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的反叛》¹是现代大众社会理论的经典之作。²在该书中，加塞特提出了“大众的反叛”(the rebellion of the masses)这一命题，即大众越过自己的界限，开始占据最高的社会权力，而这些权力原本属于社会精英。要说明这一命题，我们需要弄清楚这样几个基本问题：何为界限？大众的反叛与界限之间有何关联？大众又为何要反叛？对于这些问题，加塞特从史学、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诸多学科角度加以剖析，用极具洞察力的语词为我们勾勒了现代公共生活中大众的图像及其反叛心理。

一、作为一个理论命题的“界限”

要理解大众的反叛，我们必须先了解“界限”(limits)一词。“界限”是现代及后现代社会理论中一个独特的、具有丰富解释力的词语。当然，在不同理论家的理论体系中，“界限”的意涵和功能是有差异的。例如，在福柯那里，界限是监狱、精神病院设置的监禁和排斥另类分子的围墙。布朗肖在评价福柯的《疯癫与文明》时便说道，“与其说这本书是一部疯癫的历史，不如说是一部有关界限的历史，借助界限，一种文化排斥了某些东西，将它们放在了言语的边界之外，成为写作难以到达的外面”。³在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中，界限则是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的群际差异，是基督徒出于自我认同的需要，在自己与作为他者的犹太人之间划定的界限，该界限体现在犹太人的居所、衣着和社会交往等日常生活当中，如犹太人长期居住在城镇里的孤僻角落，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禁止通婚、共餐等，而当犹太人僭越了社会设置的一条本应该划分清楚并保存完好、使之不受破坏的界限，穿得跟其他人一样，并出现在城市中心的街道上时，那二者之间原有的秩序和安全距离便不复存在，其结果是，基督徒的反犹主义情绪被激发出来(鲍曼，2002:41-68)。

在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中，界限则是参与特定社会活动的资质和能力的限制。加塞特(2004：8)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有一些活动按其本质来说是需要资质限制的，“没有非凡的天赋是实现不了的，比如说某些艺术和审美的活动、政府的功能，以及公共事务中的政治判断等等”。也就是说，一些社会活动存在界限，它要求活动参与者具备一些特殊的技能，因此，并非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其中。一个有序的社会需要将这些活动掌握在具备了相应资质的人手里，唯有此，社会的文明和成就才能得以维系和推进。

进一步而言，在加塞特的论述中，界限是一个能力的极限，在界限的一边，是我们能力可及、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在界限的另一边，则是超出我们的能力和资质的领域。“这是一个极限，我在这里一无所能，那是比我优秀的人的天地”(加塞特，2004:52)。

据此，加塞特提出了自己对社会大众和少数精英的定义，即社会大众(the social mass)是没有特殊资质的、平庸的个人之集合，即普通人，他们在欲望、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一致，只求与他人相似，过着放任自流、懈怠消极的生活，他们目光短浅，安于现状，害怕改变；而少数精英则是具有特殊资质的个人或群体，他们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赋予自己重大的责任和使命，过着勤奋、有纪律的生活，他们的欲望、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不同于大多数人。需要强调的是，加塞特区分的大众和少数精英，并不是社会学视域中社会阶级的划分，而是两类人的划分。按照加塞特对社会大众和少数精英的定义，每个社会阶层当中都可能存在精英和大众，即社会上层中有大众，社会底层中也会有精英。这正如加塞特(2004:8)一再声明的，“大众并不简单地等于劳动阶级，大众就是普通人”。

