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参与者是如何被动员的”是集体行动研究的核心问题。在西方集体行动，尤其是社会运动理论中，研究者大致从三个维度来回答这一问题。结构主义观认为，宏观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为动员者提供了可供利用的“政治机会”(Jenkins and Perrow, 1977; McAdam，1982；Tilly, 1978)；受理性主义影响的资源动员论从中观的社会运动场域中寻找有利于降低动员成本、提高动员效用的组织性资源和人际网络等动员结构(McCarthy and Zald, 1977)；另有一部分文化主义者则从社会心理视角关注个体的微观动员机制，将社会运动理解为一种文化现象或话语活动，使用框架分析理论解释动员者如何通过建构运动话语来动员有着相似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参与者(Snow, et al., 1986；Snow and Benford, 1992；Benford and Snow, 2000)，或重新理解情感在动员过程中的作用(Goodwin，Jasper and Polleta, 2001)。

西方的社会运动理论已经非常成熟，而中国对集体行动，尤其是对抗争性集体行动的研究尚处于知识积累和理论建构的阶段。有研究者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有益尝试，他们关注不同社会群体的抗争，¹分析特定的抗争群体如何策略性使用怨恨情绪、政治机会结构、人际网络、动员策略、媒体和情感等因素进行动员，并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

相对而言，通过分析社会运动中的话语、意识形态或符号性活动，使用框架化理论来解释动员结果的研究并不多(周明、曾向红，2011；刘春荣，2010；程秀英，2012；高恩新，2009；谢金林，2012)。然而，每一个集体行动的动员都需要通过话语、修辞和符号等“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s)完成。在动员过程中，社会运动领袖需要赋予运动相关的事件、问题，以及他们的行动特定的意义，这些意义通过话语载体传递给潜在的支持者、追随者和反对者。动员者制造和传递意义以动员他者的过程就是框架化过程。社会运动的框架化过程总是存在于一定的宏观文化情境中，动员者在制造意义和塑造框架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情境因素的影响。

文化情境如何影响动员框架的形成和发展，成功的动员框架又是否会对文化情境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都被主流框架分析理论忽视。主流框架分析理论大多将文化情境作为社会运动领袖进行框架化预设的、稳定的背景条件，研究者虽指出文化为社会运动领袖的框架动员提供工具或资源(Swidler，1986；G. Williams and R. Williams，1995)，但提供怎样的工具或资源，以及如何提供却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本文尝试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选取曾经历显著框架转变的香港“反高铁”运动来理解文化情境影响动员框架的设计及框架调整的具体机制。这一运动在前后两个阶段使用了不同的动员框架，两个框架所涉及的文化情境中的“资源”要素各有不同，并产生了相异的动员效果。文化情境为框架转换提供了依据，而框架转换后动员的成功和运动的扩展又为动员框架重塑文化情境提供了可能。本文所依据的经验材料包括“反高铁”运动中运动领袖和积极分子所使用的各种话语、标语、图示和影像，以及笔者于2009年中至2010年初在香港收集的田野观察和访谈资料、与事件相关的媒体报道、公共评论等。

二、动员框架与文化情境

社会运动不只是一个结构过程，也是一种文化现象(Tilly, 1978, 1986, 1993, 转赵鼎新，2006：235-240)。影响社会运动动员过程的不只是政治机会和动员结构这样的结构性因素，贯穿机会、组织和行为之间的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即人们对与运动相关的特定事件和情形赋予的意义(McAdam, et al., 1996：5)。动员者通过各种“话语实践”表述这些意义，他们需要向潜在的参与者、支持者、旁观者，以及社会运动过程中的其他行为体(如媒体、政治权威等)说明运动所针对的问题如何，以及通过什么样的行动来解决这些问题(Snow and Benford, 1988)。

“框架”概念最初是指帮助个体认知、理解、鉴别，以及标记周围所发生的事情的“解读程式”(interpretive schema)(Goffman，1974)，是微观个体层面(micro-individual level)社会心理学的分析概念。有研究者将这个概念运用到对社会运动的分析中，并建立了“集体行动框架”概念，将“框架”从个体的“解读程式”重新定义为集体(行动)的“解读包”(interpretative package)(Gamson and Lasch, 1983)，即社会运动领袖用来表达诉求、界定问题时所使用的一系列观点、修辞、论述、文本和标记等(Spector and Kitsuse, 1977)。通过一定的“框架”，社会运动组织或社会运动领袖赋予客观世界和运动所涉事件或现象以特定意义，并扮演“信息发射体”的角色将其传播与推广，其最终目的在于取得潜在参与者的共鸣，并成功动员他们付诸行动。

框架分析与政治机会和动员结构所要解释的问题一致，即人们为何参与社会运动，又如何被动员起来参与社会运动，但与后两种研究路径从结构层面的解释不同，框架分析选择了社会运动中的文化面向。在大多数框架分析中，文化面向是指研究社会运动领袖在动员过程中所使用的符号、语言和身份等文化要素。研究者的关注点在于社会运动文化的内部维度，即社会运动领袖在动员时所表达的规范、信念、标记、身份和故事等文化要素(G. Williams and R. Williams，1995)。正是通过这些文化要素，社会运动领袖向支持者、旁观者和反对者表达怨恨，阐述集体行动背后的理据，并取得采取集体行动的共识(Williams，2004)。

