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要组成部分，农民工为城市经济腾飞和城市生活质量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大多数农民工仍在不同城市之间频繁流动，这不但阻碍其融入城市社会，也不利于形成稳定的城市劳动力供给，还会限制城市政府服务管理职能的发挥。因此，减少农民工的流动，关注他们稳定地留在某一城市发展十分必要。目前为止，农民工最长的流动时间已近30年，¹但通过改变户籍和购买房屋等方式真正长久留在城市的还是少数，且大多研究也无法确定农民工未来是否会永久留城。因此相对于留城的行动来说，关注留城意愿才更现实。

已有研究表明，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因素主要有四类：一是个人因素，男性比女性更愿意留在城市(吴兴陆、亓名杰，2005；熊波、石人炳，2007)；年轻的比年长的更愿意留在城市(Wang and Fan, 2006)；受教育水平高的更愿意留在城市(李楠，2010)；经济地位越高的越愿意留在城市(熊波、石人炳，2007)；在城市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更意愿留在城市(李楠，2010；叶鹏飞，2011)。二是家庭因素，家庭成员一起在城市的留城意愿更高，婚姻状况对留城意愿也有重要影响(Zhao，2002；蔡玲、徐楚桥，2009)。三是流动因素，在城市的时间越长越愿意留城(任远，2006)。四是社会环境因素，对流入地政府的认同感能够显著提高他们的留城意愿(曾旭晖、秦伟，2003)，参与当地各类组织有助于提高留城意愿(段志刚、熊萍，2010)。基于以上梳理发现，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重要因素。但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中，无论是对普通人群还是对农民工的研究，关注的多是社会资本关系强度的比较(Granovetter，1973；Bian, 1997；赵延东、罗家德，2005；李树茁等，2007；靳小怡等，2009)，对社会资本组织类型的相关研究还比较少。尤其在政治权力仍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社会，来自政府组织的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据此，本文将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利用2009年“X市外来农民工调查”的数据，比较来自不同组织类型的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并深入探讨政治社会资本的作用。

本文的“政治社会资本”是指农民工与打工所在地的政府工作人员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是社会资本的一种类型。这一概念来自林南(2005：106-107)的社会资本研究，他根据个人网络成员来源的组织类型的不同，将社会资本分为一般社会资本和政治社会资本两类，其中网络成员中来自政府组织的社会联系称为政治社会资本，来自其他组织的称为一般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理论提出，“社会资本是通过信息、影响、社会信用和强化这四种效应起作用”(林南，2005：20)。首先，社会关系为信息流动提供了媒介，尤其在不完备的市场下，处于某种等级位置中的社会关系能够为个人提供一些通过其他方式不易获得的机会和有效信息；其次，社会关系会对个人的行为和决定产生影响，尤其对处于某种战略性地位的关系的影响更大；第三，社会关系能够作为个人社会信用的证明，即一些社会关系可以作为个人的“后台”赋予他们一些超越个人资本之外的额外资源；第四，社会关系可以强化个人的身份和认同感，提供情感支持和公众的认可(林南，2005：18-20)。此外，中国本土的社会关系研究更多地关注到关系中蕴含的情感。例如，翟学伟(1993)指出，中国的人际关系是由人情、人缘和人伦构成，人情是关系的核心，包含了血缘关系和伦理思想而延伸的人际交换行为；李伟民(1996)提出，“人情”包含了人之感情、人们之间互动和交往时与对方交换的资源、人与人交往相处所遵循的规范标准。据此，情感效应成为了中国情景下社会资本的第五种效应。

