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社会现实，经济的迅猛发展为人们带来了可观的物质利益，但其产生的环境污染也对人们的健康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日本旷日持久的水俣病事件即是前车之鉴，民众与政府及企业的对抗长达50多年，而中国因为污染问题而产生的抗争事件也不在少数，如2007年因担心PX(对二甲苯)项目落户厦门带来的污染，厦门数千市民上街集体“散步”。这类群体性抗争事件，如果处理不当，极易演化为群体暴力事件，2009的瓮安、孟连的打砸抢事件就是例证。

农民抗争是当前抗争研究的重点之一。中国的抗争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其中，李连江(1992)提出的“依法抗争”观点在这类研究中具有开创性的意涵，此后的许多研究都把焦点放置在农民抗争的“理性化”、“政治化”和“组织化”等主题上。简单地看，策略性的抵抗往往能提高农民作为弱者抗争的效度，成为农民抗争的主要手段。然而，抗争是一个时间序列的过程，农民是否从开始就会使用各种“策略”，他们内心、本真的抵抗方式是什么，未经外界环境引导的农民是如何保护并维护自己利益的，一言以蔽之，农民抗争的策略逻辑是如何演变的。这些问题只有基于扎实的经验研究方可以回答。本文中浙东海村¹村民的环境抗争事件，也经历了从原始到复杂的反抗过程。由于海村地处海岛的特殊地理位置，与外界有一定距离上的阻隔，使得农民原始、自发的反抗方式得以显现，这些行为来自农民长期形成的传统和经验，是根植在他们思维中的认知的直接表现。对这种原始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的审视，对于认识农民行为、缓和农民抗争形势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作用。

1. 按照学术惯例，本文涉及的地名和人名一概使用学名。

一、海村：气体污染的受害者

海村是浙东山海市的一个岛村，与浙东其他地区相比较为闭塞，但其良好的海港环境也吸引了一些投资者。海村村民的抗争缘起于其对可能带来环境污染的投资行为——顺东化工厂的建立的反对。顺东化学有限公司由德基投资有限公司、宏邦石化有限公司于2005年组建，是山海市引进的第一家规模较大的石油化工企业，位于山海市北部港区。顺东公司投产当年的工业产值就达62亿元，如今已上百亿元，对地方的税收贡献也以亿元计。这座化工厂较大的规模和丰厚的利润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农民反抗其污染环境行为的难度。

村民与顺东公司之间的环境污染纠纷是从它的违规生产开始的。2005年4月，顺东公司年产25万吨芳烃工程开始筹建；当年10月19日经山海市环保局环评并审批，通过的具体建设项目包括：120×104t/a重油裂解装置、配套60×104t/a馏份油加氢装置、30×104t/a芳构化装置、25×104t/a芳烃抽提装置、0.5×104t/a硫磺回收与30t/h污水汽提装置，以及原料及产品罐区等公用工程和辅助配套系统设施。2008年1月7日，环保局批复同意顺东公司为期3个月的试生产。但实际上，顺东公司已经建成240×104t/a高硫重油加工能力，并于2008年3月12日开始，重油裂解装置以一套120×104t/a规模进行试生产，其他生产装置以建成的240×104t/a能力投入试生产，擅自使用高硫重油而不是由环评批复的低硫油，远远超出了当初环保局批复的标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四条¹和《浙江省环境污染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²的规定。尽管在建造之初，专家认证顺东公司化学废气中主要含硫和苯类，由于经过多次脱硫程序，废气中的硫化氢比例很低，不会危及环境和居民安全，而且苯类又在密闭环境中运行，对周边环境基本不会产生影响。但是，过量生产势必导致排放气体的浓度超标，并且顺东公司发生的气体泄露事故直接危害到了海村，对当地环境和村民的健康造成了较大损害。

1. 该条款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2. 该条款规定：建设项目试生产期间排放的污染物应当符合环保部门依法提出的对试生产要求。

