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回顾和研究问题

社会资本对移民社会融合的重要影响已得到了许多研究和论证。在国际移民方面，美国社会学家波特斯(Ports，1998)首先注意到社会资本在移民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他指出，社会资本是移民个人通过其在社会网络和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身份而获得的调动稀缺资源的能力，移民可以利用这种成员身份获取工作机会、廉价劳动力以及低息贷款等各种资源。倪志伟和桑德斯讨论了美国移民的家庭社会资本对于他们获得“自雇”地位的作用(Nee & Sanders，1996)；麦西等根据历史资料与统计数据，对墨西哥移民迁移美国过程中社会资本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详尽分析(Massey et al., 1998)。关于海外华人社会的研究，更加证实了社会资本对于新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性。波特斯和周敏(Ports & Zhou，1994)的研究发现，新移民倾向于与老移民保持联系，并从他们那里汲取对其有用的亚文化。王春光和Jean Philippe BEJA(1999)在对国内外的“温州城”进行深入考察后指出，作为非精英移民，温州人主要凭借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乡土社会关系资源，在流入地(或国家)最边缘的经济层面确立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战略，以达到最有效的融入效果。周敏、林闽钢(2004)的研究表明，纽约唐人街早期移民的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都比较匮乏，但相对丰富的社会资本却促进了新移民与当地主流社会的融合。赵定东、许洪波(2004)在考察中哈移民后发现，移民进入接受国最初大多缺乏进入主流社会的渠道，作为补充资源的社会关系资本能够促进或者加快移民在“异国”的适应进程。乡土社会网络可能成为精英移民融入的障碍，但是对于非精英移民，这种乡土社会网络确实是实现社会融合的优势条件。在国内移民研究方面，也有学者发现社会网络在移民最初生活适应方面具有促进功能。例如彭庆恩(1996)通过对“包工头”的个案访谈，提出关系网络构成了个人所拥有的“关系资本”，其作用甚至超过了人力资本等其他因素。刘林平(2001)在对深圳市湖南籍新移民的个案访谈中观察到，社会资本的功效是在比较中存在的，是移民获得利益、配置稀缺资源的重要手段。赵延东、王奋宇(2002)也指出在农民工经济地位获得过程中，社会资本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比人力资本等因素更为显著，甚至连其所拥有的人力资本也可能要依靠社会资本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此，城市农民工是依赖社会关系“展开”自己的经济行为，而不是经济行为“嵌入”在社会关系中(渠敬东，2001)。另一些学者的研究则发现，流动农民工社会网络“规模小、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由此对其社会融合产生了限制作用(王毅杰、童星，2004)。陈映芳(2003)试图从近现代城市所具有的一般特征——城市性角度，而不是从一般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来理解新移民群体的社会生活，包括他们的社会状况、社会参与，以及他们在移居地的文化体验，如文化冲击、文化摩擦和对移居地的文化认同等。郭星华、储卉娟(2004)的研究表明，外来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实际上是在逐渐增大。刘玉照(2005)对在大陆工作和生活的台湾人研究也指出，与早期移民相比，新移民已经不需要在当地人的夹缝中谋求生存，因而其争取尽快融入当地社会的动力大大下降，不但不会去学习当地的方言，甚至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方面也更愿意固守自己传统的东西；在社会交往方面，这些后期移民也表现出日趋封闭的倾向。吕青(2005)也认为，受到社会交往范围的限制，新市民(新移民)不能很好地融入城市社区。

在社会融合过程中，外来移民对建立在地缘关系基础上的社会资本有较多的依赖，并受到这种社会资本的种种限制。移民的社会资本与一般居民的社会资本的差别在于：前者的社会资本因迁移发生了断裂，他们需要在迁入地重新积累或投资，而后者的社会资本相对稳定。地域流动直接导致原有社会资源(尤其是原有家庭的社会资本)涉取性降低，而嵌入于本地居民身上的潜在社会资源会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根据社会交往的理性选择理论，外来移民“能够比较不同关系的大致纯收益，也能够将他们的承诺转向那些实质上更‘可获益'的关系”(张文宏，2006：31)。作为外来移民，他们不可能只与外来移民交往，他们还要按城市规则建立新的就业、投资和经营等关系，以及建立朋友、婚姻、交换等关系(张继焦，2004)。因此，本文假设，城市新移民社会资本的本地化将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

