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20世纪80、90年代，社会科学界对中国农村改革的研究认为，以“小岗神化”为原型，这是沉寂了许久之后中国农民力量的一次觉醒，是中国20世纪下半叶以来农民集体行动的至高点(Kelliher, 1992; Zhou, 1996)，其结果是国家—社会力量交易的双赢(周其仁, 1994)，很多学者对中国农民的自主性及其行动能力展示了乐观的态度。

然而，从30年的经验看，虽然在最初几年中，农业经济和农民物质生活条件的确得到了非常规的增长(蔡昉等，2008：30-31)，但农民自主性和行动能力却并未如学界预测的那样快速成长，农民的利益仍处于受损位置(折晓叶，1996；折晓叶、陈婴婴，2005；张静，2003；周飞舟，2006)。以“小岗神话”为代表的对集体化末期底层乡村农民的行动力及其政策推进作用的描述存在着过于简略化、单一化和自然化的倾向，缺少对集体化末期中国乡村治理与底层政治更为复杂和深入的关怀与考量(赵彗星，2007；布拉莫尔，2012)。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作为中国市场转型第一步的农村改革对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运作逻辑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但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人民公社制度之后的集体化末期中国乡村治理的基本格局和面貌，还能够揭示中国农村改革的推动力量是什么，国家在制度转型中是否只扮演了被动退出的角色，以及农民的主体意识和行动能力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并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因此，本文将回到中国市场转型的起点——农村改革，通过对一段农村改革历史记忆的“再现”¹和解读，呈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基层乡村社会中复杂多样的国家—农民关系。

二、分层的历史与底层叙事

在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本文以底层学派的视角对传统的历史叙事方式进行了解构和反思，强调历史是由基于不同立场上的分层叙事共同构成的。当我们发现对同一历史事件存在彼此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叙述文本时，笔者认为，重要的不是证明哪一种历史叙事更加“真实”——因为从根本上而言，任何一段历史叙事都是人为加工、阐释的结果，而是去思索和探讨这些历史叙事背后的权力关系和主体策略。

(一) 分层的历史叙事

传统历史叙述方式一般都以某种宏大的概念体系为基础，并相信这些概念能够恰当概括政治历史的演变过程。²但这种以概念为基础的宏大叙述往往没有考察语言背后的社会历史情境。因此，以波考克(Pocock，1971)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提出了“政治论述的历史”(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discourse)概念，认为历史叙述的作者是在对语言的不断取舍和运用中充分展现其意图和历史角色的，并主张将文本重新置于历史情境中，让作者及其活动的空间实现互动，从而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洞察政治“语言”意义的发展。

杜赞奇(2003)在对中国近代华北基层政权的研究中，曾提出“复线的历史观”(bifurcated history)，即历史并非直线进化的，而是历史表述根据当下的需求，从过去和当下寻找自己的意义支持。不同历史表述存在着冲突，但最后取得优势的历史话语反过来会影响人们的认知。

李猛(1998)曾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历史并没有分叉，分叉的只是叙事。许多时候，即使在同一个事件中，不同的生活现实也仿佛擦肩而过，互不理睬。这些分层的叙事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但又保持着清晰的等级制”。在由不同“地层”堆积起的历史金字塔上，是那些文化和政治精英；在更低的历史地层，就会发现那些沉淀的众多民众，沉默而又鲜活。

为这些沉默的底层提供新的叙述是底层研究的重要任务，普通民众能够自主地讲述他们的经历、感受和历史评判；研究者则需要以另一种立场倾听无声的底层发出的声音，记录普通生命的“苦难”历程，书写那些从未被书写过的生存与反抗的历史(郭于华，2008)。

(二) 如何书写底层的历史

在知识、权力和底层民众关系的问题上，斯皮瓦克承接了福柯和德勒兹的问题³并担忧：当原本具有多样反抗形式的民众被知识分子建构成一个统一的大写的主体的时候，知识分子本身可能共谋将他者塑造成自我的阴影，就此而言，底层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Spivak，1988)。事实上，民众的政治及其意识是一个“自主”的领域，它既不产生于精英政治，也不依赖于精英政治而存在(Guha and Spivak, 1988)。在与权力的遭遇、抗争和博弈过程中，底层政治往往会表现出流逸、分散而又多变的气质，当知识试图去捕捉它时，往往不是将其塑造为僵化的雕塑，就是流失在一片散沙中无可自拔。

正是由于被压迫者的反抗形式变化多端，斯皮瓦克(Spivak, 1988)指出，我们不能把他们建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需要尽可能地保持彼此的差异和多样性。因此，与那种统一的大写主体不同，研究者应当更注重突现“被压迫者”灵活游移的权宜立场和基于不同背景与利益的政治诉求。

因此，斯科特(Scott, 1990)在探讨底层政治时采用“隐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和“公开文本”(public transcript)两个概念，是理解和探索底层民众叙述方式的重要概念资源。斯科特(Scott, 1990)指出，所谓公开文本是指从属者与那些支配者之间公开的互动。作为权力关系的外表，这一文本具有心照不宣的表演性，权力双方可能会出于各自利益，采取伪装、监视、程式化和仪式化等策略，在错误的表述上达成沉默的共谋，从而建构出一套共同的“公开文本”。隐藏文本指从属者发生在权力舞台背后的话语、姿态和实践。在这个避开监控的私人领域中，权力关系表达的官方文本被从属者以创造性的方式推翻。隐藏文本的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从历史上来看，底层政治由于其自身所处的独特环境，与民主政治的逻辑和组织形态大相径庭。底层政治并不采取公开反抗的形式，而是让明显的意义隐藏其真实意图，并尽量不在公开文本中留下痕迹。在多数情况下，斯科特(Scott, 1990)认为，支配者和从属者都熟悉其圈内的隐藏文本，保持这种文本的私密性，并共同建构着公开权力关系下的官方文本。

可见，与精英史观相比，底层史观主张历史上未必存在笼罩一切的、完整的意识统治。对底层历史的探讨势必需要引入多元化的历史叙事和比较，并从中探讨底层政治多样化的表现和要求，以及在此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与权力关系的复杂互动。

(三) 从文本到权力：对分层叙事的解读

李猛(1998)曾深刻地指出，人民创造了历史，但是，这是谁的历史？如果对人民的探问只是为写一部更好的帝王历史增加更多的素材，那么那些曾经被拒绝理解的人仍然不过是被囚禁在目光更敏锐的历史监狱中罢了。所以，对口述史资料的收集和知识建构并不是要“粘合历史的碎片”、“填补历史的空白”，或“治疗充满病患的历史”(郭于华，2008)，而是通过对这一文本的再现，去理解普通人的生活逻辑、情感和意义世界。

口述史学家在对历史文本的权力解读上已然做出了极好的努力和尝试。意大利口述历史学家波特利(Portelli，1991)在《路易吉之死》一文中，记载了因一个工人的死亡事件而出现的官方和群体记忆的几种截然不同的叙述形式——或是扭曲了时间序列的新闻报道，或是充满想象的史诗般的华丽叙述，或是将其单纯地视为一场意外。波特利指出，事件和回忆之间是一种同构异型的关系，之所以对相同的事件产生不同的叙述，是由于所有的叙述者都是在自己的立场上，以独特的语言策略对这一事件进行加工、阐释和呈现。读者不能因为这种叙述与事实本身的背离而否认口述历史的独特价值。恰恰相反，从叙述者和事件的关系，叙述之间的相似与不同，以及叙述者用以普遍化先前事件的范畴等，研究者可以透视叙述者如何在特定的权力关系和立场下，将个体经历与社会情境联系起来，对过去发生的事件赋予意义，更重要的是，人们如何解释自己的现实生活和周遭世界。

