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社会学的想像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也许是我们这门学科最著名的概念之一，米尔斯在1959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也早已成为社会学的经典。人们通常从“破”和“立”两个方面来理解《社会学的想像力》。“破”是指米尔斯在书中对“宏大理论”、“抽象经验主义”和“科层实用性”等美国社会学的主流倾向提出了脍炙人口的批评。因此，在一些学者的笔下，米尔斯被描述为一个与其同时代的社会学家截然不同的异端人物：他没有如幻想破灭的老左派一样拥抱“意识形态的终结”，反而孤独地挑战自由主义的“现代化意识形态共识”(赵刚，2000；2003)；与追求体制化和专业化的同行不同，他还写作了大量面向学院外读者的通俗作品，因此也被视为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或公共社会学的先驱(雅各比，2006；布洛维，2007)。从“立”的方面来说，《社会学的想像力》之所以受到重视，甚至在许多国家成为社会学入门必读书，是由于其在方法论上的贡献。人们认为，米尔斯在书中提出了一个社会研究的独特方法论纲领，即“将个人困扰与公共议题结合起来，在结构和个人、历史与传记、宏观与微观之间穿梭”，在一些学者眼中，这构成了社会学独特的“心智品质和洞察能力”(郭于华，2006)。

然而，上述两个方面的理解可能都潜伏着一定的危险。首先，对米尔斯边缘化历史处境的了解，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写作《社会学的想像力》的主旨理解为边缘对中心的“反叛”。有学者已经指出，在米尔斯活跃的20世纪40、50年代，正是美国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转型期，欧洲社会科学，尤其是韦伯学说在美国的传入以及应用社会研究模式的确立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两个变化，米尔斯本人也深深地嵌入于这一转型过程之中。在这些方面，他与其批评对象如帕森斯、拉扎斯菲尔德之间的共识甚至要远远大于分歧(参见Geary，2004)。其次，如果仅仅从方法论的层次来理解的话，很容易使“想像力”被架空为一个抽象空洞的概念，成为一个什么都往里面装的“筐”，相反米尔斯本人在使用它时原初的关怀则常常被人遗忘。此类状况其实与英国学者布鲁尔(Brewer, 2004)观察到的一种倾向相关，即一方面1960年代之后新生代的激进社会学家们往往大多被米尔斯关于社会学之独特性的论述吸引，但另一方面却并不关心米尔斯对美国社会和政治所作的实质性分析。布鲁尔的观察提示我们注意到《社会学的想像力》的具体针对性。在笔者看来，这种针对性是双重意义上的，不仅是对当时美国社会学学科现状的回应和批判，也是——或者说更重要的是——对米尔斯在其实质性的经验研究和社会分析中揭示的一个“大众社会”(mass society)的形成这一总体性社会事实的知识社会学回应。米尔斯正是要“通过保持社会学的想像力来对抗朝向顺从、同质化和工具理性，简言之，即朝向大众社会的随波逐流。”(Wakefield，2000：3)

本文认为，从“大众社会”到“社会学的想像力”，构成理解米尔斯思想的一条内在线索。在下文中，笔者将通过对米尔斯最具代表性的三部经验研究著作，即由《权力新贵：美国的劳工领袖》(1948)(以下简称《权力新贵》)、《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1951)(以下简称《白领》)以及《权力精英》(1956)构成的“美国社会分层三部曲”¹的梳理，来具体考察从这些经验研究中浮现出来的“大众社会”图景如何影响了米尔斯关于社会学想像力的论述，并进而试图勾勒出米尔斯的社会学著述关怀的总体问题。

1. 《白领》和《权力精英》都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其中《白领》在大陆已经先后出版过两个中译本，且在最近几年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讨论中屡屡被应用(参见周晓虹，2007)。相比之下，《权力新贵》至今尚未受到大陆学界的广泛关注。

二、米尔斯笔下的“大众社会” (一) 《权力新贵》与“劳工形而上学”

按照世代的划分，出生于1916年的米尔斯可以算作一个“大萧条中的孩子”。但是，30年代的危机似乎并没有给米尔斯政治意识的发育造成什么影响：早年的他并不关心政治。在1940年之前，他发表的几篇重要学术论文都是哲学和知识社会学领域“相当技术性的研究”(Mills，2000:251)，这也是他的主要兴趣所在。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这一切，米尔斯因身体原因没有被征召入伍，但他曾自陈“对这场战争的关注和思考造就了一个激进的我”(Mills，2000:251)。不过，与大多数投入到应战努力的美国社会学家(例如帕森斯等人)不同，米尔斯关注的焦点并不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而是美国自身的问题。¹米尔斯忧虑的是，战争经济刺激了美国国内军事工业共同体的出现，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又使得官僚组织以前所未有的严密方式实施控制，军事化、集权化以及政商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使得二战期间的美国发生了重大变化(参见Geary, 2009:46)。在这方面，米尔斯受到杜威极大的影响。早在1939年，杜威([1939]1964：125)就提醒人们警惕战争“迫使国家，即使是那些自称为最民主的国家，都变成权威的和极权的国家”，“民主的目的要求有民主的方法来实现它们。权威的方法现在以新的伪装来向我们推销……要用一种极权制度来向极权主义进行战斗。”(杜威，[1939]1964：132-133)在杜威和米尔斯看来，美国的变化，隐约代表了另一种极权主义的趋势。