已有的绝大多数研究仅仅在一般意义上分析社会资本的积极或消极功能，并未对总体社会资本和本地化的社会资本做出严格区分。通过对600位城市新移民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以总体社会资本与本地社会资本对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影响的异同为视角，本文试图揭示新移民本地化的社会资本在何种意义上比总体社会资本更有利于其融入迁入地社会。

二、研究假设与设计 (一) 研究假设

社会资本是指嵌入在一个人社会网络中的权力、财富和声望，虽然不为个人直接占有，但是可以通过个人直接或间接社会关系借用和涉取(Lin，1982)。社会资本会带动和促进移民与当地主流社会的融合(周敏、林闽钢，2004)，并且密度大、网顶高、网络位差大的城市新移民，能较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段雪辉，2007)。然而移民在迁入地的社会资本大多不是自然赋予的，他们必须通过投资于群体关系和社交活动来精心建构，因此笔者认为移民社会资本的本地化过程更多建立在理性选择的基础之上。本文中的总体社会资本是指城市新移民所拥有的全部社会关系；本地社会资本仅指城市新移民本人在当地建立的社会关系。本文的核心假设为：本地社会资本对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促进作用高于总体社会资本，其中包括地位资源假设、网络规模假设和网络密度假设。

地位资源假设  职业类别和单位类型是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的两个重要方面，也是城市居民社会地位的重要表现，其中蕴涵着丰富的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本(边燕杰、李煜，2000)。以职业类别和单位类型来测量的地位资源对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有着积极的影响。根据社会资本的空间和距离效应，本文假定本地地位资源比总体地位资源更有利于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

网络规模假设  一个人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意味着这个人的社会资本越丰富(Lin，1982)。因此，与地位资源假设相一致，本文假定本地网络规模比总体网络规模更能促进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

网络密度假设  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家庭和亲属关系属于强关系，非亲属关系少数是强关系，多数为弱关系(Bian，1997；Ruan，1998)，亲属在网络中的比例反映了网络的亲疏程度。密度高的网络是在相似者之间发生的(Homans，1950)，人们的特征相似性往往预示着资源的相似性，也就是说网络密度越高，资源越单一，相反，网络密度越低说明社会资本越丰富。此外，考虑到新移民的亲属大多停留在原籍，因此城市新移民的总体网络密度越高，其在迁入地建构新关系的能力越低，可用资源越少，网络密度与总体社会资本呈现负向关系。反之，当城市新移民的本地网络密度越高时，嵌入在本地居民身上的可用性资源越多。本地社会网络密度越高，反映其在本地社会资本越丰富。因此本文假设总体社会网络密度越高，则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程度越低，本地社会网络密度越高，则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程度越高。

(二) 主要变量的操作化 1. 自变量

地位资源  从个体中心网络视角探讨以某一个体为中心形成的社会网络所嵌入的社会资本研究中，林南(Lin，2001)对社会资本的操作化定义最为清楚。他认为社会资本应包括三个层面：第一，达高性，即通过社会网络所能达到的最高社会位置；第二，异质性，即社会网络包含的社会网络幅度，网络中最高社会位置和最低社会位置的差距；第三，广泛性，即社会网络中包含不同社会位置的数量边燕杰、李煜(2001)采用“春节拜年网”来测量地位资源，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人的关系网络特征。总体地位资源的计算方法借鉴边燕杰、李煜在《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一文中的地位资源计算方法(边燕杰、李煜，2000)。本地地位资源仅计算拜年网中蕴含于本地居民中的地位资源，计算方法与总体地位资源相同。为了描述与理解的方便，地位资源变量经过标准化转换为1-100之间的标准分。

