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意识 (一) 从“找小姐”到“谈小姐”：研究的重新定位

近年来，在防治艾滋病的背景下，农民工的性问题备受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关注¹。作为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外来人口，农民工群体的性别比例中很大一部分是男性，由于远离家庭且年青力壮，从而被认为更有可能去找“小姐”²，加之知识水平普遍较低，法制观念、伦理规范及卫生保健意识等相对较为薄弱，因而往往容易被贴上高危人群的标签。在流行病学的框架下，不少健康干预项目在一些男性农民工人群中开展性病、艾滋病的研究与检测，结果表明，其中“找小姐”、不安全性行为是两大主要问题³。

1.参见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联合实施全国农民工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程的通知》(2005，53号文件)。

2. “小姐”是民间普遍称呼。政府部门称之为失足妇女，预防艾滋病领域则称为女性性工作者。

3.葛凤琴, 等.2007.建筑工地流动民工性病艾滋病感染及相关特征调查.中国健康教育(10)；Guan Jihui，et al. 2009. “Self-Reported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Symptoms and Treatment-Seeking Behaviors in China.” AIDS PATIENT CARE and STDs(23)；Wu Zunyou, et al, . 2007.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and Risk Behaviors among Market Vendors in China.”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12).

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呼吁要关注农民工的“性”问题⁴，他们在性压抑、性饥渴方面所可能引起的心理和行为问题，诸如观看色情表演或影像制品、“找小姐”，甚至性犯罪等已经引起评论界的注意⁵。

4.比如2008年的两会就有代表提出农民工的性权利问题，参见：“一层帘子后的夫妻生活——农民工性压抑”，http://phtv.ifeng.com/program/sszqf/200803/0324_2537_457902.shtml。

5.这类文章提出要从性保健的角度对农民工的性压抑加以科学的“解压”，或者提倡人口流动由“个体模式”向“家庭模式”转变。参见：章法. 2005.谁来关注农民工的性健康.医药与保健(3)；吴海燕、杨守建.2005.从“性压抑”问题看当前我国农村青壮年人口流动.中国青年研究(3)。

但是，从整体上说，有关这一议题的国内社会学实证研究比较有限¹，不仅缺乏对农民工性文化的详细深入的探讨，而且有关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对“性”的理解与主体建构的相关研究也几乎是一个空白。²

1.自1980年代开始，农民工就已经进入社会学研究的视野，涉及民工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唯独缺乏性社会学的研究。有关综述可以参考谭深2004年的论文“农民工流动研究综述”，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shld/t20040525_2160.htm。

2.主体建构是笔者在《主体建构：性社会学视角的革命与在本土的发展空间》(《社会学研究》，2007)中提出的，我们对此从方法论的角度作过专门的论述。有关“主体性”的社科与哲学探讨其实非常多，在女性主义研究领域，“主体性”也是被不断强调的一个概念。但是，本文主要是在“视角”的意义上使用主体建构，即强调将民工当作能动的主体，从他们的生活逻辑出发来理解其言行，关注他们所建构的相关概念。而并不去侧重讨论“主体性”这个问题本身。两者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是也不尽相同，后者，需要专门再撰文进行论述。

国外社会学界及相关组织或机构有关“小姐”和嫖客的研究虽然很多³，但是，一般并不涉及“农民工”这样的特定人群。在中国，嫖客研究并不很多⁴，已有的“小姐”研究中，农民工只是作为零散出现的男性嫖客的一个部分。⁵本研究在设计之初，目标定位在“男民工的性文化以及对于性病与艾滋病的理解”，并以建筑工地的民工为研究人群，其研究的重点是男民工“找小姐”。也就是说，设计之初，“谈小姐”并不是本研究所关注的问题。

3. Cheng, S. 2000. “Assuming Manhood: Prostitution and Patriotic Passion in Korea.” East Asia (18), 40-78；Church, S. M. Henderson, M. Barnard, and G. Hart. 2001. “Violence by Clients Towards Female Prostitutes in Different Work Settings: Questionnaire Survey.”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22)：524-525；Monto, M.A. 2004. “Female Prostitution, Customers, and Violence.” Violence Against Women10(2): 160-188.