1.帕森斯在二战时主要的政治关怀是对抗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美国则被视为与其相对的、民主的“整合社会”(参见格哈特，2009：10；王楠，2010)。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工进入了米尔斯的视野。与欧洲国家相比，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工会不是一支传统的政治力量。新政以前，除铁路业外，美国基本上没有有关规定劳资关系及保护劳工基本权利的成文法，工人罢工甚至往往被裁定为破坏企业主私有财产的违法行为。只有到了罗斯福新政时期，为了应对经济危机，陆续颁布了《全国工业复兴法》(1934)、《全国劳工关系法》(1935)等缓解劳资矛盾的法律，赋予工人组织工会、罢工与集体谈判的权利，¹工会数量和会员人数因此大幅度增长。根据米尔斯的估算，到1944年，美国成年人口中大约有33%与工会有关(杜威，[1939]1964)。工会因此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对现状不满的左派知识分子都将希望寄托在劳工身上，希望工会能够组建第三党，改变现有政治格局。米尔斯也认为，“真正的民主在今天能够依赖的主要社会力量就是劳工”(转引自Geary，2001：331)。

1. 《全国工业复兴法》的第7条第1款规定不能干涉工人组织工会和行使集体谈判权，也不能以加入公司工会作为雇佣条件。而《全国劳工关系法》则进一步规定成立强有力的执行机构——新的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该机构可以就任何试图非法干预工人组织工会权利的行为进行制裁。

1946年，米尔斯在哥伦比亚大大学应用社会研究中心成立劳工研究分部，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全国性的工会邮寄问卷调查。两年后问世的《权力新贵》正是这一系列调查的产物。在书中，米尔斯通过对410名工会领袖的调查资料的分析，勾勒了一副权力新贵的“集体群像”，内容包括他们的种族、年龄、教育背景和职业生涯；对各种实质政治问题的态度；两大工会系统(劳联和产联)领袖之间的对比；地方性工会和全国性工会领袖的对比。

在《权力新贵》的开篇，米尔斯写道：“25年前，工会运动只是分散和弱小的，因为这个国家本身是安全和有希望的，民主本身也是安全的；而到了20世纪中叶，工会运动已经席卷了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口，美国在世界上有了一半的发言权，而民主则到处都在受到威胁和倒退。美国现在所做的，或没能做到的，也许就是决定未来世界将会怎样的钥匙。劳工领袖现在所做的，或没能做到的，也许就是决定未来美国将会怎样的钥匙。”(Mills，[1948]2001:3)米尔斯认为，美国社会正在经历一个“繁荣—萧条—战争”的循环运动中，只有掌握着1 500万工人的劳工领袖才能够阻止向战争和萧条的“大漂流”(the main drift)。

米尔斯不仅研究工会，也积极参与到工会实践中去。1946年，他加入工会联盟研究院(IUI)，担任其下属杂志《劳工和国家》的特约编辑。1947年，他出席了当时美国最激进的工会之一——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在亚特兰大的年会，对第三党倾向的领导人沃尔特·鲁瑟(美国工运史上最著名的领袖之一)的当选表示祝贺。米尔斯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为在他看来，工会与知识分子的结合是十分重要的。《权力新贵》这本书就是献给一位劳工知识分子的。米尔斯认为，只有在热情的普通工人、劳工知识分子和政治敏锐的工会领袖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一个强大的美国劳工运动才有可能(Mills, [1948]2001:219)。因此，劳工领袖应当允许和促进权力与知识的联合。

米尔斯虽然寄希望于工会，却又有所保留。《权力新贵》所体现的调查显示，工会领袖大多是白手起家，与商界和政界精英相比，工会领袖对职业起点和教育程度的要求较低，因此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孩子更容易将工会视为向上流动的机会(Mills, [1948]2001:84-111)。罢工虽然已经取得法律上的合法性，但在重视私有财产的美国，罢工往往被视为破坏私有财产的行为，虽然一般受访者对罢工行为表示理解和支持，但是对煽动罢工的工会领袖并无好感(Mills, [1948]2001:31-46)。因此，工会领袖的个人利益与工会组织和工会成员的利益之间并非完全一致。米尔斯认为，工会领袖一旦成为全国性权力精英中的新成员，维持这一地位就成为其个人的核心焦虑。

在《权力新贵》的结尾，米尔斯不无担忧地写道：“从未有如此缺乏准备和如此不打算担负起责任的人被如此严重地仰赖。”(Mills, [1948]2001:219)后来的历史也证实了米尔斯这一担忧。20世纪40年代末，随着“塔夫脱—哈特莱法”的通过，工会权力受到极大的限制。¹此外，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政治氛围也使得工会放弃了成立独立的劳工党的梦想。工会领袖从此成为“不满的操纵者”，他们致力于压制普通工人的激进主义倾向，工会财蜕变为高度官僚化的机构。劳联仅仅组织产业工人和半技术工人，且只关心工会成员的利益，成为一个狭隘的利益集团，而非推动整体社会变迁的、具有独立意识形态的主体。²

1. “塔夫脱—哈特莱法”是一部著名的反劳工立法，它限制工人参加工会的权利，禁止全国性同业工人的集体谈判等等(参见刘绪贻、杨生茂主编，2005:63-65)。

2.工会的官僚化是与米尔斯同时代的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如李普塞特(1997)就认为美国工会内部实行的是“寡头政治”。但他与米尔斯的实质分歧在于，李普塞特认为工会内部虽然不民主，却维持了更大的政治体中的民主，工会越发民主，反而越发可能狭隘和不负责任，并据此提出一个著名的判断：内部不民主的组织反而能促进整个社会的民主进程。这显然与米尔斯对工会与美国民主的判断是背道而驰的。

