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出现了因国有企业改制(以下简称国企改制或改制)而引发的规模不等的工人表达诉求的现象, 如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2009年7月的“通钢事件”便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罗昌平等，2009)。参与此类被席尔瓦(Silver, 2003:20)称之为“波兰尼式劳工抗争”¹的，是那些被市场转型逐渐消解的传统工人，他们过去是体制内的一部分，而如今他们不得不随着体制的转变而开始自身的转型。由类似“通钢事件”的一系列现象中人们可以看到，参与类似集体行动的工人数量有时能以成千甚至上万计，而且其过程往往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有学者注意到，这种数量规模及持续性特点不仅源于国有企业自身的规模，同时也从客观上体现出了传统国企的那种融工作、生活于一体的单位体制之综合性的社区特征。²由于这种工人社区的存在，抗议和斗争获得了承载的物质基础，并且能够形成积聚能量的效应。³

笔者认为，有一定规模的产业工人群体性的诉求现象之所以发生，是与国企改制过程中国家与工人阶级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并对产业工人的生产、生活造成巨大影响有着内在关联的。一方面，国企改制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而是一种整体性的结构变迁过程。如果类似“通钢事件”的情况发生在一个完全在市场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企业中，其股本结构的变化对于大多数员工来说或许不会产生什么实际的影响。因而，类似于决策是否一定需要事先征求工人意见的问题，几乎不会有人对此展开持续的追问；员工对企业并购后的前景是乐观还是忧愁，同样也不是人们重点关注的核心问题。考虑到在市场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企业与传统国企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异，考虑到国企改制本身体现着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急剧变动的实际状况，本文试图将研究视角聚焦于这一问题。另一方面，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还原国企改制结构性变迁的视野下来探讨这一问题，因为，这不仅是理论的要求，也是现实的需要。埃文斯(Evans，1995：45-47)、考克瑟等人(2009：589)都注意到，让工人直接面对国家是危险的。如果破坏了国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系纽带，或者没有及时弥补和修正结构的缺口与错误，那么，可能的结果是市场力量的毫无控制，并最终导致社会问题的恶化。

虽然“国家变量”对工人阶级的形成路径、形成模式以及对工人运动策略的影响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Zolberg, 1986；Katznelson and Zolberg, 1985；Lipset, 1983；Lorwin，1958；陈峰，2009；李静君，2006；刘建洲，2006)，然而，笔者注意到，有关国家与工人阶级问题的研究实际上不限于此。尤其从中国内地的实践来看，无论是对改制前还是改制后的国有企业而言，“国家变量”都只是国家与工人阶级结构的一部分，并且也是通过结构的变迁才能对工人产生影响的；同时，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也唯有在这种结构化的背景中才能得以清晰地显现。具体来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呈现为一种国家运用直接全面覆盖的政治权力，以单位为轴心展开的准全能主义的国家—单位—工人阶级结构；而国企改制以来，国家政治权力逐渐呈现碎片化的威权趋势，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的轴心转变为资本，其关系围绕着资本展开而逐渐形成为一种碎片化威权主义的国家—资本—工人阶级结构。

从国有企业逐渐进入市场的过程来看，市场化本身的力量，以及以发展为导向的政治权力同资本的结盟，使得资本成为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的轴心，并形成了对工人的严重剥夺。值得注意的是，其剥夺并非只体现在经济层面，还涉及其基本权利甚至是他们对“公道”、“道义”(Chen, 2000)等价值诉求权利的层面。笔者认为，这才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因为，如果说前者是他们即将或已经逐渐得到的权利，而后者是他们可能永远失去、或必须以组织化的力量才能争取的权利。从国有企业逐渐退出社会的过程来看，全面覆盖的政治权力体系伴随着单位体制的变革逐渐解体，国有企业经历了“社会职能移交和辅业剥离”(罗昌平等，2009)，这同时也意味着国有企业全面解除了原来对职工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于是，从国家经由企业直到工人个体的这条纽带逐渐成了一种纯粹经济性的联系。而在工人方面，则形成了“两种劳工力量和两种劳工运动”⁴的现象。由此说来，“工业公民权”(陈峰，2011)的维护不但需要以全国总工会为代表的体制内工会的力量，还需要体制外工人自发的力量来充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资本为轴心和以单位为轴心的两种国家与工人阶级结构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再是一个自足的、可以自我维持的体系，相反，要使其保持稳定和秩序，就需要国家—法制—工人阶级与国家—组织—工人阶级的辅助结构予以支撑，从权利的角度来看，前者侧重对工人一般公民权的保护，后者则侧重工业公民权的取得和维持。

一、国家—单位—工人阶级：准全能主义结构及其影响 (一) 准全能主义结构的本质：单位体制与社会契约关系的两端

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在本质上是接近纯粹政治化的，裴敏新(Pei, 2006:1, 18)将其称之为“准全能主义”(quasi-totalitarian)的国家。一方面，由于具有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能够在事实上全面占有生产资料，使得国家不仅能够控制资源和机会，而且得以对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渗透、控制和监管(Walder, 1995b:8;Yeh，1997)；另一方面，在劳工事务层面，国家得以在工人运动可能产生有效力量之前能够有意识地、系统地对工业关系实行干预，建立起了一种全能型的结构。⁵这是一个国家运用政治权力通过单位轴心实施全面覆盖的过程，⁶国家的主动性、先发性和工人的被动性、后发性同时出现，并形成了国家对工人的“庇护关系”以及工人对国家、单位的“依附”化。魏昂德(Walder，1986：13-22, 97)在经典的“新传统主义”理论中将之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即工人在经济、社会上依附于企业；在政治上依附于工厂的党政领导；在个人关系上依附于车间的直接领导。李路路(2002)甚至进一步指出，工人对工作场所的全面依附实际上乃是工人个人对国家的依附。

“庇护”、“依附”的单位体制在纵向上表现为国家与工人阶级施恩、回报的互惠关系网络。很多学者(White，1996；Chen，2000；Friedman and Lee, 2010；Lee, 1999, 2007；刘建洲，2009)将之概括为“社会契约”关系，认为其内容是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利益交换，结果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利益共同体。“社会契约”关系具体表现为单位体制下的工人以政治上的沉默换取了广泛的福利待遇以及宽松的工作场所(Gallagher，2005b)。实际上，与其说是沉默，不如说是工人群众对准全能主义下单位体制的认同和接受。在一定的国家—单位—工人阶级的结构中，工人所获得的“不只是物质好处，而是一个阶级的内心骄傲”(贾樟柯，2009:1)。同时，倚重工业建设的计划经济国家还为工人提供终身的职业、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和大体平均的工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契约的关系是政治合作关系。有学者认为这一社会契约实际是隐含性的(White，1996)、是心照不宣的(Chen, 2000)，而不是一种显性的形式。它最终体现为单位层面上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谈判、协调机制，这种机制以一种非正式的、庇护的方式展开。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社会契约下的国家与工人阶级以一种互惠的、利益共享的方式存在，但双方实际上处于不对等的状态。作为国家和工人之间的联系机构、作为工人利益组织化的中介(张静，2003)，单位是国家与工人建立组织联系的关键环节，它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刘建军(2010a)认为，这是由单位内部成员的工作和生活造就的，后者使得表面上由国家权力体系创造和构建出来的单位，在客观事实上呈现为一个与国家意图并不完全一致的生活和交往形态。张静(2001：7)指出：无论单位在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系中实际上起强化(促进)还是削弱(分割)的作用，单位都是中国城市社会的基本细胞，是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的关键媒介(李汉林，1993；Wu，2002；刘建军，2000：43)，它首先是国家组织的延伸(Wu，2002；李路路、王奋宇，1992)，并在事实上被纳入国家行政结构之中(李猛等，1996)。单位身无权自行招用劳动力，而要按国家下达的用工指标招工。用人单位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和监督劳动者以完成政府下达的生产计划而非经营决策。工人个人没有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必须服从国家的统一就业安置和分配。

随着与上述结构相适应的劳动关系的建立，单位中的工资分配、保险福利等都由国家统一制定政策，统一进行调整，因此，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并非是真正的雇佣关系的主体，实际构成劳动关系主体的是非常抽象的国家与工人，劳动关系的各个方面的事务都由国家统一计划、统一部署、统一实施(乔健，2007)。但是互惠的“社会契约”关系保证了工人各个方面的权利和利益，无论是经济性的，还是社会性的、政治性的都能够通过相应的机制，实现普遍的、不充分的供给。刘建洲(2009)认为，从1986年合同制开始实行到1995年全员合同制的实现，是国家停止原有社会契约的一个分水岭。这实质上是用一种个人与企业的市场化契约，替代了原来的社会契约，也就是说，建立在身份基础上的“社会契约”被建立在劳动力市场基础之上的“市场契约”逐步取代，并构成了中国传统产业工人阶级“再形成”与“消解”的重要背景。而李静君(Lee，2007)则将其概括为从“社会契约”到“法律契约”(legal contract)的转变。尽管提法不同，但“社会契约”的解体是被确认的事实，而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在准全能主义结构转变之后，也开始向以资本关系为主、以组织和法制关系为辅的方向发展。