本文以江淮地区某个村庄的口述材料为基础，结合相关历史档案，重新思考和分析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乡村社会的“去集体化”过程。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底层研究竭力从精英史中挽救底层历史，但研究者却不可把底层史视为单独的领域，因为任何一种历史叙述从权力关系的角度而言都是相互重叠和依赖的。因此，本文在写作方法上的最大特点就是通过将文献资料和口述历史并置，从而再现集体化末期中国乡村社会的复杂面相，以及国家—农民关系的相互投射与交映。

三、分层的村庄记忆：对不同叙述文本的并置

下文引入了一个村庄对20世纪70年代末期农业生产“去集体化”过程的历史叙述。通过对不同叙述者，乃至同一批叙述者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叙述文本，将着重对如下问题进行思考和关注：(1)曾经是中国最早开始的农村改革，对这一事件的历史记忆有没有出现所谓“分层的历史叙述”；(2)如果有的话，“分层的历史叙述”有没有体现“公开文本”和“隐藏文本”的特性；(3)斯科特提出的这对分析概念对理解中国乡村的底层政治有何贡献与不足；(4)从这些分层的历史叙述中，能够洞察集体化末期中国乡村社会具有哪些乡村治理和底层政治的特点。

(一) 事件背景：灾害下的村庄

安徽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多变，水文复杂，历史上是个多灾地区。1978年春夏，安徽省遭遇特大旱灾，位于江淮分水岭的肥西县更是重灾区之一。县内三条河水断流，中晚稻绝收。⁴H村位于肥西县S区，由于夏秋接连干旱，导致秋收粮食减产，完成秋种小麦、油菜的任务显得尤为紧迫。然而由于长期干旱，一方面，土地很难翻种，秋种要花费比正常情况下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拿那个锹子挖不动，就随那个榔头啊，有这样大的榔头，在这里凿一个洞，人就在那里打，打了不就陷一个窝子嘛，陷一个窝子就搞水浇，就挖这个土井水啊，就挑了往里头浇”(2006-05-11，YCY)。另一方面，花费如此之多的力气，播下种子，却由不得人的意志和行动，“那要老天下雨了，那麦子就生上来了；老天要是不下雨，它就生不上来”(2006-05-07，LZZ)。这与抗击洪水、修建堤坝的情形不同，农民付出多一分，并不意味着战胜灾害的希望就大一分。现代经济理性是利益最大化，小农经济理性是避免最坏的可能(斯科特，2001)。而现在农民面临的格局却是：如果不付出，就注定颗粒无收；但最大程度的付出，也可能无法避免最坏的可能。在集体经济体制下，“搭便车”现象将这一经济理性的困境愈加放大了，村庄的集体生产举步维艰。

干旱造成的苦难是延绵的，会持续多长时间，造成多大损失，往往难以预测。这与来势凶猛和危害惨烈的其他灾害不同(Dando，1980)。旱灾持续的时间越长, 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压力就越大，而等待的时间越长，农民内心的焦躁不安也就愈烈。⁵旱灾之下的生产瘫痪和无所事事为本应在秋种期间忙碌的农民提供了闲暇，而普遍存在的焦躁和不安则成为谣言产生的温床：

当时就是有个反动标语嘛，一下子就轰动起来了，然后就是区委书记亲自来抓。小孩们搞粉笔，当时他家生活比较困难，吃了这一顿那一顿就没有了，比较困难。小孩们没得吃就搞那个粉笔，在路上，小孩们，几岁小孩们，一二年级，在路上写“打倒某某某”。就是出现这个问题，出现这个问题，一下就轰动起来了。后头就村上就是大队，就向公社汇报，公社也接着汇报，就向区里汇报。当时那个汤茂林呢，叫那个派出所也没搞到什么名堂。小孩们，几岁小孩们，小儿童……起那就在这蹲点。就是1977年冬天过来的，第二年1978年就是正式蹲点了。(2006-05-11，ZBT)

在灾害当前的紧张时刻，出现这样一个恶作剧式的标语事件，使得在当时大环境下趋于缓和的政治气氛重新紧张起来。村民之间的相互监视、指责、告密和威胁蔓延开来，各种私人恩怨都在紧张的情境下被激化为更大的怀疑与仇恨(Chan，1992)。村庄中的“危险分子”更害怕自己成为接下来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那天晚上，赵理胜养了7只鸭子，用鸭子换的酒，叫我去喝，喊了我两次我就去了。那天是3月20号，我也不好意思喝他的酒。27号公社要斗汪祠堂的两个四类分子，他担心可能也要斗他，他怪我知道不跟他说。我对他讲，我跟你讲有什么意思呢，这事我是知道，可是我又保不了你。第二天，早上生产队挑塘泥，我挑到8点钟回来，看他门还关着，心想今天他不想干了吗？推开他的门一看，他已经自尽了。(2007-02-05，ZBY)

在集体化末期，政权的破坏性狂热已经被制度化了，运动本身开始成为社会运作的逻辑(郭于华，2000)。灾害的到来进一步加剧了当时社会中的恐慌气氛——从焦躁不安、无所事事，到谣言的散布和流行，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人自危的紧张状态。濒临崩溃的经济和政治局势使得村庄陷入了更大的危机中，在这种情形下，国家势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以缓解灾情下的躁动与不安。

诚如福柯(1999)所言，恰在此时，权力之光和原本生活在历史阴暗角落中、无法被历史所触及的底层民众在文字记载搭建的舞台上碰面了。⁶而在文字历史上留下的片纸只言又给我们留下了一条通往过去的小径，引导我们回到那个被无数浩瀚历史所湮没的村庄之中，去寻找被主流历史所覆盖的历史地层的根基。

在下文中，本文将分别从国家的、基层干部的、农民的公开文本和村庄的隐藏文本等角度，呈现不同立场下的主体对当时场景的多元叙述和描绘——此时，同样一个历史事件，开始表现为不同层次的历史生活的交汇⁷(李猛，1998)。本文试图从这些历史交汇点中发现历史的不同层级及其背后所折射出的现实权力关系和底层政治的逻辑。

(二) 国家的公开文本：“群众路线”的又一次实践

面对上文提到的严重灾情和紧张局势，安徽省委在1978年9月初召开紧急会议，专门研究抗旱救灾问题。依据国家档案材料的记载，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在会上指出，“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渡过荒灾”。会议最后做出“借地渡荒”的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子；鼓励多开荒，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不分配统购任务。⁸

在安徽省委抗灾救荒紧急动员后，以S区区委书记汤茂林为首的工作队在其负责蹲点的H村召开村支部大会。据党史材料记载：与会同志唯独对省委借地度荒的意见很感兴趣，有人说“借地度荒好是好，文件没看到(当时省委文件没有下发到基层)。”有人说：“借地给群众是个好办法，但借地又要往回收，等于不借。每人不超过三分地也太少了，也难调动群众积极性。”支委王国银发言干脆：“要想干好只有干责任田”！⁹