在1954年发表的《工会领袖与权力精英》一文中，米尔斯写道，人们习惯于将商业、市场工团主义与意识形态或政治工团主义对立起来，似乎它们代表了工会的不同类型。但实际上，工会在不同的情境(contexts)中扮演不同的角色，采取不同的取向。米尔斯认为有三种主要的情境：地方性劳动力市场；企业或产业；全国性的政治经济。米尔斯主要考察工会领袖作为权力精英的一员在全国性政治经济中的角色，他认为，工会在当今全国性政治经济中最核心的功能就是作为一个(城市中中等技术和收入者的)大众组织的压力集团(a mass-organization pressure group)(Mills, [1954]1963:108)。“在今天，工会领袖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一个集团，都不能让我们相信他们能够或者愿意超越最大化调适(maximum adaptation)的策略，他们只是大漂流的一个因变量。”(Mills, [1954]1963：105)

米尔斯因此认为，美国民主的未来不是由劳工运动，而是由劳工运动的缺席造成的。在1960年的《给新左派的信》中，米尔斯写道：“对于有些新左派作者，我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他们如此强烈地坚持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视为历史主体，甚至是最重要的主体，虽然历史证据如今正站在这一期望的反面。”(Mills，1960a)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的雇佣工人几乎从未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从未成为任何革命性变迁的主体。米尔斯将这种坚信工人阶级能够从自在到自为，从而成为决定性政治力量的观点称为“劳工形而上学”(labor metaphysic)，认为后者是“从维多利亚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继承下来的遗产”，不再现实(Mills, 1960a)。对“劳工形而上学”的批评和放弃，实际上也意味着米尔斯对《权力新贵》的自我否定。在笔者看来，《权力新贵》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经典论题。桑巴特将美国工会运动视为一种“行业政治”，追求职业群体的排他性和垄断，而不关注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特别是不代表非技术工人)，其结果和倾向则是加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桑巴特，[1906]2005:29-32)，这个判断其实也正是米尔斯对美国工会运动的最终结论。

(二) 《白领》与“政治冷漠”

如果说《权力新贵》代表米尔斯处在从“希望”到“去魅”的中间(Geary, 2001：339)的话，那么，1952年问世的《白领》则可以说是一本调子更加灰暗的，或者正如一位批评家所指出的“缺少温情”(Macdonald，1952:111)的书。事实上，与汉语学术界的一般解读恰恰相反，米尔斯对于白领中产阶级“悄然登上现代舞台”并没有显露任何所谓“现代化理论的乐观”。

虽然名为《白领》，但是本书前三章讲的却是并非“白领”的老中产阶级，即农场主、小商人和小业主。在米尔斯看来，19世纪的农场主和小商人小业主代表了“独立、自主，积极参与地方事务”的传统美国人形象，而他们所构成的地方社会也正是托克维尔(1996)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经描述过的充满活力的新英格兰基层乡镇的面貌。但是，随着工业、交通的发展和全国市场的形成，乡镇生活方式的解体，独立自主的老中产阶级也逐渐被科层制组织中的新白领阶级所取代。在米尔斯看来，这样一个新老交替的过程，不仅是职业结构的变动，更是权力结构的变动，暗示了美国文明所赖以立足的基础正在发生改变。

在《白领》一书中，米尔斯对各种各样的白领阶级成员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他们中有官僚或管理者、医生、律师等职业专家、技术人员、销售人员和办公室职员，这些人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职业结构的金字塔。但与老中产阶级相比，金字塔中自上而下所有的人都是不自由的，受制于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科层制和工具理性。而这样一个社会结构变化的心理学后果就是“政治冷漠”。“所谓政治冷漠，就是对所有的政治迹象漠然视之，与政治这个体现忠诚、要求和希望的世界保持距离。……无论他们有什么不安、要求和希望，都与政治无涉，他们的个人渴求和焦虑同政治符号和政治权力也没有关联。无论是客观事件还是内心压力都无法建构他们的政治意识。”(米尔斯，[1951]2006：260)

米尔斯认为，正是在这个地方，当代的两种主要政治思潮都面临着解释危机：“这种政治上的冷漠既是自由主义步入穷途末路的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理想坍塌的征兆，同时还是我们时代的政治不适的核心所在。”因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采取了理性主义假设，认为人一旦获得了机会，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和自己及自己所在阶级利益相关的政治意识。自由主义以个体公民的方式，马克思主义以阶级的方式。”(米尔斯，[1951]2006：260)而白领阶级却完全遁入私人生活中，对公共领域和政治事务不感兴趣。“公共事件的意义和重要性与人们最感兴趣的东西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那些过去被称为最深沉的信念的东西，变得像流水一样转瞬即逝。”(米尔斯，[1951]2006：262)

那么，米尔斯是如何解释政治冷漠的呢？从理论上讲，长期的物质丰裕、收入的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教育机会的增加，以及移民团结代替了阶级团结等诸多因素都可以有助于解释政治冷漠(米尔斯，[1951]2006：270-272)，但是米尔斯在书中尤其强调的却是大众媒介的作用。米尔斯认为，政治意识的形式最终可能和生产方式有关，但是一开始却和沟通媒介的内容有关。源于结构地位和历史变迁的剥夺感和不稳定感，如果没有在适当的场景下有媒介报道，并因此赋予它们普遍的、可以传授的意义，就不可能具有政治象征意义。例如，阶级意识的有无，不仅涉及到个人在某种客观的阶级情境中的经历，而且也和他接触的大众传播相关。而在美国，大众媒介“很少讨论政治意义，更不要说对它进行生动的表现，提出尖锐的要求或期望了。它们一方面使主流符号陈腐不堪，另一方面又压制相反的政治符号。通过神话般的人物和变化万千的形象持续不断地吸引大众，转移他们对政治的注意。成功者的形象极其个性化的心理是大众文化最生动的部分，也是最远离政治的一部分。媒体将视野聚焦于个人成功之上，根本不反映集体的政治行动，即通过集体的政治性改变地位的活动。”(米尔斯，[1951]2006：264-270)

