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性别麻烦》到《身体之重》——身体议题的再审视

朱迪斯·巴特勒(Butler)(1990)的《性别麻烦》一书出版之后，一度在西方性别理论界引起了石破天惊般的巨大反响。美国性别研究学者鲍尔多对此书有如下高度的评价：“巴特勒对根深蒂固的假设进行启发性的谱系治疗，转到提出话语或语言的基础主义作为最高批判法庭，即具有澄清性、去魅性和解放性的真理性”(鲍尔多，2009：326)。而巴特勒的重要研究者S.萨利(Salih)(2002：扉页)则有以下评价：“巴特勒的作品(《性别麻烦》)改变了我们思考性、性别、性欲和语言的方式。”到目前为止，该书依然被奉为酷儿理论的开山之作、性别理论的范典之一。

然而对此书的质疑与争议，也一直没有停止。其中有一种声音最为尖锐，就是在一些学者看来，巴特勒在此书中对身体的讨论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身体社会学领域的重要学者C.席林的批评。他指出，当代社会理论对身体概念的消费和滥用，导致身体在经过各论家的肆意理论挥洒之后，逐步退化成一种隐喻状态，丧失了其实在性和紧迫性。而他用以说明此观点的例证，正是《性别麻烦》一书：

朱迪斯·巴特勒就是明证……巴特勒通过“展演性”这一观念来推进其研究，但得出的结论却是：社会性别化的身体“除了构成其实在的各式表演，别无本体性地位。”这类思路最终将导致我们的具身性存在丧失其肉身物质性。

(席林，2009a：197)

在另外一些该书的短篇书评中，也可以发现类似的论调。有学者认为，巴特勒过于强调身体性的性属(sexuality)对于社会性别的作用，而试图削弱甚至忽视生物性别(sex)的意义，这种角度完全是基于西方当下现实的思考，而脱离世界范围内更为紧要的性别问题(McIntosh，1991)。还有学者批评巴特勒的讨论哲学意味过于浓厚，具体的、鲜活的身体问题被一些抽象的阐述遮盖起来，令人无法深入理解(Kaplan, 1992)。

面对批判的声音，巴特勒在继而出版的《身体之重》(Bodies that Matter)¹一书中，着力澄清《性别麻烦》中的身体议题，重新凸显她本人一向重视的概念²。比如在该书序言的结尾部分，她就以惯用的提问式叙述表达了身体之于性别研究的重要性，又用非常谦逊的笔调表达了本书的目的：

1. Bodies that Matter作为一个双关的题目，其丰富的多义性充分体现了巴特勒的苦心孤诣。首先，bodies表示身体是复数的，这一方面相当于个体的身体的复数，那些由于身体的差异被区分出来的不同种类的身体，比如同性恋/异性恋，男性/女性，白人/黑人；另一方面又表示被话语标定的，被凸显出和被赋予社会意义的各个身体的部分，比如书中第二章提到的女同性恋的阳物。其次，matter这一词也有丰富的层次：其一，合乎在此短语中充当的动词成分的意义，matter指的是要紧的，相关的，重要的；其二，在文中，matter又是material(质料)、materiality(物质性)、materialization(物质化)这些概念的词根，表示一种抽象的物质；其三，文中使用了matter/form的二分，于是matter又有了实质这一层含义(故而笔者根据matter在文中的具体含义，选择性地使用“物质/实质”、“有关系的/重要的”等译法表达其丰富含义)。再次，Bodies that Matter这一短语在英文中是一个修饰性结构，意思是何种特性(matter)的身体。据此，笔者对于现在文中的两种译法(至关重要的身体、身体之重)都不太满意，前者虽然忠实地遵循了原短语的结构，但是保留mater的一层含义；后者采取了意译，虽用“重”一字比较传神地表达了“matter”的多种含义，但终究破坏了原来短语的修饰性关系；并且，两个译名都无法体现身体的复数性质。

2.巴特勒的早期作品，比如在1989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性别化的身体”、“福柯与身体铭刻的悖论”、“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身体政治学”中，关注的核心都集中在哲学和社会理论中的身体问题。

身体被物质化为划分性别的，究竟受到哪些限制？我们要如何将性别的物质/实质，或从更普遍的意义上将身体的物质/实质，理解为文化可理解性重复和暴力的界限？哪些身体可以被称作是有关系的/重要的，原因何在？

