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农村庞大劳动力群体向城市流动和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确立，国内外学界对于中国流动农民工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其中包括对打工妹或女工的研究。国内学界关于女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外出动机、婚恋状况、身体健康、权益保障、城市适应、消费与身份认同等方面，大多数的研究比较具体，侧重于描述现状，但缺乏理论视角。潘毅的《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一书，为这一研究领域打开了新的局面。¹这是一项关于中国大陆打工妹主体与抗争的民族志研究，充满了社会学想象力。该书获得社会科学界世界级权威“美国米尔斯2005年最佳书籍”奖项，潘毅亦成为1964年设立此奖项以来获奖的首位亚洲学者。

1.本文是对《中国女工》一书的书评。标题中“无名者生命的诗”的提法，为笔者取意于李猛所译M.福柯《无名者的生活》(参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刊物《社会理论论坛》)中的用法。

“阶级”是分析工人集体意识的重要概念，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常被研究者用以呈现工人的主体性，然而，随着身份认同理论的发展和广泛影响，劳工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阶级分析的理论视角，逐渐从性别、族群、日常生活和文化等方面探讨工人多元化的主体性。当前劳工研究领域对于工人主体性的分析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范式(O’Doherty & Willmott, 2001, 转余晓敏，2008a)：第一，传统学派，试图恢复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第二，解构主义，主张彻底抛弃“结构—行动”的二元分析；第三，混合式立场，兼容并蓄马克思主义传统和当代其他学派，如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潘毅的研究主要吸收了M.福柯的权力理论，以及有关性别与劳动的女性研究中的相关理论成果，并参考了图海纳(Alan Touraine)的“社会行动者”的概念和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亦受德勒兹和瓜塔里等的相关概念的启发，如“次文学”¹等。显然，潘毅的研究是在第三种混合式立场的范式下展开的。该著作的基本研究问题是中国女工主体的形成，主体视角非常之明晰。

1. minor literature，国内哲学界也译为“少数文学”。

本文将集中梳理书中关于女工主体形成过程的询唤²机制、中国女工面对这些询唤如何在与复杂的微观权力互动的过程中形塑自我，以及伴随着痛苦挣扎，主体又是如何与外在世界进行抗争的。最后，本文就该著作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意义进行讨论。

2.这一概念源自阿尔都塞(Althusser)的询唤(interpellation)故事。在阿尔都塞看来，主体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建构是通过询唤实现的。潘毅在其著作中多次使用这一概念，用它表达中国女工主体形成的特点。国内哲学界也有学者将interpellation译为“传唤”，后文还会出现与“询唤”在字面上相似的概念“召唤”，作者在其英文版著作中的表达是call for，二者含义并不相同。

一、多元主体的形成

《中国女工》的作者认为，中国大陆打工妹主体是在被询唤和自我形塑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作者首先铺陈了新型主体出现的历史环境：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加快，一部分地区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外商投资剧增，经济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由此出现了对大量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积压了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大量农村劳动力被挤出农业领域，他们背井离乡，涌向城市。除了城乡和工农之间的差异之外，作为女性，她们处在父权制度环境中，要背负传统的责任，延续固定的生活轨迹，但是她们对城市有梦想有渴望，至少在年轻的时候，在嫁人之前，她们希望在工厂当女工去体验城市。

在打工过程中，农村女孩变为工厂女工，生产主体开始形成，在她们身体上折射出了全球资本的力量与权力的微观技术。这是权力向打工妹发出的召唤，“规训劳动力这一较具普遍性的问题，是跨国生产遇到中国劳动力之后的首要任务”(潘毅，2008：119)，在这一问题上，潘毅借用M.福柯“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理论，对资本如何规训劳动力进行了分析。第一，社会主义背景下的农民身体是不适应资本主义生产的，资本对她们的身体规训是必要的，规训技术是合理的，即“霸权论述”；第二，规训权力展现了它的空间艺术，将女工定位在生产线上；第三，作为一种权力技术的流水线，将分隔的个体重新统一到整体协调一致的运作之中，使她们听从统一指挥，且按传输带运转的速度进行生产：保持速度，最好匀速，像机器一样；第四，作息时间表是规训权力的时间艺术，在一个看似简单的作息时间框架下，规训权力原先所想象的无所事事和全无时间观念的农村女孩，将很快转变为遵守工业时间规则的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一名工人，而且，显然这种转变同时也伴随着某种内在的机制，通过对“时间就是金钱”价值观的内化，绝大多数女工为自己拼命工作以获得更多的报酬注入了内在动力，因而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表现了对资本和权力的主动理解与适应；第五，通过工厂守则，日常生活被制度化了，女工的言行举止也都有所限定。尽管作者在车间里细致地观察到女工会创造出一些巧妙的策略，尽量将工作环境“人性化”，但最后，企业通过电子眼达到一种“不在场的在场”的控制效果，最大限度地实施着对劳动身体的控制与规训。