4.少量涉及嫖客的研究文献有：黄盈盈，等. 2008.流动、性、艾滋病防治.台北：台湾万有出版社；潘绥铭，等.2008.男客的艾滋病风险与防治—调查报告.台北：台湾万有出版社；刘谦.2008.面对艾滋风险的自律与文化.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5.相关的“小姐”研究文献参见：潘绥铭.1999.存在与荒谬.广州：群言出版社; 潘绥铭，等, 2005.小姐：劳动的权力.香港：香港大道出版社；潘绥铭，等, 2005.情境与感悟：西南中国三个红灯区.台北：台湾万有出版社；Huang Y.Y, et al., 2004. “HIV/AIDS Risk among Brothel-based Female Sex Workers in China: Assessing the Terms, Content and Knowledge of Sex Work. Sex Transm Dis(11):695-700.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越来越发现，与“找小姐”问题相比，关注男民工日常生活中的“谈小姐”现象具有特殊的社会学意义。在访谈过程中，当涉及“谈小姐”的话题时，男民工们往往会对中国目前的“小姐”现象津津乐道，尤其是年龄稍微大一些的民工或者工头，更热衷于与访谈人员议论中国的“小姐”问题。可是在说起“会不会去找小姐”时，很多人会笑着说：“我们只是说说，光打雷不下雨，过嘴瘾。”也有的人会向访谈人员讲述他们所听到的“民工找小姐”或者“被小姐拉”的各种故事，但是自己却不见得去找过。也就是说，在他们的生活中，“谈小姐”与“找小姐”是两回事。

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我们日益体会到，男民工是否真的找过“小姐”，或者其中“找小姐”的概率到底有多大这类行为发生学的问题，对他们自己而言并没有那么重要。可是“谈小姐”这种生活实践却是常见的，不但谈论得兴致勃勃，而且意味深长。由此我们得到的启发是：并非“找小姐”而是“谈小姐”才是他们生活世界中的意义焦点。

无论是面对研究者谈论“小姐”，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互相谈论“小姐”，他们所呈现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其眼中的“小姐”形象，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言说，他们同时也在构建自己的阶层定位。在“谈小姐”的实践过程中，性、社会性别、阶层这几个重要的分析范畴在男民工自己的生活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和诠释。

有鉴于此，我们将研究重点从“找小姐”转向“谈小姐”，尤其关注这种言说对于男民工的生活意义。

(二) “谈小姐”：涉性的言说实践与底层社会的发声问题

本文将“谈小姐”作为一种言说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¹。言说，属于口头语言的延伸，涉及用来建构知识领域和社会实践领域的不同方式，关注语言的社会作用与权力效应(费尔克拉夫，2004)。农民工的言说表达的是一种权力关系与社会结构关系，同时，谈论“小姐”又是一种日常实践行为，因此，本文将“谈小姐”作为一种言说实践来理解，关注这种谈论的社会与主体意义以及权力关系(power-relationship)。

1.有关性方面的言说分析参见：福柯.2000.性经验史.佘碧平,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Plummer, Ken.1995. Telling Sexual Stories: Power, Change and Social Worlds.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有关实践方面的论述参见：Bourdieu, P.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农民工“谈小姐”也是性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内容。“性”作为sexuality的对应物，区别于行为学和医学化的sex概念(潘绥铭、黄盈盈，2007；黄盈盈，2008)。在sexuality的框架下，涉性的各类社会与文化现象，包括谈论性文化都是值得关注的内容。

国外的建构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中不乏有人以“女性谈性”为选题展开研究。研究思路大多是运用以M.福柯为代表的言说理论、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语言学理论、建构主义理论等，对已有的文本进行分析，旨在说明在某种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人们日常生活中表达出来的言辞是如何被建构的。也有一部分研究是实证性的，F.柏丝(Frances Beth)的《女性与性交谈：大众文化与正常的性》, 侧重对个人与言说、文化的互动，以及个人与文化的关系作细致化、复杂化的分析(转何为，2004)。

“谈小姐”同时又涉及男人谈女人的社会性别和男性气质的建构问题。男性气质(masculinities)，简单而言，可以被解读为“成为男人的方式”(the way of being man)，表达的往往是性别、阶层等社会结构因素的综合建构与作用(康奈尔，2003)。因此，关注“谈小姐”这一涉性的言说实践，不仅有助于打破在这一研究领域中以行为为导向的性医学及性科学的霸权地位，同时也有益于分析两性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权力关系的解构与重构。

关注农民工“谈小姐”的问题意识，还与有关底层社会的发声问题相关联。农民工处于经济社会结构的边缘地位，是底层社会的一个重要群体。底层社会能发声吗？斯皮瓦克(2008: 247-260)对此早就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尽管底层社会的人在社会权势和话语等方面处于弱势的地位，也经常容易“被代表”，但是，笔者依然致力于挖掘各种不同的生活情景去激发这些人群的声音与他们的生活逻辑。笔者认为，能否发声，不仅与被研究者的处境有关，也与研究的情境与研究者的态度有关。作为研究者，不能完全悲观地去质疑这些声音。我们所能够、更需要做的恐怕是通过扎实的田野研究，努力去挖掘底层社会的发声及其激发其自主性(agency)的那些生活情境与研究情境，并在方法论层面上进行反思。基于这样的立场，本文从“谈小姐”这种农民工日常生活的实践入手，努力挖掘农民工的声音与他们对于“小姐”、对于这个社会结构的认识与主体建构。即不是试图通过男民工的谈论来“再表现”“小姐”问题，而是通过农民工在言及他人(“小姐”)的实践中，关注他们是如何呈现和建构了自我(戈夫曼，2008:145-148)。