本书试图反思《性别麻烦》一作中那些引发歧义的内容……由于重新阐述了大量的理论实践，涵盖了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本书并不奢求纲举目张，条分缕析。并且为了阐明我本人的意图，本文似乎注定会引发新一轮的误解。

(Butler，1993：23)

未出巴特勒所料，这部专门从身体角度切入性别理论的著作问世之后，果然又招致了新一轮激烈的批评。在《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一书中，席林再次把矛头指向巴特勒在身体问题上所持的态度：

巴特勒的《身体之重》……提倡“回归‘重’(matter)的观念”……她提出，“物质性”并不指物理或生物意义上的真实确凿，而只是生产出肉身边界和表面的“效果”的过程。……在巴特勒的研究中，身体的本体论地位全无安定，成了一个可疑的问题。

(席林，2009b：55)

更有文章认为，巴特勒在该书中把身体物质性的概念完全悬空，并且试图把生物性别(sex)也消解为话语的效果。文章指出，正是由于对福柯和波伏娃的误读，使她轻视作为身体存在的生物性别，试图消除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两个概念的差别(Chambers，2007)。还有学者虽然并未对该书采取过于激烈的批判态度，但仍然对巴特勒在讨论身体时过于倚重话语的作法表示了担心，有的学者怀疑“在某种程度上，巴特勒文本(聚集了大量的纯理论问题，并且将原本非话语性的社会性别、身体和物质一概问题化)是否会自我解构”(Bech, 1995)，有的学者则委婉地表示，“尽管在绝对的意义上，话语之外无一物，但总该留一些空间去思考并不只是与话语领域相关联的身体问题”(Cavanagh, 1995)。从中不难看出，《身体之重》所引发的争论，大都可以追溯到一系列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之上(比如性别/社会性别、身体/话语、性别主体/社会结构等等)。

面对这一纷繁复杂的学术公案，笔者并不想拾人牙慧，随声附和；也无意执着于捍卫巴特勒身体理论的合法性。鉴于国内学术界巴特勒研究尚处起步，笔者只希望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分析巴特勒在《身体之重》一书中提出的一些涉及身体的概念，评价其学术价值，理解她坚持话语-身体视角的原因，并尝试联系其他学者的思想对其观点进行补充式的批判。同时，笔者也希望不是从传统的性别研究或同性恋研究的角度解读这部著作，而是把其中的“身体”问题作为讨论的核心。

二、拯救身体——向建构论发起挑战

在性别研究领域，本质论和建构论之间持续了近40年的论争，其影响之大、给该领域造成的裂隙之深，恐怕是无他可及。要而言之，双方的核心议题可以表达为：身体以及身体性的存在能否作为性别气质与社会性别制度的基础。本质论以各种科学发现为佐证肯定这一表述，而建构论则从社会、文化、权力以及话语等角度对此加以驳斥。上文提到的一系列二元对立，从某种程度而言就是此论争的造物。回顾这场论争可以发现，原教旨本质论(即认为有关性别的一切皆为生理决定的论调)迅速丧失了影响力，因为此论调不可能给两性的平等和解放提供任何理论依据；而建构论获得女性主义理论家的普遍支持，逐渐成为正统。但本质论的问题似乎始终在那里：随着现代生物学与医学的发展，两性在身体上的差别被不断发现，似乎不容否认，并且，这些差别在本质主义论者的解说中，“确实”和两性的性别气质和社会性别制度的设置发生了勾连。对于这一问题，建构论一方始终无法正面回答，论者们多半选择绕开这一话题，单纯地声明身体性的因素对于社会中的性别实在毫无意义。事实上，被认为是建构论理论源泉的生理性别(sex)/社会性别(gender)二分也是采取这种态度¹。

1.但是波伏娃在其代表作《第二性》的下半部分，讨论了生产、月经等各种女性经验，依旧将女性的身体依照传统的认识描述成一个麻烦的、病弱的存在。

不可否认，在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学术生涯的巴特勒也受到过建构论深刻的影响。但是，她以敏锐的学术洞察力，较早觉察出建构论中所存在的问题，比如她在《性别麻烦》一书中，就对波伏娃的理论进行了批判。她认为，波伏娃对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的区分一方面把人类身体的两性分别加以自然化，是对身体的性别意义在表面上的拒绝和实质上的默认；另一方面，对笛卡尔以降身-心二元分割的学统不加批判的继承，使性别气质和性别化的身体之间产生了断裂(巴特勒，2009)。但这并非问题的全部，巴特勒在《身体之重》中进一步发现了建构论发展中的两个危险的倾向，这两种倾向绞缠在一起，为建构论制造了一个两难境地。巴特勒写到：

