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问题

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数据显示，从1993年到2005年，我国群体性事件从1万起快速上升到8.7万起，年均增长19.8%，1997年后增长尤其迅猛，从1997年到2005年，年增长率达到24.6%(童志锋，2008)。与此同时，环境问题对社会稳定形成严峻挑战。国家环境部副部长潘岳(2006：16)指出，“我国目前有1/4的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受到污染的空气，70%死亡的癌症患者与污染相关。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危害将引发社会强烈不满。据统计，因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目前，我国已提前进入了环境事故高发期，自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以来，全国平均每两日就发生一起水污染事故。”国家环保部公布的数据表明，在污染加剧的大背景下，有关环境问题的信访在全国范围内逐年上升。1995年，全国环保系统受理的群众来信为5.8万多封，整个“八五”期间为28.3万封，而2006年达到了61.6万多封。环境上访数量也从1995年的5万余批次增加到2001年以后的每年8-9万批次。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对抗程度明显高于其他群体性事件。2005年，浙江农村连续发生了三起大规模暴力型环境抗争事件。2007年，厦门、北京、上海等城市先后爆发了大规模的环境集体行动。这些意味着我国的环境集体抗争已经进入凸显期(童志锋，2008)。本文的焦点就是2007年厦门市居民反对PX项目¹的环境运动。²

1.数据来源：国家环境保护部历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和各年度《环境统计年报》，详见国家环境保护部网站：http://www.mep.gov.cn/zwgk/hjtj/。参见：张玉林，2006；童志锋，2008。

1.厦门PX事件的相关信息可参见有关新闻报道(如曾繁旭、蒋志高，2008)。

2.相关的文献中分别出现了“群体性事件”、“群体利益表达”、“集体行动”、“集体行为”、“集体抗争”、“维权活动”、“都市运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等概念，对此已有学者尝试进行梳理(赵鼎新，2005；王国勤，2007a；应星，2009)。本文主要以维护受损群体利益为宗旨的“集体抗争”、“维权活动”和“都市运动”与以区域一般性问题为诉求目标的“社会运动”区分开来，并将“群体性事件”、“集体行动”和“集体行为”等视作综合性的概念。“环境运动”则是指与环保目标相关的社会运动。

冯仕政(2007)的研究发现，中国城镇居民在遭受环境危害后，大多数人会选择沉默，不会进行任何抗争。那么，在面对自己城市环境可能遭到危害的时候，厦门市居民为什么起来抗争，而且是以体制外的集体运动的方式来反抗一个合法的项目？是什么样的动机促使他们参与到这场环境运动中？这种动机结构反映出PX环境运动具有怎样的动员机制？居民参与行为的公民性如何？这是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³

3.本人指导的一篇硕士论文对影响厦门居民PX环境运动参与行为的诸因素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钱君，2008)。

二、研究现状 (一) 社会运动与集体抗争的研究现状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社会运动发生的原因和机制进行了广泛探讨，形成了一系列理论范式。按照理论出现的时间顺序，我们大致可以区分心理、理性、结构和文化四种取向的社会运动理论(冯建华、周林刚，2008；赵鼎新，2005；王瑾，2006)。其中，心理取向的社会运动理论认为社会运动是由于社会变迁相伴的社会规范的崩溃导致，社会失范的表现形式有集群(crowd)行为的非理性(勒庞，[1895]2002)、集体兴奋(Blumer，1946)、共同的愤恨(Turner & Killian，1987)、隔离感和焦虑(Kornhauser，1959)、结构性压迫感(Smelser，1962)、社会挫折感(亨廷顿，[1968]1989)和相对剥夺感(Gurr，1970)等。该视角认为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源自行动者各种异常的心理状态及以此为基础的非理性参与。与此相反，理性取向的资源动员理论将社会运动的参与者界定为理性的经济人，认为“不满”等个体的心理状态要转化为集体的社会运动，必须经过资源(主要是资金和可支配时间)动员的过程(McCarthy & Zald，1973；Oberschall，1973)。参与者的社会网络(McAdam，1982)、资源的组织化程度(Tilly，1975)和空间环境(Zhao，1998)被认为是资源动员的关键。结构取向的政治过程理论以资源动员理论为基础，重在探讨社会运动与宏观结构、特别是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之间的关系(McAdam，1982；Skocpol，1979；Goodwin & Skocpol，1989；Tilly，1978)。塔罗等学者将政治机会结构置于该理论的中心地位，强调一个社会运动是否兴起和怎样发展主要取决于政治机会的多寡(Klandermans & Tarrow，1988；Eisinger，1973)，而政治机会结构意指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开放程度及其给社会运动带来的影响(Kitchelt，1986)。文化取向的社会建构理论继承了欧洲学者重视文化、认同感、话语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在社会运动中作用的传统(Ingelhart，1990；Touraine，1985；Cohen，1985；Habermas，1975)，突出话语、符号性行动(Furet，1981；Sewel，1985)、框架整合(frame alignment)(Snow et al., 1986)和情感(Goodmann & Jasper，2004)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强调行动者是社会性地嵌入集体认同感的，能够根据集体行动的需要动用自己所处社会位置提供的文化材料(王国勤，2007b)。

上述四个理论取向分别从宏观(结构取向)、中观(理性取向)和微观(心理取向和文化取向)等不同层次解释了西方社会运动的发生原因和动员机制。从总体上讲，西方的社会运动和集体抗争具有高度组织化和专业化特点，而在发展中国家威权体制的政治环境下，公开的、有组织性的政治行动通常难以成为集体抗争的常态。为了弥补西方学术界在研究社会运动时所表现出来的浓厚精英史观的不足，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印度史和南亚史学者发展出了一种被称为“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学术流派(Guha，1982；查特吉，2001；郭于华，2002；刘健芝等，2005)。其基本宗旨是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政治自主性，以及底层意识的独特结构对底层政治的塑造。底层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底层群体的政治目标和手段与精英群体不同，其目的“不在于夺取国家机器，也不在于取得市民社会的领导权，而是要开启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暂时性空间”(应星，2007：3)，其行为则是碎片化的、不连续的和不完整的(查特吉，2001：17)。底层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被斯科特(Scott，1985)称为“弱者的武器”的农民日常反抗的形式，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或怠工等。这些日常抵抗行为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协调或计划，只需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因而通常表现为个体的自助形式；此外，它们一般会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郭于华，2002)。

