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走到哪里我都高兴不起来。不管我到哪里，我都无法让自己平静，无法让自己心理保持平衡。

——打工仔阿辛的自述

30年的改革已经将中国转变为“世界工厂”，曾经被看做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以其“经济奇迹”令全球注目。但与中国经济崛起引起的广泛关注相比，几乎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形成。¹这个新阶级由大约2.6亿的“农民工”组成。²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他们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将自己卷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中国农民工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是怎样的？无产阶级化的路径在何种程度上塑造着中国的新工人阶级？第二代农民工有什么样的主观体验？他们又发展出什么不为第一代农民工所知的权力和抵抗形式？第一代打工者所经历的痛苦和创伤是否演化成一种愤怒和怨恨，从而导致了第二代农民工的罢工和集体行动？简而言之，在这一新工人阶级中，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生存斗争有何连续性，又有何不同？本文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同时，也将考察工人的愤怒和怨恨政治如何导致劳工行动和集体抵抗。

本文所说的第一代农民工是指那些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在八九十年代开始从农村到华南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地区工作的人，其中最早的一批是到深圳蛇口的玩具和电子工厂打工的女工(Lee，1998；Pun，2005)；第二代农民工则是指在改革开放年代(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和成长，并于世纪之交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那部分打工者，也包括第一代打工者的后代，他们中有些是跟随父母在城市长大的。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这些在改革年代成长起来的新农民工在生活期望和行为方式上有自己的特点，对工作意义也有独到的见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集体行动方面表现出来的新动向。因此，所谓第二代农民工，实际上是由其“情感结构”和生活方式来界定的，他们的生活方式的特点是更倾向于个人主义和更习惯于城市的消费文化(Davis，2000；Pun，2003；Yan，2008；李培林、田丰，2011)；经济负担较轻，对个人发展和自由有着更多的追求(Jacka，2006；罗霞、王春光，2003)；工作变换更为频繁，对工作的忠诚度不如上一代(Smith, et al., 2004)；更为频繁的自发集体行动(Lee，2007；沈原、郭于华，2012；Chan and Pun, 2009)，等等。此外，第二代农民工受过相对较好的教育，在物质上也相对宽裕，有较为开放的视野，但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却不那么清晰。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经历着更加明显的城乡分裂、更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更深刻的社会排斥(卢晖临，2011)。

本文关注第二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身份认同的背后一直都存在一些结构性因素，但也一直都关涉行动者的能动性，正如森(2009:5)所说，“在我们不同的归属与社会关系中，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决定何者更为优先，哪怕只是在下意识地这么做”。从社会学角度看，所有的认同都可以说是被建构的(吉登斯，1998；Calhoun，1994)。身份认同是行动者获取意义的源泉，行动者在某个社会结构下所采取的行动，往往不是对于该结构的直接反应，而是经历了认同的中介作用。社会学的认同研究主要关注认同是如何、从何处、通过谁、为了谁而建构起来的。

本文使用的材料主要基于2005-2008年间我们在深圳和东莞工业区做的田野调查。本文的主线是围绕着一个叫阿辛的农民工的自述。在2008-2009年，我们跟踪记录了他的维权行动，并于2008年5月访问了他的老家——位于河南的一个小村庄。³之所以突出这位32岁的男性农民工，是因为我们把他看做是第二代农民工的一个代表——他们正在从焦虑转向愤怒，从沉默转向行动，从同意转向反抗。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第一代农民工多数是女性，她们很少参加广泛的集体行动，而只是在日常的工作过程中借助自己能支配的躯体用无声的方式表达反抗。阿辛及其他第二代农民工则不同，从世纪之交开始，他们采取了各种形式的集体行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⁴从2000年以来逐年激增的罢工、集体上访和集体劳动争议数字表明，新工人阶级的集体斗争时代正在来临。新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愤怒和集体行动构成了本文记录的故事，也成为我们呈现第二代农民工无产阶级化历程的一条线索。

一、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

朋友，站起来！

你说你的生活注定要流浪

你接受了这种命运，带上了行囊

永远不要后悔

即使你将遭受巨大的困苦

保重，朋友

不要说你没有回头路

每个人都有遭受困难和不幸的时候

经受所有的磨难之后

不管怎样

你要站起来，站起来

——一首刊登在一份工人杂志上的诗歌(2003)

(一) 准身份：“农民工”

汤普森(Thompson, 1963)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写得很清楚：阶级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结构性力量和人的主动性同时造就了这个过程，它体现为一个历史关系的概念。⁵世界劳工史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形成和成熟往往是在进城工作的农村工人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身上发生，工人生活中的困难、艰辛和怨恨也往往是在随后的几代人身上才达到顶点。这是一个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它通过剥夺农业劳动力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将他们转化为城市中的产业工人。无产阶级化的结果是工人的命运最终依赖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既不拥有也不能支配他们的生产工具、加工的原材料和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

在中国将自己转变为世界工厂并逐步实现工业化的同时，中国社会再次激活了在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上常见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中国无产阶级化过程的特殊之处在于，为了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体系整合到全球经济中，政府鼓励农民到城市工作，但又不鼓励他们留在城市。地方政府不愿意为农民工提供住房、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保障等集体消费，对走入城市的农民工来说，因为缺乏在其工作地长久居留的机会，工业化和城市化仍是两个高度分离的过程。⁶农民工在城市的居留既在制度上受到户籍体制的限制，也在事实上受到阶级的约束, 收入的低微使他们很难在城市社区中安家糊口(Solinger，1999)。总之，中国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历程深受空间分隔的影响：生产在城市，再生产在农村。不过，宿舍劳动体制(dormitory labor regime)的出现多少弥合了这种空间分隔，它提供了一种工作和“家”新的结合，但是这种结合仍然将工人排斥于城市生活之外(Pun and Smith, 2007)。