会上，H村村民一致决定将大队的生产任务平摊到田亩上，再将耕种任务承包给农户。在满足了大队生产任务之外，如果有剩余，作为奖励归农户所有。这一政策得到了农民的极大欢迎和支持，全村农民积极投入到抗旱救灾的劳动生产之中，缓解了村庄的灾情，第二年村庄午季粮食丰收。以H村为代表的基层农民抗灾抢险的自发行动很快打破了人民公社体制的重重阻隔，最终汇入了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巨大历史潮流。¹⁰

这段代表国家公开文本的官方叙述与人们所熟悉的小岗村18户农民推进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叙述在叙述逻辑上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异，它们背后共同的话语框架是：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¹¹正是通过将群众的呼声和需要纳入党的政治治理过程之中，中国共产党才能一次又一次引领中国社会革命与建设走向成功。中国农村改革的顺利推进同样是党响应群众呼声和顺应“群众路线”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三) 基层干部的公开文本：对国家文本的延用和推进

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国家的公开文本将叙述的主体对准了普通民众，并将国家政策的转变描述为响应群众呼声和要求的过程。在此，有必要区分“站在历史顶层的文化政治精英”和“村庄中的基层干部”两个群体。

正如许慧文、萧凤霞(Siu，1989；Shue，1998)等指出的，村庄中的精英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由于村庄精英和基层农民面对面的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共享生活世界中的大部分逻辑框架，因而双方并不是一种完全的对立关系。相反，在国家权力过于膨胀的时候，基层精英能够和农民共同形成一种相对于外部权力关系的内部纽带，亦即一种乡村社会相对独立的内部格局。

然而，与一般村民度过的一种纯粹的村庄历史不同，精英人物往往能够与超越村庄的历史发生关联，他们能够借助巴尔特(1988)笔下的“历史转换语”(shifters)将布迪厄所谓的“身体化的历史”(embodied history)转变为一种可以讲述的历史。正是这些话语技术，使精英和普通村民区分开来，成为精英，并成为一种新的权力运作方式的基础(李猛，1998)。

“磙子上场，两头要账，群众要吃，国家要粮”，基层干部身份的双重性使其历史表述也表现出分化的特点，即在其公开文本的表述上，基层干部的叙述框架不可能脱离官方文本，而只能在国家的话语框架内搭建自身的公开文本；在隐藏的文本上，基层干部更多的展现了作为“乡村共同体”一员的特性，他们的隐藏文本和民众的隐藏文本奇妙地汇聚了，并与村庄共同体之外的历史叙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基层干部的公开文本和在上文看到的国家文本在叙述逻辑和方式上保持着极大的相似性。例如，在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一书中收录了原S区区委书记汤茂林的口述材料：

晚上召开村党支部大会……同志们一致要求按照曾希圣书记1961年那样的方法干，抛开各种顾虑，把保命麦、油菜都种上。我根据大家的意见，结合H大队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四定、一奖、一罚”三个规定。对于这一办法，“到会党员拍手称赞一致通过。……看到大家都这样热烈拥护，我们决定召开一次全村社员大会。第二天，9月17日，在H大队油厂车间召开大会，……群众拍手叫好，纷纷说：“照这样干下去我们就有饭吃了，有好日子过了”。(汤茂林，2006：260-261)

可见，这一文本无论在背景叙述、事件推进和时间过程的精确性上都与官方文本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并且，农民的生存伦理和推动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突出，这一点在笔者对S区某退休干部、原S区区委秘书和H村党支部书记等3人的访谈中都有相似的体现。S区某退休干部在其叙述中，特别强调了国家政策要有群众基础。

为什么要搞包产到户呢，因为要解决温饱问题。有群众基础啊，无粮不稳啊，搞包产到户有群众基础。1961年搞了包产到户，所以那搞了2年，群众的生活马上得到改善。群众的要求，群众的基础啊，因为群众他注重生存能力啊，包产到户不就是生存啦。所以1960年、1961年包产到户，群众马上就有的吃啊，原来都饿死人啊，安徽饿死人多了。所以啊，干什么事情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群众基础是不行的，那群众是要有思想基础的。(2007-01-10，LGB)

原S区区委秘书和H村党支部书记也提到包产到户政策得到了农民的极大欢迎和拥护，在顺应民意的政策推动之下，群众抗旱生产的热情很快被焕发出来，积极投入了劳动生产中，迎来了第二年午季的丰收。

种麦以后呢，后头就是，那时候群众积极性也很高。群众就用锒头砸，天干田里的土硬，大旱啊，群众就用锒头砸。当时到处根本就没有水了，一毫水都没有了。那我们看那个群众积极性高呢，就把麦子分到户，一个人分好些，一个人分好些，那你在一块种。种不下去的，那干，那锹，集体干是干不下去的。最后分到户呢，群众劲头十足，用刮子刮，用榔头打，积极性很高，就是没水了。(2007-01-10，QXY)

农民愿意啊，农民愿意，农民愿意！农民像那样子搞，他劲头还足呢！买肥料，买化肥啊，买磷肥，干劲大。第二年春上，有的农民勤快的，有的户收了一千多斤小麦，有的户收的小麦比以前一个生产队收的都多。(2007-01-09，XSD)

可见，基层干部的公开文本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国家的公开文本，双方都强调“包产到户”和农业“去集体化”是广大农民的呼声和要求，而农民的意愿和行动亦是新中国政策推进和转变的主要推动力量。然而事实上，作为国家治理的末梢，基层干部在地方具体的政策执行过程中往往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下文，我们更能发现在普通农民心目中，基层干部在推进集体化末期的政策变更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但是，为什么在其自身的公开文本中，基层干部却并未将自己作为叙述的重心，而是与国家的公开文本保持一致，将普通农民置于叙述的中心呢？

这是由于基层干部处在国家官僚体系中的位置上，只能具体执行国家政策，并不能改变既有国家政策规定。然而，“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又有可能成为基层干部搭建其公开文本的重要话语基础。“党的历史是形成和完善群众路线的历史”(王绍光，2002)，强大的国家权力是通过群众路线等手段实现对社会的渗透及对国家代理人的监控(邹谠，1994)。基层干部在国家实际治理过程之中积累了大量的常规性的治理方式和经验，为他们成为“广大基层民众代言人”的身份提供了重要的合法性基础。由此一来，在其公开文本的搭建过程中，基层干部不仅延用了“群众路线”这一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框架，且以其第一手的治理经验和技术进一步推演和丰富了这一国家治理的话语框架。

那么，农民的公开文本是否也强调自己的意愿和行动在推动政策转变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从而像斯科特认为的那样，这是一个支配者和从属者共同建构公开文本的过程呢？

(四) 普通村民的公开文本：搭建自身的政治—伦理期待和利益诉求

有趣的是，农民的公开文本对上述问题并未给出肯定的回答，换言之，在民众的历史记忆中，行动过程中大写的主体不是自己，却反而是乡村之外力量的介入。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一表述看作是农民对自身行动和价值的无视；恰恰相反，正是通过将叙述的重心置于村庄共同体之外的力量，民众以另一种更加微妙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现实权力关系的理解，以及在这一理解之上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游移的权宜立场和基于不同背景与利益的政治诉求”(Spivak，1988)。