激进的建构论立场倾向于制造一种基本假设，这一假设既肯定了，同时又驳斥了建构论自身的理论大厦。如果这种理论不能将生物性别考虑进来，并视之为理论运行于其上的坐标(site)或表层(surface)，那么，此理论将会止于认为生理性别是非建构性的，承认语言建构论的局限……而另一方面，如果生物性别确实是人为的假设，是一个虚构，那么社会性别也不必假设一个先在的生物性别，并且作用于其上；反而是社会性别这个概念，使“先在于话语的生物性别”这样一个说法变得用词不当，同时，建构这个概念的意义，则愈发变成了话语一元论，于是一切都只不过是话语，一切都总是话语。

(Butler，1993：6)

巴特勒指出，前一种倾向认识到话语建构论的局限，转而回归物质性身体，并将其当作性别理论的出发点，这似乎是转向了本质论；而后一种倾向则将建构论推向极致，蜕变为话语一元的决定论。实则后一种倾向才是席林所批判的——身体成了漂亮的修饰，纯乎成为一种隐喻，而活生生的身体则消失不见。巴特勒以尖锐的质问批判了后者：如果一切皆为话语，那么身体算是什么？如果一切皆为文本，那对身体的伤害和暴力又怎么说？(Butler，1993：28)尽管这两种倾向看似有别水火，但实际上，二者都遵循着一条原则，就是都试图消解主体及其能动性，把人当成是任由身体或话语摆布的提线木偶。

综上所述，巴特勒既反对完全抛弃建构论，把身体作为不可化约的理论出发点；又反对极端的建构论将身体的实在性一笔抹除，使性别理论遁入“一切皆话语”的后现代主义虚无。巴特勒的理论抱负，是为身体在理论中找到更为恰当的位置, 而完成这一目标，也正是当今理论界最为迫切的需要。

三、身体的物质性与物质化——巴特勒的话语-身体理论

正是在上述理论焦虑之下，巴特勒提出了(或按照她本人的表述——“重返”)以身体的物质化(materialization)为中心的概念簇。

为了替代建构概念，我提议重返物质的观念。但并不是把它当做[理论的]定位或表层，而是当成物质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断地制造我们称之为物质的界限、固定性和表层。我认为，应该把“物质总是被物质化的”这句话，和福柯意义上的管制权力(regulatory power)的生成性乃至物质性效果联系起来考虑。这样一来，就不该再去问“社会性别如何被构造为某种对生物性别的解释，或通过这种解释被建构”(这一问题并没有把生理性别的“物质”理论化)，而是要去问“通过什么样的管制性规范，生物性别本身被物质化”，同时也要清楚“把生物性别的物质性当成给定的假设，同时也假定并且巩固了能够这样假设的规范性条件。”

(Butler, 1993:9)

我们可以视这段话为巴特勒《身体之重》一书的理论纲领。作者在此处不仅表明了重返物质概念的目的(作为建构概念的替代物)，简要地介绍了这一概念簇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挑明了她的理论和福柯理论的亲缘关系——实际上，如下文要表明的，管制权力的生成性和物质性，是巴特勒灵感的持续来源，她始终没有离开福柯对权力的描述：“权力之所以有效，之所以被人们接受，仅仅在于这样的事实，它不只是作为一种说不的力量来压迫我们，相反它贯穿并产生事物，它引发乐趣，构建知识，产生话语”(Foucault，1980：119)。

笔者将此概念簇以及它们组成的一系列命题和表述，称为物质化理论。以下部分，也就是本文的主体，笔者试图厘清这些概念的定义以及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尝试引入一些实际例子，去理解这一颇显艰深的理论。

1. 巴特勒意义上的“物质”概念

在本书中，巴特勒对物质概念的使用与其他学者的不大相同，她在考察了该词的希腊语词源之后，为之设定了一个靠近日常生活的用法，有意偏离了其在本体论上的意涵：“对于一个客体而言，什么是有关系的/要紧的，就是其物质(That which matters about an object is its matter.)(Butler，1993：31)。”这一定义看似非常简明，但却是巴特勒物质概念最明确的表达，既是matter两个主要含义(作为名词的“物质”，和作为动词的“有关系/重要”)的连接，也是使此概念可以用于描述身体的必备条件。