显然，作者对女工们生产主体形成的分析主要是运用M.福柯的思想。首先，福柯意义上的“权力”在女工身边如影随行。在M.福柯那里，施加于肉体的权力不应被看作是一种所有权，而应被视为一种战略；这种权力在实施时，不仅成为强加给无权者的义务或禁锢，它在干预他们时也通过他们得到传播(福柯，2007:29)。这些权力特征在中国工厂女工身体上得到了典型的呈现。其次，M.福柯用“标准化”来指称一种观察、排列和干涉的方式，以及同时对目标人群进行均质化和特质化的控制。标准化是一种新的规训权力(马克沃特尔，2003：160)。潘毅对流星厂流水线的分析再现了这种标准化的权力。总之，在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的作用下，女工的“生产主体”形成了，表现了工业生产对农业生产的排斥和驱逐的历史趋势。然而，人们同时也应充分注意到，生产主体之概念还蕴含着女工的身体是灵敏的身体的含义，她们有自己的秩序、阶段和规律，如果资本家将女工身体当作机器来管理，必然会遭遇一定程度的失败。生产车间的田野观察使潘毅清楚地看到，无论泰勒式的生产管理方式多么有效，生产机器对劳动身体的控制也不是为所欲为的，“忙季通常是女工们针对工作节奏和奖金率，进行抗争和讨价还价的好时机”(潘毅，2008:142)。

现代主体是在规训工程中询唤自我形成的，即女工如何应对权力的召唤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现代主体。如前所述，女工在无处不在的权力面前，从农村姑娘变成遵守纪律的、虽然不乏灵动但总体上仍然驯服的生产性主体的同时，她们仍感欠缺、不适应、不开心。资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在规训权力下驯服的打工身体，资本还需要自愿的劳动者。因此，打工妹的自我—主体化过程是全球资本权力实施和管制的重要领域。作者因此分析了打工妹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在此过程中，差异政治和论述政治非常明显，它们迫使女工进行自我形塑，女工在这两种政治中挣扎求生，询唤自我。

差异政治的实施表现在城乡、地方及血缘、语言等方面，同时也涉及论述政治。从打工妹进入车间的第一天开始，管理者就开始告诉她们，你们是农村人，原本是没有时间观念的、缺乏教养的、粗手粗脚的、不合时宜的、土气的……权力无时无刻不在用这些话语创造卑贱主体。女工生活在城市，面对着工厂中的先进技术，生产着出口到国际市场的值钱的商品，却被时时刻刻训斥为“乡下人”，于是，她们感到焦虑，感到欠缺，感觉自己不够现代，常常体验着挫折和沮丧。这些恰恰是权力所欲达到的目标——权力就是要让她们感到自卑，因为只有这样，她们才会改变自己，抛弃过去的生活和身份，向现代主体迈进。在权力的差异政治这种微妙的策略下，女工开始自愿获得新的身份认同，进行自我形塑。

女工不仅遭受来自城乡框架的歧视，而且还被基于地方和族群的标准进行着分类。后者比前者更加细致微妙地体现了差异政治的运用。它包含了对女工性格特点、工作能力和潜质的文化想象。正如潘毅(2008)书中所描写的，“总经理周先生说，他根据自己在深圳办厂十几年的经验，发展出一套关于所有血缘—族群及地方群体的特殊知识。”管理者根据这套知识，认为不同地方的人个性不同，适合不同的工种，对劳动分工和工作等级体系进行操控。面对这些固有的知识或者说一种日常偏见，女工从进厂的那一天起，就要进行策略性地适应。在这个过程中，冲突不可避免。

身份认同也是一种语言政治。在女工工作的工厂里，广东话是一种文化资本，老板和管理层都讲广东话，代表着他们的身份地位。女工要想在工厂里获得较多的向上流动机会，会讲广东话是一个必要条件。虽然叛离与斗争偶尔存在，但这并不妨碍女工加入由资本家主导的语言政治的表演之中。广东话在女工身份认同或现代主体的建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语言与城乡、地区和族群等指标联系在一起，都是打工妹在身份认同过程中要去面对、适应或改变的。