在过去的30年中，数亿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镇打工，却无法在城市扎根。尽管如此，农民工却从未放弃留在城市的努力，他们或是作为城市中短暂的逗留者，或是成为从一个工厂跳到另外一个工厂、从一个城市转到另外一个城市的事实上的城市居留者。第二代农民工中有些人甚至就是在城市中出生和长大，但他们在住房、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从未获得与城市人一样的权利，更未达到与后者一样的生活状态。

因此，就出现了一个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历程(或者称其为半无产阶级化)，它导致第二代农民工对自身越来越深的不完整感(incomplete)，也即变成“农民工”(工业社会下的“准”工人或者“半”工人)。被不完整感困扰的打工者会经常性地陷于一种生理和心理意义上的流浪状态。2005-2006年，我们在深圳和东莞的工业区调查过大约1 000名工人，大多数年龄在16-32岁。在这些工人中，半数在城市打工的时间超过5年，但只有不到10%的人认为他们有机会能留在城市。对第二代农民工而言，城市和工业文明的大门仍然是关闭的，他们无处可去，也无处可回，因为他们已经既不是一个农民，也不是一个工人，而将永远是农民工——一种夹在农民和工人之间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社会身份。对于获得这种身份的个体来说，自己要为这种缺陷负责，因而产生深深的自责感，并不得不努力去克服结束不完整状态的困难。“永远不要后悔，即使你将遭受巨大的困苦”，这是新一代打工者的座右铭，他们努力地通过工作、交往和消费去克服那种不完整的身份体验(Pun，2005；余晓敏、潘毅，2008)，却始终没有办法在现实生活中获得一个整全的身份。⁷

(二) 一个工人的自述

2007年底，在这种不断深化的半无产阶级化过程创造的大环境中，我们在深圳遇到了阿辛——一个为迪斯尼供货的深圳工厂的工人。在我们碰面之前，他已经和其他四位工友一起辞职离厂，正通过一系列的集体行动来为自己和工友争取利益和权利。2007年2月阿辛离开工厂的时候已经是一名技工，并担任制作模具部门的领班。1998年高考失利后，他就到深圳打工。十年中，阿辛在三家公司工作过，逐渐从一个普通工人转变为一个熟练工，再上升为管理一帮熟练工的领班。在阿辛的讲述中，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他那种凭着头脑灵活和努力工作成为一个合格工人和领班的自豪感。

为了能参加集体行动与厂方斗争，阿辛在为这家工厂工作一年之后辞职离厂。他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当他最后一次走出工厂时，发现自己既无处可进，亦无路可退，对这个已经工作了十年的城市异常陌生，竟然有迷失的感觉。阿辛未必读过本节开头引述的那首诗歌，但似乎有某种类似的力量支撑着他走下去。

阿辛的故事让我们想起十多年前的阿英。作为第一代农民工的一个代表，她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离开东莞的工厂时产生过同样的迷失感觉，但却无从表达。⁸与阿英不同的是，当阿辛踏出工厂宿舍区那一刻，他不仅仅是感觉到迷失，而且发现自己充满了愤怒。虽然他无法清楚地说出自己的迷失和愤怒是什么，但他根本无法保持“冷静和心理平衡”，他决心“做点大事”。

农民工的困境是如此难以克服，以至于我们在深圳和东莞碰到的那些在这些城市甚至打工十年以上的工人仍然发现自己不可能留在这些城市生活。在大城市工作的时间越长，他们越能意识到自己所受的排斥。农民工中的一些人在为工厂打工数年之后，能够通过转型为小商贩、小店主或收废品者继续逗留在城市，但他们仍然是城市中的过客，几无成为市民的希望。可以说，这种被排斥和流浪的身份是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的共同特征，同时也是中国无产阶级化过程的一个本质特点。

二、改革：自由和“安家”

阿辛出生于1977年，在改革的时代中成长。他是一亿多进城农民工中的一员，是第二代农民工中的一分子。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论证改革是无产阶级化的催化剂，而在于说明改革创造了一种市场取向的意识形态，它支撑着这一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的历史进程。而城乡差距则是大量农民涌入城市的社会条件，也是新工人阶级形成的物质基础。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01年中国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6 860元，农村居民纯收入人均2 366元，城乡收入比是2.9:1。到2008年，这一比例增加至3.3:1，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随着改革的深化，不断拉大的城乡差距不但反映在生活水平上，还反映在生活方式上(Yan，2008)。社会的裂痕由此进一步扩大。对第二代农民工而言，他们走出乡村，转化自我的要求比第一代更加强烈。

中国很多地方农村的空巢化现在已经成为事实(严海蓉，2005；李强，2004)，无能感或担心跟不上打工潮的感觉不过是对很多农村年轻人人生不完整体验的一种象征表达。阿辛向我们详细讲述了他的过去。他经历了三次痛苦的高考失利，在1998年第三次高考失败后，阿辛不顾父亲的反对，决定彻底放弃。他这样说：“我知道有人考了七八次都没有成功然后疯掉的。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要不然我也会出事的。也许我应该试试其他的出路了。”

