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无论是纵欲还是节俭，消费都被认为是私人的活动。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一般在消耗、消灭、毁灭和浪费等意义上理解消费，消费因此被妖魔化和污名化，学界也曾对其漠不关心，甚至认为“消费是对文化的腐蚀”(Miller，1995)，但学术的思想和创新此时却从这些稀松平常、细微琐碎的消费领域等方面获致进展，近些年消费文化研究以及消费社会学和消费人类学领域的异军突起即为一个证明，其中关于鲍德里亚消费思想的研究尤其受到关注。对于鲍德里亚的思想，尽管已经有了一些讨论和分析，但仍然值得重新梳理、探讨和评估。

中国学术界对鲍德里亚的批评多于赞扬，并常常带有较深的感情色彩和价值偏向，主要集中于两点：第一，鲍德里亚无视生产的过程，从而遁入了符号的世界，符号君临天下并建构了意义和存在，真实之物的死亡带来了虚无的蔓延。这样就打破了生产之境，世界剩下的就只是一个除却真实和主体的死亡的符号沙漠(仰海峰，2003)。第二，用基于生产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鲍德里亚的理论进行指责和评价(张一兵，2010；余培源，2008)。笔者认为，鲍德里亚并没有忽视生产和社会关系的重要性，而是在生产的前提中建构自己的理论，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范畴内探讨符号的价值和逻辑。

本文试图比较马克思和鲍德里亚的理论出发点和归宿，探讨他们的差异和共同关注的焦点。马克思是以商品为核心，围绕价值的生产描述现实中的阶级关系与不平等的结构；鲍德里亚则以符号为核心，探讨物的使用价值升华到符号的逻辑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可操控性和虚幻化。鲍德里亚是否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者的思想都能提供一种看待日常生活的视角，并且关注的都是人何以安身立命的问题，只不过他们给人类救赎开的药方不同。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径，指出了人类的归宿是共产主义社会，鲍德里亚却返回到经典，回到了象征交换的原始的浪漫主义视阈。

一、生产者社会与消费者社会的逻辑关联性

马克思和鲍德里亚所做的研究和分析，都是从各自所处的社会状况出发。马克思描述的是一个生产者的社会，是一个资本统治并重组社会的悲惨状态，“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2004：871)。商品、货币、资本这些带有原罪的现实奴役着人，所以马克思设想通过消灭产生这些状况的前提——私有制和社会分工，来完成人的解放。他以劳动力为分析核心，着重探讨商品的价值——劳动力的凝结，进而分析整个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特征：公民身份、后工业主义、后福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资产阶级不仅把生产者当作劳动力，还看做是消费力。资产阶级就这样通过媒体和文化意义构建一个与生产系统遥相呼应的完美消费系统，消费因此就变成一种制度和统治策略，一种为了使自己的社会体系不致在危机中毁灭或者证明自己合法性的治理术，使工人对消费过程比对生产过程更有兴趣(Carrier and Heyman, 1997)。生产的推进导致消费方式的推进，消费反过来又引导生产，消费社会的形态由此悄然产生，但马克思没有关注如何理解私人消费策略。

鲍德里亚从另一视角解读现代消费社会，即对物的有用性(使用价值)的关注。在他的理论中，使用价值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它并非作为一种抽象客观的同一性，而是作为“抽象的社会需求力而存在”(鲍德里亚，2009)，这恰恰是马克思忽视的内容。鲍德里亚(2009)认为，物的使用价值并非对每一个人都是同一的，而是不同的、有差异性的和可比的。比如，对于蜡烛的使用价值，有人看重的是照明这种工具性价值，也有人追求的是烛光晚餐的浪漫气息价值。这种对马克思使用价值的批评不无道理，特别是随着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和大众媒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扩张，物所承载的社会意义的差异性逐渐为人们认识和接受。这都引起理论的发展和革新，从符号学的视角研究新出现的消费社会的各种现象也是合理的。鲍德里亚的理论并非是对马克思的误读，也并非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对抗，而是一种新的理论学说。