差异政治和论述政治告诉我们，女工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是异质的、支离破碎的、流动的和充满冲突的。在全球化工厂中，打工妹大部分来自全国各地农村，讲着不同地方口音的普通话，有不同的性格特点，差异十分明显，这些与资本的要求有很大差距。资本所需要的是现代的、会讲资方所要求的语言的、忠心的、肯干的一个同质性的打工妹主体。在这些要求下，差异很大的打工妹们被迫但同时也自愿地形塑着自己，努力成为一个现代的打工主体。现代主体的形成意味着女工在现代工业环境中不断走向孤立的个体化过程。在规训过程中，她们被教导，每个人应该只为自己负责，不要互相帮忙，不要帮别人打卡，这隐含着城市性对乡土性胜利的历史趋势。但是，中国人比较强调关系性，中国女工在现代性自我建构过程中，会受到同乡、血缘、地缘和族群等因素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会抗衡资本对女工进行个体化的阴谋。由此可见，现代主体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具有分裂性。

主体形成的过程还伴随着性与性别想象，即性别主体与消费主体的形成。作为女性，打工妹的身份认同至此并没有完成，生产主体和现代主体还不足以呈现中国大陆打工妹主体的复杂性和分裂性。对资本而言，女性身份甚至比生产者身份更为重要。作者用1994年《深圳人》上刊登的三个小故事，以及中国开放城市对女性身体的兴趣和性泛滥这一事实，说明女工性别主体形成的话语和社会环境。面对家庭和父权制，解放的思想鼓励着女性挑战传统生活模式和传统观念，主动把握和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这并不值得欢欣，新的权力模式的出现将女性空间与权力的再议工程中止了，女性有希望改变父权制度下的生活轨迹，却没有希望对抗资本权力的征服。全球资本需要性化的主体，权力又一次对女工发出召唤。召唤的方式有言说和性别分工。女工在这两者的权力运作中形塑自己，在意自己是否符合一个理想女性的标准，恐惧自身出现性别模糊或性倒错现象，这一切足以看出这种对女性性别霸权想象力量的强大。M.福柯认为，性不是自然本能，而是一种言说和一种实践，应该看到有关性的言说、专门知识和权力所构成的网络及其精妙的运作(莫伟明，1996)。除了资本出于生产的需要对女性进行性与性别的想象之外，大众媒体对女性的性与性别亦有着另一番想象与呈现。女性为了追求现代女性美，为了真正地变成现代城市人，她们在巨大的城市消费诱惑面前形塑自己，改造自己，渴望成为新的性别主体。然而，由于消费能力与社会地位的局限，女工在消费过程中备受歧视。消费过程本身，使她们从梦想回到真实。本想通过消费来改变自我，让自我变得现代变得美丽，但是正是消费过程的体验，使她们真切感受到城乡差异与打工妹这一身份的卑微。可以说，消费主体是不完整的，未形成的，它显示的是女工性别身份建构过程中的欲望。

以上围绕打工主体形成的主线，对《中国女工》一书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梳理。在国家、资本与父权制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女工承受着扭曲的痛苦和主体分裂。各种权力网络的召唤，以及女工自身的形塑，共同建构了当下中国女工去中心的、不稳定的、多元化的主体。去中心与多元化主体意味着打工主体同时也是生产主体、现代主体、性别主体与消费主体，呈现着女工多元与差异的复杂体验。不稳定的主体意味着现代主体是女工梦寐以求的，但又由于工厂劳动与婚姻家庭的压力，女工想要回家，一旦回到家乡，现代主体的建构就会受阻。生产主体和性别主体较容易地被形塑出来，但是现代主体和消费主体对她们来说，还处于未完成状态，还在渴望和向往当中。另外，没有哪一个单一的政治议程有能力将女工主体性完全吸纳。灵敏的身体，使得女工没有完全被工业机器政治所吸纳；女工主体的关系性，使之没有完全被现代性政治议程所吸纳；性倒错的身体与暴力的身体，使得女工没有被资本及大众媒体的性别想象工程完全同化。以上这些从日常生活中发展出来的动力和策略，可以看作是女工主体与各种权力之间的对抗。总而言之，从性质上看，中国女工不是阶级主体，她们仍然是半农半工的打工妹，是资本和权力塑造出来的扭曲的主体。