来自西方的环境运动理论和来自东方的底层研究范式对研究中国群体事件和集体抗争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王国勤，2007b)。对我国城市地区集体行动的实证研究突出了相对剥夺感或不公平感、政治机会结构、资源动员机制和策略，以及文化和话语等因素的作用(何艳玲，2005；石发勇，2005；张磊，2005；陈映芳，2006；冯仕政，2006；佟新，2006；游正林，2006；施芸卿，2007；蔡禾等，2009)。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城市集体行动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中坚力量的领导。活动骨干和积极分子在都市运动的发起和发展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其身份一般也是公开的；第二，较强的组织性。都市运动群体一般具有较清晰的组织形态，典型的有业主委员会或业主网络平台(张磊，2005；陈映芳，2006)、诉讼集团(施芸卿，2007)和职工代表大会(佟新，2006)等。能否将抗争的力量组织起来，常常是决定集体行动成败的关键；第三，较强的动员能力。运动的组织者善于采取恰当的方式激发社会成员的危机意识和权利意识，以此动员更多的成员参加。组织者和参加者通常拥有丰富的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和一定的经济资源，能够娴熟地运用媒体造势，以及与政府官员、专业人士和各种社会力量进行积极的互动；第四，理性的维权策略。组织者十分注重维权策略的运用，一般会将“理性维权”、“以法维权”作为制胜的“法宝”。维权的过程需要参与者兼具“公民的勇气”和“生活智慧”(施芸卿，2007)，是一场“斗智斗勇”(张磊，2005)的过程。

李连江和欧博文(Li & O'Brien，1996)提出的“依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的概念为研究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活动提供了一套解释性框架。在此基础上，于建嵘(2004)提出了农民维权活动“以法抗争”的解释框架，认为中国农民的抗争活动在经历了“日常抵抗”阶段和“依法抗争”阶段之后，已经进入了政治化程度和组织化程度都较高的“以法抗争”阶段。然而这种对农民维权活动简单政治化的倾向在学术界受到了质疑。应星(2007)将农民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界定为“草根动员”，即由“合法性困境”导致农民维权行为非政治化和弱组织化的特征。吴毅(2007)则指出，农民利益表达难以健康和体制化成长的原因在于乡村社会中各种既存“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的阻隔，而非“合法性困境”。董海军(2008)的研究发现，在农民维权的过程中，弱者并不必然处于弱势地位，“弱者身份”作为一种符号，也可能被当做维权“武器”来利用。折晓叶(2008)则认为，在中国当前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条件下，面对不确定的生存和保障前景，农民通常会采用“韧武器”的基本策略，即非对抗性的不给被“拿走”(剥夺)的机会抵制策略。这种策略主要借助于村民的合力和合作组织的合法框架，以集体坚守的方式表达农民的政治参与态度。它不同于公开对抗的集体行动和群体纠纷或分散的“日常反抗”，是一种社区层面的互助形式。

由此可见，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对我国城市地区的集体运动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我国农民的集体抗争活动则更多地受到了东方底层研究范式的影响；与城市居民集体维权活动相比，我国农村居民集体活动的公开性和组织性较低，更多地呈现出日常抵抗或者非对抗性的社区抵抗特点。已有研究成果对于分析厦门PX环境运动的发生机制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然而，与现有的都市运动和农村集体活动相比，厦门PX环境运动也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首先，我国的都市运动以市民的维权活动居多，活动目的是维护受损群体的社会局部利益，参加者也以受损群体为主，而厦门PX环境运动的诉求目标事关厦门市所有居民的利益，参加者的范围也覆盖了整个城市。因此，如果我国迄今为止的都市运动基本上属于群体运动，厦门PX环境运动可以说是一次真正的社会运动。其次，厦门PX环境运动具有“有纪律、无组织”的特点(曾繁旭、蒋志高，2008：22)，运动参加者的行为虽然比较理性、平和，但找不到相关组织或者个人作为中坚力量，具体负责运动的动员和组织工作。最后，厦门PX环境运动是一个公开的抗议运动，具有一定的对抗性。因此，厦门PX环境运动既没有我国都市运动的组织性，也没有农民群体抗争行为的非公开性和非对抗性。研究厦门居民参与PX环境运动的动机是准确把握该运动特性的一个良好切入点，对我国社会运动研究具有较强的指标意义。

(二) 环境行为的研究现状

环境意识研究是环境社会学的一个核心领域(Dunlap & Catton，1979；Buttel，1987；Kuchartz，1998；Diekmann & Franzen，1995；王民，1999；洪大用，2006；周志家，2008)，其主要原因是人们预期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因而希望通过环境意识来预测和引导人们的环境行为¹。但与人们的预期相反，许多西方学者的研究都证实：环境意识对环境行为的影响非常有限，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一般都在0.14到0.45之间(Kuckartz，1998：47；Hines et al., 1986；Eckes & Six，1994)。这说明，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远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紧密，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落差和不一致(武春友、孙岩，2006)。

1. “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即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说的“环境保护意识”(环保意识)和“环境保护行为”(环保行为)。在学术界，“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通常被视作连续变量，即一般不将它们与“逆(反)环境意识”和“环境破坏行为”分开。

对这一发现，西方学者或者从研究方法方面对它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或者从内容方面对提高二者相关性的前提条件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Diekmann & Preisendörfer，2001)。方法层面上的讨论指出，许多学者在调查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关系时，测量方法过于简单，设计问卷的信度和效度都没有经过严格的检验，因而无法保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可比较性。特别是在测量环境行为时，所有的问卷几乎都是测量被访者自述的环境行为，或者是他们的行为意愿，并不是他们真实的、被观察到的环境行为。由于被访者一般会美化自身的环境行为，所以，调查数据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系统美化环境行为的倾向。内容层面的讨论则对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之间产生“落差”的原因，以及加强或者减弱的条件进行了进一步探讨。许多学者突出强调了情景因素²对环境意识、环境行为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影响(Guagnano et al., 1995；Hines et al., 1986)。尤其是德国学者迪克曼和普莱森多费尔(Diekmann & Preisendörfer，1992)提出的“低成本理论”。该理论认为只有在成本较低或者对行为的要求较低情景下，环境意识对环境行为的影响才会显著。也就是说，环境行为所需要的成本越低，个人的环境意识就越有可能转化成相应的环境行为；环境行为所需要的成本越高，环境意识对预测环境行为的意义也就越小。这意味着，只有在低成本情景里，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之间才可能呈现出较高的相关度。例如，如果某种环保型产品的价格与传统产品的价格相当、甚至略便宜一些，那么实施环境行为(购买环保型产品)的成本就较低。在这种情景里，个人的环境意识越高，其环境意识越可能转化为环境行为。假如该种某种环保型产品的价格明显高于传统产品，实施环境行为(购买环保型产品)的成本较高，在这种情景里，个人的环境意识即使较高，其环境意识也不一定转化为环境行为。当然，这里的“成本”是广义上的含义，它不仅仅指实施某一行为所来的经济成本，也包括实施该行为的难易程度、方便程度及舒适程度等非经济性的成本。