阿辛的妹妹早在1994年初中毕业之后就去深圳打工，阿辛对自己一直依靠妹妹的经济支持也感到羞愧。⁹阿辛说:“我妹妹初中毕业之后就去深圳了，她在那里干了好多年，但是我还留在村子里重复我的高考。”外出打工不仅提供了挣钱养家的可能性，而且培育了一种个人独立和自由的感觉。对阿辛来说，不能像妹妹那样出去打工是他内心痛苦的一个根源。通过进城打工以获取个人自由是农民工一个比较普遍的愿望，同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这一愿望在新一代农民工中更加突出。卡兹尼尔森和索尔伯格(Katznelson and Zolberg, 1986)指出，性情倾向(disposition)和习惯(habitus)是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因素。笔者认为，中国新工人阶级确认自己身份的最初动因和界定中国新工人阶级的性情倾向都是建立在农民外出打工的普遍愿望这一基础之上。中国的无产阶级化历程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驱动的，它来自人们通过外出打工能够获取自由的强烈感觉；这一历程的背景是巨大的城乡差距，而这一差距本身则是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快速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出现的。¹⁰

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进城打工不仅仅是一种主要的潮流(有人成功地外出打工后，整个村子的人都会跟着出去)，同时也是他们实现经济目标的重要手段(Pun，2005；Jacka，2006)。这些目标包括盖新房、资助兄弟姐妹的教育、婚嫁和做点小生意等等。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一批打工者被媒体描绘成“盲流”，即认为他们在城乡间的流动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但实际上, 他们都有具体和确定的目标(Zhang，2001)。第二代农民工外出打工更多的是为了获取个人发展、争取个人自由和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经济的动机有所减弱。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追求的目标更加抽象，且因其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也就显得愈发不确定，但缺乏具体和确定目标的第二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意愿却更加强烈。阿辛的河南老家是一个有大约200户人家的村庄，村里几乎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外出了，有十多户人家甚至全家搬离了村子。我们对阿辛所在的村庄的研究与其他关于这一区域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方正伟，2003；谭同学，2005；严海蓉，2005)。如方正伟(2003)在湖北调查的一个村子，204名介于15-59岁之间的适龄劳动人口中有148人常年在外打工。作为改革的一个结果，城市世界似乎已经向农村人打开了大门，尽管这些打工者很快就会发现这种开放其实是有严格限制的。

1998年，阿辛不顾父亲的反对，放弃高考复读，跟随一个邻居来到深圳的一家小工厂。这里的劳动条件与它所在的工业村的其他工厂一样残酷。在试用期间，阿辛一天的工资只有7元钱。在这家生产电视天线转换器的小厂里，他每天从早上7点工作到中午12点，然后又从中午12点半工作到晚上11点。比高强度的劳动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监工对工人们的态度。有一次，监工让阿辛搬地上的一个金属零件，作为一个新手，他不知道其中的危险，没戴手套就去捡那个零件，结果所有的手指都被严重烫伤。阿辛回忆说：“当时监工就站在我的旁边。他面对一个流血疼痛的人竟能大笑，根本不帮我处理伤口。他笑完之后又命令我去做其他事情。”做到第七天，阿辛就被解雇了。

改革给这一代人带来了迁徙自由，他们可以自由地离开家乡，可以自由地选择为外资企业或私营企业工作。改革让这一代中的很多人释放出改变自己的愿望，但为了让这一愿望成为现实，他们中的多数人不得不向工厂老板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并非秘密。改革的辩证法就内藏于同一个过程：它一方面给了农村人流动的自由，使他们可以转变为工厂劳动力；另一方面却又对已经置身于工业城市中的劳动之躯施加诸多严格束缚。阿辛可以自由迁徙和工作，但他在可以自由行动的同时，却发现已经失去了前进或者后退的自由，变成城市中的陌生人和一个永久的过客。很快他就失去了“家”的归宿感，感到自己无处可去。

阿辛继续向我们讲述他第一份工作的经历：

在第七天，有几个在一起打工的老乡实在受不了了，准备辞职。他们叫我一起走，我想继续做到领工资为止，没有答应。我们在车间门口处谈了大概十分钟，被老板看到，他跟监工说了些什么。当我返回车间的时候，监工什么也没问就对我说：“明天你不必来了”。后来我就跟帮我介绍这份工作的老乡说我被解雇了，我干了七天他们应该给我49块钱的工资。老乡说:“你还敢要工资？没被罚款就算你幸运了。”

阿辛干了七天，什么也没拿到，就带着他的行李离开了工厂。

那段时间我没有暂住证。我只能在大街上流浪，我不敢走主路，怕被查证；也不敢走小巷，怕被抢劫。晚上我没其他地方去，只能去电影院……晚上11点以后电影院就放夜场电影，门票3块。这个可以容纳100人的放映厅就成为我们这些没有工作的人睡觉的地方，每晚大约都有四五十人挤在里面，腿都没法伸直。早上6点到7点我们就必须离开。就这样我在电影院睡了大概20多天，直到后来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

阿辛的经历是很有代表性的，多数第一次从农村来城市打工的人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在深圳一家电子厂工作的女工阿敏说：“我在第一个工作中学到的是你没有自己的权利。老板有权要你走，但是你什么权利都没有。”¹¹

改革包含着一个矛盾：由于资本需要新的劳动力，中国的农民需要将自己转变为劳动之躯，愿意在工厂中度过他们的青春年华，这意味着他们要改变长久以来的习惯，整体地改变他们以前的生活方式和集体记忆。但作为可以随意处置的劳动力，当他们不再被需要的时候，又被要求回到他们的村庄去——那个他们在被引诱下背叛并难以再保持忠诚的地方。这种现象对年轻一代尤其突出。如果用“过渡”来刻画第一代农民工的主要特征的话，“断裂”这个词可以更准确地描绘在城市度过更多时间的第二代农民工的主要特征。过渡意味着转化，可以给人们带来希望和转变的梦想，而断裂则会造成死结：既没有使自己变为城市工人的希望，也没有回到农村老家重做农民的可能。

三、不归路——新形式的圈地

跳、跳、跳，有人说我跳的是生存的舞蹈

跳、跳、跳，我们跳的是疼痛和愤怒……

是谁将我们的人格、尊严……这些细骨伶仃的胳膊

拧下来

在异乡的土地上无助地蠕动、挣扎

——《再写蚱蜢》(一位年轻的工人写于2006年)

