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与求职是社会资本研究中最早和影响最大的领域之一，自Granovetter(1973)开创性地分析关系强度(strength of ties)在求职过程中的作用以来，许多研究者深入分析了个人的社会网络对工作获得过程、资源摄取以及工作职位变动等的影响(Lin, 1982, 2001；Granovetter，1995；Burt，1992；Bian，1997)。然而，迄今为止的研究主要关注求职者和受雇者群体，却较少涉及劳动力市场上另一个重要群体——自雇者。作为一个具有特定社会属性的群体，自雇者的出现及自我雇佣活动的展开都与市场具有紧密的关系。他们的社会网络对经营过程和经营绩效是否有影响，存在何种程度的影响，这对更深入地了解社会网络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机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中国更具现实意义。

中国的市场化过程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其中一个重要契机是对个体经营活动的放开。改革开放之初，“个体户”群体的出现极大地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推动了改革的进程。现在，个体经营已成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部分。研究这个群体的社会网络与经营活动的关系，有很强的现实政策意义。

本文根据2009年八城市调查数据，详细分析自雇者对社会网络的使用及效用，以及社会网络在自雇过程中的作用。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一) 研究背景

自雇(self-employment)是与受雇相对应的一种工作形式。斯坦美兹和莱特(Steinmetz & Wright, 1989：979)认为, “自雇业者是指那些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部分或全部的收入, 而非出卖自己的劳动给雇主以获取工资的人”。从概念上讲，“自雇者”并不等同“私营企业主”, 很容易辨识，因为他们拥有趋近于私营企业主在经营企业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企业家精神(吴晓刚，2006；Gerber，2001)。对于自雇者而言，是否雇佣其他工人是其自雇经营活动规模的判断标准之一。在中国，自雇者通常包括“个体”和“私营业主”。

相关中文文献主要包括涉及自雇者中私营业主或企业家社会资本的研究(边燕杰、丘海雄，2000)，以及将自雇者纳入阶层职业分类中的相关研究(边燕杰，2004；张文宏，2004)，其中雇主阶层和自雇阶层同时出现也反映了自雇定义的差异。最新文献显示，通过比较自雇者与受雇者的社会资本特征，发现其讨论网不存在差异，但自雇者在拜年网与饭局网的社会资本方面拥有相对优势(邹宇春、敖丹，2011)。国外社会网络资本对自雇作用的研究相对比较集中，研究表明，个人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本越多，从事自雇的意愿相对越强，其自雇的可能性也就越高(Allen，2000；Nisbet，2007；Moog & Backes-Gellner，2009)。国内外不少学者都把家庭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网络资本，研究其对自雇的作用。家庭关系是最可靠、最明显和使用最频繁的社会网络资本，能够为自雇者提供物质资本、技术经验和情感支持；在自雇创业的初级阶段，家庭关系比非家庭关系作用更大(Sanders & Nee，1996；Allen，2000；Greve & Salaff，2003)。比如，经济条件优渥的家庭，父母可以为子女提供大量的资金和经验帮助，子女更容易产生自雇行为；已婚人士因为家庭带来的情感帮助和支持，相对出现自雇行为的可能性更大(Blumberg & Pfann，2001)。

社会网络资本中的弱关系往往是非亲属关系，可以为自雇者提供大量的重要信息(Davidsson & Honig，2003；Yueh，2009)。自雇者的朋友和同事等关系网络使其更容易获得某一自雇行业的信息，容易取得创业初期的利润。同时来自于家庭与朋友的信任、鼓励和支持，更容易创造自雇机会，给自雇者心理和精神上的安慰。社会网络资本也影响自雇者本身自雇行为产生的时间，比如，父母从事自雇职业、父母具有高学历或个人已婚等，这些都会不同程度地缩短个人产生自雇行为的时间；从父母手里直接继承企业的自雇者所花费的学习时间要短于白手起家的人(Blumberg & Pfann，2001)。