(二) 准全能主义结构的影响：“非同质内聚”及其延续

“庇护”、“依附”的单位体制在横向上表现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分割与工人阶级的分裂，它不仅构成了过去全能主义结构的主要特征之一，同时也被延续到了国企改制过程之中，并影响了工人抗争的范围、形式和内容。作为一种“蜂窝状”(White，1996；Lee, 2007)、“组织马铃薯”(刘建军，2010a)结构的城市组织形式，单位首先将国家权力分隔在不同的“条”、“块”之中，由于单位自身的独立性，它们有可能从不同程度上消解国家权力的影响，或形成权力控制的单位差异。这种单位体制也同时将工人分隔在不同的区域、领域之中。在城市中，这些差异实际都被转化为不同的单位身份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是刚性的、永久的、垄断性的，一旦单位中的成员失去这种身份，被排除在单位体制之外，他几乎无法生存。诚如张静(2001：4)所指出的，“从一般的社会评价来看，不是身份决定一个人的工作单位，而是工作单位决定他的身份”。这是一种“非同质内聚”的社会组织方式。

在过去，正是由于工人的利益被分割在各个不同的、“封闭的”(Naughton，1997)单位范围内进行处理，从而分散了工人抗议行动的内容、形式和规模，客观上降低了面向国家层面或社会公共领域的政治压力(张静，2001：7)。陈峰(Chen，2000)指出，单位的分割形式在改制过程中依然深刻影响着工人的政治行为。在国企改制中，几乎所有的工人抗议活动，都是以单位为基础进行的，所提的要求也仅与本单位有关。这未必是国家有意安排的结果，而更可以说是源于国企工人的内在因素。即虽然市场转型不断推进，单位体制逐渐瓦解，但国企工人单位体制的内在规定性不会很快消失。因为长久以来国企工人具有同样的生活方式和相似的生活机会(Lee, 1999)，自我封闭的单位导致了“社会生活的分割”，这种分割限制了工人接触社会生活的范围。国有企业长期扮演的家长角色也使工人觉得他们的利益是与企业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强烈地感受到工厂不单单是管理自身的单位，同时也是工人自己的。这些体制形成的内向习性继续影响着工人的政治行为。正如苏黛瑞(Solinger，2000)和丁志强等人(Ding，Goodall and Warner, 2000)指出的，以单位为基础的社会服务的残余仍然是牢固联系工人阶级和国家之纽带的一部分。

然而国企工人并不是一个整体，计划经济时期的身份差异在市场化改革中被延续下来，工人内部因身份不同而明显地分为四个利益群体(国企退休职工、全民所有制固定工、国企合同工以及国企内部的集体企业职工)，并在同样的体制环境下，选择了不同的行动策略(吴清军，2010)。不过，他们的行动很少超出企业的范围，其要求也都是针对企业本身，很少涉及总体性的社会诉求。当国有企业试图摆脱社会责任，展开以减少成本、提高效率为取向的市场化改革时，工人的权利和利益成了被牺牲的对象。在没有足够组织和法制因素保障工人能够同企业有效博弈的情况下，改制的不断深入也使得不满逐渐升级(汪晖，2006；刘春荣，2009)，他们或采取上访、告状的策略，或以“护厂”等方式来进行抵制，但其内容仍然是针对单位本身的，最典型的就是“护厂”运动，其范围和目标也仅仅局限于厂区，工人们占领工厂，试图阻止重组计划的实际操作(Chen，2003b)。即便是工人不得不通过单位之外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譬如走上街头或者到政府部门示威，这一过程的实质往往也是单位化的。参与者通常以单位进行组织，提出的要求仍然是针对工作单位的，并不直接对国家政策提出挑战(Chen，2000)。

虽然改制造成的劳动冲突深受工人单位身份的持久影响，较少超出单位的范围，且最终也未能形成工人阶级总体意识。但是工人对单位身份的认同可以说还是抗议的根源所在，它们被改制过程中的腐败、不透明等问题激发起来，形成不断的劳动冲突。陈峰(Chen，2003b)将其描述为国企工人抗争的“道义经济学”倾向，认为工人在抗议中诉诸的权利观念，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根植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那种权利观念。他们尚未能够依据已经变化了的所有制关系，重新解释和定义自己的权利，并为争取这种权利而斗争。吴清军(2007, 2008)补充了这种看法，他认为国企工人在市场转型中追求的权利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原来通过隐性契约的方式所承诺的终身就业和福利保障权利；另一类是国家为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置换工人身份过程中通过法律制度和社会政策赋予的权利与利益。这两类权利的丧失造成了国有企业劳动冲突的主要特点，即使得国企工人产生了既被国家背叛，又被市场排斥的感觉。这也就是李静君(Lee，2007:159)所称之为“锈带”的劳动冲突的特点。

新的国家与工人阶级结构的构建实际上还是要依照上述两种权利展开，只不过权利的观念和内容相较过去需要作出较大的改变。一方面，资本对国企工人造成的剥夺更多的是纯粹的经济现象，是潜在化的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必然要求，它涉及的一般都是维持一种最基本生存权利和生活保障，即一般公民权。作为维持国家—资本—工人阶级结构平衡的辅助，法制辅助结构的主要内容即是一般公民权的保护与实现。另一方面，国企通过改制，摆脱了传统计划经济所规定的企业对地方社会的义务，由此也终止了国家同工人阶级之间的社会契约，结束了二者之间的互惠关系模式。由于工人的单位身份被公民身份置换，市场化的过程使工人感觉到自己来源于劳动过程之外的权利与利益被削弱、剥夺了(Blecher，2002；Lee，1999；Chen，2000)，尽管国企工人希望继续得到国家的保护(Meng，2000：131)，但他们其实都或多或少地意识到，那些附着在过去单位身份基础上的一部分权益的失去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作为超出一般公民权之外的工业公民权，依然是国企工人可以追求的对象，只不过他们更需要组织化的力量，通过各种体制内、体制外的团体，采取集体谈判的形式获取基本生活保障之外的福利。

二、国家—资本—工人阶级：碎片化的威权主义结构 (一) 碎片化威权主义结构的本质：发展主义与资本扩张

黎安友(Nathan, 2003)认为中国已经完成了从全能主义向一个经典威权主义政体转型的过程。从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变化的特征来看，由于其过去的全能主义结构，由于国家能够先于工人抗争兴起之前干预工业关系，所以国家掌握着改革的主动，并决定了工人仍然处于被动和后发的地位。但是，由于政治体系内分工的逐渐精细，政府部门间的监管变得越来越困难，更由于各个不同部门实际上掌握了对特定资源的控制权，所以，中国的威权主义诚如李侃如(Lieberthal，1992)所言，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碎片化的威权主义”(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周雪光(2011)虽然没有使用这一概念，但他的研究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就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的结构本身而言，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在资源控制权方面存在差异，同资本的结合程度也存在不同，因此他们对劳动关系的态度和行为方面并不完全一致。尽管如此，从准全能主义的国家—单位—工人阶级结构转型过来的碎片化威权主义的国家—资本—工人阶级结构，从总体上说还是相对一致，并具有鲜明特点的。高柏(Gao, 2009)在论述中国的国家面相时指出，转型后中国的威权主义国家和其他的威权主义体制相比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其对经济的重视。由于仍然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使得威权主义国家一旦下定决心发展经济时，其发展速度是惊人的。总之，在这一发展主义⁷理念的指导下，国有企业改制以来的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结构围绕着资本为轴心展开，并由于国家权力的分散而呈现出碎片化威权主义的特征。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国家推动资本产生并逐渐与资本形成联盟的过程。由以上分析可知，这一过程起先于国家自身从准全能主义向威权主义的转型。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是从国家内部官僚体系的转变开始的。王绍光(Wang，1992)曾经将国家的干部划分为职能干部和政治干部：前者管理商品、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他们通过技术、教育水平以及其他能力获取其身份和地位；后者的典型录用标准是政治可靠性。他认为职能干部逐渐取代政治干部长期居主导地位的局面是推动政治改革的重要力量。安戈和陈佩华(Unger and Chan, 1995)认为，国企改制是一个企业权力逐渐转向“技术—管理社会工程师”(the technocratic-managerial social engineers)集团的过程，这个集团显然类似于王绍光所说的“职能干部”群体。一般说来它包括企业厂长、支持改革的官僚等，他们声称已找到使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或多个药方，们斥责工人懒惰，被“平均主义”惯坏。其社会工程计划体现在企业改革方面，则是主张应不惜以牺牲一些官僚的权力为代价来加强厂长经理的权力(费正清，1999：418；Chan，1993；Cheng and White Ⅲ，1991)。