二、方法与背景信息 (一) 工地场景内的聊天式访谈

访谈人员主要以一对一聊天式的访谈方法收集资料，并辅之以若干人一起的闲聊和对于工地生活环境的观察(黄盈盈，2010)。研究选择了北京地区的四个建筑工地，其中两个在市中心，两个在郊区。共有136人参加了访谈，其中9位是工头。

工地与对象的选择遵循定性研究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潘绥铭等，2010)，尽量选择不同工种、不同年龄、不同工作环境(工地管理和正规化程度)和来自不同地方的建筑业民工作为访谈对象。

鉴于访谈内容较为隐私，本研究充分考虑访谈环境的隐蔽性和访谈者与被访者的性别权力关系¹。首先，访谈都在建筑工地的集体宿舍或者工地的角落处进行，在民工们所熟悉的生活情境中进行访谈；其次，主要采用“聊天”式的访谈。与正规的访谈法相比，这种方法能提供更加自由和自主表达的空间，因而足以更多更深入地收集男民工们的主体表达，以便探索他们的主体建构。

1.访谈团队包括一名女性和三名男性，均有进行性方面话题研究的实地经验。社会性别对于访谈的影响，不是一概而论的(比如认为同性别就一定比异性别的要好，或者反之)。根据研究者以往的访谈经验，在讨论性这个问题时，在涉及到被访者本人比较私密和具体的性行为实践，尤其是性感受时，最好是同性别之间进行访谈，这样可以获得更多深入的信息；对于一般的性话题的讨论、小组之间的讨论，则可以由有经验的女性访谈者来访谈男性。在本研究中，女研究者主要参与若干人闲聊和生活环境观察；访谈部分主要由男性研究者进行。

(二) 工地的基本情况

工地一：位于北京的西北四环以外，比较偏僻。200多名男民工是由工头带来的，他们都住在老板免费提供的简易房里，13-14人一个大房间，上下铺。工地的管理比较松散。该工地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附近有专门为民工服务的各类小店(小饭馆、小理发店、摆地摊的、杂货铺，录像厅等)。我们的调查主要集中在下午民工没有活的时候。受访民工主要来自青海和甘肃，部分来自湖南、江西。该工地周围有“小姐”，年纪偏大。

工地二：位于北四环，国家重点工程。相对于工地一，该工地的管理比较严格，所有民工离开工地都要经理或者带工的签字，一般只能外出1-2个小时。外面的人进来，保安也会询问。本研究人员出示证件后方被允许进入这个工地寻找包工头。该工地比较忙，民工下班时间在下午6点以后，调查时间通常是在晚上七点至十点左右。受访民工主要来自四川，部分来自湖北。该工地不远处有不少发廊“小姐”。

工地三：东边和南边是高档住宅区，北边有大片平房(居民主要是外地人)，西边是四环，再往西就是村庄。工地上有1 000多名民工。工地管理比较松散，较容易进出。民工晚上不用加班，六点半下班后就在宿舍里聊天、看电视或者上街。访谈基本上是在六点半至十点半之间完成。受访民工主要来自河南、安徽、湖北、河北，部分来自江苏、甘肃和山东。该工地附近没有见到“小姐”。

工地四：在一个胡同内，工头手下有10多人，晚上在这里吃饭和睡觉。宿舍院子有一个专门的看门人。大门上写着晚上九点半关门。受访民工主要来自四川。闲暇时间，民工除了看电视，有的还上网(用手机或者到网吧)。附近没有见到“小姐”。

(三) 男民工的基本情况

在136位被访者中，除了第四工地的访谈对象年龄较大以外，其他几个工地的男农民工年龄大致在20-40岁之间。他们绝大部分是初中文化程度，只有一位工头是大专毕业。大部分人不是第一次外出，或多或少有过流动的经验，其中最长的有过17年之久的打工经历。

受访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在1 500到3 000元之间不等，四个工地都是每月给民工发300元生活费。有特殊需要的人可以提出要求，工头会酌情考虑多给一些，其他费用等年终结算。对于这种形式，不管是工头还是民工都表示能够接受，认为这样可以防止民工乱花钱(包括把钱花在“小姐”身上)。

访谈对象中有一半以上已婚，小部分人从来没有谈过恋爱。被访者中至少16个人找过“小姐”(其中有5位是工头)，有8位自诉有老婆或者女朋友以外的其他性伴侣(不包括找“小姐”)。

三、“谈小姐”：男民工的自我表达与主体建构 (一) “谈小姐”与阶层的自我定位

“谈小姐”对于男民工生活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表达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看法的平台。男民工以此构建着自己的社会与道德立场，以及自己的阶层地位。

1.从“小姐”看“变迁中的中国社会”

