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Vol. 33
ZHOU Y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Fudan University.
一直以来，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信任水平(trust level)是保证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机制之一。社会学领域内的相关研究亦指出，个体对他人的信任水平可以影响到人际合作关系和社会的整体秩序(Coleman, 1990; Fukuyama, 1995; Paxton, 2002; Putnam, 1995, 2000; Sztompka, 1999; Uslaner, 2002)。正因为信任问题如此重要，社会科学的学者们一直在努力探索信任的基本模式以及影响个体信任水平的决定机制(Bjørnskov, 2007; Delhey and Newton, 2005; Subramanian, et al., 2003)。
社会学家巴伯(Barber, 1983)曾经将信任定义为一套人们对他人、组织机构和界定生活规则的道德秩序所抱有的期望。这些期望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学习并反复强化的。按照巴伯的定义，信任所涉及的对象不仅仅是家人、朋友以及同学这样的与我们有密切社会联系的个体，也涉及那些与我们没有直接社会关系的一般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s)。鉴于此，社会学者通常将信任划分为基于特定社会联系的特殊信任(specific trust)和超越这种社会联系而面对一般化他人的一般信任(generalized trust)(Glanville and Paxton, 2007; Welch et al., 2005)。相比特殊信任，一般信任更能体现社会不同成员对社会的信心和依赖程度，因而，以揭示社会运行机制为使命的社会学者始终把一般信任列为重要的研究主题(Delhey et al., 2011; Nannestad et al., 2008; Park and Subramanian, 2012)。
然而，以往学者更多关注的是西方工业化社会一般信任水平的变化机制及其决定因素，较少关注像中国这样一个正在经历急剧社会变迁的发展中国家。在中国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般信任究竟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基本模式？是什么因素影响甚或决定了这样的基本模式？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能够为既有理论提供鲜活而重要的中国经验，也能够为公共政策的制订者提供明确而具体的参考信息。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中国，一个被广泛接纳的制度安排是始终存在“国家再分配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区隔、共存和联系。这两类基本资源支配制度分别对应于劳动力市场中互为竞争又互为补充的公共部门(public sector)和私有部门(private sector)(Nee, 1996; Nee and Cao, 2005)。本文的研究目标就是探索不同工作部门之间是否会呈现不同水平的一般信任，如果是，则进一步追问：什么样的中间因素引发了不同部门在一般信任水平上的差异？
本文的结构如下：首先，通过理论梳理，对工作在中国不同所有制单位的个体所体现的一般信任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作综述性分析，由此建立本文的相关假设；其次，通过介绍本研究中所使用的数据、测量以及方法，着重讨论如何通过倾向值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的方法来处理潜在的选择性误差(selection bias)，以及如何利用统计中介分析(statistical mediation test)来探究工作部门与一般信任之间可能的中介因素；最后，展示本文主要的研究发现并对这些发现作进一步的讨论。
一、理论框架：不同制度背景下的一般信任 (一) 再分配与市场：两种相异的制度逻辑在社会学研究中，制度通常被看作是“达到某种(特定)状态或者获得某种属性的社会秩序或模式”(Jepperson, 1991: 145)。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个体总是嵌入(embedded)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中，而制度分析的一个重点就是希望通过特定的研究主题(如信任水平、社会分层机制等)来展现某种制度安排带来的社会影响(Powell and DiMaggio, 1991)。以往的一般信任研究大多有意无意地采用了这种制度分析的视角。例如，一些研究对比了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对个体一般信任水平的影响(Dahl, 2000; Held, 2006)。按照什托姆普卡(Sztompka, 1999)的观点，民主化的制度环境可以带来规则的确定性、透明性、稳定性和可靠性，进而促进个体一般信任的提升。除政治制度外，也有学者指出，社会制度环境本身的异质性程度(heterogeneity)也可能影响身处其中的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人们或因为适应了异质化的制度环境(例如多种族国家)而倾向于更加信任一般化他人，或因为无法适应异质化的制度环境而退隐于自己的“小圈子”，进而降低对他人的信任水平(Yamagishi and Yamagishi, 1994; Kesler and Bloemraad, 2010)。总之，个体对他人的一般信任与个体所嵌入其中的制度环境分不开。特定制度环境的某些特征有可能增加或者降低个体对于他人的一般信任水平。