2.这些“情景因素”主要包括人际影响(例如说服和示范)、社会规范、政令法规、物质诱因及成本等外界条件(武春友、孙岩，2006：64)。

低成本理论给人们的启示是，经济和其他成本因素会影响到环境行为。具体而言，降低环境行为的成本可以通过两个途径产生效果：一是，可以直接提高环境友好行为相对于环境有害行为的经济吸引力，并能够通过价格机制吸引人们更多地选择环境友好行为。个人完全可能因为经济的吸引力而体现出明显的环境行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城市拾荒者的“垃圾回收”行为；二是，可以为人们将较高的环境意识转化为切实的环境行为创造有利的前提条件(Diekmann & Preisendörfer，2001)。

笔者认为可以将居民对环境运动的参与行为视为其在环境运动发生过程中的环境行为，因为它在客观上与环境保护相关。此外，如上所述，人们日常环境行为通常难以得到准确测量。与此相比，对特定情景中的环境行为测量虽然也是建立在被调查者自述的基础上，但由于情景比较具体，一般可以相信被调查者此时自述的环境行为与其真实环境行为之间的误差会较小。因此，PX环境运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准确地考察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之间关联的机遇。

三、研究设计与变量测量 (一) 调查与样本

厦门市现辖思明、湖里、集美、海沧、同安和翔安6个区，其中思明、湖里两个区位于厦门岛上，其他几个区位于大陆，位于岛内的两个区相对更为发达。根据2006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推算，2005年末厦门市常住人口为233万人，其中男性占50.4%，女性占49.6%。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笔者为调查PX环境运动而专门组织的一次问卷调查。由于围绕PX项目的“集体散步”发生在岛内，而海沧区是项目的预计落户地点，所以问卷调查选择在厦门岛内的思明、湖里和岛外的海沧三个行政区内展开。2006年底，思明区总人口约为79.1万人，湖里区约为50.99万人，海沧区约为14.30万人¹，三个区人口的比例大约5:3:1。为此，我们在这三个区分别发放大约500份、300份和100份问卷，并采用多阶段抽样的方法，在思明区总共10个街道中随机抽取5个街道，在湖里区总共5个街道中随机抽取3个街道。两区共抽取8个街道，然后每个街道随机抽取2个社区。在海沧区2个街道中各随机抽取1个社区，共计2个社区。每个社区采用系统抽样的方法抽取50个调查户，每户抽取1人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对象为14-80岁的厦门居民。本调查覆盖厦门3个行政区，9个街道，18个社区。调查于2008年2月25日至3月10日进行。在调查实施过程中，我们组织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系04、05级部分本科生和05-07级部分研究生，共计27人，深入各社区居民聚集区，采取入户面访的方式，共收集到913份调查问卷。²经过数据清理，最后样本量为900个，其中，岛内思明区491个，湖里区302个，岛外海沧区107个，大致符合调查设计的5:3:1的比例。样本中，男性占47.7%，女性占52.3%，女性稍多于男性，但仍可视为大体均衡。

1.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 2006.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

2.在调查实施过程中，适当增加了入户调查的户数，以保证最终问卷收回的份数与计划相符。

(二) 研究假设

厦门PX环境运动的参与者是作为个体的厦门居民。按照集体行动理论，环境运动作为一项集体行动，恰恰会导致个体产生搭便车的倾向。因此，考察哪些因素和动机导致个体对环境运动的参与，是理解环境运动特性的前提和基础。德国学者奥普认为，导致个体参与环境运动的动机主要有三种：一是公益动机或者环保动机，即参与是为了保护环境这项公共物品。对环境质量不满意度是一个重要的测量指标。不满意度越高，参与越积极。但显然，仅对环境质量不满，个体不一定会参与环境运动。个体是否参与还取决于其对参与效果，即参与的政治效能感预期。个人对参与效果的预期越高，参与越积极。二是道德动机，即参与的主要原因是受到个体道德责任感的驱使。道德责任感越强，参与越积极。三是社会动机，即个体预期其参与行为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奖励或者制裁。这种奖励或者制裁表现为是否存在相互鼓励参加，或者是否受到舆论或周围群体的压力(Opp，1996：357-358)。相互鼓励越多，参与就越积极。笔者基本赞成奥普的分析框架，但认为有两点需要修改和补充：一是奥普所说的道德动机可以归结到环保动机当中，因为道德动机主要指个体的世界观或者环境意识所体现出的支持环境保护倾向；二是奥普没有考虑到自利动机对个体参与环境运动的影响。预设个人对环境运动的参与行为都是公益性的或者利他的显然是幼稚的，由前文可知，经济因素也是导致个人环境行为的一个可能因素。

本文将从环保动机、社会动机和自利动机三个角度考察厦门市居民对PX环境运动的参与动机。其中，环保动机包括厦门环保动机和一般环保动机两个部分。厦门环保动机指居民保护厦门市这一区域性环境的动机，而一般环保动机则指居民所要保护的环境范围超出了厦门地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根据研究现状和研究框架，笔者尝试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在“环保动机”部分，测量“厦门环保动机”的指标除了“个人对厦门市环境质量的不满意度”和“个人对参与行为的预期效果”以外，还包括“个人对PX项目危害性的评价”变量。卢曼认为，抗议或新社会运动是一个特殊的功能次系统，其目的是抗议功能分化的后果，其沟通媒介则是恐惧(Luhmann，1997)。贝克也认为，恐惧是现代风险社会的驱动力(Beck，1986)。因此个人对PX项目的恐惧感有可能成为个人参与环境运动的一个驱动因素。“厦门环保动机”部分的三个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1:个人对厦门市环境质量的不满意度越高，对环境运动的参与度就越高。