2000年春，在深圳打工两年之后，阿辛决定回老家。他告诉我们:“即使每天我工作得非常努力，在车间里我们还是不被当人看。在这个城市里我看不到自己的前途。我怎样才能有好的前途？我没有钱，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依靠，我宁可回家。”

由于在城市没有立足之地，阿辛看不到自己继续在这个城市待下去会有什么好的前途。与那些继续留在城市打工的同辈工友不同，阿辛决心回到生他养他的老家去。虽然他既不是对某种农村发展方向情有独钟，也不习惯将自己看做是农村人，但他还是希望能在农村找到自己的出路。

在出去打工和留在农村谋求发展之间如何取舍一直都是两代农民工面临的两难选择。200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一项关于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显示，在28个省份的301个村中，返乡农民工占到总外出打工者的23%，而在返乡农民工中，16.06%的人创办了各种形式的小企业或者小生意。¹²

因为现存的土地利用制度，村庄将承担失业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成本，人们常常假定农村是城市失业农民工最后的依靠和保障。这一观点得到如下不断重复的事实的支持：工人一旦离厂，通常会短暂地回乡待上几个星期。农民工返乡的意愿在春节期间尤为强烈，2008年年初(中国春节前夕)百年一遇的冰冻雨雪天气也未能阻挡汹涌的返乡潮。在许多工人的日记和作品中，“想家”和“梦到回家”等字眼也反复出现。

第二代农民工很快发现，他们的生活经验无情地颠覆了这种假设——虽然这个假设在上一代农民工中可以得到部分支持。与18、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形成时的情况不同，中国的新工人阶级并没有经历残酷的圈地运动过程。迄今为止，中国农民仍然可以拥有一小块维持基本生存的土地。因此，与英国工人阶级不同，没有外在的强力逼迫中国农民离开土地走上无产阶级化进程。但这种不同并没有造成结果的显著差异。由于农民生活状况的恶化以及土地出产在农民生计中重要性的下降，第二代农民工的被“圈地”感是非常强烈的。阿辛向我们讲述当年返回家乡的情景：

当我(2000年3月)回到家的时候，快到播种的季节了。我当时很兴奋，因为我脑中产生了一个宏伟的计划。我承包了一块荒地，准备做点事情。晚上我兴奋地睡不着觉，脑子中总是盘算着我的计划：如果我能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我也能发财。我将向我父母和其他村民证明返乡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阿辛动员他的亲戚和邻居，从他们那里承包了大约20亩耕地开始了他的创业计划。在综合考虑当地的情况后，阿辛决定种植西瓜。但因为西瓜生长季节碰上大雨，成熟过快，没有及时销售。父亲从一开始就反对阿辛的计划，他在背后劝说其他人撤回土地。仅仅几个月的光景，阿辛就几乎花光了全部几千元积蓄。他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离家返城打工。

阿辛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同村里其他同年纪的人一样，善良、勤劳，而且可能还有点固执。他耕作了一辈子来养家糊口，¹³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理解这片土地，也更熟悉这个村子。在他看来，留在这片土地上务农就永远无法摆脱贫困。父亲对阿辛返乡“创业”的强烈反对其实和他当年劝说阿辛再次参加高考的态度是一致的。在父亲看来，农村不是有为青年应该待的地方，在这里没有机会摆脱穷苦人的命运，无力避免苦命的生活(郭于华，2008)。农民生活的穷和苦让阿辛的父亲坚信，有高中文凭的阿辛应该尽力离开农村去追求更好的前途。在今天的中国农村，持阿辛父亲这种看法的人并不在少数，这种看法的盛行是城市霸权的结果，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现代性向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倾斜(Yan，2008)。

父亲对儿子返乡创业计划的反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圈地”：父亲绝无可能让儿子留在农村。父亲意志的胜利打消了阿辛回乡的强烈愿望，它导致一种类似的“圈地”效果：既是精神上的，也是肉体上的。

阿辛遭遇的这种“圈地”经历决不是个别现象。在那些决心回乡做点小生意的农民工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最终回到了村庄。¹⁴而在这些少数返乡者中，很多又以生意失败告终。我们在深圳和东莞遇到一些返乡创业失败后又回到城市的农民工。女工阿华就是这样的个案，她回家嫁给了一个裁缝，然后在粤西老家养鸭子。她向我们讲道:

我在家里养鸭子，可是三个月就赔了五千块。我一点养鸭的经验也没有。好多鸭子都死了，我亏本了。这样我就又回来打工了。¹⁵

当女工达到婚嫁年龄(通常在22到26岁之间)后通常会回老家结婚，然后搬到丈夫家居住，她们中的一些人就会留在那里做点小生意而不再外出。不过，阿华在家了只待了半年就又回到深圳打工了。金融危机后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但上述那些阻碍阿辛和阿华返乡的不利因素并没有因此消失：农民工们既缺乏从事农业经营的经验，也缺乏技术；既没有成功创业所需要的物质条件，也没有经济资助，不断波动的市场更是他们所无法预料和掌控的。阿辛和阿华在家乡创业的失败就是这些因素导致的。在阿辛的老家，全村只有几户人家是完全靠农业谋生，其中就包括阿辛的叔叔家。按照阿辛的说法，叔叔是个特别勤快的人，“看到什么赚钱就做什么”。这些年来，阿辛的叔叔先后养过猪和羊，将稻田改成鱼塘养鱼，养鱼不赚钱又种藕、种树，但不管做什么，一家人辛苦一年往往挣不到一万元。如果阿辛继续留下来种西瓜，叔叔的遭遇也许就是他可以看到的前景。