但是，经济领域的改革事实上并非直接从国企开始，资本最初也并非产生于计划经济体制内部。加拉格尔(Gallagher，2005b：1)指出，中国最初在经济领域的变革是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相对自由化，其次才是国有企业逐渐转型和国内私营企业的发展。这种改革的顺序使得国家能够在不牺牲政治控制(对政治权力的掌握)的前提下重新调整它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也推迟了民众对政治变革的社会要求。随着外国直接投资的扩大，资本得以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生根发芽，并不断扩张和蔓延。正像波兰尼(Polanyi，2001：66)在六十多年前论述过的那样，在国家权力的操控下，国内市场逐渐开始形成。由此，国家—资本—工人阶级的结构在单位体制之外得以率先形成，并对单位体制的变革起到了引导的作用。按照吴晓刚(Wu，2002)的说法，这一变化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制度的不同。

在此背景下，国企改制的途径就是改变经营方式，按资本逻辑形成以利润为导向的经营模式，其目标是从追求社会效益转变为追求经济效益，使劳动关系逐渐同非公有制企业趋同(潘毅、卢晖临、张慧鹏，2010)。在生产方式资本化的市场经济改革中，即便是大型国企，其运作也完全是资本化的，只不过运作的主体是国有资本。除了自身的变化之外，国企改制还表现在对外国投资的利用上。如赵明华和尼克斯(Zhao and Nichols, 1998)所调查的三个国有纺织企业中，一个吸收了来自香港的资本，另一个获得了来自改革后发展起来的上海企业在管理和技术上的帮助。弗罗因德(Freund，1998)则发现宝钢很早就接收了海外资本，现在又同外国投资者组成了合资企业。

(二) 碎片化威权主义结构的影响：资本对劳动的剥夺与分化

以资本为轴心的国有企业改制从根本上改变了国企工人的面貌，导致了国有企业工人普遍的权利贫困化。这个曾经受到国家保护的阶级群体已经逐渐解体，而“工人”本身也从一种具有荣誉感的职业身份，转变为因随时可能失业而提心吊胆、因收入相对微薄而不得不为生活担忧的一般“蓝领”。国企工人中的成员或是继续为国有企业工作，或是流动到其他外资或私营企业工作，或是处于失业状态，其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以及对劳动力市场的依赖，已使他们成为不折不扣的雇佣劳动者。这些原国有企业的工人同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合资企业中的工人一起，被很多学者称之为“新工人阶级”，⁸以区别于单位体制下的传统工人阶级。陈佩华(Chen，2003a)、Chan(2001)以及李静君(Lee，2000)等人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工业关系。它导致了工人与管理者的普遍对立，因为所有的工人，不论他们是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中工作，还是在私有企业或外资企业中工作，现在都不得不屈从于基于毫无制约且往往是专横跋扈的企业管理者。

李静君(Lee，1999)认为，在部分国企中新传统主义已经成为历史，失序专制主义(disorganized despotism)的工厂政体已经出现。这一概念是指在改革政策失去整合力的情况下，国家的权威由厂长和管理层总揽而出现的专制化管理的状况。由于党组织及工会在企业内几乎全部受命于管理权力，合同制、企业自主、科学管理等企业逻辑与制度模式的引入使以往的互惠关系消失，同时，本意是为了让市场化的企业更好地承担起职工福利的一系列福利制度改革，最终也不得不转变为由社会来承担的社保体制，这又进一步推动了工人的流动。当然，在私营、外资、劳动力集中的企业，失序专制主义或许比国有企业更加显著。总之，一方面，由于单体体制的逐步瓦解，工人丧失了国家的有效保护；另一方面，新的体系尚处于很不完善的状态中，加之工人又缺乏自己的组织，因此，工人日益成为市场扩张力量和管理者专制的受害者(Lee，2000)。

越来越多的学者(Chan，2001；Lee, 2002a, 1993, 2007：198；任焰、潘毅，2006b；Metcalf and Li, 2005；Pun，2005b：7-8；Friedman and Lee, 2010；刘春荣，2009)倾向于认为，在市场转型中，国家同资本的联合关系已经形成。具体来说，国企自主地位的获得，意味着资本的管理控制潜力被充分释放了出来。一方面是大量下岗、失业工人的出现，他们或是通过“买断工龄”，或是通过提前“内退”等方式为企业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的改制做出牺牲和让步，同企业脱离或缩减了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管理者能够解雇工人并从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中招募工人，所以没有能力离开而只能留在企业中的工人则不得不忍受新的管理专制。实际上，国企管理的目标通常是由国家设定的，并同国家对经济发展和增长要求的强调相一致。赵明华(Zhao and Nichols, 1998)和弗罗因德(Freund，1998)等人对上海的数家国有纺织企业和宝山钢铁厂的研究表明，在市场化改革初期，国家允许管理者以调整(通常是相对削减)工人数量甚至牺牲工人的工作保障为代价追求利润和生产率的提高。绩效改革、竞争上岗等诸如此类惩罚落后者的措施有效地抑制了工人之间的阶级友谊。

随着改制的深入，宝山钢铁厂的工人逐渐被分为技术工人、低技术工人(low-skilled workers)、缺乏技术的工人。第三类人员被调离到附属公司从事服务工作，在那里，他们只能获得比较低的工资和利益。由于单位阵营中的工人发生了分化，他们的不满转化为有限的工作车间之间的冲突，并逐渐在此过程中被消解(Freund，1998)。而国企工人同农民工的分裂则更是由来已久且很难弥合，其一方面是因为原来二者的身份差异巨大，因为国企工人过去曾有过辉煌的地位，另一方面，还因为二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开始形成了激烈竞争。所以，很多学者(吴清军，2010；冯同庆、许晓军，1993；Eyal，Szelényi and Townsley, 2001)同塞勒尼(Szelényi，1978)一样，认为在市场转型国家中，工人内部已经四分五裂了。实际上，伴随这种不以阶级为基础的所谓工人阶级“联盟”的分化和冲突的趋势，在以前就被一些学者注意到了，继《上海罢工》(英文版出版于1993年)之后，裴宜理(Perry，1997)在1997年研究单位制问题的文章中继续贯穿了分化的工人阶级的研究思路。

在对国家推动资本生成并逐渐与资本形成联盟以及其对国企工人的影响等作出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再对国家—资本—工人阶级结构中分化的国家要素，即“碎片化的威权主义”国家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戴慕珍(Oi，1992)和Lin(1995)等人将这一现象的出现归结为中央权力的分散化，即中央政府放松了对资源的集中控制权，并选择与地方政府分享这些权力。但是，威权主义与有效治理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和不兼容的关系(周雪光，2011)。一方面，中央需要地方政府体现更大的治理积极性，能承担起对地方事务的“有效治理”⁹职能，而这会导致地方权力做大，对中央核心产生威胁；另一方面，威权主义毕竟又以中央对疆域内重要事务的统辖权为基础，这实际上又会限制甚至削弱地方政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及其治理效果。后者权力越是加强则越会接近全能主义。中国采取威权主义与经济增长相结合的增长道路则必然会选择走“放权让利”的路径，于是，碎片化的结构就不可避免。

具体来说，国家权力的分散化过程是通过财政体制改革完成的，后者清晰地界定了地方政府对增收部分的产权，从而对地方官员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激励。在发展主义的指导下，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相比实际上已经与资本形成了更加紧密的联盟，这几乎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陈致柔(Chen，1999)和戴慕珍(Oi, 1992)等人将这种地方政府与资本合作为特征的制度称为“地方国家统合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on)。尽管这是从对县、镇、村的一系列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但它同样可以概括从省到市级的地方政府。在这一制度结构中，地方政府会利用其行政资源为区域内企业提供各种支持，包括募集资本、提供优惠信贷、降低税率、调节物资供应和协助产业升级等。叶健民(Yep，2000)尽管并不认同统合主义实际上存在的观点，但他认为管理者之间的异质性阻碍了他们同国家进行集体交易的可能，其对案例的研究结果实际上恰恰证明了陈致柔的观点，即地方政权与地方利益集团结合的程度和方式存在很大的差异，它们会产生不同的地方统合主义模式。

