüner and Holt, 2007)，另外一种解释是社会阶层的上升往往能够产生另外一种更为宽泛的社会类别认同(中产阶层)，而不是文化身份(城里人或农村人)。从本文的数据分析结果看，农民工更多采取了内群体比较的方式，因为与整体上海人相比，他们的感知经济收入普遍处于中下层，甚至是底层，但在移民群体中的收入地位则能够帮助他们完成实践性城市认同。收入的绝对水平并不会对他们的身份认同产生影响，这一点与孟颖颖和邓大松(2011)的“收入悖论”研究相一致，我们的样本平均水平与其融合后期的水平样本收入水平相当。最后，跨文化的涵化理论要求考虑移民接受国家的情境特征(Schwartz, et al., 2010)。农民工无法享受城市的社会公共服务和进入正常的劳动力市场，居住在条件较差的住所中，城市的社会体系不能够给予他们支持，这些都限制了他们的城市适应过程。在本研究中，感知的社会歧视和保险的覆盖成为关键因素。居住类型的影响结果说明租赁房屋事实上会使他们的城市认同降低，产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包括：由于居住在租赁房屋里的生活条件比较差(比如群租)会让农民工更加感受到城市生活的难适应和更大的生活压力；租赁房屋所在的一般城市社区会更容易对外来的农民工产生歧视，这就是典型的“移民悖论”。农民工可能通过在城市社区里生活来习得城市文明，但这样会更容易带来农民工被歧视的可能。一般在租赁房屋里生活的农民工不同于那些居住在工厂宿舍或者生产经营场所的农民工，前者更加渴望拥有自己的房屋，但这对他们来说基本不可能，这种反差往往使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下降。当然，这些可能性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在人口统计特征方面，农民工的教育水平可能并未转换为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并没有随着教育水平的增加而增加。在从事的工作类别方面，虽然有时候从事工业生产的收入可能更高，那些从事服务产业或从事管理工作的农民工，相较传统工业生产型的农民工更容易认同城市。总体而言，本研究事实上也进一步证实了社会融合具有一定的层次性，至少经济、文化和社会层面的融入能够促进身份上的社会认同。

七、公共政策建议和研究展望

农民工公共管理政策的制订对各级政府都是一个持续的考验。现有的公共政策促进了社会融合，尤其是在政策制定方面，但忽略了农民工个体的认同需求，并没有从社会融合的最终本质来思考公共政策。尽管户籍政策无法消除，尤其是在大城市，但移民心理的认同对移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褚荣伟等，2012)，这种和谐的关系也是城市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现有的公共政策应该关心移民与所在城市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取决于他们的认同感。很显然，如果自己认为自己永远只是“外地人”，这必然有害于城市的长期发展。从本文的研究结果可知，近六成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外地人”，其生活满意度和融合程度都较低，但近四成的农民工在自我身份认同时，表现出“城市认同”的倾向。公共政策在无法消除“户籍”差别待遇的前提下，可以考虑促进他们的“城市认同”感，比如，针对农民工的培训还应该包含当地语言的培训。虽然普通话作为统一的官方语言，但地方语言是地方文化的重要构件，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工具，因此，政府应该在语言培训方面增加投入，这将有助于他们融入当地人的交往圈，帮助他们适应本地的生活。语言既是人力资本的基础之一，也是社会资本的来源之一，这一发现和启示也与前人研究相一致，即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李培林、田丰，2012)。另外，社会环境变量对于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具有较大的影响。构建一个友好的城市环境非常重要，它可以降低歧视农民工的任何可能性。通过舆论的方式积极宣扬农民工的贡献，去除污名化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尽管农民工的“素质”问题总是受到质疑，但政府可通过公共培训提高其素质。农民工参与单位组织的活动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城市，这一点之前往往受到忽视。尽管有些企业针对农民工采取了部分举措使其工作后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但这种活动并没有能够直接导向其身份构建，相反，让农民工能够参与单位举办的各种活动能够让他们觉得在城市里有认同的感觉。同时，保险的覆盖对于城市认同的影响也很重要，因此，政府应该监督和保障农民工的社会保险缴纳问题。

在本研究及前人的相关结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矛盾之处”。第一，农民工与类似外来人群的社会交往越密切，越不利于形成城市认同，所以鼓励建立类似于“农民工之家”的组织或机构其实可能更不利于该群体对城市的认同，相反，政府应该鼓励农民工与本地人之间进行更多的沟通和交流。第二，居住社区带来的可能负面影响也值得重视，所以，建立农民工集中居住的公租房政策需要进一步衡量，农民工集中居住的确可以减少其可能遭遇的歧视，但这样形成的社会网络可能不利于其真正形成城市认同，也不利于相伴区隔型同化成为一种主流的融入模式。

农民工流入城市并形成自身在城市的社会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本文的定量截面数据并不能够完全解释他们如何形成认同。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用定性的方法解读该过程，虽然社会学学者已经就农民工的制度约束和身份认同展开过讨论(陈映芳，2005)，但普遍忽略了农民工的能动性。移民的主体性能够通过资源的积累而改变身份的思路在农民工群体中也会存在，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如何超越涵化的视角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本文简单列出了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类别，但这种类型形成的涵化路径需要探讨。在城乡迁移者群体中，贝瑞(Berry)的四种模式不一定存在(Rudmin，2003；Schwartz and Zamboanga, 2008)，而某些模式存在子模式(Schwartz, et al., 2010)。即使在线性融合的模式中，社会结构的不稳定也容易产生线性一端的改变。在本研究中，融入的一端从“上海人”转变为“新上海人”。本文并没有具体分析两种城市认同之间的区分和联系，现有的跨国移民研究中的双元文化身份的区分，一种倾向于分离他们的历史文化和接受社会的文化主流，认为两种文化中总是经常感觉到冲突和不兼容(Chen, et al., 2008)，而另一种则倾向于整合这两种文化，从而能够在两者之间自由转换(LaFromboise, et al., 1993；Benet-Martínez and Haritatos, 2005)。农民工群体是否也存在类似的情况需要未来进行深入讨论。一种属于被动的融合，虽然既要保留乡村传统，又要为了生计而遵循城市规则，但他们属于不积极地身份搜寻和构建，即使感觉到生活不太适应，但仍然愿意暂时留在城市中发展。而另一种则属于主动的融合，他们迫切想做城里人，更愿意与本地人接触，而抵触同为外地打工者的圈子，他们喜欢这里的生活，年轻而富有活力，希望能够成为城市的新成员。农民工的双重认同与这种区分有点类似但又不完全相同，接受型城市认同表现为对于内群体(同样的打工者)的认同仍然通过学习语言、参与单位活动和提高收入水平而获得在“既是外地人又是上海人”的身份(Portes，2003)，但另外一种城市认同方式则体现为非常积极主动构建一种偏主流社会(host society)的新移民身份，他们不可能被看成完完全全的本地人，但却迫切希望能够通过自我的贡献确认一种移民身份，即他们不是“农民工”，也不是“外地人”，而是“新上海人”。另外，本文的样本采样集中在上海，正如国家政策所说，目前可以在中小城市放开户籍制度，因此，本文的结论还需要进一步去验证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的农民工身份认同方式。

注释：

1.参见：上海市统计局：《上海人口发展特征及趋势》，2011年9月21日。网址：http://www.stats-sh.gov.cn/fxbg/201109/2326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