那么，在转型期中国社会中，怎样的制度环境与个体的生存发展最为息息相关？这样的制度环境是否会影响社会成员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显然，与个体生活最为相关的是职业。众多关注中国社会的实证分析指出，现阶段中国存在两种不同的职业制度环境：一类与“市场机制”相联系，另一类与“国家再分配机制”相联系(Nee, 1989; Nee and Cao, 2005; Nee and Opper, 2010)。两类制度环境提供了不同的“约束性条件”(constraints)，从而使生活于其中的个体呈现出不同的单位/部门属性，即某种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割。虽然早期的市场转型理论提出过一个从再分配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理想化模型(Nee, 1989)，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市场机制与国家再分配机制是共存甚至共变的(Bian and Logan, 1996; Bian and Zhang, 2002; Zhou, 2000)。根据这些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目前中国社会的个体而言，市场机制与国家再分配机制代表了影响个人生活的两种重要制度环境。
需要指出的是，现有的对不同制度环境下个体生活的探索主要集中于个人生活机会(life chance)的差异。比如，同样是上大学，再分配制度下可能存在着特殊的录取路径——举荐，但这类举荐在市场制度下则不可能或极少见到(Li and Walder, 2001; Walder, Li, and Treiman, 2000)。研究个体生活机会固然重要，但社会内在制度背景对其成员的影响并不完全局限于生活机会层面。相反，制度背景的社会效果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其中必然包涵它对人们的基本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例如，什托姆普卡(Sztompka, 1999)就认为，相比于收入、入学机会这样的“硬变量”，个体的生活方式、对他人的信任水平这样的“软变量”在社会学领域内的重要性已经越发凸显。因此，这些“软变量”也应当是制度分析需要考察的对象。本文即尝试从“软变量”分析入手，讨论身处市场机制和国家再分配机制中的不同个体在一般信任水平上的差异。
当然，任何一种制度都是通过某些具体的社会设置来体现其影响力的。以往研究者大多是通过分析不同的雇佣部门来探索制度环境的影响(参见Nee and Cao, 2005)。具体而言，在当代中国，有两种不同的雇佣部门近似地对应于两种不同的制度环境：私有部门和公共部门。对应于市场机制的是私有化的雇佣部门，即私有部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跨国公司、私营企业等。在私有部门中，基本的制度规则是市场交换。因此，在私有部门工作的人，其主要社会联系往往集中于市场中的不同参与者，如客户、供应商等。这样形成的社会关系带有“水平化”(horizontal)的特征。在市场上，个人的生活机会主要取决于个体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这导致私有部门中的个体对市场波动非常敏感(如随时会有被解雇的危机)。
与国家再分配体制相对应的雇佣部门是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相比，公共部门的界定比较模糊(Marinakis, 1994)。在中国社会，公共部门一般是指这样一些组织和机构：它们为普通市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并通过政府财政得到相应的经济支持，因此和政府有着直接的联系(Cooke, 2004)。德莫格等人(Demurger et al., 2012)在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之间收入差异的时候认为，公共部门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本文基本接受德莫格等人的划分，但在他们所建立的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国有企业单独拿出来进行分析。这是因为，国有企业彼此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一方面，很多国有企业保留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再分配特征，因此将其划分为公共部门是合理的；但是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不少国有企业丧失了过去政府的财政支持，转而成为自负盈亏的企业，因此也被纳入到市场体制之下，即使它们保留了名义上的国企身份(Nee and Opper, 2007)。所以，我们认为，即使同为公共部门，国有企业作为一个单位类型而言，其特征还是有别于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考虑到这一点，国有企业或可称为一种“类公共部门”(quasi-public sector)。