多数学者都认同地方政府同资本结盟的这一判断。蔡欣怡(Tsai, 2004)、李静君(2006)以及华尔德(Walder，1995)等都认识到，财政分权激发了地方政府的开发、掠夺和企业家行为。地方经济绩效与该辖区的地方政府高度相关，因为市场机制是在地方层面上运行的。在大面积的国企市场化改革之前，地方政府就获得了大量地方工业的产权，因此，集中的中央计划事实上已经无法再直接决定企业的决策和资源的配置。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更加积极地介入到地方经济活动中，从而不可以避免地导致了财政收入分配的分散(Wong，1991)。正如杨瑞龙、周业安(1998)和林益民(Lin, 1992)等人批评的那样，国企的“共谋”更多地并不是发生在企业同工人之间，而是发生在经营者和代理行使所有权的政府官员之间。一方面，国企在资源以及合法性来源方面对政府部门存在依赖关系，它们的投资决定更多地反映了政府主管部门的意愿(Child and Lu, 1996)；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因为地方经济、个人利益等因素也会更偏重于介入到国企的经营之中，而不是更加关注工人的权益。¹⁰也就是说，“嵌入型自主”(Evans, 1989, 1995)的政府虽然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却造成了对工人的掠夺，所以，中国的碎片化威权主义的经济发展在地方上同时体现出掠夺型行为的性质。

中央政府面对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在制定、执行相关的劳动保护政策和法律方面比地方政府具有更强的意愿。但是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却并非是完全可靠的，有时候为了取悦和吸引资本甚至会不惜牺牲地方的环境、税收、资源和本地群众的广泛权益。从理论上说，地方政府应该保持一定的相对自主性，甚至站在人民主权的角度上缓解资本与工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保护民众利益、进一步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方面，应当同人们及其组织达成共识。但是，实际上，地方政府往往过深地介入于经济事务，形成了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开发格局，失去了作为“第三方”的超然立场。陈佩华等人(Chan, 2001: 15-16; Lee, 1993, 2007: 198；Metcalf and Li, 2005; Pun, 2005b: 4, 7-8)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在地方政府层面，越是行政级别低的政府，同资本之间的联盟就越紧密。尽管中央政府试图调节资本和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国家行为在地方层面仍然被资本家和官僚之间的庇护关系所影响(Lee, 1993, 2002; Chan, 2009; Chan, 2006; Friedman and Lee, 2010)。由于“地方政府即厂商”(Oi，1992)的结构使得政府自身非但在劳动冲突中难以居间协调、缓和矛盾，甚至还经常引火烧身，与其利益攸关者一起成为社会冲突的当事方和工人抗争的对象(熊易寒，2012；李静君，2006；刘春荣，2009)。

三、国家—法制—工人阶级：一般公民权与劳动关系的法制化倾向 (一) 法制辅助结构的缘由：对资本剥夺劳动的制衡

由于地方政府与资本的共谋，法律的实施越是接近基层，其走样的程度也就越高。张志宏(2009)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劳动合同法》生效以后，许多街道办事处在劳资纠纷中人为地降低了法律的执行标准，以预防可能出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虽然中央政府在实行劳动保护政策和法律方面的意愿远比地方政府高得多，但在实际执行时，迫于地方政府的压力往往只能对法律受侵蚀的现象表现得无可奈何。也就是说，国家行为在地方层面仍然受到官僚和厂商之间庇护关系(patron-clientelist ties)的强有力的影响(Lee，2002a)。但是，当国企工人面对“失序专制主义”对其权益进行剥夺的时候，大多数工人首先想到的是政府(表现在大量的信访、告状等行动中)，同时，也会想到国家对国企改制过程赋予工人基本权利相关承诺(表现在大量的调节、仲裁以及法院的诉讼案例中)。只有在上述两条途径被基本阻塞的情况下，工人才会采取集体行动，才会引发暴力行为。所以说，法制是国企工人一般公民权的保障，是对国家—资本—工人阶级结构的补充要素之一，构成了一种法制辅助结构。虽然它是最基本的保障，但它至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工人的权利，促进劳动关系的稳定，并避免工人抗争的频繁发生。

改革开放以来，工人与管理者之间不断增多的劳动争议，由于调解无力甚至普遍失败，使得仲裁和诉讼的形式显得更加重要(Gallagher，2006)。为了维持生产秩序，为了使争议的解决制度化，国家在省、市、县三级建立了约3 000个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还颁布了一些劳动争议仲裁的法律法规。劳动争议仲裁体系创造了一种“有限争议”的机制，并为此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国家允许这种申诉手段旨在将工人的不满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防止出现工人骚动(Chen，2003)。此外，近几十年来，国家还制定了大量的法律和规章，以规范劳动关系的方方面面，小到工资标准、工伤赔偿，大到医疗覆盖、薪金规则等。《工会法》还从国家统合主义的角度对工会作用作了规范，赋予其角色和行为以法律基础，并从法律上限制了其他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的出现。

这一系列现象表明，在国家—资本—工人阶级的结构逐渐形成之后，针对资本对工人权利和利益的剥夺，劳动冲突的争议解决过程也发生了变化，从几乎全部依赖于调解和行政措施来解决劳动冲突发展到更多地以法制化、规范化的手段来解决的局面(Ho, 2003)。弗里德曼和李静君(Friedman and Lee, 2010)认为，国家的基本策略在于，努力将工人的抗议吸收到这一司法和行政体制中，使法律和司法机构成为唯一合法的维护工人利益的渠道。也即是说，由于法律强制和国家监管事实上无法实现对众多缺乏法律证据的争议事件进行实际控制及大量制度外行为的管理，所以，法制的策略主要是为了规范劳动关系并将其冲突纳入到官僚体制和司法机构中解决。因为，对于国企工人一方而言，由于他们处于弱势地位，如果劳资双方的关系没有法律依据(如劳资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等情况)的保障，工人们往往很容易遭受被轻易地削减工资、延长工时、工作环境恶化、解雇等伤害。而对于国家一方而言，社会抗争一旦通过法律途径得以化解，其促动民主转型的社会效应就自然会逐渐趋于衰弱(刘建军，2010b)；当大多数社会运动被纳入体制化之后，社会运动的总量虽然可能会有所增加，但运动对社会的破坏力会变得越来越小，对政体本身的冲击力也会显得越来越弱(赵鼎新，2005)。

(二) 法制辅助结构的实现：在权利的维护与规制之间

国家通过法律的途径，构建法制辅助结构形式以平衡资本对工人的剥夺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将工人的诉求吸收进仲裁和诉讼体系；二是在企业中建立起一种基于一般公民权意义上的劳动契约关系。后者是构建劳动关系法制化的基础，同时它自身也要通过国家公共权力借助法制进行保护。就第一个方面而言，由于仲裁缺乏约束力，劳动争议的双方都有权反对民事法庭的仲裁判决。所以，劳动争议的法庭诉讼是制度内的最后屏障。但是，仍会有很大一部分工人试图寻求法律之外的解决途径，他们或者在生产场所进行罢工、怠工、破坏生产工具等活动，或者走出工厂在社会公共场所进行游行和抗议。在后一种情况下，国家通常会作出两种形式的反应。

第一种反应是完善法律制度，预先对工人的抗议活动作出制度性的规定。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覆盖一切所有制形式的劳动争议仲裁体制和劳动合同关系的确定。李静君(Lee, 1998b, 2002a)认为，这是为了将劳动争议纳入到行政和法律的规范性渠道中来解决，表明中央政府试图将其权力从生产和分配领域转移到制度规范层面。二是将行政和法律体系之外的劳动冲突非法化。这表明国家对这一类型的劳动冲突有了干预的合理依据。一旦劳动冲突越出界限，司法体制就会启动，而劳动冲突的处理也就自然被纳入到这一框架之中。按照刘爱玉等人(刘爱玉，2003；刘爱玉、王培杰，2004)的分法，前者被称为“预防性的正式制度”，它对行动者的服从或退出给以正面的激励，包括提供某种程度的补偿，保障工人的基本生活等；后者被称为“惩罚性的正式制度”，它使工人对可能危及社会稳定的集体行动后果及其成本有清醒的认识，从而促使他们遵循“守法逻辑”。