二、新型抗争形式

潘毅大量采用M.福柯的权力微观技术分析中国女工的多元主体性。自M.福柯有关身体规训的分析问世以来，读者期盼他会在后续的作品中继续处理身体的抵抗权力，但是研究M.福柯的学者普遍认为，M.福柯所提出的权力是创造、抵抗而非仅是压迫，流于空泛，甚至矛盾(吴秀瑾，2007)。所以，在考察新兴主体的抗争形式时，潘毅除了借助M.福柯对梦的分析之外，更多地转向了德勒兹、瓜塔里和W.兰因(William Laing)，同时还糅合了图海纳的“社会行动者”概念。《中国女工》作者认为，中国女工的抗争是一部反叛诗学。本文以M.福柯有关无名者的表述作为标题，意欲与该书的主旨相呼应。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将中国女工等同于M.福柯笔下的“无名者”，而只是借用他的表述。本文第一部分分析了女工的非中心化主体的形成，呈多元性，被各种力量引导和控制但又不被其中某一部分所完全吸纳，那么，这样的主体用什么去抗争？她们能抗争吗？作者一再强调女工主体的抗争是一种新型的抗争，它到底指什么？有哪些特征？在生产车间，女工会发展出一些反抗策略，中止或减慢生产；在该书的后两章中，作者颇费笔墨地描述了女工的慢性疼痛和女性时间等对工业生产的破坏，还分析了阿英的梦魇和尖叫。如果说这些在作者笔下都是新型抗争形式的话，该如何理解这些抗争？

打工主体的抗争不能简化为阶级斗争。不同于传统阶级主体的政治抽象性，女工主体是“行动者的回归”，它向往自由和人性的解放，它是在女工自身主体化过程与各种权力力量对其塑造过程相抗衡中产生的。女工是主动参与到全球化的资本体系中的，或者说她们改变自身的欲望恰好与资本的需要历史性地相遇了。这是一场合作、控制、反抗与挑战的历史表演，与女工演对手戏的有国家、资本与父权制体系。如果说，传统的阶级主体是抽象的、生成的，那么女工主体则是具体的、过程性的、复杂的、分裂的和多元的。这一主体的抗争依托于女工作为行动者的回归而非阶级斗争。微观权力对她们的控制和她们在这种控制中发展出的合作与反抗策略，以及因为对城市消费的热衷而全力投入资本生产以获得消费资本，这一切都表明抗争超出了“服从—抗争”的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具有简化女工与资本之间复杂互动关系的倾向。作为打工者，她们要对抗制度和资本，作为女性，她们要对抗父权制文化，从而超越了政治与非政治的二元结构的多场域抗争。

抗争的形式是身体疼痛、自我分裂¹、梦魇与尖叫。抗争达到的目标指向自由和解放。女工的多元主体性，注定了女工的矛盾、分裂、痛苦和扭曲，而这些内容本身蕴含着反抗。从客观上看，慢性疼痛和女性时间会扰乱工业生产的机器化程序，“疼痛的身体并不是失败的身体，相反它可以为自我构建出一面抵挡微观权力直接攻击的盾牌。因此，可以将女工们集体性的慢性疼痛视为她们用自己的身体对工作、对充满异化与惩罚的工业劳动所进行的根本反抗”(潘毅，2008:275)。从主观上看，作者从W.兰因和德勒兹及瓜塔里等那里获得灵感，认为女工将自我从身体中分裂出去是一种保持对自己生命与身体的权力意志的策略，或是一种保持自由的策略，否则会导致自我的完全崩溃。分裂出去的自我会创造出一个虚假的自我，借此对抗外部世界以及自身的绝望。这种虚假的自我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导致自我的彻底崩溃。当崩溃的不是一个个个体，而是一个群体一个阶层时，对社会来讲，不是抗争是什么！总之，自我分裂，是身体疼痛的结果，是一种异化，是一个缓冲机制，一种策略，也是一种抵抗。梦魇和尖叫也是一种抗争。在对这种类型的抗争进行分析时，作者讲述了阿英的故事及梦魇。她认为，梦魇不能用精神分析理论来解释，它是社会的、政治的。因此，她告别弗洛伊德而走向M.福柯。“梦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人类经验，蕴含着存在理论的终极可能。……梦是一种想象的体验，……以自身的超越展现出一条通向世界的彻底的自由之旅，在梦中，人类会看到现在和将来的自己……”(潘毅，2008:296)。阿英在梦境中，看到船开走了，发觉自己好像一下子充满了异乎寻常的力量，好像要去冲开挡在面前的一切障碍。有时又感到身体怎么也动不了，又疼又累，想动也动不了。码头与河，反复在她的梦中出现。坐船过河，可以看作是阿英从传统乡土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也可以看作是想从目前的资本束缚中解放出来。从经验来看，其实这两种束缚都很难解开；从超验来看，解放是可能的，只要再坐上船过了河，就有希望，就有崭新的自由空间。阿英在梦中一直没有放弃寻找码头和船，过河就是摆脱，就是找寻，就是对自由和人性的追求，就是对不自由和没有人性的环境的抗争。所以，梦是一种抗争，是个体在现实中借助梦境这样一种想象体验进行的抗争。而尖叫，可以看作是对语言的拒绝，因为她们不想进入到象征世界。在J.拉康看来，象征世界是语言和社会的世界，由社会法则所统治。主体正是由社会法则所塑造出来的。这样的象征世界给她们带来了太多的痛苦和窘迫。她们在获得身份认同的过程中被塑造、被建构，被迫过一种不知未来在何方的生活。她们身体疼痛、心理焦虑，她们茫然失措、迟疑徘徊。所以，尖叫可以看作是对象征世界的抗拒。综上所述，身体疼痛在客观上造成了抵抗，然而，关键还在于身体疼痛造成了自我分裂，自我分裂通过虚假的自我以及自我的崩溃进行抗争，梦魇借助想象体验进行抗争，尖叫是拒绝意义上的抗争。至此我们可以看出，第一，该研究极具社会学想象力，它深切地关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人性和自由问题以及对其进行限制和产生障碍的各种力量和因素。第二，正如图海纳(2008:6)所言，在那些受到管理、生产以及传播各式物质及符号商品、言说和资讯等机制的权力所支配的现代社会中，对历史质的诉求不会是参与和投入，而是脱离和抽身。