(二) 研究问题

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形成体制外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产生新的领域和机会，使自雇有了更好的发展空间，并成为社会流动的一种方式，影响和改变着社会流动和分层的结果(吴晓刚，2006)。一方面，由于市场吸引，一些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开始进入自雇行业；同时，自雇也受到宏观体制变动的影响，国企垄断部门对资源的控制程度，以及体制内改革释放出的市场空间和资源摄取途径等，都会对自雇行业的发展空间等产生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改制导致大批原国企员工为满足基本生存发展的要求，被迫进入自雇行业。与私营企业主创业略有不同，他们属于生存型的基本自雇形态(吴晓刚，2006)。但无论哪种形态，在自雇进入模式研究中，社会网络都是受到普遍重视的一个因素，与自雇者的企业家精神和对待风险的态度一样，都被研究者关注。与经济学领域中更多关注自雇创业开拓的能力和特征不同，社会学的研究更多关注社会网络的关系结构限制。比如，实证分析表明，社会网络是私人企业主获取资金和订单的重要影响因素(边燕杰，2006)。

以往相关文献显示，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个体进入自雇行业的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如家庭背景、性别差异和社会网络的基本构成)。本文主要关注在中国市场化背景下，自雇经营活动开展过程中自雇者社会网络资本的使用及效用，主要尝试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哪些人成为自雇者，这些人的群体特征、经营情况与社会网络构成情况如何；第二，主要探讨在创业过程中，自雇者通过社会网络获得资金与生意的情况，并通过自雇者首年收入来探讨其社会网络的使用情况；第三，根据自雇者在自雇过程中的关系特性，提出并使用自雇者“生意联系网”的诸项指标，探讨社会网络与自雇者经营绩效的关系。

二、自雇者的个人特征与社会网络特征

在对自雇者社会网络效用进行探讨之前，首先通过比较自雇者和受雇者的基本特征，分析究竟哪些人是自雇者。

(一) 自雇者的基本特征

调查结果显示，与受雇者相比，自雇者在个人特征方面具有一些明显特点：性别构成方面，自雇者和受雇者中男性分别占57.7%和45.8%，表明男性相对更可能进入自雇群体；政治身份方面，自雇者党员比例为5.1%，而受雇群体的党员比例为19.4%，明显高于自雇者群体，可见，党员身份在获得体制内的资源方面依然具有一定的优势；从年龄看，自雇者平均年龄为38岁，明显低于受雇者43.5岁的平均年龄；教育年限方面，自雇群体平均教育年限为11.33年，受雇群体平均教育年限为12.35年，表明自雇者较多集中于高中教育程度。因此，从群体特征来看，年龄和教育程度偏低的非党员男性构成了自雇群体的主体。

在样本中，超过80%自雇者的注册资本集中于10万元以内，其中1万元以下也达到40.07%。这表明，对于自雇者来说，注册资本大都处于一个相对中低的状态。同时，数据也显示，较多的自雇经营形式为个体，占自雇总数的77.87%，私营仅占22.13%。从自雇者的资产角度来看，其起始资产绝大多数集中于10万元以下，与注册资本数据分布间接对应。但自雇者经营过程中的最高资产明显具有上升趋势，最高资产达到10-50万元以及50万元以上的人数明显增加。相比而言，自雇者的最高资产具有更多变化性，因此，可以通过考察自雇者最高资产的获得进一步了解自雇者社会网络的使用效果。

总之，自雇者中半数以上为个体经营形式，注册资本大都处于中低程度；对应自雇者起始的注册资本，最高资产是其自雇经营活动的结果性表现，二者对应的偏差变化是自雇经营活动中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结果，这为研究自雇经营过程中社会网络的作用提供了分析空间。

(二) 自雇者的社会网络特征

表 1列出了自雇者的社会网络特征值及其与受雇者的比较。数据显示，在拜年网方面，自雇者的拜年网规模平均值为31.72人，显著高于受雇者网络规模的26.79人；自雇者拜年网中职业多样性也高于受雇者，表明自雇者的社会交往范围更广，认识的人更多，背景更复杂。但是，拜年网综合因子得分测量出来的网络顶端和网络差异因子值表明，自雇者的网络顶端显著低于受雇者，其交往人员社会地位的高低落差也显著低于受雇者。这抵消了自雇者网络规模大且背景较复杂的特征，表明其社会交往接触的社会阶层相对较为集中，且比受雇者低。