二、何为大众的反叛

以往，对于特定的社会活动，大众有自知之明，知晓并接受这些活动存在的界限，清楚自己不具备特殊的技能，所以安于其位，遵从比自己优秀的精英的安排。而如今，大众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们不再承认界限的存在，不认为自己是二流的，不接受别人比自己优秀，不甘心扮演服从者的角色(在此意义上，大众的反叛其实是大众反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态度的驱使下，大众“决定登上社会生活的前台，攫取地位，使用设备，享受迄今为止只为少数人所保留的乐趣”(加塞特，2004:9)。例如，大众模仿贵族和精英去剧院看戏，去咖啡馆交际会友、谈论时事，等等。这些一夜之间崛起的大众像潮水般涌向现代文明的高雅之地，而这些地方及其设施毕竟有限，原先只为少数精英所使用，因此，不难想象，扑面而来的大众势必使这些地方拥挤不堪。在书中，加塞特描述了大众时代的种种现象，例如，咖啡馆人满为患，剧院里挤满了观众，列车上挤满了旅客，公园里挤满了散步的人，大众的身影无处不在。

加塞特忧心忡忡地警告世人，大众干预甚至僭取那些数量有限的并只适合少数精英的活动成为当今这个时代的一般特征，并宣称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已经日益大众化，大众取代精英、占据最高的社会权力的“大众时代”已经来临。在大众占统治地位、掌握决定权的社会里，大众总是自恋地从自己的角度来评判一切(这些角度通常是平庸的)，理直气壮地把自己的欲望和喜好强加给社会以及他们可触及的一切地方，在政治和公共事务中推行自己炮制出来的奇思怪想，并认为自己有这样的权利，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把一切与众不同的、优秀的、个人的、合格的以及精华的事物都打翻在地、踩在脚下；任何一个与其他人不相像的人，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考虑问题的人，都面临着被淘汰出局的危险”(加塞特，2004:10)。这意味着，大众的趣味、欲望、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将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蔓延，甚至左右专业领域。例如，在知识领域，知识分子丧失了原来的独立性，他们在发表评论时会顾及自己的观点是否符合普通大众的思想观念，或在多大程度上能被大众接受，作家在写作时会考虑读者的趣味和需求，凡此种种。

三、大众为何反叛

在叙述什么是大众的反叛时，上文已提到，大众并不是天生就是反叛的，他们以往是顺从自己的命运，安于其位，只是后来他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不再接受自己的命运和角色。对此，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促使大众产生这种态度转变？

加塞特从史学和哲学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解释。以往，对于民众来说，生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生活(生存)首先意味着到处受到限制，时刻感受到压力(oppression)，比如洪灾、饥荒和疾病等，这些限制和压力不断提醒民众其自身的渺小，让其感受到自己的能力界限。在过去生存条件恶劣的时代，即使是贵族富人也同样面对各种束缚和风险，比如交通的落后、传染病的侵袭，使其意识到自己能力的有限性。在这种状况下，生活意味着直面和解决这些对人类构成限制的事物，人们也倾向于将自身拥有的禀赋和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命运的恩宠。

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文明的演进，一方面，物质产品的充裕使民众较过去更容易解决温饱问题，享受舒适安逸的生活；另一方面，各种技术和设备帮助人类克服外部的限制，例如，汽车的普及大大提高了交通的便捷性并拓展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各类药品的发明降低了人们的病痛之扰。这些都使民众的生活环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民众受到的限制和阻碍也越来越少。加塞特用了“历史水平线的全面上升”来概括现代民众的生活环境及其选择的可能性。在这样一个技术和社会如此完美的环境中，现代人从出生开始，他所处的世界一直都在刺激其欲望，而且给人们做出进一步的承诺，未来它将更加充足、富裕和完美(加塞特，2004:51)。在面对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时，他们有的是“万物皆是有备于我”的态度，“过去曾被视为命运荫庇与恩宠的禀赋和才能，如今变成了一种权利，它再也不能引起人们对命运充满谦卑的感激之情，人们对它只有要求和占有”(加塞特：2004:49)。

简而言之，现代民众进入了“志得意满”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大众的心理图像呈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生命欲望的膨胀和个性的伸张，二是对创造富足闲适的生活环境的人不存在任何感激之情。在这些心理特征的作用下，现代民众就像是被宠坏的孩子一般，只关心自己生活的舒适，认为自己有天然的权利去攫取文明成果(就像自己呼吸空气、享受阳光一样理所当然)，对世界不断地提出要求，却不知道相应的义务。其结果是，“没有外在限制、压力，他竟然开始相信自己是唯一存在的，并习惯于唯我独尊，而不考虑、顾及他人，特别是不相信别人比自己优秀”(加塞特，2004:52)。