1.中文版书中第279-280页，作者分析女工的“自我分裂”问题。很明显，在这两页的语境中，自我分裂是一个异化过程，是女工面对这种异化采取的策略。中文版第309页写道，“……阿英则向着虚无发出尖叫，试图缓解疼痛，试图将分裂的身体与自我重新拼凑起来。她们都在拼命抗拒着自我分裂的可能，捍卫着打工—主体的自由，……”将上述两个地方的内容结合起来看，可以发现，在作者那里，自我分裂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女工遭受压迫的异化表现，是女工面对试图将其撕裂的各类权力和束缚而产生的应对策略。“精神分裂”(schizophrenicizes)是德勒兹和瓜塔里理论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它并不是一种疾病或生理状态，而是具有潜在解放力量的状态，是一种彻底解码的产物，它使主体逃脱了资产阶级的现实原则，逃脱压抑性的自我与超我束缚以及俄狄浦斯陷阱。在他们看来，精神分裂是达到后现代解放的基础条件，是个体从现代性的规范化主体性中获得解放的基础条件。它是作为过程的精神分裂，不同于作为实体的“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参见凯尔纳、贝斯特，1999:117-119)。以上德勒兹和瓜塔里这两个概念的翻译是由张志斌做出的，国内哲学界一般也在沿用这两个只有一字之差的概念。该书英文版中，与自我分裂一起讨论的是schizophrenia，中文版将它翻译为“精神分裂”，根据作者的本意及德勒兹的观点，翻译为“精神分裂症”比较合适。

以上这些抗争，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是生活的还是政治的？这些抗争有用吗？面对这样的问题，潘毅开创了一种“抗争次文体”。创建这一概念的灵感来自德勒兹。它颇具创见，同时备受争议。德勒兹在研究卡夫卡小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少数文学”(minor literature)概念。它是在主流语言中建构出来的少数族性；使用主流语言的同时，又从内部颠覆这种语言文化的文学，是对少数族裔作家存在境况的窘迫性的一种反应(麦永雄，2007：177)。次文学的语言受到“高度去地域化”的影响，次文学中的一切都具有政治性与集体价值，个体的声音不可能从集体的声音中被分离出来，没有个体化的主体(潘毅，2008:263)。那么，作者是如何运用这令人费解的概念呢？

在德勒兹那里，“去地域化”是将物质生产和欲望从社会限制性力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过程。女工从农村到城市，她们怀着梦想，她们成为打工妹，渴望改变自身；关于家庭、性与婚姻的价值观在发生改变，这些都是受“去地域化”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不彻底的。她们的流动仍然受到限制，她们的处境依然属于边缘，只能在夹缝中生存；工厂里的生产工序导致身体慢性疼痛，工业时间违反女性身理规律；社会对性与性别的规定和女性角色的期待使她们产生性的压抑和对未来婚姻的焦虑。这些暴力并未被如阿英一样的女工们所完全理解，最终变成梦魇和其它形式在她们的梦中反复出现，她们只能用尖叫来抗争。