政治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Bourdieu，1981)，也是通过信息、影响、社会信用、强化以及情感效应发挥作用，但由于这是一种具有政治权力色彩的关系，进而导致原本的效应发生改变。尤其在大政府体制下的中国，政治权力拥有者的位置优势更为明显，这种变化也将更加显著，主要体现在：第一，信息效应的政治化和优质化，当人们掌握一定政治社会联系，能与处于政治权力结构等级位置上的人建立联系时，将有助于他们获得更多有效信息，特别是更多更可靠的政府信息，这是通过其他渠道难以获得的；第二，影响效应的增强化，受传统的“士农工商”思想的影响，政府工作人员被认为是成功人士，更值得信任，因此他们的态度和行为能够产生比其他社会联系更大的影响；第三，社会信用效应的特殊化，拥有政治社会资本则往往会被其他人认为有政府“后台”能够获得的政府资源，也更容易得到他人或组织的认可；第四，情感效应的门槛化，与有政治权力的人接触很可能意味着可以获得一些通过正式渠道和程序无法获得的资源(林南，2005：111)，这种资源的传递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拥有政治权力者承担一定风险的，这时情感强度会对政治社会资本运行起到决定性作用；第五，强化效应无明显变化，因为此效应主要依靠自身心理的态度和他人的情感支持发挥作用(林南，2005：19-20)，所以与一般社会资本的作用没有明显区别。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途径主要有两个：其一，经济状况，社会资本能有效提高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为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提供帮助(文军，2001；赵延东、王奋宇，2002；叶鹏飞，2011)；其二，社会心理，社会资本会影响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李楠，2010；叶鹏飞，2011)。

与一般社会资本相比，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影响更大，原因有三：一，它提供的信息往往更优质，排他性更强，对提升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帮助更大，已有研究表明“政治社会资本比一般社会资本对人们职业地位的提升作用更大”(林南，2005:118)；二，它隐喻农民工的“政府后台”和较强的政治资源获取能力，这也使其更容易得到他人或组织的认可；三，它能为农民工提供更全面可靠的政府信息，并保证信息的真实性。由于本次调查所在地政府的农民工工作位居全国前列，知晓当地政府的信息有助于提高对政府的认同，增强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与一般社会资本相比，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更大。

政治社会资本的情感效应表明，关系强度决定了其是否可以运行。在中国，当人们利用社会关系去获得一些不能够通过正式制度和途径合法取得的资源时，信任是最重要的(林南，2005:111)，信任往往伴随着关系亲密程度的增加而加深(张建新、Bond，1993)。受家族文化的影响，人们往往更愿意为自己的家人和亲戚提供帮助和支持，因为中国人非常讲究社会关系中的“差序格局”，常常用不同的标准对待和自己关系不同的人(费孝通，1985)。此外，边燕杰(Bian, 1997)在研究中国计划经济的工作分配体制时发现，个人网络主要用于获得分配决策人的信息，而不是用来收集就业信息。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必须通过中间人才能与主管分配的决策人建立关系，而中间人与求职者和最终帮助者双方必然都是强关系，强关系充当了没有联系的人之间的网络桥梁。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1：强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比弱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更大。

从政治社会资本的关系构成看，与仅有一种关系类型的人相比，既拥有强关系又有弱关系的农民工的政治社会资本的存量可能更丰富，因此进一步推论出另一假设：

假设2.2：与拥有单一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的农民工相比，强弱关系兼有型政治社会资本的农民工留城意愿更高。

本文的调查数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9年在福建省X市对农民工群体的调查。X市是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之一，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吸引了一大批外来人口，是进行农民工调查的理想地之一。本次调查的主要对象是X市15周岁以上持有农村户口的外来务工经商者，通过配额抽样的方法，排除掉不合格样本后，最终获得调查样本1 507个。样本分别来自中国21个省市，其中，男性占59.7%，女性占40.3%，基本均衡；新一代农民工已成为主体，16-29岁占59.1%，30-40岁占31.5%；已婚者占46.4%，未婚者占53.6%；被调查者大多为初中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上的比例也占41.6%；家乡来源地划分为东部(包括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和河北)、中部(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江西、安徽、河南、湖南和湖北)和西部(包括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云南、贵州、四川、陕西、重庆、广西和内蒙古)三类；²从就业情况看，绝大多数人以受雇就业为主(82.2%)，就业的行业集中分布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由于调查所在地几年前已完成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因此调查中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例较低(9%)。本次调查的结果与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在调查中有被访者没有回答“留城意愿”和“是否拥有政治社会资本”这两个关键题项，在本研究中被剔除，最终进入模型的样本为1 335个。此外，本文还补充了一些访谈数据，主要是2012年在陕西省统计局的协助下，笔者所在课题组在西部某市通过对来自不同职业的25名农民工进行的深度访谈获得的口述文字资料。