由于受到废气的侵害，海村村民多次求助政府，但问题都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面对家人接连因为吸入有害气体而产生头晕、恶心，甚至口吐白沫的境况，村民们开始坐立不安。2008年3月，顺东化工厂发生了瓦斯气体和硫化氢废气泄漏事件，很多村民出现全身无力、视野模糊、喉咙疼痛、呼吸不畅、面色发白等症状，且日趋严重。这些病症的迅速蔓延在村民中引起了普遍的恐慌：

顺东这家公司，是先上车后买票的，我们被它害了啊。原来它定的是化工厂，定25万吨芳烃一年，但它实际生产的有40万吨芳烃，这些都是违反当初审批规定的，批小建大，欺骗老百姓，受苦的是我们百姓，敏感的区域要给我们搬掉的啊。政府对上面说已经把海村拆掉了，但是实际没有，哎，村里市里区里，反正是山海市人民政府骗老百姓。要我们怎么过得下去啊！(2011-02-22在某药店与海村村民沈建国的访谈)

生存意识和怨气的积累加重了村民对企业的排斥情绪，引发了最初的反抗。这已不仅仅是斯科特规避政府注意的“弱者的武器”(转郭于华，2002)，而是具备“草根动员”性质的农民自发产生的抗争(应星，2007)¹，村民的思维逻辑也十分明晰：当身体受到伤害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停止侵害，而停止侵害的方式就是阻止顺东公司生产。

1. “草根动员”(应星，2007)模式指底层民众中对某些问题高度投入的积极分子自发地把周围具有同样利益但却不如他们投入的人动员起来，加入群体利益表达行动的过程，具有弱组织化特征和非政治化取向。

(一) 拦路：用自己的方式对抗

“既然上级不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就让他们看看我们老百姓也有自己的方法对付这家化工厂的。”(2011-02-22在某药店与海村村民沈建国的访谈)3月19日，也就是废气泄漏事件发生一星期后，当时还是村民代表的潘世清在村里的小店铺里与很多人聊天，又讲到顺东公司的事情，一伙人起哄，非常气愤，于是在店里的9个人就去了海村村支部书记的办公室。书记王飞跃本来表态说顺东化工生产的事村里根本没有办法干预。书记回复的口气让这9位村民觉得他认定村民们对顺东公司的环境污染不会也不敢采取行动，只能吃哑巴亏。潘世清等人忍无可忍，撂下一句话：顺东公司发出的味道太重了，如果你不管我们就去拦路了！书记说：那你们去拦吧，随你们能耐了。那时，书记确实也没有意识到当天的应允会造成日后严重的后果。起初就是这9个村民去拦路，地点在原来海村小学门口的岔路上，这是顺东公司人员和车辆进出的要塞。村民们在路旁搬了石头，或是从自家搬来四角长板凳，拦在路当中，石头和板凳依次排开，人坐在那儿，摆成“一”字的阵势。那时是下午2点。到了晚上，在厂里做工的村民都回来了，到村口见状，拦路的事情就迅速传开了，村民们见势就陆陆续续参与其中。晚饭过后，村口拦路的村民越聚越多。

这次拦路持续了两天一夜，直到村干部把拦路的村民一个个劝回家方暂告结束。然而，顺东公司并未因此而改善其生产程序。2008年4月13日，顺东公司在原料输进管道的时候又发生了泄漏事故。这次事故较上次更为严重，村民们普遍有眼睛发干、舌头发麻、头晕等症状。恐慌情绪弥漫在整个海村，村民们纷纷往各处打电话，告的告，骂的骂，事态趋于失控。这一天，拦路的人数达到高峰，至少有四五百人，全是海村村民，分为七排，每排四五十个人，大多搬着凳子坐着拦着，也有搬石头的，有的村民甚至开着拖拉机挡在路当中。要拦的那条路在原来海村小学的旁边，村民们自发在小学的操场上搭起了帐篷，搭起了灶台，拿来了煤气，为拦路的村民提供食物。面对突发的“恶”，村民们聚集起来，认为拦路可以阻止化工厂车辆进出，阻止其生产，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村民已经决心反抗到底了。