米尔斯以美国总统大选中不断下降的投票率作为政治冷漠的例子。“美国政府既是一个靠选票产生的政府，也是靠弃票产生的政府。”即便投票本身，其意义也发生了变化：投票不再是出于对某一政党的政策纲领的认同，而可能仅仅是出于对家族传统的忠诚(米尔斯，[1951]2006：263)。¹事实上，在米尔斯看来，不仅白领所处的工作环境是科层组织，甚至政治本身也在科层化。在个人和权力中心之间，横亘着政党、工会等科层组织。美国政治中“有竞选机器而无意识形态政党、有工会而无工人运动”。政治秩序中不存在要改变整个政治结构的政党，一个党越是要赢得越多的公众，其纲领就要缺乏决断、缺乏战斗性。同样，工会也早已经从“成为的政治”(politics of becoming)转变为“获得的政治”(politics of gaining)。因此，无论是对政党还是工会的支持，其动机都不是广泛的政治意识，这里既没有深度的认同，也没有有意的反抗。“一端是政治的科层化，另一端是大众的冷漠。这就是今日美国政治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米尔斯，[1951]2006：273-278)

1.译文有改动。

(三) 《权力精英》与“大众社会”

米尔斯曾经在《白领》中提到：“为了深入细致地理解白领人士，我们起码需要勾勒一副他们作为其成员生活于其间的社会结构的简略草图。因为任何阶层的特征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其与其上或其下阶层形成的关系(或缺乏这种关系)构成的。”(米尔斯，[1951]2006：10)对于位于白领之下的劳工阶层，米尔斯早已在《权力新贵》中做了分析，而对处在白领之上的社会阶层的剖析，则是在《白领》出版的四年之后，即1956年出版的《权力精英》中展开的。

早在1954年的一篇文章中，米尔斯就曾提到，目前“还没有人对美国社会结构中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最有权势的行动者做一个系统研究。”米尔斯认为，虽然对权力精英中各个部分的独立研究已经有很多，但这些研究大多是不完整的，且是“想象的多过系统的、意识形态的多过经验的”(Mills, [1954]1963:98)。在这方面，米尔斯受到了曼海姆的深刻影响。后者认为，应当研究“不同的精英群体的内部结构，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它们与整个社会的关系。”(曼海姆，[1962]2003：214-215)两年之后，《权力精英》问世。

人们通常将《权力精英》视为对美国政治学中流行的多元主义和平衡理论的批评。但实际上，《权力精英》并非反对多元主义，而是承认中层的多元主义，只是在关于权力结构的顶层问题上，米尔斯认为，经济、政治和军事这三大领域彼此间已经渗透融合，这三种权力的掌门人——公司富豪、政治董事和军界领袖——共同组成了所谓的“权力精英”(power elite)，他们不仅有着类似的心理结构和社会习性，而且有着一致的利益，共同制定具有全国性效果的决策(参见吕鹏，2006)。与顶层的权力精英相比，处于中层的各个集团(如农场主、工会和中产阶级)则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无意在政治上表示出自己的重要性。

《权力精英》发表后，在学界和政界均受到了极大关注。有批评者指出，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中的分析过于笼统，并没有对三类精英如何就某一议题达成决策的具体过程进行研究，且书中过于关注了外交和军事议题上的精英支配，而没有涉及到美国国内问题上的决策(如税收、种族、劳工议题等等)。¹对于该书不足之处的讨论并不是本文关注的焦点。相反，笔者更关心的是米尔斯在书中对于权力精英的人格特征及其遴选机制的分析。马克斯·韦伯曾经批评道：德国的政治结构选不出既有能力又负责任的政治领袖来领导德国人实现国家理想(成为“主子民族”)，成为权力国家，他从功能的角度肯定英美议会民主制，认为通过政党竞争可以选出负责任的政治领袖(参见苏国勋，1988：37-40、252)。但是，米尔斯对美国权力精英的研究却质疑了这一点。在米尔斯看来，权力精英的一个系统性特征就是所谓的“高层的不道德”(higher immorality)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这里的“不道德”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腐败，而是指责任感和修养的缺乏。米尔斯辛辣地写道：“乔治·华盛顿在1783年以伏尔泰的《波斯人信札》和洛克的《论人类的理解力》来放松自己；艾森豪威尔则依靠阅读牛仔故事和侦探小说。”(米尔斯，2004:438)¹。

1.后来的精英研究学者恰恰是这一方面作出了突破(例如，多姆霍夫，2009)。

1.译文有改动。

在米尔斯看来，权力精英之所以“不道德”和“不负责任”，在于其社会结构的基础发生了由公众社会向大众社会的转变。权力运作虽仍然以公众之名，但卢梭意义上的古典公众已经消失了。米尔斯(2004：382)强调，古典公众共同体正在变为大众社会，这种转变实际上是美国现代生活的社会与心理意义的关键之一。