网络规模  社会网络规模指春节拜年网中的总人数，本地社会网络规模则为春节拜年网中本地居民的总数。

网络密度  社会网络密度以拜年网中亲属关系的百分比来测量(边燕杰、李煜，2000)，本地社会网络密度则以本地亲属在本地社会网络中的百分比来测量。

2. 因变量

首先，借鉴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合研究和国内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实证研究成果(田凯，1995；朱力，2002；风笑天，2004；张继焦，2004；杨黎源，2006)，同时考虑中国城市新移民在社会融合中的特殊性，选取了“本地语言掌握程度”、“职业稳定程度”、“熟悉本地风俗程度”、“接受本地价值观念程度”、“亲属相伴人数”、“上海人身份认同程度”(简称身份认同)、“本地户籍情况”、“社会满意度”、“工作满意度”、“住房满意度”、“社会距离”、“添置房产意愿”、“社会交往范围”和“日常交往人数”等14个具体指标。然后，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对14项社会融合指标进行主成分法分析，通过方差极大化原则对因子负荷进行正交旋转后，生成4个主要因子。¹根据具体指标的实质内涵，将其分别命名为文化融合、心理融合、身份融合²和经济融合。所有指标的共同度(公因子方差)基本都达到0.5以上(在0.5以下的是“接受本地价值程度”，为0.498)，四个新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63.278，KMO检验值为0.690，巴特利特球体检验值达到1 235.099(P < 0.001)。社会融合程度总分则以4项新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转换为1-100之间的标准分值，4项新因子的分值也作了同样的转换(张文宏、雷开春，2008)。

1.由于“日常交往人数”在相关矩阵中全部呈现为负相关，“社会交往范围”指标与其他指标的相关都未达到显著水平，“社会距离”指标在整个因子方差贡献率仅仅达到0.326，因此删除此三项指标。

2.在“您认为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上海人'”的选项中，选择“有上海户口”和“在上海有稳定职业”两项的分别为329人和200人，位居所有选项的第一和第三，由此可见上海身份的概念与此两项指标有较高的一致性，因此将因子命名为身份融合。

3. 控制变量

社会融合会受到社会人口特征、迁移时间、迁移距离、居住时间、阶层地位等许多因素的影响(靳小怡等，2005；杨绪松等，2005；风笑天，2004；Portes，1980；Portes & Zhou，1994；Sanders & Nee，1996；吕青，2005；段雪辉，2007)。因此，在分析中，本文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最终的回归模型。其中，婚姻状况、迁自城市和迁自直辖市及海外均为二分变量。阶层地位分为私营企业主、管理人员(包括企业中的经理及以上级别和党政事业单位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包括企业和党政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普通白领(包括企业文职人员和党政事业单位行政人员)和蓝领工人(主要为农民工)五类。

(三) 抽样方法及资料来源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以后，中国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一些沿海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等)先后提出建设国际化和现代化大都市的战略目标。数以万计国内人才、国际精英及劳动力纷纷涌向沿海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越来越多的大中城市成为新移民聚居地已经占到部分城市常住人口的1/4到2/3，比如北京新移民占常住人口25%左右，深圳新移民接近常住人口2/3，上海新移民占到常住人口1/3左右；2006年在城市从事白领职业的新移民约有3 000万人。¹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职业者组成的新社会阶层人数高达5 000万，新社会阶层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异地创业或就业的，也是城市白领新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以后每年约有200万左右大专以上毕业生在异地城市就业或创业；1978-2006年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27.5万人²。据初步估算，1992年以后进入城市的白领新移民大约有1.8-2亿人。毋庸置疑，城市新移民特别是白领新移民对移入地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的相关数据推算。

2.资料来源：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频道(http://www.liuxue.eol.cn)，2007-03-06。

上海作为我国人口规模最大、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已成为国内外人才和劳动力流动的首选地之一。根据上海市统计局2008年2月4日公布的数据，2007年上海共有常住外来人口479.14万人，占上海市常住人口34.75%。³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主要关注那些凭借人力资本或专业技术优势到上海寻求更好发展机会的白领新移民，不管他们是否取得上海户籍。本研究抽样总体是1992年以后移居上海，在企事业单位从事专业技术、教育、管理和文职工作，年龄在18岁以上的白领新移民。为了与国内相关研究对比，还抽取部分在上海有稳定工作的农民工(主要从事技术和非技术的蓝领工作)作为参照群体。

3.资料来源：见上海市统计局，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hai/node2314/node2319/node12344/userobject26ai13447.html。

