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spora”(流散)¹一词的前身Diaspora在英语中是一个舶来词，词源始见于公元前3世纪希腊文版《旧约全书》第28章，原义指公元前586年犹太人在“巴比伦之囚”后被迫流亡的历史事件。自20世纪50、60年代起，“流散”这一历史性概念的含义开始越出特指犹太人族群的外延；进入70、80年代后，随着全球流动在人数、规模和距离等方面的空前拓展，跨境生存逐渐呈现出常态化的趋势，由此，饱含着迁徙、别离、故乡、记忆等诸多丰富内涵的“流散”概念，成为了一个表征这种人群大规模跨境流动状态及其生存方式的极具涵盖力的学术术语。原本仅限于描述犹太人被巴比伦人逐出故土后沦落天涯的“流散”生存状况的词汇，即大写的“Diaspora”一词，在相关国际学术刊物上几乎不约而同地、并且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小写的“diaspora”所取代，学者们赋予了这种小写形式的“diaspora”以更多的现实含义，它一般指任何在自己传统家园之外生活的人或人群，其中既包括犹太人流散群体、亚美尼亚流散群体和非洲流散群体，也包括亚洲流散群体、爱尔兰女性流散群体, 甚至同性恋流散群体，等等。不妨可以这样说，流散研究正是伴随着“diaspora”内涵的这种拓展而开始悄然兴起，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发展成为当代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不过，这仅仅是有关流散研究兴起的一种词源上的解说，从根本上说，流散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与全球化语境密不可分，事实上，正如范可(2012:19)所指出的，只有在全球化语境和全球化视野的关照下谈论流散研究才有意义。他借用当代美国知名学者弗里德曼的话指出，流散化(diasporization)本身就是全球化之扩散意义的隐喻(Friedman，2005)，或许，更早从宏观历史视野关注这一问题的论述，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汤恩比根据其12卷本的鸿篇巨制《历史研究》改写压缩而成的同名著作。在该书中，汤恩比(1972 [2000])预言，在未来的世界里，民族国家将最终为流散社区所取代(参见Friedman，2005)。同样的观点，在阿帕杜莱(Appadurai，1996)的《消失的現代性》一书中也有所表达。总之，综观当今流散研究领域的大多数文本可知，类似的预言几乎成为一种主流话语。

1.目前，在汉语中，diaspora一般除了被译作“流散”外，还被译作“散居”、“漂浪”等。

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得益于多元文化主义思想的广泛影响，流散研究正在藉着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国际环境而得以突飞猛进地发展。目前，流散研究已经体现在众多学科的关注之中，且逐渐演化成为一个内涵丰富、交叉性极强的研究领域，它覆盖了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政治学及文学研究等诸多学科，在各领域中的相关研究彼此交织，互相影响。不过，总体上说来，流散研究具有社会学的基本学科特征，种种流散问题研究的分支领域都离不开社会学的视角，其主要概念如民族、族群、移民、身份、文化等，向来为社会学所关注和强调。尽管如此，这种跨学科、多角度、交叉融合性极强的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即“流散”一词本身，如同其字面上所蕴含的独特意义一样，因其现代性的所指和能指的流动性而导致学者们在关于它的定义问题上众说纷纭，甚至有人认为“流散”是一个含义丰富但无法定义的术语(a popular term with a weak definition)，它的意义总是在多个领域中被不断予以重构，甚至催生了一系列与此概念相关的词汇，或者原本意义固定的概念在其研究中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这些概念互相关联却又有所区别，它们或者独立出场，或者混搭亮相。一般来讲，与流散研究关系紧密的概念有族群、外来移民、侨民、难民、族群属性(简称族群性)和多元文化主义、跨国主义，等等。其中的大多数概念原本是社会学流动研究、人口流动或文化研究中的主要概念，不过，其中一些概念在有关全球化的语境下逐渐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们或被进一步细化，如族群的概念被细化为古典流散族群和现代流散族群；有些则或被逐渐地边缘化，或演变成为主流研究的核心概念，如跨国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总之，流散研究与这些概念密切相关，辨析这些相关概念在流散研究中的独特意义，可以从深度和广度上了解流散研究产生的渊源、发展及其在各个时期的特点，甚至有利于我们把握跨国流动的未来发展趋势。