为了进一步解释此定义，有必要将之分解成三个问题，并在巴特勒的理论视域内逐一加以回答。首先，“what matter？”，本书的题目正好作答：“bodies matter”; 第二，“matter to whom？”，以巴特勒一贯的理论倾向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matter to the living people”; 第三，“matter in what area?”，根据本书的副标题“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答案无疑是“matter in sex”。将此三个问题连接在一起：“bodies matter to living people in sex”(在生物性别方面，身体对于生活着的人而言是要紧的/有关系的)。

但是，只问这三个问题并不足以涵盖其物质概念的全部意涵，还需要问的是：“what makes bodies matter to living people in sex”；毕竟，要紧/有关系与否，并非身体自我决定，也不完全由生活着的人决定。于是，引入“话语”概念成为回答此问题的关键：话语是确定什么、对谁以及在什么方面是有关系/要紧的核心要素。巴特勒对话语和身体物质关系的解释，与本质论和建构论都不同，既没有将身体当做不可化约的理论出发点，也未将身体虚化为理论的注脚，而是不否认身体本身的物质特性，同时强调话语对身体物质特性的遴选和凸显作用。笔者发现，巴特勒的主要批判者席林的著作中的一个段落，恰恰为解释巴特勒的话语-身体物质的关系提供了最好的例证。

在东非的努尔人当中，一个女人如果被视为不能生育……就会回到娘家，此后被视为一个男人……她将有资格养上一群牲畜，就像一个男人一样……有了属于自己的产业的收成，她就能付得起其中一个妻子的嫁妆。她作为“丈夫”进入这些制度化的婚姻关系之中。她的妻子守候着她，为她劳作，尊敬她，向她致以丈夫该享有的礼节。

(席林，2009a：44)

这个例子表明，在迥异于我们熟悉的话语世界，身体虽然同样作为区分性别的依据，但有关系的/要紧的不再只是呱呱坠地时的外生殖器形态，性别也并非自始至终不变；能否生育被标定为判别性别的又一重要因素，并且，可以使性别变化，于是附着其上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分工都一并发生转变。

由此可见，尽管巴特勒有意偏离了物质的本体论意义，但并未将之完全颠覆，她仍然承认，身体作为物质是生活着的人存在的依据，物质依然呈现稳定、固化和本源的特性；但是，话语的滤透作用(什么是有关系的/要紧的，什么不是)显然控制着物质在世界中呈现的方式。诚如巴特勒所言：“我们确实可以寻求回到先在于话语的物质，以期声明我们对性别差异的态度，但只有在发现物质是话语在生物性别和性属的积淀，而正是这些积淀形塑了也限制了物质这一概念的用法”(Butler，1993：29)。

综上所述，巴特勒的物质概念更倾向于表达在话语的作用下，身体呈现于世界的方式。身体作为物质，在话语的作用之下，呈现为稳定的、固化的，成为生存和社会生活附着其上的依据，按照巴特勒的表述，“身体的物质就是身体的文化可理解性”(Butler，1993：34)。

2. 身体的“物质性”

与巴特勒其他概念相比，身体的“物质性”概念似乎更为简明易懂：

必须承认和肯定一系列关于身体的“物质性”，那些经由生物学、解剖学、生理学以及荷尔蒙与化学构成表达的领域，比如疾病、年龄、体重、新陈代谢、生命与死亡。以上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

(Butler，1993：66)

从此描述性定义中可以看出，身体的物质性是物质的具体体现，是被众多对身体有话语权的学科发现甚至“发明”的一些涉及身体的测量变量或者描述指标。巴特勒甚至不讳言，离了身体物质性，我们就手足无措，什么也做不成(Butler，1993：29)。这种态度表明她对激进建构论把身体完全消解为话语倾向的反对。但是，这并非是说她转向了本质论的论调，因为她同时强调，我们对于身体物质性的承认，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将其设定为不可动摇的思考出发点：

但是，我们所谓不能否认这些物质性，并不是说我们必须维护这些概念的正当性……每一个概念都自有其历史性，它们都是由一些界限所圈定的，而正是这些界限区分了它们，并且，通过它们所排斥出去的，话语和权力纠结在一起，制造了(由这些概念划分的)等级和(这些概念之间的)交叉，同时也有可能去对抗那些界限。以上都说明，这些概念，既是持久的、稳固的，同时也是不稳定的，受到争议的。