由于现行户籍政策的限制，许多工作和生活在上海的白领新移民并没有上海户籍，甚至连居住证或暂住证也没有办理，因此无法建立一个包括所有白领新移民的完整抽样框。此外，大部分白领新移民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置基本上属于中间层，他们接受面访和配合调查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鉴于此，本文采用了受访者推动抽样(RDS)方法来抽取样本(赵延东 & Pedersen，2007)。该方法是在传统“滚雪球抽样”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网络分析理论和方法，使研究者有可能根据样本对总体特征做出合理的推论，特别适合于研究规模和边界不太清楚、不愿意暴露身份的隐藏人口，如下岗和失业职工、无家可归者、新移民等。

资料收集是运用结构性问卷，通过面访和电话访问两种方式进行。以研究团队成员个人社会网络中符合条件的调查对象作为起点，通过这些调查对象获得更多潜在被访者的基本信息，然后再通过他们扩大样本范围。为了保证调查质量，在调查过程中仅对于研究对象直接认识的潜在被访者作了二级抽样，即抽取与研究团队成员和调查员直接认识及成功访问的调查对象直接认识的被访者。问卷调查工作从2007年4月初开始，到5月底完成。调查员由社会学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及本科生构成，在访谈前经过了系统的专业培训。通过受访者推动的抽样方法获得了1 150份样本的联系方式、家庭或工作单位地址，其中有885名同意接受面谈或电话访问，拒访率为23.1%。在成功访问的样本中，经过数据逻辑检验，剔除了拒答或漏答超过问题总数1/3的问卷，最后获得有效样本600份。样本基本情况见表 1。除表 1报告的基本信息外，样本平均年龄28.62岁，平均居住时间4.64年，平均月收入4 719.64元(张文宏、雷开春，200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总体社会资本与本地社会资本对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影响的差异，还分析了城市新移民总体社会资本和本地社会资本分布情况(见表 2)，相关指标操作化和计算方法可参见张文宏、雷开春2008年发表的文章。

三、结果与分析

为了单独考察社会资本变量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得到对社会融合有显著影响的重要控制变量，然后将其与总体社会资本变量和本地社会资本变量分别引入回归方程，得到社会融合的影响模型(见表 3和表 4)。

从表 3和表 4中可以看到，在分别引入总体社会资本变量和本地社会资本变量后，回归模型的解释力分别为0.375(p < 0.001)和0.409(p < 0.001)，可见本地社会资本变量对回归方程的解释力更高，说明本地社会资本对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程度影响更大。从各回归系数对比看，总体和本地地位资源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80(p < 0.01)和0.186(p < 0.001)，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体和本地地位资源每增加1分，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程度将分别增加0.08分和0.186分。这些影响作用均达到了显著水平，说明总体和本地地位资源越丰富，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程度越高，且本地地位资源对城市新移民的影响作用大于总体地位资源，证实地位资源假设。总体和本地网络规模回归系数分别为-0.001(p>0.05)和0.050(p>0.05)，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体和本地网络规模每增加1人，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程度将分别减少0.001分和增加0.050分，然而这些变化均未达到显著水平，说明总体和本地网络规模对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程度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未支持网络规模假设。总体和本地网络密度的回归系数分别为-6.309(p < 0.05)和6.286(p < 0.05)，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体和本地网络密度每增加1%，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程度将分别减少6.309分和增加6.286分，均达到显著水平；尽管两者对社会融合的影响作用差别不大，但在影响方向上却是相反的，说明总体网络密度越高，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程度越低，本地网络密度越高，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程度越高，证实网络密度假设。

本研究创新之处在于，本文分析并未仅仅停留在社会资本变量对社会融合总体水平的笼统分析上，而是将这种分析具体到了四个因子上(见表 3和表 4)，可以更加具体地分析社会资本变量对社会融合不同构成要素的影响状况。