族群现象虽然在人类发展史上一直存在，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族群”(ethnic group)一词才被正式用来描述在一个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质的特殊群体，这类群体最显著的特质就是其群体的宗教的、语言的特征，以及其成员或祖先所具有的体质的、民族的、地理的起源(徐杰舜, 2002：12)。族群概念的提出是一个重大的发展。一方面，“族群”与“群体”或者“人群”的概念明显不同，“群体”和“人群”更多地是被用来表示松散的、共同特征不固定的人群；“族群”概念则强调语言、种族和文化方面的特征，处于同一族群中的人们通过认同和排斥异己的方式来维持共同的社会协作和生活交往，同时，伴随着族群成员普遍地与其他族群的互动，又需要有一套标准和规则来决定对本群体成员资格与外人作出区分。另一方面，“族群”与“民族”的概念也截然不同，它们虽然都是历史上形成的人们的共同体，然而，从性质上看，族群强调的是文化性，民族强调的则是政治性(如nation state)。

二战后，“族群”概念逐渐被用来取代以往英国学术界普遍采用的“部族”(tribe)概念和美国学术界普遍采用的“种族”(race)概念，其运用的范围也更为广泛。族群概念逐渐被用来指包含各种基于民族或种族而集聚结合并形成相对固定的社会关系，且在不同族群之间呈现互相排斥或认同的社会心理特征，这恰恰构成了流散研究的核心内容。可以说，族群现象存在的愈益普遍化为流散研究提供了现实的基础，没有多样化的族群以及它们之间的接触，也就没有流散研究；同时，因为族群概念更强调的是文化性，所以流散研究也离不开文化研究的视野，同样可以说，正是由于族群概念对文化性的强调，与蕴含着迁徙、离乡、记忆等文化内涵的“流散”一词不谋而合，从而成为流散研究的基础性概念。流散研究之所以在当今兴起，并且能够成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诸多学科研究领域中的热点，其根源可以归结为：全球化的普及与发展、人口的急速流动造成了全世界各文化间的激烈碰撞，从而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相互频繁接触，随之在社会发展中不断产生大量冲突、受容乃至融合的种种现象和问题，由此催生了流散研究，随后这种研究又辐射到政治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乃至文学研究等诸多领域。

在有关族群问题的流散研究中，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政治系的加比·谢夫(Gabriel Sheffer)是众多先驱中耀眼的一位。多年来，他一直关注流散经历研究，尤其对现代社会中流散问题的政治学意义的研究贡献最大。他于1986年出版了一部被公认为是流散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国际政治中的现代流散族群》(A New Field of Study: Modern Diaspora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2003年，谢夫(Sheffer，2003: 65-73)又推出另一部流散研究的重磅之作《流散的政治》(Diaspora Politics)，对流散概念进行了补充式的溯源研究，直至史前时期。在这两部文献中，谢夫对族群研究中的两大分类，即古典流散族群与现代流散族群的阐释和理解已经被主流学术界所普遍接受，成为流散研究中的经典概念。

由于Diaspora几乎就是古代犹太人在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劫难后迁徙流散于各地的悲惨经历的同义词，因此，以往“流散”一词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族群遭受了某种毁灭性的打击，迫使其族人四处离散，故流散族群总是与大规模“离家出走”和“流离失所”等负面的生活状态联系在一起而常常被理解为贬义词。又由于流散的主体在迁徙-再聚居的过程中一直保留着试图重建已沦丧的或是受到侵害的祖国的幻想和记忆，而这种希冀往往使得移入国统治集团对其保持警惕并时常压制他们，因此，在历史上，流散群体的社会地位往往十分低贱。一般而言，流散群体包括生活在世界各地的较为集中聚居且具有相同民族或文化背景的族人，对故国的记忆就是他们之间最基本的象征联系(Safran，1991:304-305)。谢夫认为，这只是世界经济秩序尚未开始全球化的前现代化时期或者也称之为封建社会中所特有的一种现象。这一时期的流散族群被谢夫(Sheffer，1986: 6)称之为“古典流散”(classical diasporas)族群，他们一般是来自于被征服的国家、地区或部落的民众，其迁移及散居移入国的历史充满了血与泪的记载，如欧洲中世纪的犹太人、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希腊人以及亚美尼亚人便是代表性的古典流散族群。其共同特点是在移入国中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受到种种限制，往往被主流社会所排斥，职业活动的范围有明确的界限，只能从事被认为是社会地位低下的贸易、卖艺或苦力活动。究其根源，乃是因为流散族群所在移入国的主流群体的一部分具有封建贵族身份，这种身份使其成员不屑于参与经商等诸如此类被视为庸俗的赚钱活动；而另一方面，其他的大部分社会成员则是或多或少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民，或是依附于贵族阶层的匠人群体，或是其他同族群体，他们无需经商也可以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或可以依靠俸给而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外来的流散族群与主流群体之间总是界限分明(Smith：1991:34-38)。因受到移入国社会排斥甚至隔离政策的影响，他们只能在同族中通婚，与同族人往来并在限定的社会范围和阶层内从事主流社会不屑一顾的工作。无论他们在贸易上取得多大的成功，或成为商人、放高利贷者，或成为独特的手工艺人甚至成为出色的学者乃至政治家，只要不被该社会的主流群体或阶层所接受或认同，无论他们在移入国居住的时间有多长，只要他们未获得移入国的“国民”身份，就依然被视为来自移出国的外来者(以往统称为外来移民)；即使已经取得移入国公民身份，甚至试图主动融入所在国文化的流散族群成员(以从中国移出的居民为例，已经取得了其他移入国公民身份的某籍华人)，仍然难以改变其身处弱势且不稳定的社会和法律地位的状态，更不用说对其所予的社会地位有多大的超越了，而且每当移入国社会不稳定或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流散群体往往还会成为主流群体的替罪羊。此外，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联合国对“难民”(refugee)的定义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将其内涵基本局限于因自然灾害或人为灾祸(战争或政治原因)所致生活无着、流离失所而大规模地流入某国、某地区的人，如为躲避连年战乱流落异乡的被称之为“战争难民”，为寻求政治庇护的被称为“政治难民”，或因环境因素变故导致的迁移人口被称为“环境难民”等等，但是，显然，在世界各地，依然还有许多当地人保持着将外来的流散族群视为难民的心态，如将纯粹出于经济计算的考量怀揣致富梦想而前往该国谋生的外来人群称为“经济难民”等。只不过，对于人为原因而主动移入某国的外来者，除了“政治难民”这一叫法还有所保留外，一般而言，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上开始逐渐普遍地以一个相对中性的名词“移民”或“外来移民”(immigration)来称呼他们。