对餐饮网特征值的测量是以因子值和普通加权值两种方法获取的，结果均表明，自雇者的餐饮网动员能力要显著高于受雇者，自雇者更多开展和依赖餐饮社交。以餐饮网因子值为例，自雇者餐饮网动员能力因子值为0.27，远高于平均值0，而受雇者的因子值为-0.02，低于平均值。自雇者通过餐饮社交动员社会资本的状况可见一斑。关于自雇者与受雇者社会资本差异的研究已有基于广州数据的最新成果(邹宇春、敖丹，2011)，此处比较结果与其结论一致。

三、创业过程中社会网络的使用及效用

对自雇者来说，创业过程中获得创业资金和首笔生意是开始自雇经营活动的两项基本内容，因此，下面将分别从这两个方面来考察自雇者社会网络使用的情况，并进一步研究自雇者创业过程中社会网络的效用。此部分的关注点是自雇者创业过程中社会网络的使用及效用情况，有别于自雇者正常自雇经营活动中对社会网络的使用，对后者的分析将在随后部分展开。

(一) 社会网络与创业资金

能否获得创业的原始资金以及后续的经营资金，对自雇者来说是关系其事业生存的关键。因此笔者首先通过数据描述和交互分析展现自雇者资金获得过程中社会网络的使用情况。调查数据显示，在资金渠道多样性方面，有52.95%的自雇者在资金方面是通过单一渠道获得的，47.05%则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资金来源渠道，即超过半数自雇者的资金来源渠道相对单一。同时，自雇者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为个人/家庭(71.53%)，其次为社会网络(23.61%)，最后为市场渠道(4.86%)。自雇者资金对个人/家庭之外的社会网络与市场渠道的依靠程度相对比较低。

表 2是资金渠道与其他参数具有统计显著意义的交互分析。数据显示：首先，随着注册资本的增加，自雇者资金渠道在个人/家庭方面的比重基本稳定，仅当注册资本高于10万元时才有较为明显的下降，但对应着对市场渠道的依赖明显增强；同时，自雇者资金渠道对社会网络的依赖随着注册资本增加不断减少，但是对市场途径的需求则从1.77%增加到4.24%，继而再增加到12.39%，上升趋势明显，表明注册资金越高的自雇者，越难以单一通过个人/家庭渠道来获得资金，而更依赖市场途径。这个结果具有良好的统计显著性。其次，资金渠道与党员身份的交互结果显示，党员比非党员更多地通过社会网络与市场渠道获得注册资金，尤其是后者的比例(14.29%)要远远高于非党员(4.21%)。非党员仅仅在个人/家庭渠道中的比例高于党员，表明非党员要比党员更依赖个人/家庭的自我融资途径，通过市场途径融资相对要困难得多，这从侧面表明，党员的政治身份优势可能给自雇者带来摄取市场资源的便利。第三，资金渠道与经营形式的交互结果显示，在资金渠道方面，个体自雇者要比私营自雇者更多地依赖个人/家庭和社会网络渠道，而私营自雇者则比个体自雇者更多依赖市场途径。这反映了自雇者经营形式对资金渠道依赖的差异性，并具有统计显著意义。总的来说，对自雇者而言，起步时的资金越多、超越了个体经营形式或具有党员身份，其在资金获得方面越可能通过社会网络渠道和市场渠道，但是个人/家庭渠道依然是自雇者首要的选择。

由于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区域性差异，以及各地体制内经济在各区域中所占的比例不同，中国各地的市场化进程并不一致。同时，国有企业的比重及其他经济构成也有相当差异，这使得自雇经济的发展空间也不相同。在探讨自雇过程中社会网络的使用时，本文增加了自雇行业的进入时代与市场化程度两个维度，对自雇者的社会网络使用及效果进行考察。根据相关指标，本文将长春、济南、兰州和西安划为市场化程度低城市，广州、上海、天津和厦门划为市场化程度较高城市。表 3是对自雇者注册资金获得渠道的多类别对数比率回归分析(Multi-Nominal Logistic Regression)结果，在自雇者基本特征变量基础上，加入进入自雇时代、市场化程度、注册资本和经营形式等控制变量。因变量资金来源渠道分为个人/家庭、社会网络和市场三类。