在分别引入总体社会资本变量和本地社会资本变量后，文化融合因子回归模型的解释力分别为0.146(p < 0.001)和0.212(p < 0.001)，本地社会资本变量对方程的解释力更高，说明本地社会资本对城市新移民文化融合因子的影响更大。从各回归系数对比看，总体和本地地位资源回归系数分别为0.086(p < 0.05)和0.085(p < 0.05)，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体和本地地位资源每增加1分，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程度将分别增加0.086分和0.085分，并且均达到显著水平，说明总体和本地地位资源越丰富，城市新移民的文化融合程度越高，但两者影响的差异程度不大。总体和本地网络规模回归系数分别为-0.019(p>0.05)和0.136(p < 0.01)，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体和本地网络规模每增加1人，城市新移民文化融合程度将分别减少0.019分和增加0.136分，其中仅本地网络规模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说明本地网络规模对城市新移民文化融合有着显著的影响。总体和本地网络密度回归系数分别为-0.166(p>0.05)和16.253(p < 0.001)，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体和本地网络密度每增加1%，城市新移民文化融合程度将分别减少0.166分和增加16.253分，其中只有本地网络密度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说明本地网络密度越高，城市新移民的文化融合程度越高，而总体网络密度对文化融合的影响并不显著。

在分别引入总体社会资本变量和本地社会资本变量后，心理融合因子回归模型的解释力分别为0.053(p < 0.001)和0.045(p < 0.001)，尽管其解释力达到极显著水平，但社会资本变量对城市新移民心理融合的影响力不大。从各回归系数对比看，总体和本地地位资源回归系数分别为0.008(p>0.05)和0.051(p>0.05)，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体和本地地位资源每增加1分，城市新移民心理融合程度将分别增加0.008分和0.051分；总体和本地网络规模回归系数分别为0.010(p>0.05)和-0.030(p>0.05)，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体和本地网络规模每增加1人，城市新移民心理融合程度将分别增加0.010分和减少0.030分；总体和本地网络密度回归系数分别为-5.313(p>0.05)和-1.025(p>0.05)，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体和本地网络密度每增加1%，城市新移民心理融合程度将分别减少5.313分和1.025分。其中仅有总体网络密度影响达到显著水平，说明城市新移民的总体网络密度越高，其心理融合程度越低。

在分别引入总体社会资本变量和本地社会资本变量后，身份融合因子回归模型解释力分别为0.235(p < 0.001)和0.265(p < 0.001)，本地社会资本的解释力更强，说明本地社会资本变量对城市新移民身份融合的影响力更大。从各回归系数对比看，总体和本地地位资源回归系数分别为0.114(p < 0.05)和0.218(p < 0.001)，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体和本地地位资源每增加1分，城市新移民身份融合程度将分别增加0.114分和0.218分，两者均达到显著水平，说明城市新移民总体地位资源越丰富，本地地位资源越多元化，其身份融合程度越高，并且本地地位资源的影响更明显。总体和本地网络规模回归系数分别为0.005(p>0.05)和0.105(p>0.05)，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体和本地的网络规模每增加1人，城市新移民身份融合程度将分别增加0.005分和0.105分，但均未达到显著水平，说明总体和本地网络规模对城市新移民的身份融合并未产生显著影响。总体和本地的网络密度回归系数分别为-8.606(p < 0.05)和-10.900(p < 0.01)，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体和本地网络密度每增加1%，城市新移民身份融合程度将分别减少8.606分和10.900分，并且两者均达到显著水平，说明城市新移民总体网络密度越高，本地网络密度越高，其身份融合程度越低，本地网络密度的影响更明显。

在分别引入总体社会资本变量和本地社会资本变量后，经济融合因子回归模型解释力分别为0.419(p < 0.001)和0.429(p < 0.001)，说明本地社会资本变量在总体上对城市新移民经济融合的影响更大。从各回归系数对比看，总体和本地地位资源回归系数分别为-0.019(p>0.05)和0.053(p>0.05)，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体和本地的地位资源每增加1分，城市新移民经济融合程度将分别减少0.019分和增加0.053分，但均未达到显著水平，说明总体和本地地位资源对城市新移民的经济融合均未产生显著影响。总体和本地网络规模回归系数分别为0.001(p>0.05)和-0.069(p>0.05)，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体和本地网络规模每增加1人，城市新移民经济融合程度将分别增加0.001分和减少0.069分，未达到显著水平，说明总体和本地网络规模对城市新移民经济融合均无显著影响。总体和本地网络密度回归系数分别为0.871(p>0.05)和5.731(p < 0.05)，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体和本地的网络密度每增加1%，城市新移民经济融合程度将分别增加0.871分和5.731分，由此可见，城市新移民的本地网络密度越高，其经济融合越高，但总体网络密度影响不显著。