鲍德里亚关注物的使用价值的意义性和区分性，并把物体系升华到意义的符号系统来关照人的生存状况。他发现人的真实性已经丧失，人开始从被生产奴役步入被消费奴役，这种悲观的现实(马克思所没有经历的)促使他寻求象征性交换以求达到人的解脱。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是以生产过程定义人，那么鲍德里亚则是认为人们逐渐通过商品来定义他们自身、他们的文化和他们的世界(Miller，1987)。由此可见，鲍德里亚并没有忽视生产，而是在生产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背景下对消费社会的一种文化解读，忽视这一点而对鲍德里亚进行批评难免失之偏颇。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研究，如同马克思对生产社会的研究一样，呈现出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回归，充满浓厚的人文主义关怀。

二、生产社会视野下商品的终结与完满的个人

在马克思的话语中，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细胞，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财富的具体表现(马克思，1995)。马克思从经济的细胞——商品分析整个资本主义的关系，商品的结构隐藏着整个社会的结构，这主要体现于他的“商品拜物教”观点。他认为，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即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商品拜物教就出现了。拜物教源于图腾崇拜，如果说这种现象的产生在蒙昧时期是因为生产力的低下和人的认识能力有限，那在今天也产生类似的现象又是因为什么？马克思从商品的构成入手，把劳动作为分析起点，认为劳动创造价值，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这是其一以贯之的主线。

马克思从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二重性出发，认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人的具体劳动，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自然的物质形态，其目的是生产出满足需要的劳动产品，只有这样才证明自己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因为社会分工的存在，人的生产变得十分狭隘，并导致个人不能满足自己的所有需求。在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个体为社会生产，社会也为个体生产，所以一个人只有证明自己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把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别人进行交换，才能确保自己的生存及其意义。使用价值是商品的承载，而价值是商品的实体，是商品进行交换的基础，是劳动的抽象形式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这个形式没有质的差别，只有量的差异。这样，多样的具体的商品形式的“多”被转换成抽象的“一”，使商品能进行交换。生产的推进和交换的扩张催生商品拜物教，从而使人与人之间关系获得一种幽灵般的物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严格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人的本质，抹杀了人与人关系的所有痕迹。物的关系的运作埋没了人的现实性，人的关系只能透过物的关系来洞悉，商品因此变成万能的，超越了人的控制，并在人之外形成“第二自然”压迫着人，人只能认识利用而不能改造它。当然，这种形式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人类追求理性和效率的必然结果(马克思，2004)。商品拜物教大大促进了物的丰富和财富的急剧增长，但反映的是人造的产物宗教化和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虚幻化。

随之出现的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也是此种道理，即个人已逐渐衰落，直至隐藏在商品、货币和资本的社会结构中。从交换的进一步扩展到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出现，直至固定为金银等贵金属，货币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人的异化由此进一步加深。如果在商品拜物教中还能通过透视物与物的关系来寻觅人的关系，那在这里就只剩下了空洞的“一”了。作为中介的货币成为上帝，把各式的商品齐一化，使物品使用价值的边界被消解，人的差异性和不可替代性也因此消解，让个人在货币的熔炉中更加难以辨认，展现的只是一个仅在货币量上存在差异的同质世界。当追逐货币的工具性价值彻底丧失，为货币而货币，为货币的增值而重组社会时，资本就出现了。资本是商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马克思，2004：171)，它同社会关系的变革一起降临。所以，资本不仅仅是指货币的增值，更是指一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的历史条件。这种历史条件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劳动力的所有者分离，而这种社会的关系使劳动者的境况更加微妙和令人担忧。马克思分析了资本总公式的矛盾，指出价值的源泉是劳动力，建立了剩余价值的基础。资本的力量更加怪异，它重组社会，让资本家为了价值增值而不惜使人物化，从而使人的异化达到极致，并最终彻底统治了人。