表 3中自雇者资金获得渠道数据结果显示：第一，与市场化程度低的城市相比，市场化程度高的城市中的自雇者选择社会网络渠道或市场渠道获得资金的可能性分别是其选择个人/家庭渠道可能性的63%和46%。这意味着，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增加，自雇者还是更可能通过个人/家庭的自筹方式来获得自己的注册资金，而社会网络渠道和市场渠道对自雇者并不是最重要的注册资金来源渠道。第二，注册资本越高，自雇者越可能通过市场渠道来获得资金。这说明，个人/家庭和社会网络的资金渠道对注册资本高的自雇者而言，其支持作用逐渐下降，而必须更多地依靠市场获得资金。第三，与非党员自雇者相比，具有党员身份的自雇者通过市场获得注册资金的可能性是个体/家庭的自筹方式的4.5(exp(1.499))倍，表明党员自雇者更具有接近和摄取市场资源的优势。第四，自雇者的年龄、性别、教育年限、进入自雇行业时间和经营形式在资金获得渠道方面差异不显著。

(二) 社会网络与创业生意

对自雇者来说，首笔生意有着特殊的意义，因此笔者首先考察了自雇者首笔生意获得时的关系情况，随后对自雇过程中使用社会网络获得生意机会的整体情况进行分析。同时，在区分社会网络类型的基础上，也分析了自雇者在整个自雇经营过程中获得生意时主要渠道的情况。调查数据显示，自雇者首笔生意提供者大多数(66.03%)为不认识的人。在认识的人中，亲属与同事关系所占比例都相当少(不到20%)。但是，基于与首笔生意提供者的相熟程度、亲密程度和信任程度进行强弱关系的划分时，数据显示这些关系却并非以弱关系为主，有超过半数(64.12%)为强关系，这在表明首笔生意获得过程中弱关系提供信息作用的同时，也突出显示了首笔生意提供者强关系人情的重要性。

自雇者与生意提供者的关系网络类型划分主要基于是否有人主动提供生意项目以及介绍生意的总人数，然后根据熟悉程度、亲密程度和信任程度进行操作化处理获得，不再局限于首笔生意的情况，反映的是整体自雇经营过程中社会网络使用的情况。对自雇者而言，生意获得除不使用社会网络的以外，使用的分为弱关系和强关系。

表 4和表 5的数据显示，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无关系使用的比例逐步下降，而弱关系和强关系的使用比例逐步增加，这表明，无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自雇者教育程度的增加可以拓展其对社会关系网络的使用。与注册资本交互结果显示，随着注册资本的增加，自雇者与生意提供人的关系，无论强关系还是弱关系，都不断地提高，而无关系使用的比例大幅下降。这表明，在自雇生意的开拓过程中，注册资本越多，生意越大，越需要使用社会关系，无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使用比例都不断上升，可见社会关系网络的存在和使用是自雇者生意得以成功的关键；同时，经营形式的不同，也导致自雇者在生意提供者关系使用上的差异。与个体自雇者相比，私营自雇者更多地使用社会关系网络，并且其弱关系和强关系的使用都要明显高于个体自雇者。这个结果反映了私营自雇者在自雇经营过程中对社会关系网络持续增加的依赖，也表明了社会关系网络是私营自雇者经营活动成功的重要支持因素。

表 6是自雇者生意获得渠道的多类别对数比率回归分析结果，生意获得渠道则为无关系、弱关系和强关系三个类别。

统计结果显示：第一，注册资本越高，自雇者越可能通过弱关系来获得生意。注册资本为10万元以上的自雇者，其通过弱关系来获得生意的可能性是不使用关系自雇者的2.2倍(exp(0.7959))，而注册资本为1-10万元的自雇者为不使用关系自雇者的1.7倍(exp(0.5596))。但是，与不使用关系获得生意机会的自雇者相比，自雇者的强关系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这也表明弱关系是自雇者在经营扩大过程中获得生意的重要社会网络。第二，年龄较大的自雇者，在生意获得中弱关系的使用较少。原因可能在于，随着自雇者年龄增大，社会交往范围的缩小导致弱关系连接减少。类似地，与私营自雇者相比，个体自雇者也更可能不使用关系而获得生意机会，可能的原因也在于个体自雇者社会关系网络的相对缺乏。