已婚、居住时间、迁自城市、迁自直辖市及海外对城市新移民总体社会融合程度均有显著影响；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与文秘人员在总体社会融合程度上均显著高于农民工。

四、结论与讨论

“迁移者在‘异国'的关系是决定其‘适应'进程的决定因素”(赵定东、许洪波，2004)。根据移民网络理论，移民网络/关系指一系列由移民或返国移民同亲友同胞间的种种联系的组合，其纽带可以是血缘、乡缘、情缘等(Massey et al., 1998：42-43)。不难发现，已有移民网络研究大多将焦点集中在移民之间组成的社会网络对移民的迁移及迁移后行为的影响。然而移民不可能只与移民交往，他们生活在以本地居民为主体的城市里，其社会网络中或多或少有本地居民的存在，蕴涵于本地居民身上的社会资源显然比外来移民更为丰富。没有初级网络庇护的城市新移民，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必然依赖其在相对陌生环境中建立新关系的能力。如果说由于特殊的社会地位使农民工“无法”将本地居民吸纳进自己的社会网络，在城市再构社会关系网络的过程中，倾向于“以乡土社会的地缘和血缘关系为基础”(曹子玮，2003)，那么作为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中层移民来说，他们拥有更多社会交往的资源，本地居民在其社会关系网中的重要性也势必会增加。本文通过对总体社会资本与本地社会资本对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作用的对比分析，论证了本地社会资本对移民社会融合的重要影响作用。

(一) 地位资源

本研究表明，地位资源越多，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程度越大。地位资源反映了嵌入于职业和单位之中的社会结构可能带来的资源，这一结果与前人的研究一致(周敏、林闽钢，2004；段雪辉，2007)。本文有意义的发现是，本地地位资源的促进效应更大。从地位资源的描述性分析(见表 2)中可知，城市新移民的总体地位资源远远多于本地地位资源，但这些潜在的地位资源却可能因地点的转变而无法发挥作用。社会网络能否最终转换为社会资本，关键在于资源是否可被涉取，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其中，随着地点的转移，原有地位资源失去了作用，嵌入在本地中的资源却是现实的和有用的。因此，对于移民来说，只关注其总体地位资源，并不能准确反映出那些真正可以被涉取的地位资源的状况及其影响。从社会融合的具体维度来看，总体和本地地位资源均对文化融合和身份融合有显著影响，但前者的差异不大，后者却是本地地位资源的影响更大。首先，“与早期移民相比，新移民已经不需要在当地人的夹缝中谋求生存：他们努力争取尽快融入当地社会的动力大大下降，他们不但不会去学当地的方言，甚至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方面，也更愿意固守自己传统的东西”(刘玉照，2005)。因此，新移民在文化方面的融合更多基于理性思考。对于本地地位资源越高的城市新移民来说，为了保存这些资源，势必会考虑与本地居民保持良好的关系，文化是他们最可能考虑的因素。正如金耀基(1987：90)所指出，“中国的伦理更强调‘受恩者'的义务”。黄光国(1987：301)也认为，“‘受者'接受了‘施者'的‘人情'，便欠了‘人情'，一有机会便应该设法回报”，其中以本地文化认可的方式来回报就是理性选择。因此，本文认为总体地位资源对城市新移民文化融合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网络中的本地居民。其次，按照林南的“地位强度命题”(Lin, 1982, 1990)，总体地位资源越多，意味着城市新移民初始地位(尤其是父母)越高，他们在迁移之前获得的个人资本也会随之更高，越有可能获得更为稳定的职业，从而跨越制度性限制(尤其是户籍)，成为制度上有保障的“新上海人”。因此城市新移民的总体地位资源越高，其身份融合的程度也会更高。同时，按照“社会资源命题”(Lin, 1982, 1990)，本地地位资源越高，其工具性行动越理性，城市新移民越可能找到稳定职业，拥有本地户口，并且在身份上也会更倾向于认同为新上海人。最后，本文还发现总体地位资源和本地地位资源对心理融合和经济融合均无显著作用，这表明城市新移民对迁入地社会的满意度及其经济投入均不受地位资源影响。如前分析，城市新移民在迁入地建立社会网络更多出于理性考虑，嵌入其中的地位资源满足了他们的工具性行动需求(如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但不影响其心理感受。同时，近几年上海越来越高的生活成本(尤其是房价过高)，可能会降低他们的心理满意度和将收入投入本地(如购房或接家人来本地居住)的愿望。因此，本文认为本地地位资源的提高更有利于促进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