1在公共部门中，基本的运行规则不再是市场交换，而是国家的再分配，因此，身处公共部门中的个体更多地是和不同政治层级的人们接触，从而使得其社会关系更为“垂直化”(vertical)。此外，与私有部门不同，公共部门中的个体，其生活机会更多地取决于个体在政治体系中所处的位置(position)。倪志伟等(Nee and Opper, 2007, 2010)将这种基于个体政治位置的收益称为“政治资本”(political capital)。同市场背景下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类似，政治资本亦意味着某种潜在的收益。但是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相异的是，政治资本的收益不是通过个人的教育或者货币来体现，而是由个人在整个政治机器中的位置决定。不难看出，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体现了国家再分配与市场竞争之间所存在的制度性差异。尽管由国家再分配向市场经济转型而引发的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的分割、互动和共存构成了中国特色的转型实践，但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在制度规范或“约束性条件”上的差异仍极为显著。两者遵循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逻辑：再分配逻辑与市场逻辑。2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测量不同部门的个体在一般信任水平上的差异去呈现不同制度环境对一般信任水平的影响。
(二) 制度差异与一般信任：政治参与度和相对剥夺感再分配与市场这两种不同的制度逻辑除了影响个体的生活机会外，也会影响身处其中的个人对一般化他人的信任水平。其中，至少有两种中间机制在发挥作用：一是政治参与度，一是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1：身处公共部门的个人较之身处私有部门中的个人会对一般化他人有更高的信任水平。
个人的政治参与度与个人的一般信任水平息息相关(Putnam，2000)，政治参与度高的个体更容易与他人打成一片，并将他人纳入自我的“道德共同体”之内，从而对一般社会成员抱有较高的信任度(Uslaner, 2002)。本文认为，个人的政治参与水平会呈现出部门间的差异。其中，身处公共部门的个人会比私有部门的个人有着更高的政治参与水平。一般而言，个人的政治参与水平体现在主观、客观两个方面。主观的政治参与通常以个人的内在政治效能感(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来测量，而客观的政治参与则需考察特定活动的参与状况。内在政治效能感是指个人对于自身政治参与能力的评判(关于内在政治效能感的梳理，可参见Caprara et al., 2009; Morrell，2003)。3很多研究(例如Rosenstone and Hansen, 1993)都指出，个人的内在政治效能感是影响个人政治参与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传统的政治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研究认为，个人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往往由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决定(Gimpel, Lay, and Schuknecht, 2003)，但是，最近的研究则开始关注“社会政治学习机制”(sociopolitical learning mechanisms)的作用，即探索个人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培养出内在政治效能感。这些研究指出，个人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并不必然通过正规的教育才能够获得，相反，内在政治效能感也可以在超越正规教育之外的某些制度环境下培育出来(Beaumont, 2011; Jennings and Stoker, 2004)。在这一点上，社会政治学习机制的视角和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路径相一致(Hall and Taylor, 1996)。按照新制度主义的逻辑，人们在特定的制度规则下会通过诸如“习惯形成”(habit-formation)与“认知推断”(cognitive inference)这样的方式形成有利于政治参与的行为方式与价值取向(Rothstein and Stolle, 2003)。在现有的有关社会政治学习过程的研究中，彼芒特(Beaumont，2011)指出，那些有助于提升个人政治活动体验、培养政治技能以及熟悉政治话语(discourse)的制度环境能够显著提升个体的内在政治效能感。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发现，相比私有部门而言，公共部门中的个体更有机会接触各类政治性实践，包括组织或参与各类政治活动以及与不同政府部门频繁互动。通过这些实践，公共部门中的个体也就更有机会培养自身的政治技能，例如对相关政策或决策过程的熟悉程度及其驾驭能力等。鉴于此，公共部门中个体的平均内在政治效能感应当强于私有部门，从而有更高的政治参与可能性。