马克思反对商品、货币和资本拜物教的意识形态化，同时也反对各种形式的压迫。他设想的社会体现的是直接的人与人的关系, 不需要任何的中介(如图腾、宗教、商品和货币等)，因为任何中介都容易被片面化和意识形态化，从而使人与人的关系虚幻化。但现实中的中介却高高在上，是社会中的齐一化，人的东西变成非人的东西，非人的东西却属人化了。马克思因此提出，要消除拜物教，首先就要消灭私有制和社会分工，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成果，使人的本质复归和人的关系复原，国家、社会及一切东西都属人化，这样才能使直接的、现实中的人主导整个世界。

三、消费社会视野下的“符号的焚烧”与象征价值的复归

马克思基于生产逻辑对商品进行研究，认为商品的关系遮蔽了现实中人的关系，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人们所能做的只是在铁的历史规律下对个人命运的关怀。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一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为人类理性和历史规律指出一条历史归宿——共产主义；鲍德里亚则给出了人类在面对绝境时的另一种救赎方式——回到原始社会的象征交换。

马克思注重商品的价值分析，并且认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对每个人都是同质的，不同的使用价值不能比较。鲍德里亚正是抓住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评价，即在物的基础上来建立自己的消费理论，这在他早期叙述的功能物与象征物、范畴与系列中隐约可见(布希亚，2001)。在鲍德里亚的语境中，消费有其特殊的含义，它排除了原始的节庆、封建领主的消费和19世纪布尔乔亚的奢华，因为这些只是在购买、拥有、享受和花费。“如果我们有理由去使用这个字眼来谈论当代社会，那不是因为我们吃得更好、吃得更多、吸收更多的影响和信息，也不是因为我们有更多器具和无谓的发明可以使用。财富的数量和需要的满足，皆不足以定义消费的概念：它们只是一种事先的必要条件。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不是‘丰产’的现象学，它的定义不在于我们所消化的食物，不在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不在于我们使用的汽车，也不在于影像和信息的口腔或视觉的实质，而是在于，把所有以上这些[元素]组织为有表达意义功能的实质。”(布希亚，2001：223)由此可知，消费的含义包括以下四点：

第一，消费是现代社会特有的现象，是生产力发展到物的丰裕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一种由无限量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构成的惊人消费和丰盛的现象。“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人成了官能性的人”，“我们根据物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鲍德里亚，2008：2)。同时在这些丰盛的背后却隐含了人的沉沦的悖论，人造之物(商品)围困了人，使人面对五光十色的物时丧失了真实的自己，人的心智和身体反过来被这些人化的第二自然所塑造，沦为物的奴隶。

第二，消费是一种符号意义的系统，是物的有用性升华到符号系统差异性的结构。正如他说的，“要想成为消费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布希亚，2001)，这样被消费的就不是物的物质性，而是物的差异性和区分性。在这里，鲍德里亚(2009)把物的使用价值上升为物的符号价值，物的符号价值才是其根本性的，而物的使用价值仅仅是其发挥作用的前提和保证。他认为，消费的理论并非建立在人的需要和满足的基础上，而是一种文化制度和社会的回馈机制。无论是原始社会的“夸富宴”机制，还是凡勃伦(2004)所说的“炫耀性消费”，都并非关于人的需求的消费现象，而是关于社会等级的彰显。鲍德里亚以此表征物的符号意义的重要性，他进一步论述说：“夸富宴已经消失了，但它们的原则并没有消失，它作为物的社会学理论的基础而被保留了下来”(鲍德里亚，2009：4)。这个保留下来的就是物的区分和等级的意义，以及人们通过消费物，根据物的社会意义和等级序列来塑造自我的过程，人成了挂在消费之网上的动物。所以，鲍德里亚(2008：41)认为：“人们从来不消费物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视为突出自己身份的符号，或让自身加入一个理想团体的标志，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集团来摆脱本团体。”因而，在任何社会中，如果差异和区分的意义不终结，消费的过程也就无终结之日。

