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关文献及命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¹对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和农村地区发展的经济贡献日趋增大，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亦层出不穷。马晓微和张岩(2004：63)在研究合作博弈中运用夏普利值理论，对流动人口在城市经济发展上的贡献进行了量化计算；刘博雅(2008：12)基于C-D生产函数的基本理论，运用最小二乘法定量测算了农民工对于经济增长贡献之后发现，1995-2005年的第二、三产业中，由农民工创造的差值占了5.59%和8.72%。国外学界对流动工人在流入地的经济贡献也有较多的研究。Castells(1975)的研究表明，流动工人除了受到大量剥削以外，还起着作为资本主义危机的调节器的功能，减缓了资本扩张和收缩带来的影响，当工业面临衰退时，流动工人很容易被解雇；Brenda S.A.Yeoh等(1999)研究了新加坡的流动女工，那些从事家政服务的流动女工任职于不为当地人所喜欢的家政服务公司，而且接受低于国家标准的工资水平。

1.目前，国内学界关于“农民工”的定义有多种，本研究从广义上定义“农民工”，即凡是外出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民都归为“农民工”，而不论他们身处城市、集镇或农村。在选取调查对象时也根据这一定义进行。

众多研究发现，城乡二元结构是现阶段农民工问题产生的根源。刘易斯(1954)在《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了“二元经济模型”(转胡铁成，2003：59)。在国内，郭书田和刘纯彬最先提出了“城乡二元结构”(转陈瑞莲等，2004：20)；陆学艺(2009：105-106)也指出，“现行的不合理、不平衡的城乡结构和经济社会结构，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户口、土地、就业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制度而形成的，总称为‘城乡二元结构’，其基本特征是：在政治上不平等对待，在经济上不等价交换，在社会上实行非普惠制”。

舒尔茨(1960)《人力资本投资》一书标志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J.Poot(1993)认为，工作技能并不能直接转让，所以需要通过一般的或针对特定工作的培训和劳动力市场信息的获取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J.Mincer(1989：31)指出，“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作为知识的积淀，人力资本是技术变革的源泉，同时与劳动力相适应的技能的形成部分来源于技术革新”。

斯托弗(1949)《美国士兵》一书首先提出了“相对剥夺感”，指个体或群体对于自身相对状况所持的态度，之后，R.K.默顿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中对此进行了系统阐述。T.R.格尔(Gurr，1970)认为，每个人都有某种价值期望，而社会则有某种价值能力，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的价值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

埃利亚斯提出了“内局群体”和“外局群体”的概念，即“内局群体”居于内核，是把持文化表达的群体；“外局群体”处于边缘，是接受并巩固文化表达所体现的权力关系的群体(转杨善华，1999：334)。处于“内局群体”地位的流入地居民把持着文化表达，对农民工表现出明显的排斥心理和行为，使得农民工群体在流入地社会中始终是一个“外局群体”，成为流入地的“外来者”，长期处于被“污名化”的状态。

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合著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是芝加哥学派研究亚文化的代表作之一。“亚文化相对于主文化而言的。主文化指在一定族群中占主导或统治地位的文化，也称主流文化；相对地，亚文化指在这一范围内处于次要地位的文化。”(王思斌，2003：42)在某种程度上，农民工亚文化群体往往被主文化群体视为“另类”。

根据上述理论，本文提出“社会认同状况影响农民工对流入地经济贡献的自我评价”的命题。

本研究试图从微观视角关注农民工的经济贡献自我评价，即农民工对自我价值的主观判断。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过程同时也是农民工对自我价值肯定评价的过程。本文根据城乡二元结构、人力资本、相对剥夺感、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和亚文化群体等理论，得到影响农民工对经济贡献自我评价的5个变量，即流出/流入地、人力资本、经济回报、社会接纳和社会认同。

二、研究假设

研究发现，农民工个体对其经济贡献的自我评价存在着差异，且受农民工自身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影响。对此，本文将农民工的流出/流入地、人力资本、经济回报、社会接纳和社会认同等作为研究的自变量，将农民工对流入地经济贡献的自我评价¹作为因变量，从而提出5个研究假设及其分假设。