作者开创的次文体，也与德勒兹的次文学一样，其中的一切都具有政治性和集体价值。德勒兹在《卡夫卡》中认为，次文学中任何个体都是集体存在，卡夫卡父亲的形象只不过是20世纪曾经统治社会的巨大官僚机器和军事机器中的一个齿轮而已，浓缩了法官、专员和官僚等形象。卡夫卡的小说是一种集体声音的装配(麦永雄，2007:177)。由此来看，阿英只不过是在20世纪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与全球资本相遇的背景下备受资本、权力与父权制体系压迫的底层女工中的一员。阿英的故事绝不是独特的个体经验，它是底层女工的集体经验。因为她们面对的是相同的暴力形式，虽然每个人的身体疼痛程度不同，但是每个人都能说出相似的感受，而且她们的疼痛经验会影响他人。这种感受是微观的，被捕捉在M.福柯意义上的小的、弥散的、异质性的权力关系之中；同时也是宏观的，虽然是没有语言的次文体，但是我们依然能从中了解到女工与世界、身体以及欲望之间的结构性联系。

三、评价与启发

《中国女工》一书能获得“米尔斯”奖，意味着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是该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作者通过对某电子厂深入细致的民族志研究，近乎真实地呈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沿海地区外资企业年轻女工的生活与抗争。扎实的田野研究给中国女工及农民工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带有热情的批判取向给这一领域增添了严肃的气氛。从《中国女工》的字里行间，可以读出作者对这项研究及研究对象所倾注的极大热情，正如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所坦陈的：“正是她(晓明)所经历的这场能使厂房崩塌却无法将年轻的打工妹们的梦想燃成灰烬的大火，让我十多年来一直匍匐地探索着一种关于社会抗争的次文体”(潘毅，2005)。这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热情有一定的感染力，它能使读者了解到，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不仅要看到经济社会各方面取得的进步，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优势群体和精英群体的作为，同时也不能忽略诸如中国女工那样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群体。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全面地认识和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变迁全貌、变迁过程中各种力量的交织，以及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处境。与国内大多数同类研究相比，《中国女工》将中国女工置于后现代理论及某些社会理论新范式的背景之中，参考了西方及港台地区社会运动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主体抗争及迈向彻底自由的可能性。这些无疑可以说是对流动农民工研究的一种新路径和新取向的探索。作者行文言辞犀利又富有同情心，对社会底层与中国社会变迁的密切关注，显示了作为学者的责任感和价值关怀。

该研究的社会学想象力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中国大陆各种话语霸权和学术生态环境。受新劳工史学的影响，潘毅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了对宏大叙事的追求，关注日常生活及相关资料，倾听底层女工的声音，关注女工群体特有的经验世界和生活世界。只是，在当前社会，她们的声音被淹没在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的轰鸣中——车轮上承载的是国家和资本的满心欢喜和斗志昂扬。因此，她们只能被讲述，被精英意识和各种话语霸权遮蔽，被媒体的镜头有选择性地呈现。以刚发生不久的事实为例。主流媒体将富士康职工自杀行为归结为个人事件——他们压力很大、情绪不好、精神有问题……诸如此类。富士康将某一位自杀者的遗书在网上公开，想要证明员工跳楼是因为家庭关系不好，跟工厂无关。一些专家学者忙着给富士康开良方：要关注工人的心理健康。媒体上发了很多富士康工厂硬件设施的照片，包括游泳池、图书馆、运动场等等，照片上一个个年轻的面庞笑靥如花。底层工人的真实性就这样隐藏在媒体和资本合谋的网络之中。《中国女工》的研究对象其实还是第一代农民工人，如果说她们曾用梦魇和尖叫来表达她们对象征世界的拒绝和抗争，那么，现在，就在我们身边，第二代农民工人在用更极端的方式抗争，只是他们的生命能唤醒我们沉默的大多数吗？学术界对农民工群体相关问题的研究非常之多，整体上来讲，它们比较缺乏底层视角，且呈现出一定的精英意识。沈原(2007)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再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主张将农民工研究推向深入，从抽象工人到具体工人，返回生产中心，并将它纳入转型时期工人阶级再形成这一框架。这可以看作是国内劳工社会学研究的导论。这一框架提得很好，接下的问题就是怎么在这一框架下展开实质性的研究。