(三) 社会网络与首年收入

笔者将进一步分析自雇者的社会网络对其首年收入的影响。以自雇者首年收入为因变量，将其经营形式分为个体和私营，分别建立OLS回归模型分析，具体结果见表 7。

统计结果显示：第一，对于个体自雇者而言，其首年收入的性别差异并不存在，但是，党员身份却可以带来优势的首年收入回报；而对于私营自雇者而言，党员身份对于首年收入并没有显著作用，但男性的收入优势却非常明显。换言之，对于个体与私营两种形式的自雇者而言，男性的收入回报优势体现于私营自雇中，而党员的收入回报优势体现于个体自雇中。同时，教育程度对个体和私营自雇者首年收入的影响均呈现显著状态，很好地体现了市场化进程中教育的收入回报效应，因此，自雇者教育水平的提高，具有增加经营收入的实际意义。

第二，在控制了注册资金之后，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生意的个体自雇者，其首年收入要显著高于没有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生意的个体自雇者，前者的收入回报是后者的1.21倍(exp(0.193))，但这种显著性在私营自雇者的模型中并不存在。原因可能是，与个体自雇者相比，私营自雇者资金投入数量与经营收入回报的关系更加密切，亦或是因为私营自雇样本数较少，难以反映出实际情况。因此，是否通过关系获得生意，对个体自雇者意义尤为重要，社会关系网络的使用能够使自雇经营活动首年收入直接而显著的增加。同时，是否通过关系获得资金，无论对于个体自雇者还是私营自雇者，都不具有显著意义。所以自雇经营中，社会关系网络使用的重要价值在于获得生意，增加经营收入，而是否通过关系网络获得资金并不重要。但是资金的多少具有实际意义，注册资本的增加显著提升自雇首年收入的回报。

第三，无论是个体自雇者还是私营自雇者，注册资本的多少可以显著影响其首年收入。在自雇者的经营活动中，投入越多，收入回报也会越高。

四、自雇者的社会网络与经营绩效

以上主要讨论了自雇者在创业期间社会网络资源使用的情况，那这些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其经营绩效又产生怎样影响？既有研究成果多数是通过拜年网和讨论网测量社会网络，研究个体社会网络资本如何影响其地位获得。本文的研究对象为自雇者，在社会网络构成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尤其在经营过程中，自雇者从资金获得和生意获得方面所形成和使用的社会网络，体现了其自雇活动中更具工具性的社会网络内涵。因此，笔者通过自雇者经营活动过程中的生意联系人建构一个“自雇生意联系网”，通过自雇者的生意联系人网络表达其社会网络资本的特别内涵。自雇生意联系网的建构基础不同于拜年网和讨论网，主要是基于自雇者经营活动中的生意联系关系网络建构的。

(一) 自雇生意联系网

自雇生意联系网指的是自雇者在联系生意时所拥有的社会网络，主要涉及四个测量指标：第一，网络规模，体现为给自雇者介绍过生意的人数，用以表达自雇者在生意经营过程中所拥有的关系网络范围；第二，网络构成，表示自雇者与生意联系人的关系属性，分为强关系、弱关系和强弱混合关系三类，用以突出自雇经营过程中拥有关系的性质；第三，网络差异性，表示自雇者生意联系人的工作部门类型，生意联系人所在的工作部门类型越多，表示自雇者的生意联系网的差异性越大。在具体操作中，根据数据实际填答情况，生意介绍人所在的工作部门类型不少于3个为差异大，3个以下为差异小，以利于比较分析；第四，网络资源，以是否具有中央关系来区分。自雇者生意联系人中有在中央部门工作的人，则意味着自雇者可摄取的网络资源更多。除了网络规模，自雇生意联系网其他测量指标在具体分析中均加入“无生意介绍人”组来进行对比分析。

表 8是自雇者生意联系网的数据描述。在网络规模指标中，自雇生意联系网的平均值为22.15，同时标准差较大，表明其差异幅度较高；网络构成数据表明，自雇者与生意联系人的关系占多数的是强弱混合关系。同时，弱关系要明显多于强关系。虽然三种类别关系比例相差较大，但各自对自雇者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是否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还需要进一步的比较分析；网络差异指标数据表明，自雇者的生意联系人网络差异大和网络差异小的人数基本相当；网络资源数据表明，自雇者的生意联系人中，有关系但无中央关系是多数，有中央关系的仅占6.34%。