(二) 打砸：镇压之后的愤怒

这次拦路行动持续了三天两晚，成功阻止了顺东公司的车辆和人员进出。直到第三天晚上，武警公安出动，人数达到600多名，派出28部警车来驱散村民。他们先拿着盾牌，从老百姓中间穿过去，如果村民不让就用警棍甩，不然回头就把人抓走。驱散村民的时候，武警用喇叭喊：“在场的村民听着，再给你们三分钟时间，撤退，如果不撤退就清场”。清场的含义村民都是理解的，这次拦路行动就这样被强制驱散了。

受到驱散后，村民的怨气更深了，认定这次被驱散的症结在于参与反抗的“人不够多”。随着顺东公司污染的扩大，海村村民试图拉拢相邻的沙家镇、毛家镇的村民一起想办法对抗化工厂。由于沙家镇位于顺东化工厂的后门，海村位于前门，受化工厂环境污染之苦都比较直接和严重，因此两村的村民商量着一起行动。但沙家镇的村民开始还是有所顾忌。事件的爆发起始于沙家镇的村民张阿毛，张阿毛在海村开店卖大饼油条。4月20日，化工厂又散发出难闻的味道，张阿毛卖完油条后，把剩在锅里的油全部倒在了顺东公司的东大门门口。此时，从公司里开出的一辆卡车因此而出现了轮胎打滑。驾驶员心生怨气，便驾着车向张阿毛开去，将张阿毛的腿轧断。沙家镇村民为此冲进化工厂后门，砸坏保安室的玻璃、椅子、电脑等；海村村民见状，冲进前门，砸烂化工厂的牌子；其他村的村民见状，也纷纷涌进管理人员的办公室。村民和工人共计一千多人缠打在一起，场面十分混乱。

由于参与人数过多，武警已难以将村民和工人分开，如果再次强制用警棍驱散，势必造成村民集体受伤，事件的影响就会更加恶劣。当日，市政府政法委书记来到化工厂，拿着喇叭规劝村民停止打斗，并表示政府一定会解决化工厂的污染问题，并要求村民派代表在政府的监督下与化工厂进行谈判。村民们这才停手，但未离开现场，等着谈判结果，直到天黑也没有离去。最终，村民和化工厂达成妥协，化工厂同意10月份之前搬迁气体排放源——火炬，并答应给海村、沙家镇村民每人一个月200元的补助，另外，再给海村每户每月提供一瓶煤气。

集体打砸反抗似乎显现了效果，村民们得到了补助金和煤气。然而，直至11月份，顺东仍未履行其搬迁“火炬”的承诺，村民的反抗因此而时有发生。

(三) 跪拜：求助青天

海村村民长久以来信奉观音菩萨；在传统社会，历代官员在海村也组织过抗倭、抗外族等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讲，海村一些年纪大的村民，依然有清官崇拜和拜求神佛的传统。在这一系列的反抗环境污染的争斗中，海村的这种传统以“不在场”的方式发挥着“在场”的作用。

想以拜求官员解决问题的“抗争”最初发生在6月份，因为顺东公司试生产时间为3个月，企业曾保证试生产结束后不会再有异味气体排放，但事实并非如此。6月1日，山海市周市长下访海村，在社区会议室接见了村民，与村民商谈。几百名村民在会议室外聚集。村民提出以下质疑：(1)顺东排放的异味何时能消除，若是消除不了如何解决；(2)顺东公司环评是否合格，政府是否有欺骗老百姓的行为；(3)卫生防护距离到底是多少，是否存在该拆却没拆的情况。村民让周市长直接答复上述问题。市长解释了解决这件事情的难处：一是他刚上任一个月，很多情况不了解；二是他也要和市里相关部门讨论。直到晚上，双方都没达成协议，领导们试图离开海村回市府，但是村民们的反应仍很激烈。

会议室外面都是年纪大的人，一听说市长要走了，就集体下跪，几百个人全部跪下，没有任何人发号施令，也没有事前商量，跪下似乎是他们当下唯一可以实施的方式。“求求市长了，把我们的问题解决好再走，你是我们父母官，你要给我们做好事情再走。”这种类似哀求的反抗方式，出于原始的“拜求恩典”的情感。这种情感虽然盲目，但无时不在发生效用，影响人们的行为和愿望。“无意识跪拜”出于村民自身的观念和情感，通过这种“软性”抵抗方式，村民们希望能留住市长、留住解决问题的希望。