然而，称谓上的一时变化，并不会马上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来自各国各地区的、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群体的实际状况并未很快有所好转，在他们期望被移入国所接受，希望被移入地社会群体所认同的幻想一次次破灭之后，更使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仍然还是流散在当地的“少数族群”(ethnic group)。为了维持精神上的寄托，流散族群越发重视本群体固有的、传统的伦理观念，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流散网络的交织关系，这种流散网络成员的行为方式既不同于原来移出国的伦理观念，也不同于移入国的文化，在流散研究领域，这样的流散群体仍然被称为“古典流散族群”。当然，历史上各种古典流散群体形成的原因各不相同，甚至有些流散族群的形成历史还相当特殊和复杂。譬如，许多在19世纪出国定居的中国人，并非都是因为族群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或出于政治压制或迫害的原因，因此很难说具有避难或流亡的特点，他们前往移出国，大多仅仅是因为不甘心于既有的生活环境，想通过在外寻求更大的机会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甚至有许多人是被蒙骗出国的。在移入国，他们经历了种种歧视、盘剥，甚至长时间地受到所在国排华政策和势力的排斥，深深意识到现实的残酷，由此更进一步加强了海外华侨的认同意识。逐渐地，东南亚、北美等地的华人开始重新聚合起来，其群体的影响力也逐渐扩大，甚至还常常提出一些相关的政治诉求。概言之，分布于世界各地的许多华人族群的形成有其自身的渊源与特点。

然而，生活终将继续下去，移民在受到移入国的歧视和拒绝或者部分拒绝后，会自觉不自觉地重新在所在国的文化中进行重塑“自我”的努力，这种重新适应的过程类似于后殖民理论家所说的“模拟”(mimicry)，从而形成一种既不同于移入国文化也不同于移出国文化的混杂体。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他们最初所坚信的本流散族群文化在经受了移入国的种种歧视以及种种对抗之后已有所松动，另一方面，他们仍然试图努力保持母族群的语言和文化要素，以此继续在隐形的排斥和边缘化境况下保持自身相对的认同。

总之，古典流散族群文化折射出的是一个特殊化的世界，从客观上说，这类流散族群不可能完全融入所在国的主流文化；从主观上看，由于对融入当地社会(主要是主流社会)感到绝望，且无法忍受所在国主流文化那种居高临下的强势的同时却甘愿接受一种被别人怜悯施舍的心理体验，他们不想被他人所完全同化，却又要努力去寻求获得心灵解脱，母文化的记忆以及流散群体的共同认同无疑成为他们最有效的心灵归宿；这种复杂矛盾的状态使得其移民文化又呈现出与其传统并不完全相同的面相。