(二) 自雇生意联系网与自雇者的经营绩效

通过数据描述，可以初步了解自雇者生意联系网的参数特征。下面将分析生意联系网对自雇者经营绩效的具体作用。由于自雇者具有经营活动的特殊性，因此，笔者选择自雇者的最高资产作为其经营绩效的测量指标。由于问卷填答中最高资产为非定距变量，根据数据实际情况合并为低、中、高三类。同时，生意联系网的主要测量参数均以“无生意介绍人”为参照组，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在建构模型时，为了避免生意联系网指标间的相关性可能造成的共线性问题，笔者决定将自雇生意联系网的各指标分别引入回归分析，建立独立模型以观察生意联系网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笔者主要观察在控制了基本变量和注册资金之后，自雇生意联系网各项指标是否依然具有一定的意义表达，探索其比较意义。

表 9中最高资产多类别对数比率回归的各模型参数结果显示，自雇者的年龄对其最高资产水平的上升具有显著作用。年龄的增加对自雇者而言，更可能使其将自身最高资产水平选定为高等而不是低等水平。男性普遍比女性更可能选择更高等级的最高资产水平。党员的显著性作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虽然党员身份能够使自雇者更容易选择中等最高资产而非低等最高资产，但数据显示，与高等最高资产水平的选择结果相比，党员身份在高等和低等之间差异性作用并不存在。教育程度方面，随着自雇者教育程度的增加，与低等最高资产相比，自雇者更可能选择高等最高资产而非中等最高资产。这个结果突出了教育程度对于自雇者经营绩效的显著意义，即教育程度越高，自雇者越有可能获得好的经营绩效。最重要的控制变量为注册资本，也体现出了良好的显著性，即自雇最高资产的等级与其注册资本的投入具有密切正向关联，注册资本越多的自雇者，其经营绩效回报等级越高。

在对基本特征参数和注册资本控制后，自雇生意联系网的参数均表现出了良好的显著性。第一，网络规模具有显著统计意义。自雇者生意联系网中介绍生意的人数越多，越可以显著带来最高资产水平的等级提升，自雇者越可能取得生意的成功和获得更高等级的最高资产，即自雇者的生意介绍人的人数对自雇者提升经营绩效具有显著意义。

第二，对自雇生意联系网的网络构成参数而言，自雇者与生意联系人的弱关系和强弱混合关系都能够显著提升最高资产从低等到中等和高等的可能性，但是，强关系自身没有显著作用。这表明，对于自雇者，仅仅依靠与生意联系人的强关系是不能增加其经营绩效的，即强关系可以是自雇者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但并不是自雇经营绩效的重要保障。同时，与没有关系的自雇者相比，仅仅依靠与生意联系人的弱关系，却能够显著增加自雇者对最高资产更高等级的选择。例如，自雇者生意联系人为弱关系和强弱混合关系时，其选择高等最高资产的几率分别是没有关系的自雇者的2.7倍(exp(0.9993))和1.9倍(exp(0.6413))。

第三，自雇生意联系网的网络差异结果也表明，与没有生意联系人的自雇者相比，网络差异小的自雇者与网络差异大的自雇者选择自身最高资产为高等的几率分别是前者的2.5倍(exp(0.8969))和6倍(exp(1.7875))。因此，自雇者的生意联系网中所认识的人在各部门分布得越广，网络差异越大，越有利于其自雇经营绩效的提升。

第四，自雇生意联系网的网络资源也表明了自雇者与生意联系人的关系，尤其是其中的中央关系对其自身达到最高资产的更高等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例如，自雇者与生意联系人关系为非中央关系与中央关系时，其选择最高资产为高等的几率分别是没有生意联系人关系自雇者的1.9倍(exp(0.6597))和5.8倍(exp(1.7603))。总之，自雇生意联系网对于自雇者来说，其社会网络规模、网络构成、网络差异以及网络资源都能够显著增加其最高资产水平的选择几率，表明自雇生意联系网正向显著地影响了自雇者的经营绩效，具有特殊的意义。