拜求官员的方法尽管没有如村民所预想的那样当场解决问题，但无疑引起了市长和相关部门对顺东公司环境污染问题更多的重视。海村村民跪求市长的消息在政府内部和其他乡镇迅速传开。没过几天，辽宁发生了群众在市政府门前集体下跪的事件，受到全国的关注。事件的结果不但是群众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当地官员还被免职。这个消息在海村村内迅速传播，村民们的观念也渐渐发生了改变。10月18日，村民们在市政府广场集体跪拜，“青天大老爷啊，把我们这个垃圾厂搬掉吧”，“村干部不管我们了，顺东中毒了，臭死了”，“我们人民生活过不下去了啊，压制百姓，夺命了”等呼声响遍广场。

这次村民的集体跪拜，带有一定的策略意识。在外界的启示之下，村民学会了更有昭示意义的“政府门前行动”，预先准备好条幅、设计好口号，并有安排地分批进入广场，吸引媒体注意，争取舆论优势，以“合理上访”的方式来对政府施压。原始的自发、本真的抵抗方式慢慢褪去，村民的思维方式也从某种程度上的“脱离联结”(out of joint)过渡到“联结”(in joint)状态(Hobsbawm，1959：67)，产生了有策略的行为。然而，原始抵抗方式，如“拦路阻止化工厂车辆进出”、“在工厂门口倒油”、“打砸保安室”、“人多一些反抗力量就越大”、“只要我们诚心请求上级就会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等观念和行为，在抗争初期显现了一定的作用，如村民获得了医疗补贴，化工厂产生畏惧，问题得到上级的重视等。村民“用最简单的方式保卫自己”，对于是否合法，村民们从未考虑，因为他们觉得手中握有“理”，他们是受害者。

二、原始：传统思维的延续性

“原始抵抗”是左派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提出的概念，其在1959-1969年间论述所谓古老的反叛形式的三部著述《原始的抵抗》 (Primitive Rebels)、《绿林好汉》 (Les Bandits)、《斯温队长》 (Capitan Swing)即是对“原始抵抗”的注解。霍布斯鲍姆研究的对象主要是19世纪、20世纪初处于本国封建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双重压迫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民革命，包括发生在工业国家的反资本主义、毁坏机器、烧工厂的“卢德运动”，效法“斯温队长”传说的农业劳动者暴动，以及发生在殖民地的新千禧年主义运动等。他将这些被人们认为落后、愚笨的运动重新引入研究范畴，并且认为它们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他对农民反现代、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抵制和“原始”的反抗行为有着极大的兴趣，即关注于抗争的最初始形态。

(一) 原始抵抗的内涵

在霍布斯鲍姆的视野下，原始抵抗的中心意涵在于“怀旧”，是对传统世界、美好过去的怀旧。“原始”与“复杂”相对，与“现代的反抗”相区分，是“缺乏一整套意识形态、组织形式和行动计划的反抗”，“并且这些反抗完全依照自身的意愿实行，并不考虑是否合法的问题”。“原始的抗争有自己独特的抗争伦理，并且和现代社会关系及经济自由主义有一定程度上的脱节(out of joint)”(Hobsbawm, 1959：ⅸ、67、119)。

海村的原始抵抗方式从内涵上延续了霍布斯鲍姆的论断，即“发生在抗争初期的，缺少缜密计划及组织形式，按照农民自身意愿、自发地形成抵抗方式，这种方式存于村民传统的经验认知中，是其认为的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海村村民的原始抵抗出于他们对传统抵抗方式，诸如拦路、打砸及官员解决问题能力的信任，也是拜求习惯的延续。