(Butler, 1993:67)

这段引文对概念历史性的强调，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带有浓重的福柯式谱系学味道。巴特勒否认物质性和话语是截然相对的两种存在，甚至不惜提出“话语和物质性深深地相互嵌入”这样激进的观点。

对物质性和语言的绝对区分，看似是为了确保语言的参照性功能，实则从根本上破坏了这种功能。……语言和物质性深深地嵌入在对方之中，互相依赖，相互交叉，但二者不会被对方取代，被解释成对方，也不会超出对方。总是已经彼此牵涉，总是已经彼此超越，话语和物质性既非完全一致，也不会过分相异。

(Butler，1993：69)

“物质性与话语的相互嵌入”并不只是故作惊人的学术修辞，它对于理解身体的物质性有着非常实在的意义，但我们有必要借助例子，去理解这一乍听上去略显吊诡的表述。血压是现代西方医学中的经典概念之一，它成功地解释了人类身体的许多病理学表征，如果血压异常升高，身体则相应出现不适，比如头痛、恶心之类。但是我们同时要注意到，在非西方的医学体系中并没有血压的概念，而那些血压异常导致的身体不适，则被解释成其他诱因，并且从完全不同的方式成功地治疗了这些不适。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血压作为一种身体的物质性因素，是由于西方医学一系列的解剖和生理学话语的存在而有关系的/要紧的，而离开这套话语，此概念作为身体的物质性，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同时，离开血压以及其他的身体物质性因素，现代医学也难以形成一套连贯自洽的话语。

但是，有必要指出，话语与物质性关系不是随机任意的，而是在权力以及附着其上的各种利益目标的作用之下，才能构成特定的嵌入性关系。正因权力和利益的可变性，话语和物质性的嵌入的具体形态，才会随着时空的变化而不同。在此意义上，“话语和权力纠结在一起，制造了(由这些概念划分的)等级和(这些概念之间的)交叉，同时也有可能去对抗那些界限”。这一看似矛盾的说法，才显现出其本意。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把身体的物质性做如下总结。巴特勒承认，身体是呈现为具体物质性的，这不可否认；但是这一呈现本身，无法离开话语而存在。在权力的作用之下，话语和物质性以特定的方式相互嵌入，而这种嵌入始终围绕着物质概念的双重含义：“作为物质的”与“有关系的/要紧的”。因循这一逻辑，我们也容易理解巴特勒在本书后面一些章节对身体物质性含义的扩展：从那些由科学话语标定的、可测量的身体特征，扩大到一切有关身体形态、身体功能、身体社会属性甚至象征意义等等方面。

3. 身体的物质化

在厘清上面两个概念之后，理解“物质化”概念也就水到渠成。但行文至此，笔者有必要承认一个分析上的偏误，那就是，在巴特勒的理论体系中，物质、物质性和物质化三个概念本来不是像本文一样分开来讨论，而是相互定义和解释的。

让我们重新回到本章最初的那一段引文：

为了替代建构概念，我提议重返物质/实质的观念。但并不是把它当做[理论的]定位或表层，而是当成物质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断地制造我们称之为物质的界限、固定性和表层。

(Butler, 1993:9)

在巴特勒看来，物质除了是一种存在之外，本身也是导致自身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就是所谓物质化，物质化的目的就是形塑物质，制造其呈现于话语世界中的各种具体要素。

Bodies that matter这一说法并非一个无意义的双关语，因为，是物质的就意味着物质化，在此，物质化的原则恰恰就是对于身体至关重要的——它的可理解性。在此意义上，理解事物的重要性就是去理解它为什么是有关系的/要紧的，此处，“有关系/要紧”正意味着“物质化”和“有意义(to mean)。

(Butler, 1993:32)