第三，消费体现的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它打破了传统血缘和地缘等具有显著差异性的根基，社会关系被物所建构的流动的认同感重构。鲍德里亚的消费理论并非建立在符号的荒漠上，相反，他的物的话语体系根植于社会现实，即人们“只能通过社会的逻辑和策略来言说物”(鲍德里亚，2009：10)。这种社会结构和社会现实在符号逻辑中得到体现，萨林斯甚至借用图腾的概念来描绘这个现象。他指出，原始部落都有对山川花鸟虫鱼等万物的崇拜，并以此区分不同的部落群体，而被生产的物体则是现代社会中的图腾，消费群体相当于原始社会中的部落，可以根据不同的服饰、住所和交通工具等来区分某人的所属群体(卢瑞，2003)。在现代社会中，身份已经成为消费模式的同义词，而消费模式是由个体以外的东西决定，这个外在东西恰恰是来源于社会的符号逻辑的自我再生产，鲍德里亚对消费的批判就是在于这种脱离社会现实的符号的自我再生产。

第四，消费是一个幻象。当物的丰裕包围在周围时，个人就容易成为官能性的人，使自己陷入消费的幻觉。实际上，消费是根据物的差异区分逻辑或者符号的逻辑来辨别整个社会，鲍德里亚因此认为整个世界就是所指——指涉物的世界，这个指涉物运作是在能指的阴影下进行的，是能指游戏在社会现实中的显现。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就会变得可以操控，真实也会消失，基于物的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真实关系也会因此变得随意和可操控。所以他认为，“我们陷入了物品及其表面富裕的陷阱之中。不过，我们知道物品什么也不是，在其背后滋长着人际关系的空虚、滋长着物化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流通的空洞轮廓。”(鲍德里亚，2008:203)这种符号的陷阱是人的主体异化的最高形式，这也为他回到原始的象征交换埋下了伏笔。符号价值是一种抽象的逻辑，现实中所指——指涉物是他们外化和现实化的结果，或者说是他们合法化的具体现实的象征。然而这些都不是真实，而是受控的真实，与主体相分离的建构的真实，是应该批判的。“符号应该焚毁”，焚毁的是符号的逻辑，回归到象征性交换和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换。

可以发现，鲍德里亚的消费思想透露出他对现实生活深深的关注。人们通过消费物在社会意义上的价值和等级排列的秩序，并相互之间交流以确证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消费证明了人，人成了挂在消费之网上的动物。所谓的丰盛与匮乏的社会在现实中从未存在过，只有结合社会结构的分析才能得到真实的答案。建立在区分基础上的消费社会永远不会是一个丰盛的社会，因为生产得越多也越感到匮乏，交流总显示的是个体的不足，而我们却用浪费展现了一个丰盛的神话。“丰盛不是建立在财富之中的，而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具体交流之中的”(鲍德里亚，2008:48)，只有原始社会才是真正的丰盛社会。“让原始人经历第一个(而且是唯一一个)丰盛社会的是社会逻辑，让我们遭受奢侈的、戏剧性的匮乏则是我们自己的社会逻辑”(鲍德里亚，2008:49)。鲍德里亚主张回到这种象征性的交换社会，这深深体现了他对生活和关系的依恋。从马克思对商品的批判和鲍德里亚对符号的意义系统的批判可以看出，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时期对整个社会进行了深刻地剖析和设想，但最终殊途同归——回到了生活和关系。马克思的理论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力量的基础上，最终达到人的复归，他设想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归宿；而鲍德里亚却显得有些低调，他把价值逻辑分为四类：“使用价值的功能逻辑、交换价值的经济逻辑、符号价值的差异逻辑和象征交换的逻辑。与之对应的四个不同原则分别是有用性、等同性、差异性和不定性”(鲍德里亚，2009:144)。鲍德里亚告别了前三种价值逻辑，回到象征性交换的逻辑，拒斥价值的渗透。他认为这样是一个真实和有价值的理想社会，而对实现这种温情脉脉的社会的路途却一无所知。