(二) 网络规模

本研究的总体网络规模对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及各因子的影响均不显著，本地网络规模对其总体的社会融合、心理融合、身份融合和经济融合的影响也不显著，但本地网络规模对文化融合却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果似乎与林南关于社会资本的关系广度命题相矛盾，即人们所拥有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网络成员的异质性越强，越可能涉取和运用更好的社会资源(Lin, 1999, 2001)。然而，社会关系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提供社会支持(张文宏，2006)，“人情在人际交往中是一种资源或社会资本”(金耀基，1993：77)，社会关系发挥作用更多依赖于人情交往。由于大多数城市新移民的居住时间不长(平均不到5年)，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不很高，能够提供交换的人情也是有限的。网络规模的增加可能意味着一般熟人的增加，能够在实际生活中起作用的亲友人数相对较少，所以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没有表现出显著提高。例外的是本地网络规模对文化融合的显著促进作用，这是因为本地网络规模越大，说明城市新移民熟识的本地居民越多，因此他们越可能了解和熟悉本地居民自身携带的本地文化。

(三) 网络密度

本研究证实，总体网络密度越高，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程度越低，而本地网络密度越高，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程度越高。表现为，本地网络密度越高，城市新移民文化融合程度越高，而总体网络密度对文化融合的影响并不显著；城市新移民总体网络密度越高，心理融合程度越低，本地网络密度对心理融合无显著影响；城市新移民总体和本地网络密度越高，其身份融合程度均更低，且后者的影响更大；城市新移民本地网络密度越高，其经济融合越高，而总体网络密度影响并不显著。本地网络密度高，表明城市新移民熟识的本地居民中亲属比例越高。根据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中国人的“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而推的过程有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属：亲子和同胞。”(费孝通，[1949]1998：33)城市新移民也不例外，他们会与本地亲属保持密切的交往关系。此外，正如移民网络理论所指出，在移民网络形成以后，它可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援，如通风报信、助人钱财、代谋差事、提供住宿等，从而使移民信息可以更准确、更广泛地传播，降低了移民的成本和风险，从而不断推动移民潮(Massey et al., 1998)。城市新移民选择上海作为移民地点，也可能以拥有本地亲属为前提，他们在迁入地购房和组织家庭的可能性会随之增加，所以本地网络密度越高，其经济融合越高。同时，无论是出于文化考虑，还是出于实际需要，城市新移民与本地亲属的密切交往会提高其对本地文化的了解和熟悉。当总体网络密度越高时，表明城市新移民与家乡的亲属联系越密切，这一交往自然不会促进他们对本地文化的学习。然而，城市新移民总体网络密度越高，表明他们对家乡的人和事有更多的留恋，会更多地关注迁入地的不如人意之处，对迁入地社会的总体满意度会显著降低，会更多地将自己视为外地人，即身份融合程度会越低。有意思的是，本地网络密度对心理融合并无显著影响，还会对身份融合有更显著的阻碍作用。为何本地亲属的存在不仅不会提高城市新移民的心理融合程度，反而会降低其身份融合程度呢？本文认为可以从上海人在外地人、新移民面前有意无意表现出的优越感来理解。为了维护自尊，城市新移民会倾向于将身份认同于外地人。正如陈映芳(2003：序)所分析，“来自内地的许多新移民，较多地为着上海的生存机会而来，但他们或多或少地为心中的乡愁所累，他们对于城市人的冷漠、自私，尤其是‘上海人'的‘精明'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当然，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努力在上海寻找、发现‘温暖的人情'，他们在试图理解城市人相互之间的若即若离，重新评价上海人的理性”。因此，本文认为，城市新移民与本地亲属的交往也大多停留在工具性交往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