自20世纪末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在此大背景下新一轮移民潮汹涌澎湃，席卷全球, 人口学专家以前预计的到21世纪中期才会出现的史无前例的多民族大迁移现象，己经提前出现，当今全球跨境移民数量已超过一亿，世界总人口中大约有1.7%的人生活于非出生国(李明欢，2000:12)。时至今日，世界各国几乎都有了移民法案，“移民”问题已经成为各现代国家无法回避的新问题。近20多年来的移民狂潮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即古典流散族群悄然发生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与重构。科恩(Cohen, 1997)在《全球流散》(Global Diasporas)一书中依据每一类群体迁移流散的原因等因素划分了五大类流散族群，分别是受难型、劳工型、帝国型、商贸型和文化型。无论科恩的划分存在着多大的争议，这一划分本身实际上已经重塑了长期以来流散族群凄凉无助的形象，赋予他们积极正面的全新含义，除了“受难型”还符合以往古典流散群体的特点之外，其余四类流散族群已完全超越了流散概念的传统外延，具有了现代流散族群的概念内涵。

谢夫(Sheffer, 1986:3)将“现代流散”(modern diasporas)族群定义为“由移民及其后裔构成的少数族群，在移入国生活、工作，但与祖籍国保持着强烈的情感上和物质上的联系”。谢夫指出，这种集移出国、流散和移入国三因素为一体(triadic network)的研究是现代流散族群的核心内容。这一定义隐含了现代流散族群研究的两个特征：一是它强调移民在移入国的总体状态，而非强调其悲惨和长期寄人篱下的回忆。谢夫观点的重点在于，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全球化趋势，任何一个国家不仅无法封闭生存，而且也都意识到了与他国合作及交流的重要性，由此，历史上往往处于社会边缘化的流散群体逐渐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他们或者因为在某一领域突出的特长而受到推崇，如在美国的中国厨师和中式餐馆的经营者，逐渐摆脱了华人为糊口而不得已从事地位低下职业的形象，甚至被赞美为弘扬中华美食文化的主体；同样地，还有像身居荷兰的意大利裔冰淇淋制造者也逐渐名扬世界，诸如此类评价方面的变化，都间接地体现出许多国家对流散群体在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重要桥梁作用的重视。当然流散族群在所在国的社会地位之所以能够不断提高，更宏观的原因还与长期以来各殖民地国家或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国家形象不断改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现代流散”定义所强调的现代流散族群研究的第二个特征是，现代流散族群并非如古典流散群体那样，因受到歧视和排斥而自我封闭，既不得不处于一种永远在回忆之中却与移出国的母文化彼此隔离的状态，又游离于移入国主流文化之外的状态。相反，现代流散群体表现出了以下新的特点：既努力保持对移出国的记忆、回忆和想像，又主动地逐渐与移出国的社会群体恢复联系或建构起新的交往关系，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参与移出国的种种社会活动；既不渴望完全被移入国所同化，又能积极地参与到所在国的各项社会活动之中，与所在国的社会各阶层展开广泛的交流；既能与其他的移民群体进行开放式的接触和交流，又能保持自身的特点和传统价值。三者构成了一种互不可分的全新的关系，显然，在现代流散群体背后所折射出的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变化。除谢夫之外，长期致力于族群、流散群体与民族国家关系研究的萨夫兰(Safran，1991)总结了“现代流散族群”的6个基本特征：(1)以移出国为“中心”迁移到多个地区，(2)保持着对移出国的记忆和想象，(3)认为自己不会或不可能被移入国完全接纳，(4)能够往返于移入国和移入国之间，(5)愿献身于移出国的复兴，(6)对移出国的关注已经成为一种群体意识。萨夫兰的理论推出之后，虽不断有学者对他的上述定义进行补充或修订，但仍遵循了萨夫兰的基本观点和思路。

总之，流散族群之所以被划分为古典流散族群和现代流散族群，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流散族群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集合体，而一直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并往往会随着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而被赋予新的特点。“古典”和“现代”流散族群的分水岭是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普及时期，在此之前的流散族群属于古典流散族群，之后则逐渐呈现为现代流散族群，不过，二者具有许多相同点，并非互相排斥对立，而是互相交织、紧密不可分的。现代流散族群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古典流散族群的消失，而是扩大了其覆盖范围并对其所指意义进行的补充。目前两种族群同时并存，只不过现代流散族群稍占上风，但是，可以预见的是，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现代流散族群问题无疑将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流散涉及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它绝不仅仅是人们简单地从移出国到移入国的空间位置的变换。研究者越来越关注流入各国的诸多外来移民所组成的形形色色的流散族群各自的族群性(或曰族群特性)。因为，不了解特定流散群体的族群性，所在国便无法对其作出适当的应对，不了解流散群体的特点，也无法制定有效的政策。总之，随着流散研究的深入，无论是在古典流散群体中还是现代流散群体中，族群性问题越来越显现出它的重要性。