阿辛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再次离开老家。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只能将痛苦深埋心里，背起行囊再次来到深圳。在去深圳的火车上，他无意中得知在深圳做手板(通常是用泥、陶等材料制作玩具模型，供大规模生产用)工资高，阿辛有一点美术的底子，就设法进入一家生产手工艺品的工厂上班，试用期工资800元。在试用期过后，他成为手板师傅，工资稳步增长。当他在这家工厂做到第三年(2002年)时，一个月已经能拿到1 700元了，加上加班费有时可以拿到3 000元。

在同龄的打工仔中，阿辛能成为熟练的师傅并拿较高的工资可以说是幸运的。但是，曾经受到的心理创伤、严酷的工厂环境和无处安放的生活目标使他在后来的工作中没有真正地快乐过。对阿辛来说，工作逐渐失去了意义，正如他所说：“不管我在哪工作我都感觉不到快乐。我的心永远不能平静下来。我总觉得我应该做点大事。”

如同我们在东莞碰到的一个女工说的那样，第二代农民工面临着深刻的两难处境：“当我出来打工的时候我很想家，可是当我回家的时候，我又想着出来打工。”¹⁶对于第二代农民工来说，“种田没有出路”已经成为一个共识。他们知道，建一个稍微像样的房子，还有结婚开销、基本教育费用、医疗开支和日常生活开销等，都远非种田收入所能承担。总之，对返乡农民工来说，农村因为缺乏个人发展机会造成了一种类似于“圈地”的效果，其结果就是我们所理解的自我驱动的无产阶级化。

第二代农民工成长在一个生活条件相对改善的时代，与上一代相比，他们眼光更为开阔，对于染什么颜色的头发，穿什么牌子的运动衣更为津津乐道。生活方式的变化使他们一旦走上打工之路，就很难真正回到家乡。他们通常不知道自己家里有几亩地，不知道家里种田一年能有多少收入。第二代农民工有更强烈的意愿留在城市，他们知道打工不可能持久，因此很多人就想着做点小生意，不再受人雇佣，甚至自己成为小老板。难以实现的个人期望，还有往返于农村和城市间的不尽挫折，在第二代农民工的生活中尤为突出，这种状况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难以排遣的悲伤和愤怒。一项针对春节返乡农民工的调查发现，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比一般人群要差许多，主要心理问题是强迫、人际关系敏感、偏执、抑郁和敌对等(刘衔华，2006)。

四、愤怒、集体行动和中国新工人阶级

我们只有靠自己。我们没法相信政府，没法相信老板。我们要的只是一点公平。

——一个参加2003年3月深圳劳工抗议活动的工人

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新的工人阶级，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种形式的集体行动中(Chan，2001；Lee，2007；Thireau and Hua, 2003)。要估计集体行动的数量很困难，但官方给出的数据可供参考。据统计，1993-2005年，这类事件的数量从每年1万件增加到8.7万件(年均增长约20%)，其中75%都是由工人和农民自发组织的(Leung and Pun, 2009)。根据政府的一项统计，提交仲裁的劳动纠纷从2000年的13.5万件飙升至2005年的31.4万件，年均增长18.4%。2003年劳动仲裁案件涉及的工人达到801 042人。¹⁷

焦虑、孤独和痛苦是第一代农民工生活挥之不去的主题。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还不能公开、集体地表达诸般消极情感的话，第二代农民工则已经在要求改变了，他们工作和生活中的痛苦和愤怒是如此明显。如果说阿辛的故事特别值得关注，原因只是他在高考经历、工厂打工和返乡创业的失败尝试中遭受到严重的社会创伤。所有这些经历使他的愤怒累积到一个突破点：“我相信我应该干点什么大事。我的生活应该有更大的理想。”他反复地强调自己不快乐，难以维持内心的平衡。

和阿英不同，阿辛内心的不安不再被压抑，而得以表达出来，甚至转化为外在的行动。2007年初，当阿辛发现他所在的工厂准备搬出深圳的时候，就开始动员工友，开始了一系列集体行动。阿辛和老黄、老陈等其他四位工友起诉当地的劳动局，指控他们漠视工人的需要，没能执行那些保护劳工的行政法律措施。这五位工人后来被媒体称为“维权五君子”，以争取劳工权利而闻名。他们都在工厂的手板部上班，都已经干到手板师傅的位置，而且都年过三十。最年长的老黄已经在这家工厂工作了5年，每月可以拿到4 200元，最年轻的是阿辛，在这家工厂工作了一年，工资每月2 200元。

在工人的团结斗争中，宿舍发挥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阿辛提到，下班回到宿舍后，工友们常常一起听收音机，尤其是收听有关法律和打工的节目。阿辛告诉我们，听这些节目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启蒙”，他们从中知道企业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是违法的，加班工作应该获得双倍或三倍工资等等。2007年2月12日，五位工人向工厂提交了一份公开信，要求集体解除劳动关系，其理由是工厂没有跟他们签订合法的劳动合同，而且没有依法支付他们的社会保险金，此外还强迫他们超时工作，没有为每天的加班以及周末和节假日加班支付加班费等。同时，阿辛和他的工友还敦促当地的劳动局官员帮助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并提出劳动局应当确保工厂依照劳动法缩短工时，同工人签订合法的劳动合同，为工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为2007年1月和2月的超时工作支付加班费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这五位工人要求工厂支付过去两年的累积加班费，其总额达到人民币65万元。对于自己的上述要求他们表达得很清楚：

工人被要求一月至少工作28天，每天至少13小时。加班费只是在每天工作超过9小时以后才有。不但如此，工人的工资每小时低于法定工资1到1.2元。对于计件工人而言则根本没有加班费。