研究者从分析动员框架本身的特征总结成功的动员框架所需要素。比如，斯农和班孚德(Snow and Benford, 1988)总结了三种类型的框架：“诊断式框架化” (diagnostic framing)明确运动所针对的问题，“预报式框架化”(prognostic framing)明确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动机式框架化”(motivational framing)明确具体的行动动机。他们认为，成功的动员框架需同时具备这三个要素。克莱德蒙斯(Klandermans，1984)区分了“共意动员”(consensus mobilization)与“行动动员”(action mobilization)，认为前者用来达成动员者与动员对象之间的共识，后者在此基础上说服受众参与具体运动。另有一部分研究则热衷于描绘已经证实成功的动员框架的具体类型(Benford，1997：414-415)。

主流研究难以回答这样一些问题：社会运动领袖如何确定他们的动员框架(无论是诊断式、预报式或其他类型)能得到动员对象的共鸣。它们倾向于认为社会运动组织或社会运动领袖可单方面地决定框架内容(Donati，1992)，并总能策略性地塑造成功的动员框架。至于文化如何影响框架化，以及人们如何理解动员框架，他们是否可能对动员框架做完全不同的解读(Steinberg，1996：4-6)，主流研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不充分。

无论是动员者还是被动员者，都是处于更广泛的文化情境之下(d’Anjou and Van Male，1998：208)，作为对现实和具体事件的“解读包”，动员框架必须与现有的文化叙述互相响应才可能实现动员。但文化情境如何影响框架动员？社会运动领袖如何选择和应用文化情境中的特定要素塑造成功的动员框架？

对社会运动领袖而言，文化可以是“工具箱”，或者是公共话语的资源库。社会运动领袖基于自己的判断，“策略性”地从文化这个“工具箱”中提取意义工具，工具或资源提取是否合适决定动员的成败(Swidler，1986；William，1995)。社会运动领袖大多代表社会中的边缘群体或弱势群体表达和争取一些非主流和非主导性的要求和价值(d’Anjou，1996)，但在框架化的过程中，他们不能挑战主导性的价值(Harding，1984)。他们应以“自然且熟悉”的语言表达他们的“解读包”(Gamson and Modigliani, 1989：5)，这些“解读包”需以现有文化中的主流观念和词汇包装(d’Anjou，1996)才容易为大众接受，并带来更好的动员效果。

所以社会运动领袖可能面临这样一种困境，他们表达的可能是非主流，甚至是挑战主流文化的价值，但要实现成功动员，又不得不要用人们普遍熟悉且接受的主流文化方式塑造他们的框架。在香港“反高铁”运动的动员过程中，社会运动领袖和积极分子即是如此。这场运动始于因高铁规划引起的一个农村边缘群体的反拆迁抗争。在运动之初，抗争者要挑战的不仅仅是政府的高铁规划，更包括高铁这个符号所承载的香港人普遍的“经济人”特性。香港的主流政治文化有物质主义、个体主义、家庭功利主义、务实主义和政治消极等特征，着重关注个体及家庭的物质利益，对公共事务和政治参与缺乏兴趣和热情(Lau，1982；Lau and Kuan, 1988)。香港人被描述为“企业家个体”，即为了改善自己的收入、地位、工作机遇和生活质量，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建立自己的优势，他们不断追寻资源和新的发展机会(Ku and Pun, 2004：2)，这已经发展成为高度市场化的资本主义体系下香港政府的主要治理倾向。在这样的文化情境下，象征“经济效益”和“发展主义”的高铁规划得到社会普遍支持，反对者只是一小部分毫不起眼、被完全边缘化了的村民。他们的抗争源自与主流文化价值的冲突，但又需要动员受主流文化价值影响的港人的支持。如何塑造他们的动员框架，并策略性地处理它和运动所处的文化情境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运动领袖和积极分子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三、从“反拆迁”到“反高铁”：抗争诉求的“变”与“不变”

“反高铁”运动始于菜园村村民的反拆迁抗争。2008年，政府为了修建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本文统一简称“高铁”)，需要征用该村的土地。由于菜园村是杂姓“散村”，村民多向“原居民”租地居住，对土地没有所有权，因此政府在未告知村民的情况下，仅与乡事委员会及当地原居民代表商议之后便确定了菜园村的征地计划，直到2008年底政府开始征地时村民才知道这个事情。他们不满政府在未征询村民意见的情况下便做出征用村庄土地的规划，随即开始了反拆迁的抗争。

抗争开始后不久，村民便明确了“不拆不迁菜园村”这一最主要诉求，并贯穿整个运动始末。在这一诉求下，抗争者对政府及高铁的具体要求有所变化，先主张以“保村庄”为主、“反高铁”为辅，后转变为“保村庄”同时“反高铁”。

在运动的第一个阶段，面对一边倒支持高铁的舆论，抗争者小心翼翼地建构抗争话语，为避免在菜园村和高铁之间制造矛盾和冲突，他们将矛头对准了政府做高铁决策规划时的“咨询不足”和“决策不公”。比如，从2009年3月起，由抗争者编写的抗争通讯“广深港高速及石岗菜园村系列”对政府公共咨询中出现的资讯垄断、虚假咨询和不公咨询等问题做了连续揭露和抨击。²