在1900年前后，族群性(ethnicity)概念往往与种族(race)概念相混同，甚至在更多的情况下直接等同于民族，或者说种族和族群性常常被视为同一事物的两面。种族的最初形成，是由于聚居世界各地的人类群体生态适应的结果。种族分化可以说是由遗传变异、地理隔离和社会文化三种因素共同塑造而成的(杨胜荣，2003:32-36)。种族概念也考虑语言、宗教、文化等社会属性，但更强调如肤色、体格、头颅特征甚至基因遗传等自然属性，因为，在过去，研究者往往认为，这些属性在一个固定的群体中总是比较稳定，具有显著的辨别性。与这种观念相应的社会反应，往往体现在一些社会中有人总喜欢用某种肤色作为定语的组合词来指称这种群体，由此，学界逐渐认识到，凭借肤色、基因遗传等自然属性来判断种族的做法蕴含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因为，这种观念往往与种族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奥门，1995:100)。

相对于种族而言，族群性(ethnicity)的概念在把握不同群体特性时更注重通过语言、宗教、行为方式的特点、仪礼和习俗等文化属性来辨识，这些属性总是在一个固定的群体形成后才得以表现(McKay，1982:395-420)。它强调的是族群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性质。人们被社会性地界定为一特定族群的成员，这种界定是由他人的认可及自身的认同共同完成的。族群性的定义并非是自言自语，也不仅仅取决于族群成员自身还取决于他人和其他群体。因为，人们从出生开始接受周围环境赋予他的属性，但是很少能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这些属性使其是如何地与众不同，只有当他们与拥有其他文化属性的人群交往时，这些属性的区别功能才开始凸显。

族群是流散研究的基础，族群特性问题是流散研究的核心，其主要内容包括族群的渊源、族群属性以及族群的地位等。作为族群性问题的前身，即以往讨论种族问题时所注重的因素固然仍然存在，但从根本上说，决定着人们社会属性的是影响人们社会交互作用的文化因素，其集中表现族群属性。流散研究的社会学旨趣毕竟是在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提倡一种平等的族群交往，这决定了它必然要反对种族主义。如果说种族是一种生物学上的事实，那么种族主义则是一种通过有意图地夸大这种生物学特性来为自己的支配性奠基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模式，是造成古典流散族群广受歧视、排斥，长期无法获得起码的社会承认的思想根源所在。值得庆幸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人类各族群之间相互依赖和交流程度的不断增强，种族主义的观念越来越失去了它的存在土壤。

应当看到，族群性问题得以凸显，与规模日益扩大的移民运动有着必然的联系。这种移民运动并不是从偏僻的乡村迁移到繁华的大都市，而是移出国与移入国之间的流动，它导致了不同族群之间直接面对面的接触和交流。随着不同族群之间交往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必然会给移入国主流群体的心理带来各种影响，也会导致其在与不同族群之间的评价、交往等的种种选择性。所有的族群在与其他族群尚未进行广泛的接触或交流时，往往都存在自我中心主义的倾向，一般说来，在展开这种接触和交流后，当主流群体并不感到自己的中心地位受到威胁时，他们会容忍和接受，而当许多社会成员感受到某种威胁时，则会产生排外心理，这种情况，在现代突出地表现为逐渐发展起来的以排外心理为基础的文化中心主义(曹丽，2010:79)。另一方面，当族群成员从移出国来到移入国，种种保持在个体身上的或体现于群体中的属性开始与所在社会的文化相碰撞，并逐渐产生矛盾和冲突，由此，也对这些流散族群本身所固有的朴实的自我中心倾向构成了挑战，其焦点问题就是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流散族群的特殊性在于，作为一种集体身份认同，作为对自身族群属性的感知与表达，族群性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身份，而是在较长时期的流散生活中形成、演变而成的。特别是族群性的认同问题一直以来被占统治地位的主流群体及从属群体作为用来达到强化他们自身社会身份的正统化，并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化的工具，因此也成为社会权力结构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各流散群体对自身族群性的集体身份的表达，常常成为少数族群在日常对抗和政治斗争中的核心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笔者认为，一般存在以下三种情况：一是移民群体已经完全地被移入国所同化。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以往的族群特性，但是对族群性的认同已经不再是判断身份的唯一标准，诸如职业、教育水平、居住地点或者伴侣的选择也往往被纳入判断身份的参照性因素的考量中，这些属性也不再由族群的单一归属所决定；二是移民群体既保持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也逐渐地融入了移入国主流社会；三是整个移民群体受教育程度依然较低，在移入国的社会地位得不到提升。第二种结果如同谢夫所描述的状态，即“身在异乡，却如同在家”(at home abroad)。这是流散族群的最佳状态，经过几代移民，他们已经融入了移入国的主流文化，但是又成功地保持了自己的族群属性(族群性)。