假设2:个人对PX项目的恐惧感越高，对环境运动的参与度就越高。

假设3:个人对参与效果的预期越高，对环境运动的参与度就越高。

需要指出的是，只有在假设1和2中至少有一个假设被证实的情况下，假设3才可视为“厦门环保动机”的一个部分；否则，假设3只是检验厦门市政治机会结构或者政治效能感的一个假设。

环境意识体现的是个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和态度，它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包括环境态度、环境价值观、环境知识和环境行为等方面。其中，环境态度是构成环境意识的核心，其次是环境价值观(周志家，2008)。环境意识能够较好地反映调查者的“一般环保动机”。相关的假设为：

假设4:个人的环境意识越强，对环境运动的参与度越高。

参与的“社会动机”是指个人迫于群体压力而采取相关行动。相关的假设为：

假设5:个人面临的群体压力越大，对环境运动的参与度就越高。

“自利动机”体现在参与者客观的利益受损程度。对PX项目而言，海沧区(PX项目预计落户的市区)居民的利益受损程度比其他市区的居民高，在海沧有房产的居民的利益受损程度比海沧没有房产的居民高。此外，“自利动机”也可能表现在居民的主观感受，即相对剥夺感。个人相对剥夺感越高，越可能为了抒发自身的“怨气”而参与环境运动。假设如下：

假设6:居住在海沧的居民对环境运动的参与度高于其他市区的居民。

假设7:在海沧有房产的居民对环境运动的参与度高于其他居民。

假设8:个人相对剥夺感越高，对环境运动的参与度越高。

(三) 变量测量 1. 因变量

本研究因变量是“个人对环境运动的参与”，在问卷中通过表 1所列的9个项目进行测量。9个项目的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为0.787。从表 1可以看出，“留意新闻报道”和“与他人当面谈论”是居民最常见的参与形式，有这两种形式参与行为的居民分别占70.9%和60.2%，说明PX项目在当时确实引起厦门市居民的广泛关注，几乎到了街谈巷议的地步。在所有参与行为中，“向媒体投诉”和“参加市民游行”参与方式的比率最低，分别为9.3%和10.8%。但在中国现有政治环境下，能有大约10%的被调查者参加过体制外的环境运动应该算是比较高的。其他参与方式的比率在12%到22%之间。

为了考察导致居民参与市民游行和选择其他参与行为动机的差别，有必要单独处理“参加市民游行”。为此，根据主成分法对“个人对环境运动的参与”的其他8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这8个项目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762。经过变值精简法旋转，共抽取2个因子(见表 2)。用这两个因子来代表 8个变量的主要特征，其方差贡献率达到57.607%，KMO值为0.820。根据因子负载，将这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信息性参与因子”和“诉求性参与因子”。“信息性参与因子”包括“与他人当面谈论”和“留意新闻报道”两个项目；“诉求性参与因子”则包括以下项目：“通过信件(包括email)、电话热线向有关政府部门反映”、“直接向制造污染的单位或个人提出抗议”、“向媒体投诉”、“通过民间环保团体反映”、“通过手机或email互传信息”和“在网络或论坛上发表评论、看法”。为了便于在回归模型中更为清楚地分析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运用公式把这两个因子转换为1到100之间的分值。¹除此之外，用是否“参加市民游行”来测量居民的“抗争性参与”，“是”赋值1，“否”赋值0。这样，依照由易到难的顺序，总共得到三个因变量：信息性参与、诉求性参与和抗争性参与。

1.转换公式是：转换后的因子值=(因子值+B)·A。其中，A=99/(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B=(1/A)-因子最小值。B的公式亦为，B=[(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99]-因子最小值(边燕杰、李煜，2000)。

2. 自变量

第一，环保动机。其中，厦门环保动机通过3个问题测量。(1)用“您对现在厦门的自然环境状况的总体评价如何？”来测量被调查者“对厦门市环境质量的不满意度”，回答“很好”、“较好”、“一般”、“较坏”，“很坏”，分别赋值0-4；得分越高，对厦门市环境质量的不满意度越高。(2)用“对PX项目危害性的评价”测量个人对PX项目的恐惧感，同意“在任何情况下，PX项目都有严重危害”的赋值2，同意“在某些情况下，PX项目是有严重危害”赋值1，同意“在任何情况下，PX项目都没有严重危害”赋值0；得分越高，对PX项目的恐惧感越高。(3)“对参与效果的预期”的评价，回答“作用不大，民意很少会被采纳”、“应该有部分作用，多少会影响决策部门的决定”和“作用较大，民意得到表达，使政府部门的决策更民主”的分别赋值0-2；得分越高，其对参与效果的预期就越高。

一般环保动机参照相关研究(洪大用，2006；周志家，2008)，本研究用23个项目测量“环境意识”。信度分析后，删除区分性不好的8个项目，最终保留表 3所示的15个项目，作为测量环境意识的量表，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692。答案按里克特量表的格式设计，分为“完全赞成”、“基本赞成”、“无意见”、“基本反对”和“完全反对”五个等级，是正向问题时，五个选项分别记4至0分；是负向问题时，记0至4分。用同样的方法对这些项目进行因子分析，共抽出5个因子(见表 3)。其方差贡献率达到53.442%，KMO值为0.758。为了把个人的环境意识综合用一个变量来表示，我们把5个因子的值分别乘以其方差贡献率而后相加，作为环境意识的因子值，即：环境意识因子值=因子1×0.202 45+因子2×0.110 31+因子3×0.076 27+因子4×0.075 24+因子5×0.070 14。为便于分析，也用上述方法将环境意识因子值转化为1至100之间的分值，作为个人环境意识的得分。

第二，“社会动机”。用两个问题测量被调查者面临的群体压力。首先用一个关联问题(“在PX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您所持态度是否产生变化？”和“若有变化，主要是受什么影响？”)来测量被调查者受他人影响的可能性和影响途径。其中影响途径的6个选项(“亲戚”、“朋友”、“同事”、“新闻报道”、“网友评论”和“其他”)中，“亲戚”、“朋友”和“同事”归为群体或他人的影响，赋值为1，其他选项赋值为0。其次，用是否“动员或鼓励他人更多的参与”来测量被调查者对他人的影响，“是”赋值1，“否”赋值0。两项赋值相加，就是被调查者群体压力的得分。得分越高，其群体压力就越高。