论述至此，加塞特最为痛心疾首的还是欧洲的前途，他认为这些被宠坏的大众是欧洲面临的一个“真正的难题”。

当代欧洲已经因为缺乏一种道德准则而迷失了方向，这倒不是说大众人抛弃了旧的道德准则而代之以一种全新的道德准则，而是说在他的生活设计中，他根本就不愿意服从于任何道德准则……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上，当前没有哪个群体不认为自己拥有一切的权力，而无须承担任何义务。(加塞特，2004:193)

四、大众反叛的危险

在加塞特看来，大众主宰的社会终究是危险的。其理由是：人类社会的科技进步、文明发展得益于人类的某些珍贵罕见的德性和才能，如理性、科技精神、责任感和勤奋等，而且需要那些天分极高的人为之艰苦奋斗；另外，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维系和推进人类文明成就的手段会愈加复杂，对此，那些得过且过、没有生活目标且数量惊人的大众不具备这样的技能与特质。加塞特毫不客气地指出，大众“对未来束手无策，根本提不出任何明确的方案，它也无法成为任何可以理解的发展或演进的肇端。一言以蔽之，它的存在缺乏任何生机勃勃的计划”(加塞特，2004:43)。换言之，大众在本质上“既不应该亦无能力把握他们自己的个人生活，更不用说统治整个社会了”(加塞特，2004:3)。所以，当这些享用技术成就和文明设施却缺乏科技精神又无特殊才能的大众涌向社会舞台的中心时，人类社会现有的文明成就自然难以维系，更不用说向前发展了。除此之外，诸多令人惶恐的景象也会相伴而生，如工业技术倒退、法律程序毁弃。长此以往，人类文明将不可避免地堕入衰败境地。在讨论上述问题时，加塞特直接用“野蛮人的垂直入侵”来形容大众对现代文明社会可能造成的冲击和威胁。

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在论述大众人的野蛮时，加塞特特意强调了一种“专业化的野蛮主义”，那就是作为当代野蛮人的科技人员(the technician)，包括科学家、工程师、金融业者和教师等。加塞特(2004：105)非常肯定地说，“当前的科技人员正是大众人之原型”。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实验科学的发展经历了早期的统一化阶段(unification)到当今的专业化阶段(specialization)，在专业分工的压力下，一代接一代的科学家缩小工作领域，他们的知识范围也日趋狭小(不像早期科学家那般熟知哲学、数学、逻辑学等学科领域)，到如今他们只算得上是专门人才(the specialist)，即在某个领域学有专长，但对这个领域之外的事务，知之甚少。⁴但是，正是凭借对专门领域了如指掌，并且在这个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这些专门人才从中体验到了极大的权力感和自我肯定感，导致他们越来越妄自尊大，忘记自己的能力界限。

尽管专门人才在他所生疏的领域是无知的，但他却不像一个无知者，而是摆出一副学有专长的神态。事实上，这正是专门人才的行为方式：他对政治、艺术、社会习俗以及其他一切科学所持的看法，无一不是原始的、愚昧无知的；但他又固执己见，自以为是……正是这种对自己的价值及其重要性的自我肯定，同时又诱导他僭越自己的专业，妄图支配一切。所以，尽管在自己的专业中，专门人才体现了资格限制上的极致——因而在质性上他应该完全区别于大众，但结果却是：几乎在生活的其他一切领域里，他的行为举止照样漫无节制，与大众人毫无二致。(加塞特，2004:108-109)