第二种反应是依靠工会或相关的NGO组织的协调作用，将工人抗议拉回到法律的框架内处理。事实上，工会和NGO组织在平息社会矛盾、实施和修改法律、形成满足工人需求的公共政策，以及实施提高制度适应、制度效率的管理改革方面承担了主要角色。如弗鲁瓦萨尔(Froissart，2011)所说，这样一种平衡者的角色，服务于政治系统的弹性和政体的动态稳定，服务于共产党的持续执政能力。也就是说，工会和NGO组织的活动在国家相应的制度、法律失灵的地方起着弥补的作用。这不但保护了工人的权益，同时也提高了政府的适应能力，从而提高了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到目前为止，无论是非政府的劳工NGO组织的活动还是政府支持的工会，都对国家利用劳动法律和仲裁机制个人化和制度化解决劳动冲突的努力作出了贡献(Friedman and Lee, 2010)。

郑广怀(2010)将国家依照法律处理工人抗争的方式形象地总结为利用“糖果效应”¹¹的安抚。他解释道，“糖果效应”是指在劳动争议处理的法定程序中，对坚持维权的工人逐步给予更多的“糖果”予以安抚。现有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在实践中实质上发挥了糖果效应的作用，即通过逐步释放的“善意”告诉工人：第一，你最大可能会得到多少糖果(根据法定权益计算的款项)；第二，如果你想快点拿到糖果，那数量就会减少(如在调解过程中出现的法定权益“打折”)，如果你想获得更多的糖果，就必须走完所有对工人充满阻挠的法定程序，在付出巨大成本后才有可能获得。如此“利诱”的目的在于将权益保障问题限制在法律框架内解决。

一系列相关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劳工的利益，也使劳工不至于因过度被压榨而采取普遍的反抗行为，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同时对工人阶级在以生产为导向的改革中做出的巨大牺牲(于建嵘，2011：3)及面对的“不对等劳动关系”(Chen，2004；Chan，2001；Friedman and Lee, 2010)，以“修复政策”(李琪，2003：74-96)的形式做出了一定的补偿。不过，李静君(Lee, 1999)认为，近年来制定的有关失业、再就业、下岗救济、最低工资以及最低生活费、劳动争议等的法规，在对不同工人的就业待遇作出相关界定的同时，也将工人划分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加拉格尔(Gallagher，2005a)也指出，法律和制度变迁的类型，尤其是新的劳动法被如何书写，可以部分地解释不同类型工厂中的法律动员的差异，它不仅塑造了工人个体和集体行为的模式，同时调解、仲裁、诉讼三阶段的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也使得劳动冲突碎片化和个人化了。争议主要发生在与个体雇佣关系相关的事务中(包含于个体劳动合同)。任何工人的集体组织(尤其是工会)的角色都被最小化了(Gallagher，2006)。由此造成的结果是，虽然呈蔓延态势的劳工抗争既发生在国有企业，也发生在私营部门，但是这些抗争是分散的，蜂窝状的(Friedman and Lee, 2010；Chen, 2004, 2009)。

以下，我们再来讨论第二个方面，即一般公民权基础上的劳动契约关系的构建。国有企业通过改制进入市场，开始按照资本的逻辑进行组织和活动。这意味着它与工人之间劳动关系的基础需要重新设定，需要建立在以市场导向的、自愿的、个体化的“劳动契约”(labour contract)观念的基础上。通过改制过程，国企工人不仅丧失了他们以往得到承诺的被终身雇佣的工作权利，本可享受的相关养老金、住房和医疗保障的优惠也被大大缩减了。这类福利的具体项目现在大部分被转换为雇工和雇主的责任，它们被明确规定在双方的劳动契约中。工人在此后能否获得相应的福利则由契约的内容决定。后者被要求以法律规定的最低标准为基础制定，在此之上，双方共同协商。除非它低于法律的最低要求，否则遵循双方自愿的原则，签约的内容受法律的保护。劳动契约的实质是国家试图进一步将个体工人的痛苦引导向法律解决的官方体制。虽然，劳动合同法确实存在有关工人集体谈判，在最低限度上加强了工会决定工作规范、商谈解雇事宜的条款。但在没有工会的情况下(工会能够组织其成员形成集体的力量，或至少无论如何同其成员具有实质性的联系)，这些条款不被认为是重要的。它的总体目标是使工人成为个体化、非组织化的社会力量。

所以说，劳动契约以及整个劳动法制体系建立的核心在于对一般公民权的保护，但它同时更是一种国家控制和限制工人抗争的手段。对工人而言，一般公民权是对单位体制下社会权利的取代，它意味着具有集体主义性质和集体责任意义的雇佣关系及包括住房、医疗、教育等福利保障项目在内的劳动医疗保障体制被劳动合同和福利收益的个体责任所取代(O’Leary，1998)。虽然，现在工人作为个体具有独立选择工作场所、工作类别的机会，但是他们同样也需要独自承担随之而来的社会风险。一系列劳动法律的颁布为私营企业中的农民工提供了保护，他们过去被排斥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工人所享有的劳动保障和高水准的劳动福利之外。但是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人的角度来看，相应的劳动法规却意味着使工人下岗、失业有了某种合法性(Bai, 2011; Clarke and Pringle, 2007)。反之，它也就宣告了国企工人追求过去曾经拥有的权利，追求改制过程应当体现公正和道义的大部分行动不再合法化(Gallagher, 2005)。国企工人在这种逻辑下不得不独立承担相应的精神苦恼，因为他们曾经有过的权利及公正或道义的观念不再构成他们同国企之间的契约内容。

对国家而言，这显然可以使其从过去沉重的社会责任及义务的负担中解脱出来，同时又可以将工人的抗争控制在自身能够承受的范围。李静君(Lee, 1993, 2002a)认为，当前，“公民身份”(citizenship)和合法权利(legal rights)的观念成为官方宣传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socialist legality)或建设“依法治国”体系的一部分。在此背景下，工人被鼓励通过“依法抗争”¹²(O’Brien，1996; 李连江、欧博文，1997)来处理劳动争议，将劳动冲突司法化，而不是政治化。也就是说，工人的行动是对进步主义的法律框架的回应，他们的抗争表达了在法律框架内争取权益的权利意识(刘春荣，2009；Gallagher，2005a；Lee，2002b；Solinger，1998)。而这种抗争形式与国家在劳工领域的法制建设的努力密切联系在一起，劳动问题成为国家的法律问题，工人阶级成为“体制内”(许叶萍、石秀印，2006)的社会成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唯一需要尽快实践的是引导工人适应一般公民权，同国家和企业结成劳动契约，并逐渐将他们对过去社会权利的忠诚转换为对新的补偿性法律和制度的依赖。

实际上，这也导致了一种新型的劳工抗争形式的出现，即法律问题本身成为工人抗争的一种诉求对象。一种是针对不完善的、滞后的法律的抗争，因为它们造成了工人的被剥夺感——未被保护的感觉；另一种是针对企业经营过程中违法现象的抗争，工人的行动是为了维护自身拥有的法律规定的权利(李静君，2006)。但是，作为国家—资本—工人阶级结构相平衡的辅助结构之一，与一般公民权相关的法律体系，它既有其自身的不完备性，又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即它终归是一种消极性的权利)，这使得它无法单独起到平衡资本的作用，也就是说，一般公民权必须同工业公民权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法制建设是否能进一步得到完善和发展，应当与是否能构建起工人的集体权利，包括集会、结社、罢工等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联系起来考虑，若将一般公民权和工业公民权割裂开来，则法律本身对工人个体的保护作用将会受到了极大的削弱。陈峰(Chen, 2007)认为，集体权利的缺失是导致个体权利容易受到侵害、个体权利空洞化、相关法规不能强制履行甚至经常被忽视的主要因素。使工人能够进行集体行动的劳动立法对保障工人的个体权利至关重要，而这些正是组织辅助结构的主要内容。

四、国家—组织—工人阶级：工业公民权与国家的统合机制 (一) 组织辅助结构的缘由：资本剥夺劳动的反向运动

正如前文所述，构建一般公民权的法制辅助结构的特征之一就是将工人分化为原子化的个人。因为法律首先指认个人权利，集体权利则处于第二位或从属地位(帕特森，2007：152)。马歇尔(Marshall，2009)的公民理论也认为，除了政治权利的罢工、结社、游行集会等是集体性的公民权(通过集体来行使)之外，公民权是极端个人化的。吉登斯(Giddens, 2008)则指出，这种个人化的公民权的本质，即工人自由流动、自由出卖劳动力、自由选择企业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并不是工人自己努力争取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为了要求废除封建义务和贸易限制而同封建主义斗争取得的胜利。这种自由的获得满足的是资产阶级生产的需要，很大程度上强化了雇主对于工人的权力。而工人组建工会、参与工业谈判和罢工的权利显然同资产阶级的意愿是不相符合的，资本家绝不会乐意赋予工人这些权利。郑广怀(2010)和陈峰(2011)等将上述提到的工人的两种不同的权益称之为法定权益和合理诉求，实际也就是一般公民权和工业公民权(industrial citizenship，马歇尔也称之为economic civil rights，即经济公民权利)。通常，法定权益是国家确定的最低的劳工标准，必须通过政府执行并由司法手段得到强制性保护；合法诉求则通过工人(通常是工会)与企业的集体谈判等方式来实现，它属于工业关系的研究范围。