第三，“自利动机”。“是否居住在海沧”和“在海沧是否有房产”均为虚拟变量，“是”赋值1，“否”赋值0。“相对剥夺感”涉及三个问题，即被调查者与同龄人、自己三年前和心目中的“普遍人”分别比较，生活水平是“超过”、“差不多”、“不如”还是“不好说”分别赋值为1、2、3、0；将三个题目的分值相加之和，即为该被调查者的相对剥夺感得分。得分越高，相对剥夺感越强。

人口学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和个人年收入等。变量定义及统计描述见表 4。

四、研究发现

因变量“信息性参与”和“诉求性参与”属连续变量，所以我们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¹；“抗争性参与”属定类变量，则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²，相关结果见表 5和表 6。

1.对A1、A2、B1和B2模型的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各个自变量的容限度都在0.584以上，表明各回归方程共线性程度较低。

2.由于Logistic模型只能提供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无法比较各自变量相对作用的大小，我们经过间接计算，得出模型C1和C2中各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计算公式如下：βⁱ=(b_i X s_i)/(π$ \sqrt 3 $)≈(b_i X s_i)/1.813 8。其中，βⁱ为第i个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b_i为第i个自变量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s_i为第i个自变量的标准差(郭志刚，1999：202)。

(一) 人口学变量与参与行为

人口学变量对厦门市居民环境运动参与行为具有较大的影响，这从单纯考虑人口学变量影响的模型A1、B1和C1的确定系数即可看出来。

第一，性别只对诉求性参与行为具有统计显著性影响，对其他类型的参与没有影响。模型B2显示，在引入各种参与动机变量之后，性别对诉求性参与行为会产生显著影响，即男性的诉求性参与行为的得分比女性高出2.954分。在诉求性参与平均得分为17.127分的情况下，这样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不过，性别对其他两类参与行为没有影响。这一发现与环境行为的研究结论不一致，但与政治参与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已有研究表明，西方国家女性的环境行为通常比男性更为明显(Diekmann & Preisendörfer，2001)。性别对我国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没有影响(胡荣，2008)，但男性参与集体抗争的可能性明显高于女性(冯仕政，2006)。

第二，年龄对居民的信息性参与有影响，对其他类型的参与没有影响。年龄越大，居民信息性参与得分就越高(模型A1和A2)。在单纯考虑人口学变量时，年龄对诉求性参与和抗争性参与都有负向影响(模型B1和C1)，但在引入各动机变量以后，统计显著性都消失，表明年龄对诉求性参与和抗争性参与的影响是虚假的。这一发现与研究现状基本一致。西方学者研究表明，年龄对环境行为或者没有影响，或者有正向影响(Diekmann & Preisendörfer，2001)。此外，年龄对我国城市居民体制内的政治参与(如人大选举参与)有正向影响，但对维权和抗争行为则有负向影响(胡荣，2008；冯仕政，2006)。

第三，教育程度对居民信息性参与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对其他两种类型的参与则没有影响。居民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其信息性参与得分上升2.821分(模型A1)或2.622分(模型A2)。在模型A2中，受教育年限的标准化回归系数(0.262)最大，表明其对居民信息性参与行为的影响力度是最大的。在以往研究中，教育程度对不同类型的环境行为影响不一，如它对购物与消费行为有正面影响，对垃圾分类与回收行为和节能行为没有影响，对绿色出行行为也没有影响(Diekmann & Preisendörfer，2001)。在我国，受教育程度只对城市居民的维权表达行为有正面影响，对上访、请愿等较为激烈的维权行为则没有影响(胡荣，2008；冯仕政，2006)。

第四，政治面貌对居民环境运动参与行为没有影响。这一点与环境行为的研究结论不一致，但与政治参与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在西方国家，政治上倾向“左派”的居民环境行为一般更为积极(Diekmann & Preisendörfer，2001)，但在我国，政治面貌对城镇居民的抗争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冯仕政，2006)。

第五，个人收入对居民的各类参与，尤其是诉求性参与和抗争性参与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没有纳入各类动机变量的情况下，个人年收入每增加1万元，其信息性参与的得分增加0.347分(模型A1)，诉求性参与行为的得分增加1.066分(模型B1)，而其抗争性行为的发生比则会上升7.6%(b=0.073)(模型C1)。在纳入各类动机变量以后，个人年收入对信息性参与的影响不具统计显著性(模型A2)，但个人年收入每增加1万元，其诉求性参与行为的得分增加1.006分(模型B2)，而其抗争性行为的发生比则会上升6.5%(b=0.063)(模型C2)。尤其是在模型B2中，个人年收入的标准化回归系数高达0.244，位居第二位，表明个人收入对居民诉求性参与的影响力度较大。现有的研究结论比较分歧。在西方国家，因对环境行为的界定不同，个人收入对环境行为可能产生正向或负向影响，也可能没有影响。个人收入对我国城镇居民的集体维权抗争行为具有抑制作用(冯仕政，2006)，对其他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则可能有促进作用，或者没有影响(胡荣，2008)。

(二) 参与动机与参与行为

首先，从模型A2、B2和C2可以看出，在加入三类动机变量以后，模型的确定系数都有明显增长，说明这些动机从总体上对各类参与行为起着重要作用。

其次，厦门环保动机是居民诉求性参与的显著因素，对信息性参与和抗争性参与却没有影响。其中，“厦门环境质量的不满意度”对诉求性参与具有促进作用，对其他两类参与行为则不具统计显著性。假设1得到部分证实，即它只适用于居民的信息性参与行为，而不适用于诉求性参与行为或抗争性参与行为。“对PX项目的恐惧感”在三个回归方程中都没有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假设2未被实。“参与效果的预期”对信息性参与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却是促进居民诉求性参与和抗争性参与的重要因素，假设3被部分证实。在模型C2里，虽然“对参与效果的预期”变量具有统计显著性，但由于“厦门环境质量的不满意度”和“PX项目的恐惧感”两个变量都不具统计显著性，所以“参与效果预期”的影响与厦门环保动机无关。只有在模型B2里，由于“厦门环境质量的不满意度”和“参与效果的预期”两个变量同时具有统计显著性，可以断定厦门环保动机是制约居民诉求性参与的因素之一。