换言之，在自己一窍不通的非专业领域里，这些科技人员不相信别人比自己优秀，不愿意服从更高明的权威，大众人的特质在他们的身上悉数呈现。令人深感不安并且要警惕的是，相较于一般意义上的大众人，这些专业化的科技人员更有机会行使社会权力，更可能把自己的欲望和价值观念强加给这个时代。不得不说，加塞特对当今科技人员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大众特质及其野蛮性面相的观察可谓独具慧眼，让人在惊叹之余，需要鼓足勇气去反思现代科技文明。

五、对大众反叛的评价与反思

在“大众社会”理论的谱系中，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极具开创性，无疑是一本经典之作。虽然勒庞(2004:2)早在《乌合之众》中就如先知般地宣布说，“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但是，“勒庞在做出这样的宣布之后就告别了这个话题，他没有继续对这个‘大众的时代’和这个时代的‘大众’再做分析，而是径直转入了对‘大众心理’的研究”(盛宁，2007)。恰恰是加塞特在《大众的反叛》一书中，对勒庞提出的话题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剖析。对此，默顿(2004:25)在《勒庞 < 乌合之众>的得与失》中称《大众的反叛》是一本“通过学习勒庞而改进了勒庞的书”。实际上，这一改进将大众社会研究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即从“大众的心理”研究转变成大众的社会文化特征和正在转型的社会结构研究。这一转变奠定了加塞特作为大众社会理论先驱的地位。

从更广的视野来看，《大众的反叛》对现代化进程中西方社会的文化危机及其病理现象的深刻反思，在西方的思想界和知识界都具有重要的地位。正如本书的中译本序言所提到的，《大西洋月刊》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此书之于20世纪，一如《社会契约论》之于18世纪，《资本论》之于19世纪”(刘训练、佟德志，2004:3)。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加塞特对西方社会文化危机的反思，我们有必要提及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社会的文化批判，因为前者的一些观点在后者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例如，加塞特认为，随着物质产品的丰盈、技术的发展，大众满足于眼前的舒适生活，安于现状，只求与他人相似，并且排斥一切与众不同的事物，这导致大众社会具有强烈的同质化倾向。在《启蒙辩证法》里，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学者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2006：140)指出，文化工业是造成这种同质性的社会性根源，“在文化工业中，个性就是一种幻象，这不仅是因为生产方式已经被标准化。个人只有与普遍性完全达成一致，他才能得到容忍，才是没有问题的”。沿着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奠定的文化批评路径，马尔库塞(2008：3-11)在其《单向度的人》中提出了一个经典论题：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它压制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以及压制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和批判能力，而这一状况肇始于技术的进步。“技术的进步使发达工业社会对人的控制可以通过电视、电台、电影、收音机等传播媒介而无孔不入地侵入人们的闲暇时间，从而占领人们的私人空间；技术的进步使发达工业社会可以在富裕的生活水平上，使人们满足于眼前的物质需要而付出不再追求自由、不再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代价”(马尔库塞，2008:207)。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和技术理性的批评与加塞特对志得意满的大众时代的痛斥遥相呼应，不同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落脚点在于批判发达工业社会，而加塞特却从头到尾都热衷于批判大众。

正是因为加塞特对大众的激愤式批判，使他的著作自出版以来便广受争议并持续至今。大体上，这些争议可以被归纳为两种争锋相对的立场，即“精英主义”与“反精英主义”，或者“大众主义”与“反大众主义”。就加塞特本人而言，他和勒庞一样，都秉持精英主义历史观和社会观。⁵加塞特曾如信仰般地宣称，人类社会按其本质来说是贵族制的，并且只有当人类社会是贵族制的时候，它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社会。⁶这样一种历史观和社会观使加塞特毫无遮掩地对大众人的局限及大众社会的弊病进行批判，并且这些批判被文化保守派在日后各种思潮论战中借用。⁷