与国家公开文本将群众置于根本性位置上的叙述不同，在民众的叙述中，没有领导的授意，没有区委书记的带领，他们自己绝不会采取如此大胆的行为：

没有汤书记在这里开这个党员大会，领导不讲话的话，群众不敢干哎。当时S区7个大公社哎，群众哪敢干？群众不敢干！那说明领导的话，他也有这个意思。他不开始的话，群众是根本不敢干的。(2006-05-11，SXJ)

此外，与国家文本强调农民发挥农户个体积极性不同，村民们的集体记忆更多的却是关于村庄共同体如何在区委书记的带领下共同抗旱救灾，并由此成为国家塑造的学习典型和权力运作仪式中心的过程。

1.工农好干部：搭建自身的政治—伦理期待

在农民的叙述中，村庄土地承包的过程是区委书记带领全村农民齐聚一心，共同抗旱度灾，取得胜利的一段历程。抗旱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区委书记的个人魅力和领导能力，而非他们自己的努力和抗争。

1978年大干嘛，油菜没办法点，那个汤茂林书记是区委书记，权巡友是秘书。那他来讲，那你们不干那哪照啊？这要干！就用榔头搞。……那时候汤茂林在这里干，是不错，就是好。看看还真有办法，还真给他把种下去了。那时候有干劲哎！作为一个区委书记，那个春上啊，光脚，赤巴脚，就带着老百姓啊，就下田去干活。他是工农干部，没文化程度，硬是干上来的。(2006-05-11，ZBT)

农民口中的“工农干部”，指那些从村庄或工厂第一线的生产和管理过程中逐步成长出来的、具有实际生产经验的领导干部，他们没有太高的文化程度，不会说些农民听不懂的大道理和高调子。正因为与基层民众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生活世界，所以他们往往与民众共享一套生活方式和伦理价值观念，与其他干部相比，他们更能以符合农民价值判断的方式处理和解决问题，因而更容易与农民产生亲密的感情并被农民所接纳。

回忆起当年领导包产到户的工作队队长——S区当年的区委书记汤茂林，农民们都显得情绪激昂，倾注了巨大的情感来叙述与这位基层干部相关的村庄记忆。哈布瓦赫(Halbwachs, 1980)说，集体回忆需要线索，汤茂林或许就是打开村庄记忆的一把钥匙。通过对这位区委书记的描述，我们看到在共同塑造和搭建这段集体记忆的背后，村民内心世界的价值期待、善恶标准和对生活世界的理解。

在农民口中，这位令他们倍感怀念的已故区委书记能够放下架子，和农民一起投入劳动生产的第一线，带领农民展开生产。¹²

老百姓一般像我们这么大岁数都晓得。一个大队，各个生产队他都到了，各个生产队他都到了，每个生产队都干过活的。老头汗淌得跟什么家伙样的(笑)。(2006-05-11，YCY)

他熟知农民的生活伦理，尊重农民的劳动和付出。在当时生产队经济困难的情形下，

汤书记讲，“挑大扁担来，我给他饭吃，穿皮鞋来我不给他饭吃”。汤书记讲话都以理服人。讲出来这个话啊，老百姓听着舒服。(2006-05-11，YCY)

当工农干部备受尊重时，他们强调，劳动是一种本份，是农民与生俱来的职责和要求。

有一年我们生产队，结果生产队长领导的不好，跟社员憋气。汤书记起来讲这句话：你们家第一不是上海，第二不是南京，怎搞不干活？(重读)我们家那时候生产队啊，是三党一团，三个党员就是一个团员。后来末了到了会议啊，生产队召开会议啊，汤书记就召开会议，让老百姓讲怎搞不干活，为什么不干活？后来第二天，点那个麦，用榔头敲哦，田都搞不动，硬搞。第二年我们春天我们是吃80斤小麦，15斤油，从来没有吃过15斤油。是的，老头就是过劲噢(笑)。(2006-05-11，YCY)

正是对农民生活伦理的熟知和运用，让汤茂林这样的工农干部能够直指农民的内心，赢得农民的尊重，也能更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工农干部最直观的一个特点还在于他们往往和农民有着相似的出生和生活背景，因而更容易和农民或村民建立直接而亲密的情感联系，并在日常休闲和娱乐中与普通村民融为一体，共同经历生活世界中的欢愉和激情。

就汤书记还好逗猴哎(爱开玩笑)，还好逗猴哎，有时候看到我们还开玩笑(笑)，就是逗猴。有时候我们干活，从他旁边走，经常把我们头摸摸。我们那时候在他看来就是小孩子。权秘书那天看到我讲，“小叶啊，你还那小样子！”(2006-05-11，YCY)

一开始那个古装电影不给放，那个《红楼梦》。叫这个汤书记哎，你召集我们干活照(行，可以)哎，那我们想看《红楼梦》。“你们只要干，照我这样分配的干，我写个便条——那时候还没有电话啊——我写个便条子”。就到区里电影队放嘛，就在这个地方放的嘛，就在这个地方放的嘛(兴奋地)，就在后面。那时候这个地方都是田嘛。那个汤书记他是工农干部啊，是个大老粗，写那个字啊，大大小小，哈哈(笑)。当时吃过饭，是八月中秋后嘛，还有毫热嘛，这里全部都是人在看电影，横竖恐怕二十里路的人都来看。两块田都给踩焦(坏)了，你讲马路还能走通啊？马路都走不通！那时候讲《红楼梦》，我的妈呀，那是一开始出来的嘛，那个古装戏嘛，那个古装电影嘛。(2006-05-11，ZBT)

一起娱乐休闲、夏季纳凉、表示亲昵的摸摸脑袋、和普通村民开开玩笑、甚至写字难看这些“缺点”，却都因为和村民们的日常生活更加接近，在农民的回忆中显得如此朴实、亲切而又充满生活气息，并与他们对乡村愉悦生活的记忆紧密结合在一起。

而要成为一名“工农好干部”，仅仅和农民共享一套价值观念和日常生活经历显然是不够的，在普通农民的心目中，作为乡村精英还应当具有一定的领导和管理能力，完成普通村民们无法完成的工作。

那时没有，基本上没有(柴油机)，还是汤书记来蹲点，当时生产队贷款，当时生产队贷款，每个生产队都搞了一台柴油机。(2007-01-10，YCY)

那时候汤书记在这干，那就是过劲，不晓得挖好多井。……汤书记不领头啊，哪个来挖啊？汤书记啊，他干部要领头啊。(2006-05-11，YCY)

可见，一个有能力的工农好干部应当具有超越普通村民之外的能力。在集体化时期，这种能力包括能够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从权力上层调拨稀缺资源、组织号召村庄集体行动等方面。作为乡土社会力量的代表，这种“工农好干部”的形象与传统士绅在作为乡土社会政治—伦理秩序的代表上，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只不过与传统皇权社会中士绅对“礼教”的尊崇不同，经过集体化改造的农民相信，“劳动”本身就蕴含着乡土社会的道德约束力。