工人的工业公民权是工业关系的规定性，它注重的是工人集体劳动关系的过程与结果。工业公民权的实现需要工人能够形成集体的组织形态，通过组织的方式建立与雇主和企业间的劳动关系。在规模化的生产模式下，工人的意志通过集体组织得以集聚并表达出来，使得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得以通过集体协商等方式来取得与雇主的平衡关系。不过，这些组织化的工业公民权的获得和维持通常都要经过艰苦的斗争。当工会扩展其活动以规范谈判的程序或通过罢工来保卫其权利的时候，情况也是一样。组织辅助结构的建立也同样任重而道远，这里不但有上文提到的单位、资本、法制对工人形成的分裂和分化，以及对一般公民权(以及相关的劳动契约)的强调所形成的劳动关系的个体化，同时还有劳动关系处理过程中的国家化倾向。例如，国家在处理劳动冲突的过程中有意回避“集体谈判”的问题，并试图以国家的代表或相关机构的协调来替代社会群体间的博弈(郑广怀，2011)；在实际的问题处理中通常也只是采取“就事论事”的方法，降低处理的成本、防止事态的扩散。

对国企的工人来说，工业公民权的问题实际上是在企业改制之后才凸显出来的。一方面，因为在“庇护”、“依附”关系的国家—单位—工人阶级结构中，只要身在单位之中，工人就拥有了全部，而离开单位则意味着其将失去一切。国家、国企管理者和工人被统一整合到了公有制计划体制中，相互之间并不存在实质上的对立和根本性的冲突，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工业公民权的争取既没有必要，也几乎不可行。另一方面，职代会和工会被赋予的促进企业生产、协助企业管理的功能本身注定了其作为单位体制的附庸角色，其应有的代表功能则基本上为“家长主义”的国家所吸纳(冯钢，2006)。也就是说，职代会和工会在“维权”功能实际并不存在的情况下，事实上只是企业中一个没有实质性功能的管理部门，是企业组织生产和所谓“民主管理”过程中的摆设性的角色。

国企改制以来，国家开始全面从社会中退出，而企业则转化为纯粹的经济性组织。国家变得更加专业化了，它进一步放开对经济活动的管控并放松了对社会的直接控制，从而国家和工人阶级之间开始出现权力的空地，由此凸显了工人阶级组织化的重要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国家—单位—工人结构这种“完全性组织制度”(total institution)(Shenkar, 1996)转变为单一经济性的结构形式，意味着被剥离的企业社会功能需要新的组织来承担；其次，经济性的结构形式是以资本为轴心的，而资本又形成了同国家的联合，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一方面失去了他们过去拥有的权益，另一方面又并未形成旨在讨回部分合理权益的集体力量；第三，作为形式上、法律规定的集体组织，职代会和工会在过去并没有完全负担起保护工人权益的责任，甚至它们的工作重心完全无关乎工人的权益；甚至，在国有企业改制后其本身还面临着寻求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难题。

(二) 组织辅助结构的实现：在统合与自治之间

职代会在建立之初就不是为了处理利益冲突，也不是为了协调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它的基本作用是动员和组织工人群体进行稳定的企业权力交接。1949年以后，职代会在国有企业中被广泛推行，政府希望以职代会作为联系国家与基层群众的桥梁，在行政主线之外建立上传(意见)下达(指示)的渠道，将工人群体整合在体制周围，起到辅助行政、监督企业发展的作用；同时，国家对于职代会还有希望凭借工人阶级的力量管理企业的意图(张静，1998)，这一点在公私合营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国企改制完全打破了过去的格局，陈峰在研究国企改制过程中工人的抗争时发现，当专断的改制造成工人权益的制度性侵蚀时，工人们便开始主张他们在工厂所有制转换中的民主权利。一些事例表明，工人反对改制的抗议最终会通过职代会进行讨论，并寻求解决的办法。职代会成了工人抗争的权力资源之一，也成了对改制方案进行辩论的地方(Chen, 2003b)。换言之，正是在国家放开对企业的全面管理，允许并推进国企进行改制的过程中，工人阶级权益受到损害的大量现象凸显了所有制变迁中工人的民主权利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原来被“完全性组织制度”边缘化的、主要处于管理辅助地位的职代会随即变得重要起来。它一方面是工人维护集体权益的要求使然，另一方面也是组织隐性缺位的必然结果。

总体来说，国企改制以来的职代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已经从基本上属于在企业内就职工经济、福利或保障问题的解决提供有限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张静，2001:5-6, 64)，开始逐渐转向讨论企业与工人之间利益问题、协调内部纠纷的机制(冯同庆，2005)。正如朱晓阳(2005)总结的那样，国有企业职代会的实际权力地位并不是“给定”的，它是在反兼并行动过程中，不断处理政府、企业、工人三方纠纷、冲突和谈判的过程中得到确认的结果。不过，尽管职代会是一种官方认可的、合法的工人阶级监督企业管理者的制度化途径，但要使职代会真正发挥其作用，从隐性的组织转变为显性的组织，还常常离不开政府部门的介入和干预。大量的实际案例表明，往往只有在政府部门的干预下，国企工人针对企业改制措施进行的抗议活动才可能有妥善的结果(Chen, 2003b)。但是以资本为轴心的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显然弱化了这一政府功效，在实际的操作中，有些地方的政府对改制过程中侵犯工人权益的现象或者视而不见、表示默认，或者以所谓协助参与的方式介入，同企业的管理者站在一起，而不是保持相对独立和中立的立场。对国企具体的日常运行过程而言，工会委员会明显比职代会更为关键。虽然从理论上说，一个企业工会应该对其职代会负责，两个组织具有不同的工作侧重点。¹³但是，在现实中，工会却是负责组织职代会、处理职代会日常事务的机关(朱晓阳、陈佩华，2003；张静，1998)。因此，职代会是否能够发挥其功能，完成诸如讨论、反馈对企业重大决策的意见，选举职工代表，收集合理化建议和准备会议期间的提案等职能，其决定性的因素是工会的积极性和能力。

工会最初的定位即是作为政党联系群众的“传动装置”或者说“传送带”(Lee, 1986; Unger and Chan, 1995; Chan, 1993; Harper, 1969)而存在的。它不是小型的民主体，而是服务性机构，服务于政党在工人群众中间开展活动，服务于社会控制和动员的国家目标(Hearn, 1977；Zhang，1997a)。具体来说，在国家层面，工会作为贯彻政党工人阶级政策的一个重要部门而存在，它被要求配合政党的组织目标，从总体上促进管理层和工人之间的利益和谐；在企业层面，工会被整合到管理体系之中，作为企业管理的辅助性组织而存在，它不但要负责促进生产、参与管理(包括成员雇佣，养老基金管理和福利工作等)等事务，还需要负责企业工人的政治教育。¹⁴实际上，由于工会是一个全国性、层级化的组织体系，而不仅仅是工厂内部的组织，它的情况远比职代会要复杂的多。工会从更深入的层次上被整合到国家结构之中，从而面临着扩大化的身份冲突。陈峰(Chen，2003a)将工会的双重身份总结为工会的国家属性和社团属性，前者是工会服从国家的目标，促进生产、稳定生产秩序；后者则要求它对国家表现出一定的自主性，努力代表工人的利益。也就是说，工会既是国家的一部分，同时它又具有一个真正社会组织的性质。由于双重角色之间界限的模糊性，难以弄清楚在既定情形下可被允许的活动标准是什么，因而往往使工会在行动时无所适从，很长一个时期以来不断在“双重身份”之间徘徊和摇摆(张允美，2003b；Lee，1986)，这也恰恰是工会一直广受诟病的主要原因。当工会试图代表国家的利益，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发挥自上而下的传达作用时，它就会面临被指责为脱离工人群众、同其自身作为群众组织的根本特性相背离的困境；而当它们强调代表和维护职工群众的利益、想要发挥自下往上的传送功能时，又往往会面临被指责为试图脱离党的领导，甚至被认为是对共产党执政的一种威胁，工会与政党之间的关系也会因此而出现危机。