浙东海村环境抗争事件的发生和霍布斯鲍姆所讨论的原始抵抗尽管相距百年，方式也不尽一致，但仍具有共通性。从背景来说，霍布斯鲍姆所讨论的农民抗争发生在20世纪初的第三世界国家，当时农民受着封建传统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剥削，与外界的联系有限，处于相对分离的状态；而海村位于浙东沿海，尽管浙东属于经济发达、社会开放的地区，但海村地处海岛，受限其军事定位，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对外开放，村内外人口流动小，大多数村民从事渔业或村内工业，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区，外界对其影响较小。从反抗本身来说，霍布斯鲍姆所描述的农民反抗是第三世界人民革命的斗争，以损坏机器、烧毁工厂仓库或是新千禧年主义为特征，具有反西方现代性入侵、保护农民传统生活环境和习惯的性质，众多农民的反抗对象是一致的；而海村村民反抗的对象——造成村社环境污染和村民健康损害的化工厂也是一种“公共的恶”。作为地方经济发展之引擎的顺东化工厂及其造成的大气污染不能不说也是现代化对农村生存环境的挑战，只是两者间的“恶”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但农民的反抗目的是相同的。从行动效用来说，霍布斯鲍姆认为这种类型的运动不但不是边缘的运动，而是20世纪的各种革命大动荡的源泉或根子(勒维，2001：109)，而海村的原始抵抗将村社的内在认知扩充开来，迫使村民不断习得更多的反抗方式，拓宽了与外界交流的渠道，不断更新村民的经验认识，推动了顺东公司污染事件的解决。

(二) 原始抵抗的实施方式

抗争初期的拦路、跪拜市长、谩骂、打闹等行为是原始抵抗的表现。拦路是村民集体反抗中发生最早、次数最多的行为，是由分散的个体自主参与并集结成群而产生的。面对侵害，他们依照自己的理解实施抵抗，如搬石头、拉扯、吵闹、拦人，等等，情绪冲动而易受到外来力量的攻击。他们遵循的是村社中最简单的关系逻辑：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霍布斯鲍姆所述，村民有自己的抗争理解，这种理解最明显的标志是基于自身的认识，不受外界的影响。然而，这种行为的效果并不完满，村民们受到了镇压，促使他们意识到需要“习得”其他方式，同时保持原始观念中有效的抗争办法。

初期的跪市长、跪领导也是原始抵抗的方式之一。李连江等认为，在依法抗争中，抗争中下跪、静坐“带有强烈政治象征意义”：一方面显示上访决心、对领导者施压；另一方面为了争取旁观者的同情，获得舆论优势(李连江、欧博文，2008：12)。下跪确实是村民抗争的策略之一，然而，笔者认为，这种策略并不完全是为了获得舆论优势，摆出姿态给政府施压、与政府对垒。在海村，当事态刚刚显现，下跪是村民在求助无力中无意识的、出于自身理解的、类似“拜求恩典”的直观表现。

跪拜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转变的过程，无意识下跪是原始抗争的表现。遵从权威、膜拜青天的传统政治观念并没有随着皇权形式的消除而发生实质性的覆灭。尤其是在相对封闭的村社结构中，这些观念仍发挥着微妙的作用，其意识形态控制力仍较为强大。持“无意识”观点的詹姆逊认为，这种现象的症结在于，“当观念脱离所依赖的物质条件时，它成为了一种独立的力量，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决定和支配某种行为”(谢少波，1999：3)。历史成为一个“不在场”的原因决定了“在场”的行为。下跪已经作为一种神圣的力量根植于传统价值观念中，海村村民面对市长离开时，本能的反映是“求他不要走”，跪拜行为更多的是内在祈求的外化，是底层百姓在诉求无力中寄托希望的一种方式，是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

那么，基于自身理解的个人行为是如何演化成群体性抵抗的？在目的上，形成了短暂的“要求顺东停止侵害”的共识，群体利益指向清晰；在抗争方式选择上，是村民“今天他出点主意，明天他在网上知道点环保知识后也献献策”，以这种形式“吵着哄起来的”；在消息的传递中，是以小店和村民家为场所的内部交流。拦路行动尽管被政府想象为是某些人在背后组织、事先策划实施的，但事实上却是村民为保护自身而自发产生的共同行为。“拦路就是这样，谁是总司令，到底有没有这个头，头谁都无法给出答案。老百姓是乱的，几百个人在一起，易聚也易散。想着想着老百姓们就做了，没想过后果，拦路抗争并不存在恶意，就是想解决顺东排出的毒气问题。”(2011年3月2日在海村蔡来福家门口的谈话)在熟人社会的海村中，这种通过亲属朋友关系“吵着哄着”闹开来、“想到就做了”的去组织化的抵抗并未掺杂完备的计划和思路，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参与村民的效果。