五、研究发现和结论

本文首先测量并描述了自雇者的基本特征、经营情况和社会网络特征，初步探讨了自雇群体的相关特性；随后从资金获得与生意获得两个方面对自雇中的社会网络使用进行探讨，并通过自雇首年收入考察了社会网络使用的效用；最后，提出自雇生意联系网的测量和建构，从拥有的社会网络角度对自雇者的经营绩效进行研究。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自雇者群体与受雇者群体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自雇者的平均年龄和平均受教育程度与受雇者群体相比具有显著差异，均低于受雇者群体；同时，进入自雇的男性要多于女性，与受雇的情况相反；自雇群体中的党员比例要远远低于受雇群体中的党员比例。其次，自雇群体经营情况表明其注册资金大都在10万元以内，以个体经营为主。最后，基于拜年网和餐饮网的统计数据表明：自雇者的平均拜年网规模高于受雇群体，职业类别也较多，显示出更广泛的社会交往；但从网络顶端和网络差异来看，其社会交往中涉及的社会阶层、社会资源与受雇群体相比显著较低或少；而自雇者餐饮网的测量结果显示，自雇者比受雇者拥有更大的餐饮网动员能力，表明在自雇经营活动中餐饮社交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即自雇者会更多地依赖餐饮网。

第二，在自雇经营活动中，自雇者资金获得的主要渠道依次为个人/家庭、社会网络和市场。自雇者更多通过个人/家庭的自筹渠道获得注册资金，自雇者自身的经济条件及其家庭支持是其资金首要来源渠道，而非通常认为的社会网络，这也是自雇者能够开始自雇经营活动的首要保障。同时，注册资本与党员等因素都会增加自雇者对社会网络以及市场渠道的选择，表明经济条件与政治身份都可以促使自雇者获得个人/家庭之外的资源摄取优势。另一方面，在自雇生意获得的过程中，随着教育年限和注册资本等的增加，对社会关系的使用会逐步增多，但是强弱关系的使用有一定差别。

第三，从社会网络使用效果来说，自雇经营中，社会关系网络使用的最重要作用是获得生意，增加经营收入回报，是否通过关系网络获得资金并不重要；但是资金的数量是有实际意义的，注册资本的增加也显著增加了自雇首年收入的回报。

第四，自雇者在自雇经营活动中形成了特殊的自雇生意联系网，并对自雇者经营绩效具有积极影响。如果把自雇者最高资产作为其经营绩效获得的测量指标，自雇生意联系网中的网络规模、网络构成、网络差异和网络资源都对自雇者的最高资产具有显著作用。首先，自雇者在生意联系过程中的关系越多，越有可能提升其最高资产等级。其次，自雇者的弱关系和混合关系使用，都能够提升其更高最高资产水平获得的可能性。但是，单纯的强关系本身对自雇者经营绩效的作用并不明显。同时，自雇者网络差异越大，最高资产获得更高等级的可能性也越大。最后，从网络资源角度来说，自雇者生意联系人的关系等级越高，越有可能利用到更多的网络资源和达到更高的最高资产等级。因此，对自雇者而言，强关系是自雇者自雇经营活动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但是，弱关系和强弱混合关系是自雇生意获得与提升自雇经营绩效的关键所在。

第五，市场化程度和进入自雇时代的两个参数结果显示，在市场化较高的城市里，个人/家庭依然是自雇者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原因可能在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使社会关系网络工具性色彩加重，迫使自雇者更加依赖自身和家庭获得资金。同时，数据分析也表明，对市场渠道的依赖更多地表现于注册资本高的自雇者，即注册资本越多，越可能更多地寻求市场渠道。由于样本数据中自雇的经营主体为个体自雇者，私营自雇者数量较少，所以，这个结论的代表性值得进一步商榷。进入自雇时代变量对于自雇者的资金来源渠道和生意获得关系则没有显著意义。

最后，本文虽然对自雇经营形式进行了区分，但在实际分析中除了首年收入部分外，并没有对个体自雇与私营自雇进行特别的区分讨论。本文的部分结论，也有可能受到私营自雇样本数过少的限制，影响结论的准确性。未来的研究应着重于分析自雇者个体与私营活动形态对社会网络使用的差异性，更好地区分自雇活动及其社会网络效果。同时，自雇者与受雇者在网络使用方面的多角度对比性研究，也将进一步解释自雇者的经营活动特性，并有助于理解市场化进程中的自雇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