根据如是解释，我们可以把身体的物质化理解为一个话语遴选、标定和固化的过程。仅以性别差异这一巴特勒最感兴趣的话题为例：如果仔细考察人类的身体形态与功能，我们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多如牛毛，高矮、胖瘦、皮肤细腻还是粗糙，肌肉强壮还是柔弱以及具体部位的大小、形状、色泽……但是巴特勒会问，为什么其中一些被当成区分性别的因素，并为社会所接受，而另外的不是这样(如果参照上文引用的东非努尔人的例子，我们会更容易理解这一问题)？事实上，在很多社会中，都可以看到比一般男性高且强壮的女人，但为什么在性别差异的逻辑之下，女人比男人矮，女人没有男人强壮？这样的质问并不只针对某种用平均代替个体的伪经验主义思维，而是在质询一种话语对身体物质性的遴选机制：正是话语，把一些漂浮的、不稳定的、不成逻辑的、不成体系的身体特征固化、编成逻辑、组成体系，进而使之成为某种身份或社会群体所依照的身体标准。对于要紧的身体，使其出场，变得可见，并加以固化和强化，使之成为一般，成为常态，成为身体的文化属性，从而制造其文化可理解性——这就是物质化的主要过程。而对于那些被标定为没关系/不要紧(no matter)的身体，则被放置到“卑贱”(abject)的境地，它虽然“存在”，但在话语的作用下，它变得不可见，被遮挡起来，或被病理化，被日新月异的身体技术修正，而其文化可理解性也随之被抹除。

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是物质化的具体目标。以上文笔者虚构出来的巴特勒式质问为例，在性别差异的话语之下，女人比男人矮、没有男人强壮是可理解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比男人高的女人，比男人强壮的女人，乃至一切不符合性别差异话语为两性身体设定的可理解性的女人，都是不可理解的，她们或者利用身体技术“修正”自己的身体，或者将身体遮掩起来，或者被放逐到“卑贱”的境地，受到嘲笑或者不公正待遇。由此可见，话语的目标是通过物质化，使身体符合权力希望达成的可理解性，而借此为附着于权力之上的利益开启发展的空间。古代社会对身体明确的种种限制，现代商业社会对身体的大肆“解放”，无不是物质化的范例。但笔者不希望在此插入具体例子加以讨论，而是回过头来考察物质化的另一个特性。

物质化虽然是一种过程，但没有一个明确的起止点。尽管对于个体而言，出生和死亡可以开始或终结物质化。而对于复数的身体而言，物质化是一个持续不断、无始无终的过程。“物质化永远不可能完成，同样，身体也永远不可能完全顺从迫使它物质化的那个规范”(Butler, 1993：28)。究其原因，物质化永远不可能真正达成其“目标”。这个所谓的目标，也就是身体要遵循而“不可能完全顺从”的规范，巴特勒在书中其他地方也将之称为“想象图示”(imaginary schema)，“管制理想”(regulatory ideal)或“管制规范”(regulatory norm)，不一而足。而在此，笔者选取第二章的标题(The Lesbian Phallus and the Morphological Imaginary)中的一个短语来指称这一概念：“想象性身体形态(学)”(imaginary body morphology)，在下一小节对此概念进行讨论之后，我们会了解身体物质化“不可完成”的原因，及其更多特性。

4. 想象性身体形态(学)

对此概念，巴特勒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但是她指出，是形态学保证了身体物质性的获得：“身体的物质性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形态学的发展，才获得了物质性，它才得以构成”(Butler, 1993:69)。

书中，巴特勒给出了三个身体形态学的经典分析案例：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中“身体性自我”(bodily ego)、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的“灵魂-身体”、拉康在《镜像阶段》中提出的“阳物”。囿于篇幅所限，笔者仅仅转述巴特勒对福柯“灵魂-身体”和弗洛伊德“身体性自我”的简要讨论，以期勾勒想象身体形态(学)的理论轮廓。巴特勒写到：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讨论到，灵魂变成一种规范性的、规范化的理想，而身体正是根据此理想，被训练、形塑、培育并且被赋予权力；这是一种历史上特殊的想象性的理想，而在它的影响之下，身体被有效地物质化。……福柯说：“灵魂在他之中存在，同时也使他存在，灵魂本身就是控制身体的因素，它是政治解剖学的效果和工具：灵魂是身体的牢笼。

(Butler，1993：33-34)

根据巴特勒对福柯的解读，我们可以将想象的身体形态(学)描述为以下的样貌：第一，它是话语的造物；第二，它并非完全从实际身体中抽象而来，而更像是一种想象；第三，它对身体的意义是规范性的，身体依照它的要求而形塑、改换自身的形态，训练功能，承载社会意义；第四，是它使个体身体“存在”，变得可能，获得文化的可理解性；第五，它是权力控制身体的工具和方式。同时，如果我们把巴特勒对弗洛伊德“身体性自我”的解读纳入考虑——“这一想象的身体形态(学)……它本身与一套管制图式相协调……制造了可理解形态的可能性。这些管制图式不是非历时性的结构，而是历时的、可修正的可理解性的标准，这一标准制造或抑制要紧的/有关系的身体”(Butler, 1993:14)——我们还可以添加以下特征：第六，它不是固定的，而是可变的；第七，它不仅使身体成为可能，还可能对身体有消解作用。