在涉及“小姐”这个话题的时候，大部分民工，尤其是人生经历比较丰富的民工都相当乐意发表自己的见解。“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中国‘小姐’很多，尤其是在90年代的深圳”，这个合成的解读反映了大部分民工对于“小姐”现象产生原因的看法。

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了，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大家的观念开放了。“小姐”非常多，“找小姐”的也非常多。但是，中国政府不可能任由其发展，每年都会打击一下。但是，政府又无法彻底打掉。………一方面要打击，一方面又无法彻底打掉。这也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樊师傅，40多岁)

在一次由多人参与的闲聊中，时代的背景成了一个主要话语，闲聊中经常提到“改革开放”和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深圳”。

谈起“小姐”，樊师傅认为这是改革开放后受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越是经济开放的地方，“小姐”就越多。比如，深圳是经济开发区，离香港很近，所以“小姐”出现得早，也非常多，要比北京多很多。他的家乡离国道很近。国道沿线曾经开了很多卡拉OK厅，里面就有“小姐”。有一段时间很多，但是现在比较少了。

韦师傅也提到这种状况，认为减少的原因是当地的年轻人都跑出来了，顾客减少了。

韦师傅的堂弟说，在深圳打工的人“找小姐”的比较多，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估计要有一半都去找。当时刚改革开放，觉得新鲜，很多人都去找，有时候十个八个一起去。去的时候，就有人起哄，你去不去，你要去我帮你掏钱。我帮你掏五十，你自己垫一点，去不去？有的人受影响，就跟着去了。(多人闲聊)

类似的表述在聊天的过程中不断出现。在男民工们看来，改革开放是和“小姐”的产生连在一起的，认为“小姐”现象是很“正常”的。在此，所谓“正常”这种言说至少包含了两层含义：其一，数量上很多，到处都是，很常见；其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大家对“小姐”已经习惯了，不认为是很丑恶的事情。

在这类评论中，受访者们所表达出来的是相当多中国男性的看法，并不新鲜，也不是我们主要分析的内容。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表达对于民工来说很重要，他们力图表达的不仅仅是具体的看法，更是这样一种主体意识：民工不仅仅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者，我们也有自己对社会的认识。

2.对“小姐”的同情与理解：弱势地位的自我默认

一位40来岁的范师傅认为，做“小姐”的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生活所迫，比如那些边远山区的人，做‘小姐’是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另两种情况见下文，编者)。对此，另一位韦师傅告诉我们，在他们家乡也知道一些人在外面做“小姐”。有时候吵架时会提到这些事情：“一方会说，你做‘小姐’怎样怎样。另一方就说，做‘小姐’怎么了，没有杀人放火，又能赚钱。”

范师傅和韦师傅的这种认识在民工中是比较常见的。结合我们之前对“小姐”和嫖客人群的研究可知，对“小姐”的这种同情与理解的表达逐渐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与主流话语的所谓“小姐堕落论”不同的视角，尤其是底层社会的视角¹。

民工阶层对“小姐”的同情隐含了农民工阶层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某种不满。尤其是“贫困”、“就业难”、“赚钱不容易”等较易感知的现实体验使得男民工们更加能够体谅“做小姐”的无奈选择。一方面表达了男民工对于“小姐”的同情和宽容，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小姐”是社会受害者的模糊认识。

1.赵军(2007)在他的研究中也发现，农村妇女对于“小姐”的宽容度往往高于城市人。

3. “不要脸”：民工对于“小姐”的道德优越感

除了“同情”的表达外，“不要脸”的道德评判并没有消失，它集中蕴含于民工对“小姐”的态度以及自己是否“找小姐”的合理化解释之中。“做小姐”是不要脸，“找小姐”会破坏家庭、破坏社会道德，类似的观点是其典型的表达。

范师傅认为女孩子做“小姐”的第二种原因就属于这种情况：

说白了不是因为生活所迫，而是懒惰、贪图享受，想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但是找其他工作不能满足这个需求，所以做“小姐”。如果是第二种，即使染病了，也不值得可怜，说白了，那是自找的。

在谈及自己为什么不“找小姐”的问题时，除了“没钱”、“怕得病”这类考虑外，怕影响家庭是那些不“找小姐”的受访者的一个主要顾虑。有的人觉得“找小姐”风险特别大，尤其对于已婚者来说。

如果单身的话还情有可原，已婚的话就不应该了，对家庭特危险，自己“找小姐”，老婆找别人，这还叫什么家呀。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与农村老家的人议论“小姐”的时候，“穷”和“不要脸”这两种看法往往矛盾地交织在一起。一方面，能够赚钱回家那是非常了不起，甚至是被其他人“嫉妒”的；但是另一方面，又觉得这钱来得不光彩。正如一位民工所讲述的一个故事那样：表兄一方面认为表妹做“小姐”丢人，可是另一方面向表妹借钱，觉得她挺能，能赚钱。如此一来，在钱这个问题上，男民工比起“小姐”来说是处于劣势的，但是在道德层面上，又认为贪图享受而“做小姐”是“不要脸”，男民工就此找回了自己的优越感，在职业声望上认为要高于“做小姐”的。