留城意愿 本文把农民工留城意愿操作化为“您以后准备在哪里长期发展或者定居”。答案选项有：(1)赚钱回家，继续务农；(2)学门手艺或技术，回去找个好工作；(3)回家干个体；(4)回去办企业，当老板；(5)在本市安家立业；(6)到其他城市安家立业；(7)不打算回去，在这里干什么都行；(8)没考虑过，还没想法；(9)其他。本研究最终把留城意愿分为两类：“留在本城”(包括选项5和7)和“离开本城”(包括选项1、2、3、4、6、8和9)。

政治社会资本 林南(2005：107)把政治社会资本操作化为“公众与政府组织中官员的社会关系”，据此，本文也把农民工在城市的政治社会资本的操作化为“农民工与X市政府工作人员之间的社会关系”。调查采用定位法(Lin and Dumin, 1986)，参考边燕杰和李煜(2001)在拜年网中的测量方法，请调查者回答“在X市，您的亲属、朋友和熟人中有没有下列职业的人(包括民警/警察、政府机关负责人)”。如果被访者没有认识政府工作人员，就认定为无政治社会资本；如果被访者仅有亲属为政府工作人员，就认定为拥有强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如果被访者仅有朋友或熟人为政府工作人员，则认定为弱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如果被访者既有亲属又有朋友或熟人为政府工作人员，即为强弱关系兼有型政治社会资本。

一般社会资本 一般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与政治社会资本相似，即根据人群的就业单位性质的不同，划分为来自事业单位的社会资本和来自企业单位的社会资本。其中，对“在X市，您的亲属、朋友和熟人中有没有下列职业的人(包括中小学教师、大学教师、医生、护士、科学研究人员)”，如果被访者都没有，则事业单位的社会资本赋值为0，有为1。对“在X市，您的亲属、朋友和熟人中有没有下列职业的人(包括饭店餐馆服务员、产业工人、营销人员、经济业务人员)”，如果被访者回答都没有，企业单位的社会资本就赋值为0，回答有为1。

为进一步明确政治社会资本对留城意愿的实际效应，本文参考前文所述的已有关于留城意愿的实证研究，纳入其他可能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变量，主要包括社会环境因素、流动因素、家庭因素和个人因素(见表 1)。由表 1可知，农民工留在本城的意愿并不高，只有39.1%的人表示会留在城市发展。

表 1

表 1 变量描述表(N=1 335) 变量参照组 取值范围 均值(标准差) 因变量 留城意愿 不愿意 0, 1 0.391 自变量 社会资本   政治社会资本(有无) 没有 0, 1 0.283   政治社会资本(构成) 没有     强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 0, 1 0.057     弱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 0, 1 0.172     强弱关系兼有型政治社会资本 0, 1 0.055   一般社会资本     事业单位社会资本 没有 0, 1 0.402     企业单位社会资本 没有 0, 1 0.788 控制变量 社会环境因素   组织参与     参与正式政治组织 没有 0, 1 0.033     参与正式非政治组织 没有 0, 1 0.640     参与非正式组织 没有 0, 1 0.155   政策满意度 不满意 0, 1 0.537 流动因素   有过其他城市流动经历 没有 0, 1 0.448   来X市的时间[取ln(时间+1)] 0.693-3.611 1.871(0.668)   来源地 东部     中部 0, 1 0.269     西部 0, 1 0.150 家庭因素   婚姻状况 未婚 0, 1 0.461 个人因素   受教育水平 小学以下     初中 0, 1 0.503     高中 0, 1 0.312     大专以上 0, 1 0.096   月收入(取常用对数) 0-12.308 7.329(1.135)   职业阶层 产业工人以下     商业服务业者 0, 1 0.362     个体户 0, 1 0.163     办事人员以上 0, 1 0.066   年龄 16-63 28.773(7.917)   性别 女性 0, 1 0.596    注：1.当取值范围为(0, 1)时，均值表示取值为1时所占总样本的比例。           2.关于职业阶层的测量主要采用陆学艺(2003)的十大职业阶层的划分，即从职业声望高低依次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村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