“大众社会”可以说是理解米尔斯的社会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早在1940年，米尔斯在其所写的关于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一书的书评中，就已经讨论过曼海姆对“大众社会”的用法。曼海姆将“从少数人的民主到大众社会”视为现代社会的三个结构性变迁趋势之一。而米尔斯认为“大众社会”是该书表述最不充分的概念之一(Mills, 1940:967)。在《权力精英》一书中，米尔斯本人则主要是从公众与大众的对比来定义大众社会的。公众与大众的首要区别是表达意见与接收意见者的比率。公众社会中人们表达意见与倾听意见的机会同样多，在自由讨论中胜出的观点被实践；而大众社会中，表达意见的人要比倾听意见的人多得多，因为公众共同体变成从大众媒介那里接收印象的个体的抽象结合。²其次，在公众社会中，“官方机构不会渗入自主运作、自治的公众”；而在大中社会中，“大众没有任何权威，相反，权威机构渗入到大众中”(米尔斯，2004：386)。

2.米尔斯尤其强调意见形成与大众媒介之间的关系，这里涉及他与另一位重要的社会学家，也是他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所着力批评的一位学者拉扎斯菲尔德的一个实质分歧。拉扎斯菲尔德强调在意见形成过程中的水平影响，即同侪群体中“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s)的作用，而米尔斯则看重意见形成过程中的垂直影响，特别强调大众媒介的操控(参见Sterne, 2005)。

当然，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大众社会”并不是米尔斯独创的概念，与他同时代的和比他更早的学者中许多人都曾使用过这一术语，虽然他们的用法可能大相径庭。克伦豪瑟(Kornhauser, 1960)认为，存在两个互相对立而又相映成趣的大众社会理论传统，即对大众社会的“精英批评”和“民主批评”，二者分别是对18、19世纪之交的法国大革命和20世纪纳粹极权主义的兴起所作出的反应。暴风骤雨般的法国大革命首先引出了人民和大众这两个近代的概念，从大革命之后，保守主义思想家如勒庞等人就一直从精英文化的角度警惕大众的兴起，这便是对大众社会的“精英批评”。而20世纪出现的纳粹极权主义则代表了一种精英实现总体支配的企图，一些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如阿伦特等人基于民主角度而担心大众成为被统治阶级操控、塑造和利用的工具，这便是对大众社会的“民主批评”。在笔者看来，米尔斯对“大众社会”概念的使用主要接续了“民主批评”派的传统，但是又糅合进了他所观察到的美国经验的独特性，尤其是他对于“快乐机器人”的分析，而这一点更加显著地体现在他于1959年问世的《社会学的想像力》之中。

三、从“大众社会”到“社会学的想像力”

《社会学的想像力》问世三年后，米尔斯就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因此有人说这本书是米尔斯献给社会学的“天鹅之歌”。在笔者看来，《社会学的想像力》是米尔斯的集大成之作，一方面，它承续社会分层三部曲中对于大众社会(以二战以来的美国为代表)的实质分析，并进一步提出大众社会中的人性问题，即所谓的“快乐机器人”的问题；另一方面，更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知识分子或社会研究者在面对这样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大众社会时所应采取的立场、姿态和涉入方式，尤其是提出了以想像力来追寻一个公众社会的理想——用马克思的话说，米尔斯在这本书中不仅要“解释世界”，还试图“改变世界”。

米尔斯在书中非常明确地指出，“在我们的时代，成为议题的正是人的本质，以及我们怀有的对人之为人所具有的种种限制的可能的意象。”(米尔斯，[1959]2001:185)他认为，当代两种最主要的社会思想传统，即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来源于启蒙运动，它们对人性的假定都认为理性和自由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自由的个人是理性之载体”。然而，现时代的问题在于：“理性的增进并不必然伴随着自由的增进”(米尔斯，[1959]2001:181)。

受到韦伯和曼海姆的影响，米尔斯在书中对“合理性”(rationality)和“理性”(reason)作出了区分，他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庞大的合理性组织的增多，但是本着合理性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秩序并不一定是增进自由的手段，实际上，它们往往用于暴政和弄权，用于剥夺个体理性思考的机会和作为自由人行动的能力。由此，造就了只有合理性却没有理性的个体。例如，教育的普及塑造的是只懂技术的白痴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具有独立的理性思考的个人。随着工作和消费领域的合理性化，个体“不仅与产品和劳动相异化，而且与消费，与本源意义上的休闲相异化”，沉溺于消费社会制造的种种幻象之中，拼命玩乐、消费、“享受快乐”，而失却了反思的能力，成为“快乐机器人”(米尔斯，[1959]2001：183-185)。事实上，米尔斯在《白领》中曾经描述的新中产阶级，恰恰是“快乐的机器人”最好的现实写照。

“快乐机器人”与“大众”同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在某种意义上，大众即快乐机器人的集合。而在快乐机器人充斥的大众社会中，“继续根据人性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单纯地假设在人作为人的深层本质中，存在着对自由的渴望和理性的意志，已经毫无意义。我们必须问的是，是人性中的什么东西，是当前人类处境中的什么东西，是在不同社会结构中存在的什么东西，使快乐机器人渐趋流行？又有什么来抗拒这一潮流？”(米尔斯，[1959]2001：185)