四、社会关系视阈下的马克思与鲍德里亚

由上述分析可知，虽然马克思与鲍德里亚都关注社会关系的现状，但侧重点还是有所差异的。马克思笔下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强制性的、血淋淋的阶级关系，是一种人的全面异化(马克思，2000)。所以他要打破这种基于价值生产基础上的社会关系，并把这种力量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而鲍德里亚所描述的社会关系表面上更具有流动性和主动性，缺少了些许暴力色彩。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差异主要是因为生产社会和消费社会的状态不同。马克思围绕着商品、货币和资本分析了工业化初期的生产社会的状态，这个时期以生产组织的理性化和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为核心，出现了对人的身体的规训和奴役，以及超时工作、雇佣童工、职业病、各种非正常死亡与殖民活动等各种人间惨剧(马克思，2004)。马克思揭示了“跳舞的桌子”样式的商品的神秘性，祛除了商品、货币和资本表面的神秘性，最终展现了社会中人与人的真实关系。这种从商品中揭示出来的社会关系也即在现实中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剥削关系。

然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打破了资本家基于生产的酣梦，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给整个资本主义体系重大打击，学者们开始反思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米勒(Miller，1987)提出，资本主义制度教会了人们如何更有效率地生产，却没有教会人们怎么消费，从而使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日益突出。由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道格拉斯和布迪厄开始，对消费的研究逐渐走入研究者的视野并日益兴盛(Miller，1995)。费瑟斯通(2000)认为，对消费研究可分为生产的视角、社会文化视角和主体性的视角。而鲍德里亚从分析物品的有用性的物体系到一个自我运转的符号体系并没有脱离现实状况，他所描写的恰恰就是现实状况本身，也即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对社会文化与消费的关系的研究很多，比如凡勃伦(2004)对“有闲阶级”的论说，可见消费并非与人的需要相关，而是受到整个文化体系的制约。

在消费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面孔是平等和温和的，但鲍德里亚从符号学的视角分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异化，是一种人迷失其中而不自觉的强制与等级的区分(鲍德里亚，2009)。然而从符号里分析出来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却在现实中失去了所指，看不到实体性关系，这恰恰也是消费社会的诡计和目的。所以鲍德里亚揭示了日常生活同文化体系的关系，从侧面揭示了被奴役和被强制的根源。但当他千辛万苦发现了符号体系的完美逻辑后，却又发现人的真实关系消失了。因此，他破解了物的神秘面纱后，又不得不回到象征性交换的理想主义世界。

五、结论和讨论

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的关注和对人类疾苦的同情显而易见，而鲍德里亚对现代社会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关系的描述却隐藏在他的符号逻辑中。马克思要消灭商品，鲍德里亚要焚烧符号，二者都表明了对人的异化的担忧与不满，从而指出一个理想社会中人与人真实的交流与关系。

客体的抽象化并居于统治地位，导致人的主体性丧失是马克思和鲍德里亚共同关注的问题。笔者认为，从马克思到鲍德里亚，是一个不断找寻人的主体性但人的主体性又日益没落乃至彻底隐没的过程。如果说马克思的异化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抽象化，工人阶级可以通过阶级斗争获得自身的完满，那么在鲍德里亚这里就没这么容易。从卢卡奇的“物化”、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工业，这些概念和理论描述了逐渐科层化、理性化和商品化后的资本主义是如何麻痹人们的阶级体验以及掩盖现实的剥削关系的，使从自在自然奴役摆脱出来的人们重新陷入人造自然的奴役，但这些思想并没有否认人的解放的可能性。后来的情境主义者借鉴这些思想，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商品和媒介的堆积已形成景观社会，“景观与过去的暴政不同，他通常呈现为某种甜蜜的意识形态控制”(德波，2006：18)。这种控制使人的主体性日益丧失在景观中，个体丧失了斗争的勇气，迷失了斗争的方向。但德波(2006：37)认为，通过文化批判以及建构革命性的否定景观的情境能达到人的解放。与德波相比，鲍德里亚更为极端，他认为，在现代消费社会中, “编码、模型和符号成为由仿真控制的新社会秩序的组织原则”(凯尔纳，2005:11)。在这种社会中，意义、阶级和差异性被符号彻底夷平，形象、符码和媒介自我运转并成为整个社会运转的引擎。在这里，人的主体性彻底隐没了，变成了符号和媒介的玩偶，所以拉什和卢瑞(2010：21)认为，现在已进入的全球文化工业时期的特征是“以单子、真实、心灵物质性为基础的唯物形而上学”，文艺复兴后对人主体性的弘扬在当代社会已失去意义。也正是在这种悲观情绪的驱使下，鲍德里亚才转向浪漫主义以寻求解决之道。