第三，一般环保动机对三类参与行为都发挥着显著影响，但影响的方式不一。具体而言，环境意识对信息性参与的作用是正向的，对诉求性参与和抗争性参与的作用却是负向的。表明假设4只有信息性参与得到证实，其他两类参与行为都未能得到证实。环境意识对诉求性参与和抗争性参与具有抑制作用，无疑是本研究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经验发现。如果人们认同信息性参与为低成本的环境行为，诉求性参与和抗争性参与为高成本的环境行为，按照低成本理论的观点，在高成本状态下，环境意识对环境行为应该具有较低的正向影响，或者没有显著影响，而不应该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在厦门PX环境运动中，环境意识对居民的诉求性参与和抗争性参与却具有抑制作用。笔者认为，这可能与我国政治和社会背景下居民整体风险意识有关，即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各类社会风险剧增，环境意识较高的居民属于具有“超前思维”的人群。他们除了具有较高的环境意识以外，可能对各类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都比常人敏感。居民的环境意识越高，其社会风险意识和政治风险意识可能越高，只有在不具任何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的领域(如本研究中的信息性参与)，居民的参与才会不受抑制。而在具有一定风险的社会和政治领域(如本研究中的诉求性参与和抗争性参与)，较高的环境意识就可能因居民较高的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意识对其参与行为产生抑制作用。当然，这种分析只是一种假设，需待以后的研究来检验。

第四，社会动机对居民不同层次的参与行为都起着最为显著、最为重要的作用。在模型A2、B2和C2里，“群体压力”变量不仅显著度最高，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也是各动机变量中最大的。这表明社会动机是影响厦门居民各类参与行为最重要的因素，假设5得到完全证实。即居民的群体压力每上升1个单位，其信息性参与得分就会增加8.602分(模型A2)，诉求性参与得分增加12.594分(模型B2)，而抗争性参与的发生比则会上升246.95%(b=1.244)，影响幅度都非常巨大。

第五，自利动机是影响居民诉求性参与的重要因素，对信息性参与和抗争性参与行为则没有影响。“是否居住在海沧”对三类参与都没有显著影响，假设6未被证实。“在海沧是否有房产”变量只对居民的诉求性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相对剥夺感”则对信息性参与和诉求性参与具有正向影响。因此，假设7和假设8获得部分证实。

(三) 参与行为的动机结构

比较模型A2中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几个动机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在综合各种动机及其相互影响的情况下，对居民信息性参与行为影响最大的是“群体压力”，“相对剥夺感”和“环境意识”次之。自利动机的三个变量，只有测量居民主观自利动机的“相对剥夺感”具有统计显著性，因此自利动机总体上还是比较弱的。与此相反，环境意识的正面影响表明，一般环保动机是导致居民信息性参与的主要因素。因而，从整体上讲，居民信息性参与的主要动机是社会动机和一般环保动机，其次是自利动机。

在诉求性参与动机的模型B2中，各类动机的影响都比较显著。但是，“环境意识”对诉求性参与的影响是负向的，表明一般环保动机对诉求性参与不仅没有促进作用，反而有抑制作用。因此，促使居民进行诉求性参与的主要动机为社会动机、自利动机和厦门环保动机。

从模型C2可以看出，影响抗争性参与最大的动机变量依次是“群体压力”、“参与效果预期”和“环境意识”三个变量。“对参与效果的预期”虽然是影响居民抗争性参与的重要因素，但由于厦门环保动机中的其他变量对抗争性参与行为都无显著影响，所以，“参与效果预期”的影响与厦门环保动机没有什么关系，却体现了居民的政治效能感，即预期厦门市政府会对市民的参与行为做出反应。环境意识在该模型中的影响是负向的，排除了一般环保动机对诉求性参与的促进作用。因此，社会动机和政治效能感可以被视为导致居民抗争性参与的主要因素。

五、讨论与结论

综上所述，社会动机是导致厦门市居民对PX环境运动各类参与行为最为重要的共同因素。除此之外，厦门环保动机、一般环保动机和自利动机对各类参与行为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按照参与行为的公益性来判断，社会动机属“中性”，一般环保动机的公益性较强，厦门环保动机和自利动机的公益性则较弱。社会动机在厦门市居民参与PX环境运动中发挥关键作用有助于理解厦门PX环境运动的动员机制，透过其他动机的影响，可以分析厦门市居民参与行为的“公民性”问题。

(一) 群体动员：厦门市PX环境运动的动员机制

社会动机对厦门市居民PX环境运动的各类参与行为都产生了显著影响，它表明，在厦门PX环境运动期间，由居民相互鼓励所形成的群体气氛和群体压力，是促使厦门市居民以各种方式参与环境运动的主要原因。如果将社会运动中的“动员”宽泛地界定为个人从不参与到参与的转变过程，任何社会运动的发生都需要动员组织。但在厦门PX环境运动中，没有一个明显的个人或者组织来进行动员和组织，居民的参与程度仍然较高，也富有理性和自律精神，似乎背后有一只“无形的手”在起着动员和组织作用。诚然，手机短信对居民的参与起到了发起和推动作用，但将匿名的短信发送人作为运动的动员者和组织者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并不直接决定居民的参与。专家、网络领袖、开发商和政府等群体和机构虽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着运动的进程和结局。但他们对居民参与的影响也是间接的，也无法担当起动员者和组织者的角色。

社会动机对厦门PX环境运动各类参与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笔者认为可以将其动员机制称为“群体动员”，其有如下特点：

第一，动员者的群体性。厦门PX环境运动不是靠少数个人或者组织发起和维系，而是在普通居民的日常攀谈、交流中发生。居民交流越频繁，发生相互鼓励的情形就越多，越有可能发生信息性、诉求性或者抗争性参与。因此，动员者就是关注该事件的无数普通居民。他们在相互鼓励中提升各自参与的可能性，并以自己各种形式的参与行为鼓励周围居民。由此可见，动员者和参与者的身份是重叠的，每个参与者同时担当着动员者和组织者的职责。