1.在调查问卷中，我们用“您觉得您对打工地的发展贡献大吗”这一问题来测量，分为“很大”、“比较大”、“一般”、“比较小”、“没有贡献”和“不清楚”等6个选项。

(一) 流出/流入地假设

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农村与城市的巨大差异，城市居民处于体制内、享受国家福利，而农村居民几乎处于体制外、不享受国家福利，从而导致了两者境遇的截然不同。因此，在对农民工经济贡献自我评价影响上，流出地与流入地的作用是不同的。我们认为，在城乡性质上，农民工的流出地越接近城市，越会对自身贡献做出积极评价；而流入地越接近城市，越会对自身贡献做出消极评价。根据流出/流入地这个自变量，我们得出：

假设1:流出/流入地与农民工对流入地经济贡献的自我评价。

假设1.1:老家在县城和集镇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积极评价自身经济贡献；

假设1.2: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更倾向于消极评价自身经济贡献。

(二) 人力资本假设

人力资本在农民工外出务工的过程中作用明显，其状况直接影响农民工外出从事工作的好坏。研究认为，农民工个体的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越高，越有可能对流入地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从而影响农民工对流入地经济贡献自我评价。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包括年龄、性别²、受教育程度、离开家乡年数、打工前是否参加过培训和在打工地是否参加培训等6项。根据这些自变量，研究得到：

2.人力资本指以生产技能、知识以及个人经验等形式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资本量，其存量可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得到增加(苏群、周春芳，2005)。在这一定义中，性别并不具备人力资本的特性。但在本研究中，我们把性别作为人力资本指标之一，主要虑及在劳动力市场中，女性较易遭受歧视，无形中使男性具有一定优势这一因素。因此，在论及农民工对流入地经济贡献的自我评价时，性别因素就有了的较大影响，我们暂且把“性别”归入人力资本中，作为一个“准人力资本变量”。

假设2:人力资本状况对其在流入地经济贡献的自我评价有正向影响。

假设2.1:年龄越大越倾向于对自身经济贡献做出积极评价；

假设2.2: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积极评价自身经济贡献；

假设2.3: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积极评价自身经济贡献；

假设2.4:离开家乡年数越长，越倾向于积极评价自身经济贡献；

假设2.5：在流出地参加培训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积极评价自身经济贡献；

假设2.6：在流入地参加培训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积极评价自身经济贡献。

(三) 经济回报假设

农民工获得的经济回报客观反映了其经济贡献的大小，其多少影响了对自身经济贡献的判断，即经济回报越高，越倾向于积极评价其经济贡献。但是因为中国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经济体制而形成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使农民工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工资和其他福利待遇。同工不同酬让他们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从而使其对流入地的经济贡献不能做出准确的评价。本文用月收入、月支出¹、工资水平能否保障生活和居住条件满意程度等4个自变量来衡量农民工得到的经济回报的高低，从而得到：

1.研究将农民工“月支出”这一项纳入，主要是因为经济回报的双向性，一是流入地对农民工所付出劳动的回报，二是农民工在流入地的各项消费支出可视为农民工对流入地经济的回报。因为消费具有带动经济发展的功能，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消费支出对当地经济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月支出情况会影响其对当地经济贡献的自我评价。

假设3：农民工的经济回报情况对其在流入地的经济贡献自我评价有正向影响。

假设3.1：月收入越高，越倾向于积极评价自身经济贡献；

假设3.2：月支出越高，越倾向于积极评价自身经济贡献；

假设3.3：工资水平能保障生活的农民工倾向于积极评价自身经济贡献；

假设3.4：居住条件越满意，越倾向于积极评价自身经济贡献。

(四) 社会接纳假设

社会接纳指农民工与流入地社会的互相接纳程度，互相接纳程度越高的农民工，越倾向于对自身在流入地的贡献做出积极评价。农民工在流入地扩大交往圈，增加与流入地居民和其他外来人口的社会交往，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多，其与流入地社会互相接纳的程度越高。布迪厄认为，当一个人拥有某种持久性的关系网络时，这个由相互熟悉的人组成的关系网络就意味着他实际或潜在所拥有的资源(转杨善华，1999：285)。在现阶段的中国城市社会中，由于各种原因，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社会，李培林(1996)指出，农民工进城后，虽然生活在城市，但尚未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也未建立起以业缘关系为纽带的生活圈子。可见，社会接纳¹程度的高低影响农民工对流入地经济贡献的主观评价。本文用与流入地居民、与外来打工者交往情况、流入地居民的态度、流入地政府的态度及其是否同等对待农民工等5个变量来衡量农民工的社会接纳情况，得到如下假设：