如果把目光从巴特勒钟情的精神分析学和福柯哲学的例子，转向现代社会大众传媒的实践，我们就会对想象的身体形态(学)有一个更加直观和切近的认识。

现代科技与大众传媒给想象的身体形态(学)的显现提供了绝佳的平台，使其得以在电视屏幕、电影荧幕、时尚杂志以及平面广告中不断的重复。在我们的想象中，模特和明星是现代身体形态学最为合格的承载者；但必须要认清，他们的身体本身并不是想象性身体形态(学)的表现；在传媒平台上呈现的形象(图像与影像)，才“真正”是身体形态学的映像：一方面，为了贴合形态学的要求，需要各种化妆、服饰的搭配，以及光线、色彩的配合，甚至直接对图像和影像进行后期处理(比如照片处理软件photoshop的广泛应用)；另一方面，虽然在T台上、在电影或杂志上，明星们光彩照人，但在此以外，他们的身体仍然无法达到符合形态学的要求。所谓“素颜照”(明星在日常生活中被拍到的照片，经常是没有化妆的)则是最好的例证，而这些照片所彰显的(或说希望读者读出的)，是明星的老态、丑陋、臃肿等等。相信谙熟大众传媒逻辑的读者不会陌生：一个名气颇大的女演员在外出时被影迷认出，于是影迷请求合影，但演员婉言拒绝，拒绝的理由正与此处的主题相关：她没有化妆。没有化妆的身体无疑是丑陋的，不符合身体形态学标准的，同时也就是卑贱的身体，不能放置到身体形态学的展演场所——大众传媒中去。同时，身体形态学的不稳定性和可变性在大众传媒中体现得更为充分。服饰的颜色与款式¹、发型、身高、体重、以及局部身体的形态，比如脸型、鼻型、胸型等等，都在所谓“时尚”的外衣之下，令人目不暇给地飞速变幻着。

1.服饰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丧失其保暖与遮掩身体的功能，转变为物质化身体的手段。关于服装对身体意义的研究，请参见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的《时髦的身体——时尚、衣着和现代社会理论》一著。

在此有必要再次强调，所谓想象的身体形态(学)，并不是从实在的人的身体中抽象而成，而是一种想象出来的、虚幻的存在。但它又以最直接的方式标定了人的身体哪些是要紧的/有关系的，哪些是无关系的，故而，身体形态学描绘的身体恰恰是活生生的身体，非隐喻的身体，与物质性紧密嵌合的身体。于是，上一小节末尾提出的关于身体物质化不可完成的问题也迎刃而解：首先，是身体形态学的想象性和苛刻，形态学是根据话语的要求想象而来，在很多情况之下，它甚至直接反对现存的身体；其次，身体形态学又是在随时变化的。可以说，不可能有一个个体的身体真正符合形态学的标准，个体的身体在形态学面前，永远是处于卑贱的地位，只是程度有所不同罢了。我们不难发现，身体形态学对身体普遍的压迫性质。

至此，笔者尝试给出想象的身体形态(学)的定义，它是话语按照某种权力的要求，经过对身体的甄别与遴选，标定其是否有关系/要紧，并根据这些经过滤透的甚至经过加工的身体特征制造的一套身体意象，涉及一切身体的形态、功能、社会意义甚至象征意义。想象的身体形态学是身体物质化的范本和蓝图，它不断的重复，使个体将其认定为身体的常态、最佳状态，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对其引用，尽其所能使个别的身体与想象的身体形态(学)靠近。

四、评价与讨论

以上我们讨论了巴特勒在《身体之重》一书中表达的身体物质化的概念簇，在此基础上，可以尝试简要评论这种身体观相较于本质论和建构论的身体观的优势。笔者认为至少可以总结成如下三点：

第一，质疑了话语和身体及其物质性的二元对立，有效地调和了二者的关系。既不同于本质论的身体决定论，又不同于激进建构论的话语决定论，巴特勒的身体观强调二者的相互嵌入，并以物质、身体形态学等因素试图消解原本水火不容的二元对立关系。