正是在这里，米尔斯将希望寄托于“社会学的想像力”上，他(米尔斯，2001:84)痛切地写道：“我们所力图理解的世界并不总是让我们所有人政治上充满希望，道德上自我满足，也就是说，社会科学家们有时发现自己很难扮演无忧无虑的白痴。”米尔斯认为，社会学家和普通人一样“置身于这个时代创造历史的主要决策之外”并为之承担后果，但是却有能力也有必要积极介入政治和公共事务，面向公共议题发言，从而影响具体的历史进程和结构变迁。因为，在社会学的想像力的帮助下，社会学家拥有了关于社会的结构性知识，明了个人困扰和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因而也就具备了一种“脆弱的权力手段”(米尔斯，[1959]2001:200)。因此，社会学家要积极介入政治和公共事务，打破焦虑和淡漠，刻意提出有争论的理论和事实，鼓励公共生活的讨论，使人们能够触及生活世界的真实，而不使公共生活依赖官方定义。“他应当为社会所做的，就是反抗一切摧毁真实公众而创造一个大众社会的力量，或者从积极的目的看，他的目标就是帮助培养自我修养的公众” (米尔斯，[1959]2001:202)，让“所有人都成为具有实质理性的人，他们的独立理性将对他们置身的社会、对历史和他们自身的命运产生结构性的影响。”(米尔斯，[1959]2001:188)社会学的想像力的重要性于是在这样一个追寻公众社会的过程中表现出来，而在米尔斯看来，只有真实公众占主体的社会才是一个民主社会(米尔斯，[1959]2001：203)。

米尔斯说，“我不相信社会科学能拯救世界……我所具有的知识使我对人类的机遇有非常悲观的估计。但即使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地，我们还是必须问，如果凭借智识确能发现摆脱我们时代危机的出路，那么不正轮到社会科学家来阐述这个出路吗？我们所代表的——尽管并不总是很明显——是对人和人类处境的自觉。”(米尔斯，[1959]2001：208)¹

1.译文有改动。

从米尔斯对于“社会学的想像力”的期许上，我们可以看到韦伯的影响。早在1946年，米尔斯就与其老师格特一起合作翻译了《韦伯社会学文选》，这是除《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外，最早引入英语世界的韦伯著作之一。在该书收入的名篇《学术作为志业》中，韦伯曾经提到，在诸神之争的现代世界中，负责任的个体面对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做出选择的问题。韦伯尤其强调“科学有助于保持头脑的清明”(Weber, 1946)。米尔斯因此认为，“对韦伯来说，社会学知识是现代文明的复杂性所要求于就公共议题表明富有见识的立场的人所具备的知识。这种负责任的决定远不是自命不凡者愤世嫉俗的强词夺理或者庸人们老于世故的自鸣得意，同样也不是煽动家的追随者们的情感发泄。”(格特、米尔斯，[1946] 2010：71)

但是，作为一个美国社会学家，除了韦伯所代表的欧洲古典传统之外，米尔斯也受到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尤其是其代表人物杜威的深刻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杜威与李普曼曾经有过一场关于“公众”的经典争论。李普曼在1925年出版的《幻象公众》一书中直斥“公众”的概念其实是一种幻象。他认为普通公民在民主制度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对此，杜威在1927年出版的《公众及其问题》中争锋相对地进行了反驳。在杜威看来，公众是真实存在的，是那些拥有共同问题并需要共同解决这些问题的民众，公众扎根于美国传统社群生活中，是美国民主政治的基础。但是，杜威也承认，工业化带来了非人格化的新型人际关系，瓦解了传统的社群生活，而公众也有消失之虞(关于这场论战，参见徐贲，2009：218-219)。

米尔斯认可杜威的观点，但他关于公众社会的设想却又与杜威有着非常重要的不同。在杜威心目中，公众社会的理想是杰弗逊意义上的自治小城镇。杜威([1939]1964：117)认为，“在现代人中，是他(杰弗逊)首先从人的角度阐述民主原则”。而杰弗逊关于美国民主的要点，“虽然聚焦于州与联邦的权力划分，但这只是他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更重要的根本原理是，在他的理论著作中，主要的是把重要性放在地方的自治单位，即像新英格兰那种市镇会议计划”(杜威，[1939]1964：120)。杜威本人在《公众及其问题》中则写道，“民主一定要从家乡开始，而所谓的家乡就是互相邻近的这种公社(即社群)”(Dewey, 1927:38)。米尔斯所不同意的正是杜威这种退回到小国寡民般的杰弗逊式小城镇的主张。他认为，杜威所主张的古典民主模式早已经无法面对当今权力分配的问题，因为它预设了一个相对同质的、没有权力结构的共同体的存在(参见Geary，2009:46-47)。

这里牵扯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对于乡镇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的理解。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将乡镇作为考察美国民主制度和民情的起点。他非常细致地描述了新英格兰的乡镇集会(town meeting)和公民自治，在他的笔下，乡镇是一个居民置身于其中的“自由且强有力的法团有机体”，新英格兰乡镇为“联邦其他地区提供了典范，并逐步成为其他地区的标尺”，美利坚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为了捍卫受到英王威胁的殖民地乡镇自治，美利坚合众国实则脱胎于若干个乡镇共和国(托克维尔，1996：65-76；参见任军锋，2011)。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以及二战的影响下，美国的权力结构趋向于集中化，美国已经从托克维尔笔下的乡镇共和国变成了一个帝国，华盛顿则成为权力的中心(贝尔，1992:254)。米尔斯的《白领》和《权力精英》等著作所揭示的恰恰是：一方面，原本在美国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小城镇生活方式，已经受到城市化和大众消费的严重侵袭，而小城镇中独立自主的、参与公共事务的老中产阶级也已经为受制于科层组织合理性、政治冷漠的白领阶级所取代(米尔斯，[1951]2006)；另一方面，“或许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在内战以前，地方社会是美国仅有的社会”，然而，当代的“地方社会已经成为全国经济的一部分，其身份地位和权力的层级已成为更大的全国性层级的附属。”(米尔斯，[1956]2004: 44、49)“大多数政治决策已经从地方转到州、再转到联邦政府的手中”，地方精英已然为全国性精英所取代，“权力在美国要比它的任何理论所承认的更加集中和以阶级为基础”(米尔斯，[1951]2006:276)。