1.既包括流入地社会对农民工的接纳，也包括农民工对流入地社会的接纳。

假设4：农民工的社会接纳情况对其在流入地经济贡献的主观认定有正向影响。

假设4.1：与流入地居民有交往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积极评价自身的经济贡献；

假设4.2：与外来打工者有交往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积极评价自身经济贡献；

假设4.3：越是认为流入地居民态度友好的，越倾向于积极评价经济贡献；

假设4.4：越是认为打工地政府态度友好的，越会积极评价自身经济贡献；

假设4.5：认为受到同等对待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积极评价自身经济贡献。

(五) 社会认同假设

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社会认同是双向的，既指流入地社会对农民工的认同，也指农民工对流入地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产生的认同感并将之内化的过程。周明宝(2004：10)认为，陷入认同焦虑和认同困惑的身份认同危机，孕育着许多社会隐忧，会引发相对剥夺感、过客心理和游民化等负面认知。本文认为，农民工对流入地社会互相认同程度越高，对其经济贡献自我肯定的程度就越高。社会认同¹在测量中包括身份、归属感、价值观和生活习惯等方面评价。假设如下：

1. “社会认同”比“社会接纳”更进一步，接纳不代表认同，或许只是形式上的接受，而认同是发自内心的接受，两者是不同的。

假设5：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对其在流入地经济贡献的自我评价有正向影响。

假设5.1：自我认同是城里人的农民工倾向于积极评价经济贡献；

假设5.2：对流入地有家的感觉的农民工倾向于积极评价经济贡献；

假设5.3：对流入地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的认同度越高，越倾向于积极评价自身的经济贡献。

三、数据与分析

本文的数据来自“流动人口与小城镇发展研究项目”调查，2009年1月在山东泗水县的73个村庄进行问卷调查。泗水县位于山东省中南部山区，是一个纯农业县，全县总人口60万，其中，常年在外务工人口12.3万，约占县总人口的20.5%。首先选用分层抽样的方法，以泗水县居民平均收入为标准，选择人均收入高、中、低各2个乡镇；然后根据相对集中的原则，随机抽取外出务工人员相对较多的73个村庄²，把农民工集中到村委会集中填答问卷。共回收问卷1 405份，其中有效问卷1 315份，有效率为93.6%，样本基本情况见表 1。

2.这73个村庄的分布情况是：泉林镇11个，济河街道12个，星村镇11个，杨柳镇13个，圣水峪乡12个，大黄沟乡14个。

本文自变量根据Logistic回归分析数据的处理要求进行了转换(见表 2)；因变量即对流入地有贡献赋值为1，没有贡献的赋值为0。³

3.本研究中，把“很大”、“比较大”和“一般”归入“有贡献”，把“比较小”、“没有贡献”和“不清楚”归入“没有贡献”。

为了更好地说明农民工的流出/流入地、人力资本、经济回报、社会接纳和社会认同等变量是如何影响对流入地经济贡献的自我评价，我们在有统计控制的条件下使用Logistic回归，分别引入上述5个变量，分析各自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经济贡献的自我评价(见表 3)。

在Logistic回归分析中，随着控制变量的增加，模型的Nagelkerke R²不断增大，说明模型解释能力越来越强。模型1中只有农民工的流出/流入地变量，没有加入任何控制变量，Nagelkerke R²只有0.009，这说明流出/流入地变量可以解释农民工对流入地的经济贡献自我评价差异的0.9%，卡方检验不显著，说明流出/流入地变量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经济贡献自我评价的影响不显著；模型2中加入了人力资本变量后，Nagelkerke R²提高了0.053；模型3中加入了经济回报变量后，Nagelkerke R²提高了0.06；模型4中控制了社会接纳变量后，Nagelkerke R²提高了0.061；模型5是完全模型，在控制了社会认同变量后，Nagelkerke R²增加了0.057。从模型2到模型5，卡方检验显著，通过了统计检验，说明人力资源、经济回报、社会接纳和社会认同对农民工对流入地经济贡献自我评价的影响显著。从Nagelkerke R²的变化和卡方检验的结果可见，社会接纳变量最能解释农民工对流入地的经济贡献自我评价的差异，其他依次是经济回报、社会认同和人力资本各变量。流出/流入地变量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经济贡献自我评价差异的解释未通过统计检验。