4.不能被“小姐”看不起：男民工的“自尊”

在“找小姐”与“不找小姐”的两种合理化解释中，我们都听到了这样一个很有意思和耐人寻味的信息：男民工不能被“小姐”看不起，不能被“小姐”欺负。

在涉及“找小姐”的诸多相关叙事中，我们对一位师傅提到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注意：为了不被“小姐”看不起，有些民工走到发廊附近之后，还要特意坐上一辆计程车过去，以抬高自己的地位。

那些“小姐”啊，看不起人，你走路去的话在她门口路过，都不理你，我们就在还有十多米的地方叫个出租车，在门口打开车门，人家就有人出来接你，叫我们进来玩会，进来玩会。

在关于“不找小姐”的叙事中，我们听到的较多的说法是，民工们主要顾虑是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怕被“小姐”及其同伙抢劫。

“找小姐”就要有人一起去，一两个人基本上不会去。你到一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没人告诉你，你也不清楚，另外也有点胆怯。但是，三五个人，有个人提议一下，大家一起哄，胆子壮，就一起去了。

在另外的叙事中，如何在性关系的交易中不吃亏，是民工们津津乐道、沾沾自喜的话题。

那时，有一个工友，50多岁，但是身体很壮，很喜欢“找小姐”。第一次去，花了60元。回来后，听别人说30元就可以了，感觉自己吃了亏，第二天就又过去了，找“小姐”理论，说你要价太高了，必须再跟我做一次，否则你别想做生意，来一个我赶走一个。那“小姐”没办法，只能又跟他做了一次。还有一个工友很有意思，在那里包了一个“小姐”，最后没钱了，还想跟“小姐”做，“小姐”不愿意。那工友就说，你如果不答应，我就把你的鞋拿走，然后拿起鞋转身就走。没走几步，“小姐”说，回来，算你厉害，让你做，做完赶快滚蛋！(余师傅，40多岁)

在这些表述中，“小姐”与男民工之间的关系是值得玩味的，至少不能简单地得出买方必然强势、男性必然强势的论断。相反可以看出，男性农民工很担心被“小姐”看不起或者被欺负。

作为谈论的主体和作为被谈论的对象，“男民工”与“小姐”虽然同为社会边缘群体，但是他们在性交易中试图维持自己的脸面，或者做到性交易上的“公平”而不吃亏。“小姐”内部的分层较为复杂¹，民工们所接触的那些“小姐”一般是处于底层的那些“小姐”，基本上是年纪偏大、价格偏低的站街女或者小发廊的“小姐”。所以，确切的说，男民工在“谈小姐”中所表达出来的对于自己的阶层定位，并不比那些底层“小姐”要高多少。

1.有关“小姐”内部分层与差异性的研究，可参见：潘绥铭.1999.存在于荒谬[M].北京：群言出版社；黄盈盈. 2004对A市与B市发廊小姐的考察与分析//载孙立平, 等，主编.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Huang Y. et al. 2004. “HIV/AIDS Risk among Brothel-based Female Sex Workers in China：Assessing the Terms，Content and Knowledge of Sex Work.” Sex Transm Dis(11)：695-700.

5. “性”的维度：男民工内部关于阶层的自我认知

在“谈小姐”的言说实践中，一些工头们把“小姐”与民工置于同一个低层次上，而将工头找婚外女朋友、“包二奶”等行为置于更高的层次，从而将自己的社会地位与民工们区分来开。有一位工头很得意地对笔者说，“我有女朋友(婚外的)的，所以不用‘找小姐’，只有那些工人才会去找”；还有一位工头提到自己有“调情”的对象，因此也不需要“找小姐”：

一般“找小姐”的都是因为性方面的需求。我有老婆，有老婆去找的少。但是也有，“找小姐”这个问题太复杂，很难说清楚，每个人心态不一样。我没有找过“小姐”，但是有人请过去唱歌，有小姐陪唱歌喝酒，小费150块。别人请客的，要自己花钱才不干。在北京。主要是放松放松。自己平时打打电话，跟女的打，不是老婆，是朋友。又不是女朋友，那人也是有老公的，就是开开玩笑：想不想我阿，寂寞不寂寞阿……。调侃开开玩笑，就是黄段子。没有发生过关系，没想过要发生关系。有的时候是一堆人在一起，有的时候是单独通电话，一起反倒不好看。老婆知道了肯定不高兴。农村出来的人开玩笑很多。主要是调节精神。(访谈员A记录)