表 1 变量描述表(N=1 335)

由于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二分类变量，为了分析政治社会资本因素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本文主要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作为基本分析模型，公式为：

其中y为农民工留城意愿，x_j为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β_j为回归系数，表示当其他自变量取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该自变量取值增加一个单位引起的因变量的变化量，β₀为常数项，ε₀为随机误差。

表 2为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回归分析，从模型1可知，来自不同组织类型的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其中一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而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正向影响十分显著，假设1得到验证。

表 2

表 2 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N=1 335) 变量 模型1 模型2 Odds ratio S.E. Odds ratio S.E. 社会资本 政治社会资本   政治社会资本(没有) 1.638*** 0.241   政治社会资本(没有)     强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 1.090 0.289     弱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 1.789*** 0.311     强弱关系兼有型政治社会资本 2.074*** 0.576 一般社会资本   事业单位的社会资本(没有) 1.074 0.147 1.047 0.145   企业单位的社会资本(没有) 1.127 0.174 1.102 0.170 社会环境因素 组织参与   参与正式政治组织(没有) 1.591 0.548 1.615 0.556   参与正式非政治组织(没有) 0.742* 0.117 0.754* 0.120   参与非正式组织(没有) 1.591*** 0.266 1.593*** 0.268 政策满意度(不满意) 1.223 0.154 1.225 0.155 流动因素 流动经历(没有) 0.977 0.127 0.977 0.127 来X市的时间 1.336** 0.163 1.325** 0.162 来源地(东部)   中部 0.577*** 0.085 0.572*** 0.085   西部 0.469*** 0.094 0.457*** 0.091 家庭因素 婚姻状况(未婚) 0.865 0.148 0.879 0.151 个人因素 受教育水平(小学以下)   初中 1.065 0.251 1.050 0.248   高中 1.945*** 0.486 1.921*** 0.481   大专以上 2.376*** 0.746 2.333*** 0.736 月收入 1.023 0.060 1.020 0.060 职业阶层(产业工人以下)   商业服务业者 1.465** 0.222 1.434** 0.218   个体户 2.429*** 0.555 2.401*** 0.549   办事人员以上 2.068** 0.556 2.018*** 0.545 年龄 1.020* 0.012 1.019 0.012 性别(女性) 1.031 0.143 1.014 0.141 常数项 0.103*** 0.059 0.093*** 0.053 R-squared 0.113 0.115 Log Lik -792.17*** -790.26***   注：1.显著性水平：***p < 0.01, **p < 0.05, *p < 0.1；          2.括号内为参照组。

表 2 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N=1 335)

模型2显示，与无政治社会资本的农民工相比，仅拥有弱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和强弱关系兼有型政治社会资本对他们留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仅有强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的影响不显著，这也表明弱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比强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假设2.1没有得到验证；强弱关系兼用型政治社会资本比单一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对留城意愿的正向影响更大，假设2.2得到验证。此外，在社会因素中，与没有参与组织的人相比，参与了正式非政治组织的农民工留城意愿更低，参与了非正式组织的农民工则留城意愿更高。在流动因素中，来X市时间越长，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越高；与东部农民工相比，来自中西部的农民工留城意愿更低；在个人因素中，受教育水平和职业阶层越高，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越高。

为减少农民工的流动，使他们能更好融入城市，稳定城市劳动力供给，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利用2009年X市外来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从经验数据的检验结果看，本文的研究假设大部分得到支持，这说明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十分显著，但政治社会资本关系类型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远比理论假设复杂。

本文研究发现，与一般社会资本相比，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正向影响更大，弱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比强关系型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正向影响更大，强弱关系兼有型政治社会资本比单一关系型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的正向影响更大。但强弱关系比较的结果与前面的假设2.1并不一致。有研究发现，有弱关系农民工的人际交往能力和获取资源的能力更强(靳小怡等，2009)，所以，上述不一致很可能是因为“弱关系”是农民工社会资源获取和运用的能力体现。这种能力的差异对政治社会资本是否能够运行具有重要作用。笔者后来的一些访谈也验证了这个结果，即一些仅有强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的农民工与在政府的亲戚联系很少，也很少获得帮助，而一些仅有弱关系的农民工则会经常联系，并从中获得帮助。