作者认为，目前在后社会主义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沉默的社会革命”，这种革命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革命，它没有浪漫化的色彩。在这场革命中，打工主体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阶级主体，而是行动者，她们书写着抗争的次文体，这种次文体向人们诉说，个人和国家其实都在国家体制与资本的结合中遭受到了创伤，这种抗争次文体的诉说和呼唤，希望社会能够转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能够调整(潘毅，2008：302-304)。的确，在后社会主义中国，国家与社会都在不断地对自身进行再造，以寻求自身的认同、市场位置和政治合法性。赵文词(1999)总结和整理了1950年以来五代美国学者对中国现代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从现代国家取代传统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妥协、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渗透、公民社会改造国家，以及全球秩序中的后自由主义和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一直在变动。《中国女工》一书揭示的大背景是全球秩序中的后社会主义中国，在这一阶段，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新型打工主体的呼唤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新发展，不仅意味着改变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日益两极分化导致的社会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还意味着社会可能会转型成为新主体新梦想新欲望的创造者(潘毅，2008:304)，或者如图海纳(2008：6-7)所言，社会可能会根据其文化模式，经由冲突和社会运动来构建其自身实践。虽然在现代社会，对历史质的诉求是脱离和抽身，但是主体不能自我封闭，它必须为行动的归来铺路，必须将自身投入到文化创新之中。M.福柯也认为，对于少数者群体而言，抵抗和创造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关涉他们自身政治存亡的事件，他们不应该仅仅是自卫和抵抗，也应该自我肯定，创造新的生命形式，创造一种文化(拉扎拉脱，2008)。这就是“抗争次文体”对国家与资本暴力的挑战及对国家与社会的期盼。郑广怀(2007)、余晓敏(2008a)等对此问题进行了质疑。还有学者在“积极—消极”框架下认为女工主体的抗争是一种消极抗争(朱虹，2008)。笔者认为，以上学者是在用一种传统的政治科学逻辑思考这一问题，这种政治科学逻辑对M.福柯的权力思想来说无疑是一种无情的简化。疼痛与梦魇是次文体意义上的抗争，而不应该将它理解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反抗，或者不该误以为潘毅是在传统意义上的反抗环境中来分析个人的身体疼痛与梦魇，并以此来质疑：身体的疼痛与梦魇也算是反抗吗?二者是不同言说体系中的概念，不能将新型抗争形式与一般意义上反抗的指涉进行对话。但是问题在于，打工主体呼唤的前景什么时候会出现？或者说，有出现的可能吗？与西方社会运动的抗争形式及迈向主体自由的可能性相比，中国女工主体的抗争道路和特征是什么？一定要按西方的模式发展才能看到前景吗？如果不是，那到底要怎样走？笔者对这一问题的疑问不在于疼痛与梦魇是否是反抗，而是在于理论上后现代意涵的抗争或理论新范式的抗争，与中国社会现实的改变这二者之间存在的断裂。作者非常强调打工主体的自由和解放，将这种根植于西方文化中的核心概念移植到了中国人身上，笔者对此有些疑惑，这是否显示了作者的精英意识？是否说明作者的立场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在理论分析层面，作者“抗争次文体”的提出非常具有学术创造性，但是作者将这种抗争次文体与中国现实联系起来，似乎很难给中国打工主体指出一条可行性较强的道路。

本文尝试在上述内容的基础上对“抗争次文体”作进一步讨论。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潘毅关注社会急剧变革过程中的社会底层，并认为是他们在推动中国的社会变革。《中国女工》展现了作者探索中国底层打工主体的过程和结果，这一探索过程犹如一次探险，危机四伏，“随时可能将能动性、主体性以及社会变革引入陷阱或者死路”(潘毅，2008:305)，但是她成功了：“抗争次文体”让她的探索另辟蹊径。这一概念以极具想象力的方式使读者能够将个别女工的尖叫和痛楚与社会底层的生命与挣扎联系起来；它概括了中国底层女工的生存状态和默默无闻，非语言抗拒以及中国社会痛苦的转型。在此基础上，潘毅试图对抗争进行重新理论化，其重要特征在于抗争的社会性和文化性，这不同于其它工人及工人斗争的研究路径。