除了主观的内在政治效能感以外，公共部门中的个体更高程度的政治参与度也会体现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在当代中国社会，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是社区选举，即通过参与当地社区自治管理机构的选举活动来参与政治活动(郭圣莉，2010；李辉，2008；熊易寒，2008)。因此，本文认为公共部门的个体可能比私有部门的个体有更高的社区选举参与度。这一假设的提出既基于前述公共部门所具有的更高的内在政治效能感，也基于当代中国城市基层选举所带有的强烈的政府主导性。不少关于城市社区的实证研究都指出了城市基层选举所具有的“自上而下”的特征，其中地方政府(如街道)的强力介入意味着地方选举往往会采取一种公共部门的政治逻辑。与此同时，针对社区选举中“积极分子”的研究也指出，社区内那些积极投身于社区选举的人存在诸如“荣誉”、“政治关怀”等诉求，“对那些习惯于体制内组织化生活的人来说，社区在很大程度上是单位的替代品”(郭圣莉, 2010：85-86)。结合上述讨论，本文提出：
假设2：身处公共部门的个体有可能因为具有较高的政治参与度而呈现出更高的一般信任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基于西方社会的研究更侧重于分析个体如何在自愿性的社会团体中培养内在政治效能感(例如Putnam, 1993)。但是，由于目前中国类似的基于横向联系的自愿性社会组织发展得并不是十分成熟，它对个体政治参与度的促进作用仍十分有限。比较而言，虽然公共部门的制度逻辑按照倪志伟等人的分析更多的是基于一种纵向垂直性的政治资本，但是这种政治资本本身却依旧能够有助于提高彼芒特所强调的政治体验水平、政治技能培养以及政治话语的熟悉程度，从而提高个人的内在政治效能感，提升潜在的政治参与度。
除了政治参与，相对剥夺感是另外一个中介于工作部门与一般信任之间的潜在的变量。根据罗西曼(Runciman，1966)的经典定义，相对剥夺感是指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的一种心理状态：(1)某个个体没有X，(2)他/她看到其他个人拥有X，(3)他/她也希望拥有X，(4)他/她认为自己拥有X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满足这些条件，相对剥夺感就会产生。在以往的研究中，相对剥夺感通常表现为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认定以及社会资源占有程度的满意度。这种认定和满意度已经被证实同一系列负面心理状态存在极强的内在联系。布罗克曼等人(Brockmann et al., 2009)在研究中国社会时发现，相对剥夺感是解释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居民低幸福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关相对剥夺感的研究对本文的重要启示在于，相对剥夺感在中国社会并不是平均分布于不同个体的。具体来说，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个体相比在私有部门工作的个体有着更低的相对剥夺感。胡安宁(Hu, 2013)在研究中国社会居民的幸福感时发现，身处公共部门的个人依然受益于公共部门的再分配逻辑，因此能够更多地享受到住房补贴、医疗服务、岗位津贴等再分配收益。此外，公共部门的雇员还能够较容易获取到诸如子女入学优待这样的社会资源。所有这些资源的获取都与公共部门的再分配制度紧密相连。有学者(Yu, 2008)还看到，公共部门或多或少地保留了改革前国家再分配的基本特征，因此，身处其中的个人会较少受到市场转型的冲击。换句话说，公共部门雇员较之市场风险抵御程度低的私有部门雇员，其生活和工作环境更为稳定。这种稳定意味着公共部门的劳动者有着较低的相对剥夺感(Hu, 2013)。相对剥夺感历来都是衡量个体社会认同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对个人的一般信任水平具有重要影响(Wilkinson and Pickett, 2006)。综上，本文提出：
假设3：公共部门相对私有部门会表现出更高的一般信任水平，因为公共部门成员有较低的相对剥夺感。
概括而言，本文的基本论点是：身处公共部门的个体相对于身处私有部门的个体会表现更高水平的一般信任；这种一般信任水平上的差异可以归因于公共部门成员具有更高的政治参与能力和更低的相对剥夺感。这些假设和变量之间的关系可用图 1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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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概念模型 |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本文认为一般信任水平和工作部门之间的中介变量可能是政治参与度及相对剥夺感，但我们并不认为这两个可能的中介变量能够完全解释一般信任水平在不同工作部门之间的差异。除了它们，完全有可能有其他的中介变量在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更多属于探索性研究。
二、数据、测量与方法 (一) 数据本文采用的数据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城市部分的资料。类似于美国的综合社会调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定期收集中国社会居民的基本信息及其对于特殊研究主题的基本态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采取的是多层次分层抽样的方法，其调查对象涵盖了中国内地绝大多数的省份和地区(港澳台除外)。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数据是目前为止的最新公开数据，其中，关于个体一般信任水平与其工作部门的基本信息以及一系列其他控制变量都已经被涵盖，因此，就本研究主题而言是比较理想的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城市部分的样本量为7 091个。