第二，物质化的身体观，为主体及其能动性留出了空间。无疑，没有个体能够完全拒绝物质化，但巴特勒指出，物质化也从来无法完成，“没有主体是先在于其建构/构造的，也没有主体是由那些建构决定的，这是一个扭结，是文化冲突的地带，在其中，重新意指或重复那些建构‘我们’的术语的要求，并不能简单的加以拒绝，但同时它们也不能被严格的遵守”(Butler, 1993:142)。这实际上暗示了主体和身体形态学的某种戏仿的关系，在话语的间隙，主体还有能力，或者刻意或者无意地对形态学的要求移用或者误用。比如本书后面一些章节中提到的各种跨性别、跨种族的实践(尽管是在文学作品中)，虽然被巴特勒冠以“危险”之名，但这些对身体物质化的躲避和反抗，体现了主体虽然微末、但是不可忽视的能动性¹。

1.详见《身体之重》第五至八章。

第三，事实上，本质论和建构论都没有给身体以及性别的解放提供有效的途径，本质论的内核“生物宿命论”使其“差异性地实现两性平等”不能使人信服，建构论绕过身体而谈性别平等和解放的态度实也不足为法。物质化理论则为身体的解放开辟了一条虽然狭窄，但不乏可行性的路径。在第二章的末尾，巴特勒讨论异性恋话语对身体快感地带的物质化之后，她提到：“不是要寻求新的身体部位，而是试图替代对性别差异的异性恋强制象征，并且，应释放更多的替代性的想象性的身体图式，以构成快感的身体欲望地带”(Butler，1993：79)。如果我们将这一表述放大观之，可以发现其中的暗示：替代性的想象身体形态学有可能存在，同时有可能被释放，而在这种新的、剔除了压迫和控制的形态学的作用之后，身体有可能摆脱性别话语的操控，而完成某种相对的解放。

但同时，我们也有必要对物质化理论进行一些补充与批判。毕竟，作为一种理论尝试，它仍然存在盲区或者未尽之处。

第一，巴特勒在文中数次提到物质性的历史构成性，也提到要用谱系学的视角审视身体形态学的概念。但当她为谱系学分析铺设好了理论框架之后，她的目光却马上转向对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的解读，似乎并没有履行她的诺言。而笔者发现，美国历史学者拉克尔(1999)的《身体与性属：从古希腊到弗洛伊德的性制作》一著中的许多细节，倒可以成为巴特勒理论的注脚。比如，该著细致地考察了古代“医学”和“科学”著作中对性别的讨论，揭示了对性别的认识从单一性别的知识型向两种性别的知识型的转变，还讨论了历史上对女性怀孕和性高潮的紧密联系这一固念的沿革兴废等等。这些对历史中身体形态学的讨论，无疑都可以成为巴特勒理论的例证，但遗憾的是，巴特勒在本书中并没有真正试图向性别史学寻求支持。

第二，巴特勒在本书中明确表示，自己的讨论和消费主义无涉(Butler, 1993:15)。但实际上，消费社会中的身体与性别实践与她的理论有高度的亲和性，仅从上文对大众传媒的讨论中，就可以略见端倪。资本通过大众传媒制造的想象性身体形态学，越来越反对个体的身体和“自然”的身体，以其苛刻的、易变的身体规范，将一切身体标定为卑贱，并在现代技术的“助纣为虐”下，为改造、修正身体提供了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化妆品、减肥药、整容术、增高法……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被商业的刻刀雕琢成为利润的源泉，而为改造身体的各种消费品，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必需品。同时性别领域也不能逃脱资本的魔爪，在随处看见的广告语中，性别上成功的意涵几乎等同于按照商业设计的身体形态学，通过亦步亦趋的消费使身体变得“美丽”、“健康”。巴特勒拒绝与政治经济学和大众传媒研究对话的态度，似乎略显狭隘，无疑会使物质化理论的现实批判性大受影响。在此方面，巴特勒的同事鲍尔多(2009)的《不能承受之重——女性主义、西方文化与身体》一书似乎可以作为补充的范本。该书对现代商业文化作用于身体和性别的现实进行了透辟的考察，讨论了减肥、厌食症、整形手术等等身体实践。她提出，现代的身体在商业逻辑之下，“越来越依靠重置、转变和修正的幻想，无限改进和改变，对抗历史性、必死性，甚至身体的物质性”(鲍尔多，2009：1)。在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商业与大众传媒对身体物质化的作用，而借此重新审视政治经济学对于性别研究和身体研究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