在工头看来，只有找不到“二奶”或者女朋友的才会“找小姐”。换言之，“包二奶”的档次要比“找小姐”高得多，工头和工人的档次是不同的。

因此，从“谈小姐”的言说实践中可以看出，在男性民工群体内至少有三种阶层关系：男工头们、有经验的男民工们、初来乍到的男民工们。

(二) “小姐”形象的消费与男性气质的建构

1.女性形象的建构与消费

“小姐”在社会评论性表述中代表的主要是一种社会符号，是某一种社会现象，它往往并不指涉具象的某个女性身体。在“做小姐”的道德表述中，“小姐”的性别形象是被否定的“女性形象”。但是，男民工构建与消费的依然不是实体的女性身体，而是道德化的群体女性形象。对于更为具体的女性身体的消费主要体现在民工关于“买卖”的实际的闲聊之中。

“谈小姐”这个话题在民工的日常生活中已经被“去道德化”了，对它的谈论就象是在谈论一桩普通买卖那样的事情。因此，价格是否合适、是否年轻漂亮、钱是否花得值得就成了谈论的重点。在男民工们开玩笑似的语境中，“小姐”开始具体和形象起来，胖瘦高矮、年轻年老、言谈举止、音容笑貌都在男民工的表述中活灵活现。尤其是在谈论被“小姐”拉的情景时，“小姐”的形象更是栩栩如生：

她们穿着三点式，露着大部分胸脯，下半身穿着兜裤，在马路上走的时候，“小姐”会走过来问：先生，打炮吗？从发廊门口经过的时候，门口的“小姐”眉来眼去地挑逗你。

作为被消费的对象，“小姐”的价格、长相是更为常见的谈论内容。“一般是谈一谈哪里的‘小姐’便宜、‘小姐’的长相。可是找过‘小姐’的人都说那些‘小姐’的长相很一般”，或者如另一位二十七八岁的民工所说：

找过“小姐”回来之后，大家会聊。说你找的那个“小姐”身材好，我那个“小姐”太老了。平时也聊“找小姐”的事。工地上的生活太单调了。主要是瞎扯，(说)哪儿有“小姐”、怎么找、长相、价钱，乱七八糟的，什么都聊。

除了女性的身体形象，服务的好坏也是男民工们谈论消费“小姐”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王师傅最反感的就是“小姐”急于完事，他对于花钱买来的服务相当挑剔。他所要的已经不仅仅是性行为，还有“温柔”、“小鸟依人”、“会说话”等等。这些服务已经不单单是纯粹“性”事方面的，还包括了社会性别的内容，包含了民工在与“小姐”的关系中所寻求的一种社会地位与男性气概。“找小姐”，不仅仅是为了生理上的性释放，而是某种包含了“社会性别”含义的服务。

2.男性气质的构建

但是，性别消费并非平等的交易，一些人消费或谈论往往试图以此来获得居高临下的体验，而这常常伴随着男民工对女性做“小姐”的道德谴责。男民工谈起“小姐”的时候，尽管觉得“找小姐”没什么，也同情“小姐”，但是“小姐”在他们看来依然是“公共汽车，这个门上，那个门下”。在罗宾(2000)所建构的“性”的等级与阶层体系中，“小姐”，这个以出卖性而获得钱的人群被社会建构为性等级的最底层。只有从“性”这个角度把“小姐”归于性等级的最底层，男民工才能消费她们的形象，甚至才能同情她们。

这种性别消费也反过来构建了男民工自己的男性气质(masculinity)。男民工与主流社会基本一致，对于男性“找小姐”的容忍度比女性“做小姐”的容忍度要高得多，一般都将其归结为“男性正常的生理需要”或“怕在朋友面前丢脸”(同伴压力)。这不仅是一些男民工所采用的合理化解释的策略，而且社会对于“男人”的建构与对于“男性之性”的建构也给了他们一个“找小姐”的合理化解释。总之，女人“做小姐”是丢了面子，是羞于出口，是坏女人；而男人“找小姐”，那是为了不丢面子，是男性聚会的谈资，是符合社会对“男人”的建构。于是，如此地“谈小姐”其实就是不断构建着性与社会性别的形象、定义与行为逻辑。男民工不仅服从了主流社会对于性与社会性别的双重道德标准，同时也自觉地、积极地参与了它的扩散、强化与传承的构建。

(三) “谈小姐”：男民工的性文化

1.谈，本身就是性文化的主要载体

“谈小姐”虽然表述的内容不是直接的性行为，但恰恰是“小姐”这种符号所蕴含的性的色彩吸引着男民工对“小姐”的谈论。这种“谈”不仅是性的方面的表达与发泄，而且本身就是一种性文化¹。