在建构村庄集体记忆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发生在叙述者之外的历史事件和叙述者内心的情感之间产生了微妙的融合，这种融合本身是一种全新的“社会事实”，因为它揭示了这些叙述者是如何对过去发生的事件赋予意义，并投射自身的价值伦理期待。在乡村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中，村民们建构的“工农好干部”具有能够和他们共享生活世界中的价值和意义，在整个村庄中具有情感和组织上的纽带和号召能力，并且能够给基层民众带来外部稀缺资源的领袖人物。通过对这种工农好干部形象鲜明、激情四溢的描述，表达了农民对这一类“工农好干部”形象的热切描述和期盼；与之相反的则是村民们对反面官员形象的憎恶与诅咒。¹³

这一叙述模式重要的不再只是追寻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实上，已然发生的事件在集体记忆中必然是被不断加工、阐释和改变的——但这正是口述历史的价值所在。正是这些改变和加工的过程，形成了社会群体的价值意义体系，并最终作为一段传说、某种象征或特定的符号表达着这个群体的意愿和梦想。

2.被塑造为学习典型的过程：博得权力之眼的关注

除了建构村庄共同体所需的“工农好干部”的形象外，在其公开文本中，村民们对村庄共同体如何在工作队的领导下，集体抗旱打井，并成为权力塑造的学习典型的过程也颇为津津乐道。

由于以汤茂林为首的工作队在H村组织的抗旱工作效果显著，区委决定在H村召开现场学习大会，让周围几个乡的领导干部都来参观该村的抗旱生产，现场会热闹非凡的场面给H村的村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1979年冬，那个小麦下过之后，乖乖(感叹词)！到了1980年春上，他那个午季分配，他们把一个区的生产队的队长、会计、党员们，还有其他部门的，都搞到这个地方来了！到这里来学习，就讲今年午季学习像那样干！(2006-05-11，SXJ)

至今村民们还会津津乐道现场会的热闹场面，以及自己和家人在当时参与了哪些具体工作，是如何度过这段对他们而言荣耀而又难忘的时光。

全S区都在我们家这里住下来了！当时我们H村有个油场啊，都在我们这里住着。住就开那个现场会啊，就说那个责任田到户以后啊，他这个小麦为什么能管理这样好。我给他们搞这个午季分配，抽到油厂来干一个星期。(我)给他们搞表嘛，制表嘛！在H油厂，汤书记在这里蹲点嘛，H村来好多人！(2006-05-11，SXJ)

那时候开会，把我们S乡一个公社，还有我们旁场子，都搞到我们这个地方，开一个星期会嘛！在我们家，我家原来还住在那头哎，在学校那边。那时候我家母亲还活着嘛，那时候我家是，C大队干部嘛，就C大队干部在我家吃嘛，这个生活嘛。(2006-05-11，YCY)

可见，与基层干部在公开文本中强调发挥农户个体积极性不同，农民们的记忆反而是关于集体打井抗旱、组织参观学习等集体动员的场面。一方面，这反映了在集体化末期，农业生产的组织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沿用了原有体制下动员号召和宣传教育等方式；另一方面，“戏剧和仪式是百姓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柯文，1997：96)。在日常平淡的经济生活之外，周期性的节庆与欢腾场面，也是共同体生命延续的必要(Durkheim，2001)。作为一个平淡无奇的基层村庄，一夜之间被外部世界所关注并大规模进入，对普通村民而言，无异于一场短暂而绚烂的表演。关键的是，他们在其中不只扮演了这场庞大戏剧的旁观者，更是这场演出的实际参与者和扮演者。作为这场权力盛宴“被观看者”的荣耀与激情对重复周期性生活的普通农民而言是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他们在大写的历史中的参与感在这一段共同的回忆中被建构出来了，并成为影响其对外部世界理解和行动的重要框架。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被塑造为典型的权力仪式，村民们在潜意识中认识到，在一个垄断一切资源和机会的“总体性社会”中，对于一个默默无闻的基层村庄而言，得到权力之眼的额外亲睐和眷顾，意味着更多的资源、照顾和政策倾斜。口述历史学家们强调历史叙述的立足点是在当下(Perks，1998)，从H村当下的处境看来，尽管它在推动安徽省的农村改革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村庄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取得与之相应的地位；相反，由于宣传不力，这个村庄至今仍然默默无闻。与其他村庄得到外部关注、宣传与政策倾斜和扶植的境遇相比，村民们开始意识到“被关注”本身也意味着自身境遇与利益的改善。因此，村民们认为，曾经被塑造为权力典型的经历是重要的和值得叙述的，并在叙述中表达了对再一次成为权力塑造典型的期待。

从农民的公开文本中可见，普通民众并没有和上层精英与基层干部那样，强调自身在推动国家政策改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相反，他们的确在“公开文本”中使用了国家的正式话语，且没有完全背离正统的叙述模式，但是这种使用却并非是被意识形态化的反映(Judd，1994)，甚至也不是斯科特(Scott，1990)认为的对权力关系表面的维持，而是村民们从自己的生活世界出发，对原有话语要素进行解构和重塑之后，创造性地建构起用以表达自身政治—伦理期待和利益取向的工具。可见，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正式话语本身拥有独立于使用情境之外的生命”(流心，2005：92)。在农民的公开文本中创造性地使用和再造这些话语，是底层政治在权力缝隙中顽强而扭曲生长的重要渠道。

(五) 隐藏文本的汇聚：村庄行动的相对脆弱

在“隐藏文本”对历史地层隐秘的描述中，既非国家和基层干部在公开文本中所述的由农民的生存压力推动政策改变的过程，也非农民在公开文本中由党员干部的得力组织带来了转变，而是脆弱的村庄共同体在不断变动的外部环境和政策氛围之下，逐渐摇摆、试探、摸索和转变的微妙过程。

1.党员、干部不能明说

1978年9月安徽省委允许干旱严重的地区“借地点麦”的政策颁布后，区委工作队的确在H村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号召农民抗旱度荒，但却并不像档案记载中所述形成了成文的行动方案和明确的做法。

那时候都没有材料。那时候都怕，不敢搞材料，搞记录。那时候不是我讲不好听，因为受1962年刘少奇那个三自一包，所以搞过以后当时开会都不敢记录，都没有会议记录。(2006-05-11，XSD)

最多只是对“借地”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自发行动给予一个更宽的尺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加干涉，而不能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

当时在H村都是趟着干(摸索着干)的。当时借田，在正式做决定，在会议上做决定，一个人只许借好些田，跟自留地在一块，只给借4分田，还不给借多。但是有的生产队就装洋了，胆子大，就借的多一点。我们也知道这个情况，反正装装样子就算了。都怕了，怕了。你自己讲出来了，跟群众自发又不一样，可吧？(反问语气，是吧？)(2007-01-10，QXY)

不但区委干部不敢明确宣布“包产到户”，村里的普通党员干部更不敢贸然行动：

那时候讲包着不敢，我们趟着瞧(走一步看一步)。哎，这话我们不敢讲，你们区委讲，伙计。先讲你趟着干，讲你们怕什么家伙啊，讲你们区里面拖一下子，真要上面追，照不住，你们怕是不能讲是我们叫干的。23个共产党员拍板就是像这样拍板的。讲包产到户，哪个都不敢讲哎，讲借田哎。(2007-01-10，ZBY)