然而，并不是来自每一个国家的移民都能形成特定的流散族群，也不是所有的移民群体都能形成一致的族群属性。在移民过程中，移民群体会不约而同地创造出他们独特的属性来捍卫自己的文化。在移民的最初阶段，所有的属性大致上说来都是固有特质，这些属性因为以强调他们自身的优越性而具有很强的防御特质，或者也称之为封闭的、排他性的特质，与外界联系极少。但是，一般而言，这只是初期阶段的特点。在接下来的阶段中，移民个体或流散群体会逐渐地加强与移出国社会成员的联系，缩短与他们的距离。而到后来，在移民群体方面，往往会体现出在族群文化与所在社会的文化、甚至与其他族群的文化之间存在矛盾、冲突和斗争，当然同时也伴随着选择、特质融合等主要特征。这是因为，对流散群体来说，如果吸收了太多所在社会的，或者其他族群的文化特质，那么，其自身的族群特性便会逐渐被削弱、隐形化甚至消失(这将威胁到其成员对自身族群的认同)；但是，如果不吸收其所在社会的文化、或其他族群的文化特质，那么流散群体则永远不能融入当地社会，要么仅仅维持在边缘的位置，要么也无法与其他族群进行有效的交流沟通。因此，既保留本族群的主要文化特性，又积极地吸收所在社会的文化特质以及其他族群的优良特质，是现代流散群体在对待族群性问题上的主要方向，唯有如此，流散群体才能达到前面所提到的较为理想的第二种存在状态。显然，这种重塑族群性的策略是与现代流散群体的演化趋势相符合的。

流散研究的发展也与跨国主义视野的形成及其理论发展密不可分。在19世纪，远程通信和旅行交通手段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技术突破，这直接加速了跨国社会空间的出现。远洋汽轮、电报等经过改善的新型运输通信方式，为跨国联系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效的舞台。从此以后，不断发展的通信运输革命大大降低了远程沟通及移动的费用，互联网的革命性进程更使得跨国现象快速蔓延。

20世纪90年代初期，人类学家在研究美国拉丁美洲移民时发现，在这些移民的流动经历及实际生活中并不能严格地限定其移出国和移入国的空间属性，为此，他们提出了“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的概念。琳达·贝丝(Linda Basch)、尼娜·戈里珂·席勒(Nina Glick Schiller)和克里斯蒂纳·桑东·布兰克(Cristina Szanton Blanc)将“跨国主义”定义为：“跨国主义表达了移民群体与他们的移出国和移入国三者之间的支撑关系，借以维系与移出国家间的、经济的、社会的、组织上的、宗教的和政治的等关系。它是移民建立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边界的社会场景的社会过程，跨国移民被理解为建立和维持跨界的家庭、经济、社会、组织、宗教和政治的多重联系的群体，他们用这些多重联系来调适或抗拒其移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Basch, et al., 1995)。

跨国主义视野的形成及其理论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以跨国移民的大量出现为基础的，后者恰恰是现代流散族群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从1991年起为推进流散研究创办了期刊《流散：跨国研究杂志》(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该期刊自从创刊后一直是流散研究与跨国主义研究相结合的风向标，其创办者兼主编卡托洛里安(Tololyan，1991:4)曾明确指出：“流散一词是具有跨国主义性质的词汇”。

现在，跨国主义已经成为近年来在西方学术界方兴未艾的一种新理论, 它注重移民的机动性和跨界性，强调移民的生活取决于跨国社会场景, 是与民族主义相对的一种研究进路(陈丽园，2003:71)。民族主义，简言之是指民族共同体成员在民族意识基础上形成的对本民族的忠诚和热爱，认为自己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致力于促进民族利益和提高民族文化，对抗其他民族的利益和文化, 属于一种对维护本民族生存和发展权益具有大规模动员效应的意识形态。由此可见，与基于强调本民族优越性的民族主义视野来看待移民问题不同，倡导将移民问题置于跨国主义视野下来研究，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跨国主义”概念提出后不久，阿里加诺·坡兹(Alejandro Portes)、路易斯·噶尼祖(Luis Guarnizo)和帕储西亚·兰多特(Patricia Landolt)等又对其进行了新的补充定义，以期使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他们认为“跨国主义”定义的第一个首要限制条件就是移民群体和他们移出国之间的联系和交流的形式必须是一种长期并且持续的关系。因此，跨国移民群体应当是几代移民的连续集合体。也就是说，跨国流动的移民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移民，而是具有跨国特色的移民，他们已经在移入国立足, 但又维持着与移出国的多重联系。他们认为，这样的移民最好被理解为“跨国移民”(transmigrants)，或者“国际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nts)。