在这一阶段，高铁的规划方案尚处于公共咨询期，政府有调整方案的可能，所以抗争者希望政府能听取村民的意见，调整高铁的路线规划。在几次抗议活动中，如2009年4月11日广深港高铁规划答问大会，2009年4月底和6月底在街头收集反高铁反对签名，抗争者都将他们的主要诉求——“不迁不拆”和“重新咨询、重划走线”制成标语置于显眼位置，在保证“不迁不拆菜园村”的前提下让高铁的建设得以落实。2009年4月30日，抗争者向社会发起“反对广深港高铁规划行动呼吁”，首次较大规模向市民征集反对意见。在这个“呼吁”中，抗争者这样描述他们的反对理由和诉求：

(反对广深港高铁规划的)理由一：反对逼迁菜园村；理由二，反对针对新界农地；理由三，反对消灭天然河道；理由四，反对地下管道破坏天然水源；理由五，反对歧视新界居民；理由六，反对漠视市民意见；理由七，反对重复建设、浪费资源……我们需要正义的议员、官员和社会各界支持，组成一个有力的公众和政府跟进小组，达到善用土地，保障民生(不迁不拆)和建成高铁的目的。³

可见，在这一阶段，“反高铁”的主要诉求只在于“不迁不拆菜园村”，希望政府在公共咨询期内听取民意，调整高铁的规划路线，而不是试图反对和阻止高铁的建设。但到2009年6月末，政府在结束对高铁规划的公共咨询期，敲定最终的高铁规划方案时，村民意见并未被听取，菜园村依旧要整村拆迁，这一阶段的抗争未取得成效。不仅如此，菜园村的抗争似乎还是“小打小闹”，了解和关注的人非常有限。2009年6月，香港城市大学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仅有半数受访者听说过高铁规划，而赞成这一基建项目的受访者仍占绝大多数(约84%)。村民们既未得到市民的普遍支持，也未盼来政府的积极回应。

对抗争者而言，他们的抗争也确实面临着挑战。一位抗争领袖这样回忆：

这次运动(指“5·1”游行)之后，我们觉得我们能动员起来的人可能已经到顶峰了，不可能再动员更多的人了。(笔者问：来参与的都是什么样的人)除了村民之外，基本都是一群搞社运的朋友……我们后来坐到一起做了一次很深入的检讨，我们觉得不应该再将重点只放在“菜园村”上面，而应该更多地针对“高铁”。菜园村太小了，我们得在高铁上做多些文章才行。(与L的访谈，2013年9月11日)

在后来的抗争中，抗争者确实将更多笔墨放在“高铁”上。他们逐渐发展出两条诉求逻辑：一是继续强调菜园村“不迁不拆”的诉求，二是明确提出“反高铁”，将“高铁”与市民们的共同经验和共同的怨恨情绪联系起来，将抗争从一个小村庄的事情扩大为和大众切身相关的公共事件。到2009年底，立法会进入高铁拨款的审议阶段，反对者在“反高铁·停拨款”的口号下进行了连续性的抗争。这个时候，由于涉及立法会投票，抗争者对政府的攻击也从第一阶段的“咨询不足、决策不公”转变为在立法会“功能组别”骑劫下的不民主。

四、动员框架：“边缘”与“主流”的切换

从诉求重点的“变”与“不变”，我们大致能看到这场反对运动所经历的两个阶段。诉求体现抗争者希望带来的改变，是具体直观的抗争目标。在这场运动中，抗争者的诉求非常明确，“不拆迁”、“不要拨款”和“不要建造高铁”。但仅有明确的诉求不足以实现动员，抗争者必须说明诉求背后的理由、价值和信念，以此说动“惺惺相惜”者加入抗争行动并共同表达诉求。因此，阐明这些理由、价值和信念就成为动员者进行框架化的主要任务。伴随着诉求的变化，抗争者在这两个阶段使用的框架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下面的分析中将看到，这样的变化是动员者利用抗争情境中的重要变化所做的主动的、策略性的调整。

上文提及，第一阶段的抗争主要围绕菜园村的拆迁问题展开，抗争者提出“不迁不拆”菜园村的诉求，那么，他们通过什么框架动员公众帮助其共同争取诉求？

在第一阶段的抗争中，抗争者的行动力不足，他们组织了数场运动，但规模和曝光度都相当有限。⁴在缺乏组织力量和网络资源的情况下，抗争者着重于通过多种信息传播途径对潜在的参与者进行话语动员。抗争者采取的策略是，“以民间报道推进事件，由此制造讨论的框架”，用“行动配合资讯，才可起到漩涡效应”。⁵主流媒体虽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传播载体，但在运动开始之初，主流媒体并不关注和同情菜园村的抗争。抗争者于是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渠道传播有关抗争的基本信息，表达这场运动所反对及追求的价值：(1)民间报道平台，主要指“独立媒体网”。“独立媒体网”是一个民间报道平台，专注于本土社会运动，其成员大多为青年社会运动领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运动领袖和积极分子的联络平台。“独立媒体网”不仅成为社会运动领袖传播社会运动信息的集散地，还成为社会运动领袖进行社会动员的“控制台”(Ip，2007：7)。菜园村的抗争刚开始不久，“独立媒体网”便全身介入，并成为抗争者传播信息和社会动员的重要平台。(2)社交网络。一旦有重要的行动安排，抗争者便通过脸书(facebook)发布信息，联络并动员潜在的参与者。“独立媒体网”和脸书不同之处在于，抗争者通过“独立媒体网”对其行动进行比较详细地论述和价值塑造，而脸书主要用于联络支持者与参与者，出现的信息相对简单明了。(3)自制刊物。从2009年2月开始，抗争者先后制作了《菜园村特刊》和《石岗菜园村战讯》在“独立媒体网”和脸书等网站传播，抗争者也自发制作一些刊物，在街头发放给市民，如2009年6月底制作了约5万份印有高铁“反对书”的《菜园村特刊》发给市民，收集市民反对书以要求政府更改高铁走线规划。