以老黄为例，2006年12月他工作了227小时(被认为是正常上班时间)，外加114.5小时加班。2007年1月，他工作了266小时，外加87.5小时加班。

工厂搬迁是工人集体行动的催化剂，此前工人在工作场所不断累积的愤怒、挫折和不公平感一下子找到了一个爆发点。工人担心工厂搬迁后可能裁员，更担心搬迁后追讨加班工资变得更加困难，这促使工人们采取行动。老黄说道：

我们都是工厂里少数比较核心的熟练工人。我一个月可以挣到4 000千多块，我不用担心吃喝问题，但是我们缺乏安全感，也没有一种体面的个人形象。尽管我们把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奉献给了深圳，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应有的地位，而且最终来说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随时可以取代的。当我们老了，得了慢性职业病，然后返回老家，然而我们既没有养老金，又没有健康保险，那时我们怎么办？¹⁸

老黄说得很清楚，他并不是对他的工作条件或者工资不满意，令他担心的是既没有安全感又没有尊严的职业前景。作为一个可以被取代的劳工，他知道自己的位置是很脆弱的。职业生活既无未来又没尊严，激起了他的愤怒和不平。

在某种程度上，这五位工人面临大致相同的处境：都正值壮年，都达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高峰，等待他们的将是不可避免的下坡路，或者被更年轻的工人所取代。就是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中，他们决定采取激进行动。在要求劳动局判令工厂赔付未有结果后，他们很快将行动的目标从工厂转到劳动局身上。五位工人充分地利用互联网络查询相关信息，得知当地劳动局有责任监督劳动条件并处理劳动纠纷，他们也算计到，通过起诉劳动局可以降低维权成本。

在进入起诉阶段后，这家迪斯尼供应商的600名工人(其中多数是女工)也组织了各种抗争。2007年5月，该工厂同工人签订了一份短期劳动合同，并正式宣布将于年底搬迁到东莞。9月，工厂的女工们组织了多种形式的抗议活动，包括集体停工、抗议、撤回劳动合同等。他们要求支付拖欠的加班费，要求经济赔偿，要求公司补交他们应得的社会保险金。¹⁹工厂的回应是解除了一些女工的(非法)合同，并只支付一个月工资的补偿金。“老板们没一个有良心”，当工人们拖着行李走出工厂宿舍的时候很多都会这样抱怨。被抛弃的感觉不仅在离厂女工那里非常强烈，在那些留下来的工人中也很普遍。工厂管理层态度强硬，他们说，根据劳动法，只需提前24小时通知工人就可以停止劳动合同，因此工厂没有责任支付补偿，一个月工资已经是工厂给予的恩惠。这种说法使女工们更加愤怒。

在这年7月，五位工人第二次向法庭提出起诉。他们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说明劳动局对他们的不满和争端进行了怎样不当的处理，要求法院否定先前的判决。更重要的是，他们坚持要求经济补偿，并要求有保护自己利益的权利：“我们并不指望在与政府部门打官司时能取得胜利，也没有指望能完全得到我们要的经济补偿。我们希望的只是探索一种新的可能性——探索一条保卫我们自己权益的新的道路，并且希望这条路对其他工人能有所帮助。”²⁰

如果说工人的这场集体行动就是为了经济利益就太简单化了。对阿辛和他的工友的工作和生活了解得越多，我们越能体会到在他们采取行动的各个阶段所表达出来的愤怒和不满。对阿辛来说，促使他采取行动的动机既非金钱，也非个人名誉。他是被他那“做点大事”的愿望所推动的，希望以此“引起人们关注劳工们艰难的生活”，“为打工仔争取到一点公平”，并且“惩罚那个没有良心的老板”。

2008年4月，在等待司法判决一年未果之后，这5名维权工人中的3人——阿辛、老黄和老陈——决定去北京打官司。他们希望能够从中央政府那里寻求帮助，这也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老黄说：“去北京是最后一步。我们几乎把所有能想的法子都用过了。现在这是最后的办法了，我们不想就此结束。”他们在北京待了五天，在这期间，他们去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全国人大信访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和全国总工会。结果却让他们失望，要么根本无法递交陈述信，要么就被草草地打发。阿辛和老陈认为他们的北京之行还是“有一个收获”：“在我们来之前我还是抱有某些希望的，现在我们死心了”。工人怨恨的政治转变为一种绝望，然而在对外在保护或拯救力量“死心”的同时，诉诸自我的心思正在萌芽。这种心态的变化，实际上普遍发生在参与集体行动的工人中：“我们只有靠自己。我们没法相信政府，没法相信老板。我们要的只是一点公平。”

五、结论

改革在将中国再造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再造了中国的工人阶级。沿着一条特殊的无产阶级化的道路，第二代农民工已经逐步意识到他们的阶级地位，并已经开始参与到一系列的集体行动中。第二代农民工有着比第一代农民工更为深刻和强烈的愤怒和不满，他们日益认识到自己正在失去曾经拥有的或各种有名无实的支持——家乡回不去了，各种法律条文所规定的对工人的保护在现实中也经常变成一纸空文。中国农民工在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中实际上遭遇了一个类似于西方工业化初期的“圈地”过程。