(二) 测量本文的主要因变量是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同以往的研究一致，本研究采取的测量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内被广泛使用的一个题目，即：“总的来说，您是否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对该问题的回答被区分为五个水平，分别是：1=完全不同意；2=比较不同意；3=无所谓同意不同意；4=比较同意；5=完全同意。这个测量一般信任水平的问题已经在很多经验研究中使用，测量信度较高。
本文的关键自变量为单位类型。在本研究中，单位类型有三个选项，分别是：1=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2=国有企业；3=外资企业与私营企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本身与公权力相关联，因此可看作是比较典型的公共部门。对于国有企业，基于上文所述理由，我们将它看作是某种“类公共部门”。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与国家公权力的联系要比国有企业弱很多，因此可以认为外资企业与私营企业主要体现的约束性条件是市场机制。
依上述理论假设，两个中介变量政治参与度和相对剥夺感的测量分别如下。
(1) 政治参与度。本研究拟从“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参与社区选举的行为”这两个方向作具体测量。测量内在政治效能感的有四个题目，分别是：对政府工作的理解程度(“政府的工作太复杂，像我这样的人很难明白”)、对政府的影响认定(“像我们这样的人，对政府的决定没有任何影响”)、政治参与能力认定(“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参与政治”)以及担任政府职务能力认定(“如果让我当政府干部，我也完全能胜任”)。对这些问题，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受访者有五个选项：1=完全不同意；2=比较不同意；3=无所谓同意不同意；4=比较同意；5=完全同意。为综合上述四个内在政治效能感的问题，本文首先采取因子分析方法计算因子得分(factor score)，由此生成一个新的内在政治效能感的自我认定变量。4对社区选举的参与，研究采用的测量问题是：“上次居委会选举/村委会选举，您是否参加了投票？”被访者有两个选项：1=是；0=否。
(2) 相对剥夺感。本文采取胡安宁(Hu, 2013)的研究中所使用的题目，将相对剥夺感分为经济地位相对剥夺感与社会地位相对剥夺感两种。对经济地位相对剥夺感所使用的测量问题是：“考虑到您的教育背景、工作能力、资历等各方面因素，您认为自己目前的收入是否公平？”(1=不公平；2=不太公平；3=一般；4=比较公平；5=公平)。而社会地位的相对剥夺感则使用个体对于自身社会地位的认定来测量，其中被访者需要在从10(社会上层)到1(社会底层)这10个等级中做选择。这里的自我阶层认定是被访者在考察社会他人的基本情况并与自身情况进行对比后得出的，因此是对社会地位相对剥夺感的一个有效测量。
此外，本文还考虑了一些控制变量，包括性别(1=女性；0=男性)、年龄、教育水平(1=大学教育；0=其他)与个人收入水平等。其中，性别、年龄与教育水平是众多研究中普遍采用的控制变量。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研究之所以控制个体收入水平，是希望能够探索政治参与度与相对剥夺感的纯效果(net effect)。换句话说，本文希望研究结论是在控制了单位的收入水平之后得到的。否则，这些中介变量的效果就无法与个人从单位中获得的经济收益分离开来。5基于这个考虑，下文的分析控制了个体的年收入。
(三) 统计方法在传统的分析单位效应的研究中，一个被长期忽视的问题是选择性误差。选择性误差从理论上讲是由于个体进入某个项目的概率不同造成的(Lohr, 2010; Winship and Mare, 1992)。具体到本研究，选择性误差是指个体进入特定类型单位(例如公共部门)的概率受一些其他因素影响，而这些因素有可能同时影响我们关心的因变量，即一般信任水平。例如，一些女性可能因为本身对于社会服务有着比较高的热情，从而更倾向于在公共部门工作。同时，性别也是与一般信任水平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女性的一般信任水平高于男性。此时，如果单纯看工作部门间的信任水平差异的话，我们并不知道这是由部门内在制度逻辑上的差异造成的，还是由不同部门间性别比例上的差异造成的。因此，如果不对选择性误差做处理，我们的结论有可能无法反映单位类型与一般信任间的实质性关系，而受到类似性别这样的混淆变量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来处理潜在的选择性误差问题(Guo and Fraser, 2009; Morgan and Winship, 2007; Rubin, 1997)。倾向值是指个体进入某个类型单位的概率，这个概率是通过综合考查各种潜在的混淆性变量预测得来的；而倾向值匹配则将特定单位中的个人与另外一个或多个来自另外单位的个人进行配对，这种配对的依据在于他们的倾向值得分是接近的。这些配对起来的个体构成了一个匹配的样本。由于选择性误差是指个体进入特定单位概率上的差异，因此，一个匹配过的样本已尽可能地处理了选择性误差。6在本文中，我们考察的预测倾向值得分的变量包括父母亲的工作单位(1=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有企业；0=外资企业与私营企业)、性别、年龄、民族(1=少数民族；0=汉族)以及教育水平(1=大学教育；0=其他)。