在第二阶段的抗争中，抗争者的行动力度和规模都有所扩大，也得到媒体关注。抗争者除了继续在“独立媒体网”做论述，他们所要表达的诉求、理念和价值更频繁和直观地通过具体的行动被带出，相关的话语载体包括运动过程中所呈现的动员标语、宣传单页以及动员口号等。

简言之，由于两个阶段抗争者行动力的差异，第一阶段的话语实践更集中地出现在以“独立媒体网”为主的网络平台上，而第二阶段更多显现于具体的运动过程中。

(一) 第一阶段：边缘价值作为动员框架

作为运动领袖进行话语动员的初步尝试，运动的初始框架体现了社会运动领袖对以往社会运动经验的主动延续，以及他们对菜园村独特价值的全新理解。在第一阶段的抗争中，抗争者建立的“社区”与“土地—农业”这两个紧密关联的框架就分别体现了这两种方式。

“社区”价值是运动刚开始不久抗争者便集中使用的框架，它强调人们在一个熟悉的空间中生活多年后，逐渐建立起来的对空间的归属感、依恋感和人与人之间的亲密联系，代表一种强烈的情感归属、生活经验和亲密关系。对面临拆迁的村民来说，拆迁带给他们最大的困扰在于，经过几十年建立起来的“社区”联系将会被彻底打破。为了凸显“社区”价值的重要性，社会运动领袖办起了“菜园村口述史”。从2009年2月开始，他们邀请村民讲述自己在菜园村成长生活的故事，写成文章发表于“独立媒体网”，还在他们自制刊物的“广深港高铁石岗菜园村系列”栏目刊载村民的“菜园故事”，有些甚至发表在主流报纸上。⁶2009年5月，抗争者又办起了“菜园村导赏团”，定期邀请市民游览菜园村，由村民或社会运动领袖作为志愿者向他们介绍村民在菜园村的各种成长故事。通过“口述史”和“导赏团”，抗争者努力呈现村民在菜园村长久的生活经历，塑造菜园村作为亲密社区的来龙去脉及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在有限的几次街头抗争中，抗争者频繁使用“争取到底誓保家园”、“因为不想家园被毁呀”和“保我家园”这样的标语凸显家园和社区情怀。

对“社区”价值的强调实际是抗争者以往抗争经验的延续。菜园村抗争运动中的非村民抗争者大多是长期活跃于本土社会运动中的青年社会运动领袖和积极分子。在菜园村之前，他们曾发起并组织反对拆除湾仔老街喜帖街、香港老建筑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的运动。在这些运动中，他们建构起一套“社区”论述，他们的行动被认为是回归后香港人本土意识的形成和体现(Ip，2007；Ku，2012；So，2011)。在以往运动中所形成的“社区”价值被抗争者延用到菜园村的抗争中，正如一位抗争领袖所言：

在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主打的牌是“社区”价值。“社区”价值是在以前的运动就有的，从反对喜帖街拆迁、到06和07年的保卫天星、皇后码头运动，我们逐渐建立起了“社区”这一概念。以前大家一听说哪里要反拆迁，就会简单地认为反对的人肯定都是为了向政府要多一些赔偿啦，但我们告诉大家，不一定都是为了钱。你要拆除一个老街道，就是要彻底破坏围绕这个街道而发展出来的亲密社区。人们反对拆迁实际上是对“社区”价值，那种紧密人情关系的依恋，而不真的是为了钱。当我们刚开始进入菜园村的时候，我们就习惯性地沿用了这个价值。后来，我们也逐渐发现菜园村的特殊性。比如以前保护的都是都市社区，但菜园村代表的是农村社区，……我们后来逐渐发现了土地、农业、或者比较边缘的农村生活方式这些价值。(与W的访谈，2009年12月1日)

从着力“社区”价值开始，抗争者逐渐从菜园村这一特殊的农村社区中发现了新的价值。在社会运动领袖看来，菜园村体现的是一种独特的、在以往社会运动中从未被提及的农业及土地价值。在香港这样一个高度现代化的都市中，农业、土地和农村生活方式早已被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观遗忘。菜园村的抗争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让土地和农业生活方式作为一种鲜明的价值通过抗争者的行动及话语进入公共视野。对“土地—农业”价值的追求在抗争者的各种话语中清晰可见。比如，在介绍菜园村口述史的源起时，抗争者这样说：

菜园村这条新界散村(即非原居民村)的方方面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香港土地可持续发展的困难，也扩阔我们对生活的想象。⁷

在第一篇口述史记载中，也有相似的语言：

散村社群是新界土地最辛勤的护养者，……他们为香港示范了尊重土地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偏偏香港政府就选这块土地来开刀，……它为新界加添一座没用的庞然大物，却拿走了复耕农业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如此一加一减，真是我们乐见的吗？⁸

而在5月7日前递交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意见书的行动呼吁中，抗争者还是使用“土地—农业”框架进行动员：

(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邀请公众人士于小组委员会订于2009年5月4日(星期四)下午4时30分在立法会大楼会议厅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就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项目表达意见。……请不要错过争取的机会！让我们一同改变香港的未来！一起保卫新界土地！⁹