现有对中国女工的主要研究，分析了女工的处境和经历(谭深，1998)，探讨了女工承受苦难的性别权力关系(Jacka，1998；Lee, 1998)，女工在外资工厂中遭受的剥削(Chan, 1998)，女工在贫困中创造的“生存文化”(Chan，2002)，女工对现代化和流动及社会变迁的主体性体验(杰华，2006)等。与这些研究不同的是，潘毅关注的是置身于抗争政治新领地的中国女工。其他有关工人抗争较有影响力的研究，如具海根(2004)的《韩国工人》对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分析壮怀激烈且激动人心，他关注文化政治的压制与工人反抗这种单一关系，希望建立韩国本土的工人阶级形成理论并与欧洲的阶级理论进行对话。具海根关注工人的单一主体，而潘毅关注女工的多元主体及抗争的多场域。金元(2009)对韩国女工的研究更关注日常生活体验，其目的是接近和还原底层女工真实的主体性存在，从女工的家庭与性别等中层问题出发考察她们对宏观外部环境变化所产生的体验，由此去除用来描述女工的“温和的劳动者”和“奋起的斗争者”这种二元简化标签。潘毅提出的抗争理论与以上二者皆有所不同，若一定要比较，则更接近后者的取向。潘毅与金元都比较重视女工的复杂体验，但前者更关注打工主体的边缘性体验，并尝试将它们视为一种抗争，从学术意义上说，这可以看作是对主流抗争理论忽视主体边缘性体验的一种挑战。“抗争次文体”是另外一种底层抗争形式。郑广怀(2007)认为，目前西方底层研究领域有四种视角，即消极的底层、寻求生存的底层、组织都市运动的底层及日常抗争的底层。卢恒(2008)认为，这些底层抗争研究隐藏着精英意识，其结果是，给底层指出的道路要么是一味的抗争，要么是一味的不争。笔者认为，潘毅提出的抗争形式和抗争理论部分地超越了以上抗争类型的框架。正如Deleuze与Guattari的次文学是大众忧虑的文学(潘毅，2008:262)一样，抗争的次文体所表达的抗争虽然是底层群体在主流社会中构建出来的，但是它被社会大众所关心所忧虑。我们这个时代，有如此多的人在遭受如此这般的痛苦，主流社会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与之划清界限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梦魇、尖叫和身体痛楚这样的边缘性体验才有可能是一种抗争和反叛。笔者认为这是一种不是抗争的抗争。转型中的中国，国家与资本、传统与现代、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等因素混合交织，不能简单地套用阶级、组织、劳工抗争以及公民社会等概念、理论为中国社会寻找出路。新的抗争一定是超越意识形态化的抗争逻辑。“抗争次文体”给读者在底层政治问题上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思考空间。因此，可以说，在工人阶级研究领域，潘毅的抗争理论范式令人耳目一新，具有重要的学术创新意义。

在《中国女工》中，潘毅分析了阶级失语的国家和历史原因，并由此认为中国打工阶级的形成与解体同时发生。工人阶级的形成问题非常之复杂，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不同的生产传统、不同的政权形态及不同的文化和历史发展阶段等都会影响它的形成。笔者认为，对此问题作者关注点始终在宏观政治和国家层面，虽然这一问题不是作者要探讨的核心问题，但是在言辞和结论上似乎有欠全面客观。其实，经济和资本层面的影响和作用也不可忽视。德勒兹与瓜塔里认为，资本主义以其经济生产的无限扩张摧毁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传统符码、价值以及束缚生产、交换与欲望的各种结构，造成欲望流得以释放的精神分裂状态。资本主义为了维持自身的再生产，通过抽象的等价交换逻辑对所有事物进行再编码，将它们再辖域化进入国家、法律、商品、消费主义、银行系统等规范化制度之中，量化地管理和控制一切，质性符码不复存在。由此，资本主义将精神分裂的欲望和冲动重新导入限制性心理和社会空间，从而使它们受到比传统社会更有效的控制(凯尔纳、贝斯特，1999:116)。从他们的思想出发，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精神分裂的群体性解放力量难以存在，虽然它们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又旋即被控制在资本主义经济量化的符号体系之下，个体同时也被卷入资本主义体制所生产出来的巨大的诱惑漩涡之中。布洛维(2008:100)通过田野观察析出了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阶级斗争是如何被抑制的某种机制：“……其它可能性不是被消除了就是被当做乌托邦而抛弃了。不满是未能满足由资本主义或超额所制造出的需求，而不是未能满足某种先验的根本需求。简而言之，大量存在的不满，并未指向反抗资本主义而是指向其再生产。”潘毅(2008:213)在她的田野中也发现，女工们通过参与城市消费主义生活，来争取成为现代自我，她们不仅无法反抗资本的权力，反而深陷其中，无力自拔。她还看到，阶级差异几乎算不上是她们打工生活中的核心冲突，根本原因是由于生活在远比阶级关系更为复杂的微观支配权力之中的主体性经验(同上:312)。可以进一步推断，对物质的欲望，对消费的向往，以及与各种微观支配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她们似乎形成了另一种虚假意识。虽然论述到资本主义经济及其产品对女工抗争及反叛的影响，但最终没有与前述阶级的形成和解体的讨论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