对于秉持大众主义立场的论者来说，《大众的反叛》所散发的精英主义气息是令人恼怒的。在他们看来，加赛特就是极端的精英主义者、不折不扣的反大众主义者。例如，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称加塞特为“贵族批评家”，并对这种贵族式的大众社会理论作了这样的评论：“实际上，它是对贵族文化传统的维护和对广大人民群众获得真正的知识和文化鉴赏能力的怀疑，因此，这种理论常常变成了对特权的保守维护”(贝尔，2001:12)。这样的评价代表了多数人对大众社会理论的批评。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以加塞特为代表的大众社会理论家之所以被贴上“反大众主义者”和“贵族特权的维护者”这样的标签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甚至大众社会理论的产生与这一历史背景也息息相关。而这一历史背景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30、40年代，社会化大生产在欧洲快速推广，民生经济突飞猛进，人口激增并向城市迁移，民众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大幅度提高，这些因素共同推动大众社会的到来，一时间，大众民主运动在欧洲风起云涌。该运动对贵族精英苦心营造的传统秩序造成了强烈冲击，使贵族统治阶级和保守主义者深感危机，纷纷将大众运动和日益崛起的大众民主视为猛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知识贵族们抱着对贵族社会传统的缅怀和对新生的现代大众政治的恐惧，不遗余力地对大众人及其生活方式大加鞭挞，加塞特便是其中一位拉大旗者。在加塞特的眼中，大众人是蒙昧的野蛮人，他们品性低劣、心灵封闭，冥顽地认为自己是完美无缺的，不喜欢诉诸理性，敌视异己者，这就使大众民主很可能成为“多数人的暴政”。下面这段话清晰地表明了加塞特对大众民主的忧虑态度：

一个同质化的大众正在公共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压垮并摧毁着每一个反对派。一旦看到大众那紧凑、麇集的外表，谁还会信任它呢？他们并不想与那些异己阵营中的人共享生活，他们极度仇视、憎恶非我族类者。(加塞特，2004：71)

加塞特的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大众民主的不信任。非常明显，在走向现代大众政治的进程中，知识贵族的精英主义历史哲学观和怀旧情结使他们无法相信(也不愿相信)大众具备支配公共生活的能力。他们固执地认为社会存在的自然法则就是贵族制，只有贵族支配的社会才是善的，大众人的宿命就是安分守己地服从贵族精英的领导和安排，把公共政治生活托付给贵族精英。在这个意义上，加塞特所说的“大众的反叛”实质上就是大众对传统贵族精英的统治权利的挑战。毫无疑问，对于像加塞特这样的知识贵族，他们不习惯大众参与政治和文化生活，更无法忍受自己在政治和文化生活中丧失统治地位。

尽管加塞特对大众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缺乏必要的素养和理性的论述有其合理性成分，但他对大众以及大众民主的看法过于悲观消极，书中使用的一些言辞(如野蛮人)也过于偏激且有失公允，简直是在抒发知识贵族的哀怨。其实，随着“历史水平线的上升”，当整个社会进入“志得意满”的时代，封闭自己的心灵、压制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不仅仅是大众呈现出来的问题，精英阶层同样如此。正如该书出版30多年之后，马尔库塞(2008：46-49)犀利地指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高层文化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已被拉近，高层文化不再有理想，不再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不再提供与现实不同的抉择，一言以蔽之，高层文化丧失了同现实有根本区别的另一向度，也成了“单向度”。而加塞特在著作中甚少像马尔库塞这样毫无保留地将精英文化纳入批判的范畴。