在这些论述中，高铁和菜园村分别代表了香港社会的两种价值。高铁的“快”和经济价值代表了“发展至上”及“物质为先”的主流价值，菜园村农民生活的“慢”和相对贫穷则是非主流的农村生活价值的表征。在菜园村，以村庄和土地为基础形成的农村社区虽然小众且边缘，但却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完整社区。政府不应为了满足所谓的主流价值而粗暴否定边缘价值，牺牲边缘群体权益。正如抗争者所论述的那样：“我们守护的价值基本不过是生活方式及居所的选择权、紧密互倚的社区网络、本土农业、大型公共基建的共同决策权。”¹⁰

在第一阶段的抗争中，抗争者通过各种行动和论述描画了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形象，通过抗争向大众输送仅为抗争者所熟悉且拥护的边缘价值。抗争者认可这种价值，并预期它对其他个体也将具有同样的吸引力，并足以有效动员他人共同参与抗争。可惜的是，边缘价值未能成功撼动主流价值，在发展与物质主导的社会里，人们并不关心一个小村庄的遭遇。另外，这个时期的动员话语过多局限于菜园村反拆迁抗争这一具体事件本身，未能将具体事件联系到更广泛的公共议题。¹¹

抗争者尝试发展反映运动所追求的价值与意识形态的话语。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运动领袖本身的价值倾向影响了运动的框架化过程，但这样的做法有些一厢情愿，社会对“社区”、“土地—农业”这样的边缘价值难以产生共鸣。在运动和普通人的切身利益之间，需要建立一些更加直接且鲜明的联系才可能实现动员，而第一阶段的运动话语显然未能抓住及表现这样的关键性联系。直接使用边缘价值作为动员框架虽体现了动员者的偏好，却无法动员处于主流价值圈的大多数人。

(二) 第二阶段：情境变化与策略性框架调整 1. 将主流价值带入动员框架

上文提及，“5·1”游行之后，抗争者开始意识到第一阶段抗争的局限性，并开始讨论如何转换框架以动员更多人。他们达成了一个大概的共识，即，将诉求重点从反对菜园村拆迁转向“反高铁”，但要建构怎样的新框架一时尚未有明确方案。

正当抗争者摸索新的动员框架时，外界的一则重要信息成为他们的突破口。2009年5月28日，香港《经济日报》的报道披露，高铁的造价可能从原来的395亿港币增加至630亿，加上已经拨付使用的39亿多港币的前期勘测费用，高铁的全部成本总共约669亿港币，这个数字令抗争者兴奋不已：

我们很激动，669亿出来得太及时了，以后的运动我们光打这个“669亿”就足够的了……这是天价高铁啊，用的又是公帑(笔者注：公共财政)，香港人会很介意。(与C的访谈，2009年12月2日)

在随后的论述中，“669亿”的“天价高铁”反复出现在各场运动中。在高铁与普通市民之间，抗争者终于找到了两者冲突的焦点：高铁动用的是公共财政拨款，是公共的钱袋子，成本越大意味着人们要从自己钱包里掏出越多的钱来支撑高铁的建造。他们反复论述，试图在高铁与普通市民的切身经济利益之间建立联系，如，“669亿”相当于每个市民为高铁买单1万港币。而后，在立法会审议高铁拨款的会议期间，抗争者分别组织了四场较具规模和影响力的抗议活动：“11·29反高铁·停拨款大游行”、“12·18请假包围立法会”、“1·8全民BIG爆立法会”和“1·14－1·16万人决战立法会”。在每一场运动中，“669亿”成为抗争中最常见和最显眼的标语，动员者还将“669亿”与不同人群的具体利益相挂钩，或将“669亿”描述为属于“我们(普通市民)的钱”，政府不可因高铁而肆意浪费“由一般市民一元一角积蓄下来的公帑”。¹²

抗争者在“11·29反高铁·停拨款大游行”的动员宣传单页中这样写道：

香港有些第一，我们不想要：我们不想要楼价世界第一，我们不想要贫富悬殊在已发展地区第一，我们也不要用669亿，建全世界最贵的铁路。……如果你认为669亿应有更利民的用途，如改善医疗、教育、空气污染、开展减贫计划、增加老人服务。¹³

在“12·18请假包围立法会”的动员宣传广告中也有类似的表述：

12·18请假包围立法会，阻止政府乱洗钱……几十个议员，决定我的钱点洗，决定我的城市发展。

点解你要反高铁(笔者注：为何你要反高铁)？669亿高铁倒钱落海！……那些钱都是公帑，把669亿孤注一掷(每名市民一万元)，亦变相令很多更迫切的公共问题得不到解决。市民多年来希望政府买回东西隧、增加大学资助学额、复建居屋、改善医疗及福利，如今政府都以一条短短的铁路相抵。¹⁴

在动员市民在12月初立法会工务小组审议高铁拨款之前联系工务小组成员的标语中，标题部分非常显眼的字眼如“669亿＝几多？”，接着用红色的字体标出：“669亿等于：继续现时电费补助措施16年，或维持发放MYM1 000生果金予65岁以上长者至少30年，或以5 000元为上限，宽免全港每户6年差饷，或以25 000元为上限，宽减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至少5年”。“669亿倒钱落海”也被抗争者制作成为巨大横幅放置于这数场运动的显眼位置。