1.有关“谈性”的研究，除了前文提及的Frances Beth博士写的《女性与性交谈：大众文化与正常的性》(Women and Sex Talk: Popular Culture and Normative Sexuality), 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s [OL]. (1998);还可参见：何为.《女大学生谈性：集合行为的性质与发生条件》，硕士论文，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黄盈盈.2008.身体、性、性感：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农民“谈性”的研究参见：刘中一.2009.村庄里的中国：一个华北乡村的婚姻、家庭、生育与性.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对于男民工群体来说，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社会中，在缺乏社会关系网络和休闲文化的环境中，在一个月只有300块零花钱的情况下，在老婆、女朋友不在身边的生活里，在20多人单一性别的集体住宿和高强度的生活与工作环境中，“谈小姐”这种言说实践本身就是民工群体的积极的性文化的表达，是由于性行为发生条件缺乏的现实环境下的一种反抗式表达。²在这种生活与劳动的情境里，连自慰的情况都很少，而黄色录像这类曾经较为常见的形式在大部分正规的工地被严厉禁止。因此，“谈小姐”，成了处于社会边缘人群在枯燥的、陌生的城市生活中过过嘴瘾式的性文化的表达。

2.有关性话语的积极作用，可参考：福柯，2000。

这种“谈小姐”的性文化比起“找小姐”的实践来说，在男民工的生活中更加常见，也更加实在。“找小姐”的成本既涉及法律和道德层面的越轨，也涉及精神层面，如需要勇气克服种种顾虑(前面提到的疾病、被敲诈、甚至被“小姐”看不起等)；而“谈小姐”则自由得多，容易实践，不需要成本。虽然男民工群体在“性”的分层标准上处于弱势甚至劣势，但是在“谈小姐”的言说实践上，由于“小姐”是被讨论的客体，因此，不管现实生活如何，男民工通过想象式的表达更加能够表现自己的主体性。

2.传统农村性文化的固守与扬弃

任何阶层的男性群体，其性文化都会在以下三个方面得以表现：性关系、性行为及性审美倾向。男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则是通过“谈小姐”而表现出他们的性文化。

首先，在性关系的问题上，虽然在访谈及闲聊中，我们听到许多男民工对于“小姐”的道德批判，也发现一些人对去“找小姐”的男人不以为然，但却基本上未发现有人直接从道德上谴责过“找小姐”行为。许多受访者即使在解释自己不“找小姐”的原因时，充其量也仅仅举出害怕“老婆找别人”，“破坏家庭”，“怕得病”等理由。这表明，制约他们在性关系问题上的主要的道德因素，并不是任何抽象的原则，而是简单而古老的因果报应观念。

反观支持“找小姐”的种种解释，虽然林林总总，但是渗透其中的主要是另一个简单而古老的观念：情有可原。或者说，他们并不认为“找小姐”这一行为有什么不可原谅之处，除非带来可能的恶果。

这种道德判断标准来自千百年来农村民间世俗生活的积淀。男民工尽管随时随地都可能受到城市“性化”¹氛围的潜移默化，尽管可能对城市相对开放的性关系状况心驰神往，但他们仍以其特有的方式不断地“谈小姐”。无论出于什么样的需求，结果却可能往往是一样的：固化他们在性关系方面的特有文化。

1.性化(sexualiztion)主要指生活中更多的事物被与性相关联的状况。

其次，从男民工对性行为的要求看，虽然没有直接表述过自己实际的性行为，但是“谈小姐”却在表达与固化着他们的性行为模式。最典型的就是他们反感“小姐”催促“搞快点搞快点”，这不仅反映出他们对“花的钱值不值”的一般的价值性判断，而且也折射出了他们对两性间性生活的“理想型”模式的看法。换言之，他们宁可明知虚幻也要把“小姐”看作“临时老婆”，而并不甘愿接受这种异化型性行为的现实。反之，在表扬“小姐”的时候，他们也会拿“小鸟依人”那种理想型恋人的标准来衡量对方。

最后，从他们的性审美倾向看，无论是赞扬还是贬斥，与其他阶层的那些男性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在消费“小姐”形象时也将“年轻美貌”排在第一位。不过从男民工“谈小姐”的言说中还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风骚”的惊奇，不仅仅是“穿着三点式，露着大部分胸脯”，更是拉客时的“眉来眼去”。

这种对“小姐”的概化过程，主要体现在有较长打工经历的男民工们的经验之谈中。因为只有具有长期在城市打工的生活经验才足以发现“风骚”对于区别“小姐”与良家妇女的重要意义，也才足以体验到城里人与村里人在性审美方面的深层差别。

四、讨论：“谈小姐”与多元分析框架

阶层与性别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学分析范畴。既有的大陆社会学研究(主要是女性研究领域)或强调社会性别，或强调阶层关系，而较少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加以分析。即使在为数不多的涉及两个概念结合的研究案例中，主要也是有关对劳工与性别、下岗女工的研究(罗莉莎，2006；谭深，1997；潘毅，1999)。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类研究中，女工这个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的能动性与反抗性受到了关注。近些年，在“小姐”这个社会边缘群体的女性研究中，社会性别与阶层的分析框架也开始受到了关注¹，在这一框架下，女性既处于社会性别权力的弱势地位，另一方面其性别地位又强化着她们所处的底层阶层的问题被得以强调，但是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没有在微观的层面上得到很好的描述和分析。