DWG，男，1988年生，大专学历，未婚，在某商贸公司从事文具销售推介工作。他只有一位亲戚在政府部门工作，并表示他们之间很少联系，即使交往也大多是在生活方面，工作上没有给他过帮助。(访谈编号：214-20120515)

JM，男，1965年生，高中毕业，已婚，个体户(承包多家小吃城的经营权)。他认识的政府工作人员比较多且都是朋友关系，他表示自己能够走到今天，除了自身的努力外，更多的是这些朋友的帮助。(访谈编号：521-20120516)

同时，笔者还发现，即使两种关系兼有的农民工，也表示更倾向于使用弱关系获得帮助。同时，强关系的使用率低于弱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弱关系的影响力更大。

ZHW，男，1981年生，高中毕业，已婚，在一家酒店从事基层管理工作。他认识的政府工作人员中既有亲戚也有朋友，他觉得他们能够为他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提供很大帮助。如果真需要帮助时，他觉得朋友关系的帮助会更大，因为他与朋友之间联系更多。(访谈编号：211-20120509)

XXC，女，1983年生，大专学历，未婚，在某酒店从事酒店管理工作。她认识的政府工作人员中既有亲戚也有朋友。她认为他们能够为她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更多帮助。但比较亲属关系和朋友关系的帮助作用，她认为朋友关系的帮助会更大。(访谈编号：212-20120509)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结果。与没有参与组织的人相比，参与了正式非政治组织的农民工留城意愿更低，而参与了非正式组织的农民工留城意愿却更高，这与已有的研究发现不太一致(段志刚、熊萍，2010)。可能的原因是，在企事业单位等正式非政治组织中，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受到用人单位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合法权益常被侵害，无法享受到各种福利待遇(李良进、风笑天，2003)，这不但会使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举步维艰，也会打击他们在城市继续生活的信心。与此相对的是，农民工参与老乡会和俱乐部等非正式组织，就意味着他们在城市会获得更多因非工作交往形成的社会资源，这种资源往往能够为他们在城市生活提供帮助和支持(杨绪松等，2006)。从来源地看，与来自东部的农民工相比，来自中西部的农民工留城的可能性更低。这可能是因为近年来流动人口迁移的模式已经发生改变，人口呈现就近流动的趋势，省内迁移逐渐增多，省外迁移开始下降(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2010)，而本次调查的所在地是东部沿海城市，因此相对来说，东部农民工的留城意愿会更高。

总之，本文研究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具有一定理论价值。首先，研究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是对以往相关研究的修正。以往研究较多关注相对于返乡而言的留城意愿(这个“城”既包括打工城市又包括其他城市)，是把农民工在目前打工城市的个人生活状况和社会环境状况作为影响因素来研究他们选择留“本城”和去“他城”的意愿。中国各类城市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状况差距很大，农民工在不同城市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千差万别，因此，在研究城市社会资本对留城意愿的影响时，研究“留在本城的意愿”更为合理。其次，本研究关注政治社会资本(即来自不同组织类型的社会资本)，是以往仅在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对留城意愿影响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扩展。最后，本研究发现，农民工更倾向于使用弱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获得帮助，这打破了中国人“差序格局”和“差别对待”的固化思维，丰富了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实证研究内容。当然本研究仍然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一方面，本文对于政治社会资本的测量采取的仍然是常规的测度，测量指标相对简单，为进一步探讨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机制，今后会考虑进一步丰富政治社会资本测量的指标；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进城动机和目标已经产生了变化，因此有必要在未来的研究中纳入代际视角。

注释

1.这个数据是笔者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相关数据计算得来。

2. 1986年由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七五”计划和2000年国家制定的西部大开发计划，将中国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此外，由于本次调查样本没有包括所有省份，因此有些省份没有在括号中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