因此，在表 3模型1中，假设1未得到证明。流出地和流入地均都不显著，从变量的作用方向来看，流出地的作用方向为负向，未证明假设1.1；而在流入地因素中，中小城市和大城市表现出了不同的作用方向，中小城市的作用为正向，而大城市的作用为负向。由于流入地这个因素并不显著，因而也否证了假设1.2。

模型2中，加入了人力资本变量，假设2得到证明。年龄和在打工地参加培训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均为正向，且通过统计检验，因而假设2.1和2.6得到证明。性别与打工前参加培训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均为正向，虽与我们的假设相符，但显著性不高，没有通过统计检验，假设2.2和2.5没有得到证明。教育程度对经济贡献自我评价的影响，未通过检验，假设2.3未得到证明。假设2.4离开家乡时间对农民工经济贡献自我评价的影响也未通过统计检验，未得到证明。

年龄在26-40岁和40岁以上的显著水平分别为0.05和0.01，两者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经济贡献主观认定上均为正向影响。与25岁及以下的农民工相比，26-40岁和40岁以上的农民工对流入地经济贡献的自我评价都要高一些，其对流入地经济贡献主观认定的发生比分别是25岁及以下的农民工发生比的1.559倍和2.252倍。因此，年龄越大的农民工经济贡献自我评价越高。究其原因，或许年龄因素是重要的人力资本因素之一，一个人的经验、能力的积累往往与年龄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

农民工在输入地参加培训显著水平为0.01，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经济贡献自我评价存在正向的影响。与没有参加过培训的农民工相比，参加过培训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在流入地的经济贡献要大一些，是未参加过培训的农民工的1.953倍。可见，培训对于农民工提升自身人力资本的作用明显，特别是在流入地进行的培训针对性较强，使农民工人力资本得到明显提升，人力资本的提升使农民工对自身在流入地的经济贡献做出积极评价。

模型3中加入了经济回报这一变量，使得整个模型的解释力有所提高。从各个显著的变量来看，月收入1 001-2 000元和月支出601-1 200元显著水平虽然均达到要求，但是相对于参照组，假设3.1未得到证明，期望系数表明，月收入1 001-1 200元自我评价肯定的比率仅为参照组(1 000元以下)的66.2%。假设3.2仅在601-1 200元通过检验，假设3.2获得部分证明。居住条件满意程度是以满意为参照组，因此，居住条件满意度越低，对经济贡献自我评价就越低，假设3.4得到了证明。期望系数表明，对居住条件感觉一般和不满意的，其对经济贡献自我评价的肯定，仅是认为“满意”的51.5%和23.0%。工资水平能否保障生活未通过统计检验，假设3.3未得到证明。

模型4加入了社会接纳变量，但整个模型的解释力提高不明显。从各个显著的变量来看，当地政府态度以态度友好为参照组，因此，排斥是负向的，假设4.4得到了证明；受到同等对待的作用是正向的，证明了假设4.5。从各个显著的变量来看，假设4得到了证明。与输入地居民有交往显著性不高，没有通过统计检验，假设4.1没有得到证明。假设4.2和假设4.3同样因为未通过统计检验而未得到证明。

因此，认为流入地政府的排斥态度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经济贡献自我评价存在负向影响。与认为流入地政府的态度友好的农民工相比，认为流入地政府态度排斥的农民工对流入地经济贡献主观认定更小一些，其对流入地经济贡献主观认定的仅是认为态度友好的农民工的55.7%。因此，政府的友好态度将有助于提升农民工对经济贡献的自我评价。

认为受到同等对待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经济贡献自我评价存在正向的影响。与认为自己没有受到与流入地居民同等对待的农民工相比，认为自己受到同等对待的对流入地经济贡献的自我评价更为肯定，是认为自己没有受到与当地居民同等对待的农民工的2.29倍。因此，农民工越是认为自己受到与当地居民同等对待，其对流入地的经济贡献自我评价就越高。

模型5中加入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变量，使得整个模型的解释力提高很明显。从各个显著变量来看，对输入地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的赞同程度一般和不赞同以赞同作为参照组，因此它们的作用都是负向的，假设5.3得到了证实。认同自己是城里人，在流入地有家的感觉，没有通过统计检验，因而假设5.1和5.2均未得到证明。因此，假设5大部分得到证明。