(三) 原始抵抗的意义

与现代意义上的反抗相比，那些“古老”、没有充分准备的、自发的抵抗形式出于农民对现代世界破坏他们生活的直接反应(勒维，2001：109)。霍布斯鲍姆让我们理解了反抗的意义：无论是“政治卢得主义”或是千禧年主义运动，各种缺乏计划甚至看似愚笨的反抗方式都可能演化为革命的形式，两者的亲和性无可否认。他的论述将“原始抵抗”看做某阶级或是某群体的行为，以冲突的视角警示我们，社会中任何的抗争即便是看似最简单、最愚笨的行为也不可忽视，存于其中的特定的价值体系依然有可能成为活跃的政治力量。即便是像海村村民搬石头、拦路、砸工厂这种行为，如若不能及时地给予安抚，也会演化为打砸抢等群体性泄愤事件。个体诉求的最初表达往往是简单、直接的方式，依照农民自己的逻辑实际上可能不易产生破坏地方秩序的力量，但是，忽视这些原始、看似愚笨的方式的存在，却容易导致民冤串联、底层冤化和群体暴力。霍布斯鲍姆对我们最重要的作用在于，警示我们应该放弃对“原始”的偏见，而只注重复杂的、组织化的抗争形态。

从文化和心理层面，值得继续探求的问题是农民实施此种方式的作用力。不仅是一些精神分析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的研究重视这类抗争行动，持“理性”、“动员”、“集体”的社会运动研究也承认这种倾向的重要性。但是，现有的论述对这个因素的排斥，是认为早期的“非理性”和“情感”往往是相连的。而事实是，“在现实生活中情感和理性是合而为一”，“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以及参与者情感行为背后的宏观结构和微观社会心理学机制”都需被注重(赵鼎新，2006)。赵鼎新的观念呼应了霍布斯鲍姆的原始抵抗力量和文化推崇者关于情感背后社会机制的研究。如在海村，村民们的反抗方式包括搬石头、拦住路、与化工厂管理人员吵闹、与武警缠打、扯衣服、下跪、甚至企图烧掉化工厂。这类反抗的质疑者会问：难道拦住路就能阻止工厂车辆和工人出入？击退批武警就能使反抗奏效？砸掉化工厂就能消除污染？但是在村民的认知中，这些质疑没有实质性的意义。霍布斯鲍姆的“脱离联结”和村民所说的“我们只想到眼前的事”都表达了这个想法。村民们考虑的是“在场的”可见的或存于身边的事物，如化工厂、领导、某种传统，并不会去思考“不在场的”不可见的诸如社会制度、法律、外界的作用力。只有那些外界的事情或规则确实在村内发生了影响，他们才会意识到这些，如对惩罚的恐惧。

这种努力不能说是失败的，尽管村民们因此受到了伤害，也没有完全满足自己的诉求，但是，排除理性和技术，这些方式更能对人的情感产生作用，因为原始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回归。在技术和市场理性的作用下，文明创造了一个有可能将自己都打入的“牢笼”，每发明一个新的手段，都需要面对受挫的可能，贝克(2004：2)抽离出来的风险社会即为这种“向前”不确定性的展现。所以，无论是“文明人”还是“原始人”，都期望从过往的安定中找到归属。过往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些形式，并以文化为指代留存下来，所有文化的概念都建立在个体认知的基础上，在大脑中不断地重构、歪曲、改变，以及发展在与其他人交流时获得的信息(赵旭东，2008：270)。后现代精神分析学者克里斯蒂娃(2007：22)也把“回归”类似地定位为“延续和更新那些经验”。