但是，正如包瑞佳等人(Baum and Shevchenko, 1999；White，1996)所指出的，由于国家保留了理清任何模糊的自由决定权力，能够单方面确定它与其他社会团体交往的内容和条件，所以工会总体上偏重于国家属性，甚至有些学者直接否定了工会的社会属性(Bill and Qi, 2007；Froissart，2011)。郝秋笛等人(Howell，1998；游正林，2010；Ng and Warner, 1998)指出，即使工会一直以来主要服务于保护工人的利益，并多次试图成为工人的代表性组织，它也从未被允许脱离与国家的联系。而在经济改革将国有企业和工人推向市场，改变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的大背景下，工会双重身份的角色冲突便显得更加严重，并被不断公开化和扩大化。一方面，面对企业改制后猛增的劳动冲突，国家需要工会更多地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以应对这些冲突；另一方面，工会出于自身生存的考虑，也必须更现实地重新考虑如何更好地代表工人利益的问题。问题在于，工会将其角色行为的重心置于配合国家发展经济的政策，支持国有企业的改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的方面，就意味着要在提高企业效率、加强劳动控制、降低生产成本和工人福利、让很多工人下岗方面有所作为，而这是同保护工人的利益相冲突的(Ng and Warner, 1998)。

对这种工会型结构，安戈和陈佩华(Chan，1993；Unger and Chan, 1995；Chan, 2004, 2008)倾向于用国家统合主义¹⁵来分析。他们认为，与其他东亚国家不同，中国不是通过统合主义进一步加强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相反，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有上传下达的中介组织而使其能够放松对经济和社会的直接控制。正是工会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在劳动冲突中的立场和可能的行动。梅特卡夫等人(Metcalf and Li, 2005；Chan，2000)认为，对工会而言，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互冲突的时候，它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利益优先，而不是相反；工人几乎没有通过工会向上表达自己诉求的机会，这也构成了工人潜在的抗争因素。卡拉克(Clarke，2005)则揭示了工会在承担社团行动时的行为属性：即当工人个人或群体同管理者发生争议的时候，工会代表工人，但它们在这些争议中的角色是协调而不是代表工人谈判。陈峰(Chen, 2003a, 2010)也认为，工会的任务是平息劳动冲突，发挥调解角色的作用。也就是说，即便是在类似代表工人履行工人团体职责的时候，工会也更像一个第三方的角色，而不是工人的代表。

当然，应该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工会在调解劳动冲突中发挥着比以往大得多的作用，这倒不是因为它的社团属性，而是因为它的官方背景(Chen, 2003a, 2009)。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法律赋予的权力，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系列劳动法规的颁布实施，国家在制度和法律上为工会发挥其统合功能提供了相应的或更大的空间，工会获得了协调劳动关系的合法性, 提高了处理劳动冲突的制度性权力(Friedman and Lee, 2010；Metcalf and Li, 2005；Ng and Warner, 1998)。其二，作为官方组织的公共权威的体现，工会的官方背景为其提供了在体制内活动的空间，获得国家和企业双方的支持。凭借合法的地位，工会能够在劳动法规的制定、劳动争议的解决中担当积极而重要的角色(佟新，2005)。其三，作为体制内结构的决策参考角色的体现。工会能够通过传统渠道，运用传统方法履行其代表工人法定权利和利益的新角色，如通过游说国家的方法和渠道不但使自身的行动获得合法性的依据，还推动了相关的劳动保护法律法规的产生，并监督法律的实施过程。实际上，政府也乐见工会参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

另一方面，组织化工人力量的形成还受到比较严格的控制，国有企业工人的工业公民权的实现还任重道远。职代会的作用仅限于改制的过程，而在改制后的大部分国有企业中，职代会已经被“新三会”¹⁶的组织所取代。工会的前景同样也不容乐观。首先，由于独立的工会主义一直被认为是对国家稳定的威胁，所以国家从法律法规上限制了其他独立工人阶级组织出现的可能。并赋予工会作为唯一的工人权益代表组织的特权地位。同时，工会自身也会运用自己的权力来维护自身的特权地位。郝秋迪等人(Howell, 1998, 2008, 2003；Chan，1993；Chen, 2003a, 2003b)指出，全总仍然坚决反对工人动员或为工人阶级提供组织化集体权力的自治基础，工会在中国仍然排他性地对工人的集体行动做出反应。由于现行的法律没有规定工人具有罢工的权利，这使得工会本来也没有对工人自发性集体行动支持的法律基础。

其次，由于碎片化威权主义的资本型阶级结构的影响，上层工会和地方工会在面对劳动冲突时采取的行动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异。陈峰(Chen, 2003a, 2003b)、白瑞雪(音译)(Bai，2011)等人的研究表明，工会代表工人的属性越往下层越被削弱：全国总工会及其所属的省、市、区工会实际上是政府架构的一部分，对于其管辖范围内的企业中出现的侵犯工人权益事件，它们有能力干预，并为之寻求一个有利于工人的解决办法；不过，企业工会则不然，它们虽然从属官方工会，但不属于政府机关，且在组织上直接受制于企业管理层，具体行动常常要屈从于企业管理者。这是企业工会难以发挥工人代表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上层工会那种官僚体制的政府地位也会限制其行为，他们不会赋予基层组织发动底层工人支持和发挥其影响的权力(Clarke and Pringle, 2009；Chen，2009)。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只能起到权利保障和维护的作用，而不可能促进工人利益的实现(Yang，2003)。

最后，由于工会和工人阶级自身意识形态合法化能力的有限性，其选择了现实主义的行动策略：主要由对国家权力的诉求转向了对工人经济权利和生活福利的追求。彭恒军(2007)认为，这是工会行动从工人阶级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领域向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关系”领域的退缩，从谋求国家权力以保障阶级利益的合理性演变为仅仅关注在劳资双方单纯博弈过程中对“劳权”追求的合理性。这显然是对工业公民权合法化诉求的放弃，从总体上说，是工业关系向雇佣关系的转变、集体关系向个体关系的转变。

五、结语

综上所述，国企改制以来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的转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国家通过统合主义的方式逐渐退出了对社会的直接控制，从准全能主义过渡到了碎片化的威权主义；其次，工人阶级脱离了“完全性组织制度”，从受国家和单位庇护的领导阶级转变为市场化的劳动者阶层；第三，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运转的轴心发生了变革，从单位组织的主导转变为资本的逻辑。上述三个方面的转变从国企自身的角度来看，则体现为以下两个相对的过程：一是国企全面推进市场化，通过资产重组，积极建立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现代企业制度；二是国企的角色职能在社会层面的全面收缩，放弃了其以往对工人阶级的各种社会责任，使自身转变为纯粹经济性的组织。

同经济发展相结合，是中国区别于其他威权主义国家的显著特色，同时，经济发展本身也成为威权体制进一步延续的合法性基础(Gao, 2009)。但“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Zheng，2004：61)在现行体制内构建的统合主义机制(Pearson, 1997; Dickson, 2003; Tsai, 2007)也导致了在地方政府层面掠夺型行为的泛滥，造成了威权主义的碎片化。由此形成的资本轴心结构最大的问题是资本对劳动的严重剥夺，当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并且在这一目标的达成与否被视为政府合法性基础能否得以维持的背景下，民众权益愈益受到侵害的情况却被严重忽视了，国企工人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群体。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工人面临着不断加深的雇佣关系对劳动的剥夺；同时也面临着不断从工业关系中的脱出，并损失相应的工业公民权利。

正是由于这种资本轴心的阶级结构自身的不完备以及其自足性的缺失，构建法制辅助结构和组织辅助结构的必要性才得以如此凸显。前者在于保障工人的一般公民权，后者在于争取工人工业公民权的实现。不过，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当前国家与资本形成联盟的关系下，法制建设对工人权利的保护和组织建设对工人利益的争取都受到了诸多的限制。一方面，改制后的国企进入资本市场，生产方式运作全面资本化，使得国企工人不得不面对工厂中“失序专制主义”强制、严格的管理方式，其权利不断被侵蚀，生产条件逐渐严化。同时，相关的防止工人被过度剥夺的法律法规，受制于“地方国家统合主义”的影响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另一方面，虽然国企全面从社会责任中退出，波及工人既有的各种权益，但是目前体制内的组织还很难组织工人形成集体的力量，同企业专制的管理者抗衡。作为体现企业内部工业民主的职代会，虽然曾经在企业改制过程中有过令人期待的表现，但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工会同样也受制于体制化的因素，缺乏组织、领导工人的意愿和合法依据，由此导致工人在遇到追求工业公民权的问题时往往采取替代性的方式(包括游行示威、堵塞交通等方式)，而不是通过工会来实现。