在诸多批评者中，拉希(Christopher Lasch)是颇有挑战性的一位，仅从他的著作名称《精英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我们就能嗅出浓浓的火药味。在该书中，拉希基于对美国社会的观察，提出了一个富有争议的主题：现今，对西方的文明传统和社会秩序造成威胁的已经不再是大众，而是社会精英。拉希的判断依据是：全球贫富差距的扩大、经济危机的蔓延以及失业率的上升，使城市生活日趋艰难，不仅穷人的生活状况每况愈下，就连中产阶级也遭遇危机，这使“当今的普通大众不会期待‘有着无限可能性’的世界”，相反, 他们“对‘限度’(limits)的认识要比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认识清醒得多”，这使他们在激进的社会变革面前更加谨慎保守，更在意社会秩序，更尊重西方价值观。相比之下，新精英⁸在支持堕胎、打破双亲家庭模式中更为积极(而限制堕胎、坚持双亲家庭不仅被视为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根本因素，而且也是西方传统价值观所注重的)，他们在社会变革中表现得更具“冒险性”，并不断尝试突破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内在“限度”。⁹另外，新精英的工作逐渐转移到国际化市场，他们的财富、命运与跨国企业紧密相连，他们的日常生活、休闲娱乐越来越超出地域范围，这导致“他们的忠诚是国际性的，而不是地区性的、国家性或地方性的”，其结果是他们逐渐脱离公共生活，丧失对社群的责任感，更愿意独善其身。据此，拉希(2010:19-36)认为“现今社会已经是一个更适合于谈论精英反叛的时代”。

当然，对《大众的反叛》的解读，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提出异议是极为正常的事情，只是无论加塞特备受怎样的争议，时至今日，当我们检视他于80多年前写就的这本著作时，我们也不得不叹服于他的敏锐洞察力和抽丝剥茧般的理论思维。此外，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加塞特对现代化的批评、对西方文化危机的分析，以及他在书中所论及的诸多议题¹⁰在现今社会仍然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注释

1.加塞特于1930年出版了西班牙文《大众的反叛》，1932年发行了英文版，之后有多个英译本面世。1989年，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了中译本，译名为《群众的反叛》。直到2004年，中国内地才有了《大众的反叛》中译本，由刘训练、佟德志翻译，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2011年，吉林人民出版社重印《大众的反叛》，一年后，广东人民出版社翻印该书。本书评所依据的文本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的《大众的反叛》，该中译本以20世纪30年代的英译本为底本，对照了20世纪80年代的英译本，并参考了1989年的台湾译本。经过多版本的比照，笔者认为该中译本在翻译上是可信的。

2.作者奥尔特加·加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1883-1955)出生于西班牙马德里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04年在马德里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之后赴德国游学，1910年起在马德里大学任教。加塞特是一个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除了教学之外，曾创办多份有影响的杂志和报刊，建立出版公司及研究会，并从事演说和政治活动。其著作颇丰，代表作有《堂吉诃德沉思录》、《没有脊梁骨的西班牙》、《大众的反叛》和《大学的使命》等。

3.参见：李猛.2002.那些沉默者的历史——从《疯癫与文明》到《规训与惩罚》，转引自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sx/article_2010101521956.html。

4. 加塞特(2004：108)认为，对于这样一类人，简单地用“有知识的人”和“无知识的人”是难以对其分类的，他用了“有知识的无知者”(learned ignoramus)来称呼他们。

5. 勒庞(2004：5)被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创造和领导着文明的，历来就是少数知识贵族而不是群体”。

6.有必要提及的是，加塞特在书中对他所欣赏的“贵族”进行了描述：贵族阶级颇具勇气、责任感和领导才能，凭借自身的德行和魅力赢得口碑和声誉。“在很多人看来，‘贵族’仅仅意味着世袭的‘高贵血统’，这样它就沦为与共同权利相差无几的事物，成了一种静止的、消极的身份与资格，不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就可以获得与转移。但是……‘在我的心目中，贵族就等同于一种不懈努力的生活，这种生活的目标就是不断地超越自我，并把它视为一种责任和义务’。”参见：刘训练、佟德志(2004：8-9)。

7.如20世纪60、70年代席卷美国大学校园和思想界的“文化战”。

8.主要指年轻的专业人士。

9. 拉希(2010：21)还举了一个证明新精英尝试突破限度的例子是健身：年轻的专业人士为了保持青春、延长寿命而控制饮食、辛苦健身，但普通民众则明白青春的逝去、身体的衰老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自然过程，因此，他们比专业人士更能认识到身体控制的“限度”。

10.如精英、大众与文明的传承，大众社会的民主机制及其运用，个人的自由与约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