表示一般赞同和不赞同打工地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经济贡献自我评价存在负向的影响。与“赞同”流入地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的农民工相比，持“一般”和“不赞同”的农民工，对流入地的经济贡献自我评价要低一些。不赞同流入地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的农民工对流入地的经济贡献自我评价是赞同态度的15.5%；赞同程度“一般”的农民工对流入地经济贡献自我评价是“赞同”态度的47.9%。因此，对流入地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越赞同的农民工，其对流入地的经济贡献自我评价也越高。

四、总结和讨论 (一) 农民工的流出/流入地并不影响其对流入地经济贡献的自我评价

卡方检验不显著说明了流出/流入地情况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经济贡献自我评价并不存在显著影响。通过分析，我们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一是越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农民工，其对流入地的经济贡献自我评价反而更高，虽然这个结论并没有得到证明，但这个作用方向与我们假设的正好相反，这将给以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二是从流入地因素来看，在中小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经济贡献自我评价最高，在村镇打工的农民工次之，经济贡献自我评价最低的是在大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中小城市或许是农民工打工的理想场所。

(二) 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影响其对流入地经济贡献的自我评价

人力资本对农民工作用明显，直接影响了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种类，对在流入地职业生涯也有明显影响。在我国，无论是农民工，还是企业或政府，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的重视程度都不够，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举步维艰。由于农民工的工作环境较差，工作负担较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使得其原本就有限的人力资本折旧过快，客观上带来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可见，有效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对于农民工自身来说，既可提高经济收入并改善生活，又能反哺于农村地区的现代化进程。

(三) 农民工的经济回报情况影响其对流入地经济贡献的自我评价

经济收入的高低反映了社会对农民工所作贡献的回报的大小。各种现实原因使得现阶段农民工的收入较低，使其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从而影响了农民工对自身的评价。一些较发达城市已经开始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建立外来务工人员公寓，帮助解决农民工的居住问题，体现了流入地政府对农民工问题的重视，缩小了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严于龙(2008：123)认为，“提高农民工收入可以改变我国消费、投资结构，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以更加注重扩大国内消费的增长模式取代投资主导型增长模式，改变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模式，实施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将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引导到以消费需求为主导的轨道上来，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发展良性循环的经济对于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意义重大。

(四) 农民工的社会接纳情况影响其对流入地经济贡献的自我评价

朱力(2002：85)认为，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有较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社会交往的内倾性和表层性。内倾性指农民工在流入地的交往对象仍集中在原先从流出地带来的社会关系，以及在流入地新认识的其他外来打工人员，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社会交往仍以血缘、地缘和业缘为主；表层性指农民工与流入地居民的交往是浅显的，农民工只在不得已时，才会与流入地居民交往，且这种交往很少涉及感情交流。

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的创造需要在较稳定、封闭的社会网络中，通过较长期的互动形成道德观和文化观的共识。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由结构的各个要素组成，它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且只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具有不可转让性(转杨善华，1999：110)。我们发现，农民工并不具备在城市中创造社会资本的条件，农民工的居住与工作情况不具稳定性，且流动性较大，无法通过长期的互动形成道德观和文化观共识。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和不可转让的特性，使得人际关系具有较强的排外性，这为农民工进入某种人际关系网设置了重重障碍，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匮乏表现出流入地社会对农民工的社会接纳度较低。郭星华和储卉娟(2004：91)引入社会距离的概念，运用问卷调查的结果对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后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正逐渐加大，他们缺乏主动介入城市生活的积极性，感觉与城市生活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关系日趋隔离。

(五) 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情况影响其对流入地经济贡献的自我评价

农民工只有对流入地产生认同感才算真正融入当地社会，对流入地认同感的高低直接影响了农民工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影响农民工对流入地的经济贡献的主观认定。张向东(2006：67-68)认为，“如果透过户籍制度这一表象探究存在这一社会现状的源头，我们就会认识到在这张身份标签的背后，连接的是以此为依托的住房制度、保险制度、社会福利政策和教育制度等对农民工走入城市的强大排斥力量。与此相关的是，城市政策上的地方保护主义、市民在计划体制下的‘先赋’的优越感，使城市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大打折扣，在属于‘别人的都市’里，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感受最多的是被剥夺感，他们因无法被城市接纳而对城市缺少认同”。由于主文化与亚文化的巨大落差，使得农民工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流入地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相去甚远；从流入地社会来说，有很多制度层面的约束也阻碍了农民工对流入地社会的认同。因此，农民工要认同并真正融入流入地社会尚待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