四、米尔斯的总体问题

在去世前编纂的一部社会学名著导读中，米尔斯指出：“经典社会学家问的都是大问题：整体社会及其变迁，居住于其中的个体的不同类型。对其的回答则为社会、历史和传记提供了概念。社会的结构和历史的机制被放在相同视角下考察，人类本性的变迁也在此视角下得以界定。”(Mills，1960b：4)在该文中，米尔斯实际上从“社会”和“人”这两个层面上概括了经典社会学家的问题意识，这一概括其实也可以置于他自己的研究之上。通过前文的讨论，我们已经可以隐约地看出，在米尔斯那里，无论是具体的经验研究(社会分层三部曲)，还是关于社会科学的认识论纲领(《社会学的想像力》)，都贯穿着两个交织在一起的问题意识，即对于社会变迁的可能性的探寻以及对于“人”的意义的关切。这两个问题构成了米尔斯的社会学著述的总体问题意识。

(一) 探寻社会变迁的可能性

米尔斯认为，除了揭示社会变迁的趋势“是什么”之外，社会研究者还需要对“怎么办”的问题予以回答。“当米尔斯的同代人止于对科层化、权力集中、文化的同质化，自由和反省性公民的消失等的历史分析时，米尔斯除了对此不满之外，还在积极寻找能够行动者。”(Birnbaum，2009)米尔斯批评他的同行们“放弃对精英的愚蠢政策和政策缺位的抗议以及对另类可能性的探讨，放弃在人类事务中扮演理性角色，放弃对历史的创造。”(米尔斯，[1959]2001)在给他的朋友和老师格特的信中，他曾经就社会研究的犬儒状态反问道，“我们真的已经到了不再能说出‘怎么办’的境地了么？”(Mills，2000：121)因为，在米尔斯看来，对于社会研究而言，“任何一个完整的答案，都应找出它可以介入的战略据点，即找到结构维持或变迁的控制杆。”(米尔斯，[1959]2001：140)

与一般意义上的分层研究不同，在米尔斯的大众社会三部曲背后，暗含着米尔斯对实现一个民主社会的可能性的追问，以及对于推动社会变迁的历史主体的探寻。布洛维曾经指出，米尔斯的三部曲每一部都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是社会学分析，二是政治计划(political program)(Burawoy，2008：367)。在《权力新贵》中，他曾经将希望寄托在正在崛起的劳工组织身上，而到了《白领》中，他在对工会失望的同时，发现曾经作为美国政治文明的人格基础的中产阶级也已被异化为科层组织中政治冷漠的“快乐机器人”，最后，《权力精英》将目光聚焦于上层精英集团，认为他们成为决定历史但同时又对历史不负责任的关键行动者。然而，米尔斯并没有就此失去信心，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米尔斯最终又反求诸己，回到了知识分子自身。在米尔斯看来，社会变迁是以知识分子或社会研究者为载体的。“曾有批评者说我太过关注权力。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我最关心的是知识，权力只是首先与它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个社会分析家和文化批评家，我最关心的其实是观念在政治和社会中的角色以及知识分子的权力。”(Mills, 2000)于是，对大众社会的批判最终与社会学想像力所赋予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性相结合。¹在那封著名的《给新左派的信》中，他所召唤的，即认为能够成为新的“可能的、直接的和激进的变迁主体”的，正是他称之为“文化器官”(cultural apparatus)的青年知识分子！然而，这里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是在《权力新贵》中米尔斯曾经设想过的与工会领袖相结合的作为一个阶级的知识分子，而是个体化的社会研究者。也就是说，社会变迁不再是一个集体性的方案，而是依靠个体的各自修为。

1.在此我们可以将米尔斯同布迪厄做一个有趣的类比：布迪厄指出了现代社会中符号暴力和分类图式的支配性，但同时也强调社会科学的“去神秘化”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与米尔斯对社会学的想像力的期许是异曲同工的。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参见Burawoy(2008)。

因此，如果将视野置于左派的脉络中，可以说米尔斯正处在罗蒂(2006)所说的从杜威式的实用左派向旁观的、批判的文化左派的过渡之中；而如果将视野置于激进社会学的脉络中，那么，我们又可以说米尔斯则既是一个先驱，又与20世纪60年代以后退回到学院围墙里的激进社会学家有着根本不同，后者仅仅关心社会学的变迁，而米尔斯更为关心的是社会的变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塞尔·雅各比(2006)才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发出这样的感慨：“有一千个激进社会学家，却再也没有一个米尔斯”。¹

1.译文有改动。

(二) 对“人格意涵”的关切

1948年春天，在给一位文学批评家的信中，米尔斯不同寻常地提到一个他“已经为之困扰了六七年之久的问题”：

一个作者，如何既能够完整地报告社会科学使他得以发现的事实，同时又在他的诠释中包含该对象对于他而言通常来说所具有的人格意涵？(Mills，2000：111)

米尔斯认为，“今天的社会科学家在大多数对人的观察和智识作品中已经打造了一个内在的理性化和仪式化的疏离”。他将此称之为“出世(悬置)技术”(detaching techniques)。相比之下，米尔斯提出，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社会学的诗”(sociological poetry)，它“是一种经验和表达的方式，既报告社会事实(social facts)，同时又揭示它们所蕴含的人的意义(human meaning)”。平庸的社会学著作厚于事实而薄于意义，而一般的艺术形式则厚于意义而薄于事实，“社会学的诗”则处于两者中间，是意义和事实的美妙结合，在对显著的事实描述中包含了深刻的人格意涵(Mills, 2000：112)。