得到匹配样本后，我们通过常规的线性回归模型(OLS)来探索单位类型和一般信任的关系。之所以采用线性回归模型而不是排序Logistic模型，主要是考虑到模型之间的对比问题。在排序Logistic模型中，由于方差的异质性，模型系数之间的对比可能会存在“不可比”的问题(Mood, 2010; Williams, 2009)。根据穆德(Mood，2010)的建议，本文采用传统的回归模型来解决此问题。对中介机制的分析，本文采取索博尔中介分析法与古德曼中介分析法。7由于中介分析依赖于多个模型的系数值和标准误，因此为了做到模型的可比性，我们采用了同样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与收入(具体测量参见上文论述)。通过控制同样的变量，我们尽可能地防止由于控制变量的不同带来的人为系数差异和中介效果。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匹配样本中采取了多元插补(multiple imputation)的方法处理缺失值。具体而言，我们依据链式方程(chained equation)填充的方式建立了五个拓展数据，然后根据鲁宾(Rubin，1987)所提供的公式，计算新的标准误并综合统计量(例如回归系数)。
三、主要研究发现 (一) 描述性发现本研究所用变量的描述性信息参见表 1。由表 1可知，中国城市居民的一般信任水平处在中等偏上，其均值在1-5之间达到了3.42。由表 1还可发现，大于26%的城市居民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中工作，在国企工作的不足20%，但却有超过半数的城市居民工作在外资或私营企业。就本研究所涉及的中介变量而言，表 1说明个人对自己的阶级认定是偏低的，在1-10的等级范围内其均值低于5，但是其他中介变量的水平在1-5之间，还是维持在中间偏上水平。例如，收入满意度的平均水平在2.79，而其他四个测量内在政治效能感的变量取值水平均在2.5左右。此外，接近一半的城市居民曾经参与所在社区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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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描述 |
为了更为直观地观测不同工作部门成员在一般信任水平上的差异，我们计算了一般信任水平在不同单位之间的均值差异。图 2展示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及国有企业、外资/私营企业这三类工作部门中的个体所呈现的平均一般信任水平。其中，针对每一类单位的点代表了一般信任水平的均值，而每个点上下的区间代表了95%的置信区间。如果不同单位类型的置信区间存在很大程度的重合，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两类单位内部的成员在一般信任水平上并无显著性差异。反之，不同单位成员的一般信任水平则互不相同。通过图 2可以发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与国有企业在95%的置信区间水平上有很大重叠，但是二者都明显高于外资和私营企业的95%的置信区间。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一般信任的平均水平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国有企业与外资/私营企业有显著差异。换言之，虽然本文一开始设定了三种单位类型，但实际上就一般信任而言，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这些“公共部门”与国有企业这个“类公共部门”之间不分彼此，保持着相当一致的信任水平。有鉴于此，本文下面的倾向值匹配分析在计算倾向值得分时会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国有企业并为一类，即公共部门，而将外资企业与私营企业划分为另一类，即私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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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单位成员之间的一般信任水平 |
综上所述，图 2的发现告诉我们：中国城市居民的一般信任水平的确体现出了某种跨部门的差异。相比于公共部门，在私有部门工作的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明显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设1。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图 2的发现仅仅是基于原始样本进行的描述性分析，因此有可能会受到选择性误差以及没有控制变量这样的问题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基于下面得到的匹配样本，结合控制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外资企业与私营企业在统计边际上的确体现出了更低水平的一般信任，而公共部门之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与国有企业)则没有体现出显著的差异(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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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于匹配样本的回归分析 |