以“669亿”作为引子，抗争者进一步在高铁与普通市民之间建立联系。在质疑高铁实际经济价值之后，抗争者又将其形容为只对特权阶层和富裕阶层提供便利而无益于普通市民，却需要普通市民承担高昂成本的象征。他们试图建立“强权弱势”的对立价值，将高铁符号化为特权阶层和强权势力，而菜园村村民则被符号化为饱受特权和强权之苦的普通市民。在“反高铁·停拨款”特刊中这样描述：

高铁本身是一项对富人更有利的基建，主要是节省商人、高级行政人员和专业人士的出行时间，为他们赢得更广阔的赚钱空间。政府一方面以公帑为富人争取时间，但另一方面为减少一般市民和立法会代议士的阻力，尽量压榨我们了解、辩论和反对高铁方案的机会和时间。¹⁵

高铁的存在，是方便有经济能力，有专业资格，口袋有钱的富豪可以很方便地把生活在香港以外的大中华地区重新展开，而住在1 100平方公里的香港人，反而从此沦为没有能力融入大中华共荣圈的边缘社群！¹⁶

通过这样的说法，抗争者成功地将高铁与各种群体的实际利益联系起来，成为普通市民与高铁之间的关键性联系。高铁的高昂造价使它变成损害所有普通市民经济利益的象征物，而不再仅仅是菜园村的噩梦。人们反对的目标也从反拆迁转向了反对高铁这一花费巨大但收益不乐观的“大白象”工程。从“反拆迁”到“反高铁”，随着框架转换的完成，抗争的对象也发生了改变。前面提及，在第一阶段的抗争中，反对者的最终目的是反拆迁和“保家园”，他们并不完全反对高铁的建设。框架转换后，高铁被塑造成为个体经济利益的破坏者，“反高铁”而不仅仅“保家园”成为反对者对抗争行动的基本定位，动员者不再拘泥于“社区”、“土地—农业”这样的边缘价值，而是根据文化情境中主流价值，将框架转换为“经济价值”。

2. 将边缘价值带回来

在实现策略性的框架转换并取得社会关注之后，抗争者又将第一阶段的边缘价值带回抗争实践，不失时机地再次宣传这些边缘价值，而这些价值也逐渐为其他参与者接受。在后来的运动中，对于土地—农业价值的尊重与热爱甚至成为运动的主基调。即使在“反高铁”运动之后，人们依旧宣传和实践这些价值。

在第二阶段的抗争过程中，对边缘价值的表达与诉求随处可见。比如，2009年10月18日，由“菜园村关注组”和青年人共同发起的“千人合照，怒撑菜园村”运动，数百市民聚集在菜园村抗议政府不民主规划导致的不公义，支持村民“不迁不拆”的抗争诉求。在这次抗议活动中，抗争者也流露出对土地的归属、对家园的感情，以及对乡村慢生活的向往。2009年底由“80后反高铁青年”发起的多次“苦行”运动也十分清晰地表达了青年人对于同主流的发展主义价值完全不同的土地、社区和人情这些边缘价值的尊重与反思。在“反高铁宣言”中，他们这么写道：

推土机式城市发展高速腐蚀了社区的多元，割断人与土地的联系，把植根在地的人们及他们所建立的生活，轻易割去、抛弃。……普罗市民一元一角辛苦积蓄回来的669亿公帑，政府必须珍视并用得其所，更应让在香港扎根了五十年的菜园村及其拥抱自然生活的文化继续承传下去。¹⁷

他们通过“苦行”这种方式将这些价值传播出去，让更多市民认识、理解甚至认同和实践它们。在规模最大的两次抗议运动的宣传资料中，抗争者都将“社区”、“土地—农业”这些在第一阶段抗争中使用的框架又全部带回来，再次塑造成为运动的动员框架。比如，在动员人们参与1月8日立法会抗议活动的时候，抗争者这样表述他们抗争的理由和目的：

2010年1月8日这一天，让我们用本土社区力量点燃希望，复修这片惨遭破坏的土地！目的：展示民间经营有人、地、情的社区经济，突出目前的可观环境，我们如何释放香港的社区经济力量。¹⁸

2010年3月，在最激烈的反高铁运动告一段落之后，一些社会运动领袖和积极分子在成立“菜园村生活馆”。他们这样谈论开设生活馆的理念：

一场更深邃的自主生活运动正蓄势待发！……借着菜园村的土地、人情给我们的养分，用自己的身体劳动学习有机耕种；我们将会举办不同的展览和工作坊，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不同的个人、社区组织连结起来，重新掌握具备人文关怀，与土地连结的生活网络。‘菜园村生活馆’是我们探讨、实践新生活价值的实验场。……期待和村民以及更多香港人一起，重新了解、思考‘城市’及‘乡村’的联系。¹⁹

高铁方案通过之后，“反高铁”运动暂告一段落，但仍有一些社会运动领袖和积极分子关注菜园村，并帮助菜园村村民在搬迁、建新村等方面与政府的抗争。这种抗争与关注一直持续至今。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通过拍摄展播有关菜园村抗争的纪录片、出版书籍、建立社团和组织讨论等方式，将菜园村的故事以及新的价值传播给大众。“反高铁”运动中的核心社会运动领袖自此长期关注香港的土地及农村问题，活跃在各种农村抗争中，他们甚至成立专门的社团“土地专业联盟”，“支援各区的反迫迁及保育运动，推动本地农业和社区经济的发展及研究，培养新一代社区运动组织者”。²⁰“反高铁”运动中的社会运动领袖成为“土地正义联盟”的核心成员，并参加2012年立法会选举，希望在制度框架内推广及实践土地、农业和社区价值。可见，“反高铁”运动将有关土地和农业的讨论和抗争带入本土公共空间。在“反高铁”运动前还比较零散、模糊和不为大众所知的边缘价值，通过运动者的论述和实践后，逐渐成为一个有着明确论述、具体话语及行为载体的显在价值。在社会运动的推动下，作为结构性因素的文化也在被改造。