1.参见2009年在杭州举办的“性工作法律与政策圆桌会议”相关论文集。会上，佟新与王金玲等学者提出应将阶层和社会性别的视角纳入女性性工作者人群的研究中。

本文虽然并非专门分析与论述社会性别与阶层这两个概念，然而，两者之间的关系通过民工们的言说被自然地提了出来。对男民工“谈小姐”的日常实践，我们很难用单一的“男性”消费“女性”的视角来评论，必然要把阶层的分析带进来，而且，这里的阶层是细化的、分层次的。“谈小姐”不仅谈出了男性对女性的性别形象和性的消费，谈出了对于“小姐”的歧视和男性的道德优势，也体现着民工群体对于自己在城市生活中的极为弱势的社会地位的表达。民工群体即便作为强势的男性买方(或者消费方)，也从来没有忘记提醒自己以及我们：他们依然是一群从农村流动到城市，打个工、赚点钱、想着回家过日子的城市社会的边缘人群；在城市生活中，即使“小姐”有时也可能欺负和看不起他们。此外，通过“小姐”问题的视野，人们既可以看到其他阶层的男性(有权的、有钱的)与男民工群体之间构成的一种阶层张力，也可以看到民工群体内部出现的某种分化。

本文难以对性别与阶层的重要性给出一个排序，也很难对“小姐”与民工之间的地位作出一个清晰的分层。不过从“谈小姐”的话语实践中可以看出，在城市空间中，男性民工至少有两个层次的定位：男性民工与其他男性相比是弱势民工；与“小姐”相比，则被解构为强势男性和弱势民工。综合性别与阶层，在与“小姐”所构成的关系中，男民工至少不比“小姐”的社会地位高。

阶层与性、性与性别的关系在罗宾(2000)的“关于性的思考”一文中已经有了很好的表述：性与社会性别被重新理解为两个独立的、但是相互作用的概念；有些时候，社会阶层是根据“性”的标准来划分，而不是社会性别标准；比如，因为某些特殊性行为方式、某些特殊性欲表达与交往方式，一些人群被划入性等级乃至社会等级的下层，而另一些符合主流性道德的人则被划到上层。

虽然，在“性”的问题上，“小姐”作为卖性者，男民工作为潜在的买性者，其实在性的等级体系里都处于弱势位置，但是，性文化对于男性与女性的性建构却是不同的。正是由于社会性别权力体系的微妙作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性的阶层等级，使得女性卖性更加贬义。反之，阶层在其他“非性”社会纬度上的分化又影响着人们在性方面的表达与定位：有钱人和有权人的性文化与农民工性文化在社会阶层上被区隔开来。所以，尽管“男性之性”较之于“女性之性”体现出了某种性别层面的群体差异，然而同一性别内部的阶层差异同样是不容忽视的。

总之，正如Ken Plummer等(2005)所指出的，人类的性和历史、文化、政治与道德、亲密关系、通过隐喻与语言进行的实践等联系在一起，而且一直是开放的、处于变化中的。性同样与阶级、性别以及年龄、家庭结构、信仰、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社交群体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性的理解，只能在人们具体的社会关系中进行，而不能简单地基于男人或女人的自然性别来考虑。就本文关于男民工对“男性之性”以及“女性之性”的理解的讨论而言，即使大体上可以认为，一种较为传统的支配性的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虽然依旧占据主流地位，但是，如果结合男民工的阶层定位，尤其是担心“被小姐看不起”的论述，显然，也可以看出一种多元的男性气质(康奈尔，2003)正在形成。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关于性与社会性别范畴的讨论在英美女权主义理论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罗宾，2000；李银河，2000)。但是，令人多少有些感到遗憾的是，除了个别研究者关注到女性的身体与性，以及一些关于性骚扰和性暴力的相关研究外，性与社会性别所构成的分析框架在中国大陆还尚未形成一定的研究语境。

性、阶层、社会性别，在笔者看来，是三个既独立又紧密联系着的互相建构的社会学概念。这三者在“农民工—‘小姐’”的网络中是交织在一起的，它们互存互构，彼此较量，撇开了任何一种视角来分析农民工的性文化都会造成重大缺陷。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谈小姐”这一日常言说实践中，阶层的社会作用大于社会性别的作用，社会性别的作用又强于“性”的作用。这种多元的分析框架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以M.福柯为代表的言说权力分析与以布迪厄为代表的对于社会实践关注的结合；既体现了社会学对于社会结构的关注，也蕴含了话语权力分析的后现代视角。笔者相信，多元分析框架不仅有助于在诸如男民工谈性这样的研究领域的分析，而且，还可以在其他研究领域中进一步予以发展，并使之得到丰富与细化。