为了处理潜在的选择性误差，本文首先对倾向值得分进行了估算，然后通过倾向值得分建构匹配样本。以一个两分的单位类型(1=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有企业；0=外资企业与私营企业)作为因变量，我们拟合了Probit模型(见表 3)。通过该模型可以看出，父亲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其子女会有更高的可能性也在公共部门工作。此外，年龄、教育因素同样影响个体工作部门的选择。依据社会学研究中的一般经验标准，这个Probit模型的虚拟R2达到了比较高的12%，因此可以认为该模型考虑到的变量对个体能否进入公共部门工作具有一定的预测力。在计算倾向值得分之后，按照邻近匹配的原则进行了样本匹配，将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内的个人进行了配对。匹配过程满足公共支持(common support)的相关检验，最后得到的匹配样本量为3 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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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预测倾向值得分的Probit模型结果 |
基于匹配样本，研究首先通过多元回归模型来分析相关中介变量与一般信任水平之间的关系。表 4呈现了政治参与度与一般信任的回归分析结果。由表 4可发现，无论是“内在政治效能感”还是“社区的选举参与”都与个体一般信任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这两个变量的显著性在将二者同时纳入模型以后并没有消失，且二者的回归系数亦基本没有大的变化。这些发现表明，作为中介变量之一的“政治参与度”会显著影响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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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政治参与能力对一般信任水平的回归分析结果 |
表 5展示了另一中介变量“相对剥夺感”与一般信任水平的分析结果。同样，无论是个人的阶级认定还是对收入的满意程度都与一般信任水平显著相关。与我们的常识一致，那些对个人阶级的自我认定相对较高以及对收入水平比较满意的个体具备更高的一般信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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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相对剥夺感对一般信任的回归分析结果 |
由表 2可知，当不控制政治参与度和相对剥夺感时，单位类型与一般信任水平显著相关。那么，是否政治参与度和相对剥夺感起到了中介于单位类型与一般信任水平之间的作用？表 6的中介分析结果可以告诉我们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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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中介分析结果 |
表 6表明，无论采取哪一种中介分析方法，内在政治效能感与社区选举参与都能在0.05的置信水平上中介于单位类型与一般信任之间。其中，内在政治效能感对单位类型的一般信任效果的解释比例达13.96%，而社区选举参与对于整体效果的解释比例达13.48%。除政治参与度之外，本文也发现，无论是经济地位相对剥夺感还是社会地位相对剥夺感都能够显著地中介于单位类型与一般信任之间，其中经济地位相对剥夺感的影响更为明显，它对整体效果的解释比例达到11.22%；虽然社会地位相对剥夺感也能够显著地中介于单位类型和一般信任水平之间，但是其影响较为微弱，解释比例仅为2.57%。
四、结论与讨论市场制度与国家再分配制度作为目前中国社会的两种基本制度环境，向来是海内外学者研究转型中国社会的核心议题。既有研究相信，身处这两种不同制度环境中的个人在其生活机会的获取方面会呈现不同的模式(参见Demurger et al., 2012; Xie and Wu, 2008; Zang, 2002)。本文基于有关这两种不同制度环境的既有讨论，将关注点从生活机遇转向不同的制度环境如何影响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本文基本的研究结论是：不同的制度背景对个体一般信任水平具有显著影响。相比私有部门(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个体具有更高的一般信任水平。这种在一般信任水平上表现出的跨部门差异，其实反映了当代中国不同的制度环境所带来的非物质性的社会影响。