五、讨论与结论

在第一阶段的抗争中，反对者并未达到他们预期的动员效果，使用“土地—农业”这些对普通香港人来说并不熟悉的边缘价值作为动员框架，难以迅速让民众理解、接受和产生共鸣，更难说服他们参与抗争。另外，在这个阶段，作为反运动框架(counter-movement frames)的官方话语显得异常强大。政府的反运动框架集中在高铁的“经济价值”，它对高铁所给出的主要理据包括：高铁将连接内地高铁网络，建设“珠三角一小时生活圈”，促进粤港融合，防止香港在全国经济发展脉络中被边缘化；高铁在建设期间将为香港提供1.9万个职位；高铁每日客流量将有9.9万人，每年可为市民节省4 000万小时的交通时间，营运50年的经济效益可达830亿港币。²¹总之，高铁将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有助于香港的长远发展。社会对政府的论述深信不疑，也普遍支持建设高铁。²²即使在第一阶段抗争进行了半年后，依然有约84%的民众支持建高铁，²³而这一比例到2010年2月已下降到约40%。²⁴

2009年中高铁造价升至“669亿”，这一变动被抗争者抓住并大量使用进动员话语。抗争者策略性地调整动员框架，使用“669亿”“打头阵”，通过各种论述把抗争从菜园村一村的事件塑造为与所有普通市民切身物质利益息息相关的事件。这样的关联抓住了香港文化中物质主义这一主流因素，为人们参与抗争提供了动机。关心物质价值的大众会为了维护自身的物质利益关注并和菜园村抗争者共同反对高铁，民众因此被动员起来。

在第二阶段的抗争中，政府方面的“反运动框架”没有变动，而抗争者则通过各种论述对抗和打击政府的框架。他们对政府有关高铁经济价值的理据逐一反驳：引用经济学者的评估，指出“669亿天文数字造价令高铁难有回本之日，而且因为经营成本昂贵，若客流量不及预期，港铁或政府将要长期补贴”。²⁵对比现有列车和高铁的票价，高铁票价昂贵，普通市民难以承担，高铁“只是有钱人的玩意”。²⁶通过这些反“反框架”的话语活动，抗争者成功扭转人们对高铁的最初印象，使各界开始重新考量高铁的真正价值，发现政府的漏洞，打破原来对高铁经济价值的简单迷信。

从“反高铁”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在动员过程中，社会运动领袖或社会运动组织并不是唯一的框架制造者，其他主体，如政府，也会对事件和问题做与抗争者相互对立或具有竞争性的界定(McCarthy，Smith and Zald, 1996)，社会运动领袖塑造的集体行动框架试图动员民众参与抗争，而其他的反运动框架则试图去动员化(demobilization)。集体行动框架必须比其他反运动框架更贴近人们的生活经验和日常关怀，更符合人们对现实的普遍理解，才可能赢得民众共鸣(Snow and Benford, 1988；Benford，1993)。在“反高铁”运动中，政府的反运动框架强调高铁的经济价值，和港人对物质和经济价值的期待相匹配。抗争者最初所使用的“社区”与“土地—农业”框架与政府的反运动框架相比，更远离人们的普遍价值偏好。因此，在抗争的第一个阶段，政府反运动框架的“去动员化”效果明显。当第二阶段抗争者开始使用人们熟悉的话语熟悉的价值来攻击政府的反运动框架，并用详细的资料和理由推翻政府所给的反运动框架时，政府却未对原有框架做更多的补充和调整。这一动一静的对比使集体行动框架完全战胜反运动框架。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专家这些在运动之初抗争者相对缺乏的资源(Manheim，1993)从政府方面逐渐流向抗争者，改变了两者在公共话语中的权力关系，进一步推动了成功的框架动员。

“反高铁”运动的框架转变过程清晰地呈现文化情境对塑造集体行动框架的作用。文化是一个社会中普遍而深刻的“价值和规范”(Almond and Verba, 1965；Devine，1972)，社会运动必须在大众所能接受的“价值和规范”范围内活动才可能带来变化，社会运动的动员框架在与这些普遍接受的文化价值相一致的时候也更可能引起大众的共鸣，并成功动员。因此，从文化主义路径研究社会运动，不仅仅是关于社会运动的内部文化过程，即社会运动领袖如何建构意义、塑造框架、动员个体，还涉及更广维度的讨论，如，询问社会运动领袖塑造框架的文化依据，理解作为少众的抗争者如何利用文化情境中的主流价值策略性地塑造动员框架，并传播与推展非主流的甚至是边缘的价值。