在笔者看来，这里的“人格意涵”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布迪厄提出的“social weight”，即社会学家不是生活在一个真空中，而是实在地承当和感受着社会世界的重量(参见田耕，2005)。米尔斯曾经夫子自道：“我努力做到客观。我从未宣称超然。”(Mills, 1962:10)²在他看来，社会学家在其自身的个人生活经历中所感受到的“私人困扰”恰恰可以成为其所关注和写作的“公共议题”的重要来源。“社会科学家以及许多人文教育家的政治使命就在于，不断地将个人困扰转化为公共议题，再将公共议题转化为对不同的个体而言具有人格意涵的形式。”(Mills, 1959:187)

2.原文为“I have tried to be objective. I do not claim to be detached”。在米尔斯1961年因心脏病发作猝然离世后，他的好友，英国政治学家拉尔夫·米利班德将这句话选为他的墓志铭。

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学家的每一部著作都应当是作者的自传。米尔斯就曾经自承，《白领》一书“主要是为了表达我自己从1945年来到纽约城之后的经历所驱使而进行的一个工作”(转引自Wakefield，2000：9)。米尔斯1945年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当时的美国社会科学界正在经历科层化和企业化倾向，大规模的应用社会研究成为主流，而“安安静静写书授课的老派教授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历史陈迹。”米尔斯本人也曾经在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中心工作过数年，最终因为学术观点的矛盾和工作方式的分歧离开。这段经历使米尔斯亲身体验到科层组织对于个体理性的压抑，在《白领》中他将这种私人困扰转化为公共议题，对于法人资本主义统治下包括学者在内的新中产阶级的的迷茫、焦虑和冷漠给予了生动的刻画和揭示。因此，有人认为，米尔斯在《白领》中提供的不是一种关于新中产阶级兴起的精确历史分析，而是关于人的“相互竞争的形象”(Horowitz，1983：74-75)。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白领》“是每一个人的书”(Geary，2009:116)。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对“人格意涵”的关切，在经验层面上正是对“大众社会”中现代人的处境的关注。米尔斯曾经说过，他要像巴尔扎克写《人间喜剧》那样，写尽他那个时代的美国人。¹在社会分层三部曲中，无论是靠操纵普通工人上位的工会领袖，还是办公室的白领或商场的售货员，抑或手掌大权的军事大亨，在米尔斯的笔下，都是其人间喜剧里的一个角色，一个形象。而他自己，则基于社会学的想像力，通过对现实世界各阶层典型人群的实证调查和系统剖析，超越了自身的处境和个人的生命传记，从而实现了如后来布迪厄(2003)所谓的使人的存在“去自然化”和“去神秘化”。

1.米尔斯对于巴尔扎克这位法国小说家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他曾经反复阅读他的小说，且十分推崇其试图在作品中涵盖那一时代所有主要阶级和类型人物的努力。米尔斯甚至一度打算开设一门名为“作为社会学家的巴尔扎克”的课程(参见Mills，2000:159；米尔斯，[1948]2001:216-217)。

五、结语

通过将米尔斯关于美国社会最重要的三部经验研究著作，与其关于社会科学的认识论纲领(即《社会学的想像力》)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本文试图梳理出贯穿于米尔斯一系列社会学著述中的一条核心线索，即“从大众社会到社会学的想像力”的内在理路，并进而揭示出其社会研究关注的两个基本问题意识。¹

1.作为一个参照，在米尔斯离世前几年所写的书信体自传《给同志的信》中，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米尔斯本人对自己的著述及问题意识的描述和评价(参见闻翔，2011)。

当然，作为二战之后美国最具争议的社会学家之一，米尔斯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远远不是这篇小文所能充分展现的。在此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基本上还属于一个从米尔斯本身的文本出发的“内证的研究”。为了更好地理解米尔斯，我们还必须回到米尔斯本人具体所处的制度和智识环境中，回到社会理论发展的整体脉络中去。而这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应当将米尔斯置于其同时代人之中来予以理解和把握。以米尔斯与帕森斯为例，尽管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对帕森斯抽象晦涩的写作风格多有批评，然而两者对于“美国的民主”的实质关怀是一致的。在帕森斯那里，所谓的“社会化”其实就是要解决个体参与民主的能力，或者说人进入社会的能力，而不再只是作为古希腊意义上的“私人”，这实际上与米尔斯的“社会学想像力”是殊途同归的。不过，两者的分歧在于，帕森斯并不同意米尔斯关于“大众社会”的经验判断，他认为米尔斯过于强调了政治参与的面向，而在帕森斯看来，美国社会整合的重心向来不寄托在政治方面(帕森斯，1988：187)。所以，他批评米尔斯的大众社会图景中忽略了宗族和朋友，以及包括教会在内的各种社团活动和关系。帕森斯还尤其看重不为米尔斯所关注的教育，他强调高等教育尤其是大学通识教育对于获得超越种族、移民和联邦—地方等关系的“公民资格”乃至公民权的重要意义，而公民权对于并非以民族国家方式立国的美国社会共同体的整合，又具有着关键的作用(参见赵立玮，2009)。

以上，我们对米尔斯与其同时代的主要理论对手帕森斯之间的思想、观点及立场方面的异同之处作了简要的概述，虽然这里无法深入展开，但通过这种概述，我们可以注意到，在米尔斯的社会理论中，其实还有很多值得深入讨论的地方，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张力，甚至可能是局限性。囿于篇幅，相关的讨论只能留待另文来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