为什么公共部门会比私有部门表现出更高水平的一般信任呢？基于既有的研究，本文假设：公共部门的个体因其较高的政治参与度、较低的相对剥夺感而表现出高于私有部门的一般信任水平。用倾向值匹配法尽可能控制潜在的选择性误差后，我们发现，政治参与度和相对剥夺感作为中介于工作部门与一般信任水平间的解释机制是显著的。具体来讲，在公共部门中工作的个体不仅在态度上对自己的内在政治效能感有较高的认定，而且在行动上也能积极参与居委会社区的选举。这种态度认定和行为参与大大提升了他们的一般信任水平。此外，公共部门的雇员无论是在社会地位还是在经济地位方面都有比较高的自我认定，从而体现出更低水平的相对剥夺感。这一发现和胡安宁(Hu, 2013)的研究所呈现出的跨部门间的显著相对剥夺感差异是一致的，而低水平的相对剥夺感同样有助于公共部门中的个体建立更高水平的一般信任。
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传统中，一个被长期关注的研究主题是公共机构如何影响社会的一般信任水平。很多研究往往强调国家这一机构本身对一般信任的负面影响，例如，普特南(Putnam，1993)在意大利所做的经典研究强调了意大利南部社会资本的匮乏、社会信任的缺失以及相应民主制度的不完善，而很多后续拓展研究将意大利南部的这些特点归咎于当地政府的强大影响力(Huysseune, 2003)。同样，针对东欧、前苏联等国家的研究也在反复强调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强政府”机制对于社会一般信任水平的破坏作用(Flap and Volker, 2003；Dowley and Silber, 2003；Iglic, 2003)。那么，在当代中国社会，政府机构以及与政府机构有着密切联系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国有企业是否如理论所假设的那样会对社会的一般信任水平产生抑制作用呢？本文的发现反驳了这一观点。身处公共部门中的个体同私有部门中的个体相比，不仅没有表现出对一般化他人的低信任程度，相反，通过诸如政治参与、相对剥夺感这样的中介因素表现出了更高水平的一般信任。在这一点上，本研究指出了公共机构对一般信任水平可能存在的正面效应和中间途径，这些发现对已有研究而言是重要的理论补充和扩展。
需要进一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基于平行性市场关系的私有部门没有能够像其他西方国家那样提高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呢？众所周知，从普特南1993年的经验研究开始，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理论假设是：基于横向的、自愿性的社会组织能够有效地提升社会资本及社会信任。但是，这个假设却没有在本研究中得到证实。这是否意味着公民参与网络的横向联系在中国无法起到推动社会信任的功能呢？对于这个问题，本文认为不能够简单地提供一个是与否的答案。这是因为，在目前中国社会，市场部门和公共部门相比，其整体组织性水平要低很多，因此，已有研究所强调的那种横向自愿性的社会联系，其发展是十分有限的。正因为如此，本文所发现的私有部门的低水平一般信任或许不能简单仓促地归因于在中国社会平行性的市场关系对一般信任“失效”，而应当更多诠释为平行性市场关系还没有发展成熟到一定程度，从而影响一般信任。按照这种思路，随着未来中国社会平行性社团网络(例如同业工会等)的发展成熟，我们或可期待私有部门中的个体表现出更高水平的一般信任。
注释
1.在德莫格等人(Demurger et al., 2012)的研究中，集体企业被称为“半公共部门”(semi-public sector)。之所以称之为半公共性的，是因为它们从属于一种集体而非国家所有权。相比于集体企业，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仍归于国家，因此其所有制性质并不能称得上是“半公共的”。
2.在这里，市场机制与国家再分配机制、公共(包括类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的区分严格来说都属于韦伯意义上的理想型(ideal type)。现实中，私营企业与公共部门之间并非完全隔绝，不仅私营雇主和雇员无时不在与公共部门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直接联系, 而且两个部门还存在一些共通的、相互借鉴的管理运行机制(Stark, 2003)。同样，在转型期中国社会，市场机制和国家再分配机制也是彼此互动甚至彼此渗透交叉的(Lin, 1995; Oi, 1995; Walder, 1995)。
3.外在的政治效能感则是指政府对个人诉求的回应水平的评判。
4.其中，对政府工作的理解程度和对政府的影响认定这两个变量选项的回答选项的排序在因子分析前进行了逆转，最后提取出来的一个公因子解释了这四个变量50%的方差。
5.对于大多数城市居民而言，主要的经济收入来自于工作收入，即工资收入。因此，为了考察个体所处的部门类型对于一般信任水平的影响，本研究认为有必要将收入水平作为控制变量来处理。
6.补充分析发现，这个样本量对于本文下面的分析是足够的，并不会对本研究的统计检定力(power)产生影响。对于倾向值匹配的基本逻辑与实施过程，参见胡安宁(2012)。
7.为了进行索博尔中介分析法与古德曼中介分析法，本文将国有企业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合并，从而保证自变量是一个0-1变量。这种合并的依据在文中会有讨论。有关这两种中介关系分析方法的具体原理，可参见麦金农等人(MacKinnon et al., 1995)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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