除了文化情境对动员框架的影响，“反高铁”运动还为我们展现了动员框架对文化情境的重塑。在第二阶段的抗争中，在抗争者借助主流价值将动员局面打开之后，他们又把第一阶段中所专注的边缘价值带回动员话语。随着运动的扩展，社会运动领袖将这些对香港人来说并不熟悉的边缘价值推展出去，并被持续的抗争运动带入媒体和公共舆论，传播给更多的民众(Rochon，1998)，为原有的文化情境添加新的文化因素，从而微妙地重塑文化情境。“反高铁”运动过后，与“土地”、“农业”和“社区”相关的讨论在当地的政治话语体系中不断持续，为维护和追求这些价值的抗争也同时在持续，并发展成为组织化的政治团体，成为当地政治生态中的一个新的力量。通过这些新的发展，原本很少被人认同的边缘价值在文化情境中被制度化，缓慢但真实地改变着文化情境。

注释：

1.主要包括农民(O’Brien and Li, 2006；于建嵘，2004；应星，2002)、工人(Chen, 2000; Cai, 2002)、城市业主(Read, 2003；管兵，2013)、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直接利益受损个体或群体(俞志元，2012)、环境抗争中的社会群体(冯仕政，2007)等。根据当代中国集体行动发生发展的不同阶段，刘能(2008)将当代中国集体行动的参与者依次分为：第一个时期以作为传统精英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的“社会类别群体”或身份认同群体，第二个时期以下岗工人和抗税农民为主的“首属社会弱势群体”和第三个时期的以保卫居住环境和土地房屋产权的地方性居民为主的“地域共同体”。

2.参见朱凯迪分别于2009年2月8日、3月10日、3月21日载于独立媒体网的三篇“广深港高铁与石岗菜园村系列”文章：“视而不见的逼迁”、“行政主导释义”和“仲衰过假咨询”。

3.参见:叶宝琳，“反对广深港高铁规划行动呼吁”，引自独立媒体网(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3514)，2009年6月10日。

4.如，抗争者在2009年4月和6月分别在街头发起签名反对高铁规划·保菜园村的运动，虽收集到不少签名，但依然未能引起大众的关注。

5.参见：Steve Tang, “将抗争变成事业——朱凯迪”，《壹周刊》第1105期，2011-05-12。

6.如，黄静，“我的菜园村”，《明报》，2009年4月24日；朱凯迪，“土地可以是生活所依”，《明报》，2009年5月24日；朱凯迪，“半农半清洁工给财爷的建议”，《明报》，2009年5月24日；李俊妮，“温柔的尊严——菜园村长珍”，《明报》，2009年6月7日。

7.参见：朱凯迪，“半农半清洁工的家庭史(石岗菜园村口述历史计划)”，引自独立媒体网(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3321)，2009年5月24日。

8.同上。

9.参见：“紧急呼吁！五月七日前递交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意见书(请广传)”，引自独立媒体网(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3152)，2009年5月6日。

10.参见：2009年6月28日发表于独立媒体网的评论文章“在运动的最前方——夏天，我眼中的菜园村民”。

11.比如，由菜园村关注组和菜园村支援组拟的《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反对书》中所列举的七条反对理由依次为：“反对逼迁菜园村、反对针对新界农地、反对消灭天然河道、反对地下管道破坏天然水源、反对歧视新界居民、反对漠视市民意见、反对重复建设浪费资源”。这些理由都过于具体，很难动员那些并不在意菜园村、新界、农业和环保的大多数香港人。

12.参见：“五区苦行·八十后反高铁宣言”，网址：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5610。

13.参见网址：http://www.flickr.com/photos/94614832@N00/4127267185/sizes/o/in/photostream。

14.参见网址：http://www.ragingiron.wordpress.com/2009/12/12/1218actio。

15.引自：《反高铁·停拨款大联盟特刊》，参见网址：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5572。

16.参见：“政治不公义：难以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香港”，《反高铁·停拨款大联盟特刊》。

17.参见：“五区苦行八十后反高铁宣言”，网址：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5610。

18.参见“反高铁·停拨款1月8日万人BIG爆立法会行动宣言”，网址：http://ragingiron.wordpress.com/2010/01/08/0108festival。

19.参见：“菜园村生活馆开张之喜”，网址：http://ragingiron.wordpress.com/tag/%E8%8F%9C%E5%9C%92%E6%9D%91%E7%94%9F%E6%B4%BB%E9%A4%A8。

20.参见：“土地正义联盟”的几项主张：1)城乡共存共生，2)保育生态环境，3)捍卫居住权利，4)打倒地产霸权，5)结束官乡商勾结，6)落实民主规划。参见：“土地正义联盟”网站(http://landjusticehk.org/)。

21.参见：“高铁年内动工创职1.9万”, 《星岛日报》，2009年2月10日。

22.比如，在运动开始之初的2008年底，连当地最反对派的报刊《苹果日报》都有类似“高速铁路益香港”、“曾特首你想裁员潮涌入礼宾府吗？”等要求政府尽快进行高铁规划和建设的报道。

23.参见：城大高铁项目2009年5月民意调查项目，网址：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3552。

24.参见：港大高铁项目2010年1月14日民意调查结果，网址：http://positivek.wordpress.com/tag/%E9%A6%99%E6%B8%AF%E5%A4%A7%E5%AD%B8%E6%B0%91%E6%84%8F%E7%A0%94%E7%A9%B6%E8%A8%88%E5%8A%83。

25.抗争者在“12·18请假包围立法会”的动员宣传单页中使用了这样的表述。

26.相关的表述如：独立媒体的报道“你知道广深港高铁吗？”(2009年6月13日)、“富人的交通，穷人的战场”(2009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