当然，在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中，把主体性的丧失与对共同体没落的哀怨结合起来的学者不止鲍德里亚一人，如何重建人的主体性也是现代学者一直讨论的问题。正如马克思(1995：275)所言，“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当围绕在个人周围的温情共同体面纱被现代性无情地撕裂后，社会便没有了标准和指导，也没有了权威和上帝。在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中，个人便成为上帝(孙帅，2008)。鲍曼(2002)认为，现代性的特质是流动的，所以个体的自我选择、自我塑造和自我负责成为时代的主题。同时，在现代社会中，消费主义综合症(即速度、过度及废弃)已占主导，个体的重构是以这种转瞬即逝的商品为基础的，所以，这种建立在流沙基础上的自我追寻是一个“西西弗斯的神话”(鲍曼，2012)。在鲍曼这里，消费在现代社会中成为一种背负道德责任的客观“社会事实”(迪尔凯姆，2009)，在这种社会事实的规训下，不断询唤出一个个消费的个体。鲍曼(2012：117)批判了现代性之后认为，“在流动的、迅速移动而又不可预测的环境里，我们比以前更需要坚实而可信的友谊纽带，更需要相互间的信任”。同时泰勒(2001)也提出在现代性的隐忧下重建共同体以对抗个体破碎化的趋势。里茨(2006)认为，当代社会是个“麦当劳化”的社会，“麦当劳化”是个残酷无情的过程，冲击着世界上那些看似固若金汤的机构和地区，其内容包括高效性、可计量性、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其实“麦当劳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世界理性化的过程，一切道德、传统和温情脉脉的交往在其中已消失殆尽，留下的只是一个冰冷的规则世界和一个像“北极的夜晚，充满了黑暗和冰的坚硬”的世界。随着全球化的进程，“麦当劳化”逐渐扩散到社会的其他领域，甚至包括一些原本拒斥“麦当劳化”的领域，如旅游、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无处躲藏，那种悠闲和慢节奏的生活方式成为神话，人的主体性淹没在理性的牢笼中。而贝克(2011)在重造主体性的问题上并没有诉诸共同体，他认为，“个体化”意味着既有社会形式(阶级、邻里、家庭和社会角色等)的解体，从这些传统中脱嵌出来的个体会重新嵌入新的社会制度(如福利国家、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等)。这样，人的主体性会以一种新的方式表现出来。

人的主体性的重构无论是对共同体的怀旧，还是嵌入新的社会制度，都要建立在进步的基础上。进步对马克思来讲是一个线性进化论的必然结果，是人解放的必要前提，也是工人阶级实现人的完满的基础。而在当代社会，进步却成为一个反讽的概念和一个在新奇的引诱下不断前进、遗失、再前进、再遗失的循环过程。当转瞬即逝的消费社会替代恒久性的生产社会时，如何看待当前的阶级关系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也即，在生产社会的基础上探讨阶级关系是否合适。正如霍布斯鲍姆(2011)认为的，在19世纪末期，工人基本上与社会隔离开来，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衣着打扮，经济上的窘迫使他们不得不通过集体的生活建立彼此之间的认同，并和其他社会阶层区分开。也即，工人阶级用“我们”支配了“我”，并通过集体行动改善自己的状况，逐渐形成一支政治力量，这种集体性的阶级意识占据了支配性地位。然而，随着经济的进步，大众消费社会的来临彻底改变了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国际歌》中“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在现代变得没有什么意义，社会的富裕和私人化变革瓦解了贫穷和集体化凝聚起来的工人共同意识。在这个开放的空间中，通过个体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行为和思想方式瓦解了传统的集体阶级意识，个体化的阶级意识已然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