受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启发，我们对中国新工人阶级形成的考察不是将它看做一个社会结构(例如，“改革”)在时间中演进的结果，而是看做中国向“世界工厂”转变中新工人阶级这一历史主体参与创造自己的社会变迁的过程。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经验创造了愤怒、创伤和深刻的不公平感，理解这些经验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未来阶级行动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阿辛的工厂斗争和返乡经历突出反映了第二代农民工中很多的一般性经验。阿辛的坎坷经历既是特别的，也包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他有一个有主见的父亲强烈阻止他回乡创业，这点可能是比较独特的。但就回乡尝试创业并最终失败这一点而言，阿辛与很多的农民工又是类似的。失败迫使他们再度外出打工——一个无止无休的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过程。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恶性循环：改革和城乡二元分裂激发了逃离农村的欲望，迎接逃离的是工厂生活的苦难，工厂生活中的挫折又诱发返乡的念头。但对返乡的农民工来说，农村已经很难真正成为安身之地。这种恶性循环使农民工遭受了种种残酷的生活体验，其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基于怨恨心理的政治。没有希望，没有憧憬，没有未来，打工生活的意义轰然坍塌。工人的叙述有助于我们理解两代农民工生活之间的连续性及其变化。像阿英这样的第一代打工妹往往将痛苦埋藏心底，无法表述和言说的结果是任由痛苦沉入身体和潜意识；像阿辛这样的第二代农民工则不同，他能够直面自己的创伤，并将痛苦转变为外在行动。“过渡”可以描述第一代农民工生存状态的主要特点，而对第二代农民工来说则是“断裂”，它造成进无可进、退无可退的死结。痛苦、愤怒和磨难滋养了工人阶级，将他们中的一个个成员转化为资本的对抗者。由于缺乏集体谈判能力，没有有效代表自己的工会，身陷困局的工人常常求助于各级政府的帮助，但等待他们的往往是令人失望的结果。

两代农民工在性情倾向和行动能力方面的差别也可以从他们身份认同方面的不同寻找原因。如前文所述，第一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一个从自我否定、打工，到最终接受农民身份的“完整”循环历程，尽管它事实上也造成了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分裂，但毕竟为农民工提供了一个可以安顿自我的农村归宿。这种身份政治弱化了第一代农民工对打工生活中遭受的苦难的表达，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他们的集体行动能力。而第二代农民工已经没有办法完成一个完整的身份认同的循环历程，他们期望将自己转变为城市工人，却看不到希望，前进之路已经堵死，而后退之路早已关闭，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分裂性已经没有办法通过在农村找到归宿而缓解。农民工身份政治的这一变化，造成了第二代农民工性情倾向和行动能力的显著变化。与第一代农民工经历的环境相比，今天工厂里的劳动条件未必更糟，剥削未必更重，但第二代农民工对于苦难的体验却更加真切和敏锐，他们由焦虑和痛苦走向愤怒和怨恨，并在这种情绪支配下频繁卷入各种针对资本的集体行动。

本文试图将对第二代农民工的研究纳入马克思阶级形成的理论视野下，考察他们的情感体验、身份认同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复杂关系。一般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很少触及情感体验和身份认同这样的主题，它强调的是社会经济结构(阶级结构)与社会行动(阶级行动)之间的直接决定关系，即使考虑到认同或者意识这样的主题，也是将其看做是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自然而然的表征。后马克思主义取向的认同政治研究则将情感体验和身份认同作为关注的焦点，并从社会经济结构的决定论中脱离出来，强调行动者的能动性。在西方，后马克思主义本以修正和补充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却走向了告别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终点。后马克思主义的“多元认同说”批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和“阶级还原论”，认为经济利益只是界定工人身份认同的一个维度，性别、族群、宗教、文化等多种社会因素都参与到工人认同的构建中。换言之，工人未必按照生产关系中的位置来认识自己的处境和利益，更谈不上阶级行动的必然性(Laclau and Mouffe, 1985)。这样一来，传统马克思主义沿着社会存在(生产关系/阶级结构)—社会意识(阶级意识)—社会行动(阶级行动)方向的论述就被彻底颠覆。认同政治研究转而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工人多元化主体性的塑造上，强调“政治先于社会”，突出身份认同的“建构性”和“肆意性”，工人的主体性沿着性别、族群、宗教和文化等各个散漫的方向发展，如此一来，阶级分析的中心性事实上被否定，阶级分析与认同政治走向相互对立(伍德，2008)。

对两代农民工的历史比较和考察，让我们洞悉阶级分析的复杂性，也更凸显出认同政治研究在马克思阶级分析中的价值。卡兹尼尔森和泽伯格(Katznelson and Zolberg, 1986)在对德、法、美等多个国家阶级形成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提出理解阶级形成的四个层面，即阶级结构、社会经济组织、性情倾向和集体行动。他们指出，在不同社会的特定历史时空下，阶级形成会呈现出各种复杂多变的样式，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阶级形成所提供的前提条件是最为基本的，它确定了一个社会中的不同位置。简言之，它奠定了一个社会的阶级结构。阶级结构连同社会经济组织构成了理解阶级形成的社会经济层面，它们两个所确立的阶级地图，主要是个人在所有制关系网络中的客观位置，以及他们的劳动、居住和生活方式，但是在这样的阶级地图中，尚无法找到意识、文化和政治的位置。性情倾向和集体行动这两个层面恰恰弥补了这一重要缺失。性情倾向是工人在劳动和生活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共同感受和看法，它们涉及如何看待社会体制、如何理解公正、如何认识造成工人现状的原因，以及是否可以改变的判断。卡兹尼尔森和泽伯格(Katznelson and Zolberg, 1986)特别提出集体行动层面是考虑到分享共同性情倾向的工人未必会自动走向共同的集体行动。工人以运动和组织的形式展开集体行动，对社会施加影响并改变自身的命运，是个不断克服障碍的动员过程和成就。性情倾向与集体行动构成了理解阶级形成的文化政治层面，将其与社会经济层面结合起来，我们就获得了一幅理解阶级形成的更为完整同时又更为复杂的图景。