2.农民的怀疑和犹豫

由于农业生产作物的时间周期长、经济回报难以预测，农民或许是一个国家中最保守和谨慎的群体，他们不仅易受自然灾害的侵袭，而且对任何人为政策变化都很敏感、脆弱。在1978年抗旱救灾的过程中，对省委借地点麦的决定，农民一样也抱有怀疑和谨慎的态度。很多农民不相信生产队会把来年产量中的大部分作为农户口粮，害怕高比例的上缴份额会让自己在灾害环境中的巨大付出却毫无回报。工作队的成员回忆道：

当时借地，有的群众不干，有的群众不干。他不相信啊，认为那是假的。干，比如讲一亩田，他群众要花好大代价啊，好大劳力啊，最后再把它收回去了，那时候群众也怕啊。群众怕就是怕打谷堆，群众怕白干了。……但是这样搞过以后，群众有的积极性高，但是有的群众是在一旁持观望态度。但他看别人都干了，他也干就了。他看看好像没变化，那我们不种的话，不就没嘛，对吧。所以，那时候群众有不少，那时候群众都干，最后我们也带发动毫，带做一些工作。有些落后的，有些怕的群众啊，实际上那些群众啊，群众是滑头的(狡猾的)，他怕那个啊。(2007-01-10，QXY)

3.逐步转变的过程

在基层干部和普通村民的隐藏文本中，农村土地政策的转变并不是在一夜之间由村民“一致拍手通过”，也不是那些有魄力的工农干部大力推进的过程，而是在外部政治局势和村庄实践的互相作用下逐步转变的过程。

1978年9月前后，那时区委工作组所召开的党员会议虽然按照安徽省委的要求，把更多的土地借给农民耕种，但是并没有明确宣布农户各种各收，即没有取消生产队分配的环节；而是仍然采取记工分、由生产队进行分配的人民公社时期的办法：

借地一开始是没讲谁种谁收，因为他这个原则上怕，只讲借地点麦，借地种油菜。当时是讲你收麦子还要往生产队交，按田亩算工分。比如讲一亩田规定收300斤麦子，你收500斤麦子。那你交完这300斤麦子，剩下200斤归你自己。但是300斤麦子归田亩，算你好些工分。多了，你就留家里留着，不够啊，你就惩罚，就是讲从工分上面扣，或者就赔偿。(2006-05-11，XSD)

到了第二年春天夏收前后(1979年4月前后)，原先的决定发生了变动，这与1979年全国政治氛围和安徽省内农村政策的局势改变是密不可分的，当时，安徽省在全省农村已经普遍开始实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生产(李洁，2009)。¹⁴所以，H村党支部会议之前保留生产队按照工分进行分配的决定也被推翻，采取了“谁种谁收，各归各家”的办法。

后到第二年春上，他就没有这样搞法子。因为我们准备像上面讲的样子，准备收，准备收但是他就不平均。种的麦子有的长势好，有的长势差。所以长势差的准备就往一块收，长势好的就不愿意收。……就那个群众当中有斗争，汤书记当时是区委书记，汤书记当时也在考虑，如果全部收回来了，影响群众积极性，对吧。那当然是大多数农户种麦子好，那只是少数户，懒汉子，不勤快的，麦不好。经过反复讨论，经过思想斗争，最后就谁收，各户归各户的，各家归各家的。(2006-05-11，XSD)

真正的包干到户实际上是在第二年接近夏季的时候完成的(从农民叙述中得到的判断大约在1979年5月底)，之前还经历了短暂的包干到组的过程。

然后，小麦收过以后，嗯，种早稻子的时候，分组干，就是分组干！就大队分成5、6个组，小队分成2个组，分组干。分组干，早稻搞掉，中稻怕没种完就分到户了，没栽中稻就分到户了嘛！(2006-05-11，XSD)

先是分到组，……后来像这样分呢，大概像这个话，没到，没到半个月吧，20天，后头就讲，这个田啊，就分到头了。就分到人头下，结果分到人头下。(2006-05-11，YCY)

从1978年9月借地种麦，到次年4月各种各收，再到5月初包干到组，最后到栽中稻前后才真正实现包干到户，可见，土地政策的变革并非一步到位的，而是在局势的不断发展和变动中，逐渐展开和实践的过程。

当时，很多老同志讲，不照(不行)想干就把那个犯法事情，妈的，不照就把刘少奇那个东西还搞出来，还承包！汤书记讲，这个东西，意思讲他也不敢干，只有先趟着干(摸索着干)，不照就借毫地，就这样的。他也是变相，也不是一下铺开了，可是的？那东西也是推动性的。(2006-05-11，ZBT)

4.对外部局势的把握

有趣的是，在村庄共同体的隐藏文本中，“汤书记”也不再是公开文本中作为政治—伦理期待所表达的工农好干部的“完人”形象，而同样对政策的改变持谨慎、游移和不确定的态度：

当时汤茂林也怕，他作为区委书记也怕。讲春上上面来检查，就要讲是借地，哎，借地(重读)。这一季庄稼种掉了，还归还给集体。要这样讲法。上面来问，就讲是借地。(2006-06-11，ZBT)

村民们也需要从各种渠道了解和摸索上层政治局势的发展和变化：

就那时候我们还记得，就搞这个东西啊，汤茂林书记他也有思想的斗争哎。他也要听广播，听新闻，那时候广播，没有电视，就小广播啊，一天到晚在那摆着，听中央新闻(笑)，那时候不敢搞。(2006-05-11，XSD)

当时安徽省军区那个司令员，就叫廖辉来山南乡蹲点，汤茂林就作为区委书记就跟他就碰头，私下啊，就座谈啊，就问一问。作为他是上一级军方，就问他，就现在中央可有什么新的运动、新的形势……他讲，目前啊，中央马上要开什么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结束就可能会有一个结论，一个结论。他就、他就听到这个风声后，他就开始分，不叫分，叫借嘛，你们就借下去种麦。(2007-02-05，ZBT)

对外部局势的把握为何显得如此重要？事实上，类似的由村庄自救产生的包产到户的萌芽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如1956-1957年合作化初期的安徽、浙江、四川等地出现的“拉牛退社”；1959年大跃进后甘肃等地出现“包工包产”；1962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安徽省出现“责任田”等等(杜润生，2005；范晓春，2009)。然而在度过灾荒后，或是在国家政策收紧后，这样的萌芽不止一次地被压制下去；即便在一些极其偏远的山区得以保存下来，¹⁵也并不会改变国家总的方针政策，“最主要的还是环境，那个气氛，有时候搞了一点上面就给你纠正了”(2006-02-24，ZHX)。

可见，相对于上层权力运作与国家政治局势而言，村庄的集体行动仍然显得那样微不足道，如同汪洋里的一叶扁舟，随时可能因外部局势的变化而飘摇不定。

那时候他也不敢宣布名字，上来都是摸索上面态度。我讲实在话，中央一级没有表态，只有透毫漏风，他就不敢，好多人呢就不敢敞开来搞这个事情。后来才敞开了。(2006-05-14，ZBT)