从总体上看，如果经济发展的目标持续地优先于工人群体生活状况的提高和工作条件改善的要求的话，那么，法律必然常常会成为被规避的对象；而职代会、工会权力也会继续成为企业管理者的附庸，即便是法律制度继续得以完善，在实施过程中也会受此优先性影响，使工人对权利的诉求止于法院大门之外(Chan，2009)，并把他们推上劳工抗争的轨道(潘毅、卢晖临、张慧鹏，2010)；即便是职代会或工会不再是仅有的制度化组织，其他形成的组织本身也只能说是重复建设，摆脱不了被国家—资本—工人阶级结构统合的命运。正如弗洛里克(Frolic, 1997)所说的，在威权体制下，国家创造的众多社会组织和准行政组织是以达到管理日益复杂的经济和社会事务为目的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引导的公民社会”。因此，只有在国家同资本保持必要的疏离，能够发挥其自主性，站在中间、中立的立场上时，工人的一般公民权才能够得到有效保障，正当的劳动关系才能在斗争中逐渐形成，工人的工业公民权才能够得以真正实现。

注释：

1.席尔瓦(Silver, 2003：20)将劳工抗争分为两种，即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Polanyi-type labor unrest)与马克思式的劳工抗争(Marx-type labor unrest)。前者指的是劳工对全球化自律市场扩张的反弹性抵制，尤其来自那些被全球经济转型消解的工人阶级，以及那些曾经从既定社会契约(social compacts)(这些契约正在被上层抛弃)中获益的工人阶级的抵制。后者指的是新出现的工人阶级的抗争，他们相继形成，并作为历史资本主义发展的意外结果而得到加强，即使在旧的工人阶级不断被消解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2.实际上，由于国有企业的单位特征，参加群体抗议行动的不仅有工人自身，还有大量居住在工厂家属区的职工家属。而有些具有火花作用的冲突经常直接发生在工厂家属区，如2008年冬季，通钢工人家属区长达20多天未供暖，引发了群众的强烈不满。同时，对大型国有企业而言，还存在中心-外围的经济结构。通钢由于是吉林省主要的国有企业之一，是通化地区的经济支柱。多少年来，围绕通钢厂区周围形成了“围钢经济”，包括机械加工、耐火材料、矿石原材料、金属深加工，也包括长途运输、钢材贸易、废铁倒卖，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一旦通钢进行改制，涉及的是整个行业生态、产业链条的改变，会影响到所有“围钢经济”的参与者。

3.这同农民工抗议行动的条件具有本质的不同，他们由于生产和家庭生活空间分离，无法形成类似的工人社区来承载、积累斗争的力量。即便是生活和工作一体的“宿舍劳动体制”，也同样面临上述的问题，因为农民工自身频繁的流动性使得他们不可能以此为基础开展长久的、大规模的、组织化的抗争(潘毅、卢晖临、张慧鹏，2010；任焰、潘毅，2006a；任焰、潘毅，2006b)。

4.参见：杜珂.2011.学者建言中国逐步实现劳资自治[OL].财新网.2011年6月21日. http://china.caixin.con/2011-06-21/100271691.html.

5. 陈峰(2009)认为，作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产物，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一般是在国家尚未有意识地和系统地干预工业关系、形成有效劳动体制之前就出现了。中国的情况基本相反，它具有一个预先存在的、能够有效控制工人组织行为和动员方式的劳动体制，使得国家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能够处于有利位置，并通过对这一体制的改革和完善，进一步提升了国家吸收劳动冲突的能力。

6. 路风(1989, 1993)将“整个社会的运转不得不依靠单位组织形式的结构”定义为“单位体制”。

7. 许宝强(1999)将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描述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以经济增长作为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把工业化、现代化置于经济增长的中心位置。按照这种理解，中国的改革策略基本上可以被称为发展主义的一种，或者更接近于“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类型。当然，本文并不涉及国家有效干预和市场调节功过的讨论，那是另外的一个话题。

8.很多学者将市场化的工人阶级和传统工人阶级作了区分，前者被称之为“新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等，这一群体包括在被市场化的私营、外资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及在改制后的国有企业中工作的工人(潘毅等，2009；吴清军，2007；沈原，2006；Chan and Pun, 2009)；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学者使用这一概念表达不同的含义。西方的“新工人阶级”理论所说的New Working-Class特指由熟练技术人员组成的工人阶级队伍，是在工人阶级去中心化后，对工人阶级的再认识和重新定位。虽然“新工人阶级”研究并不将阶级作为高于认同或社会过程的特权范畴，但它也不是低于种族、性别等问题的边缘范畴。罗素(Russo and Linkon, 2005：12)指出，“一些左派学者主张阶级是分析的最重要范畴，应该成为讨论的中心，取代其他所有分类，提供一种贯穿差异和地域界限的分析单位的来源。相反，新工人阶级研究之所以将阶级放在中心是因为我们认为阶级深深地和其他社会构成因素——种族、性别、职业、权力结构——交织在一起，因为我们认为阶级通常是很少被挖掘并且最难理解的因素”(参见苑洁，2007：1)。邱林川(Qiu，2009：5-6)的研究也涉及了“新工人阶级”的形成问题，但它指的是“网络劳工”(network labor)，他认为劳工群体在以信息、沟通技术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中越来越组织化了，这是阶级形成过程的开始。

9. “有效治理”是指政府在不同领域或属地管理中处理解决具体问题的可行性、有效性，尤其体现为基层政权政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例如，完成自上而下的资源动员任务，提供公共产品，解决地方性冲突等(周雪光，2011)。

10.例如，陈慧玲(音译)(Chan, 2006)在对深圳劳工的调查研究中发现，深圳市政府在严格执行劳动法律方面是不可靠的。为了提高经济发展，吸引外国资本(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权力去中心化之后)，深圳政府有意放松对劳资冲突的监管，作为回报，政府从公司那里获得丰厚的税收，从成功企业那里获得了丰厚的红利。通常，地方政府也是企业的直接投资者，有时候还接受贿赂向那些并不符合资质的小公司颁发生产安全许可。

11. “糖果效应”原是心理学一项实验得出的结论。其方法是：将糖果给4岁的儿童，告诉他们如果现在就吃，只能吃到1个，但如果等待大人回来后再吃，就可多吃1个，有些儿童迫不及待地吃掉了糖果，有的儿童则意志坚定，最终获得应有的奖赏。

12.这一抗争形式同样也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台湾。何雪影(1992：77)指出，“台湾自主工会运动的一个明显特性，是强调要在法律容许的范围中进行”，这被称为“顺法抗争”。其实际是一种工会代表工人的维权抗争形式，工人们以此积极争取由正式法律所承诺的，然而资方却不信守的劳动保障(例如年终奖金、休假、加班费等)要求。

13.从规范的角度说，职代会体现的是企业内部工人的自主权利，是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力机构；工会则是工人利益的代表组织，是联合工人平衡企业管理者权力的组织。

14.弗莱彻(Fletcher，1974)认为，各个历史时期工会具有不同的运作模式。他将1963年之前的历史状况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1949-1952、1955-1957和1961-1963年。第一个时期以工会的多重角色为特点，这些角色包括承担政治教育、管理工作(成员雇佣，养老基金管理和福利工作)以及党与工人之间的沟通等功能，这些工作实际上都是围绕生产展开的。第二个时期集中于生产功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早期，那时候工厂的领导在工业生产中主导管理。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一样，工厂的管理交给厂长负责。第三个时期也适用于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的前期。它完全依赖于政治教育来提供生产激励，以实现经济目标，从而导致工会部分地或完全地服从于党的控制，同时，党也将大多数管理工作安排给工会来承担。

15.一般认为，统合主义分为两种，即“国家统合主义”和“社会统合主义”。在国家统合主义架构下，国家控制利益团体，两者之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关系。在社会统合主义架构下，社会团体具有更多的自主权，呈现为一种代表基层利益的姿态。简言之，社会统合主义包含一种利益集团政治，国家和统合组织之间的关系更加平衡，是“给予与索取”的关系。在中国的国家—工会—工人阶级分析中，学者们提到的统合主义通常是指国家统合主义。

16.一般劳动关系研究中所称的“老三会”指的是党委会、工会和职代会，“新三会”指的是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