第二，参与的自主性。厦门市居民对PX环境运动的参与不同于改革开放前我国城乡居民的动员式参与和单位式参与，也不同于西方社会运动中由专业性的社会运动组织发起的自愿性参与。与前者相比，厦门市居民参与行为的主动性较强；与后者相比，厦门市居民的参与行为具有更强的自发性和自主性。个人是否参加、在什么阶段参加以及以何种方式参加，完全基于居民的个人决定。但是，居民自主性参与并不表明其参与行为是封闭的。相反，一个理性的居民只有保持对外界信息和话语的开放性，才可能自主地做出是否参与，以及参与到何种程度的选择。

第三，群体话语的宏观导向。虽然厦门PX环境运动的动员工作是由无数居民分散完成，居民参与也是自主，但不同居民在参与的目标、策略和方式等方面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和协调性。这与运动过程中形成了广为认同的“群体话语”是分不开的，即运动初期的“厦门屠城”和“厦门环境”、运动中期的“厦门人”和运动后期的“集体散步”等。这些话语的建构和传播，使厦门市居民在运动初期能够成功地建构集体忧患意识，在运动中期建构集体文明和集体理性意识，并在运动后期建构与政府的善意互评关系。¹这些群体话语在宏观层次上为厦门环境运动营造了一种理性抗争气氛，引领居民互动和参与，使得参与行为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和协调性。

1.在厦门，“厦门人”代表了温和、理性的性格和较高的文明程度。就笔者所知，“集体散步”这一概念是在厦门PX环境运动过程中第一次出现。用这一概念来定性厦门PX环境运动，可以解决该运动的合理化困境，也可以减轻政府的政治压力，还有利于在政府和民众之间营造善意互动的气氛，这是一个官民都乐于接受和使用的词汇。

第四，社会网络和互联网的微观支持。在微观层次上，外部环境对居民参与行为的影响和支持主要来自于居民的社会网络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居民面临的群体压力与其社会网络有紧密关系。新媒体既是居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又是群体话语得以形成的关键平台。²

2.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具体分析社会网络和新媒体对厦门居民PX环境运动参与的影响。对数据的初步分析显示，居民社会网络的规模、多元化程度和声望与居民的群体压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社会网络和新媒体对居民的参与行为也都具有显著影响。

第五，运动的自组织特性。由于动员者是普通居民，厦门PX环境运动的“组织”工作呈现出自组织特点，整个运动可以被视作一个自组织系统。这个系统具有较为明显的层次性；居民的自主参与是该系统的核心；居民参与的自主性是厦门PX环境运动不受外部干预和内部指令的保障。自主参与在微观层次上受到社会网和互联网的影响，在宏观层次上受到群体话语的引导(图 1)。居民之间的日常互动、攀谈和相互鼓励构成了“低层客体的局部相互作用”，从而在“高层次”上体现出整个运动自发有序的局面。

因此，它既不同于西方社会运动中常见的“专业动员”，也不同于东方底层研究传统所刻画的碎片化抗争行为。它既没有我国都市维权活动中中坚力量的动员和领导，也不同于应星笔下中国农民群体利益表达的“草根动员”机制，而是在我国现有政治和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一个有自身特色的城市社会运动动员机制。这种群体动员由于法不责众，使得政府想在运动过后追究动员者和组织者的责任，也面临无从追究的困境，极大降低和化解了群体动员的政治风险，使得群体动员成为可能。此外，群体动员具有“群龙无首”的特点，居民的参与性虽高，但运动的政治性较弱，降低了政府对运动的抵触心理，为参与者和政府之间构建理性的互动关系预留了空间。因而，相对于由少数精英主导的动员模式，群体动员也是一个较易被政府容忍的方式，可以巧妙地回避社会运动在我国的“合理化困境”和制度制约，提高社会运动成功的概率。

(二) 浅层的公民性

厦门PX事件引起了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多数人认为，在PX事件中，厦门市政府最终采取正视民意、尊重民意的理智做法，使得该事件“有望成为中国民主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与此同时，厦门市民体现出来的“强烈的公共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则意味着“市民阶层的崛起”和“市民时代正在到来”。¹当然，也有人对厦门市民的参与动机提出质疑。例如，厦门市委一位官员认为参加座谈会的公众不是“市民代表”，而“基本是利益相关方”。厦门某环保协会的负责人结合自己的经验，认为厦门民众对公益活动的参与程度没有那么高，并“隐约觉得”PX事件的参与者“背后有非常复杂的利益关系”。由此，断言“福建的公民社会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曾繁旭、蒋志高，2008)。

1.思想理论动态参阅课题组. 2008.厦门PX项目之争的标本意义[J].领导文萃：40-42。

厦门市居民对PX环境运动的参与行为究竟是否属于“公民参与”或者说，PX事件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厦门已经迈入“公民社会”的发展阶段？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厘清PX环境运动中厦门市居民参与行为的本质特点，也能够从一个侧面窥探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程度。

尽管学术界对公民社会的概念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界定，但一般认为，作为规范性概念，公民社会是对未来文明社会一种设想和规划；作为描述性和分析性概念，公民社会则是指介于国家、经济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社会自组织领域，包括各种协会、志愿性团体、非政府组织、公民运动和社会关系等，也是公民参与发生的领域(Kocka，2002；何增科，2000；俞可平，2007)。虽然非政府组织一般被视为构成公民社会的主体(俞可平，2007)，但由于非政府组织取决于公民参与，而公民参与除了表现为公民在非政府组织和公益性机构中从事义务工作之外，还包括参加各种带有直接民主特点的政治活动和社会运动的参与(Braun，2002)，所以公民参与才是支撑公民社会的真正基石。

公民参与是在政治共同体共同价值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自愿的自我约束”(Münkler，2002：34)，追求公共利益是其基本宗旨。然而，公民参与的公益性导向并不表明公民社会的公民必定是大公无私的或者利他主义的。相反，公民参与所追求的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恰当理解的自我利益”(托克维尔，[1850]1988)，即“在更广泛的公共需要背景下的自我利益，‘有远见的'而非‘短视的'自我利益，有助于促进他人利益的自我利益”(马晓燕，2005：29)。或者说，公民参与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付出，使自己能够从公民社会中受益，以此实现付出与回报的相互性和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结合(Enquete-Kommission “Zukunft des Bürgerschaftlichen Engagements”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2002)。西方学者的经验研究表明，公民参与的动机是多元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利他型动机、工具型动机、道德型动机和塑造型动机(Enquete-Kommission “Zukunft des Bürgerschaftlichen Engagements”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2002)。