放到中国情境中的第二代农民工身上，我们看到了认同政治研究取向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契合性。认同政治虽然着眼于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之间广阔的不确定地带，强调政治话语、行动者能动性和情感体验等因素的作用，但在当前中国像珠三角这类地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剥削性和压迫性愈演愈烈的情势下，认同政治所发掘的主体的多元性并不必然掩盖生产关系中的利益对立的事实，也并不必然阻碍有着多元认同的工人最终作为一个阶级主体去回应生产关系中的矛盾(裴宜理，2001)。第二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源自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在生产关系中的利益对立无法缓解和消除的情况下，我们看到认同政治不仅不会遮掩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反而因为它在农民工那里所引发的主体分裂和负面情绪，直接成为激发集体行动的动员力量。在第二代农民工的认同政治所催生的集体行动中，我们看不到政治组织的身影，也看不到意识形态的作用，但这些集体行动在客观上却具有明显的挑战资本的性质。就此而言，认同政治与阶级行动巧妙地汇合起来，或者可以说，在中国第二代农民工身上，认同政治成为阶级行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注释：

通过对阿辛的生活斗争的详细记录，以及对珠三角工业区的民族志研究，我们希望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人类的情感和苦难对于我们理解集体反抗或阶级行动的重大意义。就像最近华南地区的劳工罢工潮所展示的那样，在愤怒和不公平感的推动下，工人们已经在同一切话语的和结构的限制作斗争。作为新的阶级主体，第二代农民工现在开始起来反抗这个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反抗“逐底竞争”的全球化生产战略，反对他们在城市中不得不遭受的无根的生活体验，反抗加在他们身上的“农民工”这样的准社会身份。

1.请读者不要对本文讨论的中国新工人阶级同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人阶级混同，后者在魏昂德(Walder，1984)的文章中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工人阶级。第二个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产物，而我们这里讨论的新工人阶级是市场经济的结果，其特点很大程度上来自资本主义与前社会主义政策相结合。新老工人的差别，可参见: Lee(2007)。

2. 2013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农民工总数达到26 261万，其中外出农民工16 336万(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5-27/4858328_2.shtml)。

3.我们在深圳的研究得到了中国女工网络(CWWN)的大力帮助，我们于2007年夏天经其介绍认识了阿辛，之后开始了对他的一系列访谈，包括2007年12月在深圳的访谈，2008年4月阿辛和他的工友在北京上访期间的访谈，以及2008年5月跟随他回河南老家的访谈。本文使用的资料还包括笔者与CWWN于2005年夏天在深圳一个工业园区对350名工人的问卷调查和2006年在东莞参与的一项对655名工人的问卷调查。

4.第二代农民工的一个特点是男性工人的迅速增加，这些男工有的上升到管理和技术岗位，也有很低层次的岗位，如保安和临时工。由于自21世纪初以来华南地区工业城镇劳动力的缺乏，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从事服装、电子、玩具和其他轻工业生产流水线工作的男性工人比例更高。

5.我们在本文采用阶级和阶级意识的概念，汤普森(Thompson, 1963：289)是这样论述的：“当一些人经历了共同的体验(无论是遗传的还是后天共同获得的)并因此感觉到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以及与他们与其他人的不同利益(常常是相对立的利益)，并进一步把这种由共同的利益产生的身份表达出来时，阶级就出现了。人们的阶级体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所处的生产关系决定的——他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可能继承自父辈，也可能是后天非自主地选择的。阶级自觉就是在文化意义上人们处理、反映这些经验的方式，它体现在人们的传统、价值系统、观念和制度等多种形式中。”

6.这种生活经验与城市中间阶层有显著不同，后者假定工业化和城市化会齐头并进。毫无疑问，当前中国正在经历快速城市化，但这个过程主要是由城市的地产资本驱动的。

7.森内特和科布(Sennett and Cobb, 1972:36-37)认为，(被剥削)阶级受到的一个隐形创伤是在其日复一日的生活经验中形成的对自我能力的不信任感。个人被导向认为自己的无力感和不全面感带来的内心的焦虑是由个人原因造成的，虽然实际上在一个阶级分化的社会，个人被剥夺了控制个人生活的自由。

8.完整的故事参见Pun(2005：chp.6)。

9.对于今天中国农村的年轻人来说，考上大学是跳出农门、落户城市并在其中能拥有完整的法律权利和潜在的经济优势的极少数途径之一。除了少数的精英外，多数的农民工由于他们在工业等级结构中的位置很难像其城市同事那样在城市平等地居住。我们在深圳和东莞调查过的1 000名工人中，大约75%只受过初中教育。与男工相比，女工上高中的机会更小，更不要说上大学了。

10.自由是指农民工在改革时代获得的各种各样的能力，比如迁移的自由、去城市找工作的自由和劳动力市场寻找雇主的自由，但不包括工人在涉及与生产或居住相关的事务上做出独立决定的自由。

11.资料来源：2006年10月于深圳的调查。

12.参见：韩俊、崔传义.“农民工回乡创业热潮正在兴起”，《中国经济时报》，2007-12-27(5)。

13.当我们于2008年在阿辛的老家拜访时，他父亲一个人负担起家中五亩农地的所有农活，此外还要养猪，一个人支撑起一个七口之家：包括阿辛的奶奶、母亲、父亲、阿辛自己和妻子及两个孩子(一个3岁的女儿和一个1岁的儿子)。阿辛的奶奶和母亲也没闲着，他们都尽其所能一起帮忙养家糊口。

14.参见：韩俊、崔传义.“农民工回乡创业热潮正在兴起”，《中国经济时报》，2007-12-27(5)。

15.资料来源：2006年12月在深圳的采访。

16.资料来源：2006年4月在东莞的采访。

17.参见：《2006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18.资料来源：2008年4月在北京的访谈。

19.参见：2007年9月12日《南方都市报》。

20.参见：2007年7月25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