在隐藏文本中，基层干部表达了对违背国家政策的担忧，农民叙述了自己对政策变动及其后果的怀疑。更重要的是，双方的隐藏文本并不是斯科特笔下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各自为营的状态，而是一个相互汇聚的过程——村民们能够洞察基层干部的犹疑和试探，而基层干部也能够觉察农民的谨慎与不安。双方隐藏文本的汇聚实际上揭示了：与其说是农民的自发行动推动了农村政治的转变，抑或基层干部的得力组织改变了农村生产的格局，不如说这两者的行动力量相对于上层权力而言都是微小而脆弱的。因此，本文并不赞同周凯(Zhou，1996：1)关于农村改革“是一次(农民)自发的、无组织的、无领导者的、非意识形态化的、非政治运动，它很快扫除了一切阻碍，成为中国发展的新动力”的论断。笔者认为，在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的隐藏文本中所共同表现出来的犹疑、恐慌与观望，与正式文本中描述的基层干部与民众敢说敢干的英雄主义气魄之间的差异，恰恰反映了被主流历史文本有意忽略的基层村庄共同体行动的特点——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相对于高层政治权力的影响而言，乡村共同体的行动能力依然显得微小而脆弱。国家在集体化末期并非只是单纯扮演了被动撤出和顺应民众意愿的角色，普通农民仍然缺乏形成更大规模意愿表达和集体行动的资源与机会。

四、分层叙述背后的权力关系 (一) 分层的历史叙述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一个乡村农村改革的历史叙事存在着不同的层级：在国家上层精英和基层干部的公开文本中，这是一段依靠群众路线推动历史变革的过程；而在农民口中，他们却以搭建“工农好干部”的形象和期待成为权力关注点的方式，表达自身的政治—伦理期待和利益诉求。在基层干部和农民的隐藏文本中，却读到相对于强大的外部权力，乡村共同体的行动事实上是非常有限的。

在主流历史中，人们往往只能看到被政治文化精英和权力关系化约之后的历史顶层，而口述历史的方法却能发现如此色彩斑斓而又诡异狡黠的分层叙事。其中，“尽管没有一个统一的主体，但不同讲述者之间片面性和局部性的碰撞，反而是口述历史最大的魅力所在”(Portelli：1991：57-58)。本文并不试图证明哪一种历史叙述更加“真实”，而是希望通过展现这些分层的历史叙述，透视出集体化末期中国乡村的权力格局与基层村庄政治行动的特点，特别是不同叙事主体如何基于其当下和历史情境的立场，去建构并表述自身的情感、理解与经历。正是这些相互角逐和形塑的历史叙述，为重新审视和理解集体化末期乃至当下中国内陆村庄的权力格局和村庄行动提供了新的洞见与可能。就此而言，“底层的另类历史是整合性的知识，因为它将一切断裂、流失与忽略明朗化”(Guha and Spivak, 1988：v-x)。

(二) 乡村社会的公开文本和隐藏文本

本文使用了斯科特关于“公开文本”和“隐藏文本”的分析概念，它有助于分析复杂多变的底层政治并能提供独特的洞见，但就中国乡村社会的独特状况，本文试图对斯科特的理论概念进行讨论。

斯科特的作品都是从支配者和从属者的二元主体观来考察权力及其在底层社会中遭遇的反抗。然而事实上，对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而又人口众多的国家而言，还存在着“基层精英”这样一个更具复杂面相的独特群体。在一定情境下，他们既复制着国家权力的治理逻辑，又在日常生活中和普通民众分享着生活世界的逻辑，正是“基层精英”使得中国乡村历史的讲述变得更为错综复杂。

在斯科特(Scott, 1990)的分析中，“公开文本”是支配者和从属者为了维护表面权力关系而共同建构的产物。但在中国乡村历史的基层叙述中，正是由于“乡村基层干部”这一具体可见而又不完全等同于上层政治精英群体的存在，可以看到底层民众公开文本的另一种塑造方式，即底层民众尽管采用了权力所允许和承认的话语，但却未必与官方文本完全达成一致；相反，底层民众可以通过对正式文本和话语进行创造性的重组和再造，建构自身的政治—伦理期待。通过塑造“工农好干部—赃官/贪官”的二元话语模式，普通农民以能够被统治者话语模式所接受的公开文本表达其对现实政治世界的理解和批判，从而避免了与上层统治精英的直接对立和冲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畸变的底层政治逻辑尽管有可能带来小范围内基层民众短期、部分的生存状况的改变，但却在根本上复制着原有霸权(hegemony)统治的逻辑，因而并没有对现存制度产生根本性的冲击与改变。

本研究与斯科特另一个分歧是，基层精英和普通民众的隐藏文本并非是双方固守各自的边界、互不公开的领域，而是呈现了相互融合的状态：村民们能够洞察基层干部的犹疑和试探，而基层干部也能够觉察到农民的谨慎与不安。基层精英立场的转变进一步提示我们，中国乡村的“基层精英”和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代表国家与社会的对立；由于二者共享生活世界的很大部分，反而形成了相对于外部权力关系的一种内部纽带；并且在集体化末期，相对于强大而无所不在的国家治理机器而言，由双方共同构成的乡村基层行动在影响和推进更大范围内的政策变动上，仍然是极其保守而脆弱的。

(三) 集体化末期中国乡村基层社会的行动逻辑

在对历史文本的多层分析中，本文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国家上层精英和基层干部在其公开文本中强调农民在变革中的推动作用；而农民自己的叙述则表明其自身的观望与犹疑，以及在实际的政策转变过程中，基层干部和外部权力的影响。正是这一相互矛盾的历史叙述为洞悉中国社会的权力关系和底层政治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解渠道。

农民的叙述文本显示了集体化末期农民的主体行动，主要表现为对国家治理话语和逻辑的“部分洞察”(partial penetrate)，以及通过对国家原有话语要素的重新解构和建构，表达了自身对现实权力关系的理解和对政治世界的价值伦理期待；同时，国家的治理技术也可以成为农民底层政治的重要行动工具——正是由于洞察了“总体性社会”对塑造典型和营造戏剧性表演场面的重要诉求，基层农民才会在其公开文本的表述中尽量迎合国家治理的需要，同时也为自身争取更多的利益和资源。

尽管农民的主体行动在集体化末期表现为上述种种形式，但其行动模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国家允许的制度框架内，且复制和再生着国家既有的治理基础和逻辑。基层乡村的主体行动仍然具有暂时性、脆弱性和观望性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和仰仗外部政治局势的变化和发展，尚未像主流历史话语中描述的那样“成为中国新的发展动力”(Zhou，1996)。事实上，集体化末期的基层乡村行动仍然保留着分散、权宜和游移不定等底层政治的特点，更多的还是“对个人利益的反应或消极的抵抗，而不是试图去直接改变国家”(米格代尔，1996：175)。

(四) 国家制度顺利转型重要基础的“群众路线”

如果说集体化末期，中国乡村基层社会的行动能力并未如国家主流叙事中所述的那样强大而集中，那么基于群众利益和群众呼声的“群众路线”为何会在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中被赋予如此重要的意义？正如孙立平等(2002)指出的那样，中国土地“去集体化”过程是在政权和意识形态连续性的背景下运作的，¹⁶这就意味着，国家在转变其基本土地制度的同时，需要维持原有意识形态和话语结构的延续性。兰瑟姆(Latham, 2002：220)在对苏东剧变的研究中指出，政府的合法性一方面当然来自其物质表现，而更多的则来自政府对“转型话语”(rhetoric of transition)的使用。¹⁷因为只有如此，人们才能够为自己的生活经历奠定阐述的基础，在他们的过去、当下与未来之间建立起不可或缺的联系与纽带。在苏东一些地区，由于在制度转变的同时忽视了过去50年来共同的历史经历所塑造的认知资本(cognitive capital)，导致部分国家或地区丧失其合法性基础，以及农民与国家之间互不信任的状态(Giordane, 2002)。