的确，与跨国主义时代的移民不同的是，早期的移民是对不发达状况的回应(塔皮诺斯，2001:47), 为了生存，他们被迫离开经济不发达或者战乱的国家。移民生活往往成为一种个人或家庭解决其贫困生活状况不得不采取的措施。而传统移民的模式一般是指从移出国向移入国的单向流动过程，移民者自身一般经历迁移、定居、适应、同化或融入等一系列的线性过程，最终被移入国的文化所融合。美国曾经引以为豪的“大熔炉”理论就是基于传统移民模式而形成的，“大熔炉”理论断言来自全世界的各民族移民都将最终在美国这个民族“大熔炉”中熔化成一个新的人群——“美国人”。但是这种传统的移民模式在目前全球“大熔炉”的面前已经开始逐渐瓦解。从20世纪80年代起，新一轮的移民浪潮席卷全球，但却呈现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特征：第一，移民与再移民之间的缘由变得没有界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再是为生活所迫。做出跨国生活的决定对他们而言也许已成为一种拓展自我更多空间和生活的策略，而不再是一种无奈的举动；第二，跨国联系可以以非官方形式存在，诸如像家庭内部或家族之间的联系；或是制度化的，如在移民入境国和出境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各政党或组织机构、企业等。毫无疑问，现代流散族群显然是一种具有“跨国主义”特点的群体。

但是，现代流散族群的“跨国主义”特点和其他的跨国群体又有所不同，跨国群体虽然在移民化的过程中与移出国分离开来，但却依然保留着来自于移出国的各种风俗习惯，这些习惯并不捆绑或者受约于国家及其政策。同时，也不是所有的跨国群体都是流散族群，如全世界的罗马天主教徙都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跨国群体，但是它们却不是流散族群。也就是说，只有当身处国外的流散者群体成员与移出国(甚至是移出国及移入国以外的国家)之间发展出某些重要的社会联系和象征联系时，他们才可以被称之为一种跨国群体，否则无异于流亡或偷渡。尽管在流散的原因方面，现代流散族群也是或主动或被动地离开移出国，定居乃至入籍移入国，但对于该群体的成员而言，他们耿耿于怀的却依然是自身所隶属的民族或者国家。当这类群体还仅仅是移入国中少数的“异类”群体时，移入国主流社会的精英们或许还能对其不屑一顾；但如果这种流散群体的规模和范围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持久且成为一种常态的话，尤其是当这种流散群体的人数达到或可以数百万计的情况下，其潜在的影响必然就会引起人们的深思。如亨廷顿(Huntington，2004)在《我们是谁：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Who are We：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一书中将大量操西班牙语的移民族群视为可能从根基上瓦解美国的致命挑战。一些国际移民学者也一再指出，以货物、资本、人口日益高涨的跨境流动而体现的“跨国主义”移民现象，已经并将不断地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权。

在当今世界上, 移民以空前规模在全球流动, 几乎所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移民的影响。据统计，十年前世界人口中移民的比例为2.8%(Zlotnik, 1998:429-468)；今天，全球跨国移民的人数达到2.14亿，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跨国移民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数量的3.1%。换言之，全球大约每30人中就有1人是跨国移民, 而在发达国家中，这一比例高达10%(李明欢，2011:1)。跨国移民大潮使得流散研究成为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必须共同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其研究领域也被进一步拓展到理解各种跨国的社会文化构成因素。

当前，方兴未艾的流散研究涉及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文学研究等诸多学科，这些学科在流散研究中互相交织，互相影响。但是，从总体上说，流散研究更多地具有社会学的学科特征。就现实基础和时代背景而言，它的兴起与全球化的演化趋势有着密切的联系，换言之，流散研究的一系列论述与全球化语境密不可分；就理论基础或思想背景而言，它的发展与多元文化主义思想的广泛影响密切相关。

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是一种关注弱势群体，主张尊重差异，追求多元文化平等共存的重要思潮，堪称当代西方民主进程中最广泛的、最有争议的文化和政治思潮之一。多元文化主义思想的扩散是流散研究蓬勃发展的思想背景，不仅是因为多元文化主义寻求平等权利，要求对不同群族、不同宗教以及不同性别群体予以承认的理想与流散研究的价值追求在旨趣上基本相同，而且这一理论在流散研究中有着独特的意义指向。多元文化理论催生了许多文化研究的枝干，流散研究同样是在它的影响下得以迅速发展的。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兴起的民权运动与60年代出现的新移民运动，乃至世纪之交在全球化语境下出现的各种流散族群间的广泛接触、密切交往的状态，使得少数族群的自我意识、自我认同迅速提升, 要求平等对待流散身份的诉求也愈加强烈，这一切的出现大多都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联系在一起。但是，反过来说，现代流散研究也有力地推动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如果说少数流散族群是推动多元文化主义的主体的话，那么，要求正确对待族群性的问题，具体而言即少数族群身份的提升问题则是多元文化主义兴起与发展的动力(金里卡，2005)。