公民参与除了公益导向之外，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其自律性，即居民在维护自身权利的参与过程中对法治精神、社会秩序和不同意见的尊重，特别是对暴力手段的排斥。借鉴杨宜音(2008)对中国人公民性的测量结构，笔者认为，按照参与动机和自律程度两个指标，可以将自愿参与区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见表 7)：第一类参与是指公益动机弱、自律程度低的参与类型。居民为了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常常无视自己的行为对社会和他人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他们倾向于以血缘和亲缘关系来看待他人和处理事情，社会团结局限于“自己人”的圈子之内。这种参与行为可称作“熟人型参与”；第二类参与是指公益动机虽然较强、但自律程度较低的参与类型。居民虽然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团结起来实现群体利益，但他们的参与不是基于社会责任感，而是基于对权力格局的判断和服从，即只有在不触及上级领导意志的情况下，他们才可能参与。这种参与行为可称作“臣民型参与”；第三类参与是指公益动机弱、但自律程度高的参与类型。在这里，居民比较看重自己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但他们的文化素质较高，法治精神较强，通常能够以比较理性和平和的态度来追求自己的目标。这种参与行为可称作“商人型参与”；第四类参与是指公益动机强、自律程度高的参与类型。居民能够将个人利益与公共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能够较好地履行自己作为公民的社会责任，从严格意义上说，只有这种行为才是“公民参与”。

那么，厦门市居民对PX环境运动的参与究竟是不是“公民参与”呢？虽然“相对剥夺感”对居民的信息性参与有正面影响，但自利动机的影响整体上较弱；一般环保动机(环境意识)的显著影响表明居民的信息性参与具有较高的公益性。因此，厦门市居民的信息性参与基本属于公民参与。居民诉求性参与的主要动机为自利动机和厦门环保动机，“环境意识”则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其中，自利动机表现为居民经济利益受到PX项目波及(因在海沧区拥有房产)和主观上的相对剥夺感。“环境意识”的负向影响和厦门环保动机的正向影响则表明，居民的诉求性参与是以保护自己生活区域的环境质量为目的的。这与西方草根环境运动时期的NIMBY运动¹具有较大的相似性，是一种环境自私主义，即这种运动虽然具有保护环境的目的，但它对环境的关注基本上只局限在自己所在的社区或区域，没有扩展到更大的范围。PX项目移址福建省漳州市，厦门居民对此反应平淡即是印证。在抗争性参与中，政治效能感有促进作用，而环境意识则有抑制作用。政治效能感的正面影响可以视为居民对自身政治风险的防范，即居民的抗争性参与是以政府会进行“理性”应对的预期为前提，是居民一种政治上自利的表现。环境意识对抗争性参与的抑制作用则明确否认了参与的公益性动机。所以，厦门市居民的诉求性和抗争性参与基本属于“商人型参与”的范畴。总之，参与行为的层次不同，居民所体现的公民性也不一样。只有在信息性参与这个最低层次上，居民的参与行为才具有公民参与的特点。因此，厦门市居民在PX环境运动中体现的公民性是浅层的。

1. NIMBY是“别(将垃圾放)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 yard)的英文缩写，原是指20世纪60年代美国城市居民反对将垃圾场建在自家后院附近的抗议运动，后泛指基层环境运动过于狭隘、自私的倾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单位制的逐步瓦解和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中国城乡居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方式发生了从动员式参与到自愿式参与的转变(Burns，1988；周晓虹，2000)，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到转型社会的变化历程。但另一方面也必须注意到，我国居民的参与行为具有明显的地域限制。在农村，由于村级选举制度的实施，村民的政治参与表现在行政村这一基层社区(胡荣，2006)。在城市，社区事实上是一个自上而下建构起来的实施城市基层行政管理和社会控制的国家治理单元，而不是一个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因而无法成为凝聚城市居民参与行为的中心场所(杨敏，2007)。与此相应，城市居民参与的范围比较分散，主要有工作单位、住宅小区、业主群体、拆迁群体等(张磊，2005；何艳玲，2005；陈映芳，2006；佟新，2006；施芸卿，2007)。与这些范围较小的参与相比，厦门PX环境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我国城市居民参与的地域范围第一次扩展到整个城市。参与行为的自律和参与范围的扩大，让人们从厦门市居民对PX事件的参与行为中，预见公民精神的萌芽。

遗憾的是，这种公民精神仍然只是初步的。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厦门市，市民也只是体现出浅层的公民性。陈福平(2009)指出，市场经济的发展虽然一方面能够提高人们的自主空间，但另一方面也会降低人们的合作意愿和公共责任感。所以，如果缺乏合作精神，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能带来积极的公民参与。因此，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不断深入的时代背景下，促进居民的合作精神和责任意识是推进我国公民社会建设和公民参与进程的关键问题。在此，社会资本研究的有关成果可以提供有益的启示。帕特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并认为社会信任能够从互惠规范和公民的参与网络中产生(帕特南，[1994]2001)。相关研究也表明，在社会资本的各个因素中，公民结社和社团参与对公民参与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托克维尔，[1850]1988；帕特南，[1994]2001；胡荣，2008)。改革开放以来，社团组织的总体数量虽然获得了迅速增长，但每万人拥有的非政府组织数量与西方发达国家和某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仍有显著差别(胡荣，2008；参见俞可平，2007)。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存在着注册、定位、人才、资金、知识、信任、参与和监管等八个方面的困境(俞可平，2007)，社团组织在我国公民社会建设中应有的作用远远没有体现出来。PX事件发生时，厦门市登记在册的非政府组织有1780个，但它们在事件中的作用微乎其微(范履冰、俞祖成，2008)。厦门市最大的环保非政府组织出于维护自身生存等原因，在运动中对民众的需求选择了“不支持、不反对、不组织”的“谨慎”态度，错失了为民众代言、引导民众进行公益性参与的机遇(曾繁旭、蒋志高，2008)。非政府组织的功能缺失，限制了城市居民通过社团参与培养社会信任和社会责任感的机会，这也许是厦门居民在PX环境运动中无法达到较高层次公民参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深层原因。鉴于此，从制度、资金和舆论环境等角度扶助和支持非政府组织和各类社会团体的发展，应该是推动我国城市公民参与和公民社会建设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