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在制度转型的同时又要维持原有的国家政权统治，承续既有的治理意象和话语结构的一致性显得尤为重要。土地制度转变的合理性显然无法从原有官僚体系和正式制度的逻辑中自发地生长起来；国家在前三十余年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确立的社会规范和信仰，已深深镌刻在国家肌体之上，无法轻易抹去。这就导致改革派领导者在进行农村政策变革的同时，不能忽视已有的政治治理基础，而需要从已有的国家话语要素中选择和重新粘合，使得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既能保持延续，又能向新的可能迈出至关重要的转变步伐。正是在这一点上，作为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群众路线”起到了关键性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原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2005：126)在自述中回忆道：

农口有位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老干部，……为了解包产到户问题专程到安徽调查，返京前和万里发生争论。

某：包干到户，不同于田间管理责任制，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性质，不宜普遍推广。

万：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有什么不符合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行？

某：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万：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某：我要社会主义！

万：我要群众！

争论双方所用语言，逻辑上虽有不严密的地方，真理是在万里一边，社会主义目标本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失去群众支持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这一番政治治理争论表明，“真理”之所以站在改革派一边，是与其对“转型话语”的成功塑造密切相关的——“人民群众”及其生存需要既是人们基于已有的国家治理意象和目标所能够接受的理念规范，也为接下来的改革派领导者所推进的制度变革奠定了新的、更具稳定性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在制度转变的同时，又能维持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延续性的治理需求上，作为群众路线具象化的“小岗神话”及其种种翻版，才会被上层政治精英在制度转型的历史过程之中进行格外挑选并加以再造和重塑(赵彗星，2007)，从而使得“群众及其推动作用”在中国农村改革的重要关口成为国家主流历史叙述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同一化的支配性话语体系。从这个角度而言，“群众路线同时更是意味着对中国共产党性质以及对于一整套具体程序技术与治理传统的实质性理解”(孟庆延，2012)。

在农村改革之后，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虽然从形式上看，不再采取直接管理与安排的方式，但是农民被国家以物质利益间接动员的程度反而增强了；但是，民众对国家意志的贯彻——粮食征购任务的完成——却丝毫没有降低(孙立平、郭于华，2000；李洁，2009)；此外，最重要的就是在农村改革的过程中，国家的治理意象不但没有像苏东地区一样被强行中断和击碎，反而由于恰当的“转型话语”的拣选和塑造使其得到延续和巩固。可见，中国农业“去集体化”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单纯权力撤退的过程，而是国家合法性基础被重组、置换，并得到巩固、增强和再生产的复杂过程。

注释

1.斯皮瓦克(Spivak, 1988)认为，法国思想家在某种程度上有意无意地混淆了“代表”(represent)的双重含义——它既可以是政治领域的“代表发言”(speaking for)，也可以是艺术和哲学意义上的“再现”(re-presentation)。以斯皮瓦克为代表的底层学派更看重后一种知识建构的方式。

2.正如杜赞奇(2003)曾经指出，现代社会的历史意识无可争辩地为民族国家所支配，民族历史制造出一个同一的、在时间中进化的民族共同体。

3.表面上看，民众似乎不需要“再现”和“代表”，可以自由地言说，甚至创造出自己的知识形式。然而正如福柯所言，所谓“权力”就是“一种阻碍、禁止和取消这种言论和知识”的制度，知识分子既是这种权力机制的内在组成部分，同时也可以与权力展开斗争，进而为民众的言说开辟新的空间。在福柯和德勒兹的规划中，知识分子其实具备了另一种形式的“代表”作用，民众依然必须借助知识分子开拓的管道才得以发声(福柯、德勒兹，1998)。

4.参见：中共肥西县委党史研究室.2005.中国农村改革发端——安徽肥西山南小井庄[M].合肥:育才印刷厂：18-19.

5. 柯文(1997：59-80)在《历史三调》中就提到了旱灾给人们带来的情绪波动对义和团运动起着推波助澜的影响。

6. “如果没有这次撞击，对他们匆匆逝去的短暂一生，不可能留下片纸只言”(福柯，1999)。

7.所谓“公开文本”是指基层干部和农民在初次接触到访谈者，双方并不熟悉彼此，觉得笔者的身份更接近历次调查研究的上层人员时得到的历史叙述；而“隐藏文本”是指受访者和访谈者通过多次接触，在日常生活中熟悉起来，建立信任关系，希望作者能够共享他们生活经历和细微感受，以一种透露点内情、说点“轶事”的口吻所作的表述。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际访谈中，两种文本之间的区分或许没有那么明显，叙述者情感和立场不断变动时刻影响着文本色彩的细微差别，这一点仍然需要访谈者悉心体会和察觉。

8.均参见：中共肥西县委党史研究室.2005.中国农村改革发端——安徽肥西山南小井庄[M].合肥:育才印刷厂：18，19-20，17-27.

9.均参见：中共肥西县委党史研究室.2005.中国农村改革发端——安徽肥西山南小井庄[M].合肥:育才印刷厂：18，19-20，17-27.

10.均参见：中共肥西县委党史研究室.2005.中国农村改革发端——安徽肥西山南小井庄[M].合肥:育才印刷厂：18，19-20，17-27.

11. 1943年，毛泽东(1991：897)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两年后，中共七大会议将这一基本精神写入了《党章》，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12.汤书记所代表的“工农干部”形象与村民们所鄙弃的高高在上、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穿皮鞋”的干部形象显然形成了鲜明对比。“还有一次，一个区委的人，不知道什么官，来，搞个小扇子。搞个小扇子。老百姓在干活，跑到田埂个头蹲着，搞个扇子在那里扇、扇，叫人干，叫人这样干，叫人那样干，老百姓不睬他，哪睬你啊。那时候汤书记在这里干的时候，汤书记下去呱蛋，那讲实在话，哪怕你插一棵秧啊，也不能叫他干啊，哪怕他插一棵秧啊，他这思想是好的，哦？来搞个小扇子扇啊扇的。……虽然讲那时候那样紧，老百姓怕官。(2006-05-11，YCY)

13. “……干部都毒，好干部很少，真的。看看那个古代片子，你看这个赃官寿命长，清官寿命短，弄不好就给人家害死了。”(2007-01-10，YCY)

14.另可参见：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2006a，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安徽农村改革之路》，2006b，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5.如浙江台州地区(何建新，2008)、安徽省金寨县双桥区桃岭公社金桥村(王立新，1999)等。

16.这一点与苏东改革显然具有不同的特点, “苏东的市场转型是与政体的断裂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在大规模的市场转型发生之前，政体和主导性的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样就为名正言顺的、大规模的、以国家立法形式进行的市场转型提供了可能性”(孙立平，2002)。

17. “即便当下的实践是全新的，人们也需要将其置于之前的历史情境以及过去所遗留下来的传统之中”(Latham, 2002：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