当今的流散研究，还与全球资本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全球对话主义理论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流散研究领域的许多有影响的学者往往具有多重身份，譬如，对流散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及全球资本主义理论的先驱之一的詹明信¹是一位“文化批评家”，除前文提到的谢夫、科恩等以外，诸如保罗·吉洛伊(Paul Gilroy)、沃特维克(Steven Vertovec)、阿帕杜莱、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等, 或是文化理论批评家，或是人类学家，特别是后三位学者还是著名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当前，活跃于流散领域的学者一般都来自于印度半岛、中东和拉丁美洲，他们出生于第三世界国家，移民到西方发达国家后接受西方(比如美国、英国等)的教育，并在学术研究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同时还任职于知名大学。他们在流散研究中的学术成就往往与他们个人上述丰富的生活和求学经历密不可分，这些背景与经历使得他们在跨文化比较视野的流散研究领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在他们的文章和著作中，对移民到西方社会的同乡的悲惨境遇的描述极为生动而敏锐，往往把握到了当代世界中个人、族群、主流群体以及社会结构方面的深刻问题。正因为如此，他们思想广泛地影响着世界各地的流散研究。

1.弗·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也被译作弗·杰姆逊或弗·詹姆斯。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反映全球化时代跨族群互动空前活跃之现象的“流散”概念，还由此派生出了流散政治、流散认同、流散主义(diasporism)、流散文化等相关术语，近期还出现了将流散视野与一些“另类”群体结合起来的研究倾向，如酷儿飘浪研究(the queer diaspora)(Yue，2011：11)，将有关酷儿和流散这两个研究领域结合起来，探讨在全球化背景下地理移动的情境和条件如何生产出性和性別身份的全新经验和理解的问题；另外，还出现了诸如聋人流散(the deaf diaspora)和恐怖分子流散研究(the terrorist diaspora)等(Brubaker，2005:1-19)不同的主题。

总之，流散研究已经日益展现出对当代民族国家与国际政治的巨大的潜在影响，各种相关的流散群体问题不仅是社会学研究的主要议题，又是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同时也是当前各种理论与现实变迁的一面镜子。由于流散研究涉及真正意义上的“熔炉”问题，因此，需要研究者们具有包罗万象的广阔视野，海纳百川的胸怀以及深切的人文关怀精神。

由于流散研究本身在国际上兴起的时间较晚，同时中国近几十年来与世界接轨的步伐不断加速，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的流散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外的流散研究并不存在明显的差距，但是，应当看到，大陆的许多研究目前视阈还相对较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领域：一是流散文学研究领域，聚焦于国内及海外的华人流散文学的综述和评论，此类研究成果大约占大陆流散研究成果的70%；二是关于华人和东方流散族群的变迁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对华裔美国人流散族群的移民史和华侨史的变迁及趋势研究等，此外如彭轲(Pieke, et al., 2004)的《跨国华人：福建移民在欧洲》等也是近年来引起关注的研究成果。尽管如此，华语学术界在流散研究对社会学研究方面所具有的某种推动性的意义及趋势引领方面的意义进行分析、总结和预测，以及在概念创新及理论提炼等方面的成果还并不显著，有些重要议题甚至尚无人问津。

关注流散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有重大的现实和实践意义。首先，有助于把握常态性的移民问题。正如蒂利所指出的，在当代国际移民方面呈现了明显的链式移民(chain migration)特征(蒂利，2008)，链式移民强化了流散族群成员之间的亲密联系，也加快了流散族群的形成速度, 这迫切需要学界对随之出现的流散族群中的各种实际问题加强研究。其次，加强流散研究，有助于人类共同应对和处理诸如战争难民、灾害难民、环境难民等国际难民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难民问题是传统或现代流散族群的源头之一，因此也一直为流散研究所关注。如果说早期的移民几乎是“难民”的代名词的话，那么，随着1951年制定《国际难民地位公约》和在此公约基础上于1967年修订的《国际难民地位议定书》的颁布，“难民”的内涵被限定为特指因为战乱、灾害等原因被迫离开故国的人群(陈勇，2009:70)。然而，产生“难民”的外部条件和现实基础并未因世界的发展而消除甚至减弱，自二战以来，全世界有近7 500多万人因战乱、灾害等原因被迫离开家园。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共爆发了80多次战争冲突，造成了大规模的难民潮；同时，由于部分国家及地区局势持续动荡不安，国际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气候及自然环境，甚至核能利用方面频繁地出现异常，许多传统意义上的难民问题又出现了回潮的趋势，国际难民问题的日益突出(王海滨、戴长征，2011:78)。因此，有效应对和处理由难民所构成的流散族群问题，直接关系到相关各国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