在此意义上，村民原始的反抗有了文化的内涵，原始方式的再执行是对过往的延续和更新，作为质疑现实即存规范和权力的方式，通过回溯被重新定义。“拦住路就能让工厂停工”、“烧掉化工厂就能消除污染”，这类认识正确与否只能在具体事实中才能得到验证。2008年以后到现在，面对顺东公司依然持续的环境污染，村民还会去村边拦路，前前后后不下50次。村民确实是用这种最朴素的方式来抗争并保护自己。

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纵使处于改革前沿的城市人尚难以适应不可知的各种改革前景，更何况是身处海岛的村民，他们何以承受现代化的各种可能后果，如环境污染问题；而且，我们这个国家目前未能解决或理顺污染代价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又如何让岛民们来协调这个问题？！面对有毒气体的侵害，在没有得到外界援助的情况下，他们除了用自己的方式反抗，别无选择，尽管其后期反抗的策略性开始显现，但在抗争的初期阶段，其行为的原始性及其发动效应亦不能磨灭。

三、结语：“原始抵抗”的洞察力

原始的抵抗是整个抗争中最初始的形态。在转型社会的背景下，复杂的、计划周密的反抗已经被形形色色的研究范式剖析警示，而处于抗争初期，出于抗争者个人认知、情感的原始抵抗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原始的抵抗因为“脱离联结”而表现出最纯净的状态，愤怒、恐惧的拦路，缠、打、砸化工厂和祈求恩典的跪拜都是农民传统认知和经验的最直接表现。“原始抵抗”的学术洞察力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海村村民原始的抗争行为具有自发性、传统性、去组织化、弱政治性等特点，农民抗争是一个时间序列的过程，应考虑抗争初期基于农民自身思维的行为，而不仅仅注重受外界影响后的策略性抵抗。

在现在的抗争事件中，预设的条件往往使农民“被组织化”、“被政治化”、“被策略化”，即使在某次抗争中有原始抵抗，也会很快地被外界的作用力包裹，显现各式的策略性抵抗，因之，这种方式并不为人所关注。关于策略性的抵抗如“依法抗争”、“以法抗争”等反抗方式，确实为农民群体性抗争带来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离抗争问题的解决还有一些距离，标本难治。从古至今，乡土社会中矛盾的根本解决大多基于农民自身的发现创造、自身产生的行为方式的调整和重构，而不是外界赋予的。学术界应该关注农民对矛盾的创造性的解决能力，让研究回归研究对象自身的情感和认知。

第二，原始抵抗也可能演化为激烈的群体性抗争，某些抵抗也可能成为一定的政治力量，成为威胁地方社会秩序的因素。

霍布斯邦姆以发展中国家原始抵抗的事实来警示这些行为的作用力。在海村，村民抗争初期的打闹、拉扯、谩骂、拦路、跪市长，是在无引导、无意识中自然表现的行为方式，看似简单、“落后”，实则暗含相当的影响力。这种方式往往潜存于村民深层意识当中，是最易想到、最易实施的行为。村民们通过最直接的方式保护自己，尽管杂乱，但若地方政府对这些行动背后的合理诉求置之不理或处理不当，就极易引发恶性群体性抗争事件，如底层冤情的联结，群体性“打、砸、抢”现象的发生。

第三，作为心理上的表达，支撑原始抵抗的是村民在村落社会中自然习得的价值体系，传统村社文化与情感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作用于村民认知，进而影响村民行为。

村民依照他们自己的想法，用最简单、最易实行且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方式施行抵抗，在抗争初期用原始的手段自发地维护生存环境，折射了过去长久存于他们意识中的经验和规则，是村民出于对环境危害觉知而产生的恐惧。村民以过往的经验躲避灾祸，以实际行动的效用再决定他们的行为取向，重构他们的认知和意义，判定行为的效用，这种重构是理性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回归，包含了抵抗、延续和反思等因素。

传统政治文化“无意识”的延续性和控制力，认知的“在场性”和对技术社会风险性的质疑都是乡土社会村民的思维结构特征的体现。在农民研究的范畴中，基于农民自身基础上的传统认知、情感和行动需要再次被认识，而基于村社传统认知所形成的原始抵抗，作为抗争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这种取向的重要体现，